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生问死，无非人情---从悼挽曾国藩的对联说起
来源：腾讯大家作者：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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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人一向颇为重视丧葬。凭吊死者慰问生者，也当然是中国人社会交际的重要活动。
基督教社会的葬礼上，宗教仪式被最为看重，与之相比，中国人的葬礼上，最被看重的倒是俗世间亲友的拜祭是否隆重和真诚。其中，挽联则是中华民族吊死问生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古代士人家庭若“当大事”，子孙特别在乎亲友的挽联。有名望的人所送的挽联，往往一字之褒，荣于华衮。而那些名挽联，则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哪怕死者墓木成拱，世道变幻如云。
写挽联，需要写作者有较好的文字功底，能掌握对仗、声韵等汉字的基本知识。但这远远不够，写出好的挽联，需要才华，更需要对人情世故的了解。能够恭维死者恰当而不过分，表达情感真诚而不越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清季名臣曾国藩是挽联高手，他在生前特别爱给人做挽联。28岁时他中进士，点翰林，一直在京师做官直到42岁回家奔母丧，逢太平军起事开始书生将兵。做京官除公务外，有大量时间用来读书、交友、写作。曾国藩在京官生涯里写了无数的挽联，故京师湖南同乡有“代送灵柩江岷樵（江忠源字岷樵），包写挽联曾涤生（曾字涤生）”。
因为，并没有那么多同僚、亲友相继死去，为曾大人提供足够的创作素材。于是曾大人一个人在家里替那些还活着的朋友写挽联练手。
某年新春，曾的好友、同乡（生于益阳祖籍徽州，长曾国藩10岁）、诗人汤鹏到曾府串门，径自进曾的书房，汤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曾国藩新作诗文，想要拿来看看，可曾国藩就是不给看。大为好奇的汤鹏一把抢将过来，一看，原来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几位曾氏好友，被曾国藩写下了挽联。
由此，汤鹏与曾国藩断交。可吊诡的是，就在道光二十六年，身体很壮实的汤鹏和人打赌，喝大黄而死，年仅44岁。曾国藩送挽联曰：“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他会不会后悔昔日生挽老友而成谶呢？
同治十一年三月，62岁的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这下轮到诸位亲友写挽联吊唁这位挽联大家了。曾氏生前为一等侯、武英殿大学士，做过直隶、两江总督、北洋大臣，挽清廷于即倒，功勋卓著。死后被皇帝赐“文正”谥号，备极哀荣。其门生故吏和旧友同僚遍天下，为其敬献挽联的不知凡几。能留下来被后世记住的，依然是那些名人所写名联。
评价这些名人名联，标准之一应当是是否“颂扬得当，情感真挚”，另一个标准则是看是否切合挽者的身份以及挽者和死者的关系。
这些挽联的作者大致可分四类：一死者朋辈或职位资历相当的同僚；二是死者的门生或下属；三是死者的亲人；四是与死者有过交往的名士。
曾国藩的朋辈和同僚所送的挽联中，最有名的当属左宗棠所撰的这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此联被后世一代代人提起，确实是一副才、情俱佳的挽联。同治中兴名臣中，往往曾左并称。左宗棠一直可算作曾国藩的诤友，左对科名优于自己的曾氏之才干，很不服气，在朋友和幕僚面前乃至给皇帝的奏章中，时常攻击曾国藩“虚伪”。但这两位相互竞争的同乡，是清廷缺一不可的两大支柱。
曾国藩去世后，曾府担心那位心直口快倔强如牛的左大人依然嘴上不给文正公的面子。接到这副挽联后，曾府子弟感佩异常。在曾国藩故去后，一向不服输的左宗棠承认自己“谋国之忠，知人之明”不如曾氏。而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也恰当地评价了几十年两人不徇私情、不留情面、共同为国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另一副张之万所撰的挽联亦颇可称道：
“临履惕冰渊，百世同悲曾子箦；
功勋逾淝洛，千秋不数谢公墩。”
张之万和曾国藩生于同一年（1811 嘉庆十六年），其于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及第，比曾国藩晚九年，在科场上算晚辈。张之万是该科一甲第一名，即俗称的状元，科名盛于三甲的曾国藩。这一年曾国藩是会试总裁、殿试读卷大臣，但似乎曾从来不把张视之为门生，而是以平辈相待。仕途上张之万也很顺遂，他在剿灭捻军中立过功勋，尽管不如曾氏的不世奇功。他进士及第后在朝为官时，曾氏正带兵在南方征战，两人交往不算很密切。曾国藩去世时，张之万正从闽浙总督任上卸任，回南皮老家修养。他这幅挽联不涉及私交，完全是职位相当的同僚对曾国藩做“历史性评价”。
上联寥寥十二字，用了好几个典故。
《易经》之“坤卦” 初六 爻词曰：“ 履霜，坚冰至。”《诗经·小雅·小旻》诗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曾国藩在京师时拜大儒、同乡前辈唐鉴为师，一生在“礼”字上下工夫，行事谨慎而不逾礼。但仅止于此，这个典故用得还不算好。《论语》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到死前那一刻，都在乎父母所赐的身体是否受到损伤——此谓至孝之心。
《礼记·檀弓上》有“曾子易箦”的故事：曾参临死前，发现自己所躺的席子是季孙所赠送的大夫专用之箦，认为自己逾制了，因为他不是大夫。于是令儿子换上普通的席子，才安然辞世。曾国藩是宗圣曾参后裔，一生恪守名分，护卫礼教，张之万用此典来说明曾氏所为乃有家族渊源。
上联褒奖曾国藩的品德，下联则是肯定其功业。下联的典故不难懂，说的是曾国藩的功勋超过了指挥淝水之战击败苻坚保住东晋江山的谢安。谢安早期隐居，朝廷征召数次不出，而北方强敌虎视眈眈，世人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这和曾国藩在湖南乡下丁母忧，被朝廷三番五次催促才出山招募团练情形相似。“谢公墩”在南京钟山半山腰，谢安和王羲之曾同登此处。宋代的王安石有诗《谢公墩》凭吊。
张之万此联，不愧是状元手笔！
不过曾国藩朋辈所送的挽联中，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布衣之交欧阳兆熊所撰的：
“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此联是何等的大气磅薄，表达出了一位朋友的真情实感，无半点官场套话。
欧阳兆熊字小岑，湖南湘潭人。他是曾国藩岳丈欧阳沧溟先生的同族，和曾的两位小舅子从小过往甚密，因此在年轻时便结识了曾国藩。其于1837年乡试中举，而会试一再落第，便绝了仕进之心，一心钻研医术，浪游江湖，以儒医加狂生而闻名。
他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道光二十年（1840），刚刚庶吉士散馆的曾国藩身患重病，经正巧在京城的欧阳兆熊医治而康复。此后曾国藩官爵日高，名气日大，但他一直对欧阳兆熊尊敬有加，欧阳兆熊也一直不因曾国藩地位的变化而对其逢迎，仍然像年轻结交时那般对待曾国藩。
此联上联用陶潜诗“刑天舞干戈，猛志故常在”之典，追述年轻时两位书生鸿雁传书，畅谈志向、相互砥砺之往事。欣喜老友经过了无数的坎坷与煎熬，终于成就了千古伟人。下联则是对曾国藩的评价，在欧阳看来，老朋友身为宰辅（大学士），又立下汗马功劳，其实不足道，相对曾氏年轻时坚持写日记，每日三省己身不断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言，只是秕糠而已。“问牛相业”典出汉宣帝时丞相丙吉问牛的故事。
邴吉一次外出，碰到路上有人斗殴，死伤横道，他不闻不问，再往前走遇到有牛喘气而吐舌，他立刻停下来让人去问这牛已走了多久。身边的人很不理解，他解释说，百姓斗殴的事自有长安令、京兆尹来管。而时节才是暮春，牛却吐舌，如此可能这一年气候不正常，会直接影响收成，这是关系天下的大事。
“获麟绝笔”则是指孔子修《春秋》，在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得知叔孙氏的仆人捕获一头麒麟，夫子伤心瑞兽被庸人所获，此乃天下将乱之兆头。于是记下“西狩获麟”后，便永久停笔了，两年后孔子辞世。
显然，欧阳兆熊把曾国藩的文章看做是《春秋》那样的经典，那么其道德品行也就近乎孔子那样的圣人了，这种将为万世垂范的地位，当然比生前的功业、官位伟大得多。
欧阳兆熊，在官场之外，以平等眼光看待曾国藩，所做的评价最为准确。
另外曾国藩还有一位老友何绍基，所写的挽联近乎欧阳兆熊之联，只是无欧阳的豪迈：
“武乡淡静，汾阳朴忠，洎于公，元辅奇勋，旗常特炳二千载；
班马史裁，苏黄诗事，怜忆我，词坛剀谊，风雨深潭四十年。”
何绍基，字子贞。湖南道州人，年长曾国藩12岁（1799年生），道光十六年恩科进士，登第早曾国藩两年。父亲何凌汉在清廷做过左副都御使、署理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在曾氏兄弟显达以前，何家算是三湘数一数二的名宦之家。曾国藩中进士后，自然会去拜见何绍基这位同乡前辈。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何绍基一直像大哥那样对待曾国藩，他长于经学，诗文俱佳，书法更是精绝。曾国藩在做京官的十四年里，交往最多的朋友当属何绍基，在他的日记里，频繁地记载和何绍基聚餐、郊游，去何家拜访，两人谈诗论文。早年时曾国藩就断言何绍基的字必将“千古流传无疑”。和能带兵打仗的曾国藩相比，何绍基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官只做到四川学政。曾氏先他而逝，他这位老友心中的沉痛可想而知。
此联上联说历史评价，下联道私人情谊，顺序和欧阳的挽联正好相反。上联他将曾国藩比作汉代诸葛亮（武乡侯）、唐代郭子仪，认为其所建立的功勋两千年来难以有人逾越。下联则追忆当年两人在一起评论司马迁、班固的史书，畅谈苏东坡、黄庭坚那样的诗文交往。一句“风雨深潭四十年”，两人的情谊、对曾氏的悲悼，尽在其中。毕竟是翰林出身，较之欧阳兆熊更为老成含蓄。
曾国藩另一位同乡兼好友郭嵩焘的挽联，则在悲伤之余，不无牢骚与幽怨：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实发其议，艰难未以负公多。”
郭嵩焘1818年出生，小曾国藩7岁。曾氏第一次会试落第后，回乡经过省城长沙，结识了正在岳麓书院读书的郭嵩焘、刘蓉，三人遂成莫逆。郭嵩焘于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晚曾氏9年），是科高中的还有张之万和李鸿章，曾是这一课会试的总裁。
因此，郭与曾国藩，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曾、郭两人后来还结成儿女亲家，所以他说“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
曾国藩颇具识人之术，他尽管和郭嵩焘私谊很深，但他认为郭嵩焘文采出众，见识也不凡，但做不了能吏，难以独当一面。因此在其围剿太平军关键时期，任两江总督、节制东南兵马，清朝对其保举官员一律照准，他就是不保举郭嵩焘独立开府任官，郭的同年李鸿章也在为郭嵩焘鸣不平，认为郭好歹是个翰林，连秀才出身的刘蓉和举人出身的左宗棠都到了一省巡抚的高位。曾国藩告诉李鸿章，科举成就和能否做官和做事不能等同，郭嵩焘只能依人成事，让他出去当主官，那是害了他。
果然，郭嵩焘后来在署理广东巡抚时，和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关系闹得很僵，直到被解职闲居。光绪二年，郭嵩焘作为第一任驻外公使出使英国，对英国的制度和国家文明程度赞誉过高，又与副公使刘锡鸿不能相处。导致谤名满天下。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老友曾国藩已不能目睹这一切了。郭嵩焘的眼光超越同时代的人，但做事优柔寡断，不如曾国藩那样懂做官和做事的诀窍，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下联郭嵩焘夸耀自己对曾国藩的贡献。曾国藩在湘乡丁母忧时，对朝廷要求他出山练兵剿匪一直婉拒，此人做事谨慎，不敢轻易冒险。郭嵩焘一次次对他晓以利害、分析利弊，促使他墨垤从戎。在与太平天国交战初期，湘军败多胜少，又是郭嵩焘建议曾国藩操练水师，控制长江，从而赢得对“发逆”作战的主导权。
可是，“艰难未以负公多”，字面的意思是老先生当年那样艰难戡乱，我没能过多地分担，我对不起先生您。其本意则不无对死者的怨气：你立下如此功勋，两次重要的选择我起了关键作用，可是你却不让我出来做更重要的事情
曾国藩的门生中，李鸿章和俞樾所送的挽联最佳。这两人也是曾国藩生前最为器重的，一光大其功业，一光大其学术。他曾对两位得意门生做出过定评：“李少荃（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字荫甫）拼命著书。”
李鸿章的挽联曰：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上联是李鸿章感念老师的栽培之恩。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年李23岁），李鸿章离开故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写下了豪气万丈的诗句：“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乡试中举后，参加1845年会试落第，这一年其父李文安、也是曾国藩的年兄，带着李鸿章入曾府拜师，从此李鸿章的科名与功业与老师紧紧联系在一起。李的这一次拜师，距曾国藩去世二十七年。
所以说“师事近三十年”。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任会试总裁、殿试读卷官，李鸿章是科高中。曾氏既是他学习的业师，又是其科考的座师。
从这段曾、李师徒情缘，可看出教育的不均衡，从古到今皆然。像李文安这样的官宦家庭，能将子弟交给当时最有学问的朋友教导，而且这个朋友恰好又是三年后的会试考官。用不着科场舞弊，像李鸿章那样聪明的人，跟着曾国藩读两年书，自然就很清楚朝廷科考的衡文标准，知道阅卷考官喜欢什么样的文章。——而那些乡下举子，还在老家苦苦地摸索。
挽联的上联也引起后世人的非议，认为李鸿章自诩“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是托大。因为他的哥哥李翰章也是曾国藩的门生，早入曾氏之幕，多年担任湘军总后勤部长的角色。怎么弟弟倒成了“门生长”呢？
我认为李鸿章此语说得非常到位，而且他必须这样说。此时李鸿章已是直隶总督，乃疆臣领袖（是年六月，被授予老师曾国藩担任过的武英殿大学士之位，则是宰辅身份了），在曾氏门生中他最有资格如此说。曾国藩常说办大事要找替手——即政治接班人，如此才能保证其事业有人延续下去，而不至于人亡政息。李鸿章以其功绩证明曾国藩当年所找的“替手”是非常合格的。
此时在恩师的灵前，作为曾氏本人和朝野公认的“接班人”，他必须表态，即如现在重要人物追悼会上强调“继承革命意志”云云，申明将恩师的事业发扬光大。如此，才能告慰曾氏在天之灵，也才能对曾国荃、曾纪泽这些恩师的亲人有所交待。
上联是“于私”，下联则是“于公”。作为疆臣领袖对曾国藩作出评价。
俞樾的挽联旨趣和李鸿章的又大不一样：
是名宰相，是真将军，当代郭汾阳，到此顿惊梁木坏；
为天下悲，为后学惜，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
上联很好懂，和其他挽者一样，对老师的功勋做崇高评价，将其比作郭子仪，能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先生的逝世，犹如朝廷栋梁毁坏。
下联便道老师对他的知遇之恩。大臣故去，为天下悲。但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立下赫赫功勋的大臣，还是一位学问家，死在职位上，不能写出更多的文章、阐发出更好的道义，留给后学。“伤心宋公序，从今谁颂落花诗”则是指俞樾平生最为自得的一段佳话。
道光三十年（1850年），29岁的俞樾会试及第，此时身份是“贡士”，接下来还要经过礼部的复试、皇帝主持的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虽然“贡士”成“进士”，不会有人被淘汰，但关系到排名。贡士们当然非常重视。会试的试卷是由专门人士誊写（如此避免考官认出考生字迹从而舞弊），但复试和殿试，考官所阅的是考生自己书写的试卷，因此楷法很重要，写不出一手秀丽端庄“馆阁体”的考生，名次很难靠前。俞樾楷法不算好——他后来一直以隶书而闻名。
但在复试时，时任礼部侍郎的阅卷官曾国藩力主俞樾为第一。其他考官说这个考生文章写得确实不错，但恐怕是“宿构”，即考前背熟数篇已做好的文章，考试时恰好和题目碰上了。曾国藩反驳说，文章可能宿构，但诗（即试帖诗，会试三场考试必考科目）不可能宿构。诗题为《淡烟疏雨落花天》的五言八韵诗。曾国藩对俞樾的诗特别赞赏，尤其喜欢其诗首句“花落春仍在”，以为“咏落花而无衰飒之意”，格调高昂，因而预测其“他日所至，未可量也”。
公序是宋代大诗人宋庠的字，他和弟弟宋祁齐名，两人同科登第，兄为状元。兄弟二人都写过《落花诗》，宋祁诗中名句“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边妆。”曾国藩当年看俞樾的试帖诗时，就说“花落春仍在”与这两句相似。宋庠有句：“汉皋佩解临江失，金谷危楼到地香。”
复试取得第一的俞樾殿试时为第十九名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曾氏对他的褒奖传出去后，他当然是感激莫名。但这个人和郭嵩焘有些相似，读书读得好，文章写得好，当性格不善于做官，当过一任河南学政，被御史弹劾罢官后，回到江南，从此潜心学术。为了表示对恩师的感谢，他的书房名为“春在堂”。现在老师仙逝了，谁还能吟颂那首“落花诗”呢？
俞樾后来刻一图章“拼命著书”，盖在自己的藏书上。他的“拼命”，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一生对群经诸子、训诂小学、小说笔记颇有研究，撰著甚丰，著作辑为《春在堂全书》，共500多卷。——何止是著作等身。
曾国藩诸门生中，李鸿章和俞樾算得两位高寿。李鸿章于1901年以79岁高年辞世，但他是在屈辱和忧患中死去的，他刚刚主持了和占领北京城的列强和谈，签订了《辛丑条约》，再一次为满清最高统治者背负黑锅。俞樾活到1907年，享年87岁。在当时是真正的高寿了。李鸿章死后，俞樾为他写了一副激愤与伤心兼具的挽联：
一个臣系天下重轻，使当年长镇日畿，定可潜消庚子变；
八旬翁完真灵位业，溯壮岁同游月府，不能再逮甲辰科。
上联说得是李鸿章一人身系天下安危，也是为李鸿章抱不平，为大清惋惜。甲午战败后，天下归罪于李鸿章，李鸿章被派到广州做两广总督，远离政治中心。而朝政被一帮子颟顸的亲贵把持，如今闹出了义和拳之乱。俞樾认为如果李鸿章继续担任直隶总督，镇守京畿，凭他的见识和能力，是不会闹出“庚子事变”的。
下联则是道两人的情谊。俞樾进士及第晚李鸿章三年，乡试是同一年中举（1844年甲辰科）。所以追忆“壮岁同游月府”，即同一年月宫折桂。眼看六十年就要过去了，第二个甲辰乡试还有三年，李鸿章却去世了，无福“再逮甲子科”。
明清两代极重科第。一位士大夫如果在其中进士后六十年（一个甲子）的殿试揭榜后还活着，会被邀请“重游琼林”，参加皇帝为新科进士举办的“琼林宴”。
你想想，假如一群乙巳科的进士，和前六十年的乙巳科老进士一起聚会，是何等的盛况。乡试后的举人在一起的宴会叫“鹿鸣宴”，前六十年该科举人还活着的，会邀请重宴鹿鸣。一个人能第二次参加琼林宴和鹿鸣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及第早，十八九岁或二十多岁就中举或中进士；二是要活得足够长。
李鸿章“不能再逮甲辰科”，俞樾有这个福气。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甲辰科乡试后，84岁的俞樾还活着，不但参加当年的鹿鸣宴，还复任翰林编修。——他于咸丰二年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翰林编修。这样的人生际遇，读书人几个能有？
挽曾国藩的对联中，还有一位作者不能不提，此人和曾国藩的关系颇为复杂，既不是平常的门生，也不是同辈朋友，勉强算得上曾经的幕客。此人是王闿运。
这是个很不安分的主，学了一辈子的帝王术，到处兜售，却无成效。此人有大才，但性格不好，恃才傲物，好做惊人之语，臧否人物评论时事刻薄而谐谑。
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此君一辈子就是个举人，会试屡次名落孙山。早年在北京做权臣肃顺的西席，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联手发动“辛酉政变”，除掉肃顺等顾命大臣。
从此，王闿运飘荡于江湖间，周旋于达官间，或入幕参襄，或入书院讲学。他曾经短暂地当过曾国藩的幕友，但此人好说妄语，不是那种老老实实做秘书或参谋的人，和曾国藩相处得不好，于是只能另谋他就。据传他曾劝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称帝，北伐京师。被曾斥之为狂妄。可见他并不了解曾国藩，曾翰林出身，一辈子恪守名分，让他这个人冒着毁掉一辈子名节而很可能失败的风险去造反，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王的挽联对曾国藩的评价远不如其他的好友、门生评价那么高：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
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
上联说曾国藩平生以建立霍光、张居正这样的功业自居，但是时代不同，功勋也不相同，曾氏无非留下了勘定反贼的攻略而已。下联肯定曾国藩的经学功夫超过清代的前辈大儒纪晓岚、阮元，但遗憾的是去世太早，未能留下更多的著述。其上联却激怒了曾府。书生论事，多纸上谈兵，看人挑担不吃力。勘定席卷十数行省的太平天国，是何等的艰难，假使张居正晚生六十年，他也未必能平定李自成、张献忠。而且霍光、张居正两人在死后，家族都受到了朝廷清算。在人葬礼上送这样的挽联，不是添堵吗？下联惋叹“龙蛇遗恨礼堂书”，也隐隐有对曾国藩忙于政事而疏于学问的不屑。曾国藩所处的不是纪晓岚所处的乾隆朝那样太平，一个人四十二岁开始从书生变成将帅，整日行军打仗。
勘定东南后，曾氏成为第一重臣，面临的又是内忧外患，为大清朝熬到了油尽灯枯，能有多少余暇来做学问，能取得那样的学术成就，也就是勤勉如曾国藩才有可能。湘绮先生，毕竟是狂生。这挽联文辞自然不错，但于人情世故，却有所欠缺。
最后，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一下当时身份最为尊隆的人——即皇帝所送的挽联。同治帝的两幅挽联是：
其一：
本一代完人，先定东南，次平西北；
为六旬元老，名扬中外，忠冠古今。
其二：
功在国，德在民，名在天下；
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
这两副挽联应该是翰林院的词臣为少年天子草拟的。四平八稳的官家口吻，也不用什么旧典，其文辞只能说平平。但这是最高统治者的评价，是真正的“盖棺论定”。尤其说曾国藩“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用现在流行的语言来说则是“党和政府高度评价了曾国藩同志伟大的一生”。这两副平常的挽联，比起那些“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卓越的军事家”等等的评价，雅驯且不说，还多了一些人情味。
错大爷一拍电脑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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