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联的鼎盛时期 - 槐花公社

清代，为对联的鼎盛时期。凡值大典庆成，皆有进御文字。万寿盛典，亦有绘图一门，而楹联附焉。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编辑，因尚未见其书，不知面目如何。康熙御定的《分类字锦》六十四卷，分借对、数目、干支、卦名、彩色等等门类，如“山骨泉心”、“羊角鹅毛”(指风雪)、“八座三台”、“嫣嫣红，楚楚青”之类，亦非对联直录。康熙中，高士奇所著《续编珠》二卷，分岁时、人伦、文学、花木、鸟兽、鱼虫，附于所刊杜公瞻《编珠》之后，性质同杜氏之书也差不多。汪升刻了一部《评释古今巧对》汇集康熙以前之趣巧对联，可称当时趣巧对联之大成者。乾隆年间，李谦堂所著《联经》，凡四卷，集儒家经语或据经意自撰成联，虽其意在宣传经义而不在艺术，宽对甚多，如“清(清廉)任(负责)和(随和)各成仁于三代，果(果敢)达(通达)艺(多才)同授政于一朝”，上联联意取自《孟子》万章下并参告子下，下联联意取自《论语·雍也》，但比较工稳的也不少。缪莲仙诸人的几本《四书对语》，情形大致相同，只范围限于“四书”而已。蜀人李调元之《精选幼学对类读本》为童蒙之书。该书有习对歌、习对定式、切韵谱诀和巧对门四个内容，编例从二字到二十字，依字数多少顺次排列。如五字花木类之“花王初报信，梅子已成仁”、七字天文类之“水共长天同一色，雷无皓月两交辉”，等等，颇具知识性与可读性。嘉庆间，尚有王有光的《吴下谚联》(今与清李光庭的《乡言解颐》合于一书)，即《北庄素史集》。“北庄素史”为王有光别号。该书博采江浙一带谚语，集成对联，并加以注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所辑谚联，从二字至十二字，对仗工整，“若历阶然”。如“纱帽底下无穷汉，纺车头上出黄金”、“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要知山下虎须问过来人”之类，内容也有可取之处。嘉庆进士梁章钜于道光年间所著《楹联丛话》、《楹联续话》和《楹联三话》(后集印为一书)，影响最为巨大。而今所传价值较高的对联，除现代的而外，不少都出自梁书。梁书收集面广，资料具体而丰富，但在对联理论上基本上没有涉及。清末，出了一批集印对联的书籍，也只是单纯的对联汇集。其中有：光绪五年(1879)出的《楹联集锦》八卷，所收的对联，主要是集字联。五言的如吴平斋集座位帖联，六言的如何子贞(绍基)集禊帖联，七言的如丁心斋集《兰亭集序》联，等等。光绪十八年(1892)出的《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为江苏丹徒人赵曾望、邵筳父撰。该书何以也称《楹联丛话》，赵氏在序中特别作了说明。他说：“福州梁茝林(章钜)中丞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名之曰《楹联丛话》。吾乡李十二丈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名之曰《楹联剩话》，踵中丞之后尘，且避同也。(李)后阅中丞《归田琐记》，又先有《剩话》之名，欲易不及。然心悔之故，续编之成，乃命名《赘话》，以自示异。……余此书本名《对联丛话》，以联也者，或牓(同榜)于门，或牓于壁，楹非专属也，继思不必与中丞立异，特改而同之。”该书同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一样，也是“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其中颇多佳制，亦可与梁书互为昆仲。从上述命名介绍中还可以看出，在此书之前尚有李十二丈的《楹联剩话》(或者《赘话》)，撰辑方式也差不多。又常麟《楹联集韵》二卷，所收对联，皆集诗句而成。如“已抽身向园林下，犹寄形于逆旅中”，集白香山(居易)诗句；“刘伶避世唯沉醉，平子归田不必穷”，集韦庄诗句。又《楹联名迹》三卷，所收全是一些名士的对联墨迹。除“泉为葛天味，松是羲皇声”一副为明人高攀龙所题，“整顿乾坤将相，归休林壑渔樵”一副为明人张瑞图所题而外，其馀皆出自清人之手。曾国藩的《求阙斋联语》、左宗棠的《盾墨馀沈》、俞樾的《楹联录存》、李篁仙的《天影盦(同庵)联语》、吴劭之的《绮霞江馆联语》、姜济寰的《寅清阁联语》、曹秩庸的《邺华吟馆联语》、王壬秋(闿运)的《湘绮楼联语》，等等，所集乃本人所作对联。民国22年(1933)，湖南浏阳人卢希裴将曾、李、吴、王、姜、曹六人联语，集为《六家联语合钞》，推崇备至，说：“吾于六家，固已五体投地，不敢遽言绝后，要为自有联语以来，不愧泱泱大风也。”这当然有些过分。在今天看来，其内容就有许多不可取。但因涉及面较大，艺术性也较高，在清末所出的同类著作中，也算比较著名的。章太炎、吴恭亨等，也有专门的对联集子，而且中多精华，可从中看出时代前进的脚步。在此前后，还出过一些诸如《对联汇海》(光绪二十一年，邱日虹等辑)、《对联大全》(1925年，王文濡等辑)之类的书，专门供人抄用，都比较一般。

清代对联的发展，在四个方面比较明显：一是越写越长。号称“海内第一长联”、“古今第一长联”的昆明大观楼长联，有一百八十字，已属洋洋大观，但就字数来说，光绪以来有不少对联就使它望尘莫及。本书“长联”部分还会专门叙述。二是越写越巧，把许多艺术手法都用上了，有些手法还很特别。本书“对联的艺术技巧”部分，将详细讲这个问题。三是使用越来越普遍。某地风物甚佳，写副对联描状咏叹；某人死了，写副对联表示哀挽；感于世情，写副对联以述心志；欲售货品，写副对联以广招徕；闲来无事，会同一二好友，以一事或一物为题，彼此属对，以为娱兴：诸如此类，为官为民，皆常有之。甚佳者，篆刻于胜地，录载于书籍，流传于民间，用梁章钜的话来说，真如“天章稠迭，不啻云烂星陈”，稍许留意，即随手可得。一些私塾还将对课(做对子)列入童蒙课程。鲁迅先生小时候在三味书屋读书，就每天都有对对子的作业。四是对联独有的整套格律——马蹄韵不仅形成，而且已经完善。本书第三章将述其大要。拙著《对联格律·对联谱》(长沙；岳麓书社，1997)一书另有系统阐述。

进入民国以后，对联除内容更新和出现一些初步的理论探讨文字而外，其他方面进展不多。这个时期出了一些称为“联话”的书。如1916年古直愚人的《颐和园联话》，1921年吴恭亨的《对联话》、丁楚孙的《古今滑稽联话大观》，1922年的《悯斋联话》，1928年杨祚昌《西湖联话》，1933年无名氏的《绮云楼联话》，等等。联话者，不过《江南赵氏楹联丛话》序中所谓“钞纂楹联，附以记述”而已。也就是说，每副对联除了对联本身而外，还加上一些说明性的文字，或介绍对联产生的背景，或介绍对联所含的内容，或介绍对联特有的技巧。这样的“联话”在梁章钜的《楹联丛话》中，比比皆是。《悯斋联话》的内容，有些就是直接取自梁书的。因此，也可以说梁书就是一本联话集子。同样，李十二丈的《楹联剩话》(或者《赘话》)和《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也可作联话集子看待。只是这些书作为“联话”都不大纯粹，因为书中不少对联只有“联”而无“话”。因此，民国年间把联话专门成集，同一般对联区分开来，在认识上也是一个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