读文化名人挽联
来源：东方网作者：沈栖======================================================
大凡文化名人，都是在某个领域有着卓尔不群的建树或不同凡响的实绩，从而赢得一定的社会知晓度和美誉度。其一旦驾西，顿然引起世人悲恸，挽联相祭，且多出自名人之手。这些对仗工整、喻拟兼用、巧寓典故、言简意赅的怀古之作，远胜于已成为官样文章的长篇悼词。悼词过后便无人记起，而一副上乘的挽联却是可以载之纸帛，流布人间的，死者“亦庶几死而不死矣”。它不仅昭彰着撰联者对逝者的人生和学识的评价，而且还蕴含着两者的交流、交往的轶事，甚或讲述着一段不可泯灭的历史见证。 我从自己的“记忆库”里遴选出几副文化名人挽联，解读之—— （一）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冯友兰撰梁漱溟挽联 冯友兰和梁漱溟都是北大的耆宿，在文学界、史学家各有千秋。两人长寿，著作等身。恰如梁漱溟在1985年冯友兰90大寿致函称：“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 由于冯友兰在“文革”中屈从威权，尤其是在批林批孔期间顺势而为，这令梁漱溟大惑不解：尊孔一生并研究孔子哲学的人怎么能一反常态，写出反孔的文章？在他眼里这是文人的“失节”，于是对冯友兰反感且反目——这也许是一种“爱之深，责之重”体现。而冯友兰之后在1981年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中对自己的“失节”也有深刻反思，他甚至认为女儿宗璞的正名也不能洗清自己在批林批孔中的错误。 1988年6月，梁漱溟95岁高龄谢世，冯友兰以钦佩之情撰写了上述挽联，对这位当代的儒学大师“盖棺定论”。 学术界常把梁漱溟视为“现代的孔夫子”，这是因为适如冯友兰所言：“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梁漱溟思想围绕着他一生遇到的文化问题、人生问题、社会问题而展开，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理性”。但这一“理性”不是西方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思辨理性，而是儒家的“仁”和“良知”，他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使儒家思想又有所超越提升。梁漱溟对儒学研究的“尽瘁”，在“文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他的大量书籍被红卫兵抄走、焚毁，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记忆写下《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批林批孔时，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又写下《我们今天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雄文，在万马齐喑、百喙息响的社会掷下了一声滚雷！ 梁漱溟是行动的思想家、实践型的哲学家，一生关注民生，关注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且不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山东邹平从事8年之久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不说抗战胜利后，他作为第三党的代表之一，介入最高政治，提出包括“改善中国农村”在内的民主政治理想，1953年发出的那“一代直声”，凸显出这位公共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瘼的情怀与胆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上，梁漱溟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替农民生活叫苦，替农民不能进城打工叫屈，终于酿成“廷争面折”的局面。梁漱溟敢于“为同情农夫而执言”，堪称“中国的脊梁”。 （二）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郭沫若撰鲁迅挽联 1936年10月19日，一代伟人、“中国高尔基”——鲁迅谢世。高尔基比鲁迅早去世四个月，故郭沫若充满悲情地写下“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短短100多天，世界文坛“叠坠双星”，委实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损失。由此郭沫若流露出痛心疾首的情感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无须替贤者讳，当年，郭沫若与鲁迅也是有过一段“交恶”的经历—— 1921年，年轻气盛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文学青年成立了创造社，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称从未谋面的鲁迅是“有闲文人”，鲁迅当以笔墨相讥。1927年，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基于不使中国文坛“真成了沙漠”，且创造社也是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他有意与郭沫若等人和好，但是，创造社除了郁达夫外，几乎倾巢出动，连篇累牍地攻击鲁迅，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年龄、个人嗜好（如喜欢喝酒）等作为奚落的佐料，尤其是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对此，鲁迅自是油然而生凄婉之情，但他以仁者风度静观之。 1936年，肺病日重的鲁迅面临一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论争，虽说郭沫若明确表态站在“国防文学”一边，但鲁迅还是以“郭沫若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谅之，并表示：与郭沫若“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当即，郭沫若写下《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深表歉意：“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到问题解决的曙光。”他本想返国后当面向鲁迅致歉以冰释误解、一泯恩仇，可是，天不假年，10月19日鲁迅溘然去世，最终两人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挽联中“憾于一面”的说法正是袒露了他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的心迹。 鲁迅杂文集多多，郭沫若何以特意“钦诵二心”？我认为，这多少也含有愧疚的心绪。1930年5月7日，《民国日报》刊出署名“男儿”的文章《文坛上的贰臣传——鲁迅》，恶毒攻击鲁迅“为了卢布，被共产党屈服”，并以“贰臣”讽刺之。而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创造社同仁此时也正起劲地攻讦着鲁迅，令他只能“横着站在战壕里”。鲁迅将这一时期写下的杂文结集题名为《二心集》，既是针锋相对地反击“男儿”这样的国民党御用文人，也是向创造社作出宣告：自己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钦诵二心”，使郭沫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文学由先生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纪元，中国近代文艺是以先生为真实意义的开山”。（郭沫若于鲁迅逝世当夜写下的《民族的杰作》） （三）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陈寅恪撰唐筼挽联 为纪念投湖自尽的王国维，清华大学于1929年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其中有一段广为传颂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对思想界泰斗王国维的赞颂，也成为他终身服膺的信念。正因如此，陈寅恪与世多悖，常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那更是不可避免的事儿了。上述挽联便是当年他在极度困境中的凄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唐筼，是陈寅恪的爱妻。这位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丽姿聪慧。1926年7月，因一幅唐景崧的字，两人结识，投人爱河，1928年成婚。至写下上述挽联的1968年，正是度过了整整四十年。四十年里，这对情深意笃的夫妇经历了连年战乱的磨难，更是饱受“文革”动乱的折磨，抄家、批斗、交代，病体衰弱的两位老人灾难频频，真可谓：“卌载都成肠断史”。 “涕泣对牛衣”，是陈寅恪化用“牛衣对泣”的成语。说的是西汉王章家徒四壁，生活清苦，冬天，身上只能盖着乱麻和草编成的“牛衣”。一次，王章得了重病，躺在“牛衣”里哭泣，其妻是一个贤惠而坚强的女性，劝慰丈夫生存下去，经过妻子的悉心照料，王章身体康复，走出困苦，终于功成名就。陈寅恪化用“牛衣对泣”的成语，自没有奢望“功成名就”的意图，它的真实意义在于：一、以王章的遭际为自况；二、同样有着王章落魄的心境；三、同样得到贤惠而坚强的妻子的鼓励和照料。 “废残难豹隐”中的“豹隐”一词出自西汉*刘向《列女传*陶答子妻》，比喻洁身自好，隐居不仕。陈寅恪一生淡泊名利，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许以高官厚禄，但他则视如草芥。他是一个品格纯正，看重自己的精神生命超过生理生命的人，在关键时刻体现“爱我所爱，恨我所恨”的个体性情。如1958年，面对波涛汹涌的讨伐，陈寅恪致函中山大学校长：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以不见为净，不闻为安，自躲一处著书立说，了却残生。陈寅恪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晚年失明，几成“废残”，一个“难”字，既是他洁身自好的执著追求，也是他身处窘境的百般无奈。 1967年夏天，唐筼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预先写下上述挽联，并袒露了“九泉稍待眼枯人”的心意。殊不知，唐筼起死回生，而他自己则在1969年10月7日因心力衰竭去世。45天后，唐筼随之而去，似是“九泉相伴眼枯人”！ （四）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左宗棠撰曾国藩挽联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誉。但他在政坛上的脱颖而出，与曾国藩的提携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曾向咸丰皇帝力荐左宗棠，说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而左宗棠在曾国藩麾下的幕府生涯为日后他纵横官场积累了丰富的人气、人脉资源。可是，“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 这对师生“交恶”的直接导火线是克复金陵后，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洪天贵有没有死的问题。曾听信众将所言，奏报其已毙命，而左宗棠据金陵逃出难民之供认，伪幼主洪天贵已逃至广德，于是呈密折直陈。如按左所言，曾的行为无异于欺君罔上。尽管曾上折反驳，但无法改变左所提供的事实。一场“口水战”，使曾左陡然反目。之后多年几无交往。但曾国藩于1872年病逝后，左宗棠闻讣“甚悲之”，除捐百金料理后事外，还笔蘸深情地撰写了上述挽联，在表达自己对恩师的尊敬和歆慕的同时，也流露出丝丝的歉意和愧疚。 首先，左宗棠肯定了恩师的人格：“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曾国藩效忠朝廷，鞠躬尽瘁，在这一点上，左宗棠“自愧不如”；就报效国家、剿灭洪氏，师生有着“若金”的“同心”，而恩师对自己的成长，则是“攻错若石”，起着引领的奖掖作用，这使得他虽已多年隔阂恩师，但回首反思，还是由衷感慨：“相期无负平生”。一番知遇之恩的拳拳之心和知恩图报的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左宗棠撰写此联后，家人似有不解，于是，他致函儿子左孝威，称挽联所言，“亦久见奏章，非始毁而今誉”；两人矛盾“有争者国势兵略，非争权竟势比”。并嘱其“丧过湘干时，尔宜赴吊，以敬父执；牲醴肴饶，自不可少；更能作诔衷之，申吾不尽之意，尤是道理”。如此肺腑之言，不仅为师生交恶作出了很好的诠释，也给那副挽联提供了一个注解。之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给予极大的庇护和关照，如曾纪泽就是经左宗棠力荐任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右侍郎、海防大臣。由此，当今学术界认为：曾左交恶为公不为私。这一论断，我信。 （五） 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俞樾自撰挽联 史书记载，晚清朴学大师俞樾常有偏执痴迷之举，此说不谬。他于“花甲之寿”余年尚殷之时，便在撰写一副“自寿”联后，又自撰上述挽联，并将它挂在曲园的书房“春在堂”两侧的柱子上。 细读俞樾自撰的挽联，其上联平和低调，自视一个“辛辛苦苦”的一介书生，生死无关乎时数，而自认的人生价值就在于那“著二百五十余卷书”；下联则显得高昂自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从道德角度替自己处世为人作出了一个总体评价：“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一位堂堂君子的形象呼之欲出！ 俞樾学富五车，一生著作等身。恩师曾国藩曾对自己的两个得意门生作过如此的评价：“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俞樾以恩师的褒扬为荣，治印一方镌刻“拼命著书”四字。他的著作当年就“流播四方”，据说韩国、日本诸国竞以重金收购，几近“洛阳纸贵”，一书难求。 俞樾为何要自撰挽联？有学者认为，俞樾一生追求完美，是个率性之人，在他看来，既然撰了一副“自寿”联，也就该再撰一副“自挽”联，显得平衡对称。这自有其理。我则认为，俞樾自撰挽联，与他儒释兼参，心绪旷达紧紧相系的。 读过留个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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