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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危难时刻力挽狂澜:叶剑英与四人帮的最后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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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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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8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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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危难时刻力挽狂澜:叶剑英与四人帮的最后较量
中国的“脊梁”团结一致，同“四人帮”作最后较量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叶剑英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毛泽东的治丧工作。连日来，首都人民隆重举行吊唁仪式，悼念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终生的敬爱领袖。毛泽东作为开天辟地中国第一代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丰功伟绩，将千秋万代铭刻在历史丰碑上。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真像毛泽东生前预言的那样是“迫不及待”了！王洪文擅自要秘书在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凡是重大问题必须直接向他们报告，妄图架空党中央，由他们擅自发号施令，指挥全国。江青一反常态，置毛泽东的丧事于不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每天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泽东的文件和档案材料。秘书抵挡不住，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
“四人帮”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伙人拼命抢文件有两个动机：一是心虚，怕那里面有涉及他们问题的致命的东西，比如林彪叛逃时企图带走的江青提级报告就是一个。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泽东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有鉴于此，叶剑英就向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加强戒备，并亲自打电话给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汪东兴照办了。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正义力量正在凝聚、成长和壮大。人们一齐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这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正在考虑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又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这位革命家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使叶剑英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风云人物之一。他毅然决然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叶剑英以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科学的态度和冷峻的目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的嘱托。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晚年错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逐步减低了对他们的信任度。他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上海帮”、“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叶剑英认为，毛泽东从政治上组织上两个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两着棋”！想到这里，毛泽东弥留之际欲语不能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想：那时，主席的心脏还未有停止跳动。他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他联想到毛泽东生前多次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息吕氏作乱、巩固汉室的故事，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也是继承毛泽东主席的遗志。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不断提出批评，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过：“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还能让“四人帮”继续闹腾下去祸国殃民吗？让这伙败类把中国引向倒退吗？难道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能被他们断送吗？难道有着半个多世纪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让“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吗？难道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几百万解放军会听这伙野心家的指挥吗？叶剑英在思索着。作为一名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个严重关头，他不负重望，又一次顺应党心民意，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决心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
这时，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是相通的，思想是共鸣的。这些“中国的脊梁”，抱成一团，密商除妖救国良策，决不让“四人帮”阴谋得逞，使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王震、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和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亲自找过叶剑英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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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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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8 15:20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回忆当年与叶剑英的一次微妙的谈话，他说：“叶帅征求了我的意见，问我当前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抓生产？他暗示我，抓组织就是干部问题，干部组织问题还很重要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组织问题主要是抓‘四人帮’的问题。”
部队中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是一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他考虑到，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当时在政治局里，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虽然不是常委，但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骗子和“小小野心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和“金棍子”。他们人数虽少，能量不小。而在毛泽东病重以后，善于制造谎言、兴风作浪的江青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叶剑英和当时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但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
叶剑英明确认识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征得他的支持和合作。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主动地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看法。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也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殷切希望华不辜负毛主席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叶剑英推心置腹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除了与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密议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外，更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更强了。后来，华国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到叶剑英与他的交往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里，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待，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待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审时度势，西山决策，虑善以动，“以快打慢”
“四人帮”加快步伐，争分夺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须出席会议。明明不够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在华国锋支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她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此时，“四人帮”摇羽毛扇子的张春桥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日，他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 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 000件。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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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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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8 15:20
大闹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众口一词，总是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蓄谋要大闹一场。在会上，讨论完国庆节庆祝活动安排之后，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会上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叶剑英等多数同志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告诉汪东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摊牌阶段。叶剑英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浸沉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加紧与华国锋接触和交谈，继续寻求解决‘四人帮’的途径和办法，继续同老同志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希望果断采取行动。也有些同志向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建议。
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住下，加强监视。叶剑英知道以后，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辉，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
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
随员们表示惑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
“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
叶剑英落脚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九号，集中思考捉妖大计。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探山钓水，吟诗作赋，嘴里哼着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笔下写着“廊间正是无寥赖，燕子衔泥慰故人”的诗句。心里却想着“举事捉妖定乾坤”。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接谈几次。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陈云的儿子陈元后来从父亲口里知道此事大概，下面摘引一段他的回忆：
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粟、宋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回告老院长说，我们连草鞋和担架都准备好了，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叶剑英还与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和空、海军的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更加相知，华感到叶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坚决对抗“四人帮”，对这位长者更加信赖和倚重。他采纳叶剑英的建议，主动与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可以信赖的同志，研究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同时更主动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触，进行酝酿。
9月下旬，他见到李先念。李正想到外地去，华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span class=yqlink>仙剑椿峒督Sⅰ?/p>
叶剑英好长时间未见到李先念了，警卫参谋马西金跑来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叶剑英便亲自迎他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回答：“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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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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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8 15:21
叶剑英和往常一样，照例打开收音机，在噪音的掩护下，两个人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经过短暂的交谈，两位老革命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这一年10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动乱。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1984年5—6月，汪东兴曾几次谈到此事：
“9月29日开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开始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当时，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帅提出要万无一失地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步险棋，必须果断，更要周密。大家商量后认为，要绝对保密，范围不要大。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再动手。……具体工作我多做一点，因为情况我熟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厅，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
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他们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正在步入实施。还有一个迹象，“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的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面、西北面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四人帮”与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从1月以来，上海党羽与王洪文“热线联系”(电话)达102次之多。
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加紧“批邓”。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接到某人打来的电话，回告说：“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我哪里也不能去！”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
叶剑英密切观察，随时掌握“四人帮”新动态。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坚决斗争到底！要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扯着嗓子高嘁：“打倒！”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们也纷纷向江青“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准备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立即广播。他们迫不及待地到处散布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在上海商店，有些人抢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
叶剑英察觉“四人帮”就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种种迹象，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否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立即跟华国锋打招呼，分别去找他和汪东兴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6日至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原先设想的行动方案，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十天再动手，经过商议，需要改变。
粉碎“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胜利，在采取行动之前，叶剑英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江青依仗特殊身份、白骨精本领，拉拢与讹诈，软磨与硬缠，撒泼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狗头军师，老谋深算，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等数职，权力与阴谋俱备，他多次到中南海找江青长谈，出谋划策；姚文元，手握“金棍”，横行文坛，操纵舆论界，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而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文武全才”，家有枪支子弹，随身携带武器，大小“兄弟”跟班，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还有一层，钓鱼台的警卫工作由张春桥的心腹掌管，戒备森严，对付这帮双料“政治流氓”，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酿成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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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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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8 15:21
谋成于秘，败于泄。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位国内外知名的足智多谋的“叶参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他到中南海南船坞，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再三检查，慎重敲定，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加强警卫工作，由中央机关警卫部队物色对革命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特殊行动小组，并且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领导人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个别打招呼，一定要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他还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要他提高警惕，听从号令！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并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三、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准备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
汪东兴回忆那天的情景，异常兴奋，他说：“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我们党的形势，当时我们谈得非常兴奋了，也很疲劳了，我说你休息一下，在我们这里吃顿晚饭。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不要变了。”
铲除“四害”，万民欢呼，“无限风光在险峰”
1976年10月6日，傍晚，夕阳隐进西山。一场特殊的战斗等待着叶剑英。
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玉泉山九号楼接到电话通知后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马西金，从容不迫地出发了。临走时，他告诉秘书，今晚开会可能不回来了。
叶帅嘱咐警卫参谋和司机，要放慢速度，一路上要用心观察，不要发生意外。
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感到有点异常，格外小心。他们回忆当晚的经过，说：“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半，我们值班室的红色电话突然响起，通知今天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我们到了5点钟，向大会堂方向去了。”
“一到三角地那个地方，首长就特意提出，赵师傅，今天你去的话呢，不要离车。”
“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作者注：马西金绰号)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熟哇。我说，熟哇。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我说：有后门。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我心里想叶帅今天怎么啦。怎么连续提出这么多问题来呀？”
大红旗直奔中南海。这位在战争年代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元帅，今天，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亲临前线。说是“前线”，却异常的平静。这里没有堑壕，没有炮声，没有两军对垒。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一切正常。轿车进了中南海，警卫参谋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都被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这使人感到，情况有些不正常了。但究竟会发生什么事，除少数负特殊使命的人员外，别人是不得而知的。
夜色很美，天遂人愿。一轮满月穿透乌云，将一片皎洁洒向人间。
在夜幕掩护下，叶剑英只身来到怀仁堂正厅。在那里已经按时到达的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见了面，以目示意，不多言语。怀仁堂正厅，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堂，今天搬走了所有的桌椅，空空如也，只在大厅中间摆着两个高靠背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落座。此刻叶剑英俨然是一位坐镇的大将军，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汪东兴和警卫人员躲在正厅屏风的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正厅里鸦雀无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和叶剑英等，焦急地等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
将近8时，王洪文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突然被警卫人员扭住。他怒问：“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摆脱了警卫人员，从很远的地方向坐在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猛扑过去，几个警卫人员立即将他推倒在地，带到正厅。这时，华国锋站起来，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宣布：“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中央宣布，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王洪文被带到一个候审地方。就在离开正厅的时候，人们听到他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适时和正确。
作者:
革命
时间:
2007-2-28 15:22
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准时到来了。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随警卫人员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警卫人员戴上手铐，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行和“隔离审查”决定。此时此刻，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只见双腿打颤，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地方。
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下一个该是谁呢？按照原来部署，该是姚文元。
此人一向深居简出，有好一阵子没有到怀仁堂开会了。他会不会有什么察觉呢？为防备万一，对他事先作了两手准备：他来就在中南海一起解决；如果他不来，就由负责警卫其住地的北京卫戍区某领导人下令就地解决。不知何因，此人迟迟未动。汪东兴只好亲自打电话相催，姚文元急中有错，竟然忘记戴帽子，光着秃头(此人因为秃顶，一向是用帽子遮住的)，兴冲冲地直赶到怀仁堂。虽然姗姗来迟，但还算适时，他美滋滋，迈着四方步，手里举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此时，仗着胆子，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随后大叫警卫员，他竟不知道警卫员早被扣在外边了！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急着要求入厕。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出来以后，一脸沮丧，往日的神威失灵了。来人要她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封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警卫人员陪同乘车“监护”到另一处地下室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人员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了“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也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了。为了控制舆论，耿飚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宣传要害单位。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下面是耿飚的一段回忆：“10月6日那天晚上，我正在看新闻联播，突然红机子急促地响起来，通知我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我坐车赶到怀仁堂看见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对我说：‘我们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带卫戍区邱副司令，立即去接管了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叶剑英在旁也语重心长地嘱咐两点：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华国锋又关心地问我：‘你要不要带枪？’我看看邱副司令说：‘枪就不必带，请给一个手谕。’华国锋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我们和另一位副师长出门坐车前往广播事业局。这时一个营的部队已经进驻该局广播大楼。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室围起来了。我在广播电台办公室见到了当时的负责人邓岗，首先向邓岗宣读了手谕，接管了电台。以后又接管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以及其他宣传口的工作。”
至此，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完全控制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紧张局势。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作了中肯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叶剑英回到玉泉山，告诉一位秘书严守机密，立即通知作战部、情报部等，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动态，加强戒备。
玉泉山黑蒙蒙，静悄悄，高深莫测，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只有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人们用探寻的目光期待着什么。由于紧急开会，与会同志开始还不清楚会议内容，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被解决。他下车后，还关切地问接待人员王文理秘书：“开什么会呀？叶帅的身体怎么样？”会议接待人员看着来的人多，只好临时找椅子。
忽然间，叶剑英同华国锋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大家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等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因为会议绝对保密，这天夜里，叶剑英的子女们不明父亲去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忐忑不安。会议中间，叶剑英才想起回话，叫他们放心。
作者:
革命
时间:
2007-2-28 15:22
会议从当天晚上10时一直开到第二天(七日)4时，通宵达旦，商讨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事后送给叶剑英“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三句话：第一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第三句，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欣闻粉碎“四人帮”喜讯，拍手称快。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全国人大常委马万祺先生欣然命笔：“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浩劫，今日破坚冰。”
在一片赞扬声中，叶剑英表现非常谦虚，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总是强调集体和群众的作用，把这场斗争的胜利归功于党和人民。他说：“除‘四人帮’外，政治局全体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一致的，决心是大家下的。”他多次提到华国锋、汪东兴在斗争中的重大贡献，多次赞扬参与站在第一线与“四人帮”斗争的“无名英雄”，称他们是人民功臣，并亲切地接见他们，合影留念。特别令人敬佩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一段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对此他坚辞不受，一再解释：“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对地方的事情不熟悉。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后来，他写给谷牧的一首诗中写道：“托孤不作成都主，一孔明灯万古明。”他回顾这场斗争说，后人想问党的这一段历史，可以用毛主席的一句诗来回答：“无限风光在险峰。”
制服妖孽，山河重光。“四人帮”的覆灭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腾，人民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10月6日以后的连续几天里，许多大城市，好酒被抢购一空，北京城盛传着“买螃蟹”的故事。横行霸道、猖狂一时的“四人帮”，落得个罪有应得。一年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3年之后，经过最高检察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四人帮”作出正式判决。
“四人帮”覆灭之日，正是老百姓开心之时。10月6日，已成为中国人民铲除奸邪的一个胜利象征载入史册，在诸多节日中又多了一个胜利纪念日。叶剑英给他在外国留学的小女儿文珊的信中写道：“十月六日，又看戏，又吃螃蟹，吃了三只公的，一个母的，作为纪念胜利。”
文章摘自《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
作者:
革命
时间:
2007-2-28 15:26
具体的斗争,比这篇文字里还要惊心动魄,如果不是手段果然,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四人帮”失败,也是必然,很多人经历了狂热后已经开始清醒与反思,更有许多遭受迫害的也在等待机会.
历史的定论,目前只是表面而已.
一百年后再看,说法绝对有变化.
可惜错大爷活不到那一天了,哈.
作者:
无花
时间:
2007-3-4 07:58
也许是没有亲身经历，也许是假新闻看得太多，也许是许多事实真伪难辩。所以，不管四人帮的事是不是如雷灌我耳，我都存三分疑问在心里。太遗撼不能活几百年，好看看许多疑问后人怎么给我答案。不过，就算我有了答案，隔了几百年的事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又会有新的疑问，仍然怀疑它的真伪。所以，哈哈，一塌糊涂，迷茫...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4 7:59:18编辑过]
作者:
革命
时间:
2007-3-4 15:27
大体就是权力的斗争而已,至于成王败寇的说法,大概夸张多了.
至少不能否定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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