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954年清理成都市东门外永兴乡明墓十六座,其中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号墓的前室皆有门联,但因石质风化已字迹不清,无法识读,唯第九、十、十一号墓门联保存完好,尚清晰可辨。其中九号墓墓主李朝,明隆庆年间蜀王府贵官。墓分前后两室,前室有联文:
修篁古柏时呈秀;
明月清风景最幽。
中室门联:
竟翠松惟柏;
长存山与河。
22、同上十号墓,墓主陈时钦,明万历年间蜀王府奉政大夫,卒于万历三十年。前室门枋石刻联文:
紫气通潜溪涨□;
碧霞常锁绮窗明。
23、同上十一号墓,墓主赵义之,明万历年间蜀王府贵官。墓分前后两室,前室门枋石刻联文:
山水盘旋光寿域;
松柏蓊郁映佳城。
后室亦有门联:
平时已沾天赐盛;
乾坤容得此身闲。
24、1998年清理成都市三环路工程琉璃乡潘家沟十二组明末蜀定王及二妃墓,有联云:
翠钿有因,四十载良缘,忽讶一朝成幻景;
黄粱未稳,六十年好境,可怜一梦付东风。
数带横拖,若拱若朝,隐隐列成龙虎局;
群阜直耸,如仪如□,明明尽就帝王居。
绿树隐新丘,风撼松声长夜话;
青山埋秀骨,地钟精气万年灵。
以上明代墓室门联共37副,出自二十六座墓中,墓主多数是明蜀藩王府中宦官,其年代最早者为成化,最晚者已至明代末年的崇祯,而以嘉靖、万历年间者为多。除一墓一联而外,属两室者多前后两室分别各有门联,一墓刻两联。如衣冠庙万历三十六汪庭用墓,不仅前后两室各有门联,在后室壁龛两侧也刻出联语,在一座墓中共刻出门联三付,可以说是凡门皆有联了。由此可见,在上述一墓两联的材料中,属两室以上的墓葬,可能当年刻联也不只一副,只是有的没有能够全部保存下来罢了,至少部分情况是这样。
此外,明墓出土的买地券背面多刻画八卦图象,并附“天星生贵子;八卦望儿孙。”“山神守护(护祐);地脉扶持(来迎)。”“九星扶地脉;八卦镇山川(乾坤)。”之类的联文。有的券联,还讲述了其他方面的内容。此种文字虽不是门联,但同样出于墓葬,内容大都与葬墓堪舆有关,显然是由墓葬门联派生出的产物,也应属于墓联的一种类型。限于篇幅,将另文专论。
二、部分联文词汇典故考说
“佳城” 墓联中多见“佳城”一词,如白马寺王璠墓联称“附郭佳城”,红牌楼谷以用、谷以桥墓联称“寿域佳城”,营门口公社化成大队嘉靖四十四年周□墓联称“平地佳城居四友”,成都永兴乡十一号万历年间赵义之墓联称“松柏蓊郁映佳城”,等等。佳城即葬墓之地,最早见于晋葛洪《西京杂记》。该书卷二记载:“滕公驾至东都门,马鸣跼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掘马所跑地,入三尺,所得石椁。滕公以米照之,有名焉,乃以水洗写其文,文字皆古异,左右不能知。以问叔孙通,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佳城”为墓地之代称。此后即被广为援用。
“九原” 成都华阳桂溪乡砖瓦厂二十三号天启五年冯绍轩墓前室门联有“身到九原恩宠厚”之语。“九原”为山名,在今山西新绛县北,也作“九京”。《礼记·檀弓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又:“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郑玄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误,当为‘原’。”后世因称墓地为九原。南朝梁沈休文《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诗中有:“谁当九原上,郁郁望佳城”之句,就是这个意思。
“寿域”、“寿藏”、“寿圹” “寿域”、“寿藏”、“寿圹”为上述明墓联语中常风之语,如白马寺正德五年魏本墓后室联称“甲子岁新开寿域”,红牌楼谷以用、谷以乔墓联称“寿域佳城”,尹公池(土桥)二号嘉靖年间墓前室联称为“寿藏依古刹”,成都永兴乡十一号万历年间赵义之墓联称“山水盘旋光寿域”,成都市外北白马寺王璠墓前室联称“建千年之寿圹”。白马寺六号正德十一年墓,除了后室门有“甲子岁新开寿域”的联语之外,门楣上亦刻“寿域”二字。“寿域”即是“寿藏”,为生时预营的墓穴,称寿是取生墓建成祝愿墓主长寿之意。《后汉书·赵岐传》:“(岐)年九十余,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梁刘昭注:“寿藏,谓冢圹也,称寿者,取其久远这褐 也。犹如寿宫、寿器之类。”
“玄室” 成都市郊区尹公池(土桥)一号嘉靖年间墓有“玄室隐高村”的联语。东汉张衡《司徒吕公诔》:“归于幽堂,玄室冥冥,修夜弥长”。西晋武帝妃左芬作《杨皇后诔》:“乃考龟筮,龟筮袭吉;爱定宅兆,克成玄室。”玄室即墓室。
“洞天”、“福地” 成都白马寺王璠墓前室联文称“灵源福地,接九里之来龙”;后室联文有“重门深锁洞天幽”之句。成都外南红牌楼三号墓前室亦刻“洞天深处”四字门额。洞天、福地皆道教的说法,有所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称。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著有《洞天社地岳渎名山记》之书,谓洞天、福地乃神仙居处,“皆高真上仙主统以福天下,以统众神也。”并具体记载了“十六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所在的道教名山之名称。
“四友” 1963年成都市效营门口公社化成大队所清理的相邻成排的七座明墓中,三号嘉靖四十四年周□墓联云:“平地佳城居四友”。同上四号嘉靖二十八年高原墓,也有“乾元阖辟为四友福”的联语。《三国志·吴志·孙登传》:“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诸葛恪为左辅,张休为右弼,顾谭为辅正,陈表为正都尉,是为‘四友’”。又《晋书·宣帝纪》:“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懿)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四友”是说四位在一起工作而关系特别好的同事。“四友”此处在群墓墓联中出现,应是指四个彼此关系很好的人同葬于一地。上述三、四号墓墓主是蜀王府门付,此外,再从此处墓葬另外五墓的资料分析,其余二人可能是死于嘉靖二十九的一号墓墓主江祥,和死于嘉靖二十二年的二号墓墓主方英,同是蜀王府门付。四墓相连而从墓主年代、工作相同来看,四座墓葬是在墓主生前相约连在一起同时建成,只是死亡的时间有早有晚,入葬的日期先后不同而已。
“玉局” 成都青龙乡红花村一号崇祯十三年墓后室门联有“池涌琼莲辉玉局”之语。玉局即道教所称古代教区之一的玉局治(化),位于成都南郊。唐天复元年(901)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记载说:“玉局化,五行水,节白露,上应翼宿,丁未、辛未人属。成都府南一里,一名玉女化。老君、天师永寿元年降此。地涌玉局,因以为名。”
“四兽” 成都华阳桂溪乡嘉靖三十四年(1555)甯菊东墓前室联文有“四兽分明,结千里来龙之秀”之语。古代“四兽”是指青龙、白虎、白雀、玄武四种代表方位之神,后来为道教和风水堪舆术广泛吸收。旧传为东晋郭璞所著《葬书》记载:“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婉蜒,白虎驯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故虎蹲谓之衔尸,龙踞为之嫉主,玄武不垂者拒尸,朱雀不舞者腾去。”明代缪希雍在风水专著《葬经翼》中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称为“四兽”。《葬经翼·四兽砂水篇七》:“夫四兽者,言后有真龙来往,有情作穴,开面降势,方名玄武垂头,反是者为拒尸,……名朱雀祥舞,反是者腾去。贴身左右二砂,名之曰龙虎者,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云青龙婉蜒,白虎驯俯,反是者为衔尸,为嫉主。”所谓“五行”“四兽”在风水堪舆中都是讲“龙”或“砂”的。
“威凤”、“黄龙” 成都华阳桂溪乡嘉靖三十四年(1555)甯菊东墓有“仰威凤之嵯峨”及“挹黄龙之胜概”的联语,这里的“威凤”当指威凤山,即今之凤凰山。明天启《成都府志》卷二,山川志:“威凤山,治北二十八里,一名石斛山,蜀后主禅,尝习射于此,又名学射山。”“黄龙”大概就是现在的双流县之黄龙溪。
“一镜照千里;八封镇长春。” 成都北门外青龙乡红花村一号崇祯十三年墓前室门联:“一镜照千里;八卦镇长春。”文字特殊,当是墓室室顶或前、后壁上嵌有镇墓的“八卦长春镜”。明代墓室顶或前、后壁上嵌镇墓铜镜,为成都地区常见的葬俗,传世铜镜中有所谓的“八卦长春镜”,与联文内容相合。
三、联文内容的综合考察
这些对联,内容丰富,具有不少显著的特点。如“青山绿水千年趣;明月清风万古春。”“甲子岁新开寿域;乙丑年大备工程。”等等,诸联或叙建墓工程岁月之事,或表感主人知遇之恩,或描绘墓地清幽景色,写情写景,随事而发,难以类归。除了这些零星内容之外,绝大部分材料主要集中反映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情况:
1、墓葬的生墓性质和生墓习俗的盛行。本文讨论的明墓联文中,直接说明墓葬的生墓性质者尚数量不少。一种情况是带有“寿域”、“寿藏”、“寿圹”等词的,另一种情况是带有祝愿墓主长寿的,都属于这种情况。在这批墓葬中,即使联语中没有这两文面的内容,实际上绝大部分也都应该是生墓。营建生墓这一习俗,秦、汉时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些墓联,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明代成都地区生墓习俗的流行。不过,生墓的建筑,必须以墓主的身份地位和一定的财力为前提,温饱都无法保证的穷苦百姓,自然是没有条件来营建生墓的。这些墓葬的主人,从墓志和买地券的文字记载看都是明代蜀藩王府中人,除了两个王妃之外,几乎全都是内宫太监,他们(主要是太监)地位虽然不高,毕竟和一般贫苦百姓不同,是有条件建筑生墓的。这些反映生墓习俗盛行的墓联地存在,应与明代成都为蜀王藩府所在地有关。
2、风水堪舆葬墓术的盛行。如成都市外北白马寺王璠墓联文“灵源福地,接九里之来龙”。华阳桂溪乡嘉靖三十四年甯菊东墓联:“四兽分明,结千里来龙之秀;五行生旺,协三元飞鹤之祥。”,万历三十六年(1608)汪庭用墓联“地脉源流”,“天文联秀”,“山关龙脉”。成都市郊尹公池(土桥)嘉靖年间墓联“金泉龙集所;昆山凤聚城。”成都市二仙桥祁清墓联:“龙虎盘旋生吉瑞;凤麟仰伏应祯祥。”琉璃乡潘家沟蜀定王二妃墓联“数带横拖,若拱若朝,隐隐列为龙虎局。”“地钟精气万年灵”。其中的“地脉”、“天文”、“来龙”、“龙脉”、“龙集”、“凤聚”、“龙虎盘旋”、“凤麟仰伏”、“五行生旺”、“若拱若朝”、“地钟精气”、“灵源福地”,等等,都是墓葬风水堪舆专门术语。而我们在前面考释部分提到,联中许多讲述墓葬的山环水抱地理形势方面的文字,实际也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材料。这些联文内容,充分反映了明代墓葬风水堪舆术的盛行。风水堪舆最初本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针对生人居住“阳宅”而言,后来延伸到埋葬死人的墓葬“阴宅”。而用于阴宅葬墓的“风水”一词则最早见于前面提到的旧传为晋代郭璞所著《葬书》:“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阴宅风水的关键就是在天阔地远的茫茫自然界中,找出生气凝结的吉穴,从而使葬者得乘生气,子孙获福。风水堪舆术中又与传统的阴阳、五行、八卦相生相克的说法相结合,这在上述明代墓联中也都有所反映。大量有关联文内容,充分反映了明代成都地区墓葬风水堪舆术的盛行。
3、道教的盛行。如成都市郊营门口公社化成大队嘉靖二十年文山墓联:“清溪道士人不识,上天下天鹤一支。”道士是指道教徒,鹤鸟则是仙禽。旧传为汉人刘向所著《列仙传》卷上《王子乔传》记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王子乔传》亦有更为详细的记载。白鹤为仙人坐骑,故道教称鹤鸟曰“鹤驾”。此外,前面讲的这些联语中,许多讲到“瑶台”、“仙室”、“洞天”、“福地”等,都是指神仙所居之地,是把墓室当作了神仙窟宅,希望墓主死葬墓中之后能升天成仙。这些材料,反映了明代成都地区道教的流行和这种墓葬与道教信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4、对联文化的发达。从对联发展史的角度考察,对联起源于唐代,这是从最初作为一种修辞格的对偶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使用的对仗句。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在明代得到很大的普及,到清代才进一步发展成熟进入鼎盛时期。成都地区这批明墓对联的出现,是明代对联文化广泛普及的体现。以往有关对联的书中很少涉及墓联方面的材料,它的发现给古代对联文化发展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史料方面的空白。以上近四十副墓联,数量虽多,除少数几副之外,大都字数简短,意境平平,语言艺术不高,对仗驰不堪工整,属宽对一类。即使像蜀定王妃墓联:“翠钿有因,四十载良缘,忽讶一朝成幻景;黄粱未稳,六十年好境,可怜一梦付东风。”尽管意境颇佳,文词雅致,多有可取之处,其中“四十”对“六十”,“一朝”对“一梦”,也是不合格律的。这种情况,除了可能和墓主身份及地位的高低有关,加上这种性质类型的联文本为应景之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在较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明代对联文化虽然比较流行,但发展还不够成熟。明代文献记载说:苏州文物商金克和在尚书俞士悦家对面开了一家文物商店,请沈周给写一副对联。沈周给写的对联是:“小门面正对三公之府;大斧头专打万石之家。”联文的意境本来很好,非常贴切,但“之府”与“之家”,“之”字对“之”字,却是不合规矩的。沈周是明代的大文人,著名的书画家,作起对联来尚且如此,在墓联中出现不少毛病,也就不必为怪了,这正是对联文化发展还不够成熟的表现,与上述大部分墓联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不过,其中也有少数较好的。如“修篁古柏时呈秀;明月清风景最幽。”“仰威凤之嵯峨,屹然峻极于天之势;挹黄龙之胜概,眄彼朝宗于海之情。”“玄室隐高村,地脉远联岷岭秀;寿藏依古刹,水经萦抱锦江春。”等等,数联写景描情,文词雅致,对仗工稳,格律分明,反映由于当时对联文化的广泛应用,在艺术创作发展上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明代其他地区墓葬中的对联材料,包括门联和地券背面的券联,见于报导的极少,不知是没有引起注意,还是根本就没有发现。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墓联文化的发达则可说是成都地区明墓的一个特点,其原因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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