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公社

标题: [转帖]小镇文革文 / 黑牡丹 [打印本页]

作者: 阿错 时间: 2006-2-22 15:05
标题: [转帖]小镇文革文 / 黑牡丹
我出生在一个不应该出生的年代、一个不应该出生的小镇，看到的都是不应该看到的情景，想着不应该想的事情。现在回忆得起来的最早的一件事是“轰麻雀”，记得我那年还是一个不小的“官”——幼稚园的小班长。现在还依稀记得阿姨（当时不叫“老师”）带着我们拿着破脸盆、口杯等坛坛罐罐到田野、小山坡上敲打，还真看到麻雀掉下来。可是第二年龙眼树和荔枝树上全是臭椿虫，颗粒无收，我从小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龙眼荔枝，那一年吃不到了。记得起来的第二件事是看到一群人在“批斗”一个“坏分子”，起初是把他推推搡搡的，后来就拳打脚踢，直到把他打倒在地呻吟哭泣——一个大男人流眼泪是连小孩子也一辈子忘不掉的。
1958年我跳过一年级直接上H镇民办小学二年级，这个学校是由一群没能上高中、大学的青年人办起来的，专门招收上不了“中心小学”的孩子。我属于“年龄不够”加上“政治原因”（我过了好几年以后才知道我的“出身不好”）的“双料”，因祸得福。学唱的第一首歌是《我们的田野》，第二首歌歌词的第一句是“小鸟在前面带路”——我一直不解的是，既然小鸟会为我们带路，为什么我们要消灭麻雀呢？教唱歌的年轻漂亮的女老师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一个精美的铅笔盒，我直到今日还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民办小学的所有校舍、经费全是我们师生们“挣”的——我们从来没有放过暑假、寒假和其它假日，包括星期六、星期日也没有停过。我们全体师生到附近山上挖土“印制”土坯，不但自建校舍用，还出售“赚钱”。我们还为镇上的企业、单位捏煤球（当时还不懂得“蜂窝煤”）、卷鞭炮（现在看到许多鞭炮厂爆炸的报道我还在庆幸自己）、剥花生、捶石子等体力活挣钱。我上学的第二年开始每年“六一节”就拿着校长写的“感谢信”到镇上每一家企业、商店募捐。靠这种“勤工俭学”我们盖起了小学校，还真象个样子，可惜“文革”一开始就被“中心小学”兼并掉，后来甚至还把它拆了，令人遗憾，这是后话。
记得有一回县教育局拿了一份“中心小学”的期中考考卷来考我们民办小学，我所在的一班除了5个考99分，其余全部100分，轰动全县。而我们的体育成绩更不赖，在全省的板羽球赛拿到第二名！
童年时记忆最深的是挨饿！我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指的是哪三年，我们这个镇从1958年“大炼钢铁”、办“大食堂”起每个人就开始挨饿了，1959年街道上有时就已经可以看到饿死者的尸体。我的祖母饿得“水肿”（浮肿）还要请医生来检查开证明才拿到一张“供应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条子，当时听说米糠粉可以“治疗水肿病”，我拿着这张条子到“大食堂”排队购买，从星期六下午3点排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买到。现在讲给孩子们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的祖母终于还是饿死了！米糠粉并没能救她的命！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后饿死。
我的兄弟姐妹有8个，先后4个送人，后来有一个饿死了。一个弟弟5岁才送给人家，有一次偷跑回家，路上涉水过溪也差点被水吞没。
记得母亲每天半夜和几个邻居一起到十几公里外的山上偷割柴草挑回镇上卖钱，经常被守护山林的农民追得无路可逃，被捉到不但劳而无功，有时还被打骂。有几次比较顺利，柴草卖了钱买了几两肉“打牙祭”，全家高兴了好几天。我和父亲有时在天亮前也要走几公里去“接柴草”，所以后来的“上山下乡”对我来说并不觉得可怕。当时母亲的“最高理想”是让全家人“一个月能够吃上一次鱼或肉”。但这个“理想”直到“文革”结束都没能实现。
报考中学时，我们班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参加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上重点中学。我有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的语文老师猜对了。
我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这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赞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赞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赞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人员家属”（后来我才知道我爸爸是“四类分子”）几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我们每人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我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我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十几块，足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学校有三个“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金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我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而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厦门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文革”开始后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我们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我们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臭气熏天的折磨。他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我们食堂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来了。直到“文革”开始，我们班几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姓余。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礼拜六、礼拜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文革”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姓黄。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监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刽子手。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却教我们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他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2分钟准备”钟响他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我们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 grandmother do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DL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80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DL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们俩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她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第二次是轰轰烈烈的写大字报期间，我们班给每一位老师都设了“大字报专馆”，准备给黄老师“设专馆”时，同学们都知道黄老师对我“最好”，逼着我至少得说出黄老师的一条“罪状”，否则就“没完没了”。我想了半天，总算找到一条“罪状”：“黄老师在教我们‘钱’这个英文单词时，拿着5分钱对大家说‘ I have money，I like money！’分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
同学们七嘴八舌又添了几条“罪状”，然后上纲上线，从马恩列斯到MZD的经典著作里找了许多语录，记得有马克思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MZD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洋洋数千言，把黄老师批得“体无完肤”。大字报最后署下了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前头。
当天吃晚饭后，碰上了同桌的她，只有一句话“我恨你！”
两句“我恨你”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忏悔过了一辈子。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听说她后来嫁给一个阔佬，移居香港。又听说她的老公是个吃喝玩乐嫖赌饮五毒俱全的坏家伙，经常借故毒打她。结局是——自杀几次“未遂”，疯了，进了香港一家神经病医院。我到香港数次，遍访不到。不知现在是死是活……

作者: 阿错 时间: 2006-2-22 15:06
“上山下乡”并不是“文革”中才开始，我的一个堂兄在1964年就上山下乡（那时侯叫“青年移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事实。“文革”开始的时候，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地瓜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镇里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们跑步8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有一次“支农”是到离学校较远的山上参加建水库，短短的一星期内就有两次差点死在那里。第一次是拉石轮夯土坝，我们在前面拉，已经拉到土坝下，扶石轮的农民不注意让石轮滚出了坝的边界，重达数吨的花岗岩大石轮从我们头顶上滚下来，土坝上和两边山上数千名“观众”都看呆了，以为我们几十个学生都要葬身石轮下了。我们也都扔了绳索，四处逃命。说时迟，那时快，忽见旁边几个壮汉各自拿着一根大铁钎同时插在石轮下方，幸亏石轮滚下来的速度还不快，被上面几百人的拉力和下面铁钎的阻挡止住了。我到现在还想不出来那几个壮汉为什么刚好都拿着大铁钎？难道是老天爷可怜我们这些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学生而做好的安排？
第二次事故发生在我们“义务劳动”的最后一天。那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我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又是“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想必看官已经可以猜到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但“政治”考试成绩却一直不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学时基础不好——民办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设政治课，但没有专职的政治老师，只好请一位姓林的原来给我们上语文课的老教师代，林老师一给我们讲政治术语，大家就打瞌睡，他竟然想出怪招，说要给我们讲故事，大家就来劲了。先讲了《林海雪原》，接着讲《烈火金刚》，后来竟讲《薛刚反唐》（我们也搞不清楚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林老师给我们变魔术看，大家最拥护，后来只要上政治课，我们都要林老师变魔术。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政治就是变魔术！
第二个原因则是老师教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半夜鸡叫》这种事我从来不信，因为我的一位亲戚就是个地主，他招聘长工的“唯一标准”是考吃饭，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他的口头禅是“不会吃饭就不会干活”。
“社教”开始了，我们也得参加学校周边社队的“阶级斗争”活动。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个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的“小斗争会”，我们认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到会一看，被斗的人才二十几岁，原来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镇压”。而他的妈妈——“地主婆”——也被抓来“陪斗”。我们听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条“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贫农与他同龄的好友曾请他一起去部队驻地看电影，他竟然说“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的这位“好友”不但“揭发”了他，在会上打得最起劲的也是他。人们越斗越激动，最后把他五花大绑倒吊起来，但他自始至终不流一滴眼泪，最可怜的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饶，磕头磕到额头都是血。
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次次地呼喊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电影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边的几个女生叫喊得最起劲，平时那种腼腆、害羞的样子全不见了。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我和我父母被批斗的情景。因为上个星期六回家时，分明看到离我家不远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四类分子汇报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爸爸！
第二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斗会观后感”，我交了白卷。
学校还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哭诉旧社会的艰苦日子，但没有一次引起共鸣——同学们天天还在挨饿，旧社会再饿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偏偏有的“贫下中农”也不懂“政治”，经常讲错，弄得组织者啼笑皆非。有几次发言者骂错对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帐上。
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每一年几个法定节日是我“大丰收”的日子，校园里张贴的谜语我象风卷残云地全部入帐，至今有一位组织者还“欠”我十几支铅笔呢！全校的中国象棋比赛我得了亚军！体育方面也有几张奖状收入。文艺演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我歌喉不错，一首童声独唱还被录制在校园里播放了半年；朗诵也行，演“双簧”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写过相声剧本。阅览室、图书馆、师生俱乐部都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图书馆“馆长”成了我的忘年交。校刊经常发表我写的文章。
团支书要发展我入团，条件是“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说“可以，但要多给我助学金”，否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向谁要去？团支书看我“顽固不化”，就不再同我谈了。
班主任、教我们语文的李老师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的人物，1965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气中的一些成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他就叫我给全班同学朗读一遍，并且还提醒同学们要多关心时事，“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后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学念两篇“重要”的报纸文章，但我念得出来，却理解不来，“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布拉格之春还有“叛徒”铁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详了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兴趣，邓拓、吴晗的《燕山夜话》写得好极了，比我原来最喜欢看的《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小品文还有味道，早知道我就会多看北京的报纸了，而不是等到现在批判的时候再看。
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填报高中或中专的志愿，一面又在高三年填报大学志愿，两边的毕业考和“大考”我都在准备，直到5月底才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掀起”，我的同班同学早就写了好多“小字报”在批判老师了，只是被学校领导“扣压”才不能发表。6月1日清晨，我刚起床就听同学们在议论“小字报”的内容，顾不得洗刷完毕就跟着人群往据说是贴满了小字报的地方挤，果然铺天盖地的纸片贴得几面墙壁都不留余地了。我注意我们班同学们写的内容，无非都是发泄一些平时对老师的不满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详细看完，是我们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同学写的，他说我们一位老师平时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脸，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几个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到底是这位同学自己喜欢看女生的这些地方还是老师喜欢看，有的女同学已经在骂“流氓”了。其它班级的小字报围观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有一张小字报还“揭发”有一位男老师特别喜欢去学校医疗室让女护士检查下身有没有毛病。有一些涉及到“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小字报反而并不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围观。
随后的几天里，同学们开始“搜索”老师们的“罪行”，最先有人发现语文试卷中一些词语排列“有问题”，例如排在“邢燕子”后面是“灰心”，“革命队伍”后面竟然跟着“疏散”等等；有的同学把卷子对着灯光照，发现“毛主席”的后面有“反动”的字样，于是追寻出卷子的老师，要他们“坦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我把《语文》课本翻了一遍，竟也有了“重大发现”——陆定一写的《老山界》里有一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几个同学一讨论，认为这是“污蔑工农红军”，“把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写得象土匪一样”，我执笔，大家七嘴八舌就写出了一篇“声讨”陆定一的小字报，虽然那时侯还不知道陆定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当权派”，反正写这样的文章肯定是“坏蛋”，批判是一定不会有错的。
66年6月6日，中国人认为“六六大顺”成双的大好日子对我来说却是最“不顺”的一天！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笼，贴在“大膳厅”门口，一下子吸引了数百人围观，我也挤到前面“看热闹”，大字报的题目是“郑ХХ要把学校带向何方？”郑就是现任的校长。我慢慢地往下看着，却突然发现了我的名字！头脑里轰的一下几乎昏倒，揉一下眼睛再看，没有错！这一段讲的是郑校长“有意”培养“白专学生”，举的第一个学生例子就是我，说我有一个伯父“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立法委员’，1949年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还当什么“部长”，驻某某国家的“大使”；我的爸爸则是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参加过“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事连我都不知道，我急忙看“作者”是谁，原来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奇怪的是这位同学从来不会写作文，每次作文老师给的分数都不超过30分，今天怎么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来了？而且文中有些字、词我估计他连看都不曾看过。还有他怎么知道我的那么多“家底”呢？我竖起耳朵听围观的师生们在议论这位同学：“他老爸是县委组织部长，前两天他到县里去向他老爸拿了好多材料”，原来如此。
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虽然以前也有风闻。晚上回家时询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当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父亲说：“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呢”。“那你怎么承认当国民党的‘官’呢”？“他们说我是，我就是了，反正一条罪状是反革命，一百条也是反革命”。
几个同学的父母到我家，“拜托”我说服他们的子女不要参加什么“革命”，安心读书，有的人早已对自己的子女“现身说法”或者举实例说明“反右派”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后来都没有好下场，但同学们都听不进去，希望我能以同龄人的身份“规劝”他们。有一位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学生爸爸还说：“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搞倒，你们年轻人不懂事不要瞎闹。”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报纸上还天天有刘少奇“主席”的新闻报导，便问：“你怎么知道的？”那人答道：“前几天我在马来西亚报纸上看到的，国外早就有议论了。”我想，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打倒的，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家长们的嘱托我并没有记挂在心，我最担心的是同学们把我看作“另类”或者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可第二天回到学校发现情形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么坏，同学们只是叫我“白专”，连“分子”二字都还没有连上去。于是我仍旧与同学们一起“研究”材料，一起写大字报，而且表现得更积极，因为怕他们说我“白专”。
有几个同班同学的父母就在我们学校教书，其中有一个同学说他爸爸晚上睡觉时牙齿会“ 嗒嗒”作响（中医叫做“磨牙”，一般是由于消化道里有虫子活动引起），大家一分析，便断定是他爸爸半夜“向台湾的蒋介石发电报”；另一个同学的妈妈有洁癖，平时卧室是不让任何人进入的，即便是她丈夫进去坐一会，碰过的物品也都要擦洗几遍还嫌不干净，我们便判断她“肯定是美蒋特务”，在卧室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我们不但急急忙忙地写了几大张大字报，还连夜到公安局“报案”，说是发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公安局的人接待了我们，表扬我们小小年纪警惕性这么高，还要我们继续“侦察”，一发现蛛丝马迹就要马上报告。于是我们便分成几个小组，每日24小时擦亮眼睛盯着这两位同学的家。遗憾的是，白忙了几天一无所获。我们怀疑是因为写了大字报“打草惊蛇”，几个好同学怪来怪去，弄得不欢而散。

作者: 阿错 时间: 2006-2-22 15:08
同学们开始给每一位老师设“大字报专馆”，第一个就是“政治嗅觉”最灵的班主任李老师，他的“罪行”不算严重，只是有些“资产阶级思想”而已，比如爱吹牛、爱出风头、穿好一点的衣服、对女同学“特别关照”（当时我认为只有最后一条可以算作“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他同学认为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全班每一个同学至少都得写一张大字报，所以也挖出点有趣的“新闻旧闻”，如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李老师脱光衣服做啥？”引得大家都去看，内容却令人大跌眼镜，原来说的是这位老师在“支援农业”下乡时有一次跑到老乡家里脱光了衣服抓跳蚤，不知这算什么“罪状”。
其他老师的“专馆”内容要“丰富”一些，后来居上，黄老师的“专馆”还有其它班级学生来参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已经不止一条了。我“揭发”的“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已经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他女儿却不能饶恕我。
后来的大字报越写越离谱，有的干脆在纸上随便画画，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觉得纯属浪费纸张；有的同学开始写脏话粗话骂人的话，反正随便乱涂乱写也没人阻拦你。我猜想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好“揭发”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结束了。
有一位女同学写下一篇内容非常含蓄的大字报又把大家的“热情”鼓起来了，那一天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贴着“快去看2416号大字报！”引得全校师生都往一个方向走去。我赶到的时候听见人们纷纷议论着，到底是哪一个老师干的，谁都猜得到肯定是“桃色新闻”或者“腐化堕落”这一类事，在2416号大字报旁边有人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漫画，上面画着一头大公猪，背上趴着“高小姐”。想不到过了几天竟然听说公安局来学校逮捕了一个老师，罪名是“强奸幼女”。这老师也曾到我们班教过一年数学课，同学们于是纷纷猜测某某某、某某某是不是也“有事”，猜到最后全班的女同学都不来学校了。
工作组说来就来，先是找各个班级写大字报最积极的学生谈话，接着找“黑五类”的子女谈话。找我谈话时问我在“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黑）中“算老几”，我说：“我不是，我老爸算老三”。没想到来人竟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们这一班学生成分最复杂了，几乎没有一个红彤彤的！”原来大家屁股都不干净，你臭我也臭，彼此彼此。
到了往年放暑假的日子，同学们问工作组放不放暑假，工作组没有回答，于是大部分学生自己给自己放假回家去了。我也随大流回家去等待“复课闹革命”。
回到镇上，按惯例得先到居委会“报到”——参加政治学习、义务劳动，表现积极者也许会被安排到国营企业工作，这是所有城镇知识青年唯一的“出路”。居委会黄主任先给我们讲镇上的“阶级斗争”：“黑子的爸爸看报纸最积极，但他报纸是倒过来看的，巴不得蒋介石早日反攻大陆。”私下里黄主任对其他人说：“国民党要是打过来，黑子带着他的亲戚肯定先砍我的头！”他也喜欢下中国象棋，跟我下了几盘，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有的同学偷偷叫我手下留情，给他一点面子，我不干，心想这种人就得给他难看才会学乖。我不怕他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母都喜欢打麻将，那个时候禁止打，也买不到麻将，我去砖瓦厂“偷”了一筐洁白的高岭土回家，自制了一幅“土”麻将，引得邻居们都偷偷跑来我家玩。黄主任经常吃过晚饭、到街道上叫嚷几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反对打麻将”、“反对……”放下扩音器就直奔我家同我父母和邻居搓麻将了。
街道上贴的大字报也不比学校少，有的商店被大字报封得密密实实根本不能做生意了。我爸爸原来开一间照相馆，后来被没收了。又开了一间染布店，惨淡经营，勉强维持着全家人最底的生活标准。同一条街上还有一间染布店是“公家”办的，就来我家店面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内容是我爸爸起的店号有“封资修”的“味道”，应该“砸烂”。
有了学校里的经验，我知道人人都是“不那么清白的”，让我的好友查了一下，果然写大字报者的叔父解放前当过镇长，几个朋友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一摞子大字报，对方老老实实地再也不吭声了。
关帝庙前的“大字报专栏”“脱颖而出”，终于成为小镇“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起因是镇竹器厂厂长陈某某组织厂里职工集中对一个“社会青年”侯某某发起总攻，挖出了侯的“狼朋狗友”大部分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但侯某某也不是“好吃的果子”，他的“出身”没有问题，虽然没有上过中学，记忆力却出奇的好，讲话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这一回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了——他无所顾忌地愤笔疾书自卫还击，每一张大字报都忘不了加上几条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件件堪称“精品”，看的人直呼“过瘾”！镇里派了许多人给大字报编号、抄录，明眼人都看得出为了“秋后算帐”。我也是每天吃过晚饭就直奔“最前线”看大字报，一张都怕落下。看到精彩处也抄在笔记本里，心想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写一本“小镇文革”也不错。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以为又能安分守纪地专心读书了，急忙带着一个星期要吃的、用的物品到学校报到。一进学校大门，迎面走来一队老师，个个蓬头垢脸，手上分别拿着锄头、粪箕、竹扫把等劳动工具，唱着“我是牛鬼蛇神”之歌，黄老师看到我还对着我扮了一个鬼脸，分明是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我不敢面对着他，低头走过。
从几个同学的叙述里我基本了解这一个多月来学校发生的大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几乎是在十八层地狱里煎熬，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斗死或不堪折磨自杀了，最惨的是有一位竟然投入学校的夜间厕所里自尽，第二天叫其他“牛鬼蛇神”老师把他捞起来继续批斗，说是“畏罪自杀”。
原来“复课闹革命”是假的，通知全体学生到校是为了“选举”一些同学去北京，据说“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班可以“选”一个，条件是家庭成员和亲戚里不能有“反动分子”。全班一个一个“站队”，全都“不够格”，最后只好推出一位三代赤贫的刘某某赴京。次日中午，有同学又打听到刘的一位姑父是国民党员，但刘已经起程，追不回来了，同学们非常担心，万一到北京“暗杀毛主席”该当何罪！
过了几天，没等到去北京的同学们回来，“大串联”开始了。有的同学还是想去北京，有的要去井冈山，有的说要沿着红军走过的路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去……我年龄太小，胆子也小，哪里也不敢去，只能回镇上老家。我有几个同学去井冈山后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镇上的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冒出来，起初都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各种名称都出现了，如“捍卫真理”、“毛泽东主义”、“驱虎豹”、“过得硬”、“刺刀见红”、“漫天雪”红卫兵，还有“工人赤卫队”、“挺进队”、“特务连”等等，这可乐坏了我家一个邻居黄KK，这位老兄原来是削木屦的，偶尔煮一些浆糊、配一些墨汁卖，后来开成印染店，印背心、袋子，“文革”一开始，他便印些语录在原来印校徽的徽章上，旁边贴着翻拍的毛泽东像头，居然也卖出不少，赚了一笔；用薄薄的铝片冲压出毛泽东的头像（毛主席像章）又赚了；红卫兵“城头变换大王旗”经常把“战旗”和袖章上的字洗掉换上其它文字，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红卫兵”三个字用“毛体”以外，其它文字都要请我爸爸书写——我爸爸的书法尤其楷书可是全县有名的——黄KK发“国难财”，我爸爸也跟着沾光，“发”一点“小国难财”。
“破四旧、立四新”轰轰烈烈地展开，镇上有点历史、文化的物品被一扫而光，关帝庙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据说有人听说第二天红卫兵要来“破”，连夜转移到哪里去了，庙里庙外贴了许多毛的图片和语录；观音寺本来就已经兼作“文化站”，这一次彻底变成“文化宫”了；离镇上不远处有座大寺院，曾经还是省佛教协会的总部，红卫兵冲进庙里，把和尚、尼姑通通赶走，给住持戴上高帽游街，说他“跟尼姑睡觉”，寺院“改造”成“专业队”让农民进去加工茶叶；……但“革命”总是不彻底的：有一个“满清的遗老遗少”还留着半个世纪多的长辫子，人站着辫子垂到地上还可以饶两圈，红卫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宁肯掉脑袋也不掉辫子，被拉出来游了几次街，辫子竟然还是保下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街上摆了一桌酒菜然后点三拄香、烧着“金纸”拜佛，路人劝她不要这样“明目张胆”、“被红卫兵看到了会游街戴高帽的”，她的回答也有趣：“我这么虔诚，菩萨会保佑我的”；还有一件事直到今日还被镇上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当年的“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萨之前，嘴上还念念有词：“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他们叫我砸的”。后来这人还是疯了，人们都说是“报应，菩萨找他算帐”。
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把所有“封资修”（几乎所有旧书，包括大学教材和参考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的书本交出来烧毁或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为“私藏”什么而被游街示众。有个大学生写的日记被抄录成“大字报”贴在“专栏”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赏这位大学生的文采，“相见恨晚”。
我家本来也有几件比较高级的家具，小时侯我就非常欣赏，但被我奶奶在“大跃进”年代捐出来“大炼钢铁”烧掉了，只剩下一个衣橱，外表雕刻得很精美，两扇橱门分别刻着“藏珍”、“蕴玉”，我用墨汁把这四个字涂黑，两边的雕刻部分贴上一对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唯一的“传家宝”总算逃过一劫。但弘一法师亲笔书写的一张字条——那可是我伯父因为与法师挚交才“有缘”得到、我爸爸视为命根子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被红卫兵抄走了，不知被烧了还是流落在哪里。
我爸爸有一位好友陈先生，听说抗战时是西南联大的高才生、解放前当过云南省或者昆明市邮电局局长，这一次被整得很惨，红卫兵因为他是福州人——与邓拓同乡，加上吴晗是他的老师，就认定他是“三家村”分子，把他的一条腿都打断了。有一次对我爸爸说：“腿被打断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闻一多先生亲手给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
陈先生的家庭很不幸，他老婆是少数民族（彝族或傣族？），虽然漂亮，头脑却简单得很。有人怂恿她揭发自己丈夫的“罪恶”，家庭就能“过关”，她竟然真的去“自首”，害得丈夫被斗得差点没命。“文革”结束以后，她不能原谅自己，只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经错乱、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病才不治而愈。
有一位资本家的老婆学习裁缝，用报纸练习裁剪，不小心把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剪破了，闯下大祸，被剪了阴阳头、戴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ΧΧΧ”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勾（判死刑的意思），斗得死去活来。
我有一位邻居因为8岁的儿子撕了一张“毛主席语录”擦屁股，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镇上有个油贩子偷偷地做食油买卖，被红卫兵抓到，戴上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贩油犯ΧΧΧ”游街，红卫兵叫他敲锣吆喝“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几下锣，然后讲述他如何贩油。一个外地的油贩子跟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红卫兵离开、围观的人也不感兴趣跟了才凑上来：“你家里还有多少花生油？”当场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以至于这位油贩子后来还在“想念”文革、游街给他带来的好处：“我不用做广告就财源滚滚！”他真的挺喜欢游街呢！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标语高高地飘扬在全镇最高的建筑物上面，我们这些“混蛋”只能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出来。但随后的一场演出却又唱出“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我们又无可适从了。不久传来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镇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又蠢蠢欲动加入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仍乐当“滚你妈的蛋”的“逍遥派”，不为所动。只是看到有些同学“大串联”回来、吹嘘外面如何如何又让我心痒痒的，但周恩来的一席讲话（大意是“大串联暂停、明年四五月再举行”）就让我“吃了定心丸”了。
为了布置“红海洋”，红纸、红布供不应求，黄KK用红色染料染纸卖得很红火，我爸爸为布店把白布染成红布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俩都真心实意地希望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很快地，草绿色的布匹（制作红卫兵服装）也告罄，我帮我爸爸试用黄、绿、棕三色染料配出草绿色，连附近几个市镇的百货商店都用车拉着白布到我家排队等染了。但好景不长，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染料买不到了。我到学校找余老师，他对染料也不熟悉，就介绍我到省会找另一位在大学里教有机化学的老师，借来一本《染料化学》，我硬着头皮“啃”了几个日夜，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于是我用米糠、稻草、造纸厂排出的废碱液加上硫磺等化工原料试验，竟然制造出我爸爸日思夜想的草绿色染料出来！
染料解决了，其它化工原料却经常买不到。我不得不自学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制碱工学〉、〈生物化学〉等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材，这些教科书是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借的，“参考书”则是到各地的旧书摊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找出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的，有的书直到现在我还在“参考”。
我试着用草木灰、石灰、碳酸氢铵、食盐、硫磺等容易拿到的材料制造纯碱、小苏打、大苏打、烧碱、硫化碱、液体肥皂、“太古油”等等，全部获得成功。我想偷偷地卖一些赚钱，但我爸爸胆小不敢卖，少量制造都只是自用而已。有了这些成功的实验以后，我甚至想到将来要是写一本小化工科普书——《新编鲁滨逊漂流记》描写一两个人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化学知识求得温饱的故事肯定有销路。
看电影是我当时唯一的“文娱活动”和“夜生活”内容。离镇上不远有两个部队营房，每个星期都在露天放映电影，老百姓也可以站在旁边观看。“文革”一开始就放映“批判片”，有〈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武训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等等，我几个同学消息都挺灵，每次有“毒草片”看都会来邀我同行。有一次看〈武训传〉等到半夜后才开始，天亮看完回家，让家里人着急得到处找。还有一次跑了几公里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放映，片名打出后才知道是〈雷锋的故事〉。
镇上的影剧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少，〈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总共看过几十遍，后来去看的目的是欣赏那几首儿歌，还有电影“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ΧΧΧ”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农民叫起来：“糟糕糟糕，中央出奸臣了！”我们都回过头去，听他继续在讲：“毛主席身边那个长着奸臣脸！”一下子整个影剧院大乱起来，几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把他扭送去派出所，后来听说被判了10年有期徒刑，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林彪事件”过后差不多一年才释放出来。（林彪死了、甚至几个月后全国公开了而“反林彪”的人还不能放，这种荒唐事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是绝对“想”不来的）
侯某某组织的红卫兵队伍联合其它“造反派”组成了“红总”（红卫兵总指挥部），侯自命“总司令”，夺了镇政府的权，把镇委书记抓出来批斗了一番，痛骂陈厂长组织的另一派（陈厂长不当“总司令”，却当“狗头军师”）——“红联”（红卫兵联合指挥部）是“保皇派”。“红联”也不示弱，把镇长也抓出来批斗一番，证明自己也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侯总干脆带队冲到县里去，把县长也抓来镇上批斗。这县长解放初是“土改队长”，但他的爸爸却是个地主，他亲自公审他爸爸，还亲手枪毙了生他养他的亲爸爸！据说枪毙了他爸爸后，他还能骑着自行车回家。不知道什么原因，骑着骑着竟摔倒在路旁的大山沟里。路人把满身是血、昏死过去的他用板车拉到我一位亲戚王医师开的诊所里，王医师救回他一条命。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暗中“保护”，王医师在历次“运动”中都毫发无损，并且还当上医院院长。（我的亲戚里面只有王医师一家不是“反革命”，甚至还能当“官”）
为了表示“最最革命”，陈“狗头”带着“红联”把全镇所有“九种人”（地富反坏右资黑现在又加上“走资派”和“臭老九”了）的家通通抄了一遍，我家自然也不能幸免。我爸爸早已是“老运动员”，被批斗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这一次不知为什么竟在听到风声时躲了起来（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出逃的那一天刚刚听说北京大兴县的红卫兵把全县地富反坏右资黑全部灭门，连3岁的小孩都未能幸免），结果是我妈妈被斗得半死。
由于被批斗的人太多，游街时在街道上排成长队足足占了半条街，各自拿着脸盆、口杯、铁锅等会响的东西使劲敲，有的甚至拿两块石头敲打（没有那么多的锣），就象当年“轰麻雀”一样“壮观”。王医师也被游街，然后被勒令扫厕所。曾经留学过日本、几十年来养尊处优的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当天就服毒自杀了。
“红总”“红联”两派的摩擦不断升级，只要“上面”一有风吹草动，下面就蠢蠢欲动。有一次“红总”组织大规模游行，游到竹器厂旁边，把一串鞭炮扔进厂里，差点引起火灾，也差点引起武斗。镇上的居民和学校的师生们绝大多数倾向“红总”，而“红联”则有工厂职工和镇郊农民的支持，陈“狗头”声称拥有“十万工农”，势均力敌，互不相让。我们这些“逍遥派”最兴奋的是天天有大字报看，两派互相攻讦、漫骂、挖苦，煞是热闹。演出也多起来了，每一场开始照例要唱《东方红》，敬祝“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宣布“大会纪律”：第一条，大会自始至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演出的节目有对口词、快板、大合唱、独唱、歌舞等等，小话剧“老俩口学毛选”之类，印象最深的是《长征组歌》。演出最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结束。渐渐地开始有些“变味”了，先是“红总”的宣传队在台上唱出：
“保皇的红联子，
睁眼看一看，
革命的造反派，
团结如比钢。
如果不投降，
就叫你完蛋！”
这一首歌第二天全镇的男女老少都会唱了。陈“狗头”暴跳如雷，立即下令他的“御用文人”也编了一首痛骂“红总”的歌，在农村里教农民们唱。

作者: 阿错 时间: 2006-2-22 15:09
我的同学、亲戚、朋友们有的加入“红总”，有的加入“红联”，也有一个家庭里丈夫参加“红总”、妻子参加“红联”的，吃饭的时候吵，睡觉的时候也吵，最后夫妻反目、闹离婚，也有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我有一个表哥比我大两岁，长得眉目清秀、一表人才，按现在的话叫做“帅酷”了，文质彬彬的，嘴巴又甜，见到长辈就叫伯伯、阿姨，谁见了都夸奖。1966年也是初中毕业，文革一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忙得没日没夜。他加入了“红总”，在里面当一个小头目。武斗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的那一段日子里，我妈妈就劝他妈妈——也就是我的姑母不要再让他“革命”了，我姑母不听劝告，还说我妈妈胆小怕事。后来我妈妈告诉我们：我姑母年轻时也很“闯”，敢跟男人们真刀真枪地干！
镇里有两座钢筋水泥楼房，“红总”“红联”各占一座当总部，各自在最高处安一个大喇叭，一天24小时播放毛主席语录歌，起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之类，后来就经常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偷偷地对朋友说：“敌人吃饭我们就不吃饭了！”），火药味浓极了。
有一次我到竹器厂找一位姓黄的老师傅下盲棋（中国象棋），他是我爸爸的好朋友。据说他爸爸是全县有名的竹编艺人，但黄师傅不愿意当竹匠，宁可去贩卖大米。直到他爸爸死后，政府又不让做生意，从来没有拿过竹刀的他一进入“角色”手艺很快就超越他的爸爸，成了全县“第一把竹刀”。黄师傅和我爸爸都是中国象棋高手，但黄师傅高出一筹，会下盲棋——“破竹”和下盲棋没有矛盾，可以一面工作一面下。
“炮二平五，马二进三”，我和黄师傅刚玩得正酣，厂里突然喧闹起来，只见陈厂长眉飞色舞地拿着一张传单叫着“好极了，好极了！赶快印一万张全镇贴！”我凑上前去，一看是“江青同志重要讲话”，其中一行字非常醒目：“文攻武卫”！黄师傅偷偷对着我说：“妲己……”
“红总”发动全镇居民到溪里捞鹅卵石挑来街道上堆放起来，准备当武器用。“红联”也发动农民修筑工事准备打仗。武斗一触即发的时候，部队突然宣布要来“支左”，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支左”大会在操场举行，“红总”倾巢而出，“红联”则用高音喇叭在自己的总部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唱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老百姓没有一个敢去参加“支左”大会，全部（包括我）躲在家里“看热闹”。到晚上九点多钟，大会“胜利结束”，“红总”的大规模游行开始了。排在最前面的是“红总”各“方面军”的旗帜，接着是一尊巨型的土制的“大炮”——炮筒用毛竹制作，下面坐着一个人用电石加水产生乙炔气，和适量的空气混合以后点燃爆炸，发出与真大炮发射时一样震耳欲聋的响声，不知道是谁的发明。“炮”的后面是一对对载歌载舞的红卫兵，一面唱着革命歌曲，一面喊口号：“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打倒保皇派红联子！” ……队伍的最后面出现了一大队工人和农民，个个手中都拿着棍棒，有的推着满载着鹅卵石的板车。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红联”的总部进发。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从“红联”总部的方向传来号角声、叫骂声、撕打声、哀叫声，“红联”的大喇叭则不时“插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还击！”“誓死捍卫……”等口号。
半夜时分，“红总”的大喇叭在播放《国际歌》到一半时停止了呜咽，人们都说“红联完了”。第二天早晨，只见街道上满是血迹，不时还有“红联”的人被五花大绑押着走过，一个个浑身是血，一路还被押送的人拳打脚踢，惨不忍睹。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说“红总”有一个姓张的“战士”被人打死在镇郊的菜园地里，这个消息（后来证实是真的）激怒了“红总”的全体成员。侯司令亲自带队在全镇挨家挨户搜查、缉拿“红联”躲起来的人员。到了下午，满街都张贴着“红联人”脱离组织“弃暗投明”的声明。
绝大多数“红联分子”早已逃之夭夭，陈“狗头”也成功逃脱，第二天就在离镇里不远的一个大队部搭起临时总部，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制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政方针”——在紧挨着镇的东西南北四个路口设四个“集贸市场”，派“巡逻队”日夜看守，不让农民进城交易，想“困死红总”。已经形成一千多年的老镇自然有它长期存在的道理，这个镇子东边出鱼，西边出米，北面种菜，南面出柴草，农民不听“号召”，仍旧偷偷地把自己出产的东西挑到镇上，换回其它日常用品。这段时间镇上照样熙熙攘攘，生意不但不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红总”声称农民进城交易不必交“管理费”，而税务所人员原来几乎全部加入“红联”，这一下人去楼空，各种税赋自然也不用交了。
“围困”不成，“红联”开始组织农民“攻街”。有一天上午正是各种生意最繁忙的时候，突然十几个农民拿着“家伙”杀气腾腾地出现在街道上，一时风波骤起，农民们把身上挑的东西全部倒在街上，双手提着竹筐逃命，有一个农民刚刚买到一担人尿（当时镇上的居民家里都有尿桶，一家人一天的小便收集起来可以卖到一毛多钱，胜过一个童工的工资），听到风声也赶快把尿泼在街上，臭了一条街。后来才知道这队农民是因为买牛被坑了，来找牛贩子算帐的。
但有几次是真的打起来了。我家就住在离“红联”总部不远的地方，是个“是非之地”，每次农民攻进来都要在我家门外激战一番。鹅卵石满天飞，把我家和邻居的屋顶砸得百孔千疮。幸亏那时侯全镇的“房子”几乎是“一体化”的——所有的“墙壁”都是用芦苇杆编制后涂上一层泥巴做成的，一打仗居民们就撞破这脆弱的土壁，钻到邻居家躲避，甚至从街头可以钻到街尾畅通无阻。最要命的是仗打完了，碰上下雨，又得向邻居家借住。
有一次门外两派打得异常激烈，稍稍平息了一会儿，听到几个农民骂道：“他妈的，这么顽固，干脆放把火把他们全烧死在里面！”果然不久就听到搬柴草的声音，我们从门缝里看出去，一伙农民真的把柴草堆在门外准备点火。我和几个邻居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前几天刚刚听说邻县也是武斗放火，烧死了几百个老百姓！
“红总”一听说“红联”要放火烧街，立即组织一队“敢死队”冲出，把正在点火的农民驱散赶跑了。
两派就这样停停打打持续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听说侯司令带着几百个“铁杆战士”冲出重围，要去部队（驻地）“抢枪”，居民们议论纷纷，都说盘古开天至今也没有听说军队的枪会被老百姓抢走的。谁料到傍晚的时候，一队人马雄赳赳气昂昂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每个人都挎着或扛着崭新的各种枪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都有，侯司令则摆弄着一支亮闪闪的驳壳枪！
表哥偷偷告诉我，是“支左”部队事先把枪支用塑料袋包好沉入池塘，然后通知“红总”去“抢枪”的。原来如此。
“红联”不相信“红总”有真枪真弹，派了一小队“农民军”进城骚扰，刚冲到街头，就被“红总”的巡逻队用步枪撂倒了几个，都伤在大小腿上，急忙撤退。从此不再言“攻街”。小镇居民终于有了一段平静的好日子过，晚上也能安安心心睡个好觉了。
“红总”老大（侯司令）、老二、老三宣布要在同一天结婚，新娘都是“红总”的女干将。连续几天“红总”的大小喽罗们都在忙着“山大王”的婚姻大事。关于这三对恋人在战火中结下“不解之缘”的恋爱故事，镇上流传着好几个版本，一个比一个精彩。侯司令借机又宣布“大赦天下”——允许“红联”不管“主犯”还是“从犯”都可以自由来去，“新仇旧恨”通通不记。这一招打得陈“狗头”措手不及，“红联”原居住在镇上的人们本来就很想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也不理陈“狗头”的劝阻，全都回到镇上。工厂开始恢复生产，商店也全部开张，好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一样。
陈“狗头”看大势已去，很快地就投靠到省里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八派”麾下，“红联”也摇身一变成了“八派”的一个分支。
“红总”自然不敢“怠慢”，也在短时间里投靠到“八派”的敌人——“战派”旗下，成了“战派”的一支“群众组织”，并加强各路口的戒备，防止“八派”给“红联”运送武器。
这一天“红总”在镇南面路口用路障拦下了一辆军车，车上下来一个人想把路障移开，突然“乓”的一声巨响，那人应声倒下，脑袋开花。（开枪的人名叫“英哥”，事过几个月后我问英哥为什么开枪？英哥答道：“那天我刚好在玩一支新步枪，子弹已经上了腔，我瞄准那人的屁股想试试这枪的威力，没想到竟打在他头上”。死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可怜他的父母、亲戚们对他寄托了多少期望、投入了多少心血，不到一秒种就这样成了孤魂野鬼。
“八派”说是他们有一个人无辜被“红总”打死，立即把原来准备调往邻县参加武斗的几门大炮搬过来架在与镇子隔河相望的一个山坡上，然后派人到镇上同“红总”交涉，要“红总”“交出杀人凶手”。
镇里的人们用肉眼就能看到大炮对准什么地方，纷纷逃命。我的邻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我父母也带着我们一家人到离小镇不远的亲戚——我的姨母家避灾。临走的时候我表哥来送行，嘴巴还是那么甜：“舅父舅母你们走好，表哥表弟也走好，祝你们平安！”我也说了一句：“表哥你也不要太……还是祝平安吧！”表哥的眼睛亮亮的，不知道是不是噙着泪水。
在姨母家听到农民们讲的全是“红总”的坏话，说“红总人”都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跟土匪一样”，连老实巴交的姨父、姨母都认为这是事实。他们还拿出前不久分到的“战利品”，有一匹布，两听猪油，还有一盒饼干，说是有一次大队民兵营长带着全村的“贫下中农”攻到镇上的华侨商店抢到的。（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农民军”“攻街”那么积极！）
住在姨母家的第二天半夜就听到镇上传来了轰隆隆的炮声，后来夹杂着其它声音，就象过年放鞭炮一样。姨母的邻居们高兴地谈论着“战事”：“八派向红总开战了，红总要完蛋了！”我们不管“红总”、“八派”谁胜谁负，担心着姑母一家和其他亲戚、朋友、同学们的安危。
天亮后不久，有人从镇里带来了我表哥的死讯。母亲一听，急得就要回镇子里去，被姨母一家劝住：“现在还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你现在回去也没有什么用，兵荒马乱的，再住几天等局势稳定了回去不迟。”可是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回家，姨母一家也跟着一起到镇里。
战斗早已结束，听路人讲“红总”是从县里请来救兵——“战派”赶走了“八派”才重新“掌权”的。刚走进大街，就听见凄厉的哀乐声传来，只见“红总”的人马抬着三具棺材在街上示威游行，上面都贴着“永垂不朽”、“活着紧跟毛主席，死了就见马克思”。不消说，其中有一具里面躺着就是我表哥。我妈一见，眼泪就掉下来了，嘴上说着：“人死了还这么折腾干嘛！”
我们先到我姑母家，在门外就听到里面的哭声。进门以后，大家先哭一场，然后我表姐断断续续讲了表哥的事情。原来我表哥在炮声响后不久已经跑到楼下，再跑几步路就脱离危险了，听见楼上“战友”的呼救声，他又折回上楼去救别人，已经救下一个，在将第二个伤员背到楼梯口时，一发炮弹在他们的面前爆炸。直到天亮以后“红总”的人上楼才发现已负重伤、昏死过去的他，送到医院以后，我姑母和表姐赶去医院，医生说“失血过多救不过来了”。但表哥却还清醒，也知道已经失去了一条腿，对我姑母和表姐说：“妈，姐，我辜负了你们的栽培……”
我妈发表她的意见：“人死不能复生，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不要再让‘红总’瞎折腾了！”可我姑母说：“他是英雄！他应该是烈士！”我妈反唇相讥：“烈士有屁用！”两个人差不多要吵架了，我们赶快劝说我妈，悻悻回家。
过了几天，“红总”开追悼会，宣布我表哥等人是“革命烈士”，把操场边原来竖着“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五十年代就已被毁，我小时侯还看到躺在地上的石碑，阴刻的九个大字苍劲有力，不知是谁写的）的那块地辟为“烈士陵园”，我表哥他们就“安葬”在那里，上面竖着的石碑也有一行字“革命造反烈士千古！”
不久以后，“造反派”“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质上是“八派”掌权，又把“烈士陵园”毁掉，将这些“造反烈士”的尸骨挖起来埋到镇北的乱坟岗里。
由于各地武斗不断，虽然报纸上天天在吹“抓革命促生产”，即使还有一些工厂勉强维持生产，但交通经常出故障，日常用品常常无法供应。先是煤油买不到了，城乡都“恢复”用食用油（花生油、茶油等）做灯油；接着是火柴短缺，让我们有幸看到古人用“火石”点火甚至“钻木取火”的真实情形；肥皂没有了，人们只能用草木灰、茶枯饼洗衣服；药品也缺这个断那种，于是“鸡血疗法”、“六二六疗法”（把盐卤煮干烤成灰，据说可以“包治百病”）大行其道；镇上有人收购旧棉絮，弹过以后纺纱，织成“土布”，再用青黛（靛蓝）、荔枝树根等染成蓝黑色、黄棕色出售，古代的“汉装”衣裤开始“流行”……
陈“狗头”当上镇革委会副主任兼竹器厂厂长，其他“红联”成员也大都“官复原职”。而“红总”的头头们本来全部是“无业青年”，这一次彻底失业了，又不能“重操旧业”当小商小贩，就利用各自都有一群“小喽罗”愿意跟着自己“干一番事业”，用各个居委会的名义办了几个小化工厂——东街有蜡烛厂，南街办鞭炮厂，北街生产“臭丸”（樟脑丸），西街做肥皂，请我当技术员。我教会工人们制造纯碱、烧碱、泡花碱，再用这些碱和各地收购来的废杂油脂熬煮制造出了质量相当不错的洗衣皂，销路极好，在临近许多地方要“凭票供应”或“开后门”才能买到。
几个化工厂全都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掌权的“八派”哪能容许昔日的敌人在他们眼皮底下过好日子！于是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把厂长们通通抓起来判刑，罪名是“办地下黑工厂”、“复辟资本主义”，侯“司令”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我因为年龄太小逃过了一劫。
县革委会主任陈TB是个不可多得的乱世奸雄“人才”，文革前就公开宣称“满清时做官靠风水，民国时做官靠狗腿，解放后做官靠奸宄（奸鬼）”。据说1964年陈伯达来我们县社教蹲点时是他陪同，其时他只是县里某科室一个小小的“科员”而已，善于钻营的他充分发挥阿谀奉承拍马屁之能事（有人说他用人参熬汤煮“地瓜粥”给陈伯达享用，这一招深受陈伯达的赏识），文革开始后陈伯达接见红卫兵时曾说过“我在南方有两个狗腿子”，其中一个就是陈TB。此公看到小镇大部分居民的“观点”都倾向于“红总”，对自己的“交椅”构成威胁，便想尽千方百计要“治服”这些“刁民”，却都不能奏效。恰逢毛主席“再一次”号召上山下乡，加上新华社以《我们也有两支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报道了甘肃会宁县城镇191户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陈TB“一夜之间”想出了“彻底消灭居民”的妙计。于是派出一个心腹干将名字叫做“许GC”的组织了一个工作组来小镇“动员”全体居民“上山下乡”。许表面文质彬彬、笑容可掬，办起事来却“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执行陈TB的指示，短时间内即搞得全镇鸡犬不宁——先是狠抓阶级斗争，把地富反坏右资黑一个个分别游街示众几次，接着株连九族，不让做生意，工厂也全部停工，切断所有居民的生路，然后百般威胁所有不“自觉自愿”的人们。（由于被惩罚、批斗的人太多，小镇直至今日还流行一种吓唬儿童的有效方法——晚上小孩子哭闹时只要说“许GC来了”，小孩便吓得不敢再哭。）许GC则装出一幅大慈大悲的样子，对大家说：“还是上山下乡好，不愁吃，不愁穿，又不会犯法。”
很快地，全镇居民便百分之百写下“申请书”“强烈要求上山下乡”了。在周边有亲友可以投靠、该地公社和大队又愿意“接收”者是最幸运的，否则只能到全省最穷的一个县的山沟里插队落户。我爸爸想起老家LD公社还有族人，便去碰运气。起初大队、公社都不同意“接收”，因为当地也是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积只有一分多，每年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还要吃国家的“回销粮”。后来我爸爸又让居委会、派出所写“遣送四类分子、监督劳动改造”的“通知”，LD公社一个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干部不知什么“来头”，只好答应“接收”，我们又一次因祸得福。我傻傻地高兴了好几天，期待着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一番。直到准备“拍卖”我们家唯一的一件“值钱”的家具也是传家宝、就是文革初我冒着危险保护下来没有被红卫兵抄走的衣橱那一天，无名的悲哀才袭进内心深处。
那一天我们兄弟几个费了不少力气才把衣橱搬到操场“拍卖”。操场上人山人海，比“物资交流会”还“风光”，附近农民们都来看热闹，有的也想买点便宜货，四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我们的衣橱几乎没人“问津”——实在太旧了，不实用。等到中午总算有人“看上”了，随便地卖了12块钱，刚好够“搬家费”——全部家当总重量不超过200公斤，距离又不远，一个独轮车就可以拉走了。
“大分别”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最要好的同学在杜SZ家里聚会。“最后的晚餐”刚开始，杜SZ劈头就问大家一个“社会公共问题”：“你们猜猜看，BH今年几岁了？”——BH是全镇居民无人不晓的“知名人物”，五十几岁还没有结婚的老光棍，镇上几乎天天都有他的“新闻”和笑话。——“五十八。记得大前年我们都还在念：‘BH今年五十五，没老婆不必哭’，算起来今年应该是五十八了。”我抢先答道。杜SZ 一本正经地说：“错了！是二十九公岁！今天我看到他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登记表》的‘年龄’一格上填了‘29’，‘指导’他填写的人说‘可以算公岁，1公岁等于2市岁’！”
晚饭一结束，大家迫不及待地从各自的口袋里拿出互赠的礼品。杜SZ打开我送给他的小笔记本，见扉页上有字，就念了起来：“离乡千里去，何日杀一棋？”几个同学顿时“诗兴”大发，当场做了几首诗词。即兴之作，虽然有的“不合平仄”，不讲究“格律”，其意境却是后来“创作”时不及万一的。
还记得我写给众人的“七步诗”：
谈笑夏日晚，
远别秋风软，
故乡冬无雪，
寒去春又转。
最后一句成了同学们临别郑重的话题：但愿今年冬天分别，明年春天就能相聚；明年聚不了，后年聚；后年聚不了，大后年……（想不到30几年过去了，我们再也没能聚到一块！）在C县（就是大部分同学要去的全省最穷的山区县）聚也好，在小镇聚更妙。提到“小镇”，大家心里都一沉：陈TB前几天已放出风声，等居民们一走，就让附近的农民来拆房，把小镇“从地图上抹去”。
杜SZ八十几岁的老奶奶听到同学们的议论，又说出她已经重复说过好几次的话：“我是死也不会走的，他们要拆房，就让房子把我压死好了，反正我已经活了八十几年了，再活也活不了几年。”我们急了，看着杜SZ，杜说：“不要紧，明天我那住在乡下的姑妈会来照顾她的。”
第二天拂晓，老太爷竟然动了感情，下起了毛毛细雨（我记得我们这地方这个季节是从来不曾下雨的），操场上男女老少居民的哭声和风雨声交汇在一起，就是铁石心肠的人看了、听了都会掉泪。我送走了去C县插队落户的所有亲戚、朋友和同学，然后回家收拾“行装”——我只关心我那几本化学化工书籍，用一个大麻袋装好，其它“家私”也只用一个大麻袋装就够了。雇了一辆独轮车，全家人就同推独轮车的“车夫”步行十几公里到LD公社LX大队种田去了。
陈TB“消灭居民”的“创举”得到陈伯达的高度赞赏，欲向全国推广。南昌军分区、江西省革委会、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湖南省革委会等都派了大批人马来小镇“取经”，回去也着手“开展”起来。湖南的行动较快，在短时间内已有几个城镇做好“坚壁清野”的前期准备工作了。
LX大队男人几乎全部姓黄，我们是“少数民族”，只有五六十人，还不够一个生产队的编制，集中在14队，这个队人均土地更少，“大跃进”的时候，这里还有“中队”的编制，后来的11、12、13、14队都属于“第五中队”，四个生产队人员穿插混居在一起，不象大部分农村生产队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离得较远，泾渭分明。我们插在13队里，这个队只有我们不姓黄，但没有人计较这一点——自古以来，我们同黄姓已经不分彼此，彻底“同化”了，只是在考虑婚姻大事的时候，才想到姓氏不同的“好处”，因为以前同姓是不能结婚的。我们叫姓黄的高辈分者“某某伯”、“某某叔”，姓黄的年轻人叫我爸爸（虽然是“阶级敌人”）也是“某某伯”、“某某叔”，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里的“阶级斗争”不会那么“尖锐”。
我们租了2间房住，每个月租金才3块钱。屋主领着我们到房子前面，一股强烈的牛粪臭直扑过来——原来这2间房是牛棚！上午几头牛才刚刚“搬家”，我们就入住了！房子破陋不堪，大概是前清的“文物”吧——后来生产队分给我们家一块菜园地，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人们都叫那块地为“衙门地”，据说清代就是“分县”的衙门，我们在挖地准备种菜时果真挖到巨大的花岗岩地基。
把牛粪和厩土清理干净以后，简单地支个灶台，用土坯和邻居们送的几块木板架起“新床”，一个六口之家的“窝”就这样搭成了，虽然还得忍受几天牛粪臭味的折磨，但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邻居们非常热情，有的送菜，有的送柴草、盐巴、煤油灯，屋子里开始有了生气。

作者: 阿错 时间: 2006-2-22 15:10
第二天，我正式成了一个“人民公社社员”，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队长安排我“挑水肥（人粪尿）”，从“公共厕所”的粪坑到田里差不多两公里，大概是想试试我这城里来的“长期吃闲饭”的“白脸书生”吧，谁知我一声不吭，跟其他“强劳力”一样一天完成了6担的任务（来回得走二十几公里路程，一半时间挑着重担），回来的路上还不时蹲下来玩一玩路边的小草，有几次他们还以为我肚子疼呢。
晚上参加生产队的“政治评分”，我早就知道这种“工分差一厘，吵到鸡将啼”的农村“夜生活”主要内容，这一次是身临其境了：按惯例人到齐了队长宣布“政治学习”开始，还要点名，迟到、早退、缺席都会遭受严厉的惩罚（扣工分）；接着由“政治队长”带领大家“读”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再念一篇当日报纸的重要文章（主要是“两报一刊”社论），然后才“言归正传”——“评”工分。“强劳力”（会犁田、耙田的）10分，次者9分，女的“强劳力”即使会犁田耙田最多也只能“评”到8分（极其明显的重男轻女，我问过队长“这是为什么”，回答是“男人当然要多些！”），这都是只有“贫下中农”才能得到的待遇，“中农”成分要扣一分，“上中农”再扣一分，“四类分子”（我爸爸就是一个）最多只能“评”到5分！我今天的表现特好，被“评”了8分，跟女队长“同酬”——她今天挑的“水肥”同我一样多，与她相比我觉得并不吃亏。
第一天没有看到“评工分”争吵的现象，我觉得有点“遗憾”。时间还早着，社员们开始注意到我这个“新人”了，我拿着当天的报纸，看到一整版的“革命历史歌曲”，哼了起来，没想到“政治队长”突然建议我“给大家唱一曲怎么样？”所有的人都鼓掌起来，我不敢违命，唱了一首《大刀进行曲》，其实我还从没有唱过这首歌呢，只是听我爸爸哼过，就按照报纸上的歌词唱出来，获得满堂喝彩。队长干脆让我教大家唱歌，从此我就成了队里的“教歌员”了。
生产队有7个“队委”：生产队长，政治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员，仓管员，记工员。老人们说，这已经超过清代县“衙门”官吏的“编制”了——县“衙门”有县官、师爷、通判、捕快、押司、狱长等，其余（衙役等）都是“临时工”。我是“教歌员”，被社员们揶揄为“老八”，算是“编外干部”吧。也许是因为“老八”的缘故，我天天享受“8分”工分的待遇，始终未变过，再加上后来县“四面向”通知每个知青一个月发8元钱生活补贴费，我自诩为“三八农民”。“强劳力”们好心要教我学犁田耙田，说学会这活可以多挣工分，我每一次都借故推脱不学，其实我压根就不想呆在农村“滚一辈子泥巴”。
就在我们插队落户前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个“反标”事件——有人在生产队的公共厕所里贴上“反动标语”，天刚亮时，还在念小学的“红小兵”JP上厕所的时候第一个看到，立即报告大队部和驻队工作组，并指出就是我们队的教书先生、也是JP的语文老师HM（按辈分算还是JP的叔叔）贴的，因为JP进去时，HM刚好“鬼鬼祟祟地走出来”。工作组张组长原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事，见此立功的大好机会，立即把HM抓到大队部“审问”。一生老实巴交、连蚂蚁都不敢踩死的HM很快就“招供”了，张把HM押送到县公安局“正式逮捕”，县法院在极短的时间里来LD公社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布判处HM10年有期徒刑。张立了大功，很快就升官到异地上任去了。省报以醒目的标题“LX红小兵在前进”、大篇幅的文章详细报道了这件事，JP也成了“英雄人物”（JP果然是个“人才”，念完书后走上社会很快就当了官，而且“官运亨通”，直至今日）。可怜HM的老婆天天以泪洗脸，但每天还是照样出勤挣工分养家糊口。我看到她时不知为什么就想起《祝福》里的祥林嫂，虽然她几乎从不说话，但潜台词分明是“我真傻，真的，那天早晨我不应该让他上厕所……”
HM的堂弟HJ有一次在田里突然偷偷问我：“你是城里来的，见识要广一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人要是犯错误，自己去自首，是不是会判得轻一些？”——他看起来把“犯罪”说成“犯错误”了。我马上猜到“反标案”一定与他有关，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HJ智商好象偏低，也许乱讲，所以我说：“这话你千万不要再对任何人讲起，要惹麻烦的！”他果然从此三缄其口了。（5年以后，我已离开此地，听说他又同别人讲起这话，终于被抓入狱判了8年徒刑，而他的堂哥HM被枉关了几年放了出来。已经在省里做大官的“张组长”立即到LX大队看望，讲了许多“道歉”的话，大意是当年“阶级斗争”抓得紧，“不得不”这样做。HM一句话也不说，半年后就得了肝癌死了，张帮他的女儿“补员”到附近一个小学教书，算是“有情有义”了！）
队里的年轻人较多，男女各半，都应该算是“回乡知青”，“学历”有的比我高，有的比我低，但讲起话来大多数水平实在太差，而且几乎都“出口成脏”，真要考究的话每一句话都不敢听了，更“绝”的是大多数女青年也一样，把“那活儿”挂在嘴上“脸不改色心不跳”，一点都不害羞。我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业余活动”也走不到一块，这些青年只会打扑克，讲下流话。有一次我在田里心血来潮竟对他们讲“科学种田”，不知不觉讲到美国的现代化农业，言语之间不乏赞美之词，他们说我“宣传、美化美帝国主义”，是“现行反革命言论”，准备就在田头“批判”我。我利用上厕所（我从来不敢象他们那样随便蹲在田里“方便”）的时机溜掉，又逃过一劫。
“逃亡”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思绪万千，可怜自己的“对牛弹琴”，更可怜这些“牛”——比牛还可怜！如果青年们都是这样的，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我在LX村最边远的“赤古潭”（每年都要吞噬掉几个年轻人的生命！）上的悬崖边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我自告奋勇向队长要求去参加修建水库，得到“恩准”。几天以后回来，风平浪静，这些青年也“健忘”，不再提起“反革命言论”的事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我的同龄人暗中一直在帮我）。但另一件事接着又发生了：
我妈妈每天3点就起床“磨地瓜”，大约天亮时可以磨出十几斤地瓜浆，用竹萝和布袋滤出淀粉，上面的渣就是我们一天三顿的食粮了——早餐是“薯渣糊”，中午是“薯渣饭”，晚上向一个磨豆腐的邻居要点豆腐渣就可以“享受”“双渣饭”了。吃这种薯渣是真正的“白吃”——一分钱也不用花，因为把滤出的淀粉晒干卖掉刚好又可以买来足够“制造”这些淀粉的地瓜了。我妈妈用她辛勤的劳动不但换来我们的一日三餐，还经常“施舍”跟我们一样贫穷的人们，甚至包括邻近一个家里穷得叮当响、经常偷鸡摸狗的小偷。队里有一个单身汉、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三十几岁还不能“成家立业”，有时中午懒得煮饭，睡一觉就饿着肚子“出工”。我妈妈看他可怜，常常叫他来“白吃”，吃完走人，我从来不曾听他说一句“谢谢”或类似的话。这一天他刚从我家吃了“午饭”出门，迎头碰上同队两个无赖——一个绰号叫做“臭头痞”，一个绰号叫做“汉奸”，也就是前不久一直叫嚷要“批判”我的几个人其中的两个，问他“跑到四类分子家干什么？”他如实回答了。当天下午，大队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广播：“阶级斗争新动向！四类分子家属XXX（我妈妈的名字）用小恩小惠拉拢贫下中农……”我妈妈听了，气得直掉眼泪，爸爸说：“怕什么？！我们又不做坏事，随它去说好了。”（之后的一段时间，这单身汉不敢再来“白吃”，但第二年我妈妈还是叫他来吃了几次。）
这件事很快传开，连公社干部们都知道了。有一次我去公社领“木材票”（上头又来了新政策，每个知青供应1立方米杉木“盖房子”——我一直到离开这个公社也没有想到要盖房子，更重要的是没有钱买杉木和其它建筑材料，后来干脆把“木材票”跟农民换大米吃了）时，“四面向”办公室里几个人就问我：“自己饿肚子还要施舍别人的就是你们家吗？”
“臭头痞”名副其实“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里面”的的鬼点子也跟外面一样多，虽然人长得丑陋不堪，去铁路上做了一年民工竟娶了一个标致的老婆回来。不过这老婆只跟着他半年左右，就又跟别人跑了。他又娶了一个姿色“差一点”的老婆，这个老婆比他还凶。有一次夫妻吵架，女的喝了“敌敌畏”，虽然到医院抢救夺回了一条命，但从此成了半身不遂的残废，“臭头痞”只能养她一辈子。
“汉奸”长得倒是“无可厚非”，只是有点猥琐，贼头贼脸的，让人看起来不舒服，所以熟悉他的人按他姓名的谐音叫他“汉奸”。据说他“成人”的那一阶段是个放牛娃，经常欺负、猥亵其他放羊、放牛的女孩子，后来女孩子们联合起来不知怎么的把他搞成“终生阳痿”。他老婆结婚以后才知道此事，大骂这些女的“不人道”，害她“守活寡”。此人最拿手的是“盗墓”——全公社哪里有“无主”之墓（明、清、民国的都有）他都知道，早先是半夜三更去挖，后来就经常在白天也敢动手了，他声称这些墓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挖白不挖”，还美其名是“破四旧”呢。他的胆量也够大，敢钻进墓里寻找贵重东西，找不到值钱的也不要紧，把坟墓上所有有字没字的墓碑墓桌全部用车拉回去，卖给别人用来建猪舍，或者有人要盖猪舍，他去“承包”（包工包料）也能赚不少钱。只是这种“断子绝孙”的事（农民的话）也只有他才敢做。
前面提到那个与我同龄的回乡知青叫“阿伟”，他是一个“私生子”（按说我不应该背后说他的“坏话”，但他对此事并不“计较”）——他妈妈是产科医生，做的好事在整个大队有口皆碑，丈夫在同他一起生下一个孩子（就是阿伟的哥哥）以后不久就去南洋谋生，从此没有再回来过。阿伟是在他“父亲”走后几年才出生的，真正的父亲只有阿伟的妈妈知道。但这并没有影响阿伟的“前途”，认识阿伟的人私下里说“私生子特别聪明”也丝毫没有恶意或贬义的成分。从小学到中学，阿伟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学校里都是名列前茅、顺顺当当。我在LX大队几年唯一的男性朋友只有他一个。（也许受了我的影响，阿伟后来被贫下中农“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当了几年化学教师，又当了几年校长，现在在教育局当官，仍然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
整个农忙期间我干的农活最多的是“挑水肥”，干这种农活时我是“乐在其中”，除了一天6担的“定额单干”我可以利用一些时间研究路边的小草，另一种“接力赛”（每个人挑一段距离然后换别人挑，回头挑着空桶走一段再换挑装人粪尿的重担，担子不必停放在地上，干这活也挺累的，有时甚至要小跑）似的干法也令人“回味无穷”——“挑水肥”的人女多男少，排在我前后的几乎都是女人，长得标致些的女孩子尤其是QM和MM俩（后来我发现她们经常有意排在我的前后）同我“接肩”的一刹那那种肩膀与肩膀摩擦的触电式感觉每一次都会让我激动几分钟，而且有时还可以利用“接肩”前后一点时间同她们说上几句悄悄话。也许是我“脚踩两只船”的缘故吧，QM和MM都没有和我“对上”，MM后来嫁给我的好友阿伟。
农忙还没结束，大队就连续召开3次“以粮为纲、围溪造田誓师大会”，准备“与天斗、与地斗”，“修补地球”。原来这个大队的腹地有一条溪流穿过，由于历史上多次改道，形成一大片寸草不生的沙滩地。1958年大跃进、1964年社教时都有人提出要把它改造成“良田”，因为工程浩大，动不起来，此次趁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好机会干一场。没有人敢反对，对于LX大队几千人来说，这个工程可以同秦始皇筑万里长城相比，甚至更艰巨，而且最终能不能产粮食谁都不敢“打保票”。我属于第一批“上战场”的“勇士”，到现场一看傻了眼——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先要建一条几公里长的溪堤，单单石头就得把远在十几公里外的一座“石头皮山”的石头用尽！沙滩的平整工程量也是巨大的，平整完还要在上面填土，土也得从几公里到十几公里外“搬”过来！须知这些“搬运工作”全部得用肩挑手提——当时大队连一辆手扶拖拉机都还没有！

作者: 阿错 时间: 2006-2-22 15:11
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支部书记已经在“誓师大会”上讲了：“有人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要到猴年马月才能完成，我们不怕！5年不成，10年；10年不成，100年！子子孙孙干下去，还怕不能完成吗？！”
我的工作是挑沙石，一天十几小时地干（真的是“跟着那太阳起，伴着那月亮归”），照样一天拿8分工分。百无聊赖，幸好有高音喇叭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相伴，才不至于闷死。《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主旋律”乐曲我能一个音符不差地哼出来，至于里面的插曲当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说来也怪，劳动真的可以改造人，这样没日没夜（经常加夜班）高强度地干活，我再也不敢想什么“科学种田”、“高科技农业”了！只想把自己改造成没有头脑的“机器人”，省心！
大年三十、正月初一都不“放假”，也不许“请假”，不过这样也好，省得为没有钱过年烦心。“围溪造田指挥部”特地在大年初一这一天在沙滩上召开批斗会，把原县委书记赵DY抓来批判，罪名是社教时本来要拨给LX大队“围溪造田”用的款和建筑材料被赵书记“挪”去建县城的一条新街。赵反对“围溪造田”的理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会半途而废的”，现在把他“请”来看看“人民群众”的干劲有多大！赵DY跪在溪堤上，面对着沙滩上辛苦劳作的男女老少，不停地说：“我有罪，我有罪！”然后又高喊：“毛主席万岁！”“人民群众万岁！”
我猜不出赵说的“我有罪”是什么意思，是以前有罪呢还是现在有罪、或者今后有罪？但不管有没有罪，赵书记得留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赎罪，白天同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被关在溪堤附近的一个牛棚里与牛为伴。可怜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竟然沦落到吃不饱穿不暖的地步。好在看牛的老头出于“人类同情心”，经常偷偷给他一点地瓜吃，才不至于饿死。我同几个不会“打小报告”的回乡青年开玩笑说：“机会到了，你们赶快去巴结赵书记，以后他如果再做官肯定会照顾你们的！”有一个人回应：“怎么巴结？”“只要送几个大地瓜去，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要知道朱元璋一直忘不了落难时乞丐们给他吃的‘八宝珍珠饭’。”“那你为什么不去巴结呢？”“我又不想做官，巴结他干吗？”（仅仅过了两年，赵书记果然官复原职，很快又升任地委书记，一直做到省人大主任。赵知恩报恩，那位看牛的老头被“亲切接见”了两次，听说得到一笔数额可观的金钱，只可惜他一字不识，要不然也做官去了。
为了落实“一户一猪、一亩一猪”的号召，生产队买了猪苗让各家各户养殖，还派人帮助盖猪舍。我们家也得养一头，但饲料是大问题。我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试试“发酵饲料”呢？当时正推广部队叶洪海的“中曲”发酵技术，我嫌麻烦，试着用农村做馒头、米糕用的酵母来发酵稻草、花生藤等，取得成功，就给队里所有家庭讲解推广，后来全大队也都普及发酵饲料了。我乘机怂恿几个回乡青年一起搞“科学种田小组”，大队也支持，就派我去省真菌研究所，拿来几个菌种，开始试制“920”、“白僵菌”（治松毛虫的）、“青虫菌”、“5406”等等，搞得有声有色，引来附近几个大队都派人来参观学习。接着我们又试验用段木种白木耳、香菇，用稻草、牛粪等发酵后种草菇、蘑菇，这些技术现在一般农民都会了，可在35年前农民们把我们看作是神。
我在家里的一角也摆弄成一个小“实验室”——“烧杯”是用缺口的罐头瓶做的，“恒温箱”是用木箱、铁皮和煤油灯自造的，“天平”是用木棍架的，而“砝码”用的是沙包（拿去大队医疗所用托盘天平校正重量）……这恐怕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实验室”了！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投！在这个“实验室”里，我写出了洋洋数万言的第一篇论文《高等真菌的综合利用》寄给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办的刊物《微生物学革命》发表，北京为此还“开了专门会议”，“印发专门材料”给各地学习。
“科研”搞起来了，“名声”也有了，但我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天天挨饿！白天饿着肚子做实验，晚上饿着肚子写论文。麦子登场的时候，我跟着队里其他社员到生产队仓库分粮食，被告知我们家还欠生产队几十块钱！分不到粮食，我问队长为什么，队长说：“根据‘预分’方案定的”。我又去问会计，会计告诉我“‘预分’时每个工分只按1分钱计算”，我们家干了6个月挣得5000多个工分，折算为人民币50几块，扣去买猪苗、盖猪舍还有一些“公摊”费以后已经是负数！我跑去找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我是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毛主席不会让我们饿肚子！”书记被我的“大理论”搞糊涂了，就叫队长先按“口粮”借给我麦子，总算解决了肚子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对，为什么别人都不会“欠”队里的钱呢？又去找记工员，记工员很老实，把所有的工分簿都拿来给我看，我指出几户社员的工分“超高”请问记工员，答曰：“他们肥料工分多。”我算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一头猪一天拉的粪尿折算成工分比我干一天还多！我又注意到工分簿里有新笔迹，甚至有涂改的痕迹，就笑着指给记工员看，又不说一句话。第二天我又借着“昨天有些地方没看清楚”为故要工分簿看，一看我们家的工分一下子增加了2000分！笔迹当然也是新的！
报纸上连续报导了一系列“一根针、一把草”治病的文章以后，公社也号召社员上山采草药治病。我同队里一个懂得不少草药的中年人一起到大队所属的一个山上采集到一些能治疗感冒、头痛、皮肤病等小伤小病的植物，在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搞了个“标本展览”，详细列出这些草药能治哪些病痛，受到好评。不久公社通知要培训“赤脚医生”，生产队、大队推荐我去，我巴不得有机会学习，马上就去公社报到。
“赤脚医生”学的就是“一根针、一把草”，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一根针”，主要是我在所有的学员里第一个敢在自己的身上扎针，人身上100多个重要穴位的名称和它们主治什么我很快就倒背如流、熟记在胸，不久我就已经可以用一把银针给社员们治病了。队里有个老农因为跳“忠字舞”兴奋过度中风，那种症状极容易造成半身不遂，我及时给她针灸，治好以后很快又能下田劳动了，一时传为佳话。直到前几年我身上还带着一包银针，碰上有人偶有小恙，不管认识不认识，“略施小技”就可以治好。几十年来确实也救过不少人。
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一把草”，植物里蕴藏着太多的化学知识。我的师傅——陈老医师带着我们十几个学徒爬遍全县海拔1000米以上的所有山峰，采集平原上难以一见的珍贵中草药，并在山区向村民们传授用草药治病的知识，到处受到欢迎。有一天我们在一个大瀑布后面采“石斛”、“虎杖”、“金线莲”等，我迷恋那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竟与众人拉开了距离，看不到一个人影，使劲叫唤也没有回音。早已听说这个地方毒蛇、猛兽经常出没，我惊恐万状，身上又没有“七叶一枝花”（蛇药），只好先采了几种可以解毒的草药拿在左手上，右手抓了一根木棍，以备万一，一面寻找、分析同伴们可能走的方向。山区天气说变就变，一阵冷风吹过，乌云飘过来，马上就要下起暴风雨。我心里想：不好，这样的气压蛇要出洞了！刚动了这念头，前面已经一条毒蛇飕飕地窜过来了。我屏住呼吸，盯着毒蛇，却见它到我前面不远处竟转弯溜走了。我惊魂未定，走了几步，又碰到一条蛇！十几分钟时间就与5条蛇相遇！我念着观世音的“六字真经”，只求菩萨保佑了！说来也怪，蛇们就象没有看到我一样，一条条在我的身边消失。大雨倾盆而下的时候，我才说了一句“阿弥陀佛”！蛇没有了。趁着下雨，我离开了这个危险地带，找到一条小道，回到村里，见到同伴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在山上也到处找我，直到大雨下来的时候才下山。
那天晚上住在大队办的小学校里，校长同我聊天，后来竟问我愿意不愿意留在这里教书（代课）？我告诉他我“出身不好”，留在这里甚至有可能连累他。校长笑着说：“我才不怕呢，这地方天高皇帝远，谁管这么多！”又给我讲这里的村民对老师非常尊敬，而且关怀备至，经常给老师送粮送菜，同山下有天壤之别。说得我真有点动心了，就老实对他说：“这事情还得我父母同意才行。”
第二天我们收拾行装动身到“对面”的另一个村子，“对面”是真的，但要走到那个村子得走整整一天！两个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深不见底的大“坑沟”，而且分属于两个县管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每个人背着几十公斤的药材和简单的行李，互相搀扶着下到沟底已经是晌午时分，本欲找一块平地休息做饭，却赫然看到几堆白骨！陈老医师告诉我们：那些（人的）白骨有的是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下来摔死的，有的则是自杀死的，本地、外地人都有，这里有一个风俗，死在这沟底不能“收尸”，否则还会“找替代”，我们听得毛骨悚然，顾不得肚子咕咕叫，急忙离开，往上方爬去。一只飞虫在我嘴唇上叮了一下，我一个巴掌把它打死，一看象蜂又象蝇，刚在琢磨它是什么种类，嘴唇已经肿了起来，脸部很快就肿得象猪八戒！幸亏陈老医师马上捣碎一撮草药涂在我脸上，过了一个多小时才消肿。
爬到一半我们开始做饭、休息，看到旁边长着许多贵重的中草药，我们又采摘起来，忘了沟底那一幕。采了一会儿，陈老医师说不要再采了，否则爬不到山上天就黑了。我们把药材捆绑好，连同行李分给各人背着继续往上爬。看到村庄的时候太阳果然已经下山，一个同学尖叫起来：“钩吻！”钩吻又叫“断肠草”，极毒，陈老医师命令大家把今天采到的药材通通倒掉——这是采药人的规矩（怕药材里混进毒物）。我们有点舍不得，但也得照做，不敢怠慢。
第三天吃过早饭，因为不能在此地采药材，我们准备出发到另一个地方，只听有人吹着哨子叫“出工咯”，一会儿看到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田里走去，男女老少每个人都从路旁摘一叶钩吻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着，然后吐掉。我们不解，请问陈老医师，答曰：“他们的老祖宗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想在这地方发展又怕子孙后代中毒，就传下这么一个风俗，这村子里的人即使不小心误食一点断肠草，问题也不会那么严重。”原来如此。
我们又爬了一座高山，在山上看到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盆地，几个村庄整整齐齐地分布在一条小河（小河尽头又是一个大瀑布！这是我凭这几次“进山”总结出来的经验，问过陈老医师，没错！）旁边，山清水秀，好象一幅画。下山走进靠近瀑布（陈老医师“喜欢”在瀑布周围采草药！）的一个村子里，找到大队长，我们说明来意，仍把我们安排住在小学校里——此时学生正放暑假。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住了几天，天天在悬崖峭壁上行走，脚下虽然是万丈深渊，大家也已经习以为常可以在大石头上一面谈笑风生，一面欣赏大好河山的美丽景色了。村子里的人们朴实而好客，对我们礼貌有加，我听了许多在山下从来不曾听说过的奇闻逸事，但最有趣的莫过于这里的人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称作“山里人”或者“内山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平原人”，因为所有的外地人都是从山上到他们这里来的。他们编了许多外地人又“村”又“俗”又“土”的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问我：“全世界有没有3万人？”我反问他：“这盆地有多少人？”他说“足有2万人了”，我笑着给他讲了“夜郎自大”的故事，他百思不得其解，回去不知还要请教多少人。
几天下来“战果辉煌”，采了几十担珍稀草药，走的时候我们每人挑一担，其余的雇人挑到山下，再雇了一辆货车拉到卫生院。我们又学了不少“炮制”药材的技术，有些是用“现代”方法制作的，如胶囊、浸膏等。其中有一种贵重的草药叫做“球兰”，叶子很厚，捣碎成浆涂在胸脯上可以治疗小孩肺炎高烧——这种病每年要夺去不少儿童的生命。我们在废旧的仓库地面上铺一层细砂，种上球兰，获得成功，引得其它公社甚至外县的“红医班”也派人来参观学习。
省卫校来招收了2个女学员，男学员也都翘首以待，期望有一日能“飞黄腾达”圆当医生的梦。陈老医师告诉我，他已经向公社党委报了3个准备推荐去省医大的名额，其中一个就是我。正当我踌躇满志的时候，谁知“后院”却“起火”了。“火”是“汉奸”在生产队里放的，他不知从那里打听到陈老医师的安排名单，就唆使队里几个回乡青年到大队和公社“告状”，说陈老医师“有意培养反革命分子家属”，让“臭头痞”的弟弟取代了我。（后来“臭头痞”的弟弟呆了不到半个月就因为懒惰、捣蛋被开除回队了。）“汉奸”对公社分管“医卫”的干部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反革命分子当医生，只能实行反革命的人道主义”。这话倒是事实，我如果当医生，肯定“有医无类”，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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