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底，在某平台的丁克小组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林夏。微胖寡言的他在一桌喧闹的人里并不起眼，直到聊起《月亮与六便士》，他说，这故事过于浪漫，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太容易就放下了家庭羁绊自由逐梦。然而家庭是会和人长在一起的，就像身上的肉，若非撕得血肉淋漓，绝难分开，“这种情感撕扯所产生的巨大张力，其实十分值得书写，毛姆通过塑造一个狂纵的天才，用一种过于轻巧的方式回避了这个夹缠的问题，虽也说得过去，但未免有些可惜”。
这发言颇有新意，我还发现林夏身上有股疏离的气质，他几乎从不主动和人攀谈，感兴趣的话题才聊上几句，他其实不大适合陌生人社交，这一点他后来也承认了，他说是想来看看选择丁克的都是些什么人。
聚会后，我们在网上闲聊几次，交换了一些对文学作品的看法，之后便很久没联络。一直到今年1月，我们才再次见面。他情绪有些低落，我和他聊毛姆，聊鲁迅，他也不搭理，只是低头喝酒。
三巡过后，他突然告诉我，他母亲死了，说自己对不起母亲，一会儿又说自己不要孩子并没错……从他断断续续、含混不清的描述里，我大概猜到了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清醒过后，我问他愿不愿意好好说一说自己的故事。他起先有些犹豫，但终究是同意了。
以下为林夏的自述。
1
1997年中秋节前那个傍晚，暴雨突至。10岁的我输光弹珠气急败坏地赶回家，在隔壁麻将馆得知父亲车祸的噩耗，匆匆赶到镇中心医院，浑身湿透的母亲正端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她两眼直直盯着前方，目光仿佛穿透了面前的白墙。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见是我，脸上挤出一抹僵硬的微笑，朝我招招手。我挪到她身边，被她一把揽进怀里。在刺鼻的消毒水气味里，濡湿冰凉的两个人紧紧贴在一起，我却能感觉到母亲皮肤下的温热，那应该也是我最后一次与母亲如此亲密了。
父亲生前是一名电工，母亲是家庭主妇，偶尔接点做裁缝的零活儿。父亲猝然离世，家里的经济收入少了一大半，让这个本就素朴的家庭陷入穷困。尤其是在赔偿款迟迟未给到的大半年，我们过得十分困难，包括父亲葬礼在内的大笔开销都是母亲四处凑来的，每个月只有赶大集那几天才吃得上最便宜的碎肉。
紧跟着的那个春节，玩伴们都穿上崭新的衣服，兜里揣满五颜六色的糖果，手里拿着新买的玩具枪，在我面前不知分寸地夸耀着。我用毫不在乎的口吻掩饰自己内心的艳羡，半夜在被窝里悲从中来，偷偷抹泪。这种变故让我一时无法接受，次日醒来便开始撒泼，希望借此唤起母亲内心深处的怜爱，然而得来的却是一顿前所未有的毒打。
母亲从亡故父亲那里接过家庭重担，同时也接过那副强悍的爆脾气。或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我当时毫未觉察母亲早在崩溃边缘，继续不识趣地反抗，嚎啕大叫，问她“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父亲刚落葬时，茶馆里就有人恫吓我，说母亲要卷走赔款跟赵木匠跑了，不要我了。
我的冲撞让母亲彻底火山爆发，她一面用木棍抽我，一面用下流的粗话咒骂我和死去的父亲。那时还不擅隐忍的我，耗尽最后一分倔强和母亲对吵，直到两个人都精疲力竭，互相望着对方流泪。
1998年夏天，有两个人送来一个鼓起小肚子的信封，那是父亲留给我们的赔款。母亲没有多表态，只说这钱是留着给我读书的不能动。家里的穷困日子并未缓解，母亲的暴脾气也丝毫没有减轻。
我也习惯了家里异乎往常的高压氛围，开始努力按照母亲的期待，将自己改造得沉默哑忍、刻苦上进。而母亲自己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耗在了劳作上，再没侍弄过在阳台上的花草，任由它们萎烂，似乎是以此昭告我：哪怕是和曾经唯一的爱好划清界线也并不艰难。
为了招徕到更多生意，她在集市上租了块露天空位，撑起一把四处漏风的阳伞，用搭在两根长板凳上的竹篾板架了个小铺子，在烈日或寒风中一坐就是一天。赶集天若在周末，我会煮好热饭带去，许多时候为图方便，她只吃两个冷馒头。休市时，她就在屋里缏裤脚、换拉链、改腰围等。在去市里念寄宿高中前，我时常伴着缝纫机声入睡又醒来，半夜朦胧睁开眼，母亲总是还在灯下裁布、熨衣。
母亲将自己的裁缝工作排得极为紧实，并且还能见缝插针地进行些临时劳作：来回走好几里山路回村种花生、点菜籽，4点不到就起床摘两箩筐脆皮梨挑下山卖。她用超强度的劳作换来一点微薄收入，也让她姣好的面容变得粗糙，那双漂亮的眼睛也在日复一日的穿针引线中而变得浑浊。多年后，当我领到第一笔薪水带她去检查时，医生说她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裸眼视力只有0.06，几乎快瞎了。
看着母亲供我念书的艰辛，我加倍努力学习，成绩一直维持在那个足以让她骄傲的位置。在我念初中以后，镇上随便哪家人只要说起孩子的学习成绩，总会拿我做比较。在镇中学初2002级升学考试中，我被市一中以特优生招收，免除学费。
领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母亲脸上露出了许久不见的灿烂笑容。在那坚强退却脆弱乍现的一瞬，我陡然发现她老了许多。
2
母亲努力挣钱，我发奋念书，面对生活的痛击，我们自认组成一块无懈可击的盾牌。谁也没想到，这块盾牌在我去上高中后便被击碎了。
报到那天，母亲坚持送我。穿着寒素的我们，只是站在一堆城里学生中间就已经足够触目，外加母亲做生意养成的大嗓门，到处找人攀谈，更加引人侧目。当着许多同学和家长的面，她动作夸张地打开那张盖有招办公章的免费协议，用夸耀的口吻表示我用不着交费。我忍不住脸红。
母亲在开学第一天给我造成的窘态，几乎贯穿了后面高中3年。我暗中比较，逐渐发现，自己和大家的差距不只是穿着打扮——新生自我介绍时，面对几十个逼视的陌生眼神，我的声音不停瑟缩；阅读课上，大家谈论喜欢的作家，除了课本上学过的鲁迅以外，我一个也不认识，甚至一度以为毛姆是中国作家；课间休息中，无论是令女同学眉飞色舞的台湾男星，还是叫男同学兴趣盎然的电脑游戏，我都闻所未闻。
好在，时间久了，尽管我和大家的隔阂仍在，但还是慢慢熟起来了。高二那年，当时的同桌张杨，邀请班里的一些同学参加他的生日会。他的母亲不仅热情款待了我们，还礼貌而认真地听着我们对于学校的议论。当察觉张杨和一位女生过分亲昵后，她用一种朋友的口吻打趣了他们，一切都自然得不露痕迹。
那时候，我即便在马路上与女同学并肩而行，也万不敢让母亲瞧见。“不许早恋”是母亲划下的诸多红线中的一条。初二那年，我曾收到一位女同学的情书，尽管明确谢绝了对方的交往请求，但我仍旧将信笺纸夹在词典里，隔段时间再悄悄翻出来看看。母亲偶然发现后，将它撕得粉碎，并罚我在长条板凳上跪了一下午。
这天壤之别的待遇，让我开始对母亲的教育产生一种模糊的质疑，尤其在我的成绩下滑到令她发指之后——高一下期，我按母亲的要求选择了以后更好就业的理科，在丧失文科优势后的第一次月考中，我的排名便从年级前50跌到200名开外，随后再怎样努力也无济于事。奋斗目标就此失焦，我开始流连于网吧，借助虚拟世界暂时忘却现实中的烦忧。
为了避免母亲不厌其烦的询问，我将两周一次的回家时间延长到一个月。在享受过自由带来的快乐后，我更不想回到那个让人时刻拘谨的地方。而这样的日子，随着期末考试的到来而结束。
一出考场我就知道自己完了——按规定，如果期末排名跌出年级排名前150，下学期就将不再享受免费待遇。后来的一整个暑假，我都不知如何向母亲解释自己跌到250多名的事实，更不知该怎么向她开口要下学期的学费。
放假后，我先去网吧连续玩了两天一夜，直到身上只剩买一张回家的车票钱为止，我真希望自己猝死在那里，然而得到的只是头晕而已。
回家之后，我沉浸在小说世界中，借此逃避现实，但时间还是一天天过去，我的焦虑渐次抵达顶巅。再次开学报到的头一晚，我终于吞吞吐吐向母亲讲出了那个我认为她比较能接受的方案：“我不想念书了。”
这几个字仿佛一下子抽干了我全身的气力。缝纫机的哐咚声突然停下了，幽暗灯光下，母亲的表情却异常清楚，她眼皮不断跳动，早衰的脸上每一道皱纹里都挤满了惊讶。她在震悚中连问了我几遍原因，我却只是沉默。漫长又短暂的几秒过后，已经猜到原因的她呼吸逐渐粗重起来，浑身都在发抖，一脚把我踹到地上，随之而来又是几脚。与此同时，她将那些曾经用在我身上的下流话重新又用了一遍。在这场至今让我难以释怀的毒打与辱骂中，我只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考不到高分就不是她儿子？
除了冷笑，她再没有其他回答。随后，我没有任何反抗的表示。她下手越狠，我反而越高兴，有种哪吒般割肉还母的凛然，最好把我打死，那样就一清二白，互不亏欠了。
辗转难眠的一夜过后，母亲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拍醒我，催我起床去学校报到。我全身绷得像根快要断掉的弦，坦白的话已到了嘴边，可还是没能说出我已经丧失免费念书的资格。等到她走出房间，我才发现枕边放着一小沓钱，总额足够我交完所有学杂费后再在学校生活一个月。
我一直没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做，和她一样假装此事从未发生。母亲死后，回想起她过往一生时我才发现，原来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这样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3
全镇第一神话的破灭很快传遍小镇。羞愤交加之下，我觉得每个人的眼神都带着嘲讽。我默默攥紧拳头，发誓从此好好学习，彻底远离这些挫败、羞辱与伤害。然而没多久，辛苦而无进步的学习，就让我重新恢复了在堕落与忏悔之间不断反复的生活。
很快，学校3公里内的所有网吧都被我踏了个遍，与此同时，我的成绩也直线下滑。每当母亲问我成绩如何，我都脱口给出一个相比之前有所进步的恰当数字。
直到期末前那个班主任缺席的晚自习，偷偷翻墙出去打游戏的我，被教导主任从电脑前直接拖回学校。我在极度心虚和恐惧中度过了17年生命中最为难熬的一夜。第二天早自习一结束，我再次被叫到办公室，刚进门就被母亲迎面一巴掌打得眼冒金星。整层楼都听见母亲大嗓门下那些难听的土话。我终于忍不住破罐破摔，和她在那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控诉她根本不配当母亲，除了我的成绩外其他一概漠不关心。她气得还想再冲过来打我，被几个老师合力拉住，我怀着满腹酸楚在一旁继续挑衅，要她打死我。
所有的憎恨、失望、冤屈与苦楚最后都凝固成沉默。我们好几天没说话，包括剩下的一整个寒假也很少交谈。在沉默的一天天中，我意识到自己已与校园彻底告别，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填满了我的胸腔，我总算解脱了，却又抑制不住的难过。
在那些满是窥窃与笑话的眼神之中，我开始学着如何当一个靠劳力吃饭的农民。我跟大舅在工地上打零工，跟三妈在春节时下池塘捕鱼，高强度的劳作让我一度浑身散架。我强迫自己接受惨淡的现实，丝毫没想到转机已在暗中发生。
高二下学期开学的头一晚，母亲突然递给我300块钱。
“这是你这段时间帮忙做事的钱。”到今天我都还记得她这样告诉我，“记住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如果你以后不想挣这样的辛苦钱，明天我们一起回去，你就给我好好念书。”
直到第二天办完复学手续，我才明白她话中的全部含义。她要留下来陪读，这是她早就做好的决定。她在学校西门外租了一间小屋子，我们一直在那里住到我高中毕业。不知是我决心浪子回头，还是母亲的陪读起到作用，在余下的高中生活里，我再未进过一次网吧，成绩也渐渐有了起色，最终在一年半后的高考里超过重本线7分。
终于不用再管我的成绩之后，母亲需要操心的事情反而更多。我选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什么时间结婚生子，在每一件我的人生大事上，她始终都想替我做出那个她认为最正确的选择。但从高考后的志愿填报开始，我就不再听从她的安排。
无情岁月在逐渐带走母亲青春的同时，也逐渐带走她身上原先不可撼动的独断专横。她渐渐愿意听取我的意见，无论是在哪里念书、工作，还是什么时间结婚，她都愿意商量，然后在实在拿我没辙后做出让步，唯独除了我要丁克的问题。
4
我很难说清自己为什么要丁克，我只知道这绝不是具体某一件事促成的，而是自己过去20多年生命里许多经历的共同结果。过去的一切让我对生育不感兴趣。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丁克或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被选择，不是一种自由，而是被裹挟后的反抗。这道理我还要过些年才会明白。当时，我在大学里得知丁克的概念后，只感觉自己像个流浪许久的难民找到避难所一样，心里忽然踏实了。
我这才知道，人原来是可以没有孩子的，自己一个人或者夫妻二人，可以独享一辈子的光阴，不必将生命寄托在另一个生命身上，以至于让两个生命都陷入拘禁。
脑海中不断激荡的丁克思潮让我不得不想到母亲。如果没有我，她是不是可以更幸福、更自由？大二暑假那年，我从隔壁茶馆得知自己不在时赵木匠经常来找母亲。当晚，我就从班上不少同学谈恋爱说起，尽量自然地说到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然而除了让我有合适机会也试着谈谈朋友外，母亲再无其他表示。
我还想继续往下说，她只是叫我闭嘴。
整个大学期间我改变了许多，我努力强迫自己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一点一滴找回在过去十几年小镇生活中丧失的自信与勇气。我不再木讷寡言，脸上渐渐有了开朗的笑容，但我始终不知该如何与女生相处。4年下来，我和班上许多女生一句话都没说过。直到工作两年多以后的2011年，我才在网上的一个丁克小组中认识了现在的妻子筱颖。
由于相似的家庭背景和兴趣爱好，我们十分投机，很快约定见面，不到两个月就确定恋爱关系，再一个月后就开始了同居。
一切顺利得简直像场完美的婚姻骗局。这样说其实也没错，初识时，我们都在投其所好地扮演着另一个完美无缺的自己。直到一年后结了婚，我们才一点点卸下防备与伪装。我们开始为了一些不足齿数的小事而争吵，在唇枪舌剑中窥见对方的愚蠢、轻佻、虚伪，以及自私、胆怯、脆弱。这让我们彼此震悚，也让我们更加理解。起码我们知道，除了彼此，我们很难再找到可以这样忍受对方坏脾气的人了，并且对方还得是个丁克。
“我十分赞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对于自爱与母爱的理解，我不赞成中国关于女人生完孩子后才是完整的这句古话，一个人的完整性不应该建立在繁衍出下一代的满足感中，对自我的追求应该始终放在第一位。而且，如果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就生下来，也是很不负责任的。”这是我初识筱颖时，她在丁克小组中对自己为何丁克所做的解释。
我们在一起后，她才告诉我另一些不便公告的原因：她的原生家庭情况比我还坏，母亲为了再怀一个男孩在计划生育中被强制流产，随后便精神失常。不负责任的父亲抛弃妻女，她靠几个亲戚的接济才得以活下来。从未享受过家庭温情的筱颖不仅不想当母亲，甚至也不想成家。只是，与日俱增的寂寞促使她萌生了找个伴侣的想法，在遇到我之前，她曾在网上遇到过好几个心怀鬼胎的男人，这让她差些选择永远独身。
直到筱颖当面问我，我才第一次认真思考起自己选择丁克的原因——也是因为母亲吗？我突然想起《小团圆》里，盛九莉坚持打掉肚子里的孩子，不愿生下来，不就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她怕孩子未来像自己对待母亲那样待自己。
我也怕未来自己像母亲对待我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吧？这当然也不一定，说不定我因为经历过那些伤痛，所以更有机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父亲，但这谁说得准？我无意充当上帝，在未经一个生命同意之前就将其创造出来，然后在他身上展开一场教育实验。而且，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太多的痛苦和意外，譬如常见的孤独、歧视与欺凌，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天灾人祸。
即便好运一生，平安到老，当他弥留之际回顾此生，幸福快乐究竟在连绵不绝的枯燥中占比多少？他是否后悔来到人世呢？这是个在他来到人世并且会开口说话之前都无法回答的问题。既然如此，那还是别冒险的好。
当然，以上都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在我看来，生育是自由的，愿意就生，不愿意就不生。我希望包括生育在内的很多私人权利都可以任由私人选择，不要因为和大多数意见相左就成为被攻击的异类。
令人遗憾的是，这还只是希望。
5
母亲对我终于谈了女朋友十分高兴。2012年春节，我第一次带筱颖从省城回小镇过年，她所表现出来的贤惠得体让母亲和其他亲戚十分满意。母亲甚至忍不住拉着她的手说长问短，努力表达自己的好感和热情，但那种见面没多久就和你掏心掏肺的体己方式叫人难以消受。筱颖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我决定带她出去转转，顺便带她认识这个我成长的小镇。
这么多年来，我也是头一次真正好好看看这个自己长大的地方。我恍然发现，十多年来，这里几乎没什么改变——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建筑，还是那些思想观念，不过一切都在时间中变得更老，更破败，更顽固。
在父亲死前，我常常去玩弹珠的那片河岸上的农场已经完全被淹没在齐腰的荒草之中。母亲后来告诉我们，农场在我念高一那年就垮了。
“那帮当官的想钱想疯了，搞各样名堂，这里刮一点儿，那里刮一点儿，没几年就把人家搞垮了。这个镇子就是被那帮人搞成这样子的。”母亲总是将自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讲得言之凿凿。她忍不住向筱颖感慨，在她年轻时，这个镇发展得比周边都好，可现在却一年年地衰落下去。
带筱颖见过母亲就算完成了见长辈的仪式。此前母亲曾问我什么时候双方父母再见一见，我便趁机小心翼翼向她大致说了筱颖家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这样倒方便了”。
此后不久我和筱颖就结婚了。为了给我凑婚房的首付，母亲掏空了包括父亲赔款在内的所有积蓄，又变卖了我们住了20多年的屋子。我怕这笔钱会成为母亲今后催我生育的一大砝码，原本不想要，可是心一横，到底接过来了——房价一天天疯涨，几年前我开始关注房市时就说要降，可相比那时现在房价都快翻了一番，如果眼下再不买，恐怕以后更买不起。
肩上生活的担子愈加沉重之后我才发现，即便自己不想丁克，生活也不得不逼我丁克：每月的房贷和日常开销已让我捉襟见肘，哪里还负担得起奶粉、尿布、早教课等一大笔支出？在婚后的头两年里，我总是以此来做母亲催生的挡箭牌，她却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养小孩儿其实也不过就是在桌上添双碗筷罢了，哪里需要那么多的名堂。
早在婚前，我和筱颖就商量过如何将我们的情况告诉母亲。我主张快刀斩乱麻，与其拖拖拉拉不如眼下就告知实情。然而筱颖却问我，我们是不是现在就打定了主意一辈子都不要小孩？万一告诉了母亲，后面我们又想要了怎么办？那岂不是自找麻烦？不如走一步看一步。于是便一天天地拖下去。
起初面对我们的推托，母亲虽不以为然，但也没多说，只是时不时拐弯抹角说哪个亲戚又生孩子了。渐渐，她不再隐藏意图，直言女人最佳的生育时间只有那么几年，不能一味拖下去。为设法让我们生孩子，她想尽了一切手段办法，威胁说自己要回小镇，甚至拿针扎破了我们的避孕套。从那时起，我就预感到我与母亲之间那场水火不容的正面对决迟早要来——尽管它在筱颖努力地折衷调和下一延再延。
在我和筱颖过完第四个结婚纪念日不久的一天晚上，我正靠在床头看书，筱颖却一反常态，什么也不做，一直翻来覆去，似乎有什么心事。果然，她忍不住叫了我一声，当时我看书正入神，头也没抬就嗯了一声。沉静几秒后，她终于开口了：如果你以后想要小孩儿了，但我又生不出来了怎么办？
我沉默不语。筱颖看出我陷入了不知如何作答的困难，终于说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答案：其实你和我都不是“铁丁”，我们很可能在未来的某天突然就想要孩子了，与其等到那个时候，不如我们现在就生一个？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筱颖向来是怕怀上小孩的，我们即便在所谓的安全期欢爱，她也一定要求做好保护工作，有几次我们在疯狂的激情中彻底忘我，第二天她也都会做足补救措施。这样一个人又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呢？
几年以后她才向我坦白，那天下午在我回家前，母亲和她有过一场以她身世为起点展开、以她答应生育为目的的谈话。而那天晚上，面对我的逼问她只是摇摇头。
不过，已经猜到一切的我翻身就跳下床。她迅速拉住我，问我要做什么，我一把将她推倒在床上，任由她在身后呼喊，径直冲出房间。当时母亲正坐在沙发上，看着气冲冲的我以及急急追出来的筱颖，她没有一点惊讶的表示，一双眼睛在老花眼镜背后紧紧瞄着我，似乎一直在等我出来。
面对我的质问，她开口就是“放你娘的屁”，拿亲情伦理压我。我想和她谈人权独立、生育自由，告诉她就算亲人也无权干涉和践踏这种神圣的私人权利，可是除了让她更加火大之外再无其他效果。
她的声音陡然又提高了好几个分贝，骂我翅膀硬了，怎么当初没有这种底气？我努力压住一阵阵激涌上来的血气，向她解释这完全是两码事，而她却只是一个劲儿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并且将生育和孝顺、报恩完全划上等号。
我一再强调自己就是不想要，叫她别逼我，她却以为我疯了，理直气壮告诉我，“没有哪对正常夫妻会不要孩子”，然后试图拿种种凄凉下场让我明白不要孩子是种可怕的错误。
“那你就当我不正常嘛！”
“不正常就治！”
我们互不让步，都被对方的不可理喻气得火冒三丈，渐渐歇斯底里起来。
“你为什么从小到大总是逼我去做不愿意做的事呢？你有想过我到底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吗？”郁积已久的愤怒从我的身体里咆哮而出，我忍不住将她所有的好意都贬成了一文不值的情感绑架。
她被气得脸色铁青，抬手就是一巴掌，老花眼镜滑到了鼻尖也不扶，嘴里不断飙出难听的话，对生养了我这样的家伙追悔莫及，替自己牺牲的一切不值。
我不顾筱颖的劝说，继续冷漠无情地告诉她，我从来没有要求过她为我这样牺牲。前所未有的愤怒如混凝土般顷刻灌满了她的身体，让她定在原地。一时说不出话的她唯有咬牙切齿，提起刀锋一样闪着冷光的眼神狠狠劈我。她全身都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悬在鼻尖上的眼镜摇摇欲坠。她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冲出愤怒的重重包围，用她能发出的最大音量冲我吼：“滚出去！”
那副我带她去配的眼镜终于也被震到了地上。
6
我知道母亲不见了是在争吵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重新打开手机，无数个电话和消息使它震个不停。筱颖告诉我，当晚我负气离开后，母亲整个人顿时就软了下来，一屁股瘫坐在沙发上，眼泪不停往下掉。筱颖将她扶进房间，想安慰却不知说什么。她去厨房给母亲倒了杯热水，母亲却将自己锁在房内。房门在第二天早上重新打开，里面却空无一人。
我和筱颖找遍了所有母亲可能在这座陌生城市中去的地方，都没发现她的身影。晚上10点，我们才拖着疲惫身体回到家中。我坐在昨晚母亲黯然流泪的沙发上，一支又一支地不停抽烟。一个多小时后，我才在大舅的电话中得知母亲今天一个人回了老家，刚下火车，就因为血压太高直接倒在路边。大舅一边骂我不是个东西，一边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我问他母亲现在怎样，他说已被接回家了。
我立即拨通母亲的号码，响了两声我就挂了。都快12点了。但刚放下手机，我又拿起来打过去。等了很久那边才接。我问她怎么样，她还在气头上，说她是死是活都和我无关。
我说我是她儿子，她只是冷笑。我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周末回去看她。她拒绝了，威胁如果我坚持不要孩子就永远也别见她，永远都别联系她，她没我这样的儿子。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告诉她不该这样，她就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打给母亲，但她说到做到，一概不接，换其他号码打过去，一听见是我她就立马挂掉。在接下来的半年里，除了筱颖天天吹耳旁风外，不断有长辈打电话过来，一边骂我一边劝我，说母亲为了我吃了太多的苦，我不该这样使她伤心。
这些我都晓得，谁会比我更清楚母亲为我做出的牺牲呢？但我因此就不得不屈服吗？我告诉自己，愧疚、自责等情绪必须收起来，我要让自己变得铁石心肠起来，拒绝一切软磨硬泡的声音，在那条做自己的正确道路继续走下去。
此后的3年多里，我无视了所有人的劝告，严格按照母亲要求的那样，再没给她打过一次电话，也没回去看过她一次，只是每月定时往她的卡里打钱。她对此没有任何表示。我只是间或从亲戚嘴中得知，她在镇中学旁边租了间小房子，重操旧业，在市场上依然还是风风火火，和人争长论短。
而我呢，工作就工作，生活就生活，要不是在某些时刻突然就想起她，我几乎都快忘了她的存在。对我，她或许也一样吧？
如果不是那通关于她病危的急电，这样的关系或许还将继续下去。
7
2019年中秋节前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紧急处理一份文件，大舅的电话突然来了。因为正忙得不可开交，加之以为他又要劝我，起初我没搭理。没想到电话一个接一个地轰过来。他告诉我，母亲得了胃癌，晚期。
我久久怔在那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开始落泪，无论电话那头大舅的呼叫，还是对面工位同事的呼喊，都没听见。在那一瞬间，我被洪水般的悲伤击晕了，直到那位最先发觉我流泪的同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清醒过来。
最近一班班车将我送回小镇时，已是夜里10点。此时的小镇街道人影寥寥，只剩茶馆里的喧闹。路过时有人认出我，我定眼一看，是小我5岁的茶馆老板娘的儿子，现在他已经成了新的老板。我的出现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窃窃私议，用各种异样眼光将我在无情无义的耻辱柱上钉得更深。我很快地走了。
我按地址找到母亲租住的地方。我敲了好几下门，门才打开，站在门口的却是另一个有些面熟的老人。就在我以为自己找错地方的时候，我突然记起来他就是那个赵木匠。他认出我，撇开身，让我进去。母亲在房间里问是谁，赵木匠正准备回答，我制止了他。
母亲正坐在沙发上泡脚，那副其中一只镜片已经裂开的老花眼镜被摘下来放在小腹上，以至于我走近了她也没认出我，继续追问是谁。她这几年又老了很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大上十来岁。乱糟糟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脸上一道道生之艰辛的刻痕也愈见其深。就连喊话时的那副喉咙也不复响亮，萎萎顿顿的，是个十足的老太太了。
“是谁？”母亲继续问，语气里多了两分不安。在终于听到我的声音后，她浑身触电般震颤了一下，抬头看我的同时，一把抓起眼镜戴上。
我们两个人就那样久久地看着对方，眼里渐渐都有了泪光，什么话也没说，却在那种意想不到的相逢里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同情与理解。我们一心求和，对于内心深处那个曾让我们分崩离析的问题，就这样接受了岁月给出的似是而非的回答，以此获得迟来的解脱。
母亲拒绝再去就医，坚持待在家里，说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我悄悄去问过之前给她检查的医生，对方向我无奈地摇摇头。我请了长假，连休大半个月，一直在小镇上陪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说是我把母亲气成这样的。
这些议论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依然每天和母亲一起买菜、做饭、散步。我们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温和。在那大半个月里，我们聊了很多从前的事，关于我的逃课、关于她的变化、关于父亲的死，甚至一些她当姑娘时候的事。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却唯独没有再提要孩子的事。在假期行将结束时，我再次提出将她接过去一起住，如果愿意，赵木匠也可以一起。她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最后却只是摇头。
我离开那天，母亲很早就起床，烙我小时候很喜欢的煎饼。那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变了，我早已不再喜欢吃煎饼，而她却偏想起在这时候做给我吃。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想起了《围城》里那台对于人生的讥讽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的老钟。房间里似乎也响起了报时声，滴答，滴答，就快到离开的时间了。我故意放慢进食速度，等她说她一直想说的话，她却只是看着我。
“你不要生气，我知道，我不该讲，可我怕再不讲，就没机会了。”她终于吞吞吐吐开了口。她不再是记忆中那个盛气凌人、对一切指手画脚的母亲了。她的态度诚恳谦卑得像个首次对大人袒露心迹的孩子，惶恐又期待。
“你可以再好好想想，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生一个吧。你没个孩子的话，妈怕，怕你以后老了没人陪，走都走不放心。”
我抱住她，感觉到她那营养不良般的瘦小身体在我怀中轻轻起伏。她已经又聋又瞎，我不得不把嘴贴在她耳边，轻轻安慰她我会经常回来，叫她别这样。
而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拥抱。复工第二天，我刚下班一会儿，就接到赵木匠的电话。在明确得知我对他的态度之后，他终于不必再通过大舅就直接联系我。电话那头很吵，母亲去世的消息夹杂着许多议论的杂音一起钻进我的耳朵。
在约好回去的时间后，我挂掉电话，怀着复杂的心情挤上地铁。在拥挤的车厢里，我被人挤来挤去，耳边不断回荡着母亲的那些话。地铁呼啸前行，摇摇晃晃，我一时不知道它将载我去往何处。
后记
今年5月上旬的一晚，林夏告诉我，自己中午去市场买菜，许多商贩正在吃午饭。有的叫的盒饭，有的是从家里带去的，算不上丰盛，但也有菜有肉。其中有一位卖鸡鸭的中年妇女却在独自啃着馒头。一下子，许多往事就涌了上来，他又想起母亲了。
过去大半年，想念总是不期而至。林夏不时想起母亲，不停思考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好像两个人都对，又好像两个人都错了”。
无论对以前还是对未来，林夏都没能想出一个明确答案。他无法厘清谁对谁错，也无法确定是否会一直丁克下去。他只知道，他和筱颖目前都还没有要小孩的打算，“未来的事谁说得准呢？是吧？”
（本文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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