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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梁羽生先生作品《笔不花》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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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0
标题: 梁羽生先生作品《笔不花》
搜集梁羽生先生的对联作品以及相关评论中,无意发现了这本专集,其中涉猎不少对联故事以及先生的见解分析,本着尊重作品的原则,把全篇目转来,一并长下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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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梁羽生家园>>论坛

目录:
一、“万岁”从来多短命
二、圣明天子半庸才
三、末代皇帝的命运
四、霸王难免别虞姬
五、脉脉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
六、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七、荒淫残暴的汉代王侯
八、才子失宠的秘密
九、口念弥陀的暴君
十、文学世家　骨肉相残
十一、武则天是否淫妇
十二、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十三、汪精卫的自我讽刺
十四、清末“刺摄政王案”真相
十五、名士的无用与无聊
十六、名士见钱就开眼
十七、石崇斗富　皇帝贪财
十八、赔款借款的秘密
十九、宰相合肥天下瘦
二十、文廷式与汪精卫的《忆旧游》
二十一、闲话《满江红》
二十二、谈几首近代词家的《满江红》
二十三、咏王昭君的诗词
二十四、俞平伯的《古槐树屋词》
二十五、缥缈红楼感慨多
二十六、闲话打油诗
二十七、回文诗词谈趣
二十八、再谈回文诗词
二十九、廖凤舒的《嬉笑集》
三十、张大千的诗
三十一、溥心畲的诗文
三十二、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
三十三、谈罗孚的两首诗
三十四、词人心事盼相通
三十五、小令三首仿易安
三十六、闻一多论诗鄙胡适
三十七、闻一多的旧体诗和方言诗
三十八、挽聂绀弩联
三十九、京华犹剩未残棋
四十、章太炎挽孙中山联
四十一、能成世界能成我——杨度挽孙中山联
四十二、不教成败论英雄——袁寒云挽孙中山联
四十三、一字推敲
四十四、谈挽张大千的对联
四十五、梁寒操挽胡适联
四十六、补谈挽胡适联
四十七、《春明外史》的回目
四十八、张恨水的咏史诗
四十九、花蕊宫词不宜借喻
五十、观音庙联
五十一、香港风光入怪联
五十二、烟锁池塘柳寻根
五十三、论黄巢　怀高朗——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五十四、悼沙枫
五十五、达摩·禅宗·秘笈
五十六、两偈·顿渐·陈寅恪
五十七、敦煌学是伤心史
五十八、饶宗颐与敦煌学
五十九、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六十、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六十一、九连霸·天才·土壤
六十二、序《广州棋坛六十年》
六十三、莫到琼楼最上层——从袁寒云谈到吴健雄
六十四、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
六十五、从查理·卓别林谈到孤独感
六十六、看戏的和演戏的
六十七、创造“更高的真实”
六十八、除夕讲童话
六十九、元旦谈美
七十、闲话校对
七十一、徐霞客奇人奇事
七十二、谈天气　怀大理
七十三、雁山红豆之忆
七十四、小国寡民之乐
七十五、在普利茅斯食海鲜
七十六、“买嘢”和“睇嘢”
七十七、长屋风情
七十八、还乡小记
七十九、中国第一个女编辑吕碧城
八十、《模》·《雨在门外》——谈新加坡作家尤今和周灿的小说
八十一、打上帝的耳光——谈台湾女作家三毛
八十二、台湾谈论《王昭君》
八十三、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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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0
一、“万岁”从来多短命

　　在封建皇朝，臣下叩见皇帝的时候，先要三呼“万岁”，这“万岁”二字，等于是皇帝的尊称，其实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史以来，皇帝总是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就越是短命。
　

　　前几年我无聊时，忽发傻劲，拿中国各个朝代皇帝的寿命，作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算是最长命的皇朝，共五十九年，而五十九年中，却换了八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廿四年中换了七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寿命平均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是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就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来说，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无信史可考的，传说中的长命皇帝不算）。
　

　　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数得计：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乾隆（八十九），嘉庆（六十一），道光（六十九），咸丰（三十一），同治（十八），光绪（三十八），宣统（六十一）。十个皇帝总共岁数是五百一十八岁，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二岁，亦不过“中人之寿”而已！
　

　　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是理所必然。我们平常也可看到，劳动人民多是健康长寿，而富贵人家娇生惯养的子弟，却常常都闹毛病，经不起风吹雨打。富贵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的皇帝。皇帝的家庭是与社会隔离的，也是与大自然隔离的，他们过着皇宫的阴暗生活，又哪里会长命？而且更大的原因是，荒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等如慢性自杀，就是健康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那些皇帝在遗传上已经是体质脆弱的呢！
　

　　溥仪的身体本来也很弱，据《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还是由于在俘虏营中的时候，一方面得到适当的医疗，一方面从事合乎体力的劳动，因而才转弱为强，健康起来的。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做了皇帝想升仙，神仙做不成，就想“万寿无疆”，皇帝喜欢臣下称他为“万岁”，大概就是这种心理表现吧。其实用“万岁”来当做皇帝的尊称，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史以来，皇帝总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越是短命。
　

　　有人曾拿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做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中，已经算是最长命的皇朝了，共五十九年，却换了七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只二十三年就换了五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平均寿命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东汉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起来，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但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还不到五十二岁而已。
　

　　溥仪死于一九六七年，虚龄六十一岁，不算短命，但也不过比“中寿”稍微好些。不过有一点要知道的是，溥仪是经过“劳动改造”的，特赦之后，有一个时期，还在北京植物园做管理员。如果他是一直处于深宫，纵欲无度，一定活不到这个岁数。据潘际炯写的《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就是在俘虏营中从事体力劳动结合适当的医疗冶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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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1
二、圣明天子半庸才

　　皇帝自称“天子”，自认是“天生圣人”，除了喜欢人家叫他“万岁”之外，又喜欢人家称颂他是“圣帝”"明君"，其实这也是一个讽刺。
　

　　可惜古代没有“智力测验”（当然，即使有也没人敢去测验皇帝）。但从史实上看，在中国二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如晋惠带就是位典型的白痴，有一次他听说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就说既然如此，“何不食肉糜”呢？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得蛤蟆叫，又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五六岁时，就常常爬到一丈多长的帐竿上，学做猴子。十多岁时，常常夜晚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还和左右商量，想毒死太后。左右说，你毒死她便要做孝子，要守灵，不能再跑出宫去胡闹了，他这才不敢。
　

　　南朝的齐，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夜晚捉老鼠捉了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再举一些比较有名的皇帝为例。宋徽宗时，金人入侵，已经包围京师了，他不想法子抵抗，反而相信一个道士郭京的话，说可以施用“六甲法”，招来天兵天将退敌，结果做了金人的俘虏。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太不成话，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又有一个进士侯进贤，自称善医阳萎，曾自煎汤药亲手给宰相薰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朱见深此人又是个“瘾君子”，尝令内监到市上去收买鸦片。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见朝臣，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上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
　

　　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曾有人要写“怪人列传”，依我看来，许多皇帝都有“入传”的资格。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溥仪晚年以怕老婆著名。老婆不满意他的原因，除了他性无能外，还嫌他“特别笨”（见沈醉写的《皇帝特赦以后》）。溥仪是否特别笨，我们不知，但历史上总是“昏君”多，“明君”少，却是事实。有人曾经把皇帝作为一种类型研究，结论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晋惠帝听说百姓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大惑不解，反问左右：“何不食肉糜？”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见蛤蟆叫，又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是出名的顽童，喜欢晚上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齐朝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萧宝卷，最喜欢捉老鼠，常常夜晚捉老鼠捉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明朝也有一个像溥仪那样性无能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为求“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称，如僧继晓，擅“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他的宰相万安也精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又一个以自称善医阳痿而得官的御史，人称“洗鸟御史”（因为他曾亲煎汤药给宰相董洗，并因此而获知于皇上）。朱见深又是个瘾君子，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坐朝，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土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就退朝了。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是举不胜举的。因此有人说，在“万岁从来多短命”的下面，还可以加上一句“圣明天子半庸才”。“天子圣明”，这是封建时代的套语，其实和称皇帝为”万岁”一样，都是讽刺。
　

　　溥仪能够做植物园的管理员，还能够写自传（虽然经过老舍的润饰），比起历史上那些昏君，他似乎还不能算是特别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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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2
三、末代皇帝的命运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所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真可说得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因为在溥仪之前，中国皇帝从无自传之作；在溥仪之后，中国则不可能再有皇帝出现了。
　

　　一九二四年，溥仪十九岁的时候，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来悄悄逃往日本公使馆。当时作为溥仪和日本人的桥梁的，是大汉奸郑孝胥，他在“护送”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途中，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道：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郑孝胥这首诗是“丑表功”，实际上正是他把溥仪送入“虎穴”——逃至日本公使馆之后，终于被人利用，做了伪满的傀儡皇帝。
　

　　不过，“青史茫茫无此奇”这一句话，对于溥仪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适合。
　

　　现在就让我们翻翻历史，看看中国历代的末代皇帝的命运。
　

　　概括来说，末代皇帝的命运，大致离不开后面所列的三种下场。
　

　　第一种，被权臣或悍将所篡位，成了“废帝”之后，绝大多数被杀掉。例如汉献帝刘协被曹丕所篡，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所篡，南朝的宋顺帝刘凖被萧道成所篡，齐和帝萧玉融被萧衍所篡，梁敬帝萧万智被陈霸先所篡，唐哀帝李柷被朱温所篡等等都是。上述诸例，除了汉献帝得“寿终正寝”之外，其他都被新皇帝杀死。
　

　　第二种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自杀或被杀的。前者如明代的崇祯皇帝，后者如隋代的隋炀帝。
　

　　明崇祯帝朱由检在外敌压境之际，采取了消极抗敌甚至妥协求和的政策，但对内却毫不放松，当时全国闹大饥荒，激成民变，他积聚了大批库存（《明季北略》载李自成入京后，发现他“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却丝毫不肯拿出来救灾，反而用了全力去镇压那些“逼上粱山”的农民军。终于在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时候，逼得在景山上吊，上吊之前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斩断了一条手臂。
　

　　隋炀帝则是因奢侈荒淫，而又穷兵黩武，造成了全国大混乱的局面，引起“十八路烽烟”（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起义军，如瓦岗寨、高鸡泊），终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杀的。这位末代皇帝在全国大混乱中还纵情淫乐，常常对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且不管他，快乐饮酒吧。”又常取镜照面，对皇后说：“大好头颅，不知该谁砍之？”结果十八路烽烟未烧至江都（今扬州，隋炀帝其时已离开京城，躲在江都享乐），他最亲信的卫士已在宇文化及率领下叛乱起来，他怕捱一刀之苦，自己解下巾带给叛军绞死。
　

　　第三种是在国亡家破之后，做了敌人的俘虏的。如南唐的宋代皇帝，著名的词人李后主与北宋的徽钦二帝。
　

　　李后主被宋太祖俘去后，封为“违命侯”，据说因他填了一首《虞美人》词，里面有两句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宋太宗（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其时宋太祖已死，由弟接位）说他有“故国之思”，就赐他吃“牵机药”，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服下之后，“柔肠寸断”而亡！
　

　　北宋徽钦二帝的遭遇更惨，他们被金人掳去，北解燕京（今北京），途中受尽折磨。据宋人平话《徽钦北狩》所说，他们吃的是粗粝，想求一碗汤饮都不可得，离开自己的皇宫后，两人未洗过面，押解他们的金朝小官，拿余酒残食给他们，还揶揄他们说，你们不吃，将来更没有吃的了。又调戏钦宗的皇后，叫她在筵前陪酒唱歌，徽钦二帝也被迫以青衣侍酒。父亲徽宗赵佶，未到燕京，便病死在均州。儿子钦宗赵桓到了燕京之后，被金主囚在一个和尚庙里。有一个胡娣，料理他的饮食，两个人吃饭，每月只发五斗米，一捆柴。如此折磨，还嫌不够，到了他六十三岁的晚年，金主亮还要他和另一个也是当了金人俘虏的辽国皇帝耶律禧赛马。就在他们“赛马”的时候，下令叫骑兵用箭从他们的后心射入，前心射出，钦宗坠马而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
　

　　与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相比，溥仪的遭遇最奇，也最“幸运”。
　

　　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可以说他都遭遇过。他是被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他又是被袁世凯用权术迫他“退位”的；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从溥仪这方面讲，也可说是被袁世凯篡位的；他曾做了苏军的俘虏，一九五零年八月，苏联政府把他交还中国，他的“身分”是战犯，被安置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兼有三种遭遇，但结局却大大不同。他曾任政协委员。在“文革”中他也比许多人“幸运”，虽曾受“批”，却是寿终正寝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被释放后是第四次做“皇帝”，是中国的一个公民，真真正正做了国家的主人。而在以前，他三度为“皇”，却都是傀儡皇帝。
　

　　以前他的“忠臣”之一的陈曾寿，曾因他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被日人挟制而感到悲痛，在丁巳复辟二十周年（一九三七年）的时候，赋有诗道：

　　旧恨惊心耿不眠，沉沉影事渺如烟。
　　羊求歧路途何向，葛采旄丘岁几迁？
　　同梦未甘成己背，销魂难再是丁年。
　　分明后剧非前剧，苦语何由诉九泉。

　　诗中颇有慨叹他误入歧途之意。但要是陈曾寿未死的话，他这种慨叹是可以烟消云散了，因为溥仪毕竟是从歧路上回过头来，他是以中国一个公民的身分度过他的后半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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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3
四、霸王难免别虞姬

　　历史上“英雄的悲剧”很多，“英雄的悲剧”各各不同，但最具典型意义而又最被人所熟知的一个恐怕是应数“霸王别姬”了。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广东话诗就是咏他的。诗道：

　　又高又大又峨嵯，临死唔知重唱歌。
　　三尺多长犀利剑，八千靓溜后生哥。
　　既然凛泵争皇帝，何必濒沦杀老婆。
　　若果乌江唔锯颈，汉兵追到屎难屙。
　

　　（按：“峨嵯”是广东话的的“高大衰”之意。“凛泵”在广东话中是“纷纷”貌，“濒沦”是“匆忙”貌。这两个辞语在字典中是没有的，只能用同义字替代。）

　　此诗夹叙夹议，用诙谐的口吻评论历史人物，堪称通俗文学的上乘之作。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项羽有过失也有功劳。在推翻秦的统治上，他作了很大的贡献。秦以暴政而失人心，他敢想（彼可取而代之）、敢干（不畏强秦，以少胜多），历史功绩，不容抹煞。明代思想家李贽（卓吾）写到巨鹿之战，就大赞项羽是大英雄。不过，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那就是违反历史潮流了。
　

　　在推翻秦的统治上，项羽的赫赫战功，那是比刘邦大得多的。可是项羽在大战章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却让刘邦先入了关。刘邦一入关，首先就笼络地主阶级，收买人心，宣布废除奏的严刑酷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与盗抵罪，其他秦朝刑法通通废掉）。这样他的政权就得到地主阶级的积极支持了。
　

　　项羽当然不甘刘邦为王的，他挟着优势兵力，跟着也进了关，自立为西楚霸王，更违约立刘邦为汉王，另外还把许多六国遗臣都封了王。他入关后的措施与刘邦截然两样，他一把火将秦的宫殿烧个干净，据说烧了三个月才熄，还纵兵劫掠妇女珠宝。如此措施，当然不能收拾残局，也大失人心了。
　

　　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但刘邦终于能够打败项羽。刘胜项败，原因虽然很多（主要原因是刘邦得到新兴地主阶级支持，而关中是富庶之区，经过刘邦的经营，支持战争的经济能力也要比项羽的强），但项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太史公评项羽，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评有对有不对，施政要合乎历史潮流，原不必“师古”，而且项羽在政治上的措施，小处不谈，从大处说，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就恰好是“师古”的（效法古代的封建割据制度）。不过太史公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则是说对的。项羽把灭秦的功劳都归于自己，样样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忽略了帐下英雄”（清代嵇永仁在剧作中借剧中人物社默间接批评项羽的话）。他常自以为是，不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刘邦能用张良、韩信、萧何三杰，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劝他在鸿门宴杀刘邦，他不听。后来反而信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对他不忠，气得范增出走，至彭城，疽发背死）。不善于采纳众议，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如楚霸王那样被迫“别姬”的。
　

　　项羽败亡时的结果是很悲惨的。据《史记》描写，他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山下）被包围时，汉的谋臣张良教汉兵四面唱起楚歌，叫项羽部下出征的农民想起故乡，都不愿拼死，纷纷逃散。项羽这时知大势已去，唯有向他宠爱的虞姬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了。到逃亡至乌江时，以“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这位力能拔山举鼎的“大英雄”，终于只有以“乌江自刎”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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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3
五、脉脉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

　　有人在报上谈起马君武先生的诗，其中有一首《三卅纪事》诗，是讽刺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组织的（按：其时是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故题曰《三卅纪事》），很有意思。诗云：

　　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
　　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
　　赏钱妃子笑，赐浴侍儿扶。
　　齐楚承恩泽，今人总不如。

　　这首诗不带一个骂人字眼，而把叛国臣妾的丑态刻划得淋漓尽致，确是一首上乘之作。
　

　　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广大人民总是不甘屈服、要反抗敌人的。但统治阶级却有一些媚敌求荣、丑诋祖国的人，“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正是此辈的写照。
　

　　历史上也的确曾出现过一个“申申詈故夫”的具体人物，这个女人乃是晋惠帝的后妻羊皇后。晋惠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蠢材皇帝”，叫穷人“何不食肉糜”，就是他的杰作。这个蠢材皇帝的第一个“正宫”贾后，却是个非常厉害的悍妇，后来引起“八王之乱”，被赵王伦矫旨赐死。羊皇后没贾皇后那么凶，也不似她那么弄权，但却是个丝毫没有骨气的女人。（前后两妻，一悍一贱，这个蠢材皇帝，亦可谓倒霉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申申詈故夫”的女人谈起。
　

　　公元三一一年，匈奴族的“汉王”刘渊，派遣他的侄儿刘曜、大将石勒，率兵入侵，攻入洛阳，晋怀帝被掳，晋惠帝的未亡人羊皇后也就成了刘曜的战利品。
　

　　羊皇后被掳后，刘曜见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又纳她为皇后，并问她道：“我何如司马家儿？”她竟无耻地回答道：“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有丈夫。”不但“申申詈故夫”，还向“新夫”大灌“迷汤”！
　

　　但若依中国传统的“君子责人从宽”的古训，羊皇后毕竟还只是一个女人，虽为皇后，并未当权。另外有一些乘国当权，且又自夸是饱读诗书的“名士”，也向敌人摇尾乞怜，那就更加可耻了。这类人的代表，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与羊皇后同时的西晋大臣王衍。
　

　　王衍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豪门，《晋书》称他“既有异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当时士风尚清谈，他做了大臣，仍以“名士”自居，有客来访，唯谈老庄。洛阳城破，他被石勒所俘虏，怕石勒怪他，自己说我一向不问政治，并且再三劝石勒“称尊号”，做皇帝。石勒很鄙视他，骂他“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预事？”就把他杀了。又有另一个豪门王浚，平时门第的观念极深，但到了“胡乱”来时，就把女儿献给鲜卑的一个小官，并帮助敌人转过来侵略自己的国家，其后也被石勒处死。
　

　　可见媚敌求荣，不一定就能够从心所欲，而且更多的是“求荣反辱”。
　

　　我们再以马君武诗中的“齐楚承恩泽”的伪齐皇帝刘豫来作例子。
　

　　刘豫的“大齐”是南宋时代金人在中原地区所树立的傀儡政权。本来金人在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之后，最初立的儿皇帝是张邦昌，僭号“大楚”。金军去后，他自己没有军队，害怕民众起来杀他，便听部下吕好问之劝，将“帝号”取消，迎奉当时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回京，仍立赵氏为主，算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人。刘豫就不同了，他本身是宋的高级将领，降金之后，掌握有一部分伪军，可作为政治资本，因此当他听得金主要选择一个傀儡继张邦昌之后做儿皇帝时，他就多方运动，三一年，金主正式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册文写明要他“世修子礼，永贡虔诚”。刘豫也欣然受命。
　

　　刘豫做了儿皇帝，十分卖力，不断南侵，作为金侵略者的前驱。初时金主也曾夸奖他，可是他也没得意几年，到了一一三七年，他派遣地的两个儿子刘麟、刘猊与孔彦舟三路进兵淮南，被韩世忠、杨沂打得大败，他的伪军残部的战斗力便不大了。
　

　　恰值其时金兵也因在屡败之后，想与南宋划河为界，成立“南北朝”的局面。金的大将挞懒便建议废弃刘豫的伪组织，与宋谋和。初时粘罕不同意，后来见刘豫的力量已残存无几，失了利用的价值，也就只好同意了挞懒的主张。

　

　　一一三八年，金国四太子兀术，轻骑突入汴京，擒了刘豫，次日兀术召集伪朝文武，宣读废弃刘豫的诏书。诏书内有十六个大字：“建尔一邦，逮兹八载，尚动兵戎，安用国为！”伪齐就这样被消灭了。
　

　　刘豫解出汴京，尚图倖免，哀求挞懒、兀术开恩。挞懒说：“你自己瞧吧：当年赵桓（钦宗）出京的时候，老百姓还头上顶着香，哭泣号陶，替他求恕。今天你解出汴京，老百姓没一个可怜你，你自己怎不惭愧？”
　

　　可见被老百姓唾弃的媚敌求荣者，连敌人也是看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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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4
六、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过去粤剧的演出惯例，第一晚的开台戏，必定是上演《六国大封相》。全班老倌出齐，仪式隆重，热闹非凡。
　

　　《六国大封相》讲的是战国时代苏秦的故事，他一身而配六国相印，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确好像是在戏台演出那样，威风之极的。
　

　　他何以会有这样“非凡”的际遇呢？这就要谈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了。
　

　　谈起《六国大封相》，先要说一说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
　

　　春秋时代，统治阶级是一个金字塔形，王、诸侯、大夫，以下的这一阶层就是“士”，“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再下去就是庶民和奴隶了。因此它是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一方面他们有机会学上层贵族的文化，一方面他们又比上层贵族多接触平民，也多懂一些实际生活的知识。到各级贵族逐渐为奢侈的生活腐化时，他们把土地紧握在手里，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地主阶级。
　

　　到战国时代，他们成为了社会上的中坚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也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他自身的利益活动起来了。
　

　　当时的“战国七雄”，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秦，一边是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六国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贾谊《过秦论》）秦也极力招致其他各国的士以为己用。于是“士”在政治上便大大活跃起来。
　

　　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极盛，当时有出名的“四公子”——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这“四公子”都各养士数千人，俨然好象后世的政党领袖，拿着数千之“士”，作为自己的基本群众，也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呼风唤雨，左右政局。例如孟尝君，他的名望就比齐王还大，齐王想把他废掉不用，也不能够。
　

　　历史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是和这“四公子”对“士”的尊重有关，随便举几个谈谈。
　

　　平原君有一个很宠爱的美人，有一天在楼上看见一个跛子走过，大笑起来，第二天那个跛子跑来对平原君说：“听说你很尊重贤士，所以许多士都不远千里而来，现在你的美人笑我残废，我希望能得到那个美人的头。”平原君以为他是说笑话，也笑着答应他，却不放在心上，美人始终没有杀，不料后来他门下的士，一个个走掉。一年多就走掉一半，说他“爱美色而贱士人”，不愿为他所用了。逼得平原君最后还是不能不杀掉他所宠爱的美人，向那跛子道歉。
　

　　又如春申君，门下三千食客，都穿着珍珠镶嵌的鞋子，“珠履三千”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又如孟尝君门下有一个老头冯驩，发了好几次牢骚，要求食饭时有鱼吃，出门时有车坐，还要孟尝君给他养家，孟尝君都答应了。
　

　　战国时代，士的政治活动，规模最宏大的要算苏秦的“合纵运动”和张仪的“连横运动”。在这两个运动里，苏秦、张仪的身份已经成为一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远非“门客”可比了。尤以苏秦的“合纵运动”最为成功。
　

　　苏秦的“合纵”，是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的。他游说燕、赵、韩、魏、齐、楚，获得成功。六国都赞成他的主张，推他为“纵约长”，并为六国共同的宰相。
　

　　据《史记·苏秦传》的记载，在“六国大封相”后，苏秦回家时，诸侯都派使臣送他，人数车辆很多，隆重极了，就像王者出巡一样。连周天子也要派人给他“开道”，远远去迎接他。苏秦的兄弟和嫂嫂，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苏秦的嫂嫂以前是很轻视他的，至此苏秦得意极了，对他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嫂顿首道：“以季子（苏秦字）位高而多金也！”从《史记》这一段记载，可以想见苏秦当时的“威风”。“位高而多金”，这也正说明了“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要向上爬了。
　

　　香港俚语，把“六国大封相”引伸为用残酷的手段做出的大案件，例如杀掉别人全家，也可称为“六国大封相”。于“史”虽然“无据”，但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六国大封相”的“威风煞气”。可算是“天才创造”。一笑。
　

　　和苏秦“合纵运动”相对的是张仪的“连横运动”，“连横”即要使六国诸侯联合和秦交好，拆“合纵”的台。但“连横”比不上“合纵”的成功，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但张仪在秦的地位，也曾佩相印，显赫一时。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士”的活动已消失了“浑水摸鱼”的有利条件，以后他们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支柱”地主阶级，虽然仍是实际政权的掌握者，但已经与战国时有所不同，他们是在皇帝之下“效忠”，要依据着一定的官僚制度去做官，而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自己兴风作浪，俨然和“国君”们“分庭抗礼”的大搞政治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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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4
七、荒淫残暴的汉代王侯
　

　　从长沙墓的发现反映了两个历史事实，一是令人惊异的古代文明，两千多年前的女尸体居然还是栩栩如生！二是封建贵族剥削的残酷，一个小小的诸侯（只有封地七百户），妻子的墓葬，竟是如此穷奢极侈！
　

　　汉代王侯的荒淫残暴，只是根据“正史”的记载，就已经举不胜举。以上谈过的中山靖王刘胜是一个，“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也是一个。萧何是刘邦的宰相，封地八千户，不算少了。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记载，他也曾强买了平民的田宅数千万亩。“贤臣”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刘胜的妻子窦绾（满城汉墓的“女主人”）是当时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刘胜的祖母）的侄孙女，窦家就是有汉一代的赫赫世家，出过几个皇后，子孙封侯的更是不计其数。西汉的那个窦太后权势已经很大了，（所以窦绾的坟墓比丈夫宏大，陪葬的器物中并有太后宫中才能有的长信宫灯。）但东汉那个窦太后还更厉害得多。
　

　　据《后汉书·窦宪传》说：“窦宪一门四侯，父子兄弟，并列高位，充满朝廷，刺史（州刺史）、守（郡守）、令（县令），多出其门……收容缇骑，依倚形势，侵凌小人，强夺财赀，篡夺罪人妻。商贾闭塞，如避寇仇。”照这段“官修”的史书看来，窦宪竟然派许多州、郡、县官来帮他搜刮；养许多打手，来抢夺平民财物；还霸占囚犯的妻子。（所谓“罪人”，焉知不是给他陷害的良民？）你看这岂不成了强盗头子吗？窦宪是什么人呢，就是汉和帝窦太后的哥哥。
　

　　另一个外戚，也是诸侯身份的汉顺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他的胡作非为，亦是不在窦宪之下。他经常随便找一些借口，就把别人关起来，非敲诈到一大笔钱不放。一面又出卖官爵，以致“买官”的，“请罪”（要求免罪）的，挤满了向梁家去的道路。最骇人的是，他还把洛阳京城周围千里之内的民田，一齐圈为己有。这种野蛮的掠夺方式，在封建时代也是很少见的。
　

　　汉初封侯之滥，历史上亦是罕见。汉初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后汉武帝大削诸侯，到太初年间（公元前一零四年至前一零一年）最少的时候，曾经只剩下五个。但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从王莽手中夺回帝位之后，封侯又更多了。据统计，功臣"食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幸”者四十五人，刘姓贵族一百三十七人，一共是五百四十七个列侯，最小一列侯，也有食邑五百户。（即可收五百家农民的租税），但他们尚不满足，还要利用特权强占土地。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曾强夺农田八百顷，马一千二百匹，奴婢一千四百人。刘秀的妹夫樊弘占田三百余顷，姐夫邓晨占田四百余顷。这些都是见于“官修”的史书的。
　

　　汉代女尸的得以保存完整，我想或许是和当时贵族的迷信风气有关。有钱有势的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就想长生不老，秦始皇曾派人去求“不死药”，汉武帝也信神仙，希望长生不老，他修筑了一个“集贤台”，造了一个金人，捧着露盘，希望得到延年益寿的“仙露”。有两句唐诗“侍臣素有相如渴，不赐金擎露一杯。”就是嘲笑他的。司马相如是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汉武帝的“仙露”，却不能给他治病，还说什么长生？
　

　　次一级的王侯贵族没能力也不敢像皇帝那样去求不死药或建高台造金人，于是就竞倡厚葬，设法保全尸体，希望灵魂将会回来得以复活。这种汉代迷信风气，从两座汉墓的发现，可以得到实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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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5
八、才子失宠的秘密
　

　　谈起三国人物，曹植（子建）是大可一谈的。他是人们所熟知的“才子”。据说他能“七步成诗”，后世的文人多把他推崇到了不得。例如谢灵运（南北朝宋文帝时的名诗人）就说，假定天下之“才”共有一石，则曹子建已独占“八斗”，他自己占“一斗”，还有“从古到今”的人只共占“一斗”（“才高八斗”的成语就是由此来的）；文学史上的大批评家钟嵘（南北朝齐、梁时人）把他的诗列为“上品”，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其实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否当得起这样高的评价是有疑问的，但我在这里不想谈曹植的文学，只想通过他来谈宫廷间的腐烂一面，与由此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
　

　　曹植幼年时候很聪明，这没有问题。但他之所以成为—个“神童”，也是与他的出身及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曹操，本来诗文就做得很好，而且曹操对地主阶级的人才是颇知延揽的，门下有名的文人学士不知多少，所以他的儿子曹丕、曹植等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诗文做得好也没有什么稀奇了。
　

　　据说曹植在十余岁的时候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便写出了有名的《铜雀赋》，因此很得父亲的欢心，曾想立他做太子。但一来碰到了长于权术的曹丕和他“争立”，二来他自己世恃宠娇纵，曾擅开“司马门”（皇城的大门）私出，伤了他父亲的心。有一次曹仁被关羽所围，曹操本来叫他去援救，他又偏偏喝醉酒误了事。于是曹操对他的宠爱就渐渐衰下来了。
　

　　曹植的私生活也正如一些皇室、贵族的子弟一样，是很荒淫腐化的。他曾自夸“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涸滨之梓以为筝……”（《与吴季重书》）可见他是沉醉于豪华的生活的。他那个时代，正是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遭受到空前苦难的时代，他的生活与人民的生活，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想就假定他做了皇帝，也不过像李后主、宋徽宗等一流人物而已。
　

　　他也象关羽一样是极端自高自大的家伙；所不同的只是关羽在“武功”方面自高自大，而他则在“文事”方面自高自大。他不但看不起同时代的文人，也非常看不起批评，他曾说：“有南威（古代出名美人）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嫒，有龙泉（古宝剑名）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意思是，你如果比不上别人，就不要乱批评别人。这个态度当然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度。在这方面，曹丕的文学见解倒是比他公允，曹丕的《典论》论文，批评“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是颇切中封建时代文人的毛病的。
　

　　不过，曹植失宠的原因，除了他的骄纵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因为他所结交的都是他父亲曹操所忌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例如杨修是袁绍的外甥，本人也是豪门出身；孔融自称是孔子二十世孙，也是“名门”子弟。曹操虽然是靠地主集团支持而建立政权，但正因此他就必须剪除与他敌对的或成为他政治上障碍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我们试看他一再下令征求不是出身“名门”的人才，甚至征求“无德而有才”的人，就不难窥测到其中道理。曹操是想建立起自己新的地主集团统治，去打击旧的大地主集团的。因此他虽也“用”杨修与孔融，但到底借故把他们杀了。而曹植却与杨修、孔融这类人勾结甚密，也就难怪会失掉“父宠”了。
　

　　曹植的得人同情，还是在曹丕篡汉之后。曹丕对他的妒嫉和防范自然是有的。例如曹丕即帝位后，就封他做“东阿王”，给他一百五十名卫兵，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兵；其中卧床不起的，仅存呼吸的三十七人，半身不遂、痨病，聋者、瞎者二十三人。而且派有监视官，专门去寻他的过失。宫廷之内，讲的是争权夺利，谈不到兄弟之情，甚至谈不到父子之情的，但后世所传的“曹子建七步成诗”的那首诗，是否可靠，倒还成疑问。那首“七步诗”首见于《世说新语》，其诗云：“煮豆持作羹，洒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世所传，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两句缺。这首诗不见于曹植本集。但即使是附会吧，也可以看到一般文士对宫廷内阴影的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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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5
九、口念弥陀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可入怪人列传的皇帝很多，粱武帝就是其中之一。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代梁朝的开国君主，本来出身寒族，以擅长文学知名于时，与著名文人沈约、任舫等齐名；又崇信佛法，以佛门弟子自命。他本是齐朝的雍州刺史（镇襄阳），公元五〇二年，趁齐朝内乱，起兵攻入建康，灭齐自立，国号曰“梁”。
　

　　这位既通文学又崇佛法的人物做了皇帝之后又如何呢？“妙”得很，他出身寒族，做了皇帝之后，对士族却非常巴结。梁朝偏安江南，只有二十三州，他为了多容纳求官的士族，分为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下品州多在边池，往往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但是仍按照“州”的体制，设置官员。又巧立名目，广增官职，例如：镇、卫军军官的名号就有一百二十五个。所以梁朝是官制最紊乱的一个朝代。
　

　　不但如此，他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用法极严，一人有罪，一家老幼都要连坐，一人逃亡，全家都被囚禁作苦工，可是他为了表示他的“菩萨心肠”，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一番，整天不露笑容。
　

　　还有更“妙”的是：这位皇帝做过几次和尚，自称是“舍身为奴”，要臣民用大批的钱财将他“赎”出来；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亲自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为百姓求福。公元五二九年，他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公元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又出钱二万万赎他回来。他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只隔一年，又“舍身”要做和尚了，这次民穷财尽，为了替皇帝筹“赎身钱”，过了个多月才凑足一万万，所以他这次“出家”的时间比较长，做了三十七天和尚。他用“舍身法”讹诈了四万万钱，这些虽说是群臣捐出采的，但还不是向民间搜刮来的吗？所以，他每—次“舍身”为百姓“求福”，百姓就多一次灾殃。
　

　　更不幸的是在他赎身回家那晚，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作祟，要做更大的法事镇压魔鬼，于是大兴土木，役使百姓造十二层高塔，但塔未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
　

　　梁武帝对民众残暴，却要装作是“好皇帝”，他的作伪之术，在历代皇帝中也真算得是独一无二人所难能的。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坼裂也不停笔；他即位不久，便按佛教规矩，长斋礼佛，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府牲畜，在斋戒期伺，每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棉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平时不听音乐。任何时候他都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天也一丝不苟。对待宫中太监，也是礼貌严肃如对贵宾，对待士大夫的时候，一派谦恭下士的态度，那就更不消说了。
　

　　可是他的伪装，连他的某些臣于也看不过眼，有个叫做贺琛的大臣就曾上书，直言他的恶政。说他：一、搜刮残酷，民不堪命；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三、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罪过；四、朝廷大兴土木，百姓劳累困苦。句句揭穿他的伪善面貌。梁武帝看了，全不承认，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为证，大大驳斥一番，这个贺琛也就不敢再说话了。
　

　　于是这位口念弥陀的梁武帝，就仍然我行我素，一面吃粗米饭，一面用“舍身术”大刮其财；一面杀人，一面又在杀人之后痛哭一场来表示他的仁慈了。
　

　　粱武帝一生以“宏扬佛法”为己任，他对佛学也的确似乎颇有研究，曾在无遮会上亲自主讲过佛经。不管他的信仰是真是假，他这样提倡佛教，也的确为他带来了许多好处；即使撇开麻醉民众以利统治这点不谈，只谈实际的“利益”；他就曾用“舍身为奴”，出家做和尚的方法刮了四万万钱。
　

　　上面说过，他一生以伪善面孔出现，　口念弥陀手持屠刀，他大做功德法事，说是替百姓“求福”。他主讲佛经，宣扬善恶果报之说。他役使大量民众，为同泰寺建筑十二层高塔，说这是做大善事，做了大善事，就可以镇压魔鬼。若按照他的说法，他当是国中独一独二的“大善士”了，那么他的“报应”如何呢？可不妙的很，他是活活饿死的。
　

　　若说“因果”，他也的确是曾种了“恶因”的。恶因之一就是上面说过他的对士族纵容，而对民众残暴。自东晋渡江，在南方立国之后，那些从北方渡江而来的豪门贵族，把江南当作他们征服的殖民地一般，“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处处欺压“土著”，内部早已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也包括了外来统治阶级与当地统治阶级的矛盾）。到了梁武帝时代，由于豪门贵族的特权更加扩大（他们可以不必遵守法律）。豪门贵族，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去抢劫，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而老百姓犯法，则要全家连坐。这么一来，当然是民怨沸腾，难以压制，到“侯景之乱”一起，就立成燎原之势，不可收拾了。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将军，自小和魏宰相高欢交好，高欢得势，给他率领十万大军，驻扎河南。渐渐坐大，成为了南朝北朝都要借重的军阀。后来北朝高欢死后，其子高澄执政，忌他势大，想要收拾他，于是他就要南朝的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并都督河南北军事。他自恃势大，曾向皇帝请求和王谢豪门联婚。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意思是说他不能配第一级的豪门，只能配二、三级的豪门。他当时大发脾气，说将来要把这些豪门的儿女配给奴隶。恰好其时北朝的东魏要和南朝的梁讲和，侯景正处在进退两难之境，于是举兵反叛，不到半年，就攻陷建康，将梁武帝困于台城，逼得他活活饿死。
　

　　侯景的叛乱，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呢？一方面固然足由于梁朝内部的腐败，无可战之兵，另一方面也是他懂得利用江南百姓仇恨外来豪门贵族的心理。他在围攻建康未下时，就一方面抄没得势的豪家，把那些豪门的子女妻妾没入军营，一方面解放豪门的奴隶，大族的家奴来投奔他的都有官做。另外，趁着侯景的叛乱，江南土著大族也纷纷而起，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不过，侯景只是一个利用民气的野心军阀，而不是站在人民这边起义的。土著大族的乘机而起对“侨寄”（南渡来的，称为“侨寄”）大族报复，骨骨子里也只是利益的争夺。所以豪族的受打击，虽使百姓称快一时，但百姓在这场混杀中，死伤更是不计其数。更加以碰上江南大饥，于是“百姓流亡，死者涂地　……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到侯景之乱平定时，南朝的国力也消耗殆尽了。
　

　　附带提一笔，梁武帝在台城饿死之时，他役使民众给他建造的同泰寺高塔还没有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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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6
十、文学世家　骨肉相残

　

　　梁武帝（萧衍）这一家在中国历代皇室中倒是颇有特色的。特色有二：一是文学气氛的浓厚；二是骨肉间的嫉刻与相残，表现得十分丑恶。
　

　　萧衍未做皇帝前，本身就是个著名的文人，与沈约、任昉等齐名。一生著作颇多（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喜欢以艳语入诗。（他一面作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经常主讲佛经，另一面他的诗作却又是艳语连篇，这也是相映成趣之事。）他的长子萧统（即昭明太子），在文学史上地位比他更高，编有《昭明太子文选》，至今还是颇有权威的文学选本。他的第三子萧纲（梁文帝）是“宫体诗”的始创者：第七子萧绎（梁元帝）也能诗能文（有文集五十卷），尝以“读书破万卷”自豪。他们这一家，倒是可以称为“文学世家”的。
　

　　不过这个“文学世家”的骨肉相残也是“名垂”史册的。说起来，萧家这两个特色和曹操这一家（曹操、曹丕、曹植），很有相似之处。论到文学上的成就，萧家不及曹家（政治上的成就，梁武帝绝不能与魏武帝相比，那是更不消说了）；但论到骨肉相残，则萧家是更为丑恶与残酷了。文学的爱好与权欲的追求，“风雅”的做作与丑恶的行径，这似是处于两个极端，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不可调和，但却又是融合在他一家人身上。皇家子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也许是比较“有教养”的那类皇家子弟的“通性”吧。
　

　　梁武帝早年没有儿子，过继他六弟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做嗣子。萧宏是个奢侈放纵，贪财无厌的人。他被封为“临川王”，用重利盘剥法夺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单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数十处。这个人又是个懦怯昏庸的人，有一次南朝的梁国趁北朝的魏国内乱，举兵伐魏，梁武帝舍韦睿等良将不用，却叫六弟萧宏去作主帅。萧宏驻军洛口（今安徽怀远县境），一夜忽有暴风雨，萧宏恐惧，率数骑弃大军逃回建康。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器械全部遗弃，死亡近五万人。未见敌人，全军即溃，也可算得是荒唐之极了。
　

　　但这样一个贪财庸碌的人，却最得梁武帝的信任，其中却有一段缘故。萧宏住宅内有库房约一百间，关闭极严，有人告发萧宏谋反，库房里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萧宏住宅亲自逐屋检查，看到库房三十余间，每间藏一千万钱，共有钱三亿以上。其余库房，满藏布绢丝帛等杂货，不计其数。这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赃物。梁武帝知道不是武器，大为欢喜，就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啊！”从此对萧宏更为信任，要了他的儿子萧正德做嗣子。
　

　　后来梁武帝生了萧统（昭明太子），他自己有了儿子，便不要嗣子了。叫萧正德还本归宗，封他为西丰侯。萧正德失了皇位继承权，很不满意。公元五二三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魏梁乃是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他丧心病狂，竟逃到敌国，希望借敌人之力，打回本国，做一个儿皇帝。不料当时魏国正在内乱，待他很薄，出兵之事更淡不到。萧正德大失所望，第二年又逃回梁国。似这样叛国通敌，本该处死的，但梁武帝只是哭着教训他一顿，仍还给他西丰侯爵位。这个人后来成为谋夺帝位的主角之一，梁武帝饿死台城，也是他一手做成的。
　

　　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诸子之中，似乎比较正派。据正史所载，他不好声色，只爱山水，于所居之处，筑假山、立亭馆，穿山凿池，颇有园林之胜。一日，泛舟后池，有个名叫侯轨的臣下想取悦他，盛称“此中宜奏女乐”。昭明太子不答，唯咏左思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梁武帝又曾赐他大乐女妓一部（女戏班子），据说他也不怎么欢喜，并不常用。他一生致力于编辑文选的工作，集文士选集古今诗文为文选三十卷，流传至今。
　

　　昭明太子萧统不幸早死（只活了三十一岁），照例应立他的儿子作皇太孙，继承帝位。但梁武帝却立第三子萧纲为太子，因此萧纲与诸弟萧纶、萧绎、萧纪之间，萧统的儿子萧察与诸叔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夺帝位，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其中又穿插着一个梁武帝从前的嗣子，如今归宗还本的侄子萧正德，他的势力最弱，却最卑劣。先是投降魏国，想借敌国之力夺位，不成，回国，梁武帝仍给他做西丰侯。
　

　　后来侯景乱起，他又暗中勾结侯景。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马数百匹，乘梁君臣震骇；挥军疾进，进攻京城，萧正德开门迎敌，梁武帝退入台城，被困数月，终于饿死。
　

　　萧正德引侯景入京城时，便自称皇帝，与侯景约定，攻破台城，必须杀梁武帝（他的伯父）和萧纲（他的堂弟）。台城攻破后，他尚未知道伯父已饿死，要亲自执刀去杀。哪知侯景不过是一时利用他而已，哪肯让他做皇帝，反而把他杀死了。
　

　　梁武帝死后，展开了帝位的大争夺，兄弟叔侄之间，互相斫杀。萧纶据郢州（今汉口），称自己办事的厂屋为“正阳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齐称臣投降，得北齐封他为梁王。萧统的儿子萧察据襄阳，又与另一个争夺帝位的叔叔萧绎交兵。萧绎据江陵，声势最大。萧察投靠西魏，引西魏兵攻打江陵，萧绎也向西魏求和，愿作附庸国，并投靠北齐，得北齐封他为梁相国。兄弟叔侄争位，各自依靠外国，读圣贤书，真不知所学何事？
　

　　那位擅于写“宫体诗”的太子萧纲，早在侯景攻破台城之后，就在仇人的卵翼下称帝（简文帝），后来被侯景废为晋王，幽禁于永福省。第二年，他过生日那天，臣下王伟等人进觞假作贺寿。这位诗人不知死之将至，居然饮酒狂欢，通宵达旦，醉卧床上，就被侯景所指使的王伟用土来压死了。
　

　　梁武帝死后，内有侯景之乱，梁武帝的几个儿子又各自割据一方，引进外兵，争夺帝位，真是四分五裂，一塌糊涂。争夺帝位的几兄弟中，以占据江陵的萧绎兵力最大，他本有力量可以击败侯景，但他害怕侄儿萧察（昭明太子萧统之子）乘机夺取他的江陵，于是乃用“釜底抽薪”之计。萧察本是依靠西魏的力量的，萧绎乃许西魏以重利，把汉中之地割给西魏，请求西魏不要帮助他的侄儿。公元五五一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率军东下，第二年，王僧辩攻建康，陈霸先大败侯景军，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属杀死。侯景之乱，先后四年，至此始平。萧绎收复建康，遂在江陵称帝（梁元帝）。但叛乱虽平，兄弟叔侄的阋墙之争，依然未已。
　

　　萧纲萧纶先后死了，萧绎的主要对手，这时除了侄儿萧察之外，还有一个弟弟萧纪。萧纪占据益州，公元五五二年也自称皇帝，发兵来攻江陵。萧绎请西魏攻蜀，西魏执政宇文泰大喜，对诸将说，取蜀灭梁，就在这一次了。宇文泰派尉迟回率军入蜀攻成都，萧纪宁愿失蜀，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银一斤制成一个金饼或银饼，共有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战给将士们看看，但并不分赏给有功之人。萧纪军溃败，被他哥哥的手下追及，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者。说道：“我用这金饼雇用，你送我去见七官”（萧绎行七吧）。追者大笑道：“我杀了你，你的金饼都是我的了，还怕它跑得了吗？”萧纪死后，益州全境也为西魏所有。
　

　　梁元帝萧绎借西魏兵消灭了他的弟弟，但西魏却也没有放过他。灭了萧纪之后，西魏执政宇文泰又转过来助萧察攻他的叔父。公元五五二年，西魏与萧察的联军攻破江陵，萧绎启以为读书万卷，仍免不了亡国，城破之日，把他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随后到西魏军前投降，终于也被害死。他身死国亡，还做了文化的罪人。
　

　　最后剩下一个萧察，也并没得意多久，他得西魏封为“梁主”，在敌人卵翼下做儿皇帝，西魏将江陵府库中所藏的全部珍宝扫数劫掠，并捕捉王宫百官以及居民数万人，分赏魏军作奴婢。萧察在荒城里自称为皇帝。公元五五七年北周。灭西魏，萧察又对北固执臣礼，后来，隋文帝杨坚篡周，萧察的后“梁”也就被杨坚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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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7
十一、武则天是否淫妇

　

　　武则天被攻击得最多的一条罪是“荒淫”。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开头就这么说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待，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晕翟，陷吾君于聚麀。
　

　　举出的武氏淫行有二：一是“洎乎晚节，秽乱春宫”；一是“陷吾君于聚麀”。“晚节”，此处是指晚年。“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是指责她在做了皇帝之后，秽乱宫廷的罪行；“陷吾君子聚扈”，则是在指责她在未做皇帝之前，“狐媚偏能惑主”，颠倒伦常的“淫罪”。
　

　　依时间先后为序，我们先谈她的“陷吾君于聚麀”。
　

　　“麀”是母鹿，宋晶如注释“聚麀”云：“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伦，故有父子共一牝之事也。”武则天入宫之初是做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地位不高的妃妾），后来又做了李世民儿子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陷吾君于聚麀”说的就是这件史实。
　

　　李治娶了父亲的小老婆，责任本来不该由武则天负，但身为李唐臣子的骆宾王，当然是不便指责皇帝如同禽兽的，只好归咎于他是受了武则天的“陷害”了。
　

　　先后嫁给父子二人，是否“禽兽之行”，这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观念。本文不想讨论。
　

　　但这种事情，出现在唐代，尤其是初唐，却不是偶然的事，有其种族及文化的因素。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唐室既然是杂有胡族血胤，则它受胡族的风俗文化影响，那就不足为怪了。
　

　　“胡俗”是怎样呢，以大家都知道的王昭君为例。王昭君在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以入宫数载，不得见帝，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其前妻阏氏子立，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复为后单子的“阏氏”。
　

　　同样是嫁给父子两代，而且王昭君还以呼韩邪正室（阏氏）的地位，又嫁给他的儿子做正室的。
　

　　“胡俗”如此，深受“胡俗”影响的李唐王室，出现了武则天“陷吾君故聚麀”这样的事，那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在汉族的士大夫看来，还是被人认为不知羞耻，不可饶恕的“淫行”，但这只是风俗不同，观念不同的缘故。
　

　　再谈到她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她晚年的“淫行”，是比“陷吾君于聚麀”受到更多非议的。
　

　　“秽乱春宫”，看来也似乎是“事实”。骆宾王的檄文是那么说，许多文家也那么写。在稗官野史中，更有难以胜数的、离奇怪诞的关于她荒淫的“绘影绘声”的传说。
　

　　稗官野史的传说不必管它了，现在我只选出两件见於正史的记载来说。
　

　　一件是说她宠爱一名叫薛怀义的和尚。薛原名冯小宝，是个市并无赖，武则天喜欢他，要她的女婿——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认他做季父，改姓名为怀义，时常召他入宫行乐，后来封他为白马寺主，大建佛寺，大塑佛像，登时使这个市井无赖成为显赫一时的僧侣大地主。
　

　　另一件是说他宠爱一对同胞兄弟张易之、张昌宗。这两兄弟相貌很漂亮，又懂音乐，武则天要他们进宫“侍奉”，各自封官赐爵，哥哥是“奉宸令”，弟弟是“秘书监”，事实上只是天天陪她饮酒作乐。
　

　　由于二张的得宠，许多美男子都想自荐人宫。因此引起了一个大臣朱敬则的劝谏。
　

　　朱敬则的谏疏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臣闻尚舍奉御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巨愚职在谏净，不敢不奏！”
　

　　这样亵读的奏表，见于史册，也是从所未有的。据说武则天读了这个奏疏，说道：“非卿直言，朕不知此。”不但不责怪这个渎犯她的臣子，反而赐彩百段。
　

　　然则武则天晚年的“秽乱春宫”是事实了？　
　

　　我们对此颇有怀疑，怀疑史书过甚其辞。因为高宗死时她六十一岁，史书记载薛怀义受宠时她六十九岁，朱敬则谏美少年入宫时她已经是七十八岁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能否作出“淫秽”之事，似乎应属生理学范围。通常来说，可能性不大的。
　

　　然则那个谏疏为什么公然奏上，毫无隐讳，且见于史册？陈寅恪解释说，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做皇帝就得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三千宫女，她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在武则天的立场来说，也许她正是要男人进宫侍奉，来表现她做女主的威严呢。
　

　　据正史记载，有个故事。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二张，武则天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从这件事情看来，她对待“男宠”还是“有分寸”的，不许他们仗势弄权乱朝纲。看来也只是把男宠当作“倡优之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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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7
十二、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最近翻阅宋史，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主张“两个中国”者不自今日始，而是古已有之了的。倡此论者，即“鼎鼎大名”的汉奸秦桧是也。
　

　　秦桧在未做宰相以前，曾扬言道：“我有两条妙策，可安天下。”当时相位出缺已久，有人问他道：“你既有妙策，何以不言？”秦桧道：“朝廷没有宰相，说出来也没人执行。”意思即是：“等我做了宰相再说吧”。
　

　　后来秦桧果然做了宰相，而这两条“妙策”也真的向皇帝（高宗赵构）提出来了，是什么呢？八个大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原来当时金人入侵，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被金国占领，金人还在中原建立了一个伪齐国，以刘豫作傀儡皇帝。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杭州）为首都，只是一个小朝廷的局面。这几个字的内容，包括了承认金人吞并的中国领土为金国的合法土地，承认刘豫的伪齐国；宋国放弃两河、中原、江淮之地，不许再谈“反攻复国”；从北方逃难来的老百姓，一律送回他们的原籍，使他们成为金国人或伪齐国人；凡非江南人而为金国掳去的臣民，一律不须送还，任由他们为金人或伪齐人均无不可。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换句话说，这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秦桧的理由是：反正北方已非我有，这是已成的事实，何不承认事实来换取和平呢？
　

　　赵构本来是害怕敌人，准备和敌人妥协求和的，可是听了秦桧这个主张，也不禁迟疑起来。他考虑了许久，与其他的大臣说道：“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为了他自己是“北人”，不可能赞同奏桧的计划，这计划才搁浅下来。
　

　　秦桧卖国求荣，提起他谁都要骂他一声汉奸，直到现在，民间还叫炸油条做“油炸桧”，表示了人民对秦桧的憎恨（广东人读如“油炸鬼”，只是一音之转，同时也是表示秦桧其人，不过是“鬼东西”而已）。不过，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秦桧最初却并不以汉奸的面目出现，相反，是以“爱国忠臣”的面目出现的。
　

　　历史上凡大奸大恶之辈，大都有些“才能”，此所谓“无才不足以济奸”也，而且还装出“爱国”的样子：宋代的秦桧，近代的汪精卫都是典型。汪精卫从做“革命党”到做汉奸的事情人所熟知，不必赘述。秦桧最初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以“忠臣”姿态出现，则或许还有人不知，不妨谈谈。
　

　　秦桧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年）考取头名状元，写得一手好文章，“词学兼茂，才华卓绝”（详见《宋史·秦桧传》）。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金兵围攻汴京，要求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当时的宰相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一致认为可以割让。秦桧却上疏反对割三镇，并提出兵机四事。第二年，徽钦二帝被俘，金人主张邦昌为伪楚帝，秦桧又申状到金营反对立张邦昌，要求仍旧在姓赵的当中选一人为帝。申状一开头就侃侃言道：“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他在说明了赵氏不可废的理由后，申状最后道：“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当时大臣差不多都被金国的军威吓得发抖，没人敢道个“不”字，秦桧这张申状当真是“一士谔谔”，朝野上下，人人都赞他是个“忠臣”。金兵的统帅粘罕阅状大怒，把秦桧抓到了金营，一同掳往燕京。
　

　　可是这个“忠臣”一到金营，稍受折磨，就变了节。他到了燕京，买通粘罕左右，替他说好话，粘罕奏明金主吴乞买，将秦桧夫妇赐给另一位掌握军权的左元帅挞懒，供军前使用。
　

　　秦桧聪慧过人，学会金国语言文字，熟悉了风土人情，成了标准的“金国通”。秦桧的老婆王氏生得伶俐俊俏，挞懒对他特别垂青。秦桧处处在挞懒面前表示他忠于大金帝国，连老婆也在所不惜，挞懒渐渐便日益倚重他，后来挞懒攻楚州，金军诱使楚州举城投降的那篇檄文，就出于秦桧的手笔。
　

　　建炎四年（公元－一三零年），挞懒把秦桧放回来，要他在南宋政府中设法取得权柄，作为内应。当时秦桧假称是杀了金人的监使逃回来的，杭州全城轰动。虽然也有些人不信，但到底为他过去的“声名”所迷惑，大多数人仍然把他当作“忠臣”。
　

　　秦桧察觉宋高宗的意图，知道他只是想苟安于小朝廷的局面，便约略地把他和金人相得的情形，透露一点给高宗。高宗正需要这样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臣僚，且又在金人面前说得上话的，因此很快就把他的职位提升到宰相。高宗曾对人说：他和秦桧见面，听到秦桧的一番高论之后，喜欢得几夜睡不着觉，失眠了。
　

　　狐狸的尾巴不久就露出来，自从他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一提出来，朝野反对之声四起，到了后来，甚至抗州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秦相公是奸细”的标语。
　

　　可是宋高宗虽不赞同他这个主张，但仍然是想求和的，只希望敌人的条件较宽，能够接受。绍兴八年（公元一一三八年），高宗决定向金国臣服，派王伦到金国去商谈议和条件，表面的理由是想接回被金人所俘的他的妈妈韦妃（其实他还不知生身之母，早已改嫁金国的盖天大王了）。
　

　　当时宋大将岳飞、韩世忠等人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情况与徽钦被掳之时不同，朝臣大都反对和议。这位以前反对屈辱求和而现在则主张求和的秦桧说道：“陛下不惮屈已议和，此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愤愤之情，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心，两得之矣！”真是“聪明绝顶”，善于说辞，既捧了皇帝，又安抚了那班朝臣（当然也有不受他安抚的，例如枢密院编修胡铨就上疏请杀秦桧）。
　

　　后来金国派了张通古做“江南诏谕使”，要宋高宗赵构跪接大金国“诏书”，摆出的“格局”根本不是“讲和”，而是“受降”。
　

　　赵构愿意投降，但却不好意思下跪，双方商议之后，金人同意以秦桧作为宋帝的代表跪接诏书。秦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率领百官，大张盛典，在张通古面前叩首、叩首、三叩首，双手举过头顶，把诏书接了下来。
　

　　老百姓都是痛恨卖国奸贼的，无怪后代的人们，都只知道秦桧是个“汉奸”，而很少知道他还是个“才高学广”的状元，而且还曾经扮演过“忠臣”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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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8
十三、汪精卫的自我讽刺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会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联意脱胎自白居易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诗人用这首诗表达了他对“以假乱真”的感慨。
　

　　历史的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有的人从坏变好，有的人从好变坏。甚至有时“盖棺”也难“论定”。但也正如一首挽刘少奇的诗中兑“沧冥有眼又无眼，历史无情亦有情！”即使“盖棺”之时未能“论定”，但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有情而又无情的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以假乱真，岂只一个王莽，历史上相同的例子是不少的，汪精卫从“革命志士”而变为大汉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后半生就是对前半生的讽刺，他是不待盖棺就可论定的。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喻云纪策划行刺清朝的摄政王，汪精卫从东京回来参加这一计划行动。事败，被捕下狱。因为汪精卫“名头”最大，故而许多人遂只知是“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了。但虽然“主角”其实不是他，那个时候的汪精卫，还是不失其为革命志士的。
　

　　他在狱中自忖必死，曾有《被逮口占》四首：

　　（一）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波流。

　　（二）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三）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四）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烽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第三首中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尤其脍炙人口。死要死得其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他就是名垂青史的“革命烈士”了。可惜他苟活几十年，这两句“名句”却变了对他的嘲讽了。
　

　　把汪精卫少年时的诗词，拿来和他做了汉奸以后写的对照来读，实在不能不令人慨叹。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前，先有广州之役（是役的革命烈士葬在黄花岗，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时他在北京狱中，听说胡汉民（字展堂）也在这一役死了，曾写了三首诗“哭之”，前有“题记”：“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录两首如下：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巳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忽忽余生恨，茫茫后死忧。难禁十午事，潮上寸心头。

　　“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当时他是抱着为革命牺牲的决心，遗憾不能与胡汉民同死的。
　

　　他做了汉奸后，最后写的一首词是《朝中措》，自注云：“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愁不绝于心，亦作一首。”词云：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栏杆柏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能禁几度兴亡？”对照来读，“蝙蝠悲名士”也变成他的自讽了。
　

　　汪精卫做了头号汉奸，日子也并不怎么好过。就在他成立伪组织的同一年（一九四〇年），他有一首《迈陂塘》，颇能写出他的心境。词前有小记：“二十九年（按即公元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问之，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也。因赋此词。”

　　叹等闲，春秋换了，灯前双鬓非故。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体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酒阑尔汝，问搔于长吁，支颐默坐，家国竞何补？鸿飞意，岂有金丸能惧。齑惕犹剩毛羽。誓穷心力回天地，未觉道途修阻。君试数，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听残叶枝头，霜风独战，犹似唤邪许。

　　一九三五年，汪精卫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任内，某次开“中委会”，被人行刺，不死。这首词是他在五年后的那一天“有感”而写的。“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可知他的心境。和他在北京狱中所作的那两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恰成对照。做了汉奸的汪精卫，是留得残躯已丧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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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9
十四、清末“刺摄政王案”真相
　

　　吴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曾谈及清末的“刺摄政王案”，因为吴先生也是与此案有关系的人之一，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从吴先生所揭露的此案真相来看，所谓“汪精卫刺摄政王”之说，其实是汪精卫的自我宣传和某些与汪精卫同路的人有意夸大汪精卫的“功劳”，想把他扮成一个“革命志士”而已。
　

　　此案的真正主角是喻云纪，其次是黄复生。汪精卫是后来才赶到北京“参与机密”的，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作过什么事情。
　

　　喻云纪是四川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他在日本得过吴玉章的帮助，两人交情有如手足。喻云纪加入同盟会，就是吴玉章作的介绍人。
　

　　据吴玉章说，喻云纪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尤其擅长于制做炸弹，能够把炸弹的外形，作得与朝鲜的麻糖极其相似，这样就便于往来携带，易于躲过检查。
　

　　当时因为同盟会所发动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一郡分革命党人遂热衷于暗杀。最初的目标是要暗杀反革命最力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二人。哟云纪曾回国布置谋杀端方，在汉口设伏，临时因端方改道不能实现。后来喻云纪再回到日本，同盟会通过决议，要集中力量先干掉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肴者——摄政王载沣。根据决定，派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组织机关，进行刺摄政王的工作。吴玉章则被推为在日本负责准备工作的主持人。
　

　　话分两头，再说到汪精卫当时的活动。在喻云纪回国谋杀端方之时，汪精卫也扬言想去炸李准。汪对爆炸技术一窍不通，且手无缚鸡之力。他之作此宣言，不过是迎合当时风气，想博个“壮烈”的美名而已。
　

　　其时汪在香港，在日本的吴玉章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信，是向吴索取炸弹的。吴玉章是不赞成暗杀的。认为暗杀不是革命党人所应采取的正当手段，遂回汪精卫一封信说：“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我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精卫接了此信，仍坚持要去暗杀，又来一信。说什么：“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日釜，一日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宇。薪之为德，在一烈字。……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意思即是说他没有坚持革命的恒心，所以愿意象柴火一样；作“一次过”的“轰轰烈烈”的牺牲。这封信虽说得天花乱坠，却也暴露了汪的假革命本质。试问一个“素鲜恒德”，没有坚持革命勇气的人，又怎能成为更士呢？
　

　　吴玉章虽不赞成暗杀，但他是服从组织决定的。供应军火炸药给革命党人，是他的工作之一，汪精卫既然“坚持”要去暗杀，当时他也没有看清汪的本质，觉得他的“勇气”，也还“可嘉”，就真的给他寄了炸弹。哪知汪精卫接到炸弹之后，又没有勇气去进行暗杀了，他收起炸弹，独自又从香港跑到日本。到了日本，他听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已在北京准备暗杀摄政王，于是他又提出要参加这项工作。
　

　　汪精卫对革命失却信心，孙中山先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孙先生对汪的参加这次暗杀活动，曾说过这样的话：“（几次起义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确实是看透了汪精卫这个人。可是孙中山也还未了解详情，其实“约集同志入北京”的并非汪精卫，江精卫夫妻是后来才去的。汪精卫也没有准备“与虏酋拚命”，他的被捕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故事。
　

　　且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布置工作，黄复生懂得照像，他们遂在琉璃厂开了一间“守真照像馆”。此时汪精卫与陈璧君正在日本忙于恋爱，　口头老是说要“亲自”去炸摄政王，却迟迟不肯动身。
　

　　后来喻云纪回日本取炸药，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汪精卫才与陈璧君装模作样，赶到北京“参加”，且不敢与喻、黄二人同住照像馆，而是住在另一个地方。自始至终，汪只是“与闻机密”，而没有实际参加。
　

　　喻云纪用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叫一家铁工厂制成一个炸弹壳，把从日本带来的炸药装进去，造成了一个大型炸弹。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西北，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还有个井形的石坑。这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沟又便于安设拉火的电线。只要布置得好，当摄政王经过桥上的时候，人在石坑里一拉电线，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线的人还可乘机逃走。
　

　　一九一〇年四月一个晚上，喻云纪、黄复生偷偷地到这桥下埋炸弹，然后安设电线，哪知目测不准，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他们正要从头再做，无巧不巧——恰好有人来桥下大便，他们只好躲开。这人大便未了，王府中又有打着灯笼的人出来，他们只好把炸弹埋在土里，匆匆逃走。
　

　　第二天没出事，晚上他们再去探取，那炸弹已被人取走了。当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必定会闹得满城风雨的，既无动静，则可能是给附近的居民拿去了。于是喻云纪又去日本取炸药准备再举，黄复生则在北京留守。陈壁君得知消息，恐有危险，跟喻云纪同走。其时已过了几天，仍无动静，汪精卫则以为当可无事了，而且他又不是与黄复生同住的，为了表示胆大，也留在北京。
　

　　哪知敌人狡猾非常，他们是查获了炸弹，故意不予声张的。他们把这炸弹请外国专家鉴定，这“外国专家”断定炸弹不是在中国境内制造，但外壳粗糙而车有螺纹，则必定是就近制造的。于是清政府根据弹壳的线索，找到了那家工厂，然后又利用铁工厂的老板，逮捕了黄复生和“守真照像馆”的人。汪精卫本来不在其内的，但后来有一个常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受不了刑，给清政府带路，最后把汪精卫也捕去了。
　

　　在被捕诸人中，汪的“名声”最大，于是一变而为“主犯”。当时革命潮流日趋澎湃，清政府要改用怀柔政策，就把汪关在牢里，而不杀他。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袁世凯对汪更是曲意笼络，预留“后路”。后来汪精卫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拜兄弟，在缓和国民党的反袁的工作上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
　

　　孙中山先生对汪精卫从来都是不放心的，孙中山临死之时，还特别对汪精卫等人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很危险啊，敌人一定要软化你们的。”可为明证。殊不知汪精卫在监牢的时候，早已给敌人软化了。
　

　　此案还有余波，陈璧君在日本看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象发了疯一般，竟然去辱骂喻云纪，说喻怕死。喻不愿在她悲痛中和她争吵，后来喻对吴玉章说：“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果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喻云纪“一筐炸弹奋争先”，杀身成仁，名垂后世。而汪精卫则作了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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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49
十五、名士的无用与无聊


　　处士，名士这类东西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由于他们有点知识，又故作“清高”，倒是颇能迷惑人的。其实，也大都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已。
　

　　处士与名士的分别，大抵处士以遁迹山林、不做官为标榜。（当然暗地里还是与官府往来，水乳交融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自不只是嘲笑陈眉公一人也。）名士则范围更广，做着官的，退了休的，或读书不成的世家子弟，只要是读过书，能做几句歪诗，或者“擅饮酒，熟读《离骚》”，便都可以自称“名士”。而所谓“名士”也者，即使在旧社会来说，也多半是帮闲的无用之人而已（至于作为“帮凶”的“名士”，那便是有害于人民的了）。
　

　　最多名士的是两晋南北朝，在那个时代，“过江名士多如鲫”，“玄学清谈竞一时”！现在就来谈一谈那些“过江名士”的笑话。
　

　　两晋南北朝之所以盛产名士，有个原因。那个时代，是最讲究门第的。“高门”子弟，生下来注定了便有高官可做，于是不务实学，竞尚清谈，以争做“名士”为荣，便成了风气。颜之推（梁人）在《家训》里有一段话描写那些士族子弟，刻画得淋漓尽致，颇为有趣。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来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悠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袖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呢？”这不是活画出了一群无用的废料么？
　

　　高门子弟，既然反正有官可做，于是大家都做出一副“名士”派头，竞以对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算高雅。例如：王徽之做大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到底有多少匹马，他回说：“我又不去问马，怎知道他的数目！”再问他时，他就拿手放在额上，作眺望状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你看象不象个神经病？但在当时，他却是个“上流社会”人士所称道的名士呢。
　

　　又如前面谈过的西晋大臣王衍，做到“三公”之位的“司徒”大官，也是一副名士派头，政事懒理，“有客来访，唯谈老庄。”到石勒攻破洛阳，他被俘虏，还以“我一向不干预晋室政治”作为理由，希望石勒饶他。但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投降之后，却又再三劝石勒“上尊号”，做皇帝。但终于仍是被石勒杀了。
　

　　晋室南迁之后，照说是应该上下一心，积极抗战，力，力图恢复中原才是。但一班名士，对于抗战，只是喊喊，实际毫不起劲。东晋时，桓温一度北伐，进击“十六国”中的前燕慕容氏，在枋头吃了大败仗，消息传来，一班名士竟然“津津乐道”，对他的失败表示高兴。有个“大名士”名叫孙盛的，还做了一本《晋阳秋》，把桓温形容得狼狈不堪，幸灾乐祸，而且还寄了一本给前燕的统治者慕容隽，请他欣赏。东晋和前那是正处于交战状态的死敌，而晋朝的名士竟向敌人表示，高兴自己战败，这真不能不说是千古奇闻了。
　

　　士族子弟的养尊处优，生活空虚，造成了名士的无用与无聊。但他们也不是经常得意的，正因为他们一无用处，见了马以为是老虎，一到了有非常事变之时，他们的遭遇就比老百姓更惨了。也是颜之推《家训》里所说的故事，梁武帝时，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这些等死的人，其中就大有“名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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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0
十六、名士见钱就开眼
　

　　上一篇谈了名士自矜清高，附庸风雅，既无用而又无聊的一面。现在再谈谈他们的另一面，与“清高”、“风雅”刚好相反的一面，说得“俗”点，即见钱开眼是也。
　

　　仍以两晋南北朝的名士为例，看看他们这矛盾的两面。
　

　　当时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可是许多出身高门的名士，口里鄙视商人，实际也兼营商业，而且比市侩还更市侩。但因他们是高门士族，又有名士衔头，家人亲友甚或本人即是朝廷的大官，朝廷的法令当然不会施于他们，他们是用不着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与寻常的“市侩”同列的。
　

　　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大名士王戎，就是这样一个比市侩更市侩的人。他有许多田园，亲自拿着筹码算帐，昼夜忙个不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于是想出一个“阴湿绝招”，钻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卖。
　

　　出名的美男子，以文辞艳丽，尤善哀诔而闻名于时的另一个名士潘岳（字安仁，所谓“潘安之貌”即是指他），也是一个兼营商业的市侩。他在《闲居赋序》里就曾自供，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很得舒适。
　

　　还有一个比王戎，潘岳更为人所熟知的大名士谢灵运，行为更是恶劣。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大都是描写山水的，因而有“山水诗人”之称。他自负得很。尝自称假定天下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他自己占“一斗”，还有从古到今的诗人只共占“一斗”。（“八斗才华”的成语是由此来的。）表面推崇曹植，实则也是夸耀自己。他的山水诗也的确写得很清新高雅，被后世文人誉为是“出尘脱俗”的诗篇。
　

　　可是这位大名士本身不但是个利欲薰心的“俗物”，简直还是当时的豪门恶霸！他是“王谢高门”中的后代，晋名将谢玄之后，曾做过散骑常侍、永嘉太守等等官职，本来就已经有难以计算的田产了，但他还不知足，还时时刻刻百计千方地扩张自己的庄园领地。有一次他要将贫民依以为生的湖沼，会稽的回踵湖和始兴的蛙蝗湖决之为田，因为这碰到了当时会稽太守周颉的利益，不许他这样做，两人遂成了仇敌。这位“山水诗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也摆足庄园领主的架子，广率门生僮仆，开山辟径。有一次带了门生僮仆数百人，浩浩荡荡，从始宁县南面的山开起，直至临海（地名），临海的太守王（王秀）甚至因此惊为山贼行劫。晋人鲁褒曾作《钱神论》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像，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排金门而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描述了钱的作用，也讽刺了见钱眼开的王公士人。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了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名士们一面清高，一面庸俗，一面是寄情山水，“超然物外”；一面是见钱眼开，无孔不钻。看似矛盾，其实也是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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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0
十七、石崇斗富　皇帝贪财
　

　　石崇是西晋的一个大豪门，“石崇富贵甲天下”，古语相传，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了。他的豪华到什么程度呢？下面是关于他的两个故事。
　

　　石崇请客有两个“例规”，其一是客人如厕，例送新衣，他家的厕所，布置得象小姐的香闺一样，里面有美婢十余人，专门服待客人入厕，事毕照例送一套锦袍。第二个例规就更不但“豪阔”而且是残忍了。他每次宴客，总是命令美女劝酒，有客人不肯饮的，就当场把劝酒的那个美女杀死。有一次一个恶客故意不饮，他就接连杀人，表示“豪气”。
　

　　西晋的豪门士族竞斗豪侈，成为风气。石崇和当时另一个豪门王恺斗富，恺用麦糖洗锅，他就用白蜡当柴，王恺斗不过他，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了，暗助王恺，将宫中一枝三尺长的珊瑚树赐与王恺。王恺以为这一次准可赢了，就拿了这枝珊瑚树在石崇面前炫耀，岂料石崇随手用铁如意便把它击碎，王恺大惊，说出这是大内宝物。石崇笑道：“你不用害怕，我赔你好了。这样一枝珊瑚树有什么稀罕？”说了就立即拿出六七枝比那大内宝物更好更长的珊瑚树来，任王恺选择，作为赔偿，把王恺吓得目瞪口呆。
　

　　石崇何以这样有钱？原来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大贪官，别的贪官搜刮民财也还罢了，他还兼做强盗，当他做荆州刺史的时候，公然叫属下劫夺客商，甚至连外国的贡使经过他的地头，他也敢抢掠。历史上贪官多如牛毛，但象石崇这样凶的，却倒还少见。晋武帝非但不惩罚他，反而把他一路提升，直升到做“大司农”（等于财政大臣）。
　

　　你道皇帝何以不惩治石崇，原来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晋武帝的贪财比石崇更甚，不过他不用做强盗，他公然定出“法律”，犯了死罪的可以用黄金赎罪，公价是黄金二斤赎命一条。因此，官吏贪污即使犯了罪也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是黄金二斤而已，吏治焉能不坏？除此之外，皇帝还可以卖官鬻爵，作为生财大道。《晋书》载，有一次晋武帝问臣下刘毅：“你看我象汉朝哪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晋武帝无言可对，只好一笑作罢。
　

　　一面是皇族、豪门的荒淫奢侈，一面是农民的饥饿哀号，到了司马炎儿子司马衷（晋惠帝）做皇帝时，全国已经到处发生饥荒，有人告诉他，他却说：“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千古传为“笑话”，但这笑话中却饱含了多少农民血泪啊！
　

　　“不义之财，理无久享”，石崇的下场比邓通更惨，邓通不过活活饿死，而石崇则在“八王之乱”中，被他的政敌孙秀所杀，连他的三族都灭了。而西晋的腐朽政权，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皇朝”之一，前后不过四传（一共四十三牛），就被匈奴族的刘曜石勒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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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1
十八、赔款借款的秘密
　

　　在甲午之战中，李鸿章的主张是“许败不许胜”。原来他认为战败讲和，“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因此在他的战略指导下，中国虽有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北洋舰队还是逃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和款果无大损么？李鸿章亲自跑到日本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出卖了朝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到一九〇五年朝鲜便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丧权辱国之外，还要赔款二万万两银子。
　

　　七十年前的二万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清政府每年的收入也只有八千万两。这笔钱怎样筹措呢？当时的诗人黄遵宪就曾因此为政府担心，在《马关纪事诗》里有句云：“刮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行筹无万数，纳币一千年。”自注云：“辽金岁币银二十万两，以今计之，合一千年乃有此数。”中国历史上宋曾向辽、金纳币称臣，但每年也只二十万两而已。如今日本所要的赔款是二万万两，那就是一千倍于末纳给辽、金的“岁币”了。所以诗人也就要担心“刮地难偿债”了。
　

　　但不必诗人担心，清政府自有办法。甚至不必清政府开口，早已有人争着要借钱给它了。日本所索的赔款是有期限的，二万万两之外，再加“赎回”辽东半岛的款项三千万两，订明第一次（每六个月一次）就要交八千万两，第二次五千万两，余款三年内付清。清政府岁收只有八千万两，当然只好大举外债了。
　

　　消息一传出，俄国（沙俄）一马当先，立即秘密通知愿单独借银一万万两，英、德也不落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说要借就得借我们的，法国也插足进来说我也愿继续出借。把清政府的总理衙门闹得象个大拍卖场。结果是“利益均沾”，俄、法合借一万万两，英、德合借一万万两，这才了事。
　

　　奇怪，俗语说“开口借钱难”，为何列强争着要借钱给清政府？原来这种借款，是利息最优厚的生意。有利息，有担保，而且还可以用借款来换得任何在中国的特权。例如：英，德的借款，所附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得割让扬子扛流域于他国”，要清政府明文承认这个区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银数一万万两，八三折扣（实付八干三百万两），年息四厘半，借款以海关收入及盐税作担保。
　

　　清政府借款，以李鸿章为首的经手官僚也大有好处。即以甲午战争后所借的那二万万两为例，经手人的回扣、佣金及官吏的贪污就多至三千多万两。
　

　　结果还是“割地偿钱”、赔款、借款，大家上下其手，各有好处，所苦的只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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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1
十九、宰相合肥天下瘦
　

　　在甲午之战中，李鸿章的主张是“许败不许胜”。原来他认为战败讲和，“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因此在他的战略指导下，中国虽有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北洋舰队还是逃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和款果无大损么？李鸿章亲自跑到日本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出卖了朝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到一九〇五年朝鲜便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丧权辱国之外，还要赔款二万万两银子。
　

　　七十年前的二万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清政府每年的收入也只有八千万两。这笔钱怎样筹措呢？当时的诗人黄遵宪就曾因此为政府担心，在《马关纪事诗》里有句云：“刮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行筹无万数，纳币一千年。”自注云：“辽金岁币银二十万两，以今计之，合一千年乃有此数。”中国历史上宋曾向辽、金纳币称臣，但每年也只二十万两而已。如今日本所要的赔款是二万万两，那就是一千倍于末纳给辽、金的“岁币”了。所以诗人也就要担心“刮地难偿债”了。
　

　　但不必诗人担心，清政府自有办法。甚至不必清政府开口，早已有人争着要借钱给它了。日本所索的赔款是有期限的，二万万两之外，再加“赎回”辽东半岛的款项三千万两，订明第一次（每六个月一次）就要交八千万两，第二次五千万两，余款三年内付清。清政府岁收只有八千万两，当然只好大举外债了。
　

　　消息一传出，俄国（沙俄）一马当先，立即秘密通知愿单独借银一万万两，英、德也不落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说要借就得借我们的，法国也插足进来说我也愿继续出借。把清政府的总理衙门闹得象个大拍卖场。结果是“利益均沾”，俄、法合借一万万两，英、德合借一万万两，这才了事。
　

　　奇怪，俗语说“开口借钱难”，为何列强争着要借钱给清政府？原来这种借款，是利息最优厚的生意。有利息，有担保，而且还可以用借款来换得任何在中国的特权。例如：英 、德的借款，所附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得割让扬子扛流域于他国”，要清政府明文承认这个区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银数一万万两，八三折扣（实付八干三百万两），年息四厘半，借款以海关收入及盐税作担保。
　

　　清政府借款，以李鸿章为首的经手官僚也大有好处。即以甲午战争后所借的那二万万两为例，经手人的回扣、佣金及官吏的贪污就多至三千多万两。
　

　　结果还是“割地偿钱”、赔款、借款，大家上下其手，各有好处，所苦的只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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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2
二十、文廷式与汪精卫的《忆旧游》
　

　　庚子事变时，文廷式已经被“驱逐回籍”（江西萍乡），在家中过了两年了。他是“帝党”，又是珍妃的老师，得过这位女弟子的“报答”的，“八国联军”入京，珍妃被害、光绪西逃等等消息传来，他听到了自不能不受到震动。因此，写了好些有关庚子事变的诗词。
　

　　可是他的“震动”，也只是限于私人恩怨的感伤而已。对于入侵的外敌，他不但没有与义和团“同仇敌忾”之心，甚至对于侵略者的指责，他都是闪闪烁烁的不敢有所表示。
　

　　现在举他的一诗一词，以见他对于庚子事变的态度。
　

　　诗题一个“月”字，是借月而悼念珍妃的，诗道：

　　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仙。
　　重咏景阳宫井句，菱干月蚀吊婵娟。

　　当时正是外祸日深之际，多少同胞遭到侵略者的屠杀，而文廷式只是哀伤一个珍妃。莫说反帝，连民族的苦难，都没有半点暴露。
　

　　这首诗在文廷式作品中不算出名，另外一首词则是较为多人知的。填的是《忆旧游》词牌，题为《秋雁》，注明是“庚子八月作”。夏历庚子八月，正是“八国联军”已攻占北京，西太后与光绪“逃难”陕西的时候。作者借“秋雁”自况身世，对时局也表示了自己的感伤。但他“感伤”的是什么呢？且看这首词吧：

　　怅霜飞榆塞，月冷枫江，万里凄清。无限凭高意，便数声长笛，难写深情。望极云罗缥缈，孤影几回惊。见龙虎台荒，凤凰楼迥，还感飘零。
　　梳翎自来去，叹市朝易改，风雨多经。天远无消息，向谁裁尺帛，寄予青冥。遥想横汾萧鼓，兰菊尚芳馨。又日落天寒，平治列幕天马鸣。

　　“龙虎台荒，凤凰楼迥。”写的是京师“劫难”，但这只是陪衬之笔。最令文廷式感伤的还是“市朝易改，风雨多经”。这两句表面写“世变”，实则是自叹遭受贬黜，不能在朝廷作官，“护驾”西逃。“风雨多经”说的还是自己，在国难当头之际，文廷式还在念念不忘于个人的得失。
　

　　谈了文廷式这首词，又想起汪精卫所作的同一词牌的一首词。这首词受文词的影响极深，连遣辞造句，有好几处也可以看得出是从文词“脱胎”的。
　

　　汪精卫这首《忆旧游》，是在抗战期间他离开重庆，也公开表示了他决心要当汉奸的时候写的。词道：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擎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械械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当汉奸的人总是不肯自认汉奸，要把自己说成是存有“苦心”的“爱国者”。汪精卫的“叹”他的“护林心事，付与东流”，就是这个意思。他想当汉奸，又扭扭捏捏，因此又叹“重庆”不谅解他，以至令他“一往凄情，无限留连意”。其实这也是说谎的，假如他得不到头号统治者的“谅解”，又焉能逃出重庆？还何必假惺惺地怨什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呢？
　

　　汪精卫做了汉奸，还梦想“有余馨”，这真是不知羞耻。也难怪马君武为诗讽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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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2
二十一、闲话《满江红》
　

　　《满江红》是常见的一个词牌名。《词学全书·填词名解》说：“唐《冥音录》载曲名《上江虹》，后转二字，得今名。”万树（红友）《词律》引《冥音录》，亦作《上江红》。《白香词谱》认为“上”谐作“满”，音殊不类。考《本草纲目》有“满江红”水萆，为浮游水面之细小植物，一名“芽胞果”。想唐宋时，民间已有此种名称之水萆，随取入词，未知可也。对“满江红”这个词牌名称的由来，说法纷纭，不能尽录。我们不想做词学家，也就不必钻牛角尖去考据那许多了。
　

　　《满江红》一词，体裁甚多，据万树《词律》已列有八体，最短的是八九字体，最长的是九七字体。但现在通行的只是九三字体。
　

　　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也是最为人熟悉的一首《满江红》词是岳飞那首：“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一首词，近代虽有一二词家怀疑是伪作，但未能作为定论。我们仍依前人之说，认为它是岳飞作的。这一首词激昂慷慨，有很充沛的爱祖国，抗强敌的感情，因此为后世所传诵。
　

　　明代的文征明有一首吊岳坟而兴感的《满江红》，词道：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成功身合死，可怜身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此词揭出岳飞风波亭冤狱之秘，直指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凶。抨击了赵构的“当时自怕中原复”的向敌人屈膝求和的政策，等于是一篇严正的“政论”。在封建社会中，这一首词也算得是大胆之作了。
　

　　另一首出名的《满江红》词是萨都拉（亦作刺）的《金陵怀古》。这一首词因为格律严谨，在《白香词谱》中是作为《满江红》这一词牌的代表作的。词道：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域，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蛰泣。到而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萨都拉字天锡，元代蒙古人。他的词以“流丽清婉”见称，从这首词中也可以见到他的风格。《满江红》这个词牌本来适宜于发抒雄壮或沉郁的感情，而萨都拉的这首词则用六朝旧事凭吊金陵，于清丽之中有很沉重的感伤味道。
　

　　在《满江红》中最特别的一种体裁是用平声协韵的。这一体裁创于姜白石。其自叙云：“满江红，旧词用仄韵，多不协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夕风，当以平韵满江红为神姥寿。言讫，风与帆俱驶，顷刻而成。末句闻佩环，则协律矣。”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词话”。其词云：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拥，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姜白石是宋代最讲究音律的词家之一。“平声满江红”后世作者极少，可考查的只有吴文英、彭芳远等寥寥数人而已。吴文英的“云气楼台，分一派、沧浪翠蓬……”万树《词律》作为“平声满江红”的代表作。
　

　　近代词家作《满江红》的也很不少，而且大都比前人之作更有意思。这且留待下篇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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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3
二十二、谈几首近代词家的《满江红》
　

　《满江红》这一词牌适宜于发抒沉郁与雄壮的感情，从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之前这几十年间，中国风云动荡，所以近代词家喜欢用《满江红》这一词牌的颇不乏人。这些词大都是时代的反映。
　

　　现在先谈一首广东词入易大厂的《满江红》。易大厂原名廷熹，后改名易孺，字季复，广东鹤山人。他是广东名儒陈沣的再传弟子，早岁肄业广雅书院，中年曾留学日本。工诗、词、书、画，尤精篆刻。历任北京高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与萧友梅合作的新体乐歌，在民国初年颇流行。

　　一叶舆图，惨换了，几分颜色。谁忍问、二陵风雨，六朝城阙？雨粟哭从仓颉后，散花妙近维摩侧。咽不成“鬲指念奴娇”，声声歇。
　　尘根断，无生灭。山河在，难言说。剩仓皇辞庙，报君以血。蜀道鹃魂环珮雨，胡沙马背琵琶月。莽乾坤今日竟如何？同倾缺。

　　易大厂的词半是周美成、吴文英这一派，讲究格律，爱取僻调，填词务为生涩。尝自谓：“百涩词心不要通”云。但这首词却不难解，他是为南京沦陷，“蒋府”逃亡，舆图变色而痛哭流涕的。他是个旧知识分子，看不到国家的前途，目而词中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也来不及见到抗战胜利配死了。
　

　　柳亚子先生的词就和易大厂不时了，柳亚子很喜欢填《满江红》（在《柳亚子诗歌选》中，一共有三十五首词，《满江红》就占了五首之多），词中虽也忧时伤国，但更多的却是革命的豪情。刚才谈的那首易大厂词是因南京沦陷而兴感，冕在就先谈一首柳亚子的《秣陵感怀》，“秣陵”亦即南京。这旨词作于一九二九年，是因一九二七年之后，国民党统治者在全国展开大屠杀而作的。词道：

　　袖手枯抨，已厌看，长安棋弈。最难忘，叛旗初展，杀人如织。血染缣囊魂魄壮，身横乱刃尸骸掷。镇伤心，箕豆本同根，相煎急。
　　猿鹤恨，成今昔。胭脂巷，休寻觅？欺龙蟠虎踞，久无颜色。侯景当年曾跃马，王琳此日犹埋碧。更何时旭日射光芒，阴霾革？

　　词中充满对统治者的痛恨，但对革命前途并不悲观，他是期待着“旭日射光芒，阴霾革”的。柳亚子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有一首《满江红》，词道：

　　禹甸尧封，叹频年，自由钟歇。蓦涌现：赦函紫气，三辰争烈。凤羽朝阳仅五彩，麟经欠义王正月。誓从今只手挽狂澜，雄心切。
　　秽史耻，须湔雪。黄书谊，肯埋灭？看悲歌慷慨，舌存未缺。衮钺无情南史简，江湖有党东林血。向昆仑顶上大声呼，撑天阙。

　　这首词是为当时（公元一九〇九年）宣传革命的《民呼日报》出版面作的，用岳飞的《满江红》词韵。其时柳亚子还是二十三岁的青年，词中很有当时革命青年的激情，主要是宣传“民族大义”，但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还未怎么认识到群众的力量的。
　

　　他的另一首《满江红》是有感于台湾局势而作的，其时是一九四三年，台湾还在日寇的侵占之下，尚未归还中国。这一首词的题目是《题“延平王海师大举规复留都图”》，用的也是岳飞一词原韵。词道：

　　三百年来，溯遗恨，到今未歇。真国士，延平赐姓，鏖兵战烈。组练晨翻南澳水，艨艟夜酹秦淮月。奈棋差一子局全输，攻心切。
　　甘焊耻，未湔雪。苍水计，成灰灭。愤丑夷狡侩，长图溃缺。龙驭难归滇缅辔，鲸波还喋台澎血。看白虹贯日画图中，排云阙。

　　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后来清政府无能，在甲午之战后又割绐了日本。柳亚于这首词作后二年，抗战胜利，台湾归还中国。但名虽归还，实际则由于美蒋勾结，台湾不过等于换了一个外国统治者而已。所以这首词是还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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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4
二十三、咏王昭君的诗词
　

　　咏王昭君的诗词很多，最著名的当推杜甫写的那首七言律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明妃”即王昭君。“青冢”是王昭君的墓。据说每到秋天，四野枯黄，唯独昭君墓上之草独青，故名“青冢”。此诗重点在写一个“怨”字——“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根据诗人的看法，昭君出塞，当然是“悲剧”了。后世的元人杂剧；也都是因袭杜诗的观点，把王昭君写成哭哭啼啼出塞，甚或把她的结局写成投崖自尽。这当然是违反历史事实的。事实是她嫁给匈奴王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她又嫁给呼韩邪前妻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她是寿终正寝，丧在匈奴的领土的。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王安石那两首《明妃曲》为代表。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死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军百两皆胡妃。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乎，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拗相公”，这两首诗大做翻案文章，也充分表现了他“拗”的性格。一则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死毛延寿。”替毛延寿开脱。再则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认为昭君出塞是悲剧的唱反调。三则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着重“相知”二字，这就更进一步了。既然失意无分南北，与其留在汉宫做被困长门的“阿娇”（其实对王昭君而言，假如她不是自请遣嫁匈奴，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汉元帝，连阿娇都做不成的），倒不如远嫁匈奴，得到知心夫婿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那已不是“昭君怨”而是“昭君乐”了。
　

　　说来有趣，昭君出塞，是喜剧还是悲剧，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唱对台戏的不仅杜甫和王安石而已。
　

　　昭君墓周围有很多诗碣，其中一首诗碣刻的诗是：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汉，万里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绝城赋秋风。“卫霍”即汉朝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诗人把王昭君与“卫霍”相提并论，对她可说是高度赞扬了。不过诗中虽没明言，但显而易见，诗人笔下的王昭君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番的。是则在昭君的“得意”（诗人“我独羡遭逢”的“得意”）中也还有怨在。
　

　　近人郁达夫也有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命意和此诗相类。郁诗道：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当年若贿毛延寿，哪得诗人说到今。
　

　　写王昭君是抱着“爱君”（汉元帝）之心，为保主上江山而去“和戎”。就命意和技巧来说，这首诗都不能算是佳作。不过这是郁达夫的“少作”，他写这首诗时，只有十八岁。
　

　　前面所引的这几首诗，不管是说昭君怨还是昭君乐，基本上都是同情王昭君的，但也有一首诗，非但不同情王昭君，而且是大骂她。此词见于《疆村丛书》，词牌名《烛影摇红》，词的前面有序文。

　　烛影摇红（后汉匈奴传，言呼韩邪单于来朝，愿为汉婿，后宫王嫱以积怨自请行，此事之实也。《西京杂记》乃云，元帝使画工毛延寿图宫人形貌，按图召幸。王嫱以贿金少，画不及貌，宫人王嫱当行，帝见之悔，乃杀延寿。夫元帝柔仁之主也，而谓其因女色杀画工，余固不信。而王嫱以无宠自请行，诚一污贱女子耳，后之为昭君曲者多归咎元帝，殊不当也。因此赋。）
　　深锁宫花，绣生鱼钥重门闭。美人何事怨东风，独赋伤春意。月照黄沙万里，到毡城，芳心自喜。尊前歌舞，马上琵琶，宠深谁比。
　　毳服胡妆，哪思旧日骄罗绮。年年秋雁向南飞　肯寄相思字。岁久玉颜憔悴。似花落、悔随流水。草青坟上，应是香魂，尚含愁思。

　　骂王昭君为“污贱女子”，和那首把王昭君与“卫霍”相提并论的诗对照来看，恰成极端的对比。不过“到毡城，芳心自喜”，倒也说明了王昭君是出于自愿的事实。她并没有抱怨。
　

　　董必武游览昭君墓时，也曾留诗一首，诗道：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对王昭君作出正确评价，是“和亲”，而不是“和番”或“和戎”。
　

　　曹禺的剧作《王昭君》，是遵周总理之意而写的。剧作的主题也就是表达“胡汉和亲识见高”这七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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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4
二十四、俞平伯的《古槐树屋词》

　

　　日前喜获俞平伯先生托其在香港友人转赠的《古槐书屋词》一部，功力深至，迥异时流，不独审音度曲，格律精严，且复挥洒自如，韵味隽永。前辈词家璞翁（刘伯端）曾有“才气与格律并不矛盾”之说，读《古槐书屋词》可获明证矣！
　

　　我本来没有资格谈论俞先生的词，但如此好词，岂可不介绍给海内外读者欣赏。不辞率尔操触之诮，就写此篇，权当读词笔记吧。
　

　　《古槐书屋词》分为两卷，收入集中的作品不过七十多首，可知其下笔的谨慎。故叶公绰（遐庵）序文有云：“综数十年之作，仅存此二卷，是不但足以窥君之词之工，抑君治学处世之不苟，概可知也。”叶的序文是一九五四年写的，现在由香港“书谱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词集，则是兼收了一九五四年以后的所作的。收入集中的七十多首，以小令居多，我也最欣赏他的小令。

　　蝶恋花（闻寅恪言，今岁太液池及荷花均盛于往年，余惜来往观，新秋初三日，始偕莹环至公园，今年六月逢闰，秋凉较早，偶徘徊临水，同赏一退红莲，秋晚岑寂，翠叶成群，孤芳在眼，谓有遗世之心，迟暮之感焉。昔白石翁好作词序，余所作视翁何如，而亦有为序之举，弥可哂矣。）
　　睡起残脂慵未洗，却忆斜阳，小立明秋水。憔悴心怜花妩媚，好花可管人憔悴。
　　今日初三眉月细，已见西风，叶叶摇波翠。明日重来看汝否，沉吟对汝都无计。

　　不但词的本身堪称“清词丽句”，词序也是极有韵味的小品。“白石翁”是宋代的大词人姜夔（白石道人），词前喜作小序，不但驰誉当时，且为后世传诵。俞老之词序是可以和白石翁比美的。“寅恪”即当时的大史学家陈寅恪，一九六九年已在广州去世了。
　

　　词集中有几首和宋代词人之作，也是很有特色的。录两首：

　　浣溪沙（和清真）
　　一树梨花雪四垂，三分春色占萍池，几回玉蝶扑帘儿。
　　惘惘停眸谁爱惜，匆匆闲忆总成悲。灯前重理呀罗衣。

　　前调（和梦窗）
　　尽日楼居不见春，也无巢燕语粱尘，帘衣如水絮如云。
　　电炬飞光堪永昼，通宵鼓笛不眠人，梨花深巷梦黄昏。

　　清真（周美成）、梦窗（吴文英）是宋代两大词宗，均能审音辨律，用字以研炼见长。俞老这两首和词是得其神韵的。
　

　　人所共知，俞老是“红学大师”，集中有《咏红楼梦》一首，调寄《临江仙》。

　　惆怅西堂人远，仙家白玉镂成。可怜残墨意纵横，茜纱销粉泪，绿树向啼莺。
　　多少金迷纸醉，真堪石破天惊。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

　　还有一首《清平乐》，则是咏《牡丹亭》的。

　　春归何速，好梦迷离续。一片飞花红影逐，还要阿娘叮嘱。
　　荒台池馆沉沁，独怜梅树情深，记压黄金钏匾，不知甚处寻。

　　“十年浩劫”期间，俞老曾被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打扫工作，也曾“下放”河南农村一年（和钱钟书，吴世昌等人在同一所干校）。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很少，但也写了几首非常有意思的词。录三首如下：

　　鹧鸪天
　　眼底沧桑寄此身，飘零文字水萍因。伫看雏翼飞腾速，喜及桑榆睹性真。
　　曾一载、住农村。归来犹拟向渔津。易求虾菜居邻集，收得家书驿近人。

　　身居逆境而不觉其苦，“下放”到农村，他就欣赏农村的乐趣。不过从“眼底沧桑，飘零文字”这两句，也可想见他的感慨之深了。

　　浣溪沙·并序（一九七三年癸丑仲秋二十六日，梦中得词半首，不知其意，不能续也。至丙辰七月初二日晨，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初五枕上，忽忆前句，“京东二百里余赊”者，岂即丰南唐山之谓欤？遂续成之。末韵借用成句，“增减”指户籍。生灵何孽，并命于一朝；呓梦何心，先兴于两载。如斯浩劫，迥绝言诠矣！）
　　雨里宵灯晕彩霞，当时一去又天涯。京东二百里余赊。
　　拾得表明何所谓，寻来如梦或非差，算增算减总由他。

　　一九七六年（丙辰）的唐山大地震，既是天灾，又加人祸。当时“四人帮”有言曰，唐山死了几十万人也算不了什么，总不如“批邓”要紧。“算增算减总由他”，词人之悲愤可知矣！
　

　　同年十月，“四人帮”一网成擒，俞老立刻写了一首《临江仙》，那就更有意思了。先录下，然后略加诠释。

　　临江仙
　　周甲良辰虚度，一年容易秋冬。休夸时世若为容，新妆侍卫里，裙样出唐宫。
　　任你追踪雉望，终归啜泣途穷。能诛褒但是英雄，生花南史笔，愧煞北门公。

　　词中有人，呼之欲出。其人为谁，江青是也！“新妆”指江青“创造”的连衣裙的“布拉吉”装，据云式样是袭自武则天时代的宫装。江青因为没人跟她学样做“时装”，曾特地到天津推广，天津古称“天津卫”，词中的“卫”即指天津。这是“新妆传卫里，裙样出唐宫”的“本事”。
　

　　下阕则是写到江青倒台了。江青是要做现代的吕后（名雉）和武则天（名望）的，但志大才疏，终归啜泣途穷。“北门公”指武则天时代的一班“北门学士”，这北门学士其实只能算是武则天的御用文人。江青也是有她的“北门学土”的。
　

　　最后要说的，这本《古槐书屋词》是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手书的。其中也有一段“故事”，俞老原来的词集第一卷刊本，是在四十年前由俞夫人的七弟许宝驯书写的，许宝驯是清华大学著名的数学教授，已经去世。原刊本流传得甚少，俞家亦仅存一“红印本”。俞夫人因摹仿弟弟笔迹，重新“摹写”丈夫的词集，亦含有纪念弟弟的意思在内也。俞夫人书法秀丽，和俞老的词可称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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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5
二十五、缥缈红楼感慨多


　　俞平伯是人所共知的红学大师，去年六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主办者邀请的中国红学家，第一位就是他。可惜他因年老体弱，不能参加。不过他却录了一首旧作，托冯其庸带去。是他在一九六三年写的《题红楼梦人物》诗。诗云：

　　红楼缥缈无灵气，容易赍寒变芳旨，
　　回首朱门感慨多，东园多少闲桃李。
　　新国花月一时新，罗绮如云娇上春，
　　莺燕翱翻初解语，桃花轻薄也留人。
　　牡丹虽号能倾国，其奈春归无觅处，
　　觅醉茶蘼畹晚荷，不情情是真顽石。
　　芙蓉别调诔风流，倚病佳人补翠裹，
　　评泊茜纱黄土句，者回小别已千秋。
　　其间丛鏶多哀怨，不觉喧胪亿口遍，
　　隐避何尝直笔惭，春秋雅旨微而显。
　　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特此意问曹侯。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朱门”，“回首朱门”固然是“感慨多”，但令人“感慨多”的又岂只小说中的“朱门”，回首“红学”发展的经过，恐怕也是令人感慨多多的。俞平伯本人的遭遇，就是一个足以令人感慨的例证。
　

　　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和蓝翎合作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受评的就是他。自此他“消声匿迹”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方始应邀出席了在北京成立的《红楼梦学刊》编委会大会，新华社发了电讯，海外读者也方始知道俞老是“没事”了。“二十五年弹指过，平反复出来何迟？”不知多少人有这感慨，但虽是迟来，毕竟来了，感慨之余，还是值得令人欣悦的。在那次会上，他和李、蓝二人握手举杯，传为“佳话”。上述那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六三年，那时他还是“受批”期间。
　

　　俞老是敢言的，他复出后曾对近年来“红学”研究的趋向，有所批评。他说：“现在考证曹氏的家世已经上推到了明代，如果再往上推索，我看推到唐代亦有何不可？不过，这种探索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又说：“还有，近几年来陆续发现了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和所谓‘遗物’，即使这些发现都是真的，说曹雪芹会扎风筝，并且是烧鱼能手，这与《红楼梦》本身又有什么关系？何况《红楼梦》本来就有描写风筝情节。”俞老认为“红学”的方向最主要的还是应从研究作品的本身出发，那些繁琐的考证、索隐，甚或在辨别遗物的真伪上大做文章等等，似乎无此必要，近年“红学”研究的趋势，似颇有“走火入魔”的倾向，俞老的意见是提得很合时的。
　

　　俞老还有一个精辟的见解，是否定“文革”期间曾极其流行的一种说法，说《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书”的。
　

　　他对一位访问者说“不能，不能这样说！《红楼梦》里有些内容是反映了阶级斗争，比如乌进孝的交租单，凤姐放高利贷，是贾府剥削的表现，不然宁荣二府靠什么维持？但是，不能说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尽管王静安（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唯心主义观点和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但是他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评价《红楼梦》，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可惜王静安的文章作于二十世纪之初，后来发现的材料他都未及见到。”承认《红楼梦》里面有“阶级斗争”，但并非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我觉得这说法似乎比较全面。
　

　　俞老的曾祖父是清代的古文家俞樾（曲园）。近代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就是俞曲园的弟子。俞老的父亲也很有名，是在前清曾做过翰林院编修的俞陛云。俞陛云是近代一位著名词家。俞老家学渊源，除了在“红学”方面有很大贡献之外，对旧诗词的创作和研究，也有十分可观的成绩。创作方面，从《古槐书屋词》已可见一斑。研究方面的成绩那就更多了，如《读诗经札记》、《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等等，都是甚多创见的佳作。尤其最后一部《唐宋词选释》，是他在十年浩劫之后出版的，用功之深，见解之精辟，得到学术界高度的评价。
　

　　“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红楼缥缈无灵气，容易赍寒变芳旨。”这一词一诗，多少也可见到俞老对《红楼梦》研究所抱的态度和他的感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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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5
二十六、闲话打油诗
　

　　一般人把俚俗的诗称为“打油诗”，何以称为“打油”呢？原来唐朝有个叫张打油，喜欢写浅俗的诗，曾有《咏雪》诗云：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笼统”是当时俗语，状“模糊”之貌。首句写大雪覆盖下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人看雪景，视野模糊，在白茫茫一片中，只见井口开了一个“黑窟窿”。江山极大，井口极小，首行两句，以江山之白对照井口之黑，看似“荒谬”，对照却极鲜明。三四两句写黄狗与白狗在下雪时候的变化，更是具体生动，别饶“奇趣”。这首诗虽然没有谢家的才子才女（谢朗、谢道蕴）的咏雪名句——“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那么雅丽，却更为凡夫俗子所乐道。这首诗流传下来，打油诗遂因此得名了。

　　许多人认为“打油诗”难登大雅之堂，没有艺术价值。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试以一首人所熟知的打油诗为例，说说它的“艺术价值”。

　　生平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八长。
　　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

　　这首诗是嘲笑那些乱去题壁的狗屁诗人的。第一句闲闲道来，似乎平平无奇，但已寓有挖苦“诗人”的伏笔。第二句就奇峰突起了，怎的诗人会有“丈八长”呢？令你非追下文不可，三四两句自问自答，层层推进。结句画龙点睛，令人恍然失笑。这首诗层次分明，结构严密，而又深得“文似看山喜不平”之妙，能说它的艺术性不高吗？

　　又如嘲笑将“枇杷”写错成“琵琶”的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弦管尽开花!”虽然不及前作，也很有趣，结句尤见精警。

　　古代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喜欢写打油的，如“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些至今尚在流传的通俗的诗句就是唐代诗人罗隐的作品。

　　宋代有个名叫魏野的文人，和他同时的有个姓张的名妓，貌美而举止生硬，排行第八，人称“生张八”，魏野赠她一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生张熟魏”这个俗语由此而来。

　　不但文人写打油诗，还有个写打油诗的皇帝呢。据说清代乾隆年间，有个翰林，把“翁仲”误写成“仲翁”，乾隆批以诗云：

　　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窗下少夫功。
　　如今不许为林翰，罚去江南作判通。

　　“通判”官名，清代设于各府，辅佐知府处理政事，地位当然不及翰林“清贵”。乾隆故意把“仲翁”“功夫”“翰林”“通判”倒写，嘲那一时笔误的翰林，并革了他的翰林，将他贬作通判。一字之误，损失惨重！乾隆的诗，一般来说，得个“俗”字。但这首诗倒有几分幽默感，不过是否他的所作，那就不可考了。

　　近代人写打油诗以廖凤舒最出名，他的打油诗用字非常浅俗，但却极有“深度”，我认为他的打油诗可说得是已经“突破”前人境界的，以他的一首咏广州解放前夕的即景诗为例：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咸龙”是解放前广州人对港纸的俗称，“剃刀门楣”是找换店，“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禾米食完”“留番光塔”两句，可以比美鲁迅的杂文。

　　去年在上海逝世的《大公报》专栏作者唐大郎也是写打油诗的能手，他有题为《答友人》的“自白诗”两首，就是说他的打油诗的。诗道：

　　向于趣味不嫌低，说我风流便滑稽。
　　不信试看全副骨，红团绿绕更黄迷。
　　诗如山药开场白，贫嘴终无片语佳。
　　索笑不成成索骂，怪予从小习优俳。

　　“山药蛋”是上海旧日一位说鼓书的艺人，他一上场例有一段开场白，俗话俚语，层出不穷，很得观众欢迎，但也有恶之者骂他“恶俗”。唐大郎以自己的打油比拟为山药蛋的开场白，是自嘲亦是自傲也。

　　最近逝世的本港名作家高雄（写“怪论”的笔名为三苏），很少写诗，但他也曾写过一首颇为脍炙人口的打油诗，是在某次宴会上，“即兴”写给影剧界的知名人士林檎的。林檎是影剧的宣传高手，当时正出任光艺公司的经理。高雄赠他的诗道：

　　由来古怪与精灵，飞出宣林作老经。
　　曾襟膊头皆老友，猛吹姑妹变明星。
　　鹩哥自有飞来蜢，马尾多如搂蜜蝇。
　　左手算盘右手笔，文章银纸两关情。

　　林檎不良于行，因此他的老友都曾被他“襟”过膊头。“跛脚鹩哥自有飞来蜢”、“乌蝇搂马尾，一拍两散”均是广东俗语。此诗的妙处，就在于以俗语入诗，谑而不虐。结尾两句甚为精警，“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文人岂止一个林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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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6
二十七、回文诗词谈趣


　　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稀奇的文体，无论顺读倒渎都可成文。这种文体叫“回文体”。诗词中比较多见。诗就叫“回文诗”，词就叫“回文词”。
　

　　举一首夫妻对答的回文诗为例。顺读是丈夫以诗代信，写给妻子，极道思念妻儿之苦的（丈夫在外，妻和儿在家）。诗云：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将之倒读，可以变成妻子的复信，诗为：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顺读倒读，作者的身分、语气、居地等等也跟着变了。
　

　　据说回文诗本来就是几个太太玩出来的花样。“诗体不一，而回文尤异。自苏伯玉妻《盘中诗》为肇端，窦滔妻作《璇玑图》而大备。”（《回文类聚序》）都是因为思念久别的丈夫。于是搞这玩意儿寄给丈夫以表相思之苦的。
　

　　被称为回文诗肇端的《盘中诗》，相传是汉代苏伯玉的太太因丈夫外出久不归家，把诗词写在盘中寄给他，因而叫《盘中诗》的，诗的写法，屈曲成文，从中央以周四角。“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出鲤鱼，鲤鱼肥，空仓雀，常苦悲，吏人妇，会夫稀……”含宛转循环之意。但因它还不能倒读，不过词序上的经营同后来的回文诗类似，故只能说是“肇端”。
　

　　正式的回文诗创作者据说是前秦苻坚时代的窦滔之妻苏蕙。窦滔镇守襄阳，没信回家，苏遂织锦为回文，以八百四十一字排成纵横各为二十九字的方图，回环反复读之，可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名叫《璇玑图》，叫人送到襄阳，窦滔看了，非常感动，就把苏氏接到任上去。通俗小说《镜花缘》四十一回载有此图。读者若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今举图中一例如下：“仁智怀德圣虞唐，贞志笃终誓穹苍，钦所感想妄淫荒，心优增慕怀惨伤。”倒读亦可成诗。
　

　　说老实话，《璇玑图》中的回文诗我不太喜欢，因为读起来如猜谜般似通非通，算不得好诗。不过以八百四十一字排列成几千首诗，文字的奇妙，却是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回文体”中还有一种更奇妙的是，一首诗倒读可以成词，词倒读可以成诗的。举一个例子，顺读是一首七言律诗。

　　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静灯残未得留。
　　风冷结阴寒落叶，别离长倚望高楼。
　　迟迟月影移斜竹，叠叠诗余赋旅愁。
　　将欲断肠随断梦，雁飞连阵几声秋。

　　将之倒读，可以变成《虞美人》词：

　　秋声几阵连飞雁，梦断随肠断。欲将愁旅赋余诗，叠叠竹斜，移影月迟迟。
　　楼高望倚长离别，叶落寒阴结。冷风留得未残灯，静夜幽庭。小掩半窗明。

　　据说是清代一位才女写的。作律诗看，对仗不算工整倒读成词，则比诗好得多了。不过回文诗求得通顺已难，和况是可以互变的回文诗词，句法结构和押韵的平仄都要变的。回文诗词而能写到这样水平，也的确是甚见“才气”了。
　

　　清代大词人纳兰容若也有回文词之作，在他的《饮水集》中有注明“回文”的《菩萨蛮》三首：

　　（一）
　　客中愁损催寒夕，夕寒催损愁中客。门掩月黄昏，昏黄月掩门。
　　翠衾妆拥醉，醉拥孤衾翠。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

　　（二）
　　砑笺银粉残煤画，画煤残粉银笺砑。清夜一灯明，明灯一夜清。
　　片花惊宿燕，燕宿惊花片。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

　　（三）
　　雾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花落正啼鸦，鸦啼正落花。
　　裒罗垂影瘦，瘦影垂罗裒，风剪—丝红，红丝一剪风。

　　这三首词都是上句与下句成为“回文”的，如上句“醒莫更多情”，倒读成为下句“情多更莫醒”。整首词倒读，也是极协音律的回文词。由于有这两个特点，因此每一句开头的一字和结尾的一字也要押韵，如“客·夕”、“门·昏”、“清·明”、“花·鸦”等是。但最难得的是它不仅“通顺”而已，还有感情，有韵味，有意境。如“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等句，虽是回文，意思并不重复，下句是作更深一层的演绎的。即使不作回文词看，也是“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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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6
二十八、再谈回文诗词


　　我写了一篇《回文诗词谈趣》，想不到竟有那么多读者大感兴趣，要求我多找一些来谈。这对我也有好处，迫使我不得不多翻一些“杂书”，现在总算可以凑合来写一篇了。
　

　　不过，我要声明的是，我在这里介绍的回文诗词是不负“考证”之责的。那些回文诗词的作者，我只是根据前人的说法，至于是否真的是那个作者写的，我就不管了。（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出名的文人，往往有人把无名氏的作品放在他的“名下”。但好在大多数读者只是欣赏作品的本身，“考证”之责，那就让之专家吧。）闲话表过，言归正传，相传远在南北朝时代的梁元帝，就曾经写过一首游园的回文诗！

　　斜峰绕径曲，从石带山连。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成为：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连山带石从，曲径绕峰斜。

　　唐代名妓薛涛，相传也有“四时回文诗”之作。

　　春
　　花朵几枝柔傍砌，柳丝千缕细摇风。
　　霞明半岭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树松。

　　夏
　　凉回翠颦冰人冷，齿嫩清泉夏井寒，
　　香篆嫋风清缕缕，纸窗明月白团团。

　　秋
　　芦雪覆汀秋水白，柳风凋树晚山苍。
　　孤帏客梦惊空馆，独雁征书寄远乡。

　　冬
　　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
　　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

　　第一首《春》倒凑成为：“松树一村孤上月，日斜西岭半明霞。风摇细缕千丝柳，砌傍柔枝几朵花。”其他三首类推，不赘。
　

　　宋代的苏东坡相传也有咏吟“四季闺怨”的《菩萨蛮》回文词，是上一句倒读变成下一句的：

　　春闺怨
　　翠鬟斜幔云垂耳，耳垂云幔斜鬟翠。
　　春晚睡昏昏，昏昏睡晚春。
　　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
　　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

　　夏闺怨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
　　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腕耦，耦腕冰红子。
　　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秋闺怨
　　井梧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梧井。
　　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
　　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
　　楼上不宜愁，愁宜不上楼。

　　冬闺怨
　　雪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
　　欺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
　　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
　　归久恨开迟，迟开恨久归。

　　这几首“闺怨词”和苏东坡的“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风格似不相类，遣词造句，也属平平，真假就不可知了。（苏东坡虽也有“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之类的婉约词，但语意高妙，非这几首词可比。）
　

　　不过虽属平平，作为回文词看，最少也可算得是合格的了。
　

　　最难得的是清代朱杏孙写的《虞美人》回文诗词。何以说它难得呢？（一）词的本身可以倒读成词；（二）这首词还可以变作一首七言律诗，倒读也是七律。
　

　　这首亦词亦诗的回文如下（先当作词读）：

　　虞美人
　　孤楼绮梦寒灯隔，细雨梧窗逼。冷风珠露扑钗虫，络索玉环围鬓凤玲珑。
　　肤凝薄粉残妆俏，影对疏栏小。院空芜绿引香浓，冉冉近黄昏月映帘红。

　　倒读也是《虞美人》。

　　红帘映月昏黄近，冉冉浓香引。绿芜空院小栏疏，对影俏妆残粉薄凝肤。
　　珑玲凤鬓围环玉，索络虫钗扑。露珠风冷逼窗梧，雨细隔灯寒梦绮楼孤。

　　顺读倒读，都是《虞美人》词，但标点不一样。妙处在此。更妙的是，又换一种标点法，还可以变成回文七言律诗。请看：

　　孤楼绮梦寒灯隔，细雨梧窗逼冷风。
　　珠露扑钗虫络索，玉环围鬓凤玲珑。
　　肤凝薄粉残妆俏，影对疏栏小院空。
　　芜绿引香浓冉冉，近黄昏月映帘红。

　　倒写成为：

　　红帘映月昏黄近，冉冉浓香引绿芜。
　　空院小栏疏对影，俏妆残粉薄凝肤。
　　珑玲凤鬓围环玉，索络虫钗扑露珠。
　　风冷逼窗梧雨细，隔灯寒梦绮楼孤。

　　不论作回文诗或作回文词来看，都是颇具水平的了。文字之妙，一至如斯，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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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7
二十九、廖凤舒的《嬉笑集》



　　近代以广东话作对联最有名的是何淡如。以广东话入诗，则以廖凤舒最为可观。
　

　　个人意见，我以为若论文学价值，廖风舒的广东话诗是远在何淡如的广东话对联之上的。
　

　　不错，何淡如的对联往往有“匪夷所思”之作，令你笑破肚皮。但令你笑破肚皮的只是由于字面的诙谐，联语的本身却大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一联，用三个国名来对一句旧诗，确是匪夷所思，但三个国名串在一起却是没有什么含义的。
　

　　廖风舒的广东话诗就不同了，咏史也好，纪事也好，往往能启人深思。尤其《广州即事》等待，描画旧社会诸般令人可笑而又可恨的事物，更是兼有“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佳作。
　

　　廖风舒原名恩焘，号忏盫，他是革命先烈廖仲恺的哥哥，原籍惠阳，晚年在香港定居，一九五四年四月去世，享寿九十岁。他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对旧社会的丑恶面是看得特别深刻的。
　

　　他平生用粤语写的七律很多，经他详加选择，分别集成《汉书人物分咏》《金陵集咏》《史事随笔》及《信口开河录附存》，总名《嬉笑集》，生前曾一再付梓，印成小册分赠亲友，在书店是买不到的，在他死后，一九七〇年，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曾清，对他的诗极为喜爱，曾手录全册，并加以校正。当时似乎是有代售的，但现在也很难找到了。
　

　　他的诗大致可分三类，一、咏史，二、咏名胜风景（大都也有史事穿插其中），三、时事讽刺诗。
　

　　咏史诗最为脍炙人口，虽未公开出版，但有许多都早已为人传诵（如咏秦始皇、项羽等诗）。人所熟悉的不谈了，在这里只举两首比较少人知道的为例。
　

　　一是咏秦二世的，诗云：

　　够之大瘾火麒麟，呢件龙袍重几新。
　　未必乖哥唔识鹿，果然太监系剦鹑。
　　一堂鼻涕真衰仔，二世头衔咁吓人。
　　点估江山全送晒，亡秦应在亚胡身。

　　写秦二世之为“败家仔”，刻画传神。“未必乖哥唔识鹿”尤为“警句”，意即秦二世虽为“蠢仔”，亦未致于连马与鹿都分不开，赵高“指鹿为马”之能得逞，那是二世为势所迫，不能不做他的傀儡。败秦江山的责任，赵高大于二世。
　

　　一是咏司马相如的，诗云：

　　十月天时芥菜心，突然挑起为弹琴。
　　姑爷卖赋钱难捏，小姐当炉酒要斟。
　　穷到牛头赊裤着，碰唁狮鼻打锣寻。
　　茂陵重想装埋艇，头白吟成有晒音。

　　写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隐隐道出此一大名士追求寡妇为的是钱；后来司马相如另有新欢，卓文君作《白头吟》冀求夫婿回心转意，史书上据说是有效果的。但诗人一句“头白吟成有晒音”却作了反面的看法。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本是文人雅士艳称的爱情故事，但在诗人笔下，则写出了这段爱情的丑恶面，最后一句讽刺意味尤为深刻。
　

　　第二类咏名胜风景，举《金陵杂咏》中《天文台》一首为：

　　报风报雨报埋烟，日本人称大话团。（自注：日谚谓撒谎为天文台）
　　寒暑表真多事件，测量器便系神仙。
　　挡雷机着雷嚟劈，得月楼啱月未圆。
　　隔海宋皇台咁远，搬嚟呢处想摩天。

　　写旧日南京天文台之“水皮”，令人发笑。更妙的是突然拉上香港，最后两句竟似乎是新文艺中“时空交错”的技法了。他“诗笔”之“放”，此诗也可见一斑。又，他是日本留学生，故此能够运用日本谚语，恰到好处。
　

　　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他在广州解放前所写的时事讽刺诗。选录三首，以见一斑：

　　（一）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当时广州通用港币，称为“咸龙”，做找换生意的十三行钱庄被人称为“剃刀门楣”，盖因其“出又刮，入又刮”也。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最后两句，颇有鲁迅杂文味道。

　　（二）
　　广州唔到十三年，今再嚟番见鬼冤。
　　马路窿多车打滚，鹅潭水浅艇兜圈。
　　难民纪念堂中住，阔佬迎宾馆里捐。
　　酒店老车俱乐部，隔房醮打万人缘。

　　写的是解放前夕，“国府”搬到广州的“时事”。难民、阔佬一联令人笑中有泪。而“中山纪念堂”作为“难民收容所”讽刺意味也很深刻。

　　（三）
　　水灾听话要开捐，预备从中揾个钱。
　　猫面谁知监伊食，牛皮点肯任人煎。
　　埋台照例烧轮炮，入格周时叹口烟。
　　想咪剩番条鼠尾，汽车胎早喊冷完。

　　写当时的国民党官吏在作鸟兽散之前，还要借水灾来发赈济财。“喊冷”想是香港的广东话“大拍卖”之意。
　

　　还有一首《漫兴》也是广州解放前即景，写得也非常好。

　　全城几十万捞家，唔够官嚟夹子扒。
　　大碌藕真抬惯色，生虫蔗亦啜埋渣。
　　甲仍未饱偏轮乙，贼点能知重有爸。
　　似走马灯温咁转，炮台难怪叫车歪。

　　此诗直斥当时的官吏是贼阿爸，害处比几十万捞家的总和还大。“生虫蔗亦啜埋渣”写官吏的刮削民脂民膏，与“禾米食完麻雀散”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车歪炮台在穗城城郊，车歪两字，在粤语中有越出常轨、转动反常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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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8
三十、张大千的诗



　　最近在台湾病逝的名画家张大千，画固然是举世知名，诗也做得很好。但可惜好象还没有诗集出版。友人某君，很喜欢他的诗，曾收录他的题画诗多首，抄一份给我。现选录若干首以供同好欣赏。
　

　　他的诗有一大部分是思乡诗。例如：

　　（一）
　　岸花送客雨绵绵，樯燕留人意惘然。
　　万里故山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

　　（二）
　　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
　　村上老人应已尽，含毫和泪记乡关。

　　他是在解放前离别大陆的，一直没有回去过。从“万里故山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可见他的思乡之深。“青城”是四川名山，他的画有许多是写四川风景的。至于所谓“投荒乞食”，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语，但也可以见到他离乡别井的凄怆情况。另一部分是他吟咏风景的题画诗，也选录几首。《登峨》诗云：

　　千寻雪岭飞灵鹫，一片艮涛护宝航。
　　五岳归来恣坐卧，忽惊神秀在西方。

　　又题“三峡图”云：

　　北去南来问石牛，六龙偃蹇五丁休。
　　荡摇白日龙蛇怒，椎凿玄天神鬼愁。
　　自是山川据形胜，谁云关塞限戈矛。
　　诸君莫作新亭泣，一剑犹堪扼此州。

　　这首诗是既写三峡之险，并兼感怀时事的。他画“三峡图”的时候，是在抗战期间，因而用上“新亭”典故。“新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现已无存。但在东晋时却是一个名胜之地，是京师名士之游宴之所。东晋被外敌进迫，迁都金陵，某日，名士周颉等人在新亭相对流涕，云：“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张大干此诗则反其意而用之，表明他对抗战的胜利是有信心的。
　

　　他还有一首题山水画的诗，颇含哲理，并录如下：

　　黑者是山白者水，可怜黑白大分明；
　　人间万里烟云过，莫使胸留未了情。

　　诗境极其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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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8
三十一、溥心畲的诗文

　

　　与张大千齐名

　

　　谈完张大千，似乎也该谈一谈溥心畲了。他们都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画名相埒，年龄也相若（溥生于一八九六年，比张年长三岁。不过寿命却没有张大千长。溥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病逝台北的，享寿六十八岁。张大千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病逝台北，享寿八十五岁）。溥心畲出身满洲皇族（祖父是清恭亲王奕忻），因此人称他为“旧王孙”。
　

　　张大干能诗，溥心畲亦能诗，而且诗才敏捷，比之张大干犹有过之。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二人齐名，但却并无“文人相轻”的恶习，而是彼此推重对方，确实称得上是知交的。溥心畲曾有为张大千题照诗：

　　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千，
　　却似少陵天宝后，吟诗空忆李青莲。

　　按：这首诗是他和张大干同在日本的时候写的，张大千以四海为家，他也是一样自伤飘泊，囱而以诗寄慨。少陵即唐代大诗人杜甫，李青莲即李白，李杜交谊极亲，他和张大千的交情也可比拟的。前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评此诗说：“这样真情流露，感慨万端，不特看出他两人交情，并且透露了他两人以不同的格调高视艺坛的气概。”

　　神龙隐现　是耶非耶
　

　　溥心畲和张大干的交情，还可以从他为张大千一卷画册所题的文字见之。这段文字写得非常之有意境、韵味。如下：
　

　　凝阴覆合，云行雨施，神龙隐见，不知为龙，抑为云也。东坡泛舟赤壁，赋水与月不知其为水月，为东坡也。大千诗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与诗，是耶？非耶？谁得而知之耶？
　

　　台静农评此文：寥寥六十来字，超脱浑成，极切合大千气度。尤妙者，所谓“是耶？非耶？”语气，好象是受大千的题语而触发了灵感，因大千是册最后画的是他日本侍儿山田女史的像，题云：画成既题署，侍儿谓尚余一页，兴已闹，手亦倦，无暇构思，即对影为此。是耶非耶？静农何从而知之耶？是耶？非耶？已无从起心畲而问之矣！
　

　　按：张大千这卷画册，是大千在日本托人带给台静农的，因而他在最后一页的题记，有“是耶？非耶？静农何从而知之耶？”的风趣说话。溥心畲则是在台静农处看到这卷画册，在画册的空页上加上题字的，据台静农说他当时拿笔便题，不假思索便成妙文。后来张大干见了，也是非常佩服溥的捷才，事见台静农写的《怀旧王孙》一文。

　　楚云如见旧潇湘
　

　　溥心畲的题画诗也甚多佳作，选录几首如下：

　　题门人萧一苇所临之长江万里图（三首，录两首）


　　（一）
　　萧郎才俊出风尘，乱后吟诗泣鬼神。
　　故国山河来笔底，不须恨作未归人。


　　（二）
　　山水横看万里长，楚云如见旧潇湘。
　　恨无南去衡阳雁，空赋新诗对夕阳。

　　题《宫乐团》
　　柱旋金粟玉筝寒，宫女如花荐翠盘。
　　凝碧池边初落月，君王赢得卷帘看。

　　题《山水田》
　　天未渺难极，边鸿不可闻。
　　林端初过雨，岭表尚流云。
　　水落枯岩回，沙干细路分。
　　登楼烟暝合，无处望斜曛。

　　溥心畲逝世时，其得意门人萧一苇挽以联云：

　　生我者亲，知我者师；忆昔函丈趋承，青眼常垂怜蹇剥；
　　教之以道，化之以德，从此温颜永诀，伤心无处质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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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9
三十二、铿然一瓣莲花去
——谈舒巷城的诗

　

　　连日滂沱大雨，想起舒巷城的一首小诗《雨伞》：

　　（一）
　　有人雨阻归程
　　在渐沥声中羡慕
　　一个手中有你的行人
　　啊，你撑起满天银雨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前。

　　（二）
　　在谁家沉睡的门外
　　雨伞，你在雨夜中绽开
　　如一朵水中的睡莲
　　哦，你穿过灯下的迷濛
　　去时，越过路上的泥泞
　　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

　　这首诗的“意象”很美，如“撑起满天银雨”，“如一朵水中的睡莲”，“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等等，都是很新鲜，很有“诗境”的构思。他并不刻意押韵，但在音韵上也予人以一种和谐的美感，是一首经得起咀嚼的好诗。
　

　　舒巷城的好诗常有“神来之笔”，再举他的一首《邮简上的诗》为例：

　　（一）
　　远航的窗外，云在天涯
　　踏千层白浪而来
　　人向东行，又是向西飞去
　　而西飞却是向东行
　　谁知道我耳畔的机声
　　响过了多少
　　鲤鱼门海峡的潮音

　　（二）
　　此时在遥远的东边
　　正是万家灯火
　　这里，客中的时间
　　巳渡过了昨夜的银河
　　但你可曾想到，我的思念
　　竟象星光一样飞奔
　　向着前一夜陆地上

　　抬头与我共看星星的人从“耳畔的机声”，突然联想到“鲤鱼门海峡的潮音”，堪称“飞跃的联想”。从这首诗可以领悟到“时空交错”的写法。
　

　　舒巷城能写新诗，也能写旧体诗，选录他的三首七绝如下：

　　看羽毛球比赛（两首）


　　铿然一瓣莲花去，如雪飘飘眼底明。
　　白羽翻飞千变化，横空急鸟挟风声。

　　峰回路转轻盈过，看似闲云却不停。
　　各挽天河分界上，龙腾鱼跃扑流星。

　　乒球曲
　　横空跃马银球转，去也蹁跹急前催，
　　直到旋光奔似电，四方霹雳爆春雷。

　　写球类比赛，一要写出该种球类的特点，否则若是只用泛泛的形容词，就可能弄到羽毛球和乒乓球不分了。二要写出“动态”之美，一般而言，“动态”是比“静态”为难写的。作者在这里用上新奇的比喻，比喻又十分贴切，这就能够具体生动的写出了。例如羽毛球之如“铿然一瓣莲花去”，之如“横空急鸟挟风声”，都是设想奇特的比喻，尤其在“一瓣莲花”上用上“铿然”二字，本来是静态的莲花，也就显出“动态”了。这也可称为飞跃的联想吧。他的旧体诗和他的新诗一样，都是风格清新，时有神来之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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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4 23:59
三十三、谈罗孚的两首诗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新闻界和《文汇报》为名报人徐铸成的八十大寿举行庆祝活动；徐铸成是上海《文汇报》的创办人，和上海新闻界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官式”的庆祝活动在上海举行。北京方面，徐氏一些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则因未能来沪参加庆祝，在他寿辰之前一个月，趁他还在北京的时候，联合欢宴他。香港《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也是参加欢宴者之一，并即席赋诗二律，为徐氏祝寿。
　

　　罗孚这两首诗从北京传到香港，香港报纸的专栏作者亦有几位谈过。不过由于传抄之误，报上刊出的诗有一两个错字；同时由于诗中涉及一些《大公报》的故实，外人不易明了，解释亦难详尽。最近有友人从北京来，他在北京时曾与罗孚晤谈，罗孚为他解释诗意，并录原作给他。因此，特为转述。
　

　　先说第一首，诗云：

　　金戈报海气纵横，六十年来一老兵。
　　早接瓣香张季子，晚传词赋庾兰戍。
　　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
　　我幸及门惭堕马，京华众里祝长生。

　　今年既是徐铸成的八十大寿，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周年。故罗孚以“六十年来一老兵”誉他，至于“金戈”二字，除了是作为“报海气纵横”的形象化形容词之外，还有切合徐铸成身分之处，“金戈”是徐氏在香港某报写的文章的笔名。
　

　　在“六十年来一老兵”之下，有罗孚自注云：“张季鸾先生晚年作文，署名老兵。”这个注解是和第三句“早接瓣香张季子”有连带关系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意义。
　

　　张季子即张季鸾，曾长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三十年代入《大公报》受张季鸾赏识。“早接瓣香张季子”云云，意即谓徐铸成得传张季鸾的心法也。有人以为这一句是罗孚自咏，认为辈份不对。其实不是。这首诗前面六句都是说徐铸成的。只有最后两句是罗孚说他自己。
　

　　罗孚在给徐铸成的祝寿诗中插入“张季鸾晚年作文，署名老兵”一事，除了是含有以徐铸成可与张季鸾比拟的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一个“掌故”。
　

　　一九三五年，张季鸾五十岁，于右任写了一首《寿张季鸾》诗。诗云：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叭。
　　君莫谈民主，同人尽白头。
　　（注：季鸾为《民立报》旧同事。）

　　“张季子”之称，就是首见于于右任此诗的。张季鸾虽然署名“老兵”，其实年纪并不很老，他卒于一九四一年，享年不过五十六岁。当然，论起张季鸾在报界的资历和贡献，足可称为老兵；但若论年纪，则徐铸成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年，是“实指”的。于右任给张季鸾写祝寿诗，罗孚给徐铸成写祝寿诗，两事相类。
　

　　“晚传词赋庾兰成”，庾兰成即南北朝时代梁朝的文学家庾信。杜甫有诗云：“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一句是把徐铸成比作庾信。不过我以为这个比拟略为牵强。
　

　　不错，徐铸成的“平生”，固然也可用上“萧索”二字；但他晚年的作品，却不是以“词赋动江关”，而是以他愈老愈辣的文章名闻中外的。
　

　　“大文有力推时代”也有双关意义，即“大文”二字，固可解释为徐铸成的“大文”；但也可以作为《大公报》和《文汇报》的缩写，徐铸成在抗战胜利后离开《大公报》，在上海创立《文汇报》，其后又在一九四八年来香港办港版《文汇报》，任总编辑。“大，文”二报推动时代的进步是有贡献的。
　

　　“另册无端记姓名”，说徐铸成在“反右”及文革的遭遇，人所共知，不细述了。第七句“我幸及门惭堕马”，才是罗孚自述。“堕马”二字，用得很妙。
　

　　再谈第二首。

　　桂岭何曾鬓有丝，巴山长夜史如诗。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

　　报上刊出的这两首错了两个字，一是“鬓”字作“髯”，一是“如”字作“为”字。
　

　　先说“本事”，四十年代初，徐铸成任《大公报》桂林馆总编辑，其时罗孚刚入《大公报》不久，他们就是在桂林相识的。但徐铸成当时不过三十五六岁，怎能“鬓有丝”呢？原来这个“丝”字不是指白头发，面是徐铸成有个笔名叫做“银丝”。他曾用这个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写文章。（徐铸成用“虬髯客”，错作“髯”字更不可解了）
　

　　桂林沦陷后，罗孚、徐铸成先后到重庆，又同事于《大公报》重庆馆，“巴山长夜史如诗”说的就是这段时间事。其时是抗战的最后阶段，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但也是长期抗战的壮丽诗篇。罗孚与徐铸成巴山夜话，都感到这个长期抗战有如壮丽史诗。若把“如”字改作“为”字，虽亦可通，但徐铸成和罗孚都没有把抗战史写为诗篇之事，就无实事可指了。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说的是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两年，他们在香港的事。一九四八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罗孚任副刊编辑：同年，徐铸成来香港办《文汇报》，任总编辑。其时是大陆“解放战争”的后期，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的“淮海战役”共产党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渡江，徐、罗写的文章都曾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这就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的事了。“四人帮”垮台之后，徐铸成获得“平反”。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算起，约数是二十年。二十年恶梦虽成过去，惨痛的教训，还是值得三思的。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徐铸成近年已七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奋笔”为文，言人之所不敢言，故罗孚以“依旧冰河铁马姿”赞他。“冰河铁马”云云，说的既是品格，亦是文格。罗孚此诗亦堪称“善颂善祷”了。
　

　　罗孚本是擅长写杂文、散文的，写旧体诗似乎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就我曾见过的而论，以这两首诗写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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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0
三十四、词人心事盼相通


　　月前台湾当局宣布结束长达三十九年的戒严；放宽旅游限制；计划准许台湾居民与大陆亲友在海外会面（甚至有“立委”提出准许大陆人来台湾探亲）……这一连串改革，虽然尚未“正式”接纳大陆提出的“三通”。但无疑已是迈向“三通”的一大步了。因而想起海外华裔女词人叶嘉莹（笔名迦陵）在多年前写的两首词，这两首词就是有感于海峡两岸的“不通”而作的。写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以“迦陵”笔名在同年十二月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发表。先谈第一首。

　　水龙吟（秋日感怀）
　　满林霜叶红时，殊乡又值秋光晚。征鸿过尽，暮烟沉处，凭高怀远。十载天涯，生死离别，蓬飘梗断。念燕都台峤，悲欢旧梦，韶华逝，疾如电。
　　一水盈盈清浅，向人间做成银汉。阋墙兄弟，难缝尺布，古今同叹。血裔千年，亲朋两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没，同心共举，把长桥建。

　　按：叶嘉莹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太学”中文系教授，在海外华裔学人中，以诗词著名。她写这首词时，大陆已经提出“三通”建议，但遭台湾拒绝。叶嘉莹就是对台湾此举有感而发的。她不但赞成“三通”，甚至提出比“三通”更进一步的盼望——“待恩仇泯设，同心共举，把长桥建。”从词中可见词人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她是四十年代中期离开大陆的，去国三十年，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回国时，曾写下《祖国行》长歌，脍炙人口。
　

　　词的题目是《秋日感怀》，故而开头“满林霜叶红时，殊乡又值秋光晚。”就点出了时间（秋日）。秋天是最易触发离人情绪的季节（古人常有“秋思”一类诗词），身处异国（殊乡）的女词人在“征鸿过尽，暮烟沉处”，也就不禁兴起“凭高怀远之思”了。“怀远”亦“怀人”，怀念远在海峡两岸的亲友也。
　

　　“十载天涯，生死离别，蓬飘梗断。”是作者自述平生，“天涯”指海外，“十载”是约数。“生死离别”是指她和“燕都”（北京）、“台峤”（台湾）的亲友。这可以用她在《祖国行》的两段词作注释。
　

　　“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床头独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客子光阴弹指过，飘零身世九回肠。”——这是她去国三十年之后，重回到北京老家时的感叹。父亲和伯父伯母都已去世了。这是“死别”。
　

　　“家人间我别来事，话到艰辛自掩鼻，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遭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岁月惊心十五秋，难言心情苦羁留，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这一段写的是她在台湾的遭遇，丈夫曾遭冤狱，入狱三载，始得生还，其后她就接受加大的聘书面移家海外了。这是和台湾亲友的“生离”。
　

　　“念燕都台峤，悲欢旧梦，韶华逝，疾如电。”这几句是承接上述的自伤平生遭遇而兴的感叹。“生死离别”的遭遇，造成了她今日“蓬辑梗断”的情况，不知不觉又是“十载天涯”了。想起“燕都台峤”的那些“悲欢旧梦”，真是令人有“韶华逝，疾如电”之感。
　

　　下半阕把所感推进一层。上半阕说的只是个人和亲友“生死离别”的伤感，下半阕的是为海峡两岸的亲人不能相聚而同悲了。“一水盈盈清浅，向人间做成银汉。”是点题之句，其感叹者，即此也！台湾和大陆本来只是一水之隔，“盈盈清浅”是象征其“易渡”的形容词，并非实指台海深度；但这盈盈一水却因为人为的关系，造成了好象天上的不能逾越的银河。（银汉即银河。又银河是古代神话中分隔牛郎织女的河，这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阋墙兄弟，难缝尺布，古今同叹。”作者自注云：“阋墙，见《诗经·小雅·常橡》篇，有‘兄弟阋其墙，外御其务（通侮）’之句，劝失和之兄弟不可不相亲，以共御外侮；尺布，见《史记·淮南厉王传》，当时民歌有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亦为伤兄弟失和而作。”
　

　　“血裔千年，亲朋两地，忍教分散？”大陆移民台湾，从事开发，有史可考者，是从唐朝宪宗元和年间开始的，至今一千一百多年（千年言其约数），“血裔千年”云云，本此。最后作者以“待恩仇泯没，同心共举，把长桥建”这个祝愿作结束。
　

　　再谈第二首：

　　水调歌头（月夜有怀大陆、台湾及美东、剑桥诸地友人，赋此共勉。）
　　天涯常感旧，江海隔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海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荦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国春好，百卉竟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这首词是怀念她的散处各地的友人的，除了大陆、台湾的友人之外，兼及美东、剑桥各处的华人朋友。不过，虽然同样有“感怀”，却又与第一首《水龙吟》有点分别。它是着重“共勉”二字的。“共勉”者何？“书生报国”的“初衷”是也。从上下词意和写此词时的背景看来，作者要求诸友“共勉”的当前之务似乎就是促进海峡两岸相通。何以见得，从她评论大陆形势可知。“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当系指“四人帮”被推倒之后，大陆出现的“小平中兴”的气象。既是故园春好，那就具有相通的条件。从这两首词中，具见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怀；而她本人的行动，也是做到了“书生报国”这一点的。一九七九年春，她再度归国探亲，曾应邀至南开大学中文系讲授古典诗凤在天津旅居两个月，就是—例。那一次讲学，她曾有“神州处处有知音”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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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3
三十五、小令三首仿易安



　　叶嘉莹写了上述那两首词之后，还有“下集”。这个“下集”，她有说明：“近写《水龙吟》及《水调歌头》诸词，友人见之，或以为气类苏辛，不似闺阁之作，因仿稼轩之效李易安体，为小词数首。”其中三首，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距离她在该刊发表那两首“气类苏’辛”的长调，恰好相隔一年。词后附注。这个说明也是“注”的一部分。
　

　　她的说明需要略加解释。苏辛指苏东坡与辛弃疾。“气类苏辛”云云，即是说她那两首长调其风格与苏辛之词相似，不象出于女子手笔。于是她“因仿稼轩之效李易安体，为小词数首。”“易安”即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她自号易安居士），稼轩则是辛弃疾的号。稼轩词向以慷慨悲凉，沉郁顿挫见称，所谓“大声镗鎝，小声铿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是也。但这只是指辛词的主要方面，他也是可以作婉约词的。如《青玉案》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祝英台近》的“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抒写儿女之态，其婉约处亦不输于易安。这些词一般认为是他的“效易安体”。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叶嘉莹那三首“仿稼轩之效李易安体”，并录如下：

　　踏莎行
　　黄菊凋残，素霜飘降。他乡不尽凄凉况。丹枫落后远山寒，暮烟合处空惆怅。
　　雁作人书，云栽罗样。相思试把高楼上。只缘明月在东天，从今惟向天东望。

　　这是一首表现作者对祖国深沉思念的好词。“黄菊凋残，素霜飘降”点明时间，但这个秋天的景象也可能是“心理上的感觉”；同样，“他乡不尽凄凉况”固然是说明地点，但“凄凉”云云，也可能不是实指景况，而是作者的感觉，是因某种感触而起的凄凉情味。
　

　　“丹枫落后远山寒，暮烟合处空惆帐”是既写景，亦写情，说的也不单指异乡，“远山”云云，更具象征意义。简而言之，作者是为国事而担忧，不过这种担忧并非严重到对祖国失去希望，只是轻微的惆怅而已。至于令其担忧者为何，则在第二首《西江月》中有较清楚的表达，下面再谈。
　

　　后半阕“雁作人书，云裁罗样。相思试把高楼上。只缘明月在东天，从今惟向天东望”则是全写对祖国、远人的思朝了。中国是东方古国，“明月在东天”的明月象征中国，“从今惟向天东望”说明了作者对祖国深挚感情。作者这些复杂的情绪写得非常含蓄，词家所谓“意在言外”是也。以“风格”而论，也确是深得“易安体”婉约之妙。当瓶上面所论，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未必尽符作者原意。
　

　　再谈第二首。先录原词。

　　西江月
　　昨夜月轮又满，经时音信无凭。怪他青鸟误云程。日日心期难定。
　　已报故园春早，春衫次第将成。莫教风雨弄阴晴，珍重护花幡胜。

　　作者在这首词中写出了自己对祖国的心情（包括忧虑与期待）。
　

　　作者自言“惟是词体虽效古人，词情则为作者所自有。即如‘青鸟误云程’一句，盖用‘汉武帝故事’中青鸟为西王丹传信之故事，以喻言加拿大邮政之罢工与怠工也；‘风雨弄阴晴’一句，盖喻言白天安门有大字报活动以来，各刊物之报道纷纷也；‘春衫’一句，盖用《论语》中‘春服既成，之意以为游春做准备喻言今日国内为各项建设所做之准备也；‘护花幡胜’一句，盖用《博异志》所载唐代崔元徽以朱幡护花之故实，以喻言对今日百花齐放之情势当善自护持也。‘幡胜’即幡，谓旗幅之下垂者。唐宋人诗词中往往有之。亦或指妇女头上之饰物。”从作者的注解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作者的“词情”，亦可以体会作者的“心情”了。她是以一个华裔学人、天涯游子的身分，对祖国的情势变化，表现了深切的关怀。这首词的警句（亦可说是包括了这三首小令的最重要的一句）是“莫教风雨弄阴晴”，这也是作者“护花”心事的所在？要知“百花齐放”之情势得来不易，若是被“无端风雨”弄得“阴晴不定”，那就未免令人担心。所以作者的万语千言，归结为一句盼望当政者“珍重护花幡胜”！至于因何令得作者有此忧虑，词中涉及的“时代背景”，我准备谈到第三首时再说。
　

　　懂得这首词是表现作者对祖国情势变化的关怀，我们也就可以更深一层的了解，何以作者会“怪他青鸟误云程”，以至令她“日日心期难定了。”加拿大邮政的延误，耽误私人邮件还是小事，国内的消息也阻隔了，她急切想知道国内局势究竟是阴是晴，这就未免心期难定了。
　

　　再谈第三首：

　　临江仙
　　惆怅当年风雨，花时横被摧残。平生幽怨几多般。后来天壤恨，不肯对人言。
　　叶落漫随流水，新词写付谁看。惟余香梦求全删，故国千里隔，休戚总相关！
　　（自注：“看字为韵字，读第一声。”第一声即平声。）

　　叶嘉莹这三首小令可以作“组词”来看，三首词表现同一主题——海外游子关怀祖国，希望祖国一天好过一天，“莫教风雨弄阴晴”。故以“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作结束语。“惆怅当年风雨，花时横被摧残”当系指“四人帮”时代，摧残文艺之花的风雨。
　

　　作者写此三首小令时的“时代背最”为何？可以当年（一九七九年）北京某报在立春之日写的一篇文章来作说明，那篇文章引用辛弃疾《汉宫春》中的词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来比喻当时的“文艺气候”，堪称妙喻。那时百花齐放的政策，由于受到一些“左的势力”的干扰，是颇有“余寒未尽”的意味的。这种“左的干扰”不但令得海外学人担心，北京的《人民日报》亦曾多次发表文章批“左”。好在这种“干扰”也不过一时逆流而已，开放政策是变不了的。
　

　　“春幡”是宋代女子时兴的一种头上装饰，常剪彩燕戴在头上。叶嘉莹的《西江月》中有“珍重护花幡胜”句，此幡胜亦是一作妇女头上饰物解的。叶嘉莹选用“仿稼轩之效易安体”，其亦有感于此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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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4
三十六、闻一多论诗鄙胡适

　

　　“五四”以后，文坛上曾出现过新诗的热潮，郭沫若、徐志摩、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作者。当时闻一多在清华大学读书，尚未有诗集行世，但对于新诗的爱好则几近乎狂热的地步。据他的同学梁实秋说，当时流行的一些诗集，如《女神》（郭沫若作）、《冬夜》（俞平伯作）、《草儿》（康白情作）、《尝试集》（胡适作）等等，闻一多“几乎没有一部不加以详细的研究批判”。“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
　

　　胡适在“五四”时期以提倡白话文而自命为“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其实胡适的所谓“文学革命”是极不彻底的，中国新文学的真正开拓者是鲁迅）那时也在大写白话诗，编为《尝试集》，也俨然以白话诗的“先驱者”、“大宗师”自居。
　

　　尽管当时胡适“鼎鼎有名”，但对于他的新诗，闻一多却最看不起。闻一多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
　

　　闻一多认为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胡适那些“白话诗”根本就不能算是诗。他曾写了一篇《冬夜评论》，后来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出版。《冬夜评论》本是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的，但其中有一段涉及胡适的《尝试集》：“胡适之先生自叙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呜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的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其实闻一多不但在诗的见解上与胡适不同，最主要的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与胡适完全相反。说起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胡适是留美学生，闻一多也是留美学生，两人都写新诗。但在闻一多的诗中则常常表露出对美国的厌恶与对祖国的热爱，胡适却是把美国当作他的“祖国”。（胡适学成回国之时，曾有《舟中赏月》之作，自认美国才是他的“故乡”，回国反有回到异乡之感。）
　

　　闻一多在美国所写的新诗，其中最出名的一首是《洗衣歌》，前有小序云：“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通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间道：‘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吗？’”
　

　　原诗相当长，今录前面几段：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净悲衷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诜，交给我洗。
　　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
　　你忍耐的人们理它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邪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华侨在美国给人轻视，给人欺侮，诗人是满怀不平之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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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4
三十七、闻一多的旧体诗和方言诗

　

　　在近代作家中，闻一多是一个罕见的多才多艺的“多面手”。
　

　　他会画画——他留学美国，本来就是学西洋画的，曾参加过纽约一年一度的美展。“可惜”送去的十多幅画，只有一幅获得一颗金星。不过这“可惜”也许正是“可幸”，使他不成为第二流的画家，而成为第一流的诗人。他会治印。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作个穷教授，收入难以糊口，曾正式“挂牌”，鬻印以补家用。他的治印在战时后方很有名气，成就似乎比他的画大很多。当然在闻一多的各种才艺之中，　自是以他作为“诗人”的成就最大。
　

　　谈到诗才，他也是多方面的。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新诗”，但他也会写旧诗，而且据说他的英文诗也写得很不错，曾吓倒美国大学的一班“小子”——有个和他同学的美国“小子”，在校刊上写了一首侮辱中国人的诗，闻一多立即写了一首诗还击他，令得他的美国同学大为惊服。
　

　　他的英文诗是写给美国“小子”看的，不必谈它。他的“旧体诗”似乎也写得很少，但我看到过他的三首旧体诗，倒觉得颇有意思，不妨介绍出来，以供同好欣赏。
　

　　第一首是说他何以重写旧诗的。小序云：“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口，纪以绝句。”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缺舌总猜疑。
　　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第二首题目为《释疑》，写出他对于诗（推广及其他艺术）的见解。诗云：

　　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髫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教亡羊。
　　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第三首题为《天涯》，写出了他对诗的热爱。诗云：

　　天涯闭户睹清贫，斗室孤灯万里身。
　　堪笑连年成底事？穷途舍命作诗人。

　　第三首自陈抱负的不说，从一、二两首看来，他虽然是个会写英文诗的留学生，但绝对不象胡适之流的唯洋是尚，而是重视祖国文化的。
　

　　正是从这点出发，所以他的新诗很少欧化的味道，而是带有泥土气息的道地的“中国诗”。
　

　　我以前谈过，他最看不起胡适的新诗，在批评《尝试集》的一段中，曾说过“音节之可能性自寓于一种方言”。方言中“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他有一首用北京话写的新诗，并不求其叶韵，而自有“音节”之类，可能就是为了要证实他的这个见解吧。
　

　　诗题为《飞毛腿》，写的是北京的一个“黄包车夫”的生活。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蹩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者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两大灯吧，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喇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瞎！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
　　……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这首诗是有着“冷隽”的味道，可是“冷隽”之中又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与同情——尽管“诗人”与“飞毛腿”之间还有距离，他是站在一旁看“飞毛腿”的不幸的。但在他那个时代，一个留学生出身的诗人，面能为“黄包车夫”写诗，也是很难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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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5
三十八、挽聂绀弩联


　　聂绀弩是名作家，也是老报人，一九八六年三月在北京逝世，享寿八十三岁。同年四月八日，北京文化界的朋友给他开了个追悼会，许多作家送来挽联。现在选录几副。
　

　　钟敬文联云：

　　晚年竟以旧诗传，自问恐非初意。
　　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生。

　　绀弩本是以杂文著名的，据他在《散宜生诗》的自序中说，他是在一九五九年才开始写旧体诗的，当时他以“右派分子”的身分，被“下放”到北大荒的某一农场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就交出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这真是“趣事”。但更“妙”的是，第二天“领导”却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因为他这首七言古体长诗共有一百二十八句，这位领导以为四句就是一首，于是就说成三十二首了。不过这个“妙事”却使得聂绀弩在旧体诗的领域中开辟了新境界。
　

　　钟敬文是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和聂绀弩是同一年（一九零三年）生的，四十年代后期，他和聂绀弩一样，也曾来香港“避难”，任香港达德学院文学系教授。绀弩的旧体诗集《三草》中有赠给他的诗多首。
　

　　聂绀弩在文学领域上的两大成就，一是杂文，一是旧体诗。他以杂文的笔法写诗，这也是他的旧体诗特色之一。钟敬文的挽联只提他的旧体诗，另一位作家何满子的挽联则兼及杂文。何联云：

　　从坎坷中来，旧诗洗宋唐陈套。
　　为战斗而作，杂文及鲁迅精神。

　　“坎坷”，不得志的意思。聂绀弩是在“下放”北大荒劳动的期间开始写旧体诗的，其“坎坷”可知。绀弩的旧体诗是最擅长运用旧瓶装新酒的；其杂文亦堪称可继承鲁迅。此联可作文艺评论看，其评聂绀弩的旧诗和杂文，亦堪称的评。
　

　　启功教授一联则于论诗之外，兼及他的遭遇。联云：

　　革命抱忠心，何意门中遭毒手。
　　吟诗惊绝调，每从强外发奇音。

　　聂绀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门中遭毒手”云云，则是无须详注的了。“奇音”二字可用胡乔木为《散宜生诗》所写的序文作注，在那篇序文中，胡乔木认为聂绀弩的旧体诗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枝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上联为死者的遭遇鸣不平，下联为死者留下的“奇绝”诗篇而赞叹，堪称写出了绀弩的“其人其诗”。此联悬于追悼会的礼堂门口，据说是最受注意的一联。
　

　　对聂绀弩的平生和成就都谈到的是陈凤兮女士的一联：

　　新闻记，古典编，杂文写，无冕南冠，白发生还，散木岂不材，瘦骨嶙峋，绝塞挑灯题野草。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盛世颓龄，青春焕发，故交伤永别，千蝶旷代，骚坛刮目看奇花。

　　知道陈凤兮名字的或者不很多，但知道他丈夫名字的一定不少。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已故报人、作家金满城，中国的第一部《性史》就是由他编著的（其实金满城在文学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他是法国留学生，曾翻译法国作家法朗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许多名作）。解放后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和绀弩是同事，两家是经常来往的。
　

　　略加注释。上联写聂绀弩的生平，聂是新闻记者出身，曾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任职（一九二八年），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此是“新闻记，古典编”的“本事”。聂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体诗集名《散宜生诗》，取《庄子》说的“散木不材”，因而可以避免斫伐之意。但聂绀弩虽然自比“散木”，实是大材，故联中说“散木岂不材”也。聂是在一九七六年以“国民党县级以上人员”的身分获特赦的，他有“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岂偶然”的诗句。在北大荒时，某年鲁迅忌日，他曾以鲁迅《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此是“白发生还”和“绝塞挑灯题野草”的本事。上联写聂的生平，下联则是说他的旧体诗。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取材自聂纶弩《题野草·墓碣文》一诗。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以心糊口情何恻，将齿咬唇意岂安？
　　我到成尘定微笑，君方入梦有初欢。
　　谁人墓碣刊斯语，瞥见其人少肺肝。

　　此诗本是隐括鲁迅的《墓碣文》一文的，陈凤兮用诗入联以挽绀弩，堪称“得体”。“我到成尘定微笑”一句，亦可移作聂的“自挽”。
　

　　“千蝶旷代”则取意自聂柑弩《题野草·秋夜》的诗句，原诗云：

　　梦中微细小红花，有瘦诗人泪灌他。
　　道是冬随秋去后，行看蜂与蝶争哗。
　　夜浓恶鸟刚飞过，睞眼鬼天快亮吗？【注】
　　火引青虫破窗入，刺天枣树尽枒杈。

　　联语以“蝶”象征聂绀弩的诗篇，“干蝶旷代”喻其诗之美之奇，实为当代罕见也。
　

　　还有一副挽联是聂的“倾盖八友”送的。联云：

　　松柏后凋，尽有严寒偏耐冷。
　　氛埃粗落，不须雪涕更招魂。

　　“八友”者，王以铸、吕剑、宋谋瑒、荒芜、孙玄常、陈冷园、陈迩冬、舒羌是也。他们和聂绀弩一起出了一本诗词合集，名为《倾盖集》。本是“九友”，绀弩谢世，就只剩下“八友”了。“八友”的诗词集是：王以铸的《城西诗草》、吕剑的《青萍结绿轩诗存》、宋谋瑒的《柳条春半楼诗稿》、荒芜的《纸壁斋诗选》、孙玄常的《瓠落斋诗钞》、陈迩冬的《十步廊韵语》、陈冷园的《影彻楼诗词稿》和舒芜的《天问楼诗》。

　　【注】“睞”，原字左为“目”，右为“埉”之右边，音“节”，输入法无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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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6
三十九、京华犹剩未残棋


　　聂绀弩逝世时，我在澳洲雪梨，从报上得知他的不幸消息，便即写了一副挽联，寄给北京《文艺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刊出），悲怀难抑，下笔匆匆，工拙不复计矣。联云：

　　野草繁花，香岛难忘编后话。
　　微醺苦酒，京华犹剩未残棋。

　　聂绀弩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已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了。当时（一九四零年）他在桂林编《力报》副刊，我刚进桂林中学，给《力报》投稿，蒙他取录，但未见过面。“正式相识”是十年之后的事。他担任香港《文汇报》的总主笔，我编《大公报》的副刊，那时方始经常来往。经常来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嗜好——围棋。围棋一下，往往不能自休，他每天要写一篇《编者的话》，也往往因为下棋耽误，要报馆打电话催他回去写。不过他这《编者的话》却是别具特色的，是杂文式的时论，后来辑成《海外奇谈》、《二鸦杂文》等等在香港出版。
　

　　他的杂文师承鲁迅，某年鲁迅忌日，他“以《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其一的题词有句云：“野草浅根花不繁，朝遭践踏暮芟删。”上比的“野草繁花”云云，即反其意而用之，言其将野草式的杂文在香港发扬也。一九六二年我做客京华，他曾挟围棋来访，一局未终，即因临时有事作罢。“微醺苦酒”句出自他的《淡淡的血痕中》题诗，“苦酒微甘酌与人，非醒非醉但微醺。”

　　补记：聂绀弩这几首吊萧红诗，已于一九八二年编入他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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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6
四十、章太炎挽孙中山联

　

　　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一副挽孙中山的对联，挽联是：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这副对联用词较僻；而且有“古典”也有“今典”，故须略加解释。
　

　　首先要说明一下历史背景。孙中山逝世前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一是东北张作霖“奉系”势力；一是南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孙郎使天下三分”说的就是这个历史背景。）但北洋军阀又分裂为“皖系（段祺瑞）与“直系”（曹锟、吴佩孚）两个大派别。
　

　　一九二四年奉直之战，直系以冯玉祥阵前倒戈而失败，段祺瑞就任北方政府的“临时执政”，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当时国内政局非常混乱，曹、吴虽败，仍思卷土重来，孙中山拟与奉皖结成“三角同盟”，遂接受了段的邀请。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人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章太炎也是其中之一。
　

　　段祺瑞是继承袁世凯的，上联将袁世凯至段祺瑞这一北洋军阀势力比作三国时的曹魏，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比作孙吴。“江表岂能忘袭许”说的是魏吴之间的一段“仇怨”，亦是“借古喻今”的。“许”指许昌，在河南省中部。东汉末年，曹操劫持汉献帝迁都许昌，献帝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打败另一个军阀袁绍，史称“官渡之战”。当时南方的吴是孙策主政，他在官渡之战未分胜负前，拟偷袭许昌，迎汉帝回朝（洛阳）。陈寿的《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故《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记载这段史事说“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不过，孙策的计划未来得及实行，就被部下刺杀了。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因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一案，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袁。由孙中山任命江西都督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但因势力悬殊，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章太炎将“古典”（孙策阴欲袭许）与“今典”（二次革命）合并来用，意即北洋军阀不会忘记“袭许”这段“粱子”的，亦即间接表示他对孙中山的北上联段不能同意。
　

　　下联则是用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谏，受秦昭襄王之骗，意欲与“虎狼之秦”修好，至秦地武关会盟，终于被秦劫持，终身不能回国，死于咸阳的典故。“灵修”句出《离骚》。同样是“借古喻今”，将孙中山的死于北京，比拟为楚怀王的死于咸阳。
　

　　章太炎是同盟会老会员，在日本与孙中山结识之后，即成为孙的信徒。但对于孙中山那次北上，他则始终不以为然。而事实上，段祺瑞亦是毫无诚意，只举一事就可说明。
　

　　孙中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但到了北京之后，段祺瑞一面隆重的招待孙中山，一面却向各国公使宣布，表示尊重一切条约。孙中山因而大发脾气，对段派来欢迎他的代表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章太炎这副挽联，只是表示不同意见，并非对孙中山“不敬”。事实上他是在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就到孙宅，并与唐绍仪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但结果他这副挽联却不能在大会悬挂。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定都南京之后，将孙中山灵榇迎回，举行“奉安大会”，章太炎又补了一副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洪”指洪秀全，太平天国灭亡那年是一八六四（甲子），距孙中山逝世是六十一年（六十取其约数）。“一匡天下古今同”，则是把孙中山比作明太祖。对孙中山是极其推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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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7
四十一、能成世界能成我
——杨度挽孙中山联


　　在许多致挽者中，杨度的“身分”是十分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二：一，他不是国民党，而和国民党的渊源极深；二、他曾是孙中山的朋友，又曾是孙中山的政敌，到了最后，又以孙中山的朋友出现。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和杨度同在日本东京，当时杨度是东京留学生会会长，他的住所经常有湖南同乡聚会，有“湖南会馆”之称，黄兴（湖南善化人）、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就是经常出入他家的。孙中山曾劝杨度加入兴中会，杨因主张君主立宪，不答应；但却认为孙，黄的思想接近，可以合作，因而介绍黄兴和孙中山见面。孙黄合作果然成功，黄兴将自己领导的华兴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孙任经理。黄任协理。因此杨度虽不是国民党，却可说是同盟会的催生者。但到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杨度组织筹安会拥袁（世凯）称帝，则又变成孙中山的政敌了。不过他这副挽联却是以友人身分送的．而且对孙中山的评价甚为得当。联云：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孙中山“毕生革命”（邵力子挽联语），“坚忍一心”的称赞自是极为得当。但这副挽联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杨度这副挽联的上比：“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肯定孙中山是英雄，并说明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这个品评，深刻体会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出自曾是孙先生政敌的杨度之口，尤为难得。“能成世界能成我”的“世界”源出佛经，“世”指时间，“界”指方位。《楞严经》有云：“世为仙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仙流”即含有“历史长流”的意义。联中的“世界”似应根据佛经的解释，意义更为深刻。而不是如一般人理解的那个“全地球所有地方”的“世界”。“世界”包括时间与空间，“我”则是“世界”中的每一个“个体”。英雄“能成世界能成我”虽然是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史观”，属于唯心主义；但“英雄”在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抹煞的（若把“创造”改为“影响”，影响有“促进”也有“促退”，那就对了），而就杨度而言，他能够肯定孙中山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总是表明他的思想有了与前所不同的进步。
　

　　下比“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是孙中山自言“革命尚未成功”的演绎，正因革命未成，民困未苏，致有作者之“哭”也。此联“格调”之高，足与章（太炎）联比美。我更欣赏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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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7
四十二、不教成败论英雄
——袁寒云挽孙中山联


　　在挽孙中山诸联中，有一副是兼有“才子”和“皇子”身分的袁寒云（袁世凯第二子，原名克文）写的。袁世凯背叛民国，孙中山曾领导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已见上述。袁寒云虽不赞同父亲称帝，但为人子者总不能直斥其父之非，这副挽联如何下笔呢？袁寒云不愧有才子之称，写得倒是颇为得体。联云：

　　埏遂近明帝故陵，自有江南供俎豆；
　　史迁作霸王本纪，不教成败论英雄。

　　这副挽联是在国民党政府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奉安大典”时写的。“埏遂”是墓道，此处指中山陵；“俎豆”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引申为崇奉之意。“明帝故陵”即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中山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钟山）中部第二峰茅山南麓，明孝陵在钟山南麓玩珠峰，二陵相去甚近。这是上联“本事”。项羽不是“正统”的皇帝，但司马迁的《史记》却将项羽传列入“本纪”，因而下联据此得出“不教成败论英雄”的结论。袁世凯称帝失败，孙中山也是未得及身而见革命成功的。下联说的那个“英雄”，可以解作袁世凯，也可以解作孙中山。袁寒云故意作为“泛论”的笔法出之，这也是他作为才子的“聪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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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8
四十三、一字推敲
　

　　袁寒云一联有不同版本，另一版本上联第一句作“墓门对明祖故宫”，“江南”作“江山”；下联“史迁”作“史公”，“霸王”作“项王”。“埏遂近明帝故陵”也好，“墓门对明祖故宫”也好，说的都是中山陵的位置，关系不大（以地理位置而言，原联似更切。因二陵同在钟山，对故宫则是“遥对”了）。“史迁”、“史公”都是指太史公司马迁，但一般习惯简称为“史迁”的似比简称为“史公”（把太史公的“头”锯掉）的多。“霸王”“项王”都是指项羽，以“霸王”对“明帝”较工，因“霸”与“明”均形容词也。
　

　　最关键的是“江南”与“江山”的推敲。“江南”偏于一隅，“江山”则是“大一统”的，不但气魄大得多，也更适合孙中山是全国领袖的身分。但袁寒云是著名才子，岂有不知二者差别？因而有个说法，说他是故意用“江南”的。主“江南”一说者谓，就因为该联作者是袁寒云，所以他才要故意把孙中山“略为贬低”，只承认他是南方的革命领袖，不承认他是“正统”的全国元首。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一九一二年元旦那天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到了二月十三日，就实践他对袁世凯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到了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国会”（当然是袁世凯势力控制下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就是“正式”的元首，而非“临时”的了。站在北洋政府的立场，同时也是根据中国传统的修史惯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就奉曹魏为正统，而不是去管曹操和刘备谁是谁非），自袁世凯至段祺瑞的北方政权才是合乎“法统”。孙中山在“珠江开帅府”只是在南方“割据”而已。袁寒云虽然不赞成帝制，但他还是不能让孙中山的身分盖过他的父亲袁世凯的（他还未能“进步”到那个程度）。若说“自有江山供俎豆”，那就是他也把孙中山尊奉为全国元首了。
　

　　但不论就历史评价或就对联艺术而言，“江山”确是比“江南”好得多。如果袁寒云的原联真是用“江南”的话，我们倒不能不为他惋惜，惋惜他因为是袁世凯的儿子，至以辞害意，既失掉正确的历史评价，也减弱了该联的艺术性。还是改为“江山”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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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8
四十四、谈挽张大千的对联


　　国画大师张大千病逝台北，各地友好纷纷致送挽联。选几副谈谈。
　

　　“治丧委员会同人”送的挽联是：

　　过葱岭，越身毒，真头陀苦行，作薄海浮居，百本梅花，一竿汉帜；
　　理佛窟，发枯泉，实慧果前修，为山河生色，满床退笔，千古宗风。

　　此联概括张大千生平，文笔朴厚，堪称佳作。联中所涉“本事”，仅就所知，略加注释。
　

　　抗战期间，张大千曾携门人子侄，亲往敦煌，调查石窟历时三载。在这三年中，他做了两件大事：一、将发现的石窟（共三百零九窟）标明号数，并就其壁画之时代与风格，编撰成《莫高山石窟记》；二、临摹敦煌壁画二百余帧。是为我国从事研究敦煌艺术的第一人。“理佛窟，发枯泉”即指此事。敦煌一带缺水，游方和尚遇到有泉水的地方才结庵，称为“坐泉”，和中土和尚称结庵坐禅为“坐庵”不同。但当年有泉水的那些地方，现在早已干枯了，所以张大千发掘的就只是“枯泉”了。
　

　　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长的台静农的挽联是：

　　宗派开新，名垂宇宙丹青手；
　　园亭依旧，恸绝平生兄弟交。

　　上联说张大千，“名垂宇宙丹青手”的评价，张大千也　是可以当之无愧的。下联则是说他自己和死者的交情。这　是典型的“传统”的挽联写法，从平稳中见功力。
　

　　刘太希的挽联是：

　　雄笔卷苍茫，丹青都带风云气，
　　双溪流日夜，猿鹤独闻呜咽声。

　　“双溪”，地名，在台北市郊，张大千筑“摩耶精舍”于　该地。刘太希，江西人，和张大千同年，今年也是八十五岁。他　曾历任辅仁大学，政治大学以及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工书善诗。这副挽联也是写得很有“诗味”的。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的胡健中的挽联是：

　　一室顿凄清，余笔犹浓，广陵散绝摩耶舍；
　　双溪共呜咽，高标永仰，合浦珠还御柳图。

　　胡家旧藏有张大千业师清道人所绘的《御柳图》，抗战　期间遗失，后来张大千在香港觅购得回。这是下联最后一句的本事。曹圣芬的挽联是：

　　五百年艺苑奇才，继往开来，着纸云烟新眼界；
　　几万里天涯行脚，探幽访胜，满怀忠悃系宗邦。

　　曹圣芬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时还未到四十岁，可谓少年得志（今年他大概也不过七十左右）。但这副挽联却不能算是佳作。一、上下联都是对张大千的颂赞，上联还过得去，虽然并无新意，用语尚算适当；下联的用语，就不怎么贴切张大千的身分了。须知张大千的“几万里天涯行脚”，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寻幽探胜”，而是作艺术活动的。这里我们可以拿“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同人”送的那副挽联和它作个对比，那副挽联中提及张大千的“过葱岭，越身毒”，“理佛窟、发枯泉”等等，都是把他的“天涯行脚”和“艺术活动”联结起来，这才是只能用之于张大千而不能用之于别人的联语。“曹联”的“几万里天涯行脚，探幽访胜”，把张大千写成大旅行家了。这样的联语用之于徐霞客（明代大旅行家）似乎还更恰当。二、“奇才”对“行脚”也欠工整。
　

　　曾获法国汉学奖的名学者饶宗颐教授送的挽联是：

　　廿五年前颂眉寿南山，附骥千言，三峡云屏僭题句；
　　十二州共悼画坛北斗，久要一面，重溟烟水永难忘！

　　二十五年前是一九五八年，那年是张大千的六十整寿。饶教授用韩昌黎《南山诗》的全部韵脚做了一首祝寿诗赠张大千。《南山诗》是一首长诗，共一百零二个韵，（昌黎诗的特色是以赋为诗，《南山》尤推奇作）要步南山诗全韵，难度极高；张大千读了非常欣赏，因此寄了一幅《蜀江图》长卷给他，请他在卷上题上这首诗；这是“坝眉寿南山”与“三峡云屏僭题句”的本事。下联“久要一面”的“要”字读平声，作邀约之意。张大千曾托门人向饶教授致意，约他见面，据我所知，他们是曾见过几次面的。
　

　　张大千在香港的老朋友陈荆鸿送的挽联是：

　　六十午故旧无多，海角天涯，还得几回重聚首；
　　千百世丹青不老，风流文采，定知八表永垂名。

　　陈荆鸿是香港著名书法家，今年八十一岁了，他和张大千有六十年交情。这副挽联写得情文俱茂，堪称宝刀未老。
　

　　还有一副写得很好的挽联是张大千的旅港门人王汉翘，费侯碧漪等人送的，联云：

　　积石导源，教泽长随江水黾；
　　梅丘在望，心丧空仰庐山高。

　　上联写老师的教导恩泽，下联写弟子对老师的悼念与崇敬，极为得体；也是传统的挽联写法；古时老师死后，弟子不穿丧服，只在心里悼念，叫“心丧”。见（札记·檀弓上》。所以心丧只能用之于弟子挽老师的。《庐山图》是张大千谢世前未竞的巨构，“心丧空仰庐山高，既有“仰之弥高”的意思在内，又有“实事”可指。上联的“积石导源，教泽长随江水远”亦非泛辞，面是和张大千的籍贯有关的。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内江在沱江中游。沱江是长江支流，流经内江至沪州市入长江。长江在四川宜宾以上为上游。因此上联的十一个字，也是只有用在张大千身上才益觉其妙的。
　

　　在许多挽张大千的对联中，有一副挽联颇为引人注意。这副挽联是梅葆玖送的。

　　与先父最投契，重画梅兰见道义；
　　望北台而雪涕，春风抖峭暗摩耶！

　　单从对联艺术着眼，这副对联有欠工整。“重画梅兰”与“春风料峭”根本不能对，“道义”对“摩耶”也很牵强（“摩耶”是“摩耶精舍”的简称，属专有名词；“道义”是虚有名词）。
　

　　它之引起注意，不是由于对联本身，而是致挽者的身分。梅葆玖是梅兰芳的儿子，在梅兰芳的儿子中也只有他是继承了乃父的艺术流派，以男子而唱“青衣”，获得成就的。去年他曾来过香港演出，甚获好评。这副挽联是他从北京托人送到台北的。
　

　　对联虽然不算工整，但他是名演员，不是名作家，我　们是不能对他苛求的。这副挽联也有它的特色，它说出了梅兰芳和张大千这两位大师级人物的一段交谊（重画梅兰）。北京精于对联的高手很多。他如果要找人代笔的话，当然会写得更好，如今由他自己来写，纵然有欠工整，却正足以表示他对父执的诚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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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9
四十五、梁寒操挽胡适联
　

　　胡适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以心脏病猝发，在台北南港“中央　研究院”逝世的。他生于一八九一年，享寿七十一步（实龄）。三月二日大殓。台湾自蒋介石以下的“军政大员”、“社会名流”以及各诗社等等，纷纷致送挽联，对胡推崇备至。（例如蒋介石的挽联云：“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而推崇多有逾份者。那些用陈辞滥调来推崇胡适的“名人”所撰的挽联，我就不想多谈了。这里只想谈梁寒操写的一副挽联：

　　名既大，谤亦随焉，学术之争，犹有待千秋定论；
　　健则行，倦即睡耳，哲人遽萎，究难消一代沉哀！

　　所谓“谤亦随焉”当是指内地对胡适的批评而言。平心而论，过去，那些批评是有些“过左“之处，但台湾之捧胡适，亦曾有人发出“以适之为大圣，以绩溪为上京”之诮（按：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此联归结为“学术之争”，“犹有待千秋定论”，立论可说比较公允。下联的“健则行，倦即睡耳”，写得亦甚潇洒。
　

　　梁寒操挽胡适联中的“名既大，谤亦随焉”，是有“蓝本”的。“蓝本”是曾国藩挽他的同乡先辈汤鹏一联：

　　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汤鹏（一八〇一至一八四四年），湖南益阳人，字海秋，和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是“大同乡”，年纪比曾恰好大十岁，但寿命则比曾短得多，曾享寿六十一岁，他只有四十三岁，可说是“英年早逝”。但著作则甚多，他的生平详见梅曾亮给他写的墓志。他的著作在当时或者很有名，但今人知之者则恐怕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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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09
四十六、补谈挽胡适联
　

　　我曾谈过梁寒操挽胡适一联：“名既大，谤亦随焉，学术之争，犹有待千秋定论”“健则行，倦即睡耳，哲人遽萎，究难消一代沉哀！”认为是在台湾各界名人挽胡联中的较为得体的。但要说明的是我写该文时，看到的只是台湾官方报纸所刊的联语。最近有位读者抄来了在台湾其他刊物所见的若干挽胡适联，现选择几副值得介绍的补谈。

　　胡复何言，当年假设太大胆；
　　适可而止，求生求证要小心！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的“名言”。但这副嵌名挽联则似乎是对胡适颇有“微辞”的。

　　哲学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师此遗憾；
　　语体文，力为倡导，万邦人事有隆评。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册，有人说是因他不懂佛教哲学之故。此联可说是“有赞有弹”。

　　想如何为人，便如何做；
　　要怎样收获，先怎样栽。

　　这副对联是用“胡适语录”写成的。作者是刘东岩。其他二联，抄寄者没说明作者是谁。
　

　　下面一联，亦似带有批评意味：

　　纵尽时间，横尽空间，几多道学家、政治家、宗教家，谁是完全人格？
　　客观内籕，主观外籕，一有文字想、经济想、功名想，已非真正自由！

　　胡适逝世之后，台湾曾有人称之为“一代完人”，上联问“谁是完全人格？”显然对此不表同意；下联的“有文字想、经济想，功名想”则不知是否针对胡适了。但说明有此“三想”“已非真正自由”，倒是颇有新意。
　

　　又一联云：

　　剧怜脆弱的人生，开始年龄遂撒手；
　　强调自由之真谛，临终演说博同情。

　　胡适终年七十二岁，“人生七十方开始”语出台湾政坛元老张群，流行一时。胡临终前作公开演说，针对“大陆”对他的批评，强调“自由思想”。“大陆”对他的批评容有失当之处，但亦非全无可取。下联用的一个“博”字，可说是“意在言外”。
　

　　又有人代拟“清废帝溥仪挽胡适联”云：

　　向朕称臣，倒孔废经，台湾知难发展；
　　当卿在日，公妻非孝，大陆已经实行。

　　下联是反共滥调，“大陆”是否“公妻非孝”，人所共知，得啖笑而已。上联则是“谛”胡适迟迟不肯返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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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0
四十七、《春明外史》的回目

　

　　在旧文学中有一类是可以当作对联的，那就是章回小说的回目。回目讲究对仗工整，和做对联是一样；回目等　于一篇长文章的总题，是隳括了“整回”的内容的。所以它　本身就具有“独立性”，不似律诗中的“联”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
　

　　张恨水的小说就是用章回体的。他的小说虽以《啼笑因缘》最为流行，不过他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则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见张明明写的《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论回目也是这两部小说做得较好，尤其是《春明外史》的回目。例如第四十一回：

　　爽气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风变夜色，难返沉疴。

　　第六十四回：

　　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
　　莫夸白壁，夜静客何来。

　　第八十三回：

　　一榻禅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梦，风雨正欺人。

　　张恨水的回目和他的小说一样，写得都很通俗；通俗不同粗俗，他是“俗”而不伤其雅，是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不过由于回目是“切”那一回的，所以最好读过他的小说才能更加领会妙处。
　

　　《春明外史》写寄居北京的文人杨杏园的爱情悲剧。杨的第一个恋人是青楼雏妓梨云，因病夭亡；第二个恋人是他的红颜知己——才女李冬青。李亦因身有隐疾，佳期难定，离开了他。收场则是杨杏园因患肺病，吐血身亡。上面说的那几个回目就是配合这些情节的。
　

　　《春明外史》有男主角杨杏园病危时写的自挽联两副。其一云：

　　事业文章，几人得就，永别不须哀，大梦醒来原是客；
　　国家乡党，唯我皆违，此行终太急，高堂垂老已无儿。

　　另一云：

　　生不逢辰，空把文章依草木；
　　死何足惜，免留身子涉沧桑。

　　这两副对联虽然不是特别精彩（“高堂垂老”、“生不逢辰”、“死何足惜”等都是套语），但也甚切合男主角的身世和心境，说明了张恨水在写作时是很“投入”的。
　

　　张恨水喜欢在小说中穿插诗词、联语，《春明外史》就是用女主角李冬青写的一首悼亡诗作结的，诗云：“人亡花落两凄然，草草登场只二年。身弱料难清孽债，途穷方始悟枯禅。乾坤终有同休日，天海原无不了缘。话柄从今收拾尽，江湖隐去情谁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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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0
四十八、张恨水的咏史诗
　

　　有人认为张恨水的回目虽然做得不错，但究嫌浅露，意境不高，若与古今名联并列，难称上乘之作。此话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张恨水的回目是题通俗小说的，自然也只能以通俗为主，若以此而论其“联语之才”，则实是“才未尽也”！我觉得最能代表他这方面的功力的应是他在抗战前夕所作的律诗《咏史》四首。题为“咏史”，其实则是“借古喻今”，说的都是“时事”。不但在内容方面浑灏流转，寄托遥深；在对仗的技巧方面，也是极其工整自然的。律诗之“联”虽不同于对联之“联”，但在“对仗”所需的“基本功”方面，则是相同的。限于篇幅，录两首以见一斑。

　　山河脱幅三千里，兄弟阋墙二十年。
　　岂是藩篱原易撤，本来萁豆太相煎。
　　江东名士浑如醉，壁上诸侯笑不前。
　　犹叹药炉茶灶畔，有人高比赵屯田。

　　张恨水写此诗时，日寇已侵占了东三省，华北亦已成立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伪政权，但国难当头，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仍力主“先安内而后攘外”，大打内战。这是“山河脱幅”、“兄弟阋墙”、“藩篱易撤”、“萁豆相煎”等句的“本事”。
　

　　“江东名士浑如醉”，说的是东晋偏安江南的一段史实。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时人有“过江名士多如鲫，唯有王敦是可儿”的诗句。盖那些名士到了江南仍然只知享乐，认为不理“俗务”，才算“高雅”也。在抗战前夕，甚至在其后的抗战期间，这些类似东晋的“江东名士”也是不少的。
　

　　“壁上诸侯笑不前”，典出《汉书·项羽传》。项羽抗击秦兵于钜鹿，“诸侯皆作壁上观”。此句乃是借古喻今，喻军阀割据，不肯出兵抗日。
　

　　“赵屯田”指汉代名将赵充国，以屯田之策，寓兵于农，安定边疆。但诗中的“有人高比赵屯田”则是反讽浯，讽当局“安内攘外”的政策的。“药炉茶灶”意指国难深重，国家已像个不能离开药炉的病人了，而当局犹屯重兵于西北以监视延安，故诗人有“犹叹药炉茶灶畔，有人高比赵屯田”之叹。
　

　　张恨水另一首《咏史》诗是：

　　争道雄才一槊横，几时曾到岳家兵？
　　中原豪杰无头断，逊国君臣肯膝行。
　　盗寇可怜侵卧塌，管弦犹自遍春城。
　　书生漫作长沙哭，只有龙泉管不平。

　　首联用曹操“横槊赋诗”的典故，意指虽然有人像曹操那般以“雄才”自命，但我辈小民几时才盼得“岳家兵”的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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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1
四十九、花蕊宫词不宜借喻

　

　　前文《张恨水的咏史诗》发表后，接到一封读者来函，认为张恨水的《咏史》诗四首，最好的是第四首。“其中二联，不但对仗工整，且含意极深。”我只谈一二两首，“未免有取舍失当之嫌”。我只录两首，主要固然是由于篇幅所限，但评论诗之甲乙，也还是见仁见智的；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吧。
　

　　张恨水《咏史》诗第四首如下：

　　花蕊宫词可汗颜？读来转觉泪潺潺。
　　全招尽日盈高阁，烽火连宵入汉关。
　　黄左尚争明系统，幽燕颠陷宋河山。
　　长江天堑何须遭，胡马南窥已等闲！

　　“花蕊宫词”指五代时蜀主孟昶的花蕊夫人在宋兵破蜀，兵临城下时所赋的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此诗首二句是借用“花蕊宫词”来讽刺当局要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的。“可汗颇”云云，乃是对当局的“质问”。
　

　　“金貂尽日盈高阁，烽火连宵入汉关”，承接首联，仍是讽刺“不抵抗政策的”。“金貂”即“武冠”。见《后汉书·舆服志》，武官戴的帽子以貂尾为饰。“金貂尽日盈高阁”，意即谓把“金貂”（武冠）置之高阁，亦即讽当局之抑制抗日，而令武官投闲置散也。
　

　　颈联“黄左尚争明系统，幽燕频陷宋河山。”则是借古喻今，用南明的亡国史实来讽“内争”的。史实是：其时力主抗清的史可法虽然是南明小朝廷福王的兵部尚书，但却没有什么实力。兵权操在几个大军阀手里。其中主要的两个，一是黄得功，一是左良玉。左良玉本来是驻守武昌的，起兵东下，要杀权臣马士英。马就调黄得功去打他。南明小朝廷就因亡于内争，一到清兵南下，就全无阻挡，被清所灭了。
　

　　这首诗的含意其实和第一首一样，都是讽刺当局的重“内争”、轻“抗敌”的。不错，诗中二联所用的“金貂”、“黄左”等典故，是较第一首所用的“萁豆相煎”，“江东名士”较为深奥。但诗的好坏，不在于用典的是“熟”是“僻”。我倒觉得第一首的“岂是藩篙原易撤，本来萁豆太相煎。江东名士浑如醉，壁上诸侯笑不前。”用典更为自然。其次，第四首的讽刺也略嫌“过分”　——盖东北仍有抗敌将士，“更无一个是男”之讽不宜借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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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1
五十、观音庙联

　

　　观世音（唐以后称观音）不是女人，我尝言之矣，《楹联丛话》记有清人张维屏撰千手千眼观音联云：

　　菩提今菩提，具大神通，忽现千般千眼；

　　自在观自在，是真佛力，总由一念慈悲。

　　根据佛经说，观世音为救苦难众生，但能念他名号，即寻声往救，并因各种根器不同而示现三十二种应化形像。因此是可作男身，亦可作女身的。“千手千眼”就是他的形像之—。
　

　　《楹联丛话》卷三又记有一副题燕子矶永济寺中的观音大士像楹联云：

　　音亦可观，方信聪明无二用；　　
　　佛何称士？方知儒释有同源。

　　梁章钜赞此联“殊有妙悟”，其实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下比显出作者对佛教经典的无知。他因观音被称为“大士”而觉得奇怪，　自作聪明，从“儒释同源”上来寻求解释。岂　知观音大士的“士”并不同于儒家的“士”，他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左胁士”（胁士亦有作胁侍者）。观音虽然可作许多不同形像的化身，可男身，亦可作女身，但其“本体”则是男身。
　

　　题观音庙联，亦有颇具佛学知识的。如下面一联：

　　了知自性元明，反闻自性；
　　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

　　自性即人的本性，或谓“真我”。佛理本就是要人发现真我，所谓“见性成佛”是也。“元”通原。
　

　　现在搬开佛学的观点不谈，谈几副比较有趣的观音庙联。
　

　　题倒坐观音联：

　　问大士缘何倒坐？
　　恨世人不肯回头！

　　题送子观音联：

　　我门中缔结佛缘，岂惟一炷清香，几声佛号；
　　你心里能全善果，自然秋生桂实，春茁兰芽。

　　又联云：

　　我费尽一片婆心，抱个孩儿付汝；　　
　　你须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

　　上二联是题西湖中天竺寺所供奉的白衣观音的。白衣观音即送子观音。
　

　　曾任“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的何键亦有题桂林月牙山观音寺联：

　　觉来事事皆非，功勋也，名望也，无在不是虚幻；看破了这关，军阀谁做？贪官谁做？
　　空处头头是道，喜怒也，好恶也，自然悉具中和；基原乎此理，人心以平，世界以平。

　　话说得很“透澈”，但何键是否做得到，却当另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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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2
五十一、香港风光入怪联

　

　　用一句旧诗来对一句俗语或者对一件毫无关联的事物，这种怪联似乎是广东何淡如所创。他写的一些怪联如：“有酒不妨邀月饮，无钱哪得食云吞。”“四面云山谁是主，一头雾水不知宗。”　“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种“何淡如格”的怪联，现在也还相当流行。前几年台湾传出的一副怪联“今夜月明人尽望，老年风湿我能医。”以“月明”来对“风湿”，与何淡如的以“月饮”来对“云吞”，诙谐怪趣，正是同一风格。【注一】
　

　　香港也有人做这种怪联，我喜欢收集报刊上“古灵精怪”的诗文、联语一类作品，现将我认为颇有妙趣的一些“香港怪联”抄录如下，以供同好欣赏。
　

　　“水紧一声齐走鬼，风飘万点正愁人。”上联描写无牌小　贩避拉，大叫“水紧”而“走鬼”的情景，用这两个俚语来对“风飘”与“愁人”，妙极。【注二】
　

　　“白日放歌须纵酒，黑灯跳舞好揩油。”下联是写六十年代的黑灯舞院的，现在已“发展”到一楼一凤了。


　　“徒令上将挥神笔，惯见霸王搭电车。”大约二十年前。香港发生过一宗搭“霸王”电车被拉的事，当时电车楼下车资　只一毫子，居然也有霸王。下联就是写此事的。不过“惯见”二字，嫌夸张了。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国红眉七镬开。”五十年代中期，香港曾发生一宗强奸案，南国舞院舞女红眉被一个绰号“架仔”的流氓一晚强奸七次。黑社会称做爱为“开镬”，此即香港著名之“连开七镬”案。“开镬”一辞，就是从此在香港流行的。
　

　　“怕热最宜穿短裤，论功远欲请长缨。”夏天的本地风光。
　

　　“赤柱有食兼有住，汀洲无浪复无烟。”赤柱是香港监狱所在地。
　

　　“最啱白菜熙猪肉；忍见黄沙没马头。”香港人称赌马输了为“铺草皮”，铺了草皮的马迷，回家饮汤，“润”（滋补）番下吧。

　　【注一】此联据说是台湾一位老中医在中秋节那天书写，悬之医馆门前的。　内藏“隐喻”。“老年风湿”比喻台湾政治，“我能医”则是讽刺蒋经国提倡的“政治改革”。加上上联表达的乡思，切合“台湾大陆客”的心境，因传诵一时。

　　【注二】“水紧”，情况紧急；“走鬼”，躲避警察。均为香港小贩的日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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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2
五十二、烟锁池塘柳寻根

　

　　在各式各样的对联中，一般人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所谓“绝对”了。绝对有两个特点：一、它是经过长时间在民间流传下来的，有的已经对得出，有的还未对得出。而“对得出”了也并不等于是“对得好”。二、它的难度很高，凡是可以称得为“绝对”的，总有一些特别的条件限制。
　

　　举一个许多人知道的例，“烟锁池塘柳”就是属于有特别限制的上联。这五个字的偏旁，包括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下联也应该有“五行”才对得上。这个上联，长期在民间流传，不知有多少人动过脑筋来想下联，但对得好的绝少。
　

　　有人对以“灰堆镇海楼”（镇梅楼在广州），在形式（都有五行）方面是可以对仗，但却毫无意义。而且“烟锁池塘柳”是一句清丽的五言诗句，“灰堆镇海楼”只是“解得通”而已。两者之间的雅俗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后来有人把“灰”字改成“炮”字，变成了“炮堆镇海楼”。
　

　　“炮堆”比“灰堆”好得多了，但仍然不够好。因为“堆”字的气势太弱，把许多炮“堆”在镇海楼中，作什么用？如说是用以轰击敌人，这个“堆”字是十分差劲的。
　

　　又有人对以“炮架镇江城”，镇江与古瓜州隔江相对，形势险要，冠以“炮架”二字，颇有气势。但仍有瑕疵。因“锁”字和“架”宇都是仄声，“塘”字和“江”字都是平声，在五个字中有两个字不合平仄，这也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对句了。
　

　　其实，“烟锁池塘柳”乃是前人诗句，见晚明陈子升的《中洲草堂遗集》。陈子升用以作“烟锁池塘柳”的对句的且共有四个之多。
　

　　陈子升（一六一四至一六九二年，广东南海人）是明末著名忠臣陈子壮（其传记见《明史·二七八》）之弟，字乔生，在明代官礼科给事中，入清不仕。我最近在友人处得见此一诗集，始知这一所谓“绝对”，流传最少已达三百多年了。三百年来，不知曾有多少人为了想“对得通”它而苦思下联，却不知他的出处，亦奇事也。
　

　　《中洲草堂遗集》卷十六有《柳波曲》并序云“客有以烟锁池塘柳五字具五行以属余为对句，因成柳波曲二首，与好事者正之。”
　

　　其一云：

　　烟锁池塘柳，灯垂锦槛波。
　　回波初试舞，折柳即闻歌。

　　其二云：

　　灯垂锦槛波，烟锁池塘柳。
　　妄梦五湖湄，郎家大堤口。

　　“灯垂锦槛波”句下附注云“垂”一作“填”。想是作者因难以决定这两字孰优孰劣，故并列。
　

　　陈于升以“灯垂锦槛汾对“烟锁池塘柳”；甚具诗意，“灯垂”是“写实”；若易为“灯填”则是“虚写”。“灯”指灯光，灯光铺盖波光，用“填”字益见其“重”；这是类似现代文学所谓的象征手法。不过，若依“正路”，则仍以“垂”字为佳。
　

　　这一对句——灯垂锦槛波——虽然亦具“五行”，不过，　陈子升仍未满意，因为“灯”对“烟”，两个字都是从“火”，他觉得欠工。这是古人要求自己的严格处。于是又有《续作锁柳销鸿之曲》云：

　　烟锁池塘柳，烽销极塞鸿。
　　东枝罢春水，南翼怨秋风。

　　用“烽销极塞鸿”对“烟锁池塘柳”，意境甚高，不过因陈子升自我要求太严，“烽”“烟”也还都是“火”字旁，他不能满意，又作《烟锁沉灯引》云：

　　烟锁池塘柳，钟沉台榭灯。
　　心心红缕密，柳眼绿泼澄。

　　“钟沉台榭灯”与“烟锁池塘柳”，两边的“五行”无一相　重，可谓挖空心思。但论诗意则有点勉强，似不及“灯垂”、“烽销”二联之自然。
　

　　《清稗类钞》中也有一个前人对句，是在陈子升那四个对句（连“灯填”一句在内）之后的又一个对得较好的句子。对句是：

　　灯深村寺钟

　　“灯深”句意境甚佳，是“以虚带实”的写法。“深”（深远）既是形容村寺的所在处，也是对灯光的视觉感受。“钟”指钟声，“村寺钟”是听觉方面的描写。此句可解为“隐约可见灯光在深远的村寺钟声传来之处”。论意境似比陈于升的“灯垂锦槛波”更佳。但若依陈子升那样的严格要求，“灯”“烟”仍是重“火”字旁。不过我是觉得无须要求到字的“偏旁”也避免相重的。
　

　　对“烟锁池塘柳”的下联，解放后有新的发展，其中且有以新事物入联的，亦值一述。
　

　　六十年代中，我在《羊城晚报》上见过的一个对句是：

　　茶烹凿壁泉

　　此下联据说是北大一位姓阎的教授拟的，惜谈此联的作者忘其名。上联“烟锁池塘柳”的“五行”全在左旁，茶烹凿壁泉”的“五行”则全在字脚（烹字下面那四点象征火焰熊熊之貌，故在字典中此字属“火”部）。对仗可称铢两悉称。据说“凿壁泉”亦是实有其地，此一对句乃是用倒装句法，即以“凿壁泉”之水烹茶也。但若严格要求合乎对联艺术的话，“凿壁泉”是专有名词，用来对“池塘柳”（普通名词）还是有点勉强的。
　

　　去年香港有一位骆广彬先生仿“陈子升体”，也用诗联的形式来对“烟锁池塘柳”，颇具港穗风光特色，对句亦全合“规格”。其一题为《旋厅赏酌》，诗云：

　　烟锁池塘柳，港城铁板烧。
　　旋厅添缘蚁，风物觅逍遥。

　　“旋厅”为香港台和中心（楼高六十层的大厦）的旋转餐厅；“绿奴”是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作为酒的代称；“铁板烧”为日式食制的烧牛柳。“港城铁板烧”大有竹枝词味道，于“俚俗”中见妙趣。与“烟锁池塘柳”作对，亦是铢两悉称的（五行均在偏旁）。
　

　　其二题为《白天鹅酒店夜宴》诗云：

　　烟锁池塘柳，汀培锦柱灯。
　　招邀珠海夜，觞角满高朋。

　　白天鹅酒店在广州沙面，“汀”，水边平地，沙面原是沙洲，填上始成今之沙面。作者有注云：“白天鹅酒店对鹅漳之右侧，园圃有人工开辟之小假山、石池塘，植有柳树。锦柱灯言灯柱装俯很美观，白天鹅酒店附近灯饰正是这样。”
　

　　骆广彬另外还有个对句是“港铺灯塔标”，亦具新意。
　

　　新意是有本地风光；盖香港海面船只如梭，而凡海港必设有灯塔标志，以防船只触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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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3
五十三、论黄巢　怀高朗
——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落第进士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是充满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曾经几次应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他又曾经和王仙芝（也是后来的农民军领袖）一起做过私盐贩子。贩卖私盐是犯法的，也是被士大夫看不起的“下等人”。而黄巢却以“落第进士”的身分去做私盐贩子，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确是惊世骇俗。但他正是因为看透了朝廷的腐败，说朝廷好像臭气薰天的马厩，立志要“洗濯朝廷”（《新唐书》），这才绝志仕途，决心和过去告别，投身到“下层社会”的。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中国也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就是罗亭这种类型的“秀才”。中外都有这种观念，知识分子“造反”总是不能成事。
　

　　但黄巢并不是罗亭型的知识分子，他这个秀才（论功名其实他已是比秀才高一级），却是坐言起行，说干就干。他的造反，最后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摇撼了李唐王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把皇帝都赶出了京城，逼得要到四川逃难。
　

　　他是名副其实的文武全材。论军事才能，唐朝的许多名将，如王铎、尚让、高骈、张承范、刘巨容等人，都曾经是他手下败将。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起义，第二年，他率众数千参加，八七八年三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县战死，他取得起义军统一领导的地位。八八一年一月，就由潼关打进长安，唐僖宗李俨逃到四川成都，黄巢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大齐”，不到三年时间。

　　黄巢的诗
　

　　论文学的才能，他留下的诗文虽然不多，但只要看他的两首《咏菊诗》，也可见到一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金甲为菊花别名；唐代战士穿着铁和皮做成的甲以护身，此处双关。）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以桃花一处开。
　　（青帝为传说中司春之神。）

　　何等之有气魄！吴法（即高朗）的《黄巢传》在谈到这两首诗的时候说：“这种冲天的战歌，没有雄伟的气魄，热烈的感情与崇高理想的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自属的论。
　

　　但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的农民领袖，在许多封建时代“史家”的笔下却写成了“大魔头”，好像是完全失了人性的“怪物”。这些“史家”对“黄巢起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诬蔑的，最大的诬蔑是说他“残暴”，“杀人如麻”，甚至造出“黄巢杀人八百万”的传说。如果黄巢真是乱杀人的话，他又怎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其实从“正史”中也可找到一些有关黄巢义军纪律严明的记载，如《新唐书》纪载，黄巢攻下洛阳时，唐留守使刘允章领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宴然”（意思是：黄巢入城慰劳百姓，地方百姓安然无事）。当黄巢进入长安时，《新唐书》的纪载，也是长安人民“夹道聚观”，并不害怕义军，且是欢迎义军的。
　

　　但这些都是零星纪载，如果没有一部《黄巢传》的话，最少，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对黄巢不够公平的。

　　高朗其人
　

　　幸好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他就是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的高朗。他是聂绀弩的同乡，湖北人。我和绀弩认识，就是他介绍的。他死的时候（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新晚报》撰述员，这本《黄巢传》是他用“吴法”笔名写的最后一本书。
　

　　我该怎样说才好呢？谈到这本书，我是既为他庆幸，也为他惋惜的。庆幸的是他终于得偿所愿，在死前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可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了！
　

　　说他“终于得偿所愿”，需要一点解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他长期担任《新晚报》副刊的领导工作。但他却实是不适宜做领导工作的。他曾经不只一次向我表示，他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和写作，希望能够像我一样，做个“散人”。不过报馆方面找不到适当的人替代他，直到七五年方始让他得偿所愿。他也是在做了专职撰述员之后，开始写《黄巢传》的。

　　攻文史　撰影评
　

　　“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上联。他“攻文史”是“晚年”（正确来说是死前大概十年左右）的事，在这以前，他对“文史”当然也是有所涉猎，但主要还是写影评和新诗。为了工作的关系，他写影评最多。但说老实话，他写的影评不算成功（在他生前我也是这样和他说，他亦同意的）。尤其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大公报》写的影评，谈一部什么苏联片，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万字，曾给人以“繁言不要”之讥。后来在《新晚报》用“蓝湖”笔名写的影评比较好了，但在同类的影评中也还不能算是“出类拔萃”的。
　

　　但他是一直在进步中的，尤其在“晚年”所写的一些文史小品，看得出他已是日渐趋于成熟，“收拾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写的东西，也比以前“踏实”得多了。“爱读书，勤写作，专业竟忘家室，最伤故里魂招！”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下联。他一直都是“单身贵族”，未曾成家。他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的，第二天才给发现。如果有妻子在旁，或可挽救。假如他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他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他可能成为一个文史学者，而写的作品也必将比《黄巢传》更有分量，更有价值。
　

　　但《黄巢传》纵然还不能说是很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未足与一流学者相比，却也是有足以传世的价值，最少可以作为大中学生读中国历史的课外参考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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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5
五十四、悼沙枫


　　一
　

　　赛酒赌棋犹有约，不道竟成永诀。青眼高歌俱未老，却那堪知己长辞别！
　

　　十五日深夜，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沙枫（容庆和）兄逝世的消息，我登时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前几天他还叫我找武则天的诗，并约大家抽半日的空闲喝酒下棋，怎的就死了呢？
　

　　才不过五十六岁的壮年，他热爱的工作正在做得起劲，我们也正期待他的《译林絮语》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继续面世，他怎能就死了呢？
　

　　不错，人到最后是免不了会死的。但这世上多少坏人不死，为什么偏偏死掉像他这样的好人呢？能不令人倍感伤痛？

　　二
　

　　我和沙枫兄在一九四九年相识，到如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友谊不算短，但我“认识”沙枫却还在和他正式相识之前。
　

　　我和他虽然是平辈论交，但说起来他可以算得是我的“师叔”。
　

　　我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比较接近的老师，他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弟子，解放前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现在则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应熙。金应熙和沙枫是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常常和我谈及沙枫。
　

　　那时金师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兴革变迁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九四八年，有一天金师和我谈起沙枫，他说庆和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的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
　

　　这是我认识沙枫的开始，认识到他是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新闻从业员。

　　三


　　正式认识了沙枫之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如其名，庆和对人永远是那么“和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人吵架，对朋友总是那么热心肠。而且这和气并非只是无原则的“老好人”，对朋友他是既有关心，也有互相勉励，劝善规过的。
　

　　第二个印象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功夫都是脚踏实地，他走的道路，借用李广田论朱自清的话来说，是“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趦趄不前，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
　

　　最近几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比较研究攻研甚勤，和我谈论诗词的时候也比较多。有一次他偶然在英文刊物中发现我的一首词英译，这首词是我写在武侠小说中的，他比较了译文，连带对我那个回目“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也发生了兴趣，问我：下联似乎是古人的诗句，是黄仲则的还是郁达夫的？我说你的眼力很不错，是黄仲则的。他叫我找原诗给他看，我手头没有黄仲则的《两当轩》，只能凭记忆抄给他。他因为要写成文章，必定要找原诗校对，我记得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中引过这首诗，既然没有《两当轩》，只好叫他去找那篇小说来看。后来他不但看了郁达夫那篇小说，而且为此在旧书店里买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全集》。买了回来，精心细读，这还不算，还研究出黄仲则最喜欢写燕子，以及郁达夫所受的黄仲则的影响，以及晏殊、苏曼殊等人有关燕子的有名诗词，以及各种对这些名诗词的英译等等，作一比较研究，才写成一篇不过一千多字的短文（见《中诗英译絮谈》的《似曾相识燕子诗》）。
　

　　这是何等认真的工作态度，何等踏实的做学问功夫。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长大后虽然也还常读诗词，却只是遗兴，远没有他用功之勤。最近几年，他对诗词的知识，确实已经超我远甚。
　

　　这只是一个例子，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据我所知，他的遗稿由他的好友杜渐收集整理，编成《译林絮语》二集、《中诗英译絮谈》等四五部书，更由他的好友龚念年校阅，交大光出版社出版。
　

　　良师益友，遽尔云亡。我除了记得他对我的鼓励，除了拉拉杂杂写这篇文字之外，还能再有什么纪念他呢？
　

　　补记：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只写武侠小说和棋评，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这篇《悼沙枫》是唯一的一篇例外。沙枫是因工作上的不如意，患上精神忧郁症，在医院石阶上滚下来致死的。有人怀疑他实是有意自杀。（九八年八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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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5
五十五、达摩·禅宗·秘笈

　

　　由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爆冷胜出，实收一千六百多万，打破香港武打片卖座纪录。该片有几个武术冠军领衔主演固是卖座主因，少林寺实景的搬上银幕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因素。“天下功夫出少林”，这是流传已久的一句老话，谁都想看看这个武林胜地。


　　或许就因为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崇高威望，在民间传说中，少林寺的“名人”达摩大师就成为少林派武术的“鼻祖”了。其实达摩的本来面目和一般武侠小说中的达摩是两回事，真正的达摩是否懂得武功都是疑问呢。
　

　　史籍并无达摩懂得武功的记载，他是中国禅宗的鼻祖倒是真的。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大，其影响甚至远及亚洲诸国，尤以日本为最。禅宗鼻祖的地位是绝不逊于武术鼻祖的。
　

　　达摩是少林寺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但他并不是第一代。第一代是印度僧跋陀，少林寺就是北魏孝文帝为他建的（公元四九五年）。达摩大约迟跋陀五十年来华，他的佛教“辈份”若从印度的佛祖释迦算起是二十九代。但他在中国开创禅宗，却是禅宗初祖。
　

　　他来华时，正是崇信佛法的梁武帝在位之时。梁武帝礼聘他到宫中请教，问他：“朕建寺养僧，有何功德？”此一问也，当然是想达摩拍他马屁的，哪知达摩毫不识捞，直言答道：“并无功德！”这就失欢于梁武帝，只好回转少林寺面壁去了。
　

　　世俗流传少林寺有两部武功秘笈，一名《洗髓》，一名《易筋》，此两经据传说是达摩遗著云云。达摩之所以被捧为少林派武术鼻祖，和这个传说大有关系。其实这个传说非但无稽，而且简直可说是厚诬古人，达摩祖师倘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给这个传说弄得啼笑皆非。原来这两部“经”乃是明代无聊文人杜撰，满纸淫词，不堪入目，经中教人所练的“内功”，是用来增强性能力的。“挂羊头，卖狗肉。”与其说是什么武功秘笈，毋宁说是更近乎“性经”一类。广州出版的《武林》杂志第二期，有一篇《少林寺与少林武术》的文章，在细说少林武术形成的由来之余，也为达摩祖师的受诬作了辩正。
　

　　据那篇文章的说法，少林寺的武术是在乱世中发展起来的。有的人为了避难，到少林寺出家，避难者中，不乏本来就懂得武艺的人，也有少林寺的僧人在外面学会了武功回来的。继承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晚年（公元五七四年）时就曾碰上北周武帝的“灭佛”之祸，寺院被占，佛像被毁，经典被焚，僧侣流散。在这种情况下，僧人是非学会防身的本领不可的。有信史可考的是：“五代十国时，高僧福居邀集十八家武术名手来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到了宋代，少林寺才渐渐变成了出名的会武场。
　

　　说达摩有武学著作是假的，他对佛学有贡献则是真的。最大贡献是“禅宗四圣句”。四圣句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是说禅的本质不需文字解释。“教外别传”和“直指人心“是重在师徒之间的以心传心，无所谓特定的教学体系。“见性成佛”是在找回真我。总的精神在一个“悟”字。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解释。一说这本是释迦佛祖的“语录”，由达摩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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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6
五十六、两偈·顿渐·陈寅恪

　

　　达摩是禅宗初祖，五传而至弘忍，是为五祖。弘忍挑选接班人的办法可有点特别，他要弟子作一佛偈，看谁的偈语最合禅的精义，就把衣钵传给谁。他的大弟子神秀作的偈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偈成，同门同声赞美，但有个舂米的僧人慧能却说：“这偈语少了一点东西。”他亦作一偈，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慧能的偈说得更好，就把衣钵传了给他，是为六祖。
　

　　这是禅宗著名的两偈，代表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神秀的偈语重在按部就班，尘埃是扫不完的，所以必须不断去扫，才能保持清净。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为“渐悟”。渐悟的观点是把烦恼和领悟对立起来，再慢慢地把迷惑拂拭，以求达到原来所望的领悟。慧能却不作这种假设，“本来无一物”，把一切拘束完全祛除，和“佛”直接沟通，重在一个“悟”字。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顿悟”。他的偈语可说是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诠释。
　

　　对六祖的偈语从来都是只有赞美，没有批评。直到四十年代，才有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直率指出六祖偈语有两个毛病，一曰譬喻不适当，一曰意义未完备。何谓譬喻不适当？因印度禅学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而菩提树则为永久坚牢之宝树，不能用来比作变灭无常之肉身。何谓意义未完备？偈文是将身心对举的，心的方面偈语是将它的本体作用（明镜台的光明普照）说了，身的方面，则仅言及譬喻，故可谓只得文意一半（详见陈氏所作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陈寅恪精通梵文，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我是外行，不敢置一辞。但对陈氏的敢于提出创见，则是衷心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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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6
五十七、敦煌学是伤心史
　

　　敦煌宝藏的发现，说来甚为有趣。敦煌县东南有座鸣沙山，山麓有三个界寺，寺旁有石室千余，旧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以四壁皆佛像也。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有个姓王的道士扫除积沙，于复壁破处见一室，内藏书甚丰，都是唐及五代人手写本，珍贵无比（当然这个王道士是不知道的）。其后，陆续有所发现，至今的莫高窟，已发现有四百九十六个石窟，保存着二千四百多个彩塑佛像和无数五光十色的壁画。敦煌也早已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艺术宝库了。
　

　　发现，说来有趣；发现之后，却就不怎么有趣了。王道士不知是宝，叹为废物，随便送人。清政府知道此事，也不加重视，不派专人保管。识宝的反而是外国人，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美国人华尔纳等等，先后跑到敦煌，大批大批的捆藏而去。敦煌文物，流落在外国的恐怕比保存在中国的更多。
　

　　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当推陈垣，第一个创立这个名辞的则是陈寅恪。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出版于一九三〇年，陈寅恪替他写序，他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反不如国外，因有警句曰：“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广！”
　

　　敦煌学涉及的范围甚广，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民族关系等等，都可以从敦煌文物文献中吸取资料。敦煌学亦已成为国标性学科了。尤以日、法、英，美等国研究成就显著。但中国则至今尚未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说来也是大堪慨叹的事。或许有鉴于此吧，北京目前正在推行连串活动，准备在今年内召开敦煌学座谈会，成立敦煌文物文献委员会，展览从未公布过的敦煌文献文物，并举办国际敦煌学会议等等，力争要“夺回敦煌学中心”！但愿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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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6
五十八、饶宗颐与敦煌学

　

　　一九八二年三月，饶宗颐获得香港大学颁发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颁发学位典礼中，校方所作的介绍是：“饶教授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所出版的权威著作极丰，尤其在甲骨及楚辞方面的研究。港大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予饶教授，用以表扬他显赫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出色研究。”
　

　　这个介绍虽然表扬了饶氏显赫的学术成就，但却漏了最重要的一项，饶氏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饶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甲骨、楚辞、敦煌学。国际学术界对他的敦煌学最为重视，他获得法国的汉学奖，主要就是由于他一部敦煌学的著作。饶氏本人的意见也认为他在上述这三方面研究中，是以敦煌学为第一的。港大对他的介绍，只是指甲骨和楚辞，未免有点“疏失”了。
　

　　饶氏获得法国汉学奖那部著作是《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想尔注》是道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尤其在唐代，几乎是道教徒必读的经典（道教讲“冥想”，这个“想”就是冥想，“尔”是语助辞），但说也奇怪，这部在唐代流传甚广的道教经典，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久已失传了。饶氏摄英国所藏敦煌卷子残本，加以考证、注释，确定为张道陵一家之学。饶氏的《校笺》是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现在，早已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组定为必读的教材。饶氏即因此书和他在甲骨的研究（如同年发表的《巴黎所见甲骨录》），而获得法国学士院颁给的“儒莲汉学奖”。并于一九六四年受聘至巴黎研究敦煌卷子。饶氏对敦煌经卷的研究还有两大贡献，一是《敦煌曲》，一是《敦煌白画》。前者可补王重民、任二北的缺漏，后者利用唐五代画迹对于前代画稿作深入研究，更是为画史开一新页。这两部书都是在法国出版的，《敦煌白画》有中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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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7
五十九、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饶宗颐和钱钟书都是以渊博著称的学者，一在香港，一在大陆。有人曾把钱氏的《管锥篇》与饶氏的《选堂集林》相提并论，誉之为南北的学林双璧。但这两位大师级的学人，虽然彼此闻名已久，却是直到去年八月，方始得到见面的机会。

　

　　一九八一年八月，饶宗颐应邀往北京作学术交流，在京期间，曾特地去拜访钱钟书。据饶宗颐说，钱钟书非常健谈，一见面就滔滔不绝的谈论当代治文史各家的得失。月旦同行，本是一种禁忌，对学术界的名人尤其如此。但钱钟书就是钱钟书，他是不讲这套“世故”的。从这方面可以见到钱氏的学者本色，也可见到他和饶氏是如何的惺惺相惜，一见如故了。
　

　　饶钱二氏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钱氏兼搞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他的小说《围城》享誉中外，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评价极高。学术研究方面，钱氏的特长是在中西文学和哲学的比较，饶氏的特长则在中国古文史的研究，方面甚广，尤以甲骨学，敦煌学和“楚文学及楚辞”之研究贡献最大。我觉得若就治学的范围和性质来说，将他和陈寅恪相比，似乎更为适当。但饶氏则谦虚地说：“这怎么敢当，陈老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能和他相比的。”

　　饶氏获得的学术荣衔甚多，重要的有一九六二年的法国汉学奖，一九八〇年又获推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这是学术界一项极大殊荣，因为海外的华人学者入选该会会员的只他一人。今年三月港大颁给他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另外他还受聘为北京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组员，这个小组是直属国务院的，组长是李一氓，组员有五十三人，香港的学者，担任组员的除了饶氏之外，还有中大退休教授牟润孙和郑德坤。大陆著名学者冯友兰和周一良也是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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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8
六十、弄斧必到班门
——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班门弄斧”，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成语，是对不自量力的“拙匠”的讪笑。
　

　　但你可曾听过“弄斧必到班门”这句话？
　

　　这句话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说的。说话的地点是他在伯明翰（Birmingham）寓所客厅，只有主客二人，主人是他，客人是我。这句话是他的为学心得，我觉得他这句话比原来的成语更有意思。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来到英国北部的伯明翰旅行，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和华教授见面的机会。整整一个下午，他谈了他的平生经历，也谈到了他目前的学术活动。
　

　　话题就是从他在伯明翰的学术活动开始的。
　

　　那年五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
　

　　在单独访问华老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在一个宴会中听到一些有关华老出席这次大会的“趣闻”。这个宴会的主人是伯明翰侨胞的知名人士冯律潮，主客是华老，陪客有来自香港理工学院的张思伸教授以及华老的两个学生和秘书，有关华老的趣闻，就是他的秘书告诉我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位数学家，华老出席的消息传开，登时引起全场轰动，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争来问候。有一个印度数学家见了华老，竟然感极而泣，用印度传统的表示最大敬意的行礼方式，向华老致敬。他说他是从华老的著作学数学的，想不到有机会可以见到华老。原来有许多人因为消息隔膜，以为华老已经死了，或者虽然未死却尚在“牛棚”。华老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意外之喜，也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华老是这次解析数论大会中最受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华老的秘书潘承烈这样告诉我。
　

　　但这样受到尊敬的数学家，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谦虚。
　

　　大会闭幕之后，他接受伯明翰大学之请，在该大学讲学。
　

　　“讲学，我不敢当。”华老说：“不能好为人师，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羽生附注：这几句话华老怕我听不清楚，他特地写在一张纸上给我，此处是照录原文）
　

　　当我问及他准备有些什么学术活动的时候，他微笑道：“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
　

　　原来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到西德、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的许多间大学邀请前往讲学。
　

　　“我准备了十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Ａ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Ｂ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Ｂ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我正在心想：“啊，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好像看破我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接着他详细解释：“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对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这一段话也是他写出来给我的）
　

　　武侠小说中有所谓“找高手过招”，练成绝技，是非和高手“印证”不可的。“弄斧必到班门”，如果把“过招”改为“请教”，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了吧？这可要比害怕到“班门弄斧”，积极多了。
　

　　当然我们也不免谈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笑话”。
　

　　故事是有一次他被“招待”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电影，座位是正中间的六排二号，他见左右无人，像是“虚席以待”什么“首长”的样子，心里就知不妙，赶快和后面几排一个相熟的京剧女演员换位。过不多久，果然就有一个“首长”进场了，在他原来位置旁边的六排一号坐下，这个“首长”就是江青。
　

　　“好险！”华老说：“我不知江青是否想笼络我，但我若不避开，麻烦可就大了。”
　

　　对江青他是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的，但可惜“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华老说。
　

　　笑话则是他在七三年间，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最多听众一次，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四人帮”竟然指责他讲统筹、优选是游山玩水。
　

　　不仅如此，在周总理关怀下，他讲的优选法拍成电影，张春桥看了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更“妙”，他竟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哈哈笑了起来。
　

　　好在这些荒唐的故事，荒唐的笑话，如今都是“俱往矣”了！但愿以后也不会再有。华罗庚教授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是引他的一首小诗作答吧。
　

　　他说：“‘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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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8
六十一、九连霸·天才·土壤



　　跃马驱车，投鞭处，几人失色！并世英雄谁抗手，粤东老将杨家帜。

　　在象棋史上，像胡荣华这样早熟而又成就辉煌的棋手是极之少见的。

　　少年十五二十时，干云豪气捋龙须。
　　一战群雄俱俯伏，顿教棋国换旌旗。

　　一九六〇年，他第一次从杨官磷手中夺得了全国象棋冠军的宝座，那一年不过十五岁。杨官磷则是三十五岁，年纪比他大了一倍有多。
　

　　从一九六〇年开始，至一九八〇年，他坐了二十年的冠军宝座。年纪之轻（十五岁即成为国手），与获得冠军次数之多（连续九届），在中国象棋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七七年，他在中澳象棋友谊赛的最后一晚，曾作了个别开生面的个人表演赛，闭目同时下四盘棋，对方都是澳门棋坛高手。结果两胜两和，令人叹为观止。但据笔者所知，他曾经在公开的表演赛中有同时下十二盘闭目棋的纪录。
　

　　据说他最多可以同时下十五盘闭目棋，那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了。
　

　　“有没有天才？”曾经是引起许多人争论的题目。但如果把“天才”解释为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那么似乎是应该承认有的。
　

　　在象棋史上，象胡荣华这样的天才固然是罕见，但足以称为天才的棋手还是可以数出好些来的。如清代著《梅花谱》的王再越，著《反梅花谱》的巴吉人，及以《石杨遗局》传之后世的杨健庭与名字已失传的石某等等都是。近代有华南“棋仙”之称的钟珍也可以算得是个象棋天才。不过成就大小不同，未必比得上胡荣华就是了。
　

　　原因是胡荣华生在今日，比他们“幸运”得多。
　

　　他是在新中国培育之下成长的天才，所走的道路，和老一辈的棋手不同。
　

　　老一辈的棋手，比如说杨官磷吧，五十年代初期，就曾经在香港的修顿球场摆过“棋档”，当时在“棋档”下棋，一般是一盘棋“彩金”一元，甚至有少至五毫的，他就靠这点微薄的彩金维持生活。假如他不是回到内地，得以衣食无忧，专心棋艺，恐怕也未必有后来的成就。他是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老艺人。
　

　　胡荣华的道路就简单得多了，他在象棋方面的特殊才能一被发现，十一岁那年即被吸收进上海象棋代表队，有名手何顺安，徐大庆等人给他辅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天才”常有，但适合于“天才”发展的环境则不易求。有了天才，还得有培养天才的土壤。我们还可以举清代的象棋大师王再越为例。
　

　　中国象棋的棋谱有两部经典之作，一是《橘中秘》，一是《梅花谱》。《橘中秘》是明代象棋艺术的总结，由朱晋桢编成书，那些局法是经过许多人心血集成的，每一局法最初的创造者是谁，已是难以查考了。《梅花谱》则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象棋大师王再越著的。《梅花谱》的影响比《橘中秘》更为深远，直到今天，它的《屏风马破当头炮》的几个局法，还是有它的实用价值，可说是中国象棋宝贵的遗产。
　

　　这位给中国象棋提供了宝贵遗产的天才棋手王再越，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呢？《梅花谱》序言中说：“安蹇先生姓王，名再越，字正己，康熙年间人。性刚直，家贫力学，不求闻达，而世无知之者。一身坎坷，抑郁无聊，为象戏以消岁月，得意疾书，爰成方则，名之曰：梅花谱。”序言是谁写的，没有注明，很可能就是王再越的夫子自道。
　

　　从序言中可以看到，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穷愁潦倒，以不世出的棋艺天才，竟“一身坎坷”，“世无知者”！何等可悲的“命运”！事实也是如此，他的《梅花谱》写成后，无钱刻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是靠抄本流传。这情形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情况一模一样。中国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红楼梦》，最初也只是在好友中手抄传阅的。印之成书，那已是在他死后多年的事了。
　

　　中国象棋由于它在各个阶层普遍流行，精通虽难，学会却易，所以出身贫苦人家而有象棋天才的人，还可以有发展他们这方面天才的可能。虽然在旧社会中还是有种种限制，但比起其他学术艺术领域，天才所受的限制已是少得多了。
　

　　在旧社会，统治阶级垄断学术，一般贫苦百姓，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要想在学术方面取得成就，那真是难于登天。多少天才，就因为人为的不平，在旧社会给埋没了。
　

　　中国科学的落后，原因很多，姑且不谈。现在只谈文学方面。
　

　　打开文学史一看，著名的文学家几乎都是出身官宦人家，至少也是家有恒产。文学家本身也十之八九是有一官半职。陶渊明（县令），杜甫（工部）、苏东坡（翰林学士）、辛弃疾（浙东安抚史）……指不胜屈。李白号称笑傲公卿的“诗仙”，也曾做过皇帝的清客，写过谄媚杨贵妃的诗。
　

　　文学史又常见所谓“文学世家”，南北朝宋朝的谢灵运、谢惠莲兄弟，梁武帝萧衍、儿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纲，萧绎一家，魏武帝曹操、儿子文帝曹丕、曹植一家，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一家都是。萧家、曹家是帝王之家，谢家是豪门大族（灵运，东晋谢玄之后）。正因为他们的子弟，有这种特殊环境，本身所具的文学才能，得到可以培植的土壤，才成名成家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哪有这许多“天才”集中在某一个家族的道理？不过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环境，容易培养罢了。别的人家也许有天才比他们更高的，但却没有他们的条件。
　

　　旧社会的老百姓难道没有天才？不，应该说天才更多。诗经三百篇所收的民歌，其中不乏天才闪耀的佳作；“刘三姐”所唱的山歌，也都是从无名歌手手中收集的，那些生气蓬勃的诗句，决非“庙堂诗人”所能写出。可惜的是，这些无名诗人，在旧社会中得不到培养，不能进而成为“文学家”，甚至连名字也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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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9
六十二、序《广州棋坛六十年》

　

　　三凤四王威已振，杨陈并起日中天；
　　羊城名将知多少，细说棋坛六十年。

　　“雕虫技，千古亦才难。”这是王国维论词的名句，移之论棋，似亦未尝不可。棋虽小道，易学难精，此所以宋代诗人刘克庄的《象奕》诗有云：“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也。
　

　　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型），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象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
　

　　往史难稽，近史易考，那就不如先写近代的中国象棋吧。甚至范围还可以缩小一些，分地区，有重点的来写。作为一个象棋爱好者，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令我欣喜的是，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这个工作的成果就是徐骥、褚石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
　

　　广州夙有“象棋城”之称，依我个人看法，从三十年代左右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论棋风之盛，棋人之多，都是广州首屈一指（直到现在，也只有上海能与广州抗衡。但我还是比较看高广州一线）。写中国近代的象棋史，用广州来作重点，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写《三剑楼随笔》专栏时，写过一篇《纵谈南北棋坛》的文字，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近代棋坛的兴替，似乎是由北而南。清末民初，北京执全国棋坛牛耳，当时耿四、叶仪并称国手，至盂文宣一出，更是声光灿然。其后扬州好手纷出，先有王浩然，张锦荣、周焕文（周德裕之父，一九二一年即以擅用当头炮雄视华东棋坛）；后有周德裕、窦国柱、朱剑秋，可称先后三雄。又稍后广州崛起，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声威显赫，各有专长，黄的炮夹马、冯的单提马，卢的五七炮、李的屏风马都是一时绝技。再加上“棋仙”钟珍（陈松顺之师）和曾展鸿（曾益谦之父）等人，棋风之盛，已有凌驾扬州之势了。（按：黄松轩、钟珍、曾展鸿又合称“粤东三凤”，本文开场诗的“三风”、“四王”即指他们。）到了五十年代，杨（官瞵）、陈（松顺）并起．广州在棋坛上的声威之盛，更是有如日在中天。五十年代以后，蔡福如、吕钦（今年全国赛曾打败胡荣华）等新秀辈出，象棋城的声誉，迄今未见稍衰！
　

　　但我说的只是一个梗概，欲知其详，那就非得阅读徐骥、褚石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不可了。
　

　　本书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详”字。说到史料的丰富，在我看过的象棋书籍中，这部书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但介绍了广州第一流棋手，如“四大天王”　“粤东三凤”等人的出身经历、成名佳话以及他们有名的对局等等，而且还介绍了“足以上榜”的次一等高手，让读者对广州棋坛全貌有更深认识。如“五虎将”赵坤，刘寿彭，陈镜堂、赵培、黄志。“苏家四将”：苏兆南、苏天雄，苏秀泉、苏钧林。“十八罗汉”：黄汉，龙庆云、保玉书、何鲁荫——等人，书中均有介绍。
　

　　不但如此，本书还旁及海外其他棋坛，如越南、新加坡、澳门等地棋坛的情况，重点叙述了国内棋手（以广州棋手为主）和海外棋手作棋艺交流的许多有趣故事。例如钟珍获得“安南棋仙”称号的由来，谢侠逊下南洋与新加坡粤籍棋手陈粤樵棋战“笔战”的趣事等等。这些资料，据我所知，他们是参考了旅居越南的华人棋手李文雄所撰的《越南棋坛沿革史》和新加坡棋会出版的《新加坡棋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的。由此也可见到他们搜集史料之勤。
　

　　中国的象棋刊物，谈及海外的棋坛的不多，这也应该算得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吧。
　

　　第三个特色是文字生动，趣味性故事性都很强，对每一个大战役的来龙去脉，鏖兵经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例如他写“东南大战”，从一九三〇年周德裕、林奕仙南下香港开始，到李善卿广州请将，终于促成华东、华南的四大高手之战止（华南的两名代表为冯敬如、李庆全。黄松轩因病未能参加）。写得如火如荼，各人的神态，也跃然纸上，令读者好像看“演义”一般。试看他怎样写冯敬如登台的神态吧。
　

　　“开赛的晚上，四位选手都身穿长衫登台。广州选手李庆全、冯敬如的风度颇使人刮目相看，特别是这位泽叔，和从前蹲在广州城隍庙摆开棋档候教的局促神态迥然不同。尺蠖之屈也有挺然而伸的时候，江湖棋人泽叔在这个大赛中还成为众所瞩目的大将！”
　

　　冯敬如原名冯泽，一贯被人呼为“烟屎泽”。香港知道他的人很多，读之当忍俊不禁吧。
　

　　有来龙还有去脉，“东南大战”由于黄松轩因病未能参加，其后又引出黄周大战之事，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生动有趣的。
　

　　听作者说，他们准备一直写到一九八〇年的广州棋坛的，但为了便利于出版的关系，现在这部《广州棋坛六十年》大概只写了三分之一左右（从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五年，两名华东象棋名手罗天阳，方绍钦南征广东止）。我以一个象棋爱好者的身分，希望他们能够完成“巨著”，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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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19
六十三、莫到琼楼最上层
——从袁寒云谈到吴健雄



　　袁克文（寒云）是吴健雄的家翁。现在来说，吴健雄是举世知名的女科学家，知道她的人当然比知道袁寒云的多。但在六七十年之前，袁寒云却是“提起此马来头大”的“二皇子”，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他的哥哥“洪宪太子”袁克定的。
　

　　袁寒云不但是贵公子，而且是民初出名的诗人。有人将他比作曹植，可以想见他的才华。他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诗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据说是讽谏他的父亲（袁世凯）不要做皇帝的。此诗后人传抄颇多记忆错误之处，现在此重抄一遍，以供同好欣赏：

　　乍着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寒云脾气很怪，按说北洋军阀时代，不知多少权贵是他父亲旧属，但他在父亲死后，却是生活潦倒，卖字卖文为生，并不依靠权贵。他喜欢唱戏，常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场，据说有一次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要阻止他登台，叫副官请他去总统府。他说：“我唱我的，他管得着吗？我不去！”结果唱了一出颇有讽刺意味的昆曲《状元钻狗洞》。

　　据说他死后无以为殓，靠朋友替他料理后事。陈诵洛挽以联云：

　　家国一凄然，谁使魏公子醇酒妇人以死？
　　文章余事耳，亦有李谪仙宝刀骏马之风！

　　时人推许为民初名联之一。我以为将他比作李白不太恰当，就他的气质来说，似乎更近于曹子建和纳兰容若。

　　袁寒云是个颇有浪漫气质的旧文人，他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却是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他劝父亲“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他的佳儿佳媳来说，他们正在攀登科学的高峰，“莫”字似应改为“应”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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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0
六十四、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
　

　　在全国一片提倡勤学好学的风气中，想起了邓拓的一篇文章，叫《颜苦孔之卓》。
　

　　这句话出于《杨子法言》的《学行篇》：
　

　　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已。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曰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
　

　　这段文字，在不同的版本上略有出入。邓拓用的是晋代学者李轨的本子，在宋代学者吴秘的本子上则是“颜苦孔之卓也”，没有“之至”两字。不过，这两个字只是加强语气的，有没有差别不大。因此，邓拓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把“之至”二字减省的。
　

　　这段文字是文言文，没有读惯文言的入可能觉得不大好懂，简单介绍一下。
　

　　“纡朱”是“纡青拖紫，朱丹其毂”的“简缩”，指佩印绶，乘华贵的车，即当官也。（语出杨雄《解嘲》）“纡朱怀金”是既富且贵的意思。又有势，又有钱也。
　

　　“颜氏子”指颜回，“孔”即孔子。“屡空”则是贫乏意思。
　

　　这段文字是反复说明颜回的好学精神的。颜回以学习孔子为最大的快乐，但令他苦恼的是：孔子太卓越（包括学问和人格两方面）了，简直学不来。
　

　　译成简单的白话是：有人问杨子：若能令我既富且贵，其乐真是无限了。杨子答：这种“纡朱怀金”的快乐只是外在的豪华物质享受的快乐，比不上颜回那种好学不倦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真正快乐的。那人再问：颜回那样贫困，内在快乐为何？答道：如果颜回学不到孔子那样，虽得天下也不足为乐的。反过来说，他在学习孔子的过程中，自然就有真正的快乐了。那么颜回有没有苦恼呢？有。他的苦恼就在于学不到孔子那样卓越。“或人”听了终于省悟了，于是说道：颜回这种苦恼，其实也是快乐的。（“与”与“欤”通，感叹词。）
　

　　孔子曾经这样称赞颜回：“一篑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出身贫穷人家，但他天资聪颖，贫而好学，是孔子最好的门生。故孔子赞他“贤哉，回也！”
　

　　“孔之卓”的卓是包括“学”与“行”两方面的。不过，邓拓写的这篇文章，对孔子的“行”保留批评，主要是强调“学”的方面。他在文章里一再说明：
　

　　“很明显，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外乎要强调好学不倦，这是做学问的根本态度。”
　

　　“对于他（杨雄）所推崇的颜回学习孔子的经验，如果能有批判地拿来运用，变成正确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那就很有用处了。”
　

　　提倡“好学不倦”有什么错呢？但后来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邓拓这篇文章就犯了“大罪”，给它加上的“按”语是：“此文吹捧地主阶级的老祖宗，坚持用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改造社会，妄图恢复剥削阶级统治。”提倡“好学不倦”居然得出“妄图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的结论，莫非只会空喊口号，不学无术，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这样的逻辑，也真是令人莫测“高深”，莫名其妙了！
　

　　其实孔子的说话，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的，“孔”当然可“批”，但批不等于全盘否定。比如说孔子说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将“女子”与“小人”并列，是应该大批特批。但他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即使放在现在，恐怕也应该承认是对的吧？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里有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也是引用孔子的话，难道也是不对？毛主席引用孔子这句话，可并没有否定这句话的意思在内的。
　

　　邓拓在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时，曾赋诗道：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写此诗时是在“文革”方萌之际，他还想不到所谓“高潮”也者，实是林彪、江青一流野心家蓄意鼓动，并要利用这“高潮”来达到他们的政治阴谋。虽然，他亦自知是被“文章”所“累”了。不过，他虽有牢骚，并不气馁。因为他也知道“功与过”是彰彰在人耳目，“屈指当知”，不能颠倒的！果然，这个预见现在也证实了。
　

　　呜呼，“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但愿颜回之“苦”常有，而邓拓之苦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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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0
六十五、从查理·卓别林谈到孤独感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在看卓别林的《舞台春秋》时，流了四次眼泪，我相信这绝不是他夸大的说法。我自己是很久很久以来没有流过泪的了，但当我看到查理所演的卡华路在小酒吧里那一份佯狂，那一份狂歌带哭的神态；和在临终前拼命的拉着生命的提琴，想在“生”的颂赞中净化了他“死”的苦痛时，我也不自觉的感到难过，想“逃”出来，“逃避”查理对我情感的“压迫”。
　

　　事后我静静地思索，那位朋友的流泪和我的想“逃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舞台春秋》所渲染的那种感情，还能够深深激动我们这些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
　

　　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同一毛病，老是感觉自己孤独，感觉到没有人了解的悲哀，我那位朋友是写诗的，我记得，他似乎就写过“把斗室当做自己的牢狱，在牢狱里自己寂寞的数着自己的脚步！”的诗句。
　

　　旧知识分子“在心灵深处，总有一个个人的小王国”，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早期的何其芳就写过“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再推远一点，“诗人节”所纪念的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里也慨叹着：“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翻成白话诗就是：“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由他去吧，只要我内心是真正的芬芳。”这种感情，与《舞台春秋》所传染的感情是合拍的。
　

　　查理创造了一个“孤芳自赏”的卡华路，又给他创造一个“红颜知己”的女艺人，我想，这正是他扩大了这种孤独感，同时创造了一个“知己”来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说来也有趣，历史上（不单是“历史上”，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文人都喜欢“创造”一个了解自己的异性知己。例如清朝的诗人黄仲则，就把一个本来是庸俗的盐商女儿，描写成为自己的知己，说她“湖海有心随颖土，风情近日迫方回。”这真是天晓得。许多文艺小说里，男主角（常常是作者的自拟）也总会有一个“慧质兰心”的女朋友，大概也是这种心理表现吧。
　

　　查理还是一个从“我”出发的人道主义者，他还没有跨过这一步。从“我”出发的，常常看不起群众，查理在《舞台春秋》里假卡华路的口说：一切个人都很好，但当他们成为一群时，就像无头的野兽一样。又说“只有当我饮醉了酒时，才可接近他们。”我想正是这样对群众的看法，阻止查理更跨前一步，阻止了他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家。
　

　　然而查理还是伟大的，《舞台春秋》还是好的，虽然它也有这么多不健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舞台春秋》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摄制的，片子里所要求的“人的尊严”，“对生命的赞美”等等，这些东西，正是现代美国所缺少的。因此他纵然是个个人主义者吧，也还是一个进步的个人主义者。他借卡华路的口说：“这个世界的麻烦就在于我们轻视我们自己。只要不害怕生活，人生是可以很奇妙的。”我以为他说得很好。
　

　　从“我”出发的东西，要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的，才可以很正确地估计它的价值。例如雨果的《欧那尼》，那也是纯粹歌颂“个人”的东西，但它是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向上的，所以也就是好的。然而假如今天的文艺青年，还从“我”出发，还有浓重的孤独感的话，那我就要摇头的了。虽然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些阴影，但我是想努力向“我们”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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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1
六十六、看戏的和演戏的

　

　　卓别林的《舞台春秋》上演，在我的朋友中激起了一阵小波动，有趣的一点是：他们都依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这个“戏”。这里有不少精彩的谈话，一位朋友说这是查理的“抒情诗”，是对人生美丽的颂赞；我同意他的话。另一位有更深刻的分析，他说：“虽然作品中的主角不一定是作者的本身，例如查理演过《大独裁者》，而查理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却绝无相同之处。但是在这个片子中，却像是查理的自白，查理对人生的看法与内心的精神多少是借卡华路而表现出来了。”他用了一个文艺理论上的名词，说这是查理内心的“观照”。
　

　　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观照”，顺便要牵涉到文艺上所谓“看戏的和演戏的”理论。
　

　　“观照”本是西方哲学家与宗教家的用语Concemplation，后来移用到文艺理论上。它的起源是这样的：希腊神话里有一位日神叫做阿波罗，据说“他高踞奥林匹司山顶，一切事物借他的光辉而得形相。他凭高静观，世界投影于他的眼帘，如同投影于一面明镜。”用在文艺理论上说，就是劝作者像日神一样，明澈地“观照”这个世界。
　

　　到叔本华就把这种“观照”的态度，更为阐发了，他说人生本来是痛苦的，怎样“解除”这种痛苦呢？只有“由受苦的地位移到艺术观点的地位。”这意思就是说：把人生种种的遭遇，当成是一场戏，自己则当成看戏的人。甚至例如你失恋了，你也可以从痛苦的失恋者的地位，退成为旁观者，来欣赏这一场“恋爱的悲剧”，虽然在这场悲剧中，你自己也是一个主角。根据叔本华这种说法，一些美学家便主张文艺作者应是“看戏的人”，而一切芸芸众生，不论王侯卿相，贩夫走卒，都是“演戏的人”，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演出种种悲欢离合，苦恼恩仇。
　

　　《舞台春秋》中，查理的佯狂，把世界当成一个大舞台，好像“超脱”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态度，是有一点近于这种“内心观照”的艺术观的。（当然这只是《舞台春秋》的一面而不是全面，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说查理基本上仍是热爱世界了。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面的。）
　

　　这一种所谓“观照”的情感，我相信年青的朋友们是不会有的，但旧知识分子却很容易受他的感染，这与中国的老庄思想，有若干是合拍的。庄子所谓的“心斋”，要人“毋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这就与“观照”的态度极接近了。中国的老庄思想演变下来，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更使得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扩大。《佛地经论》（一种佛教经典）说要到“禅定”的境界，才能“起智慧”。禅定的境界，就是像希腊神话中日神那样“明澈观照世界”的境界。中国的旧读书人，受老庄、佛家的思想影响极大，我记得于潮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方生未死之间》，其中的主文就是批判这种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的。
　

　　其实这样的写作态度是要不得的。假如这些作家去写工人的生活，他也可能像单纯的照相一样，把工人的苦痛描写出来，但由于他完全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这作品就无法深入，止于现像的罗列，而接触不到本质。正如查理的许多戏，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
　

　　一个作家要以爱去拥抱人类，拥抱世界，而不是站在看戏的地位来看这世界。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可能纯粹站在看戏的地位的，假如你明天就没有米煮饭了，试问你还能自我“欣赏”没有饭吃这种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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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1
六十七、创造“更高的真实”　

　　一位有“历史癖”的朋友去看了“长城公司制作的电影《孽海花》，回来后和我大谈剧中的历史“考证”，据他说王魁与司马光不可能见面，在司马光做大臣时，王魁最少已死了二十多年；剧中的程戡应该是理学大师程颢之误，程颢和弟弟程颐并称洛阳二程，最初的政治主张是比较接近王安石而反对司马光的，但程颢最高的“官阶”也只是监察御史而并非宰相……等。我听了他一大串的“考据”后笑道：可爱的朋友，我算你的考据都对了，但有一个观念却错了，历史剧本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家和历史剧作家也不同，一个好的历史剧本，不是历史教科书的翻版，它还包括有“创作”的性质在内，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试想，如果要求剧本一切都与历史事实吻合，主角的台词要考据他当时是否这样说过，所演的戏都要“有案可查”的话，这个剧本怎么能编得下去？
　

　　历史家的任务在力求把历史的真实发掘出来，不能自己去“创造”事实，但历史剧作家却可以在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下，去“创造”一些事实。例如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一剧中的查理第一，是一名成年的武士，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事实上亨利四世在位时，查理第一不过是十多岁的小孩　子；同样，凯撒死后，安东尼和布鲁特的斗争酝酿了很久才爆发，而莎翁在《凯撒大将》一剧中，却将这段酝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说实在话，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我却感到比史家所写的更“真实”。
　

　　当然历史剧作家也绝不可能毫无根据的去“创造”的，像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注一】之类，就无论如何辩解也辩不通，因为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
　

　　写有关历史的文艺创作（包括历史剧本、历史小说等），作者可以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形，“创造”一些在那个时代极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我们正不必斤斤计较郭沫若的《南冠草》（又名《金风剪玉衣》，不久前本港校际戏剧比赛曾演出）里，夏完淳是否真正的如剧中那样，把大汉奸洪承畴故意挖苦“恭维”一番之后，便把他骂得淋漓痛快，因为根据夏完淳在历史中的爱国表现，他是可能这样做的。又，谈京戏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周瑜年纪比孔明大，但为什么在戏台上周瑜却反是小生，比孔明还年轻？我想这个不真实应该被允许的，用这样来表现周瑜的少年气盛，恃才而骄，却又经不起折磨；衬托出孔明的“谨慎”、“老成”，那不是更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吗。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劝诗人在运用材料时，与其使用那显然不合理的事实或很偶然的事实，不如使用那显然合理但未必会发生的事实。举一个显浅的例子说：假如有一个暴发户，他很“乐意帮助”穷人，又懂得“欣赏”艺术，那么如果你写一部关于暴发户的小说，你应不应该把这个例子写进去呢？我以为不应该，因为纵许有这么一个暴发户，也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一个典型的。又如鲁迅选择了阿Ｑ这个典型，（很显然阿Ｑ是许多同这类的人的表现。）阿Ｑ这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中，未必会在给别人打了后，就嚷“儿子打老子”，但根据这个人的性格，这样描写却反而是很真实的。亚里士多德那段话的意思，便是要作家不必严格受拘束于一些历史事实。而应该努力去接近“更高的真实”的（Hizher　Reality）。
　

　　《孽海花》里的司马光、韩琦等在历史的事实上，当然不会和《孽海花》完全符合，程戡（或程颢）也不曾有包庇贪官金垒的事实，但司马光是当时代表大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领袖，程颢也是一个颇为伪道学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稀奇？他们没有包庇过贪官金垒，难道就不可能包庇过其他的许多贪官？因此《孽海花》在刻画宋代官僚这一点上，我以为是接近“更高的真实”的。
　

　　【注一】“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是香港某历史小说家所闹的笑话。钱舜举是宋末元初画家，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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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2
六十八、除夕讲童话

　

　　昨晚帮妹妹温习英文，给她讲了一课安徒生的童话，这个童话是说—个卖火柴的女孩子，怎样在除夕之夜，“幸福”地进了“天国”。安徒生的童话写得美极了，但却是极凄凉的美。除夕夜：凄风、冷雨、幽暗的横街的角落……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没人买，她冷得要发僵了，于是她燃起一根根火柴，在火柴光中，她看见插着刀叉的烧鹅向她走来，看见彩色的圣诞树，最后她看见了慈祥的祖母向她招引……明天，欢乐过新年的人发现街头有冻毙了的女孩。
　

　　讲完了，妹妹的眼睛，有晶莹的泪珠。
　

　　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喜欢读童话，我觉得有许多童话，成年人看了也许有更多的领悟。
　

　　丹麦的安徒生有童话王之称，他的许多童话，都含有发人深省的哲理，我记得香港放映过从他的童话脱胎出来的《红菱艳》，他这个童话写一个羡慕虚荣的女孩，怎样被罚穿上了红鞋，作永不休止的跳舞。
　

　　安徒生有一个以中国做背景的童话，叫做《夜莺》，安徒生没有到过中国，他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有一个皇帝得了一只最会唱歌的夜莺，其后日本皇帝又送给他另一只夜莺，日本送的夜莺不是活的，而是用机械来发音，只会唱固定的歌曲的夜莺，这个“机械夜莺”也唱得非常好昕，甚至使中国的皇帝忘记了那活的夜莺。但后来，那只“机械夜莺”发条坏了，一年只能唱一次。爱听夜莺歌声的皇帝，在病到快要进天国时，还是活的夜莺用歌声使他再苏醒过来。用人为的力量操纵的歌声，无论唱得怎么好听，都不及活的啊。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诃到北京时，（记不清是不是一九二〇年了。）曾为中国的孩子们写过一个童话叫做《红的花》，里面说一个哥儿知道只有寻到红的花，才能得到幸福，也才能使穷人得到幸福，他做了无数个噩梦，在梦中冒尽万苦千辛去寻找这朵红花，找到了又给别人说是假的，要将他推上断头台。最后一声鸡叫，天下大白，哥儿看见就在他窗前已经生长了一朵红的花。我读这个童话时，是在舅父的旧杂志《小说月报》中找到的，那时我还年少，但对里面的“哥儿”，直到现在，还未忘怀。
　

　　中国作家，也有一些人是兼写童话的。例如张天翼的童话，就得过许多人的喜爱，我最欢喜读他的《金鸭帝国》，那是在抗战时在桂林的一个文艺杂志连载的，好像一直到湘桂大撤退时还没有刊完。我最记得里面一段笑话，金鸭帝国有一位大资本家，他新建了一座别墅，非常美丽，在大厅内还有一尊稀世的艺术晶，爱神维纳斯的雕像，是他用了很高的价钱买回来的。别墅落成之日，他为了夸耀这尊雕像，招待了许多尊贵的客人去参观，郑重其事的揭开遮着雕像的幔幕，只见那个雕像美丽的胸部刻着一行大字：“本公司产品，亦有如此之优美！”这一个挖苦，真是入木三分。
　

　　聂绀弩也写过—些童话，有一篇叫做《兔先生的发言》，我觉得很好，里面说森林里的大亨（如狮子、老虎），制有一种法律叫做“吃掉法”，每条收尾的两字都是“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的命运就是被吃掉！有一次狮子召开一个大宴会，请兔先生出席，要它发言，它在战战兢兢中歌功颂德一番，结果虽然免于被吃掉，但回家一吓就病死了。据说那是破森林中小动物死法的记录。除夕拉拉杂杂讲了一堆童话，但希望明天不致于在街上看见冻毙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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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2
六十九、元旦谈美

　

　　昨晚和妹妹参加她同学的除夕舞会，妹妹老是欢喜指着她的女同学偷偷问我：你看这位穿着红WAI套的美不美？那位穿着白纱裙子的美不美？是的，新年来了，大家欢喜把自己打扮得美一点，尤其是小姐们。爱美是人类很自然的欲望，妹妹这样关心别人的美，也是很自然的。我写了几个月的《文谈》，也有许多人问过我：“你对文艺的鉴赏，究竟拿什么来做标准呢！”就是说我是怎样判断文艺作品的美丑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牵涉到美学上和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问题，要答这个问题；一来我自己懂得太少，二来也不是一两篇文章所可解释。我只能根据自己不成熟的意见，随便谈谈。
　

　　文艺上对美的见解的确太多了，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理论；前些时有一位读者向我提出“唯美派”的问题，文学上唯美主义最显著的代表者是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王尔（OscarWilde）。他以为美的“最高观念”是个性上“特殊的美”和新奇的浪漫的美，他在他的代表作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香港景星戏院曾上演过将这一小说改编的电影《孽魂镜》）。借一个享乐主义者Henry Warren的口来表达他的思想说：“我能同情于一切的东西，但只有对于苦恼的同情是一种病态，其实愈少注意于人生的黑暗面便愈是好的。”照他这种说法，假如他生在今天的香港，他会看到木屋区的灾民被火烧而毫不动心，对灾民的苦恼认为是“丑恶可怯”而只去追求他所认为“浪漫的美”了。我想对他的意见，许多读者会和我一样的不同意。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从弗洛伊德（Freud）的性心理学引申的，说“艺术、文学是性的升华”。说人们因被压制的欲里禁闭于意识之中面成为“潜意识”，梦与艺术都是这被压抑的性的潜意识的升华作用。有“伟大的升华力”的人，才能使性的潜意识转化为艺术，创造艺术的完美。这派人分析莎土比亚的《哈姆雷特》，便完全是从“性心理”出发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其实两性的结合，也不是“无条件”的，也还是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的。
　

　　我同意“美即是生活”的说法，这派美学可以俄国十九世纪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他说：“任何东西，凡是独自表现的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
　

　　这样的说法，也许一些人还不能接受，因为“美”在一些人的想象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假如说“美是生活”，那么岂不是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哪还有什么美感！
　

　　我想举一些实例，拿一些人认为是“超脱绝俗”的好词，来尝试说明这个道理。宋代词人黄山谷的词：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我们读了觉得很美，尤其是下半阕更美，为什么，因为“黄鹂”和“蔷薇”都是生活中所习见的东西，而“春”呢？还是比较抽象的东西（不能用手去捉摸），现在词人把它们联系起来，虚拟黄鹂用歌声作答，而瞬息间又已被风吹过蔷薇，歌声既无人能解，而又很快的消逝，衬托之下，春天已经过了，春天已经没有踪迹了，这个印像就不由得不更鲜明，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在一年生活之中，最好的季节又过去了，“岁华易暮”，因此也就引起一些人情感的共鸣（这种情感是不是健康的姑且不说，但最少是由生活的联想而引起的）。
　

　　又如有一首旧诗，描写出征军人的妻子忆念她的丈夫：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黄莺与她本无爱憎，但为了它惊醒了她的美梦，在梦中她会见到她的丈夫——而这是由于凄凉的生活迫使她忆念而成梦的，现在被惊破了，于是就要“打起黄莺儿”来了，这不是与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反战诗吗？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有个女作家　克纳斯（MargarerHarkness）写了一部以伦敦贫民住宅区年轻劳动妇女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城市姑娘》（City girl）写得非常逼真。写后寄给恩格斯批评，恩格斯说她只写了工人群众的表面：消极，麻木、穷困，甚至不企图将自己从穷困中挽救出来，这个观察就不是深刻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人已经是有自觉的人群了。批评还指出：如果这本小说是在十九世纪初写的，那就是好小说；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还没有自觉，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这位女作家所以失败，因为她没有深入工人的生活，也就不了解工人的思想感情，因而就只能作表面的浮雕了。从这个故事，也许会使我们想到更多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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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3
七十、闲话校对

　

　　校对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高明的校对，不止于校出错字，还能校出作者错漏、谬误的地方。乾嘉学派，做的就是这种“校对”工夫。不过他们主要是考勘古籍的谬误，对像是古人不是今人而已。在古代，校对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例如《明史》的首席校对陈大受，不但是有学问的“经筵讲官”，且是现任的吏部右侍郎，吏部掌“铨叙”之政，其地位约略相当于今日的内政部副部长。历朝修史的校对，在完成任务之后，也大都得到升级加薪（官俸）。
　

　　《大公报》退休老校对程鹤筹去世时，我曾替报馆撰一挽联云：
　

　　校勘校雠，卅载辛勤悲化鹤；
　　对人对事，一生正直失添筹。
　

　　联中嵌入程君的名字和职位。谈不上好，但却是写实之作。程君为人笃实，淡泊自持，同事都是很敬重他的。
　

　　“校勘”、“校雠”都是校对工作的别称。“校勘”者，同一书籍，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与原文相互校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订正错误也。这样的校对工作，已经是有“审阅”的味道，不限于逐字校对原稿了。校对的水平，往往是要比作者更高才能胜任的。“校雠”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的工作方法，现在也还是常用的。一个人读原稿，一个人改订出来的“小样”，就是校雠方法。这种方法必须聚精会神，手眼耳并用，否则稍一疏神，听错读音，便会出错。校对工作的辛劳可知。
　

　　在谈了校对工作的重要之后，也说一些有关校对的笑话吧。“笑话”的产生不一定是由于校对的水平低，多半是忙中有错的关系。说些笑话，得个“趣”字，请从事校对工作的仁兄仁姐包涵则个。
　

　　解放前内地的报纸，“中共”，“中央”两字常常出错。有一次某报把“中共不得民心，错成“中央不得民心”，又有某报把“中共溃败”错成“中央溃败”，结果报馆险遭封闭，几经讲情，方始炒了编辑和校对的鱿鱼算数。
　

　　有一种错是属于编辑的错误而校对没有看出，弄成笑话的。某报副刊编辑颇有文名，某次，他所编的副刊中有篇文章谈到一首近人写的《鹧鸪天》词，《鹧鸪天》共八句，五十五字，除了第五句是六个字（句子的构造形式是前后３个字分开来读，如：寻好梦，梦难成。）外，其他都是七字一句。这位编者大概比较少接触旧诗词，加以编者按曰：“此处疑少一字”。
　

　　又一位更有文名的作者，在介绍某一位女作家的文中用了“艳帜高张”四字，被人在报上嘲讽。不过该作者的原文我没看过，也可能是他有意嘲讽那位女作家，而嘲讽他的人却没看出来的。
　

　　有一种错是错得“似通非通”的，例如有篇文章，说清代的某种政制是沿用明代的，报上刊出时，把原文的“清仍明旧”错成“清明仍旧”。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敦诚，见于报刊的文字，也有错成“郭敏、郭诚”的，原因可能是校对因为“敦”字不像“姓”，百家姓就没有姓敦的，就自作聪明改了。其实敦敏、敦诚是满洲人，而且还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孙呢。
　

　　内地报刊校对比较少错，但偶尔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例如有一本《香港作家散文选》，其中一篇《元宵杂谈》，就把朱淑真的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错成“去年元宵时，花市灯如画”。又把辛弃疾的“笑语盈盈暗香去”错成“笑话盈盈暗香去”。这可真是闹了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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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4
七十一、徐霞客奇人奇事

　

　　生平最喜欢两件事，一是下棋，一是旅行。资质所限，今生是难望成为一流棋手的了，但要解“棋瘾”，还不很难，和我棋力差不多的对手，随时可以找到。旅行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除了有钱，还要有闲，而我则两皆欠缺也。无已，只有寄情于游记，向往于徐霞客的“肩荷一袱被，手挟一油伞。”而“足踏天下半。”（清代史学家赵翼为《徐霞客游记》的题词。）
　

　　徐霞客是我最羡慕的古人之一，下棋太伤脑筋，旅行既可锻炼体格，又可增广见闻，即使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我都具备，我也是愿为徐霞客，不作王再越的。因此想谈谈徐霞客其人其事，而“其人其事”也即是“奇人奇事”。
　

　　徐霞客是明代的大旅行家（生于万历十四年，卒于崇祯十四年。一五八六至一六四一年），生平足迹，踏遍国内名山大川。根据他的游记，讲得更具体一点，则是东到浙江的普陀山，西到云南的腾冲，南至广西南宁一带，北至河北蓟县的盘山。洞庭、天目、天台、雁荡、九华、匡庐、峨嵋、岷山、桂林、石林、鸡足（山）……等等名山大川，都是他游踪所至之地。古代诗人的观念，“天下”往往只是指“中国”而言，则徐霞客已不止是“足踏天下半”了。
　

　　明代的交通条件，爬山涉水主要靠两条腿，艰难可想而知。于是对徐霞客之“足踏天下半”，就有许多类似神话的描写，如《江阴县志》就是这样写的：“（徐霞客）出游，东南佳山水，如东西洞庭、天日、雁荡，俱穷其胜。其游也，从一仆或一僧，携一杖一袱被，不治装裹粮，能饥，数日，遇食即饱，绝壁丛箐，攀援上下，捷如飞猱。每行数百里，即燃松拾穗，走笔为记。”可以“数日不食”，而又“攀缘上下，捷如飞猱”。简直把他写成武侠小说中具有“绝顶轻功”的一流人物了。
　

　　其实若把他写成具有超人的本领，反而减弱了事实上的艰苦情况了。从他的游记，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他旅行的艰苦和毅力。
　

　　他初游雁荡山，为了探寻龙愀，攀登绝巩仍无所见，而山脊如削，‘寸步难移。瞥见高峰尽处，一石如劈，俯瞰石壁下有一级，便拿仆从的包脚布结成一条带子，缒下去找寻道路。下去之后，才发现那里仅堪容足，悬崖下陡深百丈，只得重回原处。但当缒升到离上面还差三丈多的时候，带子忽被突出的岩石磨断。后来费尽气力把带子再结好，才脱险险。
　

　　又一次他登嵩山太室绝顶，进入一个石峡，不料滑不留足，只好躺下直溜，仰望夹崖逼天，一直溜了十里，才出峡而达山下。
　

　　类此情况，在他游记中还有许多。要不是他对祖国山河有着一股热爱，很难想象他会有如此毅力。
　

　　《徐霞客游记》在当时被视为一本奇书，他的内容也的确不是一般游记可比。例如：他对“岩洞学”便有出色的研究（中国近代地理学者，认为徐霞客是世界研究“喀斯特地形”的始祖，“喀斯特地形”，中国地质学会最近定名为“岩溶”）。
　

　　他探测了很多石灰岩岩洞，把岩洞内的石柱，石笋等石钟乳解释为滴水沉积而成，打破了当时人们认为是“神人造化”的迷信，符合现代科学解释。他对桂林七星岩的探测，认为有十五个洞口，所述情况，也和今天的探测接近。此外，他指出岩壁上吐出一练瀑布的奇景，是由于地下水通至高原的谷坡，重新流出而成。这解释也是正确的。他临终前，还把一块石头摆在石榻上，那时是他游罢云南腾冲回来的半年之后，可能他正是在开始探索西南奇异地貌之谜。
　

　　明代书画家文震孟非常佩服徐霞客，称他为“古今第一奇人”。除了徒步万里，旅行名山胜水之“奇”外，他的行事，也是世所罕见的“奇人”，现在就说他两件“奇事”。　
　

　　他非常笃于友情，明末殉国的名臣黄道周，便是他最要好的一位朋友。他尝徒步三千里，往访黄道周。黄赠他七言古诗一首，有句曰：天下骏马骑不得，风髫雪尾走白日。天下畸人癖爱山，负铛泻汗煮白石。江阴徐君杖履雄，自表五岳之霞客。鸢肩鹤体双瞳青，汗漫相期屡不失。事亲至孝犹远游，欲乞瑯玕解夜织。万里看余墓下栖，担囊脱屏鹭鸟啼。入门吹灯但叹息，五年服阕犹麻鞋。贵人驿骑不肯受，掉头毕愿还扶藜。
　

　　后来黄道周北上，他忽然想起要答黄一诗，又从冲寒追及于云阳道中，沽酒对饮，两人且饮且题诗。诗成而酒未尽。可惜他的答诗已不复传。
　

　　有个和尚名叫静闻，“禅诵垂二十年，刺血写成《法华经》，愿供之鸡足山。”崇祯九年，与徐霞客结伴同行，至湘江遇盗，和尚被打落水，擎经于顶，一页不失。幸而那强盗只谋财、不害命，徐霞客被劫后，与静闻一路化缘，至广西南宁，寄榻于崇善寺。静闻病死。后来徐霞客携他的骨灰与血写的《法华经》，间关五千余里，终于到了鸡足山。经供之“悉檀寺”，骨灰也埋在鸡足山，并为之立塔。完成子朋友的心愿。如此交情，真可说是生死不渝了。
　

　　徐霄客有“哭静闻禅侣”诗六首（见《徐霞客游记》补篇），今录两首，以见他们的生死之交。
　

　　鹤影萍踪总莫凭，浮生谁为证三生。
　　护经白刃身俱赘，守律清流唾不轻。
　　一篑难将余骨补，半途空托寸心盟。
　　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江未肯行。
　　（原诗有注云：江中被劫，上人独留刃下，冒死守经，经免焚溺。）
　　同向西南浪泊间，忍看仙侣坠飞鸢。
　　不毛尚与名山隔，裹草难随故国旋。
　　黄菊泪分千里道，白芋魂断五花烟。
　　别君已许携君骨，夜夜空山泣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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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4
七十二、谈天气　怀大理



　　朋友看了我几篇谈旅游的文字，和我天南地北的谈起各地气候，问我最喜欢哪个地方。
　

　　香港天气不能算坏，但距离理想还远。最理想的是冬暖夏凉，不太寒，不太热，但又有四季之分，而这个地方又是山明水秀的风景绝佳之地。
　

　　那么“杏花春雨江南”的西湖所在地杭州如何？“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风景世界驰名，那是没说的了。江南的春天，不知多少诗人曾加以吟咏，“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我曾在不同的季节三到杭州，杭州的春天也的确是醉人如酒的春天。但我却嫌杭州的夏天，西湖在阳光之下蒸发，“暑气”未免浓了一些。
　

　　“桂林山水甲天下”，尽管杜甫曾有“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的诗句，以我曾在桂林住过三年的经验，我还是并不喜欢桂林的天气。山都是石山，奇丽是奇丽了，但夏天晚上，散发的热气可是相当令人难受，冬天也冷了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它怎么冷也总是地属南国，冷不到哪儿去的。我这是与其他气候理想的地方比较而言的。
　

　　昆明四季如春，气候之好，天下知名。在昆明你真可以领略到“霑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妙处。我们那年在昆明游玩，从没用过雨伞，顶多披上雨褛，有时碰上毛毛雨，转眼就过，“欲湿”的衣裳，转眼也就干了。
　

　　但昆明的天气虽好，我却还是更喜欢大理。
　

　　大理的气候，平均来说，要比昆明稍为冷一点，我们那年是春游大理，清晨午夜感到少许“春寒料峭”的滋味。但正由于它较昆明稍冷，人也似乎觉得更清爽，不必走到郊外，你都可以在空气中嗅到泥土的气息，甚至花草的芳香。
　

　　夏天我虽然没在大理住过，但我曾读过描写大理气候的竹枝词，夏天那一首是这样写的：

　　五月滇南烟景别，清凉国里无烦热。双鹤桥边人卖雪，冰碗啜，调梅点蜜和琼屑。

　　气候之好，可想而知。大理有“苍山雪”，我相信这竹枝词所写的。我问过在大理住过多年的人，他们也证实这是真的。大理是亚热带上的高原，气候与昆明同一类型，冬天不会太冷，那是无须亲身体验的了。
　

　　大理的春天，那才真叫美呢！不要说人，连蝴蝶也特别喜欢大理。大理有个蝴蝶泉，岸边有棵树，似榆树而非榆树，我问当地人，他们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树。每年阴历四月初开花，花状如蝶，花开之后，就有许多蝴蝶飞来了。尤其在四月十六那天，千千万万蝴蝶齐集，在树上结成一串一串，下垂到水面。这是大理一个奇景。可惜我们那年来早了一个多月，蝴蝶是看见的，却没碰上这样结串下垂的奇景。
　

　　大理的“风花雪月”知者谈者均多，不必我来说了。我只想说说我对中国三个著名风景区的观感，西湖似“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华贵少妇，昆明似“荆钗裙布惹人怜”的蓬门碧玉，而大理则是“粗头乱服亦倾城”的天真未凿的山野姑娘。她的美纯出自然，没半点儿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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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5
七十三、雁山红豆之忆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红豆相思，每到春来，我则不禁相思红豆了。
　

　　南国红豆，最出名的当是桂林雁山之麓，西林公园中那一株了。西林公园是一座真山真水的公园，山水都是原来所有，不像别的公园是以假山和人工湖来布置的。园中有一座相思山，山脚就是那株著名的相思树，高约三丈，大可合围，枝叶茂密。据说是每三年才开花结实一次，花如乳白，大似茉莉，远远望去，就如一树堆银。红豆树的花雅淡清幽，不带一丝俗气。但红豆子则恰恰和花的颜色相反，是赭红色光泽如宝玉的。花和实都是赏玩的佳晶，在别种树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西林公园，原名“雁山别墅”，第一位主人是清代曾做过贵州提督的唐子实。此人罢官之后，鱼肉乡里，但却附庸风雅，别墅中许多建筑的命名，是从《红楼梦》所写的大观园中照搬过来的，如稻香村、潇湘馆等等。及至清末，他的后人家道已经衰落，岑春煊正以护驾有功，大红大紫（八国联军之乱，西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岑春煊率兵“勤王”，自此得西太后重用），回乡建筑别墅，强迫唐家后人卖了给他。岑春煊西林县人，其后西林公园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
　

　　抗战时期，西林公园是广西大学校址。那时我在桂林读中学，但因为有好几位朋友在西大读书，所以我常常去玩。有一年暑假，我还曾在雁山租过一间房子，消磨了两个月的假期。山下是一片大草坪，战时那里开了几间茶馆，月明之夜，几位少年俦侣，就在草坪上品茗清谈，吃桂林特产的“无渣马蹄”（即荸荠），看草上流萤，天边明月，意气风发，议论纵横，少年情事，至今未能忘怀。
　

　　西林公园除了红豆之外，桂花之多之美，也是值得赞赏的。每到秋天桂花盛开的时候，整座园林都似浸在桂花的芬馨之中，沁人肺腑。除了桂花之外，园中还有在梅花围拥中的“梅调亭”，和湖边遍栽桃李的“碧云湖”等等名胜名花。尤其是碧云湖，花时落英缤纷，一片片铺满湖边小径，湖中泛舟或湖滨散步，都是绝佳去处。
　

　　雁山离桂林不过六十华里，许多游桂林的人都把它忽略了，这实在是可惜的事。但我前几年的桂林之行，却也因来去匆匆，没有到雁山再赏红豆，这则是更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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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5
七十四、小国寡民之乐

　

　　《论语》里记载有一个孔子叫几个得意门生各言己志的故事。子路说：“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处在几个大国的包围当中，既要防备外敌侵犯，国内又有连年灾荒。这样一个国家，假如让我去治理的话，只要三年光景，便可以让人人有勇气，而且懂得和列强抗争的办法。”（大意）
　

　　孔子微微一笑，问另外一个门生：“冉求，你怎么样？”冉求说：“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光景，可以使人人丰衣足食。至于修明礼乐，那只有等待贤人君子来了。”
　

　　跟着问公西赤，他的志愿是当“傧相”（与本文所要说的无关，不引述了）。
　

　　最后问到曾点，那时曾点正在弹瑟，一听孔子问他：“点，尔何如？”他把手中的瑟放下，站起来道：“我的志愿跟他们三位不同。我只想在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做好了，我就穿着轻暖的春装，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子，在沂水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走着回来。”
　

　　孔子听了，赞叹道：“我与点也！”意即：“我的想法和曾点一样。”
　

　　子路和冉求是想从政的，曾点则是“逍遥派”。我无意评论他们的志愿，只谈我的感想。
　

　　子路和冉求的志愿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治理人口少的国家容易做出成绩，所以他们都有把握在三年光景便可见效，让人人可以丰衣足食。但假如是一个人口以亿计的大国，要想在三年内“大收成效”，恐怕就很难了。
　

　　曾点的志愿虽说和他们不同，但也必须丰衣足食，才能做“逍遥派”。只要政治上轨道，人口少的小国人民，也总要比人口多的大国人民，可以享受更多的幸福。
　

　　去年欧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国寡民之乐”。
　

　　从瑞士往奥国的途中，有一个小国叫列支登士顿（Liechtenstein），全国只有三万人口，警察七名，警犬一条，没有军队。我们曾在他的首都华都兹（Vaduz）食午饭，所谓首都不过几条街道，恐怕还没有香港湾仔区这么大，但每户人家，每间商店，门前都有花圃，踏进他们的首都，就好像置身在花园中一样。碰见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面上带着愉快的笑容。
　

　　这个国家主要的收入，一是做游客的生意，一是发行邮票，每天平均只要做一千几百过境游客的生意，收入已很可观了。
　

　　他们的邮票也是很有名的，据说他们珍藏有一批名画，以名画作图案的邮票是很有价值的。另外他们的牙科医疗器械在欧洲也颇著名，按人口比例来说，这方面的产量是居欧洲第一位的。一个只有三万人口的国家，有这几项收入，当然是不难做到丰衣足食了。
　

　　或者你会说列支登士顿只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例子，那么我再说瑞士的。瑞士面积大约是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万。但这个小国的人民，生活水平之高，却是远在英、法、意等大国之上的。有人说出生在瑞士，就等于“上天”注定你要享福一生。
　

　　瑞士的银行业，钟表制造业和旅游事业的发达冠于欧洲，人民长期生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根本无须为衣食担忧，人民的享受，甚至已经超过丰衣足食的程度了。我们在硫森（Lucerne）住两晚，在日内瓦住一晚，没见过一个衣裳褴褛的人，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彬彬有礼，显得甚有教养。衣食足才能修明礼乐，冉求那个进一步的要求也是有物质基础的，从瑞士可以得到例证。硫森是欧洲的度假胜地，风景比日内瓦更美。
　

　　瑞士的例子或许也还是有点特殊（它是永久中立国），但又如比利时、荷兰等小国，平均来说，人民的生活也都是比大国的人民幸福得多的。小国寡民之乐，的确不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容易做得到的。
　

　　欧游所见，我不能不佩服马寅初的先见之明，远在五十年代，他已经指出，中国必须提倡节育了。当时中国还只有六亿人口，如果听他的话办事，国民经济的复兴将会迅速得多。有个“权威理论家”（康生）却对北大学生公开骂他“马克思姓马，马尔萨斯姓马，你们的校长也姓马，只不知是姓哪一家的马？我看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吧”？结果罢了他的北大校长职，他的提倡节育更被打成“反动理论”，中国的人口，也从六亿多些增加到现在的十亿了。“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斯之谓欤？虽然中国还未弄到“丧邦”的程度，但增加了四亿人口，这给国家增添的困难，亦已是“够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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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6
七十五、在普利茅斯食海鲜


　　长长的海滩，比香港的浅水湾长得多，海滩上，一张张帆布椅排成长龙，躺在椅上晒太阳的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年轻人则在海滩嬉戏，但下水的却寥寥可数。因为在八月的朴次茅斯，天气已是有如香港的初冬了。
　

　　“今天天气哈哈哈”，但在朴次茅斯，这可不能算是一句无聊的套语。她在英国，本来就以气候宜人见称，每到冬天，往往有许多人前来避寒，而在七八九这三个月，尤其是一年中气候最好的季节。那些躺在帆布椅上晒太阳的老太太，对我们这些陌生脸孔的东方游客，也会满面笑容，对我们说声Sunny day（直译是有阳光的日子，在英国有阳光的日子即是好日子了）。这令我想起“阳光与海滩，个个都有份”的“香港歌词”，而对我这个来自香港的人来说，对这种像是初冬的天气，也是觉得不冷不热，恰到好处的。
　

　　不知是否天气和水土的关系，朴次茅斯到处都是玫瑰花，家家户户门前都种有玫瑰花，开得又多又大，红艳照人。但听说若是移植别处，却是开不出那么大朵的玫瑰花的。在朴次茅斯住了三个星期，赏花就是我们日常的节目之一。
　

　　但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她的海鲜，又好吃，又便宜。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南湾（地名South Sea本应译为“南海”，但恐生误会，故意译为“南湾”）港口的鱼市场买海鲜，四只海碗般的大蟹，外加两条“挞沙”鱼，总共不过一个半英磅（约合港币十八元），已是足够九个人大快朵颐了。九个人中，有六个还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当地盛产的龙虾，也便宜得很，一磅重的龙虾，售价约两英磅。一只两磅重的大龙虾，约合港币五十元还不到。
　

　　海鲜便宜，当然因为它是海港的关系。就全世界范围来说，朴次茅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海港，从一四九五年开始建成第一个船坞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了。其后，她更变成英国最著名的军港，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海军总部就是设在朴次茅斯的。她的南湾海旁大道，不知有多少公里，步行大约要两小时。南湾尽头，有一堡垒，有古炮陈列。据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的战舰就是从这里开出去的，陈列的古炮就是当年的大炮。在南湾，有纪念英国历史上若干个对外重大战役阵亡将士的纪念碑，鸦片战争也包括在内。不过，这也是属于“俱往矣”的“历史”了。随着大英帝国的没落，中英之间的新友谊也早已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就我在朴次茅斯住的这段时间来说，我倒是觉得她的“人情味”比英国别的地方更浓的。
　

　　不过还有值得一谈的历史，在朴次茅斯，有一艘全世界船龄最长的军舰——“胜利”号（Hms Victory），它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名舰，是大不列巅帝国黄金时代海上霸权的标志。旅游册子是这样介绍这艘名舰的：The best－known and best－loved ship in Britain is Hms Victory．She is also the longest－serving ship in the world．意译为“‘胜利’号军舰是在英国知名度最高和最得人爱的一条船，也是在全世界服役年龄最长的船”。英国人对它的感情之深，于兹可见。它在一七六五年建成下水，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英法之战中，曾经充当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Nelson）的旗舰。当时拿破仑称雄欧陆，已是威协到英国的生存。一八零五年，纳尔逊驾“胜利”号旗舰从朴次茅斯出发，在西班牙海岸附近的特拉法加（Trafalgar）海面，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这才挽回国运，令得大英帝国能够继续保持海上的霸权。但纳尔逊却也在那次战役中牺牲了。
　

　　“胜利”号现在还是属于英国海军总部编制的舰只，不过，它早已不作战舰使用了，目前它是供给游客观光的“名舰”，是到朴城旅游的主要节目之一。在停泊这艘“名舰”的附近岸上，还建有纳尔逊展览馆。
　

　　说来有趣，这艘名舰不过三千五百吨，有“土炮”一百零四门，当时船上官兵共八百五十人。但不要忘记，当时是一八零五年，距今一百七十五年，在当时这已经是第一流的战舰了。
　

　　更有趣的是展览馆中的陈列品，陈列最多的是纳尔逊情妇汉密尔顿夫人（Lady Hamilton）的情书、画像和遗物，但正牌纳尔逊夫人的照片却一张都找不到。有同游的太太说，英国人是怎样搞的，竟然让姘头压倒了元配！我倒觉得这是英国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对威尔逊一生影响最大的女人，毕竟是汉密尔顿夫人而不是他的“元配”。记得四十年代有一部电影（港译《战魂鹃血》）就是写他们恋爱故事的。汉密尔顿夫人的丈夫是当时英国驻意大利的公使，她和纳尔逊有私情在先，和丈夫离婚在后，她和纳尔逊生有一个女儿，但终其一生，只是“外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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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6
七十六、“买嘢”和“睇嘢”



　　往外地旅游的人，大概可分为两派：买嘢派和睇嘢派。
　

　　当然这样的“二分法”，并不是说“买嘢”的就不“睇嘢”，“睇嘢”的就不“买嘢”，而是以哪一方面为主的意思。有的人是宁愿逛百货商场而放弃游览名胜风景的。
　

　　假如是单独旅游的话，当然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自由支配“买嘢”和“睇嘢”的时间，但假如是参加旅行团的话，这两者就经常会发生“矛盾”了。
　

　　去年我曾参加一个旅行团到欧洲旅行，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
　

　　到巴黎的第二天，我们在游了艾菲尔铁塔、圣母院、凯旋门、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道之后，跟着的节目是参观罗浮宫，时间大概已经是下午三时了。
　

　　罗浮宫是法国的艺术宝库，其中的名画之多，在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有数的。我对罗浮宫是向往已久的了，心里在想：还有三个小时时间（旅程安排下午六时要回到旅馆），虽然恐怕仍是难免有跑马看花之感，也总可以一饱眼福了。那知心念未已，领队（Tourist　Guide，随团照料团友和安排旅程的旅行社人员，虽然兼任导游，但又不是纯粹的导游。到了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特别地方，如罗马的斗兽场、梵蒂岗，伦敦珍藏皇室珠宝的伦敦城堡等地，另外还要请当地的专业导游的，因此我只能姑名为领队）已在宣布：“请你们掌握好时间，给你们半小时，就要回到车上。过时不候！”
　

　　包括我在内的“睇嘢派”当然大加抗议：“什么？参观罗浮宫只有半小时，这怎么够？”
　

　　“先生，我们的安排是照顾大多数人的，游了罗浮宫还有别的节目呢。”时间是早已限定的，领队拒绝“睇嘢派”的抗议，铁价不二。
　

　　我们这一团，女士比先生多，太太们多数是“买嘢派”，但并未经过举手表决，究竟哪一派多，还是未知数。但领队是坚决站在“买嘢派”这一边的，再“嘈”下去，“睇嘢派”只有更加“蚀底”，只好乖乖从命了。
　

　　哪知情况之“糟”更有甚于我们的估计，罗浮宫除了星期天不用买票外，其他日子必须买票才能进去。也不知是否那天的游客特别多，一看乖乖不得了，买票处的长龙直排到外面的走廊。
　

　　好不容易，大概轮了二十分钟，我们这班“睇嘢派”才买到票。事前有“好心人”指点，罗浮宫最出名的一幅画是《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幅名画挂在三楼，他怕我们找不到，再加指点：“你看最多人挤在那一幅画下面的，一定就是蒙娜丽莎的微笑了。”
　

　　于是我们以火箭式速度冲上三楼，挤在人丛中伸长颈看一看《蒙娜丽莎的微笑》，马上就要离开，回到车上，刚好是半小时。《蒙娜丽莎的微笑》究竟如何“神秘”，美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只好买一份复印品，回去再仔细欣赏了。
　

　　下集续演，旅游车开到一间香水店门前，领队宣布：“这间香水店是巴黎最出名的香水店，你们可以在这里两个半小时，从容选择你们喜爱的香水！”
　

　　我们早已知道所谓别的“节目”就是“买嘢”，但想不到的是在领队的心目中，香水店的“价值”竟然等于罗浮宫的五倍！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意大利的佛罗伦斯，佛罗伦斯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胜地，同时又以产皮革著名。我们从威尼斯往罗马那天经过佛罗伦斯，在那里进午餐，别的什么也不参观，只参观了一间皮革厂，用了两小时。三天后我们从罗马往日内瓦，又经过佛罗伦斯，这次在那里住了一晚，有半天游览时间，结果又用了两个小时“参观”皮革厂，而且是和上次“参观”的同一间皮革厂。所谓“参观”当然又只是“买嘢”而已。我和几位“睇嘢派”朋友抽时间去参观该市的天主教堂，教堂有米盖兰基罗（Michelangelo）画的壁画，但要从侧边螺旋形的楼梯到教堂顶层才看得清楚天花板上的壁画，爬楼梯爬到气喘如牛，匆匆一瞥，又得赶上车了。
　

　　或许我是“睇嘢”派吧，我总觉得旅游应该以“睇嘢”为主。折衷的办法是，每天留一些时间给“买嘢派”，如规定参观节目在下午五时以前结束，剩下来的时间，“买嘢派”可以请导游陪他们去买呀，以不侵占“睇嘢”的时间为原则，这样就不至于发生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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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7
七十七、长屋风情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亚洲象棋大赛在东马来西亚的名城古晋举行，我应邀前往参观，除了过足棋瘾之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见识了充满神秘感的“长屋风情”。
　

　　节目是由亚洲棋赛筹委会安排的，棋赛结束的第二天，筹委会招待棋手们旅游成邦江，主要目的就是参观达雅人居住的长屋。结果不仅止于参观而已，我们是被安排作为一间长屋的客人的。主人用本民族传统仪式招待我们，歌舞通宵。我随队前往，也分享了他们的友谊。
　

　　未到长屋之前，我对达雅族的确是有着神秘感的。神秘感从何而来，因为我知道达雅族是砂捞越州一个著名的猎头族！（其实我的“所知”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
　

　　猎头族，可不可怕？奇风异俗还在其次，只“猎头族”这三个字就充满神秘感了！
　

　　但这个“猎头族”却是善良的民族，好客的民族，我见到的达雅人也都是和蔼可亲的人。
　

　　你或许不信，“猎头”和“善良”怎能连在一起？但我亲身的体验确是如此。
　

　　原来达雅人之所以猎头，并非由于他们生来嗜杀，而是因为他们过去迷信的风俗。他们对人头具有魔力的迷信，相信人头会带来好收成，会带给他们力量和兴旺。未婚少女择偶的标准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男子猎得人头的多寡，猎得越多，越受他们崇拜。因此，青年人习惯于把人头猎取回来装饰他们的屋子，不仅是为了装饰，也是为了向姑娘们证明他已经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这个陋习现在早已消灭了。经过当地政府的教育和法律制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猎头的事情就未听说发生过了。
　

　　不过那天的长屋之游，还是充满刺激的。你且听我道来。
　

　　那天早上十时，我们从古晋乘旅游车出发，下午二时到达成邦江。成邦江棋会招待午餐，会长许兴蒲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达雅人的风俗习惯，并郑重说明几个必须注意的禁忌（下面再谈）之后，我们继续旅程，晚上七时三十分左右到达长屋。
　

　　天色已经入黑，有点小雨。忽听得锣鼓喧天，杂着几下乒乒乓乓的枪声，把我们吓了一跳。原来是达雅族的主人迎接我们来了。这几下枪声，是欢迎贵宾的仪式。
　

　　他们打着大光灯，来给我们照路，先是一个欢迎仪式，男女排列两旁，穿的都是节日服装。男的戴着银制的装饰品和链子，女的穿着织有图案的衣服，戴着叫做“拉歪”的铜圈，或用藤线串起来的银环，有的还戴了珠颈链。气氛十分热闹。
　

　　踏入长屋之前，各棋队的领队和古晋、成邦江棋会的负责人和他们的族长先来一个互相祝福的仪式，席地而坐，喃喃有辞，颇为有趣。可惜我一句都听不懂。
　

　　仪式过后，我们方始受到邀请，一个个依次进入长屋。
　

　　简单说一些什么是长屋吧。长屋是一座搭在柱子上的木头建筑物，由斫着梯级的木头梯走上去。这种木头梯是可以拉起的，只能容一人上落。一间长屋，有几个进口。长屋听来好像只是一间屋，其实是一排住屋。一“间”长屋，往往有几十户人家（我们参观的那间长屋有三十多户）。
　

　　长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共的长廊，叫做“鲁爱”，等于是客厅连接起来的大客厅（面积几乎占了长屋的一半）。那晚的舞会就在“鲁爱”举行。第二部分是排列两旁的各家房间，叫做“比勒”。第三部分是晒台，叫做“单珠”。长屋里还有一间小商店，有日用品和一些小饰物出卖，饰物主要是卖给游客的。
　

　　进入长屋，立即就有人向你敬酒，而且一路走过，一路有人敬酒。这种特制米酒叫“都亚”，味甜而烈，呈乳浊状。
　

　　在成邦江时，我们已经听到几种关于达雅人的禁忌，不喝主人的敬酒，就是禁忌之一。但不会喝酒的人怎么办？这倒是可以通融的，只须略一沾唇，就算是表达了敬意了。
　

　　另一种是“敬烟”，他们的烟筒是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竹管，叫“瑟鲁卜”，据说烟叶辛辣之极（我未试过），但“敬烟”比“敬酒”更“通融”，大概他们也知外人吸不惯，绝不勉强。但礼貌上他们有时会向你“敬烟”，你只须作个特定的手势，就算是还了礼。但那烟管你切不可弄坏，因为据说这种烟管是可以作为祭神用品的。
　

　　达雅人的食物多用竹筒来装，一擘即开。还有各种不知名的糕点，我尝了一小半竹筒饭，滋味也还不错。那晚长廊上摆了几十堆食物，每一堆食物的两旁，主客相对而坐，主人殷勤劝客，我不懂他们的语言，只能用手势交谈了。
　

　　最大的禁忌是女性请你跳舞，不管老幼妍媸，她来请你，你就非跳不可，否则便是大不敬！据说以往有人拒绝跳舞，项上人头，就给猎了去。现在当然没有这种事情了。不过为了表示对主人的敬重，当然还是以奉陪为宜。那晚我也只是稍为跳跳，就和新加坡的棋友一面下棋，一面观舞了。主人也是很会体谅客人的，上了年纪或体型肥胖的客人，他们只在开始时邀请你，以后就随你高兴了。集体跳舞之前，先有一个仪式，由他们的族人来跳战舞“开路”。战舞倒是甚有奇趣，服饰是一块胸背皮甲，上面点缀着贝壳或犀鸟羽毛，中间开洞从头上套下去。舞者手持轻形木盾，两侧尖形，另一只手拿一把有护符的弯刀或标枪，一面跳一面大声吆喝。
　

　　好，现在说到最刺激的事了。初进长屋之时我没留意，后来有位棋友拉我到屋子当中，叫我向梁上一看，哗，原来是七八个经过药水制炼的人头，挂在梁上！我没胆子欣赏，赶快走开。原来猎人头的陋俗虽已革除，但过去所猎取的人头，有些还是保留在长屋之中的。
　

　　但猎头的陋俗毕竟是已成过去了，今天的达雅人正在逐渐向文明社会同化。和我跳过舞的两个达雅族少女，她们就是任职于古晋最高级的那间“假日酒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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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28
七十八、还乡小记

　

　　一


　　我是在离家四十二年之后，才第一次回乡的。途经梧州游白云山时曾口占一诗道：

　　四十二年归故里，白云犹是汉时秋。
　　历劫沧桑人事改，江山无恙我旧游。

　　“白云犹是汉时秋”是前人诗句，胡汉民题广州白云山五层楼时亦曾用以入联。我回乡的第二天（八七年二月十六日），《南宁晚报》的两位记者崔注厚和陈设清晨来访（他们是前一天得知消息，乘特快夜车到桂林，深夜再换乘小汽车到蒙山采访的。其“拚搏”精神可和香港记者比美），问及我回乡的心情，我就把这首诗抄录给他们。
　

　　其实我回乡的心情，万缕千丝，不知从何说起，这首诗只能勉强作个概括而已。记得在四十年前，我在广州读大学时，曾写了一首调寄《一萼红》的词寄给饶宗颐教授（他是在抗战期间避难蒙山，与我成为师生的），词道：

　　梦深幽，渡关山千里，寻觅旧时游。树老荒塘，苔深苇曲，曾记心事悠悠。只而今飞鸿渐杳，算华年又过几清秋？珠海潮生，云山翠拥，尽恁凝眸。
　　回首殊乡作侣，几同消残漏，共读西楼。班固书成，相如赋就，闲招吟鹭盟鸥。问长卿归来何日，向龙山醉与白云浮。正是菊芳兰秀，天涯何苦淹留？

　　时隔四十二年，如今看来，这首词亦可作为我的“自咏”，只不过已不仅是“华年”过了几个“清秋”，而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了。

　　二
　

　　我的故乡广西蒙山县，旧称永安州，虽然是个山区小县，在历史上却颇有名。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金田起义，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攻克永安州城，为太平军起义以来攻克的第一座城，定国号、改正朔、封诸王等等政治措施，都是在蒙山进行的（详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六章“驰驱八桂”的第一节“克永安州”）。
　

　　简又文也是抗战期间避难蒙山的学者之一，当时我刚从桂林高中毕业，以战乱所阻，不能升学，归家自修，与他相遇，拜他为师。他的第一部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就是在我家完成的。
　

　　一来我是蒙山人，二来也由于师承关系，我对太平天国史是颇有兴趣的。太平天国在蒙山的遗址甚多，只可惜此次回乡，只住了三天，不能一一游览。我祖居所在地的文墟乡就是太平天国战史上一个有名的地方，清将乌兰泰率军“反攻”蒙山时就是屯兵于此的。饶宗颐避难蒙山时曾有《文墟早起》一诗道：

　　支颐万念集萧晨，独立危桥数过人。
　　一水将愁供浩荡，群山历劫自嶙峋。
　　平时亲友谁相问，故国归期倘及春。
　　生理懒从詹尹卜，荒村只是走踆踆。

　　如今那座旧的文墟桥已是改建新桥，不过墟口的那棵可为太平天国战史作见证的老榕树还在。
　

　　蒙山当局现正计划将太平天国的遗址开辟为旅游区。去年是太平军起义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太平天国史的研讨会在蒙山召开，除了国内的学者外还有海外的学者参加。学者中有一位就是蒙山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广西历史学会副会长钟文典。他在国内史学界，属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不过所谓“年轻”，是和老一辈的名教授相对而言，他今年亦已六十出头了。他的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论文集，已在北京出版，获得颇高评价。我离开蒙山的前夕，恰巧他也从桂林回来，后来我到桂林，又得他陪伴同游，彼此有共同兴趣，谈今论古，令我获益良多。蒙山虽然在太平天国史占一个重要地位，但过去却从未有过专攻太平天国的学者，现在这个缺憾是弥补了。

　　三
　

　　“阔别”四十二年，蒙山的面貌当然大大不同了。我离家时，除县城外，乡镇都还未有电灯，如今电力已是输送农村，普通农家都有电灯了。公路的修筑也很不错，以前我到外婆家要翻过一座山，走七十多里山路，清晨动身，入黑才到。现在，行车时间不过半小时。当然，若和发达国家的城市相比，那还是差得很远的，例如县城的电灯，也只能开到晚上十一时，自来水的供应也不足。“从纵的方面说，进步很大；从横的方面说，差距也很大。”这是我对蒙山建设的观感，我曾在蒙山县政府的座谈会上坦白说出来。
　

　　蒙山的建设，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是蒙山县立中学，一是蒙山制药厂。
　

　　先说蒙中，我在蒙中读书时，只有初级中学，学生百多人。现在则是兼有高级中学的“完全中学”了，学生更是增加十倍有多，有一千多了。图书馆的规模就甚可观，有图书十多万册。昕负责人介绍说，蒙中的办学成绩在全国也有数的，中央电视台曾有一辑纪录片介绍。
　

　　蒙山制药厂更是从无到有，而且颇具特色。它的产品中有若干种的主要成分是从野生植物“绞股蓝”提炼的成药，对高胆固醇和老年慢性气管炎有显著疗效，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中。还有一种是对肝癌、肺癌、食道癌等等癌症有一定疗效的。据厂长李广荣君说明，目前在临床实验阶段中，已有了颇多疗效良好的病例，但要等待专家的验证之后，方能“正式推出”。

　　四
　

　　这次回乡，恰值蒙山文笔塔重建竣工。文笔塔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一七六二），供奉“奎星”，故又名文奎楼。屹立于城郊鳌山之巅，踞山傍水，为蒙山第一名胜。光绪贡生温恩溥有题诗云：“鳌峰文笔倚云悬，景占蒙州第一传。百尺奎楼金碧露，余辉掩映夕阳天。”
　

　　应邑人之请，我为蒙山文笔塔题一联一诗，均用嵌字体。联云：

　　文光映日，到最高处开扩心胸，看乡邦又翻新页
　　笔势凌云，是真才人自有眼界，望来者更胜前贤

　　“是真才人自有眼界”是用陈兆庆题黄鹤楼一联（此联评介见拙著《古今名联谈趣》）的成句，不过命意却不同。我是因为旧日文笔塔的楹联多是从“奎星”（俗称“魁星”，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亦称“奎宿”。在中国神话中是主管文章盛衰的神）着笔，不离功名利禄思想，故反其意而用之，意即有功名利禄思想者即非“真才人”也。
　

　　诗云：

　　蒙豁虑消天地广，山环水绕见雄奇。
　　文人骚客登临处，笔健诗豪立志时。

　　首句反用杜诗“忧来豁蒙蔽”之意，人之所以有忧虑，从内在因素说，多是由于事理未能通达，因“愚蒙”而起的“障”；从外在因素说，亦可能是受“蒙蔽”所起。不论内在因素或外在因素，“蒙豁”自能“虑消”也。
　

　　文笔塔的命名由主管文事的“奎宿”而来，故“蒙豁”云云，亦含有提倡文教，使得民智大开，而令愚蒙顿豁之意。
　

　　诗联都是即兴之作，不敢云工，聊志还乡的一段文字因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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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30
七十九、中国第一个女编辑吕碧城



　　词人、编辑、老处女
　

　　女编辑现在是司空见惯了，但你可知道中国第一个女编辑是谁？
　

　　她是吕碧城。她在《大公报》做编辑那年（光绪二十九年），不过十九岁。她也是清末著名的女词人，卓然成家。上海古典文学社出版龙榆生教授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所选的最后一位词家就是她。她有《晓珠词》四卷行世。清末“文坛名宿”如樊樊山、易实甫等人对她的诗词甚为推重，认为可以比美易安（李清照）。
　

　　她的一生也可说是充满“传奇性”的，她曾提倡女权运动。办过女学；并且参加过革命运动，和秋瑾是好朋友。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就是她写的。
　

　　还有一个“奇”处，和现在一般奇女子恰恰相反：她是独身终老的“老处女”，从无“艳事”流传。以她这样感情丰富的人（从诗词中可以见到），一生也似乎没谈过恋爱（至少是没有“信史”可考）。有之只是她和《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一段兄妹之情。这段兄妹之情，当时曾受到别人的误解，令她在感情上受到很大的伤害。
　

　　她是女权运动的先驱，是没有“爱情游戏”的奇女。
　

　　少年时代不幸的遭遇
　

　　她出生在“书香门第”（光绪九年，公元一八八三年），父亲吕风歧（字瑞田）曾任山西学政。姐妹四人，她排行第三，姐妹都工诗文，有“旌德一门四才女”之称（旌德是安徽省的一个县份。），不过以她最为出色，姐妹的文名都被她所掩了。
　

　　尽管生于官宦之家，她的少年却是甚为不幸的。
　

　　她本来是有未婚夫的，未婚夫是同乡一个姓汪的人。大概因为一生太过平凡，除了和她闹出“婚变”一事有人提及之外，其他就少人知了。这头婚事是她九岁那年由父母作主定下的。
　

　　十二岁那年，她的父亲不幸逝世。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影响了她的一生。
　

　　她的母亲是继室，丈夫死后，和族人争产，给强盗掳去。强盗据说是她的对头指使的。
　

　　后来他的母亲虽然得官兵救了回来，但当时的社会观念，认为一个贵妇陷身贼巢，有失“清白”之嫌。乃是极不名誉的事；她的夫家就因此而提出退婚。那年她已经十五岁，是个颇为懂事的姑娘了。
　

　　她对退婚一事倒是不在乎的。在自述中曾说：“当时予虽微诧，亦未措意，后且忘之。而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发兵救母亲的人是她家的世交樊樊山。（樊和她父亲是同一年中进士的“同年”，当时任江宁布政使。）樊樊山也是清末的名诗人，后来题她的《碧城集》曾有诗云：
　

　　香茗风流鲍令晖，百年人事称心稀。
　　君看孔雀多文采，赢得东南独自飞。
　

　　对她的独身终老，认为正足以造成她在文学上的成就。虽然是安慰之辞，却也不无道理。
　

　　宁为老处女，不作俗人妻。她的未婚夫竟会因她母亲被掳而提出退婚，满脑子陈腐的观念可想而知。婚变对她是幸还是不幸也正难说。不过这次退婚的打击，虽然她不在乎，心理上受到的影响我想一定是会有的。她的一些怪僻脾气，可能就是因此而来。
　

　　第一个女编辑
　

　　她进《大公报》做编辑一事也很富戏剧性。
　

　　闹出了那件被乡人认为“不名誉”的“退婚”事件之后，她到塘沽跟她舅父严朗轩。严朗轩有个秘书叫方小州，方小州的太太大概是《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的亲戚，住在天津《大公报》馆。经常来往塘沽、天津。两地距离甚近，有一次方太太去天津，她要求和方夫人同去探访女学，（天津有女子学校甚早，在清末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就是宣统元年在北洋女子公学师范科第一期毕业的。）方太太已答应，但她临行时被舅父知道，把她大骂一顿，禁止她去天津。她不顾一切，第二天便即私逃往津。到了天津，写了一封信给方太太，一面大发牢骚，一面畅谈抱负。这封信给英敛之看见，对她的大发牢骚大加赞赏。英敛之和她舅父相识，打算待她舅父怒气稍平之后，为她斡旋。知她没有宿处，便通过方太太请她一同住在《大公报》馆。
　

　　《大公报》创刊于清光绪二十八年阴历五月十二日，吕碧城是第二年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到《大公报》馆的。裾英敛之日记，和她谈得十分投机，吕碧城并即席挥毫，写了一首《满江红》给他。词云：
　

　　晦暗神州，忻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汗发狂言，君休诧！
　　幽与闲，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阉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英剑之虽是旗人，却有维新思想，对她大为赏识，遂聘请她做《大公报》编辑，这在当时仍是空前创举，她不仅是《大公报》第一位女编辑，也是中国第一位报纸的女编辑。
　

　　那年她虚龄二十岁，实际是十九足岁。
　

　　和秋瑾缔交
　

　　湘秋瑾缔交，更为“奇趣”。秋瑾字碧城，字和她的名相同。两人都是新女性，也都擅长诗词。有人将她们的习作混淆，因此秋瑾到天津来拜访她。
　

　　吕碧城记其事甚趣，原文如下：
　

　　“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据云：彼亦号碧城，都人士见予著作，谓出彼手，彼故来津探访。相见之下，竞慨然取消其号，因予名已大著，故让避也。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谨’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面仍梳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隙胧，靓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鞋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床头皮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彼在东所办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后因此几同遇难，竟获幸免者，殆成仁入史，亦有天数焉。”

　

　　文字写得很生动，秋瑾男装求访，吕碧城和她同床睡觉，第二天一醒，睡眼朦胧，以为哪里来的臭男子，大吃一惊。秋瑾的巾帼须眉气概跃然纸上。从这段文字，吕碧城当然还是康梁这派的改良主义。不过她已经比康梁跨进了一步，虽然没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却已用文字支持秋瑾的革命活动。后来秋瑾遇难，她亦几乎因此遭祸。
　

　　秋瑾遇难之时（光绪三十三年阴历六月初四），吕碧城已离开《大公报》，还特别为此和她的二姐梅生去见英敛之，求英敛之为秋瑾写一篇纪念文字；她当时正是“疑犯”身分，不怕惹祸上身，和秋瑾也可说是生死之交了。
　

　　与英敛之一段兄妹之情
　

　　英敛之比她大十六岁，有妻有子，赏识她的才华，聘请她做编辑。从英敛之留下的日记看采，他纯粹是以兄长自居的。吕碧城的著作也只有对英敛之的感激（后来吵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看不出有恋爱的成分。不过别忘了当时是清朝末年。英敛之和她的交情这样好，逢人就夸赞她，不但引起别人的误会，甚至引起自己太太的误会。
　

　　吕碧城当编辑大约半年光景，英敛之便帮助她创办华胄女学，拉拢了唐绍仪、傅增湘等名流做校董。至此吕碧城的舅父严朗轩方始“原谅”他这不羁的甥女，并答应做女校总办。（但未曾上任，就辞职了。）她的两位姐姐惠如和梅生也到女校任教。
　

　　其时外间对她和英敛之的友谊，已经颇有流言，英夫人也难免误会。她和吕碧城曾合拍一照。某天晚上，据英敛之日记记载，她对着这张照片，似乎感慨甚深，迟迟未睡，“因种种感情，颇思痛，慰之良久始好。”（日记原文）显然他们夫妻的感情，已因吕碧城而有裂痕。
　

　　吕碧城两个姐姐来天津后，英夫人对她们比对吕碧城更好，且和吕碧城的大姐惠如结为金兰姐妹。她的二姐梅生把听到的外间流言写信告诉妹妹（或许是不便对她直说的原故吧），吕碧城因此去见英敛之，相对痛哭一场，后来就疏远了。
　

　　吕碧城这人脾气也有点怪，她主观极强，不容易谅解别人。后来和两个姐姐感情弄得极坏，亲姐妹几乎变成仇人。据她自己所说是因为家庭的产业纠纷，她自己不把金钱放在心上，却气不过两个姐姐的霸道。谁是谁非，局外人很难议论。她尤其仇恨二姐，直到晚年，她出版“晓珠词”时，还在一首‘浣溪沙”词后，加上一注：“余孑然一身亲属皆亡，仅存一情死义绝，不通音讯已将卅载之人。其一切所为，余概不预闻；余之诸事，亦永不许彼干涉。词集附以此语，似属不伦，然读者安知余不得已之苦衷乎。”
　

　　这个她视为“情死义绝”的亲属，就是她的二姐梅生。不知是否也因当年的一宗“公案”在内。
　

　　吕碧城性情刚愎，这是当时一般人对她的批评，（当时未有心理医生，谁也不去研究它的成因）她和姐姐闹翻，后来又得罪了某一有力校董的太太，女学也就办不成了。社会人士，大多说她不是。而最后则是和英敛之绝交。导因极为可笑，据英剑之现存日记的最后一日说：“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辞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仍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不来馆。”
　

　　当然原因相信不会这样简单，但我们也无谓强作解人了。
　

　　漫游欧美　死于香港
　

　　一九二〇年，吕碧城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美术，此后一度回国，又复漫游欧美，在欧洲时间最长，尤爱瑞士湖山之胜。这段期间，是她在文艺方面的成熟期，对异国风光，颇多吟咏，成为她的词的一个特色。现在选一首《玲珑玉》给读友欣赏。自注云：“阿尔卑斯雪山，游者多乘雪橇飞越高山，其疾如风，雅戏也。”词云：
　

　　谁斗寒姿，正青素乍试轻盈。飞雪溜囊，朔风回舞流霎。为拟凌波步弱，任长空奔电，恣汝纵横。峥嵘！诧遥峰时自送迎。
　　望极山河幂缟，惊梅魂初返，鹤梦频惊。悄展银沙，只飞琼惯履坚冰。休愁人间途险，有仙掌为调玉髓，迤逦填平。怅归晚，又瞧楼红灿冻檠。
　

　　她晚年笃佛，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死于香港。据云她是在九龙寓所念自撰佛偈而卒的。遗命火化和面为丸投海中与水族结缘。死也死得“别开生面”，称为奇女子，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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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30
八十、《模》·《雨在门外》
——谈新加坡作家尤今和周灿的小说


　　在新加坡年青一辈的作家中，尤今是很受人注目的一位。她可以说是新加坡文坛的一颗新星，一出现就光彩夺目。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有作品发麦，其中一篇小说《飘》，曾获得新加坡“全国五大专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奖。新加坡作家谢克给她的评语是：“尤今是这批文艺新兵中很受注意的一位。……有很好的旧文学根底，驾驭文字的能力不在—些老作家之下，作品不多，却很有深度。”（《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华文文艺》。此文发表于一九七六年《新加坡文艺》创刊号）
　

　　一九七三年，她在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工作。“我跃入了一个更广阔的书海，在那儿浸了整整三年。”“书本为我的精神世界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新境界。”其后，“进入《南洋商报》，是梦的实现。这个梦，不是苍白无光的，而是绚烂多彩的。从广阔的接触面里，我吸收了许多书本所无法给予我的知识，这些活的知识，不但充实了我，启发了我，有好些还被我利用以作为小说的题材。《暮》这篇小说，就是我多次到老人院采访新闻，逐渐搜集资料而写的。”（《模》之自序）。图书馆的工作和记者的职业给她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前者充实了他的书本知识，后者扩大了他的生活面。
　

　　她最新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模》。“收在这本集于里的五篇小说都是以女性为主的。她们来自不同的层面，有着不同的生活，代表了不同典型人物对人生不同的看法。”
　

　　“《焰》写的是将爱情拥在怀里当作生活全部的学府女生，《壳》写的是将物质享受当作快乐泉源的虚荣女性，《烙》写的是对家庭生活感到厌倦的早婚妇女，《暮》写的是心怀寂寞的老妪，《模》写的是受经济压迫而差点走入火坑的少女。”（《模》之自序）
　

　　尤今小说的特点之一是对人物描写的细腻，有些“细节”往往是男性作家容易忽略的，她却能观察入微。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方面她似乎颇受张爱玲和於梨华这两位女作家的影响。
　

　　试看她怎样描写一个少女脸上的黑痣。
　

　　“她的嘴唇很薄，抿着时也像在笑。唇下有一粒小小的黑痣，整张脸的妩媚都储集在这颗痣内，当她偶尔微笑，牵动了这粒痣时，储集在内的妩媚便像江河决堤般泛滥出来，流泻了一脸。”（《壳》）
　

　　通过她细致的描写，一颗黑痣，就把一个爱俏的少女写活了。
　

　　特点之二是常有不落俗套的新鲜比喻。
　

　　“苗苓转过身来，一脸阴森，双拳紧握着，一条条青筋嚣张地站立着，明丽的眸子爬满了慑人的狂怒，直勾勾地望着绪川，恨不得能在这一秒里化作一瓶硫酸，把绪川溶解化除。”（《壳》）
　

　　写一个善妒的妻子对丈夫发怒，“恨不得化作一瓶硫酸”，颇有新意。
　

　　她的小说对布局也很讲究，是能把握“在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这种引人入胜的写作手法的。但往往因为刻意经营，而令人感觉有斧凿的痕迹。在艺术上还未能达到完全投入的上乘境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周灿是一位技巧熟练的作家，尤今今年二十九岁，他的年龄我没问过，看来大概是四十岁左右。他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而且还是古典文学研究者，著作甚丰。诗集有《孩子底梦》《青春》《云南园风景画》《千年之莲》等等。散文集中《铁栏里的春天》《五色喷泉》《玲珑望月》《只因为那阳光》等等。古典文学论文集《宋词赏析》、《元代散曲学研究》。短篇小说还有《最后一个女儿》《魔镜》等等。而最新出版的小说集则是《雨在门外》。
　

　　周灿的小说善于描写人物内心世界，风格朴实，从平淡处具功力。技巧上似乎喜欢用象征手法。
　

　　《雨在门外》写一个中产阶层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失落感”，很有深度。主角裴立明“曾经是属于那种所谓有理想、有抱负，不肯过一般人所过的平凡生活的人。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念书、毕业、工作、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衰老……多没意思。”但结果他还是不免于过这种“多没意思”的平凡生活。
　

　　　他是把“雨在门外”作为一种象征的。
　

　　“打发孩子们去读书游戏之后，裴立明像平日一样，坐在客厅里的灯下看他当天还没有好好看过的报纸。当他有时把视线从报纸上移到玻璃窗上，他可以看见一颗一颗好大的雨点打在那上面，汇成了一些自上面下的细流，然后在窗檐下面那个地方消失了。雨一定是下得很大的，要不然那几片窗不会越来越模糊，像抹上了一层雾。隐约的，还可以听得见钻进屋里来的雷声，窗的外面，门的外面，屋子的外面，世界一定是湿漉漉的，湿而且冷。”
　

　　唯其门外风大雨大，主人公就只好躲在温暖的屋子里了。
　

　　“其实，他连雨也没有看，他只是在想着由雨勾起的一连串事情。……雨始终都是在窗外，门外、屋外。而屋内却是暖和的，温馨的，也是安全的。屋内是天真可爱的孩子和贤慧的太太所构成的所谓美满的家庭。认识裴立明的人都说他是幸福的，他也相信他的确是幸福的。……裴立明也认真地，不时地说服自己，应该感觉满足才对。但是，面对着那样的雨，在那样的客厅中，他禁不住还是有一丝遗憾和失落之感。
　

　　“至于为什么遗憾，失落了什么东西，他一时却说不出来。”
　

　　像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我们常见的。但这种时代的失落感却是很难刻画。周灿《雨在门外》在这方面的描写，我认为是相当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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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31
八十一、打上帝的耳光
——谈台湾女作家三毛


　　众神默默听回声
　

　　说起希腊水仙花的神话，不觉联想到三毛。
　

　　三毛是近年在台湾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在香港也有不少人爱读她的书。她写的那几本三毛流浪记，如《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哭泣的骆驼》《温柔的夜》等书，不但新奇有趣，大开读者的眼界，而且感染读者的心灵。令人感到她的纯、她的真、她的爱心。她虽然写了非洲土人落后的一面，但却是充满爱心去写这些善良质朴的土人的。
　

　　三毛的英文名字就叫ECHO，希腊神话中一个女神的名字。
　

　　笔名和英文名都很特别。她曾对访问她的记者解释：“三毛是一个最简单、最通俗的名字，大毛、二毛，谁家都可能有。我要自己很平凡，同时我也连带表明我的口袋只有三毛钱。”
　

　　至于英文名“回声”的由来，她在一篇文章中也曾谈到：“那年我在画上签名，我写了ECHO这字。你说谁给的名字，那么好。没想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经过数千年的流传，在冥冥中，又应验到一个同名的女孩身上。”（见《雨季不再来》中的《极乐鸟》一文）
　

　　虽然她说自己平凡，但在读者眼中，她是殊不平凡的。台湾作家隐地写得好：“三毛岂仅是一个奇女子？三毛是山，其倔强坚硬，令人肃然起敬。三毛是水，漂流过大江南北，许多国家。……三毛当然更是一本书，只要你在展读，就能浑然忘我，忧愁烦恼一扫而空，仿佛自己告别俗世，走进了一个趣味盎然的卡通世界和漫画王国。所以三毛自然也是一出戏，人生中的一出难得看到的好戏。”可惜她现在的遭遇却是一个悲剧，她的丈夫荷西是一位潜水专家，失事死了。
　

　　独住撒哈拉的“奇女子”　

　　有些本来是含义美好的名词，用得滥了，也就变成庸俗不堪了。才子才女满街走是一个例子，银幕、荧幕上的奇女子频频出现也是一个例子。我本来不想把这种已经变得俗气的头衔加在三毛身上的，但想想又没有什么更适合的形容，那就还是称她为奇女子吧。“奇”的正面意思应是“特立独行”，按《辞海》的解释，即志行高洁，不肯随波逐流之谓也。
　

　　三毛的行事的确是与众不同的。撒哈拉沙漠是世界最大的沙漠，她怎会想到去这个沙漠的呢？在《白手成家》一文里，她说：“不记得哪一年，我无意间翻到一本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期书里，正好介绍撒哈拉沙漠，我只看了一篇，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就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那个一片陌生的大地。”
　

　　结果，她成为中国第一个踏上撒哈拉土地的孩子，在那里结了婚，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以及其他一连串可以开拓读者眼界和心胸的异国奇趣录。
　

　　她的外国丈夫“大胡子荷西”，不识中文，文化背景和她完全不同，但气质却是相同的。她说：“和荷西在一起，没有丰盛的酒宴，他热爱自然，跟他出去，一个大男人，会为一些自然的景象，一下子冲动起来。有一回在撒哈拉，他踏在沙漠上，虔诚地膜拜，嘴里像印第安人般地叫喊，他说，潜到深深的海底，所有烦恼和苦忧都远离。沉默的水底，生命是不用喧哗来表达；珊瑚明艳的色彩，鱼优雅的悠游，水藻随着波浪的律动，这些更能使他接触到自然的奥秘。荷西教会我接近自然，对自然虔敬，也把我揉进了泥土，成为大地的一部分。”（见《众神默默》一文）
　

　　写得真好。但这样志同道合的夫妻，惨遭鸳鸯折翼，上帝也未免太不公平了。
　

　　打上帝的耳光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不知是传说还是事实，三毛一夜白头，则是真的。虽然不是全白。
　

　　“荷西失踪那天，我整夜祷告，我不信神，可是为荷西，神却是我最后的求助。我说上帝，我用所有的忏悔，向你换回荷西，哪怕是手断了，脸丑了，都无所谓，一定要把我的荷西还给我。陪我的西班牙太太告诉我，她看着我的头发一夜间，一点点的都变白了。”
　

　　这段话是她丧夫之后回到台湾，和她的同学说的。“说着，三毛把她的头发垂了下来，当年在山风里飞扬的乌发，露出斑斑的白。”荷西是夏天失事的，她回到台湾和这位同学见面的时候，已是枫树变红的十一月，她的头发还没有恢复原来色素。
　

　　连我们这些和她素不相识的人都觉得上帝对她不公，她自己的愤慨那就更可想而知了。她说：“我要问上帝，我做错了什么，我要打他两耳光，要他给我理由，给我解释。”
　

　　前人诗文中，埋怨上帝的不算稀奇，如高天梅伪造石达开的诗：只觉苍天方聩聩。骂上帝的也有，如关汉卿的骂“老天爷瞎了眼睛”。但说要打上帝的耳光，则未之前见。恐怕也只有三毛才敢说这样惊世骇俗的话。她的同学写的这篇文字曾见于香港的《开卷》月刊。
　

　　同期《开卷》还有一篇张君默写的文章《哭泣的三毛》，张君默是和她“在书信上结交两年以来，至今尚没有见过面”的笔友。虽然只是笔友，但了解甚深；他这篇文章最后说：“她的心魂都在异域，那个有喜乐、有悲伤的海岸正在等候着她归去，而我们，则在等着看她燃起第三度生命的火花。”这也正是“我们”的期望。为何说是“第三度”呢，因为三毛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是她的未婚夫，十二年前，也是不幸早逝，死在她的怀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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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32
八十二、台湾谈论《王昭君》


　　两千年前的王昭君变成了台湾报纸的热门人物。不过这个王昭君是要加上书名引号的，引起注意的是曹禺所写的《王昭君》。
　

　　有“台湾超级民营报纸”之称的《中国时报》接连两天（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六日）刊出了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的论述，第一篇的题目是：《王昭君——曹禺第三部“国策文学”》，第二篇的题目是：《解冻人》，另加副题“曹禺还能作什么？”两篇文章都是占了副刊半版篇幅的洋洋大文。作者刘绍铭是台大出身的留美学人在台湾文艺界知名度颇高，可以作为在台湾的报刊上谈论《王昭君》的代表之作。
　

　　从今年开始，中国大陆的文艺刊物已在陆续介绍台湾作家的作品，现在又在台湾报纸上看到有关《王昭君》及其作者韵谈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像，“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统一问题，目前虽然还有许多障碍，但海峡两边的中国人从文化交流开始，也算得是稍微“解冻”了吧。
　

　　曹禺写《王昭君》，由于曾受“四人帮”的干扰，经过二十年方始写成。他不但博览有关王昭君的史料，并且去了内蒙古两次，访问了当地的马头琴大师巴杰和一些老一辈的族人，搜集了汉蒙两族有关王昭君的传说，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刘绍铭论述曹禹的《王昭君》，不但介绍了曹禺的生平，也介绍了曹禺写《王昭君》的经过，收集材料相当奉富。尽管他们所用的时间和精力不能相提并论，但写作态度的认真，我认为都是值得称赞的。
　

　　“国策文学”据刘绍铭的解释，乃是“遵命文学”的意思。曹禺在解放后写了三部剧本，一是《明朗的天》（一九五四年），一是《胆剑篇》（一九六一年），最后一部就是《王昭君》。这三部剧作，刘绍铭认为都是配合“中国大陆”国策的“遵命文学”。
　

　　不错，曹禺的《王昭君》是的确可以称为“遵命文学”的遵谁之命呢？遵周总理之命。
　

　　曹禺是怎样想到要写王昭君的呢？这个问题，他曾经和一个访问他的记者谈及：“那是一九六〇年以前的事，周总理指示我们不要大汉族主义，不要妄自尊大，这是从蒙汉人联婚问题谈起的。周总理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说到有个王昭君，周总理就指着我说：‘曹禺，你快写！’要我写个王昭君的剧本。”刘绍铭引用了曹禺这段话，尽管他不以“遵命文学”为然，但他对周总理之“命”，则是甚表赞同的。（虽然他在台湾报纸写文章，不敢明白使用“赞同”这个字眼，但读了他的文章，谁都可以看出这个意思。这点以下再谈。）而且他还替曹禺表示庆幸：“曹禺有幸，交给他任务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江青。如果江娘娘要他写一本替吕后翻案的剧本，想他不易应付司马迁的史笔。”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最少刘绍铭并不认为周总理的“命”是“乱命”，所以才说“曹禺有幸”（他对周总理的一份敬意想必读者也能体会）。而他那个假设的问题也很容易答复，如果是江青要曹禺写给吕后翻案的剧本，以曹禺的为人，决不会写。
　

　　过去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王昭君”，都是把她写成哭哭啼啼“出塞”的，周总理一反前人见解，要曹禺从民族友谊、“匈汉一家”的角度写王昭君，不是可怜的形相，而是抱着崇高理想去“和亲”的勇敢女性。周总理这个见解，刘绍铭是极表赞同的。他说：
　

　　“在曹禺这剧本曲现以前，昭君这个汉家女子出嫁匈奴，在国人的‘想象’中是‘和番’而不是‘和亲’。一字之差，就足以说明在曹禺以前我国‘想象文学’作家对这一历史人物‘传说’态度的不同了；那毫无疑问是‘大国沙文主义’想象力之结晶。《变文》如是，《汉宫秋》、《青冢记》和《昭君出塞》亦如是，更不用说流行曲《昭君怨》所记‘回旨望故园，河山总断肠’那种情怀了，传统的王昭君既与史实不符，因此我们不能说曹禺改史。‘事实上，他要昭君自请出塞，想是有根据的”。（下面他引了《琴操》的一段文字，说明曹禺之有“根据”。）
　

　　因此他在讨论了主题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正如我们在上面说过，曹禺虽然把我们心目中的王昭君‘偶像’打破，我们却不能责难他改史。但问题不在他把昭君刻画成革命女性，而是写作此剧的动机和以后的人物构想，不是他自己的，那是周恩来的。”
　

　　或许刘绍铭是因为他的文章称赞曹禺太多，最后不能不“弹”他一下吧？但这一“弹”在读者来看，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既然问题不在作品本身，作品本身是有了正面的评价，那么写作的动机和人物的构想是谁出的主意，那又有什么关系？一个作家肯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不过若把这段话，解释为曹禺之所以能够写成《王昭君》，主要是由于得到周总理的帮助，那是可以成立的。
　

　　谈到写作技巧，刘绍铭对曹禺的《王昭君》吏是“有赞有弹。”了。他说：
　

　　“在戏剧性经营方面，曹禺真是宝刀未老。他善于制造情节，卖弄关子。其得心应手处，一如四十多年前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对一般读者和观众而言，最能防止他们‘打瞌睡’的，莫如制造正派人物和反派人物冲突的气氛。传统的反派人物毛延寿既不在场，曹禺就用温敦（呼韩邪的妹夫）来代替。这个阴谋家陷害单于、嫁祸昭君的种种措施，自自然然成了观众关心的对像。文字方面，曹禺一直是个中翘楚——流利漂亮而时见诗意。”他尤其欣赏曹禺在剧中用的“西方式的独白”。例如下面那段独白：
　

　　王昭君（望着墙外的春天）：

　　母亲，你生我为何来？难道这青森森的宫墙要栽来陪伴？

　　难道这青松垂柳、望不断的栏杆要我去看管？
　　啊，这一天三遍钟，夜半又宫漏，一点一滴，像扯不断的丝那样长！
　　娘娘啊，你错了未算，欠商量，急急慌慌把我送进这三丈八尺的宫墙。


　　不错，这段独白岂仅只是具有“诗意”，本身就是音韵和谐的诗。
　

　　刘绍铭在举了这个例子之后洗“是的，曹禺是中国“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剧作家，也是在国际上最具名气的中国大陆现代戏剧家。令人担心的是，曹禺老了，而如今二三十岁的在大陆的青年，即使想象力比曹禺丰富，也不会有他驾驭文字的能力。”刘绍铭担心中国文艺界的接班人问题，这也的确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唯一令得刘绍铭不满的地方，是曹禺在《王昭君》结尾时候所用的一个象征手法：
　

　　那合欢被，一阵风把它吹起来，就忽忽悠悠地跟着那金色的大雁飞走了！飞上天去了！你们看，天上！天上！那不是大雁？那不是合欢被？（大雁在空中鸣唳，一片光明的彩云在蓝天里悠悠飞过。）
　

　　刘绍铭认为这是曹禺在“向中国老百姓灌输封建式的迷信思想”。不过，这似乎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假如用电影形式表现，合欢被被风吹走，接着天空出现金色大雁，白云悠悠飞过。这样的剪接，不正是甚富戏剧性的浪漫联想吗？文学中许可使用浪漫的笔触、象征的手法，若然扣上“灌输封建式迷信”的帽子，这帽子似乎太大了。
　

　　刘绍铭在另一篇《解冻人》中，根据一篇曹禺的访问记，批评曹禺对西方文学的“无知”，以致在谈话中“笑话百出”。
　

　　举出的例子是他在保罗·安格尔（Paul EnZle 聂华苓丈夫）面前，“冒充内行人，硬指杰克·伦敦的作品替美国人民说了话。”刘绍铭不同意这个说法；他根据《美国文学史》的说法，指出“杰克·伦敦是一位江湖星相家和女巫的私生子，好在其浪漫小说中宣扬当日的激进思想。其所写的作品十六年来使他从籍籍无名，穷愁潦倒的生活中得到了名誉，财产以及浪游、爱情和求学等种种补偿。此外他也因此获得他贪得无厌的身心所需的许多‘身外物’。他也因此变得脾气古怪，情绪陷于绝望和苦恼。他的死可能是自杀的行为。”因此而认为杰克·伦敦的作品，不是“替美国人民说了话”。
　

　　《美国文学史》这段话，主要是对杰克·伦敦的人身攻击，是批评他的品格坏的一面。但根据这段说话，似乎不能得出他的作品不是“替美国人民说话”的结论。或者这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吧。
　

　　作品和作家品格虽有连带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在资本主义那种复杂的社会里，作家有复杂的品格（好的坏的都有），那也并不稀奇。——拜伦的私德曾受上流社会抨击，脾气也很古怪，也很喜欢享受，但谁能否认他作品的价值，否认他可以算得是他那个时代的进步作家？
　

　　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描写伦敦贫民的悲惨生流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铁蹄》揭露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真相；自传性长篇小说《马丁·伊登》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青年作家个人奋斗的悲剧。从他这些作品来看，说他“替美国人民说了话”，似乎也不能算是“笑话”吧？
　

　　另外刘绍铭还提到中国大陆作家对“性”的禁忌，讥讽曹禺回避这个问题等等。中国大陆作家目前是还有许多禁区未能打破的，“性”是其中之一。不过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环境不同，“性”虽然不必成为“禁忌”，但也无需像西方作家那样当作“热门题材”吧？至于曹禺的本意是否如此，那就非我所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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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决定    时间: 2010-5-25 00:32
八十三、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的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很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暗杀之风非常兴盛，在正史上也可窥见一斑。例如《通鉴》一一五记载：“（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防备如此严密，想象中的刺客，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唐代武侠小说中空空儿、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

　　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唐代武侠小说中的“游侠”也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为百姓打抱不平的；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游侠”，为军阀作保镳或职业刺客的。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看门的鹰犬，实在不能称为“游侠”。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而所做的事情，也有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的，如《红线传》中的红线，以节度使婢女的身分，凭个人的能力，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红线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等（空空儿、精精儿则是附在《聂隐娘传》中）。《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

　　《虬髯客传》写隋朝末年，杨素当权，书生李靖以布衣进谒，愿献治世奇策。杨素傲慢无礼，李靖直斥其非，侃侃而谈。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当晚李靖回到旅店，红拂便来私奔。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后来见了李世民，认为李才是“天下真主”，遂把所积的资产送给李靖，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自己则到海外称王。

　　红拂、李靖、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性格鲜明。后世称他们为“风尘三侠”。但这“三侠”的“侠”的表现，却又各各不同。虬髯客豪迈绝伦，红拂是豪爽脱俗，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引文及评论见《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篇）。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而且毫无顾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相当于宰相），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

　　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让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场，显然是歌颂“天子圣明”，维护李唐王朝的。

　　《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小说写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忧惧，无法可想，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薛嵩遣使者送返金盒，田承嗣惊恐非常，赶忙和薛嵩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

　　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复其本形”，重为男子等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采，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从这里也可见到它的艺术功夫了。

　　到了宋代，民间“说书”（讲故事）的风气盛行，民间艺人（宋代称为“说话人”）根据传说编造的故事称为“话本”。说话人所讲的故事，大都是英雄豪侠的故事。最著名的《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故事，就是宋代“说话人”的集体创作，早就在民间流传了的。元末明初施耐庵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整理，成为现在通行的《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最受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它是一本写“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那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等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后世的武侠小说，受《水浒传》的影响最大。所以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还是不能不提及《水浒传》。

　　《水浒传》的英雄已是比唐代武侠小说的“侠客”进了一步，他们并非只凭个人的力量，而是结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反抗统治者的了。在艺术性方面，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远远超过了前人。《水浒传》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等等，各有各的性格，而且都是与他们的出身相吻合的。注意人物出身与性格的关联，这是《水浒传》的一个艺术特点。

　　但《水浒传》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和其他文学遗产一样，它也是有精华，也有糟粕的。它一方面写了农民的起义，一方面又贯串着要接受“招安”的妥协思想（以宋江为代表）；它反抗的统治者只是贪官污吏，却不是皇帝本人。同时它对其他的农民领袖，如方腊、田庆、王虎等诬为盗寇，而宋江等人虽是被迫上梁山，却还是要“替天行道”的。这一个“道”，一方面是替百姓“打抱不平”，一方面又是替“天子”维持正统。所以才有了后来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征四寇”之举。因此尽管它写了农民起义，还不能说是站在农民立场的。

　　不过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出现这样一本小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同时，它虽然以宋江为代表人物，贯串了要维持正统的妥协思想，却也描写了“下层”出身的李逵、朱贵等人蔑视皇帝的思想。如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被宋江压下，就是一例。因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水浒传》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应受重视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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