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西天目山老殿联语
转自中国天目山网站作者：顾彭荣
1935年，大名鼎鼎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游览西天目山，登临危崖路，穿行于大树流泉间，兴致颇高。来到开山老殿，他还应寺僧之邀，写了一副对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一联语是什么意思，此处还得先交代一下时代背景和相关知识。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爱国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但这场文化革命运动，也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新文化运动，却较五四运动早数年便已发生。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的准备和舆论的酝酿，而五四运动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便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这是一个青年激情飞扬的时代，也是一个青年命运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的时代。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字适之。他曾留学美国学习农业，后师从美国实验主义（或译作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1917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在美学习期间，深受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感到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因而产生改革的思想。他认为应向古老中国的躯体里注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少年血性汤”，唤醒沉睡百代的中国“美人”，让西方“少年”和中国“美人”结为“夫妇”，从而诞生一个“青春的中国”。胡适在哲学上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而实验主义是西方现代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他为了在中国传播新的思想，主张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也即进行文学革命，倡导新文学。他自称：“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自此，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变成了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口号。
由于此时的胡适已不是从封建士大夫转化而来的维新派，而是在国外饱受资本主义教育，对资本主义文明了解较深入，眼界较为开阔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能够成为在文学领域中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重要人物，这是他超过20年前同样倡导文学改良运动的梁启超的地方。胡适的著名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实际上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最早呼声之一。
在创作实践中，胡适以白话描写现实生活和斗争，开风气之先河。1917年2月，胡适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1920年3月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取“自古成功在尝试”之意，表明这是在实践他的实验主义。此书经多次再版，销量超过万册，可见它在白话诗创作中的颇大影响。胡适最早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早于鲁迅先生。除了白话诗文，还写剧本，如《终身大事》，虽嫌稚嫩，但在五四高潮中发表出来，对推动剧本创作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这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工商业略有发展上升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活跃身姿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
总之，这是一个博采总家、吸纳新潮的时代。用今天的年龄观念来看，五四时期的很多前驱和骨干当时都是中青年：1919年，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周作人34岁，钱玄同32岁，李大钊31岁，胡适28岁，刘半农28岁，傅斯年23岁，罗家伦22岁……他们虎气生生，凛凛生威，正如李大钊《青春》中所说，他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一代知识分子“奋空拳，扬白手”（罗家伦语），与各阶层民众同声相应，为拯救中国，为在现代世界争我中华一席生存与发展之地而呼号奋斗。
胡适这些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先驱者们，他们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先进人物。但五四以后他们的变化是很大的。陈独秀、李大钊走上了马列主义的道路，胡适却很快对封建势力妥协，后来成为中国买办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经历了一段思想斗争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周作人从消沉而投降，后来当了可耻的汉奸。因为本来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立场和观点就并不一样，他们在反对封建旧文学、提倡白话文等问题上联合了起来，但对什么是新文学等一系列问题的主张和见解就很分歧。1919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抛出系统地宣扬他的哲学思想的《实验主义》。5月，迎接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杜威用两年时间在中国走了12个省市，讲学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在国外学者来华讲学的历史上是罕见的。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大骂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实则是反对马列主义的传播。8月，李大钊针锋相对地发表《再论问题和主义》，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而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首先要解决经济基础问题，并为此进行阶级斗争，所以要针对现实谈“主义”，宣传真理。这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第一场著名的论争。至此，新文化运动内部的分裂之势已现。1920年11月，胡适致函《新青年》编委，认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苏俄》（前苏联刊物）的汉译本”。后来，胡适退出了《新青年》编委会，于1922年另办《努力》周报，宣扬“整理国故”去了。此处仍回到西天目山老殿“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一联语下联明白浅显，暂且不论。上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就是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思想的阐释。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要“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有什么证据说什么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可见15年之后来登西天目山，胡适也念念不忘他的这套理论，并广为宣扬，以示后人。
诚如以上所述，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是个有着巨大魅力的人文系统，所以胡适等那一辈新文化运动人物，并不能剪断传统文化的那根“脐带”，他们在生活情感中总会保存一些对传统文化良性因素方面的几许依恋，比如“集句”的游戏，就是胡适情趣上的一点雅兴。而西天目山开山老殿这副对联，即是他集句的经典之作。所谓“集句”，就是集古人的现成句子以为诗，以为联，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在做诗之外别创的一种韵语文学样式，这须是读诗、做诗达到烂熟程度之后始能驾驭的一种体裁，非初学诗者所能为功。胡适博学多才，视通万里，对集句运用自如，堪称大家。且看他的1930年3月2日日记：
储皖峰先生来谈，他说，他集了我的话作一副对联：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
此联甚好。他又最称许我集的《楚辞》联：
吾方高驰而不顾，
夫孰异道而相安？
我集《楚辞》还有几副：
孰不实而有获？
独好修而为常。
恐修名之不立，
苟余情其信芳。
皖峰是胡适的学生，胡适是举国通行白话文的开风气者，储君以其师白话文的新格言对偶句式来玩传统的集句游戏，也算是一种创例。
胡适的集句，又对前人的格式有所突破。别人从诗里撷句而集，觉得不能尽兴，就扩展到词，而胡适更推广到经、史、子、集各部，只要是书中打动他的成句、格言，他就摘取过来予以搭配、嫁接，借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哲学观或学术理念，直到晚年，这种集句的兴致似乎也未曾稍减。上世纪50年代前期、中期，是胡适在纽约作寓公的日子，多闲暇，但并不畅快，他还有心思在日记里记这些内容，可见他一生都不是一个只讨生活的自了汉。1955年2月15日日记：
储皖峰曾集我的话作一副对子：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要怎么收获，先怎么栽。
我曾对他说，上句也可以对：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自1935年西天目山老殿题联，至1955年2月15日日记，又有20年过去了，胡适仍念念不忘“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是把“天”改为“日”而已，可见他对先师杜威实验主义理论的崇敬和坚持，以及对集句的缱绻情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原意是比喻要尽责任，是褒义词。到了近世，始有人解作敷衍了事。胡适集句中所用的，还是它的正解呢。
集句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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