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藩/文 陈翔/摄 《温州日报》 2006-01-14
瓯越副刊与温州市“迎春福”组委会联合举办的“迎春福”有奖征联活动引来全国各地600多名参赛者,日前评选结果已经揭晓。看到对联拥有如此众多的爱好者,让我想起家里珍藏的一副对联。
众所周知,对联是汉语言文字特有的艺术。然而,我家一副对联,是满文的,实属罕见。
这副联有汉文的款识,给它加上现代的标点符号,是这样的:“公馀谨择‘壁悬名士画,案拥古人书’句,译以国语,书应阆仙一兄大人雅属。昭甫裕彰书于东瓯郡廨。”
作者裕彰,想必是一位满人,昭甫是他的字。满人,特别是上层满人,在入关前就大力学习汉文化,清朝建立许多年之后,满人基本上认同了汉文化,他们大多有了汉文姓氏(满姓的汉文译音不算),“裕”就是满人的汉文姓氏之一。著名的《御香缥缈录》的作者,在慈禧太后身边任外文翻译、在新中国任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裕容龄,就是一位姓裕的满人。对联上没有说明作书的时间,这时间应是清朝同治光绪间。因为属书的“阆仙一兄大人”是我高祖的堂兄,虽生卒年不详,但可以推知他是同光间人。
看来裕彰是当时温州府的一员官吏。“廨”是官署。到了清朝,温州早已不叫“东瓯”了,行政区划也不称“郡”,但中国人好古,故裕彰把温州称作了“东瓯郡”。
要是现在,谁在上班时间搞私人的文艺创作,一定不会留下白纸黑字的“作于某某办公室”的说明。但在从前,当官为吏的在官署里吟诗唱曲作书绘画,却是好事,一来显得儒雅;二来显得闲暇。闲暇就是“政治清明”的体现。《儒林外史》中就写到南昌府一位知府,他为官清正,作风儒雅,他的衙门里常闻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这位裕彰大人大概也想表现一下这样的“情调”,所以公开说他的对联“书于东瓯郡廨”。当然,他也首先声明是“公馀”,并没有影响公事。
他所谓的“国语”,指的是满文,那两行满文是汉文“壁悬名士画,案拥古人书”译过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他的民族创制了文字,但入关后满人却习惯常使用汉文,到清朝晚期,会用满文的满人竟然不多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退位后受民国“优待”待在紫禁城里,有一位满文教师专门教他学满文,可是他学了许多年只学会一个字:“伊立(起来)!”晚清满人裕彰用满文写对联送朋友,并强调这是“国语”,足见他民族感情之强烈,对清皇朝之忠诚。
这位裕彰先生满、汉文化功底一定都很 好。款识上的几个汉字行楷,虽是馆阁体的底子,但在端庄圆润之外,兼具飘逸流畅的风韵。作为这副对联主体的满文,写得十分正规,凡相同的符号描画得一模一样,令人怀疑是印刷的。但这两串满文写得刚劲有弹性,并不死板。这几个满文书写的方法、笔画的运行,我实在捉摸不透,只是感到既瑰丽又神秘。
对联的汉文原文,是五言的。译成的满文,上下联各是七组符号,也许可称作是七言的吧。其中,第二组符号和第六组符号,上下联完全相同。我猜想这两组符号可能是虚字。对联艺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无论内容上的还是形式上的。裕彰这副对联,汉文原文对仗很工整,译成的满文,上下联相应处却有两对雷同的字,这就好像不“对”了。但是把话说回来,上下联相应的文字有雷同的问题,也不是绝对要不得的事。在无数的汉文对联中,上下联相应处使用雷同的虚字现象也不是找不到,如梁启超挽康有为的联,上下联倒数第二个字都是“之”,在长联中这种现象更有所见。
汉字是音形义一体的方块字,写成对联,四言、五言、七言、八言,左右对称。满文却是拼音文字,长短不齐,写成对联则很难对称,这又是不怎么“对”的地方。幸而满文的书写跟改革之前的汉文一样,都是“直写左行”,两句话可以写成两条直幅张挂成一副对联。而横写的藏文就写不成对联。这副满文联虽左右文字不匀称,却自有其参差变化之味。
因而,对这副满文联的“对”和不“对”问题,我们也不必苛求了。无论如何,这副联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
现代派的书法创作家和鉴赏家,对书法艺术讲求“视觉冲击力”的效果,我家的这副满文联,无疑就是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这副对联一挂,如果不瞥见款识,几乎谁也看不懂。1998年有人统计,世界上能使用满语文的人只剩700多名了。看不懂就是“好”!日前,一个展览会上就出现过好些符 般的书法作品,也有人叫“好”。可惜这副满文联多了汉字款识,否则,令人彻底看不懂,它就更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