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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新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 刘伯承在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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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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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7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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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新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 刘伯承在1958
1958年刘伯承正好66岁。本来已经生病的他，又受到了新的责难。他按照自己的理解，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
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被拉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是谁？人们肯定会说，是彭德怀！
这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第一个受批判的是那个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的元帅刘伯承。他是在授衔3年之后就被批判了。而彭德怀，则是在授衔4年之后。
对于刘伯承元帅，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辉煌。在讨袁战争中他负伤失去了一只宝贵的眼睛。他和杨公、朱德等人发动了泸顺起义。他是长征中的红军参谋长，先遣队司令。
赫赫有名的129师师长。威震世界的刘邓大军的司令员。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后来又主动提出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去南京办了军事学院……
至于他在1958年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有的根本就不知道。
……
这里要告诉你的正是这一年里，一个元帅所受到的种种磨难。
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66，不死也要掉块肉。”
1958年刘伯承正好66岁。本来已经生病的他，又受到了新的责难。他按照自己的理解，认真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
1958年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年头。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头。
只要一提到1958年，人们想到的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挥动着改变中国历史的巨手，大谈所谓“反冒进”，批评周恩来等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被加以肯定。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使中国的大地一步一步发起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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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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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7 05:40
中国的军队是和党连在一起的，党内的斗争每时每刻都对军队产生影响。在全国上下红旗招展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共和国军队的高层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斗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
现在说起来人们可能会有些不理解，怎么冒出个反教条主义来呢？
话说白了，就是从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感到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了。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５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
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没有教条主义的东西呢？
实事求是地说，是有一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正规的院校，我们的毛主席说了，你们请不请苏联顾问？反正我是要请的。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的一些条令、条例和一些教学方法是必要的。这中间有一点教条的东西也在所难免。
比如：
在学习苏联军队的作息制度方面，要求必须按“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从进入教室上课，到课结束，除了课间休息，不能有一点的松懈。
在考试的时候，也像苏联军队那样“三堂会审”严格把关，差一分也不能过关。
这些，在学员中间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这么搞，我们吃不消！”
“这样考下去，我们要考糊了！”
当时听了这些话，他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学员就是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青年学员。后来学习了中共中央的5个整风文件，刘伯承也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教学是有害的，就要求有关部门作了改正，使之更适合我军院校的实际情况。
正当军事学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
这涉及另外两位元帅——彭德怀和林彪。
这两位元帅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声名显赫的。一个以为民请命，含冤去世而名留青史；一个以抢班夺权，身败名裂而遗臭万年。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
“……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６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１９５６年９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别人更是眼含着泪。
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
刚刚开始时，严格按照苏联的操典，后来看到有的学员是有些吃不消，对这些东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动，这些就是教条主义吗？
如果说在学习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有些生搬硬套的话，那也不能冠之为教条主义。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
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党委作深入研究，集体讨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的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
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了，问题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
当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是好的，有了不同意见还是可以提的，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在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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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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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7 05:40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论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林彪插手，使反教条主义的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了一场所谓的“路线斗争”。
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多说两句，训练总监部是建国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
因为训练总监部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是很敏感的。
当时训练总监部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对一个问题有尖锐对立的看法也是难免的，但是这种不同意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会出现谁也预想不到的后果。
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
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了北京。听有关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有个说法，我们可以拿来作很好的佐证。他在一年后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某某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向毛泽东作汇报——具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有研究者曾经作过如下的探讨：
毛泽东之所以认可在军队内部大反教条主义，是有历史背景的。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和后来赫鲁晓夫解除朱可夫职务的事件，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对军队的事情特别是和平时期的事情要有所考虑。
国内有些人的风言风语，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一些影响。据传，有人曾经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还有人私下里议论，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
传说不足信，但人言可畏，对这些毛泽东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林彪是很善于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讲话的。当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朱德发生了争论，他就在节骨眼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20世纪60年代，我党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出来讲了一通毛主席的好话……
这次，也是他到毛泽东那里讲了一通话的。
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话是很有几分相信的。这也是他多年来对林彪观察的结果。否则，他就不会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名林彪做中央副主席了，也不会后来选他做接班人了。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建国后军队内部无情斗争的先例，刘伯承拖着病体，到怀仁堂去作检讨……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后来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公开否定了的“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全国的形势是日新月异，军队也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嘛！
对这种形式，大多数同志是有抵触的。程世才中将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不管认为教条主义有多少，都还可以鸣放。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很有点煽动性。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
林彪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两帅——刘伯承和叶剑英。而刘伯承又首当其冲。
６月23日和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了有关人士的汇报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教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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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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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7 05:42
毛泽东讲着来了兴致，不管在座的有没有刘伯承的同级或下级，对刘伯承的历史作了一番评价，哪些有功，哪些是过。且不说他老人家的评价有些本身就站不住脚，就连他讲话的场合也是不对头的。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进一步升温，后来发展到了叫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
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
医生说:“首长，您的身体……”
他说:“不要再说了，上路吧！”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70多。
来接他的同志自然不失礼貌，但元帅还是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他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讨。他冒着失明的危险，一字一句地写检讨。
陈毅等老同志来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真不知说什么好。陈毅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100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7月10日，刘伯承来到了怀仁堂。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
刘帅一生多次上过讲台，无论是讲军事理论，还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要在这里做违心的检讨！
他扶了扶眼镜，开始向军队高级干部讲自己在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这里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评。
我们可以想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做违心的自我批评时会多么难受。功勋累累的刘伯承元帅，心中所受的折磨会是怎么个样子。更何况他是拖着病体，强站在讲台上的！
他以巨大的毅力，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检查。
这时台下爆发出了极其热烈的掌声。有不少同志是眼含热泪听完他的检讨的。时至今日，不少听过他检讨的同志，说起那次开会来，还记忆犹新。
刘伯承作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保护一批同志，想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的想法还是太善良。军委扩大会议的后期，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萧克、李达等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还是不能过关，非要他们承认是反党才行。说起这些来，萧克将军至今还很气愤:“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的，叫我承认反党，我绝对不能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说了几句真话，被当场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
此后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后来都受到了组织处分。萧克、李达都被撤了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有的降职降级。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次反教条主义被作为一次路线斗争，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等被折磨致死。那位蔡铁根大校，则像张志新一样，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活活枪毙了！……
刘伯承同志没能听到中央为反教条主义平反的消息，就离我们而去。他的夫人汪荣华用声泪俱下的语言告慰九泉之下的刘帅……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元帅的心情更加不好了。这一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他的家人都很清楚。特别是他的夫人、战友汪荣华，更明白他的心思。——平时就不肯多言的他，此时变得更加沉默。有时坐在椅子上，有时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说一句话。
汪荣华怕他心中郁闷，加重病情，就劝他说:“你不要想那些事了，看看闲书……”
刘伯承说:“你的心思我知道，我相信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刘伯承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这还叫汪荣华怎么说？汪荣华只能和他一起沉默，和他一起等待历史的公正评价。
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像一块巨石，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心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双眼几近失明，他对那些极“左”的事情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但他还是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这一天正在慢慢走来。
这里我们还是要说到那位忠心耿耿的彭德怀元帅。尽管他从1959年以后就备受磨难，他还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出了心里话。他让自己的侄子彭梅找到了萧克的家，对萧克说:“1958年的事情，让他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这里既有自责，也有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的深刻认识。他老人家对这种斗争一定是有自己的见解的，可惜的是我们没能听到他来评说这段历史。
真正为这次斗争平反，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1980年，当总参谋部的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到了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邓小平操着四川口音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后来小平又说过“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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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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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7 05:42
聂荣臻元帅晚年和党史工作者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徐向前元帅也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后来，总政治部又专门发了文件，为这次反教条主义所伤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但是这些话，刘伯承元帅都没听到。
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的文章中，用声泪俱下的语言，告诉他：
“伯承，历史如今已经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在你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和人民对反教条主义问题作了结论。我终于听到了‘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句你生前想听到而没有听到的话。”
附录
“刘伯承元帅的最后遗嘱”
1958年军 委扩大会议后，刘伯承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 委战略小组组长，实际已经赋闲了。
赋闲未敢忘忧国。1966年“文化 大 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刚听到陈毅下车的声音，刘伯承就摸索着迎到书房门口：“是陈老总来了吧？快讲讲，城里怎么样了？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了得！还有贺胡子，你这几天见到他没有？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陈毅不想谈这些烦心事，岔开话题问：“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着头，叹息着说：“不行喽，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心里窝火，语气也冲，说完往沙发上一坐，重叹一口气。
刘伯承与陈毅心灵相通，他明白挚友的感受，接过话：“就是我们又瞎又聋了也不成，我们还有一颗热心呀！你还是说说小平同志的情况吧。”
陈毅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 反 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
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后流 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偶尔到陈毅寓所串串门。
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这时，他已年届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书的搀扶下，他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已经响起。他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护理人员无不潸然泪涌。就在这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1976年“四人 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这次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终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卓琳与刘帅的夫人汪荣华抱头痛哭。邓朴方摇着轮椅来到刘伯伯面前，给这位自己的老前辈送别。
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刘伯承在中南海公开检讨 一千多将军向他敬礼鼓掌
刘伯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了创建南京军事学院。中共1958年5月召开军事扩大会议，出现了反对军队工作“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刘伯承和他一手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两个月后，刘伯承被要求出席批判大会，当着一千多位军队将领的面做检讨，但是奇迹出现了，这一千多将领却向他起立敬礼，并三次报以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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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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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27 05:42
开始受到批判之时，也有少数了解刘伯承的高层领导挺身而出，为他辩护。多年和刘伯承共事、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志为说：“伯承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
陈毅也发言想保护刘伯承：“刘伯承一向将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组织性强。现在又病了，眼压高。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虽然有这样两位重量级人物发言为刘伯承出面，但在上海治病的刘伯承，接到电话，也不得不立即进京，而且他根本不知道一场“大批判”正等着他，连秘书也没有带。一下火车，才知道要他检讨“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不重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而专门去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战史……”等等错误。
刘伯承大吃一惊，血压马上升高，头昏眼花，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他一面治疗，一面打电话让他的主要秘书火速赶到北京。由他口述，让秘书帮他整理“检讨”材料。陈毅去看他，见他病成这个样子还在写检查，就说：“你病成这个样子，还写什么检讨？写一百个字就够了！要写，我替你写！”
虽然毛泽东也表示“刘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的政治气氛中，刘伯承抱病也要出席全体会议。
当时的检讨有小组会、中层会和全体会几种规格。大会检讨是最高规格，说明当事人即被批判者的错误很严重。
从1927年南昌起义便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中共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林彪，都曾是他的部下。现在却要在一千多位高级将领面前检讨自己犯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
刘伯承没有想到的是，当7月10日，他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踏进中南海怀仁堂时，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全场一千多位将军起立，举手向刘伯承行了军礼，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
刘伯承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检讨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批判者受到批判者的致敬和鼓掌，这是前所未有的。会议主持人反应过来后，喝令起立者坐下。
刘伯承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准备好的检讨，当他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据当时的《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他们敬爱的刘伯承的同情。”
当刘伯承在两名医护人员搀扶下离开主席台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鼓掌，目送刘伯承慢慢迈出批判会场。
刘伯承退场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积极分子”站起来，对刘伯承“大事讨伐”，南京军事学院一位部长实在听不下去，挺身为刘伯承辩护，说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一直很重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但培养高级将领理应视野广阔，有更丰富的学识，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军事著作列为辅助教材。话未说完，就有一名军级干部冲上去，打了他两记耳光，并摘下他的少将领章，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后来，该名部长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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