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公社
标题:
中国的喜剧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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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减肥不要紧
时间:
2019-6-13 16:57
标题:
中国的喜剧江湖
“搞喜剧的人,内心是苦的。”这话从马东口里说出来,特别有说服力,在打造“奇葩说”之前,他的父亲马季比他的名气可要大得多,作为相声大师的后人,多多少少都能看到喜剧人背后的真实面。
但郭德纲却觉得马东并不知道喜剧真正的苦——“马东从小坐着汽车,后来还出去留学。他总说让我忘了那些苦,怎么可能,他又没挨过打。”
过了许多苦日子的还有赵本山,年幼丧母,出身困苦,吃百家饭长大。不过,没有那些“接地气”的生活,或许也就没有作品里面直戳人心的金句。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作为演艺界最有江湖气的圈子,中国喜剧起起落落,沉沉浮浮。有人名利双收,有人郁郁寡欢。而喜剧这门贯穿了反转、讽刺、夸张、甚至故作丑态的艺术到底是苦还是甜,谁也没有答案。
这是中国喜剧江湖的故事。
谁人不识赵本山
1982年,辽宁省文化厅举办农村小戏调演,李忠堂和崔凯合作创作了拉场戏《摔三弦》,需要找个人来饰演戏中的盲人张志。
彼时,25岁的赵本山刚结束吃百家饭的穷苦日子没几年,6岁就成孤儿的他没上过学,倒是跟着盲人二叔学了不少二次转的才艺,也正是因此他被西丰县剧团招为了演员。
《摔三弦》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和盲人一起生活的经历,让赵本山演盲人演的极好。在演《大观灯》中的盲人白莲灯时,李忠堂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于是毅然决定让他来演《摔三弦》。靠着这出戏,赵本山在铁岭出了大名。
身为义父兼伯乐的李忠堂,对赵本山的期望不低,在他看来这个年轻人没正儿八经学过,但绝对有天赋。只有立足铁岭好好唱二人转,他的前途才是不可限量的。
这个想法,在几年后就成了真。在姜昆的推荐下,“铁岭名人”赵本山登上了1990年的春晚。
那时春晚已经开办到第八届,贼眉鼠眼的陈佩斯和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已经成了春晚舞台上的“小品之王”,郭达、赵丽蓉、黄宏和宋丹丹也都已经出演过春晚小品。
那年,赵本山带来的小品叫做《相亲》,33岁的他演了个老年人,穿着灰色老旧款式的衣服,戴着顶“钱广帽”(电影《青松岭》里面有一个人物叫钱广,赵本山说他的帽子是受钱广的启发),见到久别重逢的初恋,满脸欣喜,同时也一脸傻气。
《相亲》
从此,赵本山在春晚的舞台上的形象再也没有变过,他可能叫“黑土”也可能叫“大忽悠”,但始终是个能引人发笑的农村老头。
2001年,跨入新世纪的春晚也开始了创新,那时申奥等主题的公益广告在晚会中展播,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新春祝愿会以电子贺卡、电子邮件和Flash动画等形式在晚会大屏幕上展示。
赵本山和范伟一起,也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忽悠三部曲”。这个小品在当时一炮而红,同时也让六年前就和赵本山一起出演春晚小品的范伟,终于被观众所看到。
当时的范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他没想到自己能以被忽悠的人物形象家喻户晓,当然,那时的他肯定也不会想到十五年后的自己,会成为金马影帝。
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扎了根,并从“铁岭名人”成为了“全国名人”。
与舞台上表现出的傻气和憨厚不同,赵本山很有商业头脑。根据赵本山助理回忆称,在登上春晚舞台两三年后,赵本山就开始做公司,业务包括文化、广告、影视和煤炭。
看似完全不搭的文化和煤炭被巧妙地融合,以煤炭业务支撑起做文化的资金,并在累积一定数量之后脱离煤炭,将主力全投入文化中。
与此同时,赵本山开始出演影视作品,因为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他演的一系列农民角色都大获好评,凭借和宋丹丹一起拍的电影《男妇女主任》,赵本山还获得了华表奖优秀男演员奖。
东北二人转也开始扬名天下。“刘老根大舞台”开遍东三省,成为了旅游景点,后来在北京和天津也开了起来。成功走出铁岭的赵本山,开始将和自己一样穷苦没学上的年轻人招来,教他们二人转并让他们在剧场表演。
同样,师傅赵本山还能给这些徒弟们登上春晚,出演电影剧这样的机会。数年来,在本山传媒制作的《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里,赵本山的徒弟们不仅成为了东北地区的红人,更是让全国观众认识了这些曾默默无闻的二人转演员们。
比如沈鹤,因为实在交不起武术学校学费,沈鹤不得不辍学,放下武术,转身来到赵本山所在的铁岭民间艺术团学习,从这之后,他有了另一个名字,小沈阳。
十四年间,赶场子、跑夜场、上台被轰、被骂这些事他都经历过。东北二人转演员众多,为了能崭露头角,原来只会唱传统唱段的小沈阳,不得不想出一些怪招吸引观众的笑声。
然而,正是这种有些娘娘腔的怪异造型和语气腔调,让他在2009年拿到了上春晚的机会。
事实上,2009年前春晚收视率已经连续下滑好几年,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一年春晚收视率再次突破33%,创下34.8%的收视奇迹。与此同时,两个分别来自沈阳和台湾的年轻人——小沈阳和刘谦,在大年三十这个晚上,时隔多年再次体会到了春晚强大的造星能力。
晚会结束,在驶离演播厅的房车上,赵本山告诉还沉浸在梦中的小沈阳:“明天的报纸啊、媒体啊都会一拥而上,粉丝也会,你过去的经历,你的家庭都会被挖出来。”
“那时候真像做梦一样。”
在一夜成名的现实面前,小沈阳连懵了好多天,紧接着,张艺谋来找他拍电影,他心想:“张艺谋那么大导演能来找我一个二人转演员拍电影,我是怎么了这是。”等拍完电影,渐渐清醒过来的小沈阳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因为一个短短二十几分钟的节目,自己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而进入互联网时代,那个“一夜爆红”的制造者,从电视转变为了网络。喜剧演员们无法再依靠着春晚出头,反而是网络视频平台,给了不少有喜剧天分的普通人,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
那时中国视频网站自制内容刚刚兴起,处在头部的优酷推出了《万万没想到》,搜狐视频推出了《屌丝男士》,这两个自制剧一下子成了爆款,逗笑了不少网友。用荒诞恶搞的段子,叫兽易小星和大鹏开始成为了网友眼中最好笑的人。
在《屌丝男士》火爆之前,大鹏是个从吉林来的北漂青年,来到北京的他,第一次吃到了哈根达斯,那时店员给了张餐巾纸,他还夹在书里存了好多年。
像《缝纫机乐队》中演的一样,他梦想着能在北京组个乐队玩音乐。但事情并不顺利,为了在北京活下去,大鹏成为了搜狐音乐频道的一名实习编辑。在这期间,多年不顺的他遇到了一个机遇,视频节目《明星在线》的主持人因为拉肚子临时来不了,他自告奋勇地顶了上去。
从那以后,大鹏从幕后转到了台前。2009年底,《乡村爱情》举行宣传活动,大鹏和一位央视的女主持人一起主持活动。大鹏评价自己当时像是“吴宗宪附体”,完美发挥了一次。也就是这一次,赵本山注意到了这个有喜剧天分的年轻人,并打算收他为徒。
在发布会上,赵本山的几个徒弟都撺掇着大鹏赶紧磕头拜师,结果大鹏丢下了句“我现在还不配”就落荒而逃。辗转到了2010年4月,大鹏才正式拜了师,成了赵本山的第53个弟子。
不凑巧的是,赵本山从2011年的《同桌的你》后离开了春晚,退居二线的赵本山不再活跃于屏幕前,带徒弟成名也就在小沈阳那里戛然而止。
但对于大鹏来说,没能完全走上小品演员道路或许也是件好事,否则,我们或许就看不到导演大鹏,也看不到去年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的作品《吉祥》了。
郭德纲来了
1995年,默默无闻的相声演员范伟,跟着赵本山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所有人都在看春晚,范伟高兴地想,我这次肯定是要出名了。
但并没有。
范伟首登春晚小品《牛大叔“提干”》
同样没有出名的还有第三次来北漂的郭德纲。没等来任何演出机会,1995年的郭德纲住在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马扎的出租房里,每天想尽办法用最便宜的食物填饱肚子。
没地方说相声,他只能做临时工、当群演、写几个稿费极低的剧本,交不起一百五十块房租而不得不躲房东也是常事。山穷水尽之下,他只能盼望着自己能进体制,毕竟他得靠相声活下去。
《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
“电视上的节目不一定是好节目。”
“对。”
“剧场里边不一定都是坏相声。”
“恩,这话对。”
“相声大腕儿,他不一定会说相声。”
2005年11月,郭德纲在剧场里,和张文顺搭档说了段《论相声五十年之现状》。他将自己这么多年受的苦,和对彼时乱象丛生的相声的愤恨,在相声的祖师爷“穷不怕”朱绍文诞辰176周年的日子里,一股脑儿地全说了出来。
郭德纲艰难地混了几年,最终还是在茶馆、剧场里活了下来。他和张文顺、李菁一起,成立了个名为北京相声大会的组织,这也是德云社的前身。
这是个靠着朋友和同行现攒起来的组织,演员不固定,谁有闲工夫谁就来茶馆说几段,工资也基本是记件儿来算。
“一场演出,茶馆里可以坐上百人,有时候客人进不去,甚至把茶碗放在窗台上,站在外面听。”郭德纲在茶馆里说的酣畅淋漓,茶馆里的欢呼声甚至都要“挑房盖儿了”。郭德纲坦言,当时在那个像蒸笼一样的茶馆里,他很感动,因为他发现相声没死,还是有人爱听的。
德云社从不禁止观众录音录像,毕竟这相声以前在天桥上讲也是愿意给钱的人才会给,哪能再对别人强求些什么呢。然而正是这一举动,德云社恰好赶上了开放传播的网络媒体,而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名字,也顺势从京津地区走向了全国。
牛皮无义行。
这是旧社会对相声这个行业的称呼,其实也是现状。在旧社会说相声的人都是些没文化、地位极低的人,即使是发展后期,说相声也不被看作是什么高雅的艺术。这行里鱼龙混杂,没什么行业精神,人人都想独自挣快钱,可共患难但不可共富贵。
随着德云社风生水起,郭德纲不再是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因为没钱打车从茶馆走回大兴的穷困青年,他买了别墅,穿起奢侈品牌的衣服,出门坐着不错的车。
不少人开始坐不住了:在媒体的报道里,他从相声演员变成了个凶恶的商人;在同行眼里,他是个抢别人饭碗的恶霸。同行集体声讨,主流媒体几乎是要全面封杀他,曾经一同创立德云社的同行和自己的徒弟因为利益与郭德纲交恶。
相声界的师徒制和现代商业契约精神,开始显得格格不入。契约精神靠一纸合同约束彼此,而师徒关系里仅靠情感和道义支撑。师傅把徒弟当儿子教养,徒弟得像对待父亲一样孝敬师傅。有人乐意,有人自然是不乐意的。
比如岳云鹏就是那个乐意的人,因为郭德纲是他能抓住的唯一“改命”稻草。
在遇到郭德纲之前,岳云鹏和年轻时的郭德纲一样穷困潦倒。他14岁出来打工,工厂看门儿、电焊工、餐馆服务员他都干过,受尽欺负和白眼也没挣到几个钱。但他与郭德纲不同,他19岁才踏入相声这个行业,先天也没什么天分,而郭德纲从七八岁起就跟着师傅学评书学相声,所以他有足够的底气去讽刺那些在台上糊弄的演员,也有底气从茶馆一点点积攒起口碑。
“吃的比谁都最多,干活儿比谁都废物,上了台任什么都不是。唱竹板书也没人听,唱太平歌词也没人听,跟烧饼来双簧吧,烧饼嫌他次,不跟他一块儿。”郭德纲跟岳云鹏讲:“你这个表演风格,就是便宜。”
德云社里屡次有人提出要开除岳云鹏,说他根本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但郭德纲总感觉这人骨子里有点什么东西,因为你不知道哪个云彩后面有雨,你也不知道这个便宜的风格,观众会不会喜欢。
2010年,德云社急需推个新人出来分散曹云金带来的负面影响,老实听话的岳云鹏在此时被郭德纲推了出来。
上海演出、参演喜剧电影、北京专场、连续两年登上春晚、《欢乐喜剧人》第二季、真人秀综艺……
郭德纲按计划将岳云鹏一步步带到了舞台上,当初不被看好的“贱气啷当”风格,偏偏就踩中了观众的喜好。
“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一个月捧出一个岳云鹏来。说相声的要想红,在我手里我可以给你推算到准确的日期,我说你什么时候红你就什么时候红。”
在岳云鹏之后,张云雷爆红。
但郭德纲可能没想到的是,从张云雷开始,德云社火成了个偶像培训经纪公司,相声演员火成了爱豆。
上节目送价值两万九的金条应援,生日粉丝帮云雷上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七天轮播,年中休息大礼999朵玫瑰,更不用说日常在微博控评、刷话题、刷热度,总之追星那一整套东西,全都用在了张云雷身上,甚至除了张云雷,郭麒麟、烧饼、孟鹤堂等相声演员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
在饭圈文化和新媒体时代的共同作用下,德云社开启了偶像化运作模式,上综艺、微博与粉丝互动、将vlog纳入绩效考核,“德云社”这个品牌,像日本的杰尼斯和韩国的三大公司一样,打入了娱乐圈内年轻的受众群体。
“我死也没想到,你们会带荧光棒来听相声。”
这个场景不仅是郭德纲没想到过的,几十年前那些卑微的、站在天桥上和茶馆里讨生活的人也想不到,九十年代担心自己没饭吃的相声演员更想不到。
开心麻花很开心
2013年,郭德纲与央视“破冰”,首次登上了春晚舞台,与此同时,与春晚几乎捆绑在一起的姜昆,节目在终审时被毙。
春晚结束后,观众对郭德纲的相声大失所望,在所有语言类节目里,最好笑的居然是个叫“郝健”的年轻人。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鞋’!”
这个饰演“郝健”的人,不是走投无路的相声演员,也不是某个春晚喜剧前辈的徒弟。他出生于1979年,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想学艺术的年轻人大多都会正经读个艺术院校,系统地学习艺术方面的知识。他们在校园里办社团,有演出机会就能顺理成章地走上舞台,或是进入影视作品中。
在接受鲁豫的采访时,沈腾说自己本质是个不思进取、没吃过苦头的人。确实,他和上一辈的喜剧人完全不同,没有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没有挨过师傅的打,从毕业的大学生到春晚新秀,他一直都是被兴趣和命运带着往前走,从来不是因为要吃饭才干了这一行。
“新人一定会代替老人,老人再德高望重,终归是有休息的一天。”
在2012年的春晚彩排后台,话剧演员沈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他和八十年代后的年轻人一样,先天有才华,后天有知识,面对除了他们其他都是腕儿的春晚舞台,他坦言有压力,但并没有表现出惧怕。
九十年代的赵本山为了上春晚,从铁岭带着十瓶茅台想找人、找路子;但沈腾说自己在2011年就来过春晚,那时因为话剧事务繁忙抽不开时间,于是便自己毙了自己的节目。春晚对年青一代的喜剧人来说,再也不是出名的唯一机会,同样也不是非上不可的舞台。
九十年代的郭德纲抱着急功近利的想法,憧憬着“体制内”穿西装表演的体面生活;然而,等到80后站上历史的舞台,走出体制成为了大有作为的代名词。
开心麻花团队的总裁刘洪涛就是这样一个走出体制的人,虽然不是80后,但他以60后的身份加入到了这个笑着挣钱的团队里。
2010年,刘洪涛结束了记者身份加入开心麻花,成为了总经理,此时开心麻花已经成立七年,虽说还没签下什么知名艺人,但开心麻花的话剧已经小有名气。
那一年,开心麻花在北京地质礼堂演了210场话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场次不断翻番,到2015年场次已经达到了1249场。同时,这个由年轻人组成、专门给年轻观众表演的话剧团队,凭借一己之力拯救了一个营生困难的老礼堂。
也是在2015年,开心麻花将很受欢迎的话剧《夏洛特烦恼》搬上了大银幕。这一年中国电影市场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仅一年时间中国电影总票房直接从200亿翻番突破400亿,电影银幕以每天22块速度增长,全国影院在这一年全部实现数字化,县级城市影院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电影飞速发展的热潮中,开心麻花的首部电影在2015国庆档收获票房14.4亿,成为了当年的“票房黑马”。2015年开心麻花实现净利润1.3亿,电影《夏洛特烦恼》占据了开心麻花全年营收的50%。
在这群80后眼里,喜剧没有天花板,因为他们拿出来的喜剧电影,是在剧场里根据观众的反应修改过无数次的经典版,他们能做到让电影中每个梗都好笑,因为这是在话剧舞台上反反复复试出来的。
2018年,开心麻花实现营业收入10.96亿元,同比增长17.36%。具体来看,公司全年舞台剧演出超过2500场,出品制作电影累计票房超过31亿。与此同时,由于沈腾、马丽、艾伦都成长为了知名喜剧人,开心麻花在这一年的艺人经纪收入达到2.92亿元,相比前一年猛增213.83%,从个人来看,沈腾、马丽、艾伦三人分别获得了9249万、7846万、2580万的片酬收入。
影视喜剧之王
九十年代,电视机的出现让小品站在了相声的上层,二十多年后,电视被网络替代,小品像当年的相声一样,面临着衰落的局面。
除了过年时的晚会和几个收视逐渐下降的综艺,小品没有其他舞台。于是,影视作品开始成为喜剧演员的新出路,同样也成为成就喜剧之王的绝对话语权。
然而在早些年,搞笑和影视作品是完全挂不上钩的,因为在那时,影视作品必须要有高度,有教育意义,没有意义的笑是不被允许的。
《瞧这一家子》
直到八十年代,喜剧电影和情景喜剧才渐入大众视野,1979年由刘晓庆、陈强、还有他儿子陈佩斯主演的电影《瞧这一家子》,就借一个“人人有进步”的故事,婉转地表达了“人人可以笑”的主题。此后,王朔和几个大院子弟写出了调侃现实的故事,等到这些故事被影视化演绎、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已经来到了九十年代。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人们开始从僵化的体制中解放,大众快速改变的思想和缓慢变化的社会发生着激烈碰撞,新现象、新话题出现井喷之势,矛盾中产生了笑料。
1992年,35岁的葛优被王朔和冯小刚拉来拍摄《编辑部的故事》,当时只有他和吕丽萍每集片酬250元,其他的演员每集只有150元。这个剧让葛优放弃了另一部作品,但却确定了他之后喜剧电影代表人的路。
1997年,冯小刚的贺岁电影系列正式启动,《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多部喜剧电影,让葛优连着拿了好几年的百花奖最佳男主角。
但事实上,对观众而言葛优并不是个喜剧人,除了冯氏幽默的贺岁片,他还有其他题材的电影作品。真正成为大众心目中喜剧之王的,是同时期在香港走红的周星驰。
1990年,王晶导演的电影《赌圣》让出道10年仍然默默无闻的周星驰一举成名,随后他和周润发、成龙一起被香港媒体并成为“双周一成”,站上了其他香港演员奋斗一生可能也达不到的高度。
但这还不是周星驰事业的顶峰。十年后,曾经在1995年被骂得狗血淋头的电影《大话西游》转身在大陆形成口碑逆转,电影里句句台词都成为了经典,夸张荒诞的情节处处体现着深意。周星驰开始在内地成为一个传奇、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在此之前,大陆观众从未看到如此有趣的电影。
直到三年前,周星驰这个名字依然是电影票房的保证,2016年,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票房突破30亿元,成为中国内地首部票房超过30亿元的电影,并打破中国内地电影的票房纪录、华语电影在亚洲的票房纪录以及华语电影在全球的票房纪录。
在中国,任何一个喜剧新秀出现,都会被冠上“下一个周星驰”的标签,大鹏、沈腾、黄渤则是这个标签的主力竞争者,另外再加上个中年才杀出来的喜剧人徐峥,基本上就凑齐中国喜剧电影的所有主人公了。
“消失”的南方喜剧人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喜剧人,都是北方人。难道南方人就没有笑点吗?
中国人口味按地域分,笑点其实也按地域分。由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的不同,京津地区是相声、快板,江浙地区是上海滑稽戏、江浙小热昏、绍兴莲花落,东北是二人转,长沙是歌厅文化,成都则是散打评书。
方言是影响笑点的关键因素之一,甚至说它本身就是种笑点。但由于北方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序上更接近,并且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北京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所以北方方言明显更好懂,笑点也就更能被观众理解。
南派喜剧人想要走向全国,就不得不在语言和表演上加以改变。
《阿Q的独白》
1983年,上海滑稽戏演员严顺开在首届春晚上,开创了小品这一全新的表演形式。那时他因为出演《阿Q正传》正因为红遍全国,所以在春晚现场有观众打电话过来让他演。但其实这段表演和上海滑稽戏完全不同,更像是话剧的一个小片段或是单口相声中的一小段。这段表演的内容在现在看来尺度极大,语言中的粗口也明显是北方方言。
哑剧《洗澡》
第二年春晚,江苏人游本昌表演了段具有南方特色的喜剧——哑剧。这种形式脱离了语言的禁锢,肢体动作带来的喜剧效果不仅全国通用,看过卓别林和憨豆先生的你同样也明白这是种全球都能懂的喜剧
再到后来,湖南卫视的热潮,将大兵和奇志两个喜剧人带到了全国观众面前,他们用带着长沙口音的普通话,表演着源自北方的喜剧形式——相声和双簧。
“9527”因谐音某句粤语脏话,被调侃是红灯区热线
甚至包括来自香港地区的粤式喜剧电影,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许冠文的鬼马喜剧,到黄百鸣的开心鬼、王晶的泌尿屁、周星驰的无厘头,想要让除广东地区的观众看懂,都必须找配音演员来“翻译”粤语。然而,也正是如此变化,不少用粤语说出来才是笑点的梗也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样看来,南派喜剧人保持“圈地自萌”,似乎更适合长久发展。
比如从西方引进入新表演艺术“stand-up comedy”(粤语称“栋笃笑”)的黄子华,出道二十周年时将喜剧演到了香港红馆,而且连开八场,场场爆满;讲着散打评书的巴蜀笑星李伯清,以贴近巴蜀地区平凡人和平凡生活的内容,在整个西南地区家喻户晓。
黄子华、李伯清
中国没有喜剧
只要鸡蛋好吃,何必在意是哪只鸡下的呢?对于观众来说,管你老派新派,管你南方北方,喜剧越来越不好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小品不好笑,相声不好笑,情景喜剧缺位,喜剧电影又都是套路。
喜剧的内核恐怕还是得在苦难与泥土里打磨。
陈佩斯本人曾在知乎上回答道:“之所以说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是因为八十年代我在一本介绍卓别林喜剧理论的刊物看到,'所有喜剧的生成归结为困境'。”
只有满身缺点、毫无长进、反复倒霉的平凡人,在充满三俗桥段、鸡毛蒜皮的平凡生活里,才会陷入困境。
但现实是喜剧的江湖正在变得高尚、富贵、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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