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话”释义
转自 中国文学网作者 任先大
=======================================
自清代联学大师梁章钜（1755—1849）于道光年间撰写出《楹联丛话》而创联话一体，一个新的问题影随而至：什么是联话？梁氏《楹联丛话》虽然发明了“联话”一词，但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理论界定。梁氏之后，这个“新问题”长期被高悬搁置起来，无人问津； 当代学者龚联寿打破沉默，他在《联话丛编·前言》中说：“联话，是我国文论中的一种样式，与人们熟知的诗话、词话一脉相承。诗话、词话所‘话’者，是诗与词；联话所‘话’者，则是楹联，讲述楹联的故实以及楹联作家的轶事，评论楹联作品的得失。联话之作，内容丰富，形式活泼，是一种漫谈式的论联体制。由于和笔记相近，因此，亦可将其看作谈楹联的笔记。” 针对联话的性质、产生、对象及功能作了粗略的说明。下面，从《楹联丛话》和吴恭亨《对联话》等经典联话文本出发，笔者想对“联话”的内在含蕴作一些具体的探讨。
一
联话是与诗话、词话、曲话及文话处于同一平台的一种独特的传统文论体式，是我国传统文论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对于联话的文论性质，陈继昌在《楹联丛话序》中就已经触及，他认为梁氏《楹联丛话》在“叙其所缘起”的同时，还“附以品题”，即对历代楹联作品的得失进行了评价。清末宋滋蓍在谈及《楹联丛话》时，也说：“梁茝林中丞集古今楹帖为一书，略加评论，命曰《楹联丛话》。” 今人赵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清代卷》也认为：“《楹联丛话》的意义正在于建构起完备的楹联批评标准，使有清一代的楹联创制之盛能够上升到理论”。在笔者看来，《楹联丛话》这部联话著作的“理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楹联及其子类（包括应制联、庙祀联、寿联、挽联、切姓联及集联等）的起源和演变进行了探讨。二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历代联作特别是清代联作进行了分类研究。首先，他把古今楹联分别归入十大类，即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使之有类可依；然后从作家论的角度将楹联分为“才人之笔”和“仁人之言”，吴恭亨《对联话》还别为“学人之笔”；再者从读者论的角度，将楹联分为“佳作”（“佳构”、“佳制”、“杰作”、“杰构”）、“寻常楹联”和“不佳”三个等级。三是提出了从事楹联创作应该遵循的一系列法则，如“自出新制”、“设想奇创”、“使事无痕”、“措词蕴藉”、“情景俱到”、“情文兼到”、“自然工切”等。四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元化的楹联审美标准，其中最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审美标准是 “工切”和“情文相生”。在他看来，优秀的楹联作品应该是“工”（对仗工整）与“切”（楹联的内容与题目或者题咏对象切合）的和谐统一，情与文、情与景的和谐统一。由此可知，梁氏《楹联丛话》确非一部单纯的楹联作品汇集，作者在“钞纂楹联”的同时，还建构起具有一定体系的楹联理论，故钱仲联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将其归入“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论著”加以介绍。当代有学者认为：“梁书收集面广，资料具体而丰富，但在对联理论上基本上没有涉及。”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不切实际的。
二
联话作为我国传统文论中的一种样式，具有四大主要功能。一是辑录、保存历代联作。楹联作为一种具有独立意义的文体滥觞于唐代，五代两宋时期得到相当的发展。宋代的联家有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石曼卿、朱熹、真德秀、楼钥、蔡司理、洪俞、李清照、陆游、文天祥等人，其中北宋最重要的联家是苏轼，南宋最重要的联家是朱熹。元明以来，作者渐夥，楹联创作渐入佳境。元代最重要的联家是赵孟頫，明代的楹联作家主要有朱元璋、刘基、解缙、杨慎、祝允明、唐寅、海瑞、李东阳、王守仁、徐渭、李贽、左光斗、史可法、董其昌、夏贵溪、袁文荣、邱岳及张延登等人。到了清代，楹联创作在前代不断积淀的基础上，进入了鼎盛时期，“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从清初至道光年间，“名公巨卿”中的代表联家有李渔、朱彝尊、郑板桥、蒲松龄、袁枚、纪昀、翁方纲、伊秉绶、梁同书、阮元、彭元瑞、齐梅麓、程春海、陶澍、林则徐及梁章钜等人，楹联成为了清代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主流文体之一。历代“名公巨卿，鸿儒硕士”创作的“美富”的楹联作品，在“联话”产生以前，一直处于“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湮沉”的状态。梁章钜在“慨惜”之余，诹遍八方，广泛搜罗，将五代以来的联作“辑成一书”，有意识地、创造性地保存了大量的楹联作品。吴恭亨（1857—1937）撰写的《对联话》，据粗略统计，全书共收录历代有名有姓的联作者千余人，其中联史上著名的联家（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陶澍、左宗棠、曾国藩、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俞樾、王闿运、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禹之谟、易顺鼎、李篁仙、方地山等）上百人；收录历代联作近三千副，百分之九十五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作品。数量庞大的历代联作通过“联话”得以保存、流传下来，为中国楹联史学科的建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原始材料。
二是评论楹联作品的得失。联话不仅仅是单纯历代楹联作品的汇集，其作者在有意或者无意保存历代联作的同时，还常常结合自己丰富的楹联创作经验，对所收录的楹联作品特别是名家名作，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形上评点。如《楹联丛话》卷之五“廨宇”云：“京师贡院明远楼上有七言对联云：‘夜半文光射北斗；朝来爽气挹西山。’此雅切京师，若移置他省，便不见佳。” 又有评某宗祠楹联云：“情文兼到，颇能动人。” 《楹联续话》卷一“应制”云：“乾隆五旬万寿时，京师经坛有联云：‘四万里皇图，伊古以来，从无一朝一统四万里；五十年圣寿，自兹以往，尚有九千九百五十年。’气象高阔，设想奇创，对仗亦新而稳，与寻常楹联蹊径迥乎不同。” 《楹联三话》评浙中武庙戏台联云：“楹柱之联未有壮丽工切如此者。” 《楹联丛话》卷之十二“杂缀”云：“福州乡俗，每逢端午节，既于朔日悬蒲插艾于门庭，而五日午时，又必用红笺书对句，贴于楹柱，谓之午时书。……其用‘艾旗招百福，蒲剑斩千邪’及‘蒲带荣封一品，艾旗捷报三元’旧语者，盖十家而九，则堕入恶道矣。” 《对联话》卷十一“杂缀”载：“杭州清泰门火车站旁有茶室兼澡堂。刘葆良题联云：正瓯越销兵沪杭同轨之时，借胜境涤尘嚣，在明圣湖六桥以外；问陆公茶灶屈子兰汤何处，有层楼矗云表，距清泰门百武而遥。又镇江京江第一楼者，高临大江，南来帆舶，皆鳞凑楼下，楼附设卖酒室兼茶座。有联云：洒后高歌，听一曲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茶边话旧，看几番星轺露冕，从淮海南来。一沉着，一雄豪，两皆切地，搬移不动，杰制也。” 吴恭亨认为，以上两副联作可以称为“杰制”，在于“两皆切地，搬移不动”。虽然每每只有片言只语，不可能形成黑格尔式的理论体系，但深中肯綮，为我们建构具有当代形态的楹联理论特别是楹联审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介绍写作背景，即陈继昌所谓“叙其所缘起”。联话之“话”，乃故事之意，联话简言之 也就是关于楹联的故事。介绍写作背景是联话之“话”的中心内容。如《楹联丛话》卷之二“应制”云：“乾隆中，每岁巡幸热河，必于中秋后一日进哨，重阳前后出哨。跸路所经，有所谓万松岭者，满山皆松，为重九日驻跸登高之所，岁以为常。庚戌岁，上进哨时驻此，周览行宫，顾谓彭文勤公，令将旧悬楹帖悉易新语，期以出哨登高时亲阅。公连日构思，偶于行殿正中得句云：‘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谓贴‘万松岭’也，而难其对。因以片纸驰价，属纪文达公成之。文达公笑曰：‘芸楣又来考我乎？’即令来价立待，封纸付还。文勤公启视，则已就余纸写成对语矣。句云：‘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上称觞。’” 将两人合作创作楹联的完整过程作了清楚、生动地交待；又《楹联续话》卷三“佳话”云：“镇江有某盐商，欲求阮芸台师书楹贴，师未许也，而某商愈欲得之。师令人语之曰：‘我有两部旧书，应归镇江人刊行。如肯成此美事，必书楹贴以报之。’某商首肯。师即日以七字联句奖之云：‘古籍待刊三十载；旧闻新见一千年。’” 对“大手笔”阮元创作七字联句的“盐商”背景进行了曲折叙述。在介绍写作背景的同时，偶尔也言及联作者的生平或轶事。《楹联丛话》卷之四“庙祀下”介绍益阳郭顽石云：“益阳郭都贤，字些庵，前明天启进士，巡抚江西。甲申后为僧，自号顽石。其名附见《明史·左良玉传》，魏叔子之师也。叔子集中有《上郭天门先生书》，即此人。” 卷之九“佳话”讲述清代著名楹联作家梁同书的轶事云：“梁山舟学士，于嘉庆十六年冬患发疽，危笃中见有人持楹贴入，其句云：‘万里烟云开瘴户；一天风雨护神炉。’病遂愈，因自号新吾长翁。” 《对联话》卷三“题署”介绍临湘吴凤荪獬云：“吴为人质朴，似山谷之癯，庚子予在长沙候审所，曾一见之，貌殊不逮其文笔之华美。” 自唐代以来，联史上的作家繁若星辰，联话对于联作者的生平事迹、轶事一般不作介绍或者采取淡化态度，至于哪些作者的生平事迹或轶事应该稍加讲述，往往带有主观的随意性，并不遵守客观之法则。
四是考释文本。考释功能也可称为读解、阐释功能。考即梁章钜所谓“稽此故实”，也就是考证典故和史实，在联话中一般用“按”或“考”来指示并引起下文。用典是楹联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自然引起历代联论家的特别关注。对用典的“关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出用典的法则，如吴恭亨认为楹联创作的用典应做到“无斧凿痕”和不“一味贪多”，“若一味贪多，堆垛故事，味终同嚼蜡。” 二是读解典故，揭示来源。如《楹联续话》卷二“胜迹”云：“或传梅关一联云‘不必定有梅花，聊以志将军姓氏；从此可通粤海，愿无忘宰相风流。’按：梅关即梅岭，又名庾岭。《史记索隠》谓‘相传以梅将军名’，而《南康记》又云：‘前汉南越不宾，遣监军庾姓者讨之，筑城于此，因之为名。’则两说皆可通。《南康记》又云：‘庾岭多梅，亦曰梅岭。高一千三百五十丈。唐张九龄奉诏开凿。’” 用一“按”字，揭示上联典出《史记索隠》，下联典出《南康记》。又梁氏《楹联三话》卷下录山西张穆集杜句贺阮元加太傅衔楹帖云：“‘从来谢太傅；只似鲁诸生。’按杜诗《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沲江画图》诗末联云：‘从来谢太傅，丘壑道难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诗中一联云：‘耻为齐说客，只似鲁诸生。’不稽其出典，不知其浑成也。” 在梁氏看来，运用典故是集句联创作的显著特征，要知其妙处，须“稽其出典”。考的第二层含义是考证史实，如《楹联丛话》卷之四“庙祀下”云 ：“吴中多周公瑾祠，有自夸其撰联之工者，云：‘顾曲有闲情，不碍破曹真事业；饮醇原雅量，偏嫌生亮并英雄。’余谓‘既生瑜何生亮’语出《三国演义》，史传中并无其事，本传历叙公瑾运筹决胜，绝无与诸葛交涉一言。惟《鲁肃传》载：‘肃迎刘备于当阳，劝备与权并力，备甚欢悦。时诸葛亮与备相随。肃谓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数语而已。大抵瑜亮之评，前明即有之，故王渔洋《古诗选·凡例》及尤西堂《沧浪亭诗序》皆袭用之。” 在揭示典源的同时，对“偏嫌生亮”在史传中是否有其事，作者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长于考证的联话著作，除梁氏《楹联丛话》，还有清末朱应镐撰《楹联新话》等。《楹联新话》卷二“祠庙”载四川姜维祠联云：“九伐竟无成，心师武侯，能继祁山六出志。三分不可恃，计诛邓艾，已复平阴一败仇。”朱氏通过细考《蜀志》诸葛亮、姜维两传及《通鉴纲目》，得出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曹魏皆非事实（“维之伐魏只八次，亮之伐魏只五次”），而是世人习闻《三国演义》虚诞之说的结论。无论是考证典故还是考证史实，目的在于为读者准确理解、把握文本的意义扫除障碍或纠正文本的错误。
释就是解释文本中语词的意义。《楹联丛话》卷之七“胜迹下”载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云南昆明大观楼长联，这副传诵海内的长联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以难读著称。梁氏释义云：“按上联之‘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缟素’指鹤山。皆滇中实境。” 又《楹联续话》卷二“胜迹”载无名氏福州城外之罗星塔联云；“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长消。”梁氏解释此联说：“此山为海潮来往之区。此联出语第一第二‘朝’字上平声，第三‘朝’字下平声，通作‘潮’字。第四‘朝’字亦下平声，第五‘朝’字上平声，第六‘朝’字又下平声。对语第一第二‘长’字平声，第三‘长’字上声，第四‘长’字是平声，第五‘长’字是上声，第六‘长’字又是平声。如此读之，自不烦言而解，不过是言潮汐长消而已。” 释是对文本语义的直接解释，考证典故和史实实际上也是对文本的解释，不过是间接的解释罢了。
三
联话作为一种新的文论体式在清代道光年间正式产生，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主观上看，梁章钜个人开阔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他独有的忧患意识，使他能够为联话之体的呱呱坠地接生，成为一位“能干的助产婆”。在客观上，除了历代楹联创作的不断积淀和清代楹联创作走向繁荣的因素，还受到了历代诗话、词话及文话的启迪和影响。对此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中有清楚的交待，他说：“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钅九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 在梁氏所言文论诸体之中，诗话之体对于联话生成的影响最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写作模式。诗话作为我国古代一种流行的论诗体裁，其写作模式可以分别从内容、形式及风格上来言说。从内容上看，诗话所牵涉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一种漫话诗坛轶事、品评诗人诗作、谈论诗歌作法、探讨诗歌源流的著作。就一般诗话著作来说，其内容主要由两个板块构成：一是诗之“话”，即关于诗歌的故事；二是诗之“论”，即对诗人诗作进行评论。诗话是“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 从形式上看，诗话是由一条一条内容不甚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的创作体制，短小精悍，随言长短，富于弹性。从风格上看，它不是严肃正经的崇论闳议，而是亲切随意的漫谈随笔，轻松平易，不拘一格，信笔所至，优游自在。诗话这种写作模式以一种自觉的方式为联话所继承。二是材料来源。联话的材料来源有多种途径，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途径是来源于诗话。综观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以后的历代诗话，不难发现，诗话不仅是关于诗之话，也是关于联之话，不过以诗之话为主体和重心而已。欧阳修《六一诗话》云：“时有安鸿渐者，文词俊敏，尤好嘲詠。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随，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 类似的属对故事也见于司马光《温公续诗话》：“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曼卿（石延年，字曼卿，994－1041）对‘月如无恨月长圆’，人以为勍敌。” 从此以后，诗话谈联逐渐成为一种现象，数量上也越来越多，至清代袁枚著《随园诗话》，中有联话20则，收联作近40副。粗略统计，《楹联丛话》从《随园诗话》中共辑录联话14则，楹联24副，数量为历代诗话之最。三是概念的借用。在联话所建构的概念系统中，绝大部分的术语和概念都来自诗话这座储量丰富的概念库，如味、意境、气象、蕴藉、去俗、熟读、壮丽、典丽、工、切等等，都可以在历代诗话中多次反复地找到它们的身影。可见，联话与诗话之间非断裂，而是母子般血脉相连。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联话下这样一个定义：联话是以楹联这种文学样式为主要话语对象并对楹联作品进行辑录、写作背景介绍、评论和考释的一种独特的传统文论体式。它生成于清代道光年间，是在楹联创作走向繁盛的基础上直接受到历代诗话、词话及文话影响的产物。
参考文献：
龚联寿：《联话丛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87、1711页。
赵雨：《中国文学史话·清代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73页。
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6页。
梁章钜等：《楹联丛话全编》，白化文、李鼎霞点校，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7、159、230、147、27、191、39、108、528、175、256、40、81、181、5页。
吴恭亨：《对联话》，喻岳衡点校，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95、96、70页。
蔡镇楚：《诗话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5、277页。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