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客厅里悬挂着一副对联：“受人以虚，求是于实；所见者大，独为其难”，上款题“翼谋吾友属集圣教序字”，下款署“壬戌十一月启超将去金陵写”，并钤白文“新会梁氏”和朱文“启超私印”印章两枚。这副对联是梁启超先生当年送给曾祖父柳诒徵先生的，梁先生善作对联，又善集句联，此联用六尺宣纸书成，写得清雅绝伦，飘逸自如，数十年来一直珍藏在我家中。说起这副对联的来历，就不得不提到二位先生的学术交往。
1915年至1925年，曾祖父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不仅与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创办《学衡》杂志，又与学生缪凤林、景昌极等办《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旨在平心静气讨论学术，不立门户，不争意气。这一时期，曾祖父学术创造力最为旺盛，发表史学论文数十篇，其中有《论近人言诸子之学者之失》一篇，载于1921年《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与章太炎、梁启超、胡适论学。文章发表后，章先生很快回信给曾祖父，承认自己“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一再感谢曾祖父的批评。
1922年冬，梁先生应邀在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与曾祖父往来较多，时常商谈研史心得。曾祖父对梁先生很尊重，还让自己的学生去听梁先生的课。梁先生对曾祖父也很推崇，有一次讲课时说：“我梁某灵感来了，想到就写，写完出版，所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柳翼谋先生讲《中国文化史》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和他自己的独立论断，好些朋友、学生从他的讲义取出一部分，发展成为专著。他的讲义虽然年年加多，却仍然只是一本油印的讲义。我催他几次出版，他老是谦说芜杂，不够严整。我说，你再不出版，怕是重要部分都要变成别人的东西，好的都被别人偷走了。”离开南京时，梁先生就写下了这副对联送给曾祖父，以此作为对曾祖父文章的回应。
1925年，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曾祖父仗义执言，愤而离校。先后在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其时，梁先生与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诸先生都在清华研究院，是以梁先生与曾祖父又有交往。据《吴宓日记》载，1926年11月11日吴先生就陪曾祖父拜访过梁先生。吴先生在其《空轩诗话》中将曾祖父与梁先生相提并论，皆因二人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且都致力于中国文化，都能以“浅显犀利之笔”写出家喻户晓的文字。梁先生成名很早，彼时曾祖父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学者，到后来与梁先生“联镳并驾”，坐而论道，梁先生也展现出前辈的风度，在他将要离开南京之际，写下“所见者大独为其难”联送给曾祖父，如此雅量令人肃然起敬。曾祖父将其视若至宝，挂在家中，时时玩味。光阴荏苒，物是人非，唯有这副对联得以幸存，静静诉说着一段曾经的文字因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