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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网明清史研究 2023年05月07日 10:36:02 来自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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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时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诗文、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
杨文钰，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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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士族文人的日常生活与底层文人的日常生活似乎在两个场域，其实这是部分现象，并非全部事实。在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许多清代文人并没有将两个场域作明显划分，亦未对文体作严格的雅俗区别，联语可以成为一个典型例证。这是清代江南日常频见的写作形式，既有才华丰沛的士族文人参与，社会底层文人也能操作，且多名家。联语为社会日常生活史提供了凭证；而社会生活为文学赋能，使这一特殊的韵文形式有了广阔的应用空间。作为一种鲜活生动的文化表达方式，可将联语视为特殊形态的文学文本，亦可视为别具价值的社会传记。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史学的大殿中，联语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江南；联语；文化场景；日常生活；社会事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史典型事件的文献考辑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清代江南文人日常生活与文学创作研究”（项目编号:16AZW009）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格式：罗时进，杨文钰.清代江南联语的文化场景创设与日常生活功能[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39-151.
何种文体、何种题材可以进入文学史？文学创作作为专业概念应涵盖哪些内容？这些问题至今未能形成理性而适恰的理解。既往的经典性文学史往往较为重视代表性作家的文本形式和价值，却忽视了普遍的尤其是底层文学活动过程和经验。然而正是那些群体性、大众化的文学活动形态及其文人参与此类创作的程度、所形成的经验，对理解一个时代的总体文学环境，对评价一个时代的文学史成就，意义殊为重要。清代士族文人的日常生活与底层文人的日常生活似乎在两个场域，其实这是部分现象，并非全部事实。在生活实践和写作实践中，许多清代文人并没有将两个场域作明显划分，亦未对文体作严格的雅俗区别，联语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这是清代江南文人的日常写作形式，既有才华丰沛的士族文人参与，社会底层文人也能操作。其一树多枝，高低参差，每个枝头都承荷着文化知识和社会生活状态，观树察枝，可知体明用。
▲陶琯《吉祥寿宴图》
一、联语的产生发展及其清代江南《联语集》
联语，一般又称对联、楹联、楹帖。联语之称，有书面色彩；楹联之称，是从实用性角度出发，故又有门联等名称。它属不属于文学范畴，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形成过争议。陈子展在《谈到联语文学》中说：“‘联语文学’连为一词，这是我杜撰的。联语原是文字游戏之一种，不成其为文学。假若依照章太炎关于文学之定义那样广泛的说法，只要写在纸上，印在书里，而有意义，不论其有韵无韵，成句读不成句读，都可以称为文学，那末，联语之得称为文学，虽是杜撰也未尝不可以了。”这是从极宽泛的意义上承认了联语的文学属性，但客观来说这一“正名”反而让人觉得联语是被“宽容”到文学世界来的，倒没有刘大白在《白屋联话》中说得透彻：
联语是什么东西？——联语是律体的文字，是备具外形的律声的文字。它备具整齐律、参差律、次第律、抑扬律、反复律、当对律和重叠律；凡是中国诗篇底外形律，它无一不可以备具，所以单就外形而论，它实在可以说完全是诗的。至于它底内容，虽然一部分是教训式的格言和颂扬式的谀词等，但是大部是写景的和抒情的，合诗篇底内容一致；所以它总不出诗篇底范围，可以说是诗篇底一种。
▲刘大白《白屋联话》
这里从“有韵”且“合律”说明其属于“诗篇”的范围，是“诗篇”的一种，如此将其作为文学形式，认为其为我国韵语文学形式之一，就具有正当性了。
联语或楹联肇始于何时？梁章钜《楹联丛话自序》称：“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梁章钜也有所保留地说：“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事实上，如果从联语、楹联“对子”的特征来看，应该与格律诗的形成有关联，其“出生”应在格律诗基本成熟的时候，不至于迟到五代。有论者认为莫高窟藏联可以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楹联，时间可提前至唐开元十一年（723），其说或不中，亦不远矣。而且可以相信，唐人一波又一波的“联句”写作活动，对联语或楹联的发展一定具有影响，“对子”“对联”之谓，或都与联句活动有关。晚唐五代至北宋，秀句图颇为时兴，人们对“巧联”格式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应为联语或楹联的发展注入动力。
▲梁章钜像
无论联语或楹联起源于何时，梁章钜所论之眼光值得肯定。其揭示出“桃符”的节庆应用性以及“新年纳余庆，嘉节贺长春”之联的典范性是正确的。在宋代以题“桃符”代称写“楹联”，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湖州韦居安《梅磵诗话》云：“蜀人刘朔斋震孙，嘉熙间由宰掾守霅，郡圃桃符云：‘坡仙旧有棠阴在；蜀客新从花底来’，殊不泛。余尝居霅之城南，咸淳丁卯岁题桃符云：‘历颁岁首元三日；春满城南尺五天。’下句用杜诗注‘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乡人颇以为切。”故陈子展认为宋代（初）的楹联都还是用桃符的，这时楹联格式应类似于联句。嗣后元明楹联的发展既有近体诗的影响，同时亦有戏曲、小说的影响；前者使其保持着风雅的姿态，后者则灌注其通俗之气。那么，何以联语或楹联的句式在五七言齐言之外又出现了长短句格式？这应该与词曲的发展有关，而长句对仗的出现和体制的扩大，则当为八股文与骈体文写作风气所致。
需要注意的是，唐五代至宋代的楹联主要应用于门侧或楹柱，且往往是在节庆时使用。至于门侧、楹柱之所在，似除了有一定身份的家庭外，公署和园墅也有相应的楹联，王楙的《野客丛书》、周密的《癸辛杂识》、张端义的《贵耳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等皆见记载。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云：“吴越时，龙华寺僧契盈，吾闽人也。一日，侍忠懿王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王曰：‘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因题亭柱云：‘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率由海达青州，故云，时人称为骈切。”如此说不误，那么楹联与园墅在五代时期已具有一定关联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原本文学性要求比较高、游戏性色彩并不浓的韵语表现形式，在明清时期进入了近乎“野蛮生长”的过程，且可雅可俗，应用范围也变得十分广泛。这应与明初朱元璋自喜此道且大力鼓励有关，清人夏燮《明通鉴》记载：“（陶）安事帝十余岁，视诸儒最旧，及官侍从宠愈渥，御制门帖子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时人荣之。”不仅赐予臣工楹联，尚进一步倡导公卿士家亲写楹联于楹柱之上，并向民间普及。清人陈尚古《簪云楼杂说》云：
帝都金陵，于除夕前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帝亲微行出现，以为笑乐。偶见一家独无，询知为醃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帝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径出，校尉等一拥而去。嗣帝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帝大喜，赉银五十两，俾迁业焉。
▲陈尚古《簪云楼杂说》
上有所好，下自成风。自此从京师宫殿到山寺楼阁；从园墅小筑到隐居茅室；从水边摩崖到街市牌楼；从书院学堂到学士书斋；从乡村祠堂到茶馆书肆；从节庆应和到庙会赶集；从贺人婚喜到哀悼逝者，几乎日常生活中随处都可见联语镌刻、书写、张贴。且自具其名，名目繁多。常见的联语形式有柱联、春联、花灯联、元宵联、书斋联、入学联、登科联、仕宦联、胥吏联、寿官联、庆寿联、过聘联、新婚联、生子联、挽联、建造联、迁居联、隐居联、桥梁联、水阁联、山亭联、客馆联、酒馆联、旅馆联、星士联、相士联、画士联、医生联、忠孝祠联、烈女祠联、僧寺联、道观联、酒联、鸡联、鱼联，甚至有祭灶神联、封鸡筐联等杂联。大致可分为公共空间用、居室处所用、节庆日用、不同身份者用、庆贺哀挽用、各种事类用、生产生活用，以及精神与物体符号等杂用。看上去既在抒情叙事的诗歌韵语范围内，又有从诗韵文中脱离出来作乡言解颐的倾向，严肃性、风雅性与娱乐性、游戏性并存共生，成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性、通俗化的文学表现样式。
这种既丰富文学形式，又部分消解文学特征的现象引起了文人的兴趣，《集联》和《联话》类作品也随之出现。明代以冯梦龙《金声巧联》较有影响，清代则以梁章钜所编纂的作品最为丰富，尝有《楹联丛话》十二卷、《楹联续话》四卷、《楹联三话》二卷、《楹联剩话》《楹联丛话补遗》《巧联补录》。在对联文献蒐辑和联话评论方面，有清一代以梁章钜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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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联寿主编《联话丛编》
清代江南文人也编纂了数量可观的《联话》类著作，汇聚作品并总结创作现象，探讨创作规律。追溯起来李渔《闲情偶寄》中所记居室等处对联，以及蒙学读物《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读物对清人的楹联写作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此类非专门著述，许多诗人别集中大量联语、联句与楹联、对联亦有所区别。兹将清代江南文人相关著作举其要者简介如下（泛联语著作不录）：
《随园诗话》（含补遗）《联话》（类），袁枚（1716—1797）编撰。凡录联话三十七条，收录楹联五十五副，其中有袁枚自作十二副，他人作四十三副。在“钞纂楹联”时，袁枚结合自身文学创作和楹联写作经验，运用诗学话语系统对所收录的部分楹联作品进行评议，初步建构起联学话语形式。这对清代中后期文人联帖写作兴趣的激发颇有影响，同时为梁章钜《楹联丛话》编纂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启示。
《吴下谚联》四卷。王有光编。有光字观国，号北庄，又号青浦素史，青浦人，诸生。此书于平生七十年乡间谣谚歌诵耳熟能详者皆予收录，涉笔成趣。但全书以谣谚为主，联语散于其中。有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同治十二年、民国补刻本。
《眉绿楼词联》，顾文彬（1811—1889）编。文彬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庵，吴县人，顾氏家族之怡园园主。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历官江浙宁绍道台、汉阳知府。《眉绿楼词联》为自撰（或集句）怡园景点对联，亦有请友人所撰者。有1942年江苏省立图书馆校印本。
《自怡轩对联缀语》两卷，王堃（1815—1887）编。堃字厚山，号简卿、小铁，室名自怡轩。钱塘人，祖籍丹徒。累试不第，后得中内阁中书。全书分应制、庙廨、寿语、挽言、投赠、游戏、感触、诙谐八个门类，是较成系统的联话著作。有光绪十二年刻本。
《春在堂楹联录存》，俞樾（1821—1907）编。樾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此书凡五卷，录自撰联约600副，集字联近700副，另有所见随记和友人记忆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四册，重装一册，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2辑《春在堂尺牍》，其中增补楹联250副。
《自怡轩楹联剩话》四卷，李承衔（1823—1887？）编。承衔字云浦，自号支离之叟，人称矍铄之翁，室名自怡轩，丹徒人。赵曾望记载：“李云浦承衔十二丈，早负俊才，不可一世，少先中议公八岁，以兄事先中议公，亦极口称之。丈以道光己酉，拔萃贡成均，至同治丁卯，始登贤书，遂以儒官终老涟水上。既侘傺不得志，乃益事著述，以传后世，有若《卮言》，有若《楹联剩话》《赘话》，望皆得读之。卒年六十余岁。”其《楹联剩话》体例基本依仿梁章钜《楹联丛话》，有光绪十一年刻本。
《绮云楼楹联》，窦士镛（1844—1909）编。士镛字晓湘，号警凡，室名澹远轩，无锡人，以藏书丰富闻名江南。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拣选知县。光绪六年(1880)大挑二等，十四年荒政劝赈，内保加同知衔。著《绮云楼诗草》附楹联一卷，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3册）。
《师竹庐联话》二卷，窦镇（1847—1928）编。镇字叔英，号九峰淡士，晚号拙翁，世为无锡人。“其为人，外若夷旷而内行修饬。……忧危念乱，家国无穷之绪积于中者深，每藉著述以抒蕴结。”此书大致依照梁章钜《楹联丛话》的体例而编，录其数十年的见闻以及所得上佳楹联，有民国十年（1921）家刻本传世。
《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二卷，赵曾望（1847—1913）编。曾望字劭庭，一字芍庭、芍亭，号姜汀、绰道人、芍楟子、芍艇散仙、芍亭道人、薇池退史，别署养拙斋、养拙草堂等。江苏丹徒大港人，年少家雄于资，世守旧泽，牙签插架常满，博闻强记，文笔雅健，尤善制联语。同治九年（1870）优贡生，后赴京应试，却屡试不第，光绪九年（1883）授内阁中书。其《自序》云：“随园先生著《杂说》成，题其名曰《子不语》。后阅元人说部已有斯名，急易名为《新齐谐》，避同也。……梁氏有联，斯有梁氏之话；李氏有联，斯有李氏之话；赵氏有联，斯有赵氏之话。”有光绪十八年刻本。
《南亭联话》，李伯元（1867—1906）编。伯元原名宝嘉，伯元其字，号南亭亭长、二春居士，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江苏武进人。诸生，近代小说家，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对通俗文学形式具有兴趣，主编并创办过《指南报》《游戏报》等，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著有《庚子国变弹词》等。《联话》为《南亭四话》之一种，原名《庄谐联话》凡三卷；又有《南亭联话补遗》。多为游戏笔墨，语奇而趣，意谲而讽，各体咸备。
《楹联新话》十九卷，雷瑨（1871—1941）编。瑨字君曜，号颠公，笔名云间颠公，缩庵老人等。松江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工诗词，善文章。初任扫叶山房编辑，编有《清人说荟》初集、二集各20种等，后任《申报》编辑，主笔政多年。又有《文苑滑稽谭》，内有《联话》二卷。《楹联新话》又署作《最新楹联丛话》，民国七年（1918）编成，十一年由上海扫叶山房刊行；《文苑滑稽谭》编成于民国三年，有1994年5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
《滑稽联话》，董坚志编。坚志为清末民初吴县人，生平未详，上海锦章图书局、大光明书局、中央书局等出版其《商人快览》等数种著作。《滑稽联话》又称《新编绝妙滑稽联话》，1924年上海东亚书局印行。
《白屋联话》，刘大白（1880—1932）编。大白原名金庆棪，字伯贞，号清斋，后改姓刘，名靖裔，字大白，别号白屋，浙江绍兴人。晚清优贡生，近代教育家。倡导新文学，雅好楹联。《联话》先后发表于《世界杂志》，一时颇有影响。
清代江南《联话》愈到后期梓行愈多，而清末民初是楹联创作与研究的“机遇期”，其时江南报业发达，一批重视民间文学的文人，在报刊开辟专栏刊载联话，并集结出版，将联话撰作和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
二、清代江南园墅楹柱联语的文化场景创设
联语作为楹联，以应用性文学样式出现，在清代盛行不衰。梁章钜《楹联丛话》自序有道：“我朝圣学相嬗，念典日新，凡殿廷庙宇之间，各有御联悬挂。恭值翠华临莅，辄荷宸题；宠锡臣工，屡承吉语。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敶。海内翕然向风，亦莫不缉颂剬诗，和声鸣盛。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
建筑物是立体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学价值，在楹柱上镌悬联语，是将文字中的意义附加其上，书法之美感催助联语文字蕴藏的思想和审美意义焕发，便形成了文化场景的创设。这种文化场景的创设不仅展现一种符合普遍审美观的美学图景，同时展开精神的图景。清钮琇《觚賸》卷一记载易代之际湖州名士吴磐的一个人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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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琇《觚賸》
苕中吴磐，家饶于赀，工书博学，鼎革后绝意进取，学使者张安茂题其居为“才人节士之庐”。然负气自高，未甚韬晦。顺治中，官方山备兵吴兴，与之友善，因重修逸老堂，乞其长句一联，镌悬堂柱。吴走笔书云：“台阁重新，问苍穹英雄谁是，有补天巨手，回日琱戈，待整顿乾坤，再来杯酒；山川无恙，叹前辈风流何处，见冷烟衰碣，古道斜阳，尽悲凉人物，止剩寒鸦。”词既悲壮，书复蔚跂。有怨家潜录其语，以吴阴蓄异谋，首之帅府，祸几不测。方山知之，乘夜撤去，力为回斡，费千余金，事乃已。
逸老堂为明代嘉靖年间名士刘麟等所建，是文人雅士结社赋诗之所，对于易代之际的遗民文人具有寄托故国之思的文化意义，联语中的“前辈风流”当属追思缅怀。值得注意的是吴磐所撰长联具备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联语抒发了世代变迁的感慨，表达出主体人格意志；二是联语与具体地点的历史人物、事件切应，具有场景适恰性；三是联语经蔚跂雄浑的书法镌刻，体现出文字的意蕴，更引人瞩目，足以激发观者情感。
江南园林星罗棋布，而凡有园林处皆见楹柱或各类物体上“有意味”的楹联。在文网甚严的时代背景中，上述那种极易引起文字之祸的楹联自然不会出现，遗民戈铭献晚居南京，《题清凉山扫叶楼》云“作叶与叶想，作非叶想，作非叶即叶想，庶几乎扫叶；有凉之凉时，有不凉时，有不凉之凉时，是故曰清凉”，作者故意利用联语写作循环重复的规则，将内心情绪表达得极为隐晦。清朝统治确立后其根基越固，文人情绪隐藏越深，故公共空间所谓“有意味”的楹联，主要指以历史记忆或伦理观念引导人心向善的作品，其定位是普遍的社会价值基准。
江南社会有“知识优先”的特点，即知识阶层具有优先地位，且对知识给予优先传播的条件，因此江南园墅就成为“知识优先”前提下的领地了。楹联的使用，既是方法，也是知识和意识的目的。一副对联，就是一个知识的、精神的坐标，所装饰成的文化场景不在于给人以物的感知，而在于心的默识。
康熙年间宋荦抚苏时重修的沧浪亭，成为吴地官绅的游宴之地。“乾隆四年，徐公士林抚吴，设宴沧浪亭，款缙绅先生，教民节俭。门悬一联云：‘门前对沧浪之水；座上挹先生之风。’”徐士林，《清史稿》评其为“处己俭约”，而宋荦被康熙誉之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是徐氏的楷模；而吴地风气奢靡，士林张悬这副楹联先美沧浪之水清，后颂宋荦之风长，含有戒奢以俭之意。《吴门表隐》记载了徐士林在沧浪亭撰写的另一副堂联，联长意深：“三秋刚报赛，休辜良辰美景，请先生闲坐谈谈，问地方上士习民风，何因何革；五簋可留宾，何用张灯结彩，教百姓都来看看，想平日间竞奢斗靡，孰是孰非。”这副对联语的文字基于民本思想和勤朴观念，批评了竞奢斗靡的不良风气，语带怨讽，意在劝诫。如此好联，惜乎只在历史记录之中，未能镌刻保存以昭后启远。
▲翰娱《吴下沧浪亭写真》
光绪十四年苏州府学教授金山人吴履刚也曾为沧浪亭集一长联：“湖州长史昔贬谪，守道好学，发愤懑于歌诗，风云变化，雨雹交加，一时豪俊多从之游，磊落轩昂，足知文士有光价；商丘中丞嗜吟眺，景贤修废，以精神相依凭，密迩宫墙，扫除芜秽，三吴流传追寻其地，前倡后继，爰饬祠宇肃豆笾。”这副对联辑《志》书语而成，上联写苏舜卿遭贬卜筑经历，下联忆宋荦重修园林故事。时空从宋代跳跃到当朝，情感饱满的文字串联了苏州历史上两个事件。两位先贤前者带着生命的创伤来此，后者肩负责任使命莅临，风范皆可仰之。对联在此已经兼有现地“导游”与唤起“记忆”的双重作用了，而“导游”与“记忆”既体现出知识优先，又具有人格高度。
当然楹联使用的基本目的在于园墅创设文化场景时显示出历史感与审美性。园墅建构总是向空间美学切近，一切要素都应增强而不是淡化美感。“能文”的江南文人或仕宦于江南的士子，他们似乎都谙熟这一园墅美学之道，实践起来得心应手。道光七年梁章钜擢江苏布政使，重新修缮沧浪亭，为之录书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情。”上句取之欧阳修《沧浪亭》诗：“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下联取之苏舜卿《过苏州》：“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此联为世人激赏，妙处正在于“皆沧浪亭本事”。本事自具其知识性，而集句之对仗精严，情景融合，为沧浪亭平添了美学意义，所集原诗或易忘之，此联却一直传于人口。袁枚《随园诗话》卷二载：“随园有对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故是李侍郎因培所赠，悬之二十余年。”这也是一副集句联，比较特殊的是一般集句联都是集前人诗句，或集碑帖字，这副对联上联集《兰亭集序》为常见，下联则以《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左史倚相所读书为典形成对仗，一写景，景中见事；一记事，事中有人，是故成为“有意味”的名联，袁枚悬之随园竟二十多年，可见宝爱。
▲俞樾像
俞樾无愧联语写作巨匠，为苏州园林题联甚多。如苏州漱碧山庄题联：“邱壑在胸中，看叠石疏泉，有天然画意；园林甲吴下，愿携琴载酒，作人外清游。”此联为友人索题，意象最美，但也近乎泛论，吴中处处皆可用之，似不如虎丘魁星阁联：“胜地傍虎丘，更登百尺楼台，已近九霄通瑞气；奎光射牛斗，愿共三吴艾，长从七夕拜文星”以及苏州莳红小筑联：“小筑三楹，看浅碧垣墙，淡红池沼；相逢一笑，有袖中诗本，襟上酒痕”，切于地景而合于史事。在文化场景创设上最具特色的盖为西湖《湖上高氏别业联》：“选胜到里湖，过苏堤第二桥，距花港不数武；维舟登小榭，有奇峰四五朵，又老树两三行。”将胜景置于特定的空间，语言节奏和谐，对语自然熨帖，远近俯仰尽在其中。有此联镌悬，其景益美，足垂后世而不替。
▲翁同龢行书五言联
翁同龢未见论联语专书，但其为百年诗中疏凿手，且铁划银钩之书法堪称大家，两者结合就使其受邀撰写的楹联具有很高的美誉度。这里试举数例，如《兴福寺联》：“太华峰头重九节；菩提树下八千秋。”《虞山文照亭联》：“朔野按行犹雀跃；湖山风雨作龙吟。”《集〈瘗鹤铭〉题镇江金山寺玉鉴堂》：“天旌厥事事乃集；江裹此山山不浮。”《题扬州瘦西湖小金山》：“弹指皆空，玉局可曾留带去；如拳不大，金山也肯过江来。”清代对联写作，有重视经史学问一派，虞山翁氏之联讲究此道。可见“知识优先”落根到文思才华丰茂的土壤中，园墅地景更有人文色彩和书卷气息。
园墅是一个特殊的美学空间，“宛自天开”是至境，“虽由人作”是过程。建园过程中必有匠心设计体现于其中，且整体设计之外还需要美学素材的点缀，使之如文有题旨，诗有诗眼。点缀的方法很多，镌悬对联是其中之一，且显示度较高、艺术效果明显。尤其是江南文人化的园林、别墅、小筑，楹柱上的对联更是不可或缺的风雅，是艺术品位的标志，当园墅成为游赏的文化场域时，楹联便可能成为“游于艺”“赏其心”的对象物，引发艺术再生产的活动。故江南善治园墅者，往往都是楹联撰写的名家，怡园园主顾文彬、曲园园主俞樾堪称典型。同治九年，顾文彬为官京师，“晚卧不能成寐，集《兰亭》数联”，共拟五言、七言、八言各一联。同治十年四月其官宁绍台道时，偶集长对：
生意又园林，穿花省路，拔业通池，傍竹寻邻，携歌占地，把芳心徐说。老去却愿春迟，多准备水西船，山北酒，树底行吟，足可幽栖，书册琴棋清队仗；
我志在寥阔，旧雨常来，临风一笑，乘云共语，对月相思，与造物同游。天也只教吾懒，胜安排溪上枕，柳边亭，桐阴间道，不妨高卧，茶瓯香篆小帘栊。
此为以园林为主题的集句对联，上联集张炎句，下联集辛弃疾句。集句在诗词中原创性低，历代虽不乏佳作，但在文学史上难以占据优势地位。然而恰恰在园墅楹联书写领域，它能集历史感、知识性、典雅化于一体，完善园墅的文化艺术型构建，促进艺术美学和日常生活美学的再创造。
三、清代江南文人联语的日常生活意义
江南文人的日常交流往往呈现出文化形态，文学艺术是载体，也是工具。文人邮筒往复，往往不是物质性的内容，而是书于“葵笺”的诗文，故有“诗筒”之说。明清时代文化艺术水平普遍较高，日常文学交流也更为频繁。诗文交流最为常见，故诗社文会频举。但联语有诗的属性，可长可短，近雅近俗，作为交流的内容有其便利性，故为日常多见。梁章钜《楹联丛话》将楹联“条其义类”分为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等十个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江南遗存挽联极多，几成专门一类，故暂不讨论。兹将楹联、联话从“体用”角度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张联达意
楹联之“体”具有“用”的广泛性。人的一切公开的或隐秘的愿望、憧憬、意志，一切肯定的或否定的观念、现象、行为，一切的交往实践或生活经验，都可以张联达意。这里的“张”，包括镌、悬、挂、帖，是粘附与立体物质上的，与书面表达不同。
理论上说，只要有具体需要和可能，处处可“帖”联语。试想此体如诗，可以题壁，何处不可用之？但思想与生活达成关系的空间场景有不同层次，故楹联之“用”也有不同层次。排除春节桃符户户门联的普遍现象和园墅亭池必用情况，以及难以明确分类的杂联，据《春在堂楹联录存》统计，其使用频率高低的排序依次是：祠联、堂联、馆联、庙联、楼联、署联、桥联。祠，包括宗祠、忠孝祠等，是人伦、家国观念最集中体现的场所，故最需要用楹联表现思想、寄托情感。而堂、馆、庙，是生活、教育和民间信仰活动之所，自然也需要用楹联灌输观念、引导行为。楼，作为泛义的公共场所，使用面胜于公廨，亦可理解。当然，这仅仅是俞樾以其个人阅历和知识层面所搜集的楹联情况，不同文人、处于不用文化氛围、形成于不用地区，样本统计未必尽同，当具体论之。
▲俞樾《春在堂楹联录存》
关于祠联，兹录俞氏数副。
（一）《孟河蒋氏支祠联》：常州孟河马培之文植以医名。光绪六年，慈禧皇太后有疾，诏征天下精医术者，马君亦与焉。比归，命南书房翰林书“务存精要”四字赐之，遇亦荣矣。然君实姓蒋氏，在汉世有封山亭侯者，其始祖也。明季有自凤阳迁金陵者，婚于马氏。马，故世医也，至是无后，以蒋氏承其业，遂袭其姓。然医则马氏，婚宦则皆蒋氏也。支祠落成，求余为记，又乞是联：“渊源溯汉代侯封，纵盛名马服，交推蒋径，清风传自远；祠宇法文公家礼，况宸翰龙章，宠赐孟河，乔木仰弥高。”这是浓缩的家族变迁史、发展史，倡导家礼传续，具有伦理文化价值。
（二）《无锡惠山五中丞祠联》：五中丞者，海忠介瑞、周文襄忱、周怀鲁孔教、汤文正斌、李文恭星沅也。祠成后，应敏斋同年属题：“自胜国至熙朝，歌咏不忘，四百年来五开府；以事功兼学术，馨香无愧，九龙山下一崇祠。”五中丞祠在惠山听松坊，所为祀明清海瑞、周忱、周孔教、汤斌、李星沅五位江南巡抚级官员，五人任职江南兴水利、清政风、增民利，事功之外学术文章亦独领风骚，上下联合读，令人肃然起敬。
（三）《吴山仓颉祠联》：吴山新建仓颉祠，前临浙江，后枕西湖，形势殊胜，吴康甫大令之所定也。康甫属题此联：“上溯羲皇画八卦时，文字权舆，秦而篆，汉而隶，任后来缣素流传，不外六书体例；高踞吴山第一峰顶，川原环抱，江为襟，湖为带，看从此菁华大启，振兴两浙人才。”此副对联与以上皆不相同，是对一个远古文化传说的纪念，在其所撰诸多楹联中，特具江南文人之学识与雅韵。
清代历史中的政治内涵非常复杂，忠孝节义情感因时代变迁也有不同意涵，但无论“忠”的对象为何，“节义”总是作为崇高德性被普遍赞颂，故江南文人的楹联关涉这方面的内容甚多，如丹徒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记载：
扬州史忠正公祠，楹联甚多，亦尽有工雅者，惜于阁部心事未能阐发耳。尤可笑者，梅花为后人所植，与公何涉，而制联者以此二字为绝妙好辞，误矣。余居恒最喜读公文集，爰献一联云：“遗札五函存，公死有知，回思血涕斓斑，定悔北堂呈老母；孤坟三尺峙，我生也晚，却恨衣冠零落，未归南部傍高皇。”拟刻而悬之，因事未果。撰成后原拟镌悬，虽因事未果，但凭借其《联话》此联得以传世。在江南处处可见这类表彰节义的联语，晚清倪星垣《联语粹编》卷八记载：“西湖数峰阁，祀抗珰殉难诸臣，以倪元璐为首。秦湘业联云：‘抗珰就义，殉国成仁，大节本无殊，积雪尚留燕市碧；竹阁同登，柏堂小憩，忠魂应未远，数峰从见越州青。’”这是同治年间无锡秦湘业藉明代史事，抒发衷怀。这类联语在清代江南地景中具有记忆历史、激发情怀的功能。对句映照天地，文字不朽，志士精神长存。
堂联往往视“堂”之属而拟联，家中厅堂则多与家族史相关，丹徒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记载自撰堂楹曰：“我宗祠向在洪溪，规模宏敞……粤寇后，栋折榱崩，存仅什一。稚樵兄修葺数年，祀事粗具。己丑年子枚兄承其事，复兴土木，浚沟渠，植门阀，庶免水潦盗贼之警焉。余为撰联悬诸堂楹……其文曰：‘秩秩斯干，鸟鼠攸去，风雨攸除，于豆于登，修其享祀；明明我祖，既勤垣墉，既勤朴斫，有典有则，贻厥子孙’。”据《诗经》和《尚书》作集字联，是清人屡用之手法，这副对联内容也属常见，但家庭、宗族之生活，需要重复这种“常见”，使之潜移默化为家族行为规范。古雅朴实和凝聚精神是堂楹的写作轨范和指向，此联可谓中式。
不同场域的楹联都具有各自的表达目的。如商业发展门市招客，亦须以楹联与顾客沟通情感，其文字应能直击心灵而讨喜。吴江仲子湘秀才尝为一寿板铺作春联云：“梦且得官原瑞物；呼之为寿亦佳名。”棺材本丧事之用，与“得官”联系起来美为“寿物”，足餍人心。又，“某报载印刷馆联云：‘莫怪文章多印板；须知大雅要扶轮’，笔意影射有趣。”门联中桃符雷同性程度高，佳作固有，出众拔萃者较少，倒是平常门楹之帖具有个性，也具备了心灵交流的意义。如倪星垣《联语粹编•杂钞》记一轶事：某君素诙谐，筑室数楹，自书一联曰：“德不润身，贫偏润屋，全反圣人之道；食无求饱，居必求安，半留君子之风。”其天然潇洒，见出傲岸不群的个性，自嘲自赏中也将底层文人生活现状道得淋漓尽致。
（二）文字交往
清代江南文人以联语作文字之交，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风雅之举。在一定意义上，它与诗歌具有相似性，同时比诗歌更需要对隐喻、谐谑、歇后以及对即时性环境的理解性。联语文字跳动在雅俗庄谐之间，使文人之间的交流不惟增加了内容，也增添了文化意蕴。
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中记载：“钱伊臣溯耆主政，辛未在都招集诸同年生于陶然亭置酒会饮，余在座中口占一联曰：‘四面常时对屏障；众仙同日咏霓裳。’同坐者曰：‘如刻而悬之，他日便成故实。’”钱伊臣，字溯耆，太仓人。这是记载同治十年钱氏于京师陶然亭招饮时赵氏口占对联旧事，清代文人有没有专门的楹联雅集，还需要更多的史料证明，但至少我们知道，在文人雅会中楹联是可以充为“文字饮”的，在《江南赵氏楹联丛话》和其他史料中这类记载时有所见。
在清代园墅主人请人题写楹柱联语是常有的现象，而世间每有喜庆之事，佳联往往是贺礼必随之物，这催生出日常生活中大量相关书写，甚至产生出了楹联名家。丹徒李承衔之成名，即与此风气相关。在《自怡轩楹联剩话》卷四《自著》中有夫子自道：“余少习帖括，不攻他技，年四十五，得冷官。寅好有事，须送对联，浼人代作，而人故吝之，愤而自为之，而人以为工，由此遂自作。久之，亦为人捉刀，惩于前事，无求弗应，积有若干条。今择可话者，录于卷末，土音杂沓，几如扬子方言，身世迍邅，聊当史公自序云尔。”因逢好事须送对联，己不能作便请人代笔，他人不肯屈才，故承衔只能自为，后发愤专攻，竟熟谙此道，有名于当时，每每在日常人际交往中替人捉刀。在清代诗文领域，李承衔实难占有重要地位，但恰恰这一社会日用之需，成就了一代楹联名家。
▲赵曾望《心声稿草》
赵曾望是李承衔的丹徒同乡后进，李氏《自怡轩楹联剩话》对其颇有影响，然赵氏后来积薪居上，对联写作之才较李氏或有过之，故以对联进行的文字交往的事迹更多。试读《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两则记载：（药师庵）中有华王殿，系增建者，苦无楹联，笠翁征句于余。余曰：“此有旧句云：‘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时闻。’可用乎？”笠翁摇首曰：“‘一时闻’三字殊不成语。”余曰：“就此意翻空可乎？”笠翁笑曰：“吾正索君翻空之笔耳。”然思久不属，旋偕室人香叶渡江。舟中闲话，偶及华祖师为曹孟德治头风故事。香叶哂曰：“安有是理？是殆欲杀阿瞒耳。”余曰：“此法诚有，卿自不知。”谈次忽忆及楹联事，即用其意撰成之。于是发箧出纸笔，书其句曰：“颅岂能开，只缘奸贼当诛，欲代雷霆除大憝；臂何须刮，自是圣人无病，幸从日月附余光。”
戴笠樵（笠翁）是曾望丹徒同乡，曾望平生视其为畏友，其辞世曾望挽联称“河汾博极万卷书，不入隋史亦传矣；李杜情深一樽酒，试读唐诗如见之”，将其比作隋之王通、唐之李杜，可见其学博才高。太平天国运动后，镇上药师庵遭毁，笠樵出资修复，并新建菊花洞（一作华王殿），向曾望索联悬挂。赵氏原拟用成句“未劈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时闻”应之，笠樵推敲文字，不以为然。赵氏偕妾室渡江时，忽忆华佗要开颅为曹操治疗头风故事，竟书成奇对。此番文字交往，已具有诗学讨论的意义了。其实清代江南索联、赠联，文人之间计较文字之史料，颇有“联论”性质，可为清代诗论添一话题。
前文论及的赵曾望同治九年同年优贡生钱伊臣，极为赞赏其楹联成就，晚年亦有一段文字交：
庚午同年生太仓钱君伊臣，以两代中丞公之孙子贡入成均，洒然顾影少年也。……一别四十稔，闻其儤直薇省，遽钟外艰，恩荫晋阶，擢为主事。服既阙，观政比部，旋改刺史，需次直隶，补官深州，多惠政。卒以忤上官旨，浩然而归，虽朝议右之，俾还旧职，而君盱衡时势，不欲复出山矣。己酉春暮书来，有《七影图》索余题咏，具言近筑听邠馆，自署曰：“听邠老农”。手一联揭于柱曰：“五亩种蔬，五亩栽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云云。君挟进取之资，终退藏之局，茫茫宦海中，似此澹于荣利者有几人哉！乌乎，可以传矣。
此记光绪元年曾望与钱伊臣交游之事。诗可以题画，对联亦可题画。伊臣出身文化世家，钱鼎铭（敏肃公）之子，生平酷嗜金石书画，有《金石录》四卷。官至深州牧，六载多惠政。性刚介,不能事上官,既忤之便乞休还乡。其以《七影图》索题，曾望深知其息影遁世之意。此处未提及此次为钱氏题画对联如何，却大笔激赏其为人澹于荣利。可以注意的是，钱氏亦为楹联行家，手写镌柱之“五亩种蔬，五亩栽竹；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楹联中上乘文字。其寄赠赵氏，既以明心志，亦知其蒐索楹联之勤，资其收录。
清代文人索题对联或赠联交游，实为日常现象。如吴修《复园红板桥诗•附录》记载了吴中潘曾沂回忆梁同书嘉庆十年春曾赠先祖光禄公“以楹联，有‘湖西花月是前游’句”。道光二十八年梁章钜在温州，潘曾沂寄楹联三副，请为题跋，梁章钜感叹“此翰墨良缘，亦楹联佳话也”。吴县缪嘉谷，于道光乙未年春游庠，一捷而胜，其题为“夫人自称曰小童”；是岁秋间即中举，是科题目为“君子不以言举人”。友人于其演剧鸣贺时赠以一联曰：“四月之前，犹是夫人自称曰；重阳而后，居然君子不以言。”对仗妙系天成，语兼歇后，一时传为佳话。顾文彬同治十二年在杭州主持乡闱，“闱中委员索书楹联者纷纷，破半日功夫，俱写毕”。其为友人索题的楹帖，见于《日记》者已有不少，而未及记载者或复更多。俞樾亦是屡被索题者，光绪十八年其曾在日记中发抒感慨：“自来山中，每日为人书楹联，二儿妇以余腕力弱，苦劝少作，勉从其请，日以五六联为率。向忆平时一扫数十幅，今不复能然矣！投笔三叹。”读《春在堂楹联录存•江苏臬署联》注：“同年应敏斋任江苏廉访，以署中楹联无佳者，属为更易。辄拟数联诒之，亦未知其果用否也”，由此可知俞氏楹联“受嘱”“从请”作品之多。作为文字交之物，对联填补了“诗”留下的空白，或者说发挥了“诗”所不及的特殊作用，在清代江南文化空间自成一脉。
（三）记载事件
楹联写作固可言志，但又不必承担“诗言志”的一般责任，且文体适用性较为自由宽泛，上可黼黻宫廷殿堂，下可敷用民间往来；既能为文华雅举，又能作羔雁之具。故在表现社会日常生活方面具有敏感快捷、容纳海富的特点。观清代江南文人楹联，往往记载事件，可见社会万象。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广义存在论的文学社会学世界。
▲林则徐石刻像
清代社会的重大事件及历史演变，在各种文体中都有反映，楹联也不例外。《林则徐楹联辑注》收林则徐楹联一百七十五对；另附经林则徐手书及待考联四十对，其中一部分即反映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道光二十二年英舰进犯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五千守军与敌搏斗，为国尽忠，时人有联颂赞：
昔时未读五车书，雅量清心，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实是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人愧死；
此日竟成千秋业，忠肝义胆，重如山，坚如石，忘吾身，不忘吾主，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
同年英军从江上进犯镇江，南京某署名为越伊优亚生者，作联“隔岸紫烟凝黑雾，沿河碧血漾江红”声讨英军暴行。其后朝政紊乱，“举措日乖，时局益坏，甚至经济特所取士，立予杖毙；朝廷诸大政，仅二三亲贵主持。于是列国耽耽，争据形胜；诸公衮衮，自扫门庭。沪上各报馆诋諆之言，层见叠出。或登一联于报纸曰：‘下诏罪人，破格用己；凭公分国，尽忠报家。’颠倒互易，既工且确，士林多诵之。又有一联曰：‘实事求非，集思广损；励精图乱，发愤为雌。’是又赅括兴学、征兵种种新法，特取反对字为之，亦复机锋隽绝也”。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对此持开放态度者有之，亦不乏持反对立场者。赵曾望《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中所录对联表达出融汇东西、包络全球的观点，值得一读：
铅山蒋咏卿志沂分转，权判通鹾，聘余主文正书院皋比一席。院在古卖鱼湾，即文文山渡海处。今曰石港场，通分司驻所。余亲至其地，见讲堂闳敞，后院老树两株，干云蔽日，皆大十围，顾而乐之。唯匾表楹联多陫陋少文，殊为减色。时廷议罢斥八股，余方釐定新章，颇与诸生合研中西之学，爰制长帖，揭于堂柱曰：
由铸史镕经，发越为风流文采，况复旁行画革，槃敦交通，看包络全球，还凭手笔；
本致知格物，扩充至电化光声，最难博习亲师，切磋尽善，问阐扬大造，何等胸襟。
晚清长洲王韬漫游泰西对西方社会产生直观了解后，尝撰楹联悬之淞隐庐斋中，曰：
办天下事，自欧洲始；
通古今书，从时务来。
在王韬“看世界、倡实务”的一系列文化表达中，此联如宣言一般，鲜明地传达出心音。清代江南的相关创作表明，楹联中有时代的声音，与诗歌同样可以补史证史。
▲王韬《扶桑游记》
谐谑讽刺是楹联的重要功能和特点，明人已将这种功能充分发挥，曾在江南任长洲县令后擢升馆阁的江盈科著《雪涛谐史》，曾记载对句化雅为俗用于日常之趣事：“内乡县李蔉，字子田,官翰林检讨。其弟名荫，字袭美,时方为增广生员。蔉遗书荫曰:‘尔今年增广,明年增广,不知尔增得几多？广得几多？’荫亦答蔉书曰：‘尔今年检讨,明年检讨,不知尔检得甚么?讨得甚么？’一时馆中相传,靡不绝倒。又长沙李相国西涯,生一子,有才名,然颇好游平康。一日,西涯题其座曰：‘今日花陌,明日柳街,应举登科,秀才秀才。’乃郎见之,亦题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西涯见之,亦为发笑。此父子兄弟相谑也。”文学家对社会应葆有人文情怀，具备对丑恶、不良现象的批判态度。清代江南文人的楹联此类内容甚多。晚清官场庸俗之风盛行，官吏贪腐渎职严重，《江南赵氏楹联丛话》记载数则楹联，堪为官场“现形”：
近来各行省幕府人材，愈益凡下，公牍文字，俨如锓板。有代集一联者曰：“请示施行，合无仰恳；如详办理，自有权衡。”寥寥十六字，而下谄上骄，情状靡不毕现。又有一联曰：“在前疏防，力图后效；查无实据，事出有因。”嗟乎！得此十六字，则庸妄溺职、贪污获咎诸大员，皆持作护身符，侈然无恐矣。前途吏治，尚何望哉！
满汉矛盾在清代总体得到调和，但部分旗籍官员恃其身份，肆意横行，往往引犯众怒。世传对联多有讽刺之作，其中以“趣骂”手法行文，最令人捧腹，如《联语粹编》卷八记载：
文人之口，有善骂者，亦有趣骂者，庸俗之子，有被名流一骂而姓名藉以并传者。昔林文忠公抚苏时，苏州府同知系一旗籍，名续立人，招摇用事。一日，仪仗而出，有无名氏以联语投其舆中，云：“尊姓原来貂不足；大名倒转豕而啼。”续睹之大怒，白文忠，请严缉其人治罪。公笑曰：“苏州自设同知以来，官此者不知几千百人，今能举其姓名而称道者，寥寥无几，得此雅谑，君且不朽，又何怒焉？”续无言而退，如公者可谓善解嘲矣。
恨其举止言行傲诞，藉某名字而巧用“续貂”典故，骂其为猪狗。此联已足谐谑，更有意思是“解嘲”之说，将恶骂称为“雅谑”，此一解读揭出联语精彩处，益增此联的传播效果。
对联在反映地方风土人情方面亦有“百科”大全之用。《联集》中往往将不同风俗习惯、礼尚往来的联语分类编排，便于取用。《联话》中亦多见各类风习，如赵曾望云：“寻常庆寿贺婚，号称无谓应酬，余多集葩经为联，即可藏拙，亦差免俗。王芝笙嗣晋少尉知余将有赠联为寿，谓余曰：‘请书格言，俾长悬座右，幸甚。’且曰：‘仆已有上联：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是可对否？’爰为续下联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作汉隶。”不同文化层次，需要不同形式、内容的贺联，甚至不同情景中书法用楷体（今）或汉隶（古）皆有身份、对象的区别。在这方面，《联话》的知识性颇胜《杂字书》。
方言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其中有地域风俗的表达，对联中如何恰当使用方言，《联话》多见叙录，措辞用语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可补地方《风俗志》：
南省之溲便，多用马桶，俗呼此物为马子。繁盛区域，各住户即于室内置之，日雇粪夫倾倒刷洗。近河小户，间有自家执行此役者。某君早起，见一老妪弓身倒刷，遂得一上联曰：“七十岁老婆子，红板桥边倒马子。”既思“马子”二字是一物之代名词，不能仅对字面，须再寻一物或一事与此相称者，方为如得其偶。历久而苦不能对，一日于白沙滩地中，见几个牧羊小儿掷骰子（俗称色子），乃恍然对前联曰：“三五个小孩儿，白沙滩上吊猴儿。”该地方言有谓掷骰子为吊猴儿者。
与诗歌相比，联语的触角更能接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各个阶层、各种世相皆有黏着性。历代文化规范并没有在意念上给对联以定规，这使得其适用性更强，对人群高贵风雅或平凡质朴，对社会公序良俗或荒诞丑恶，对国体大政或家长里短，皆具有表现的能量。
综上可见，联语既是文学创作为日常生活史提供的凭证，又是社会生活为文学赋能的结晶，而清代江南正成为广阔的应用空间。这里需要说明，以清代为特定时间、以江南为特定空间、以江南文人为特定对象，能够为江南文脉研究别开生面，丰富其内涵。但联语或楹联创作，是唐宋以来的普遍现象，是一种鲜活生动的文化表达方式。对之可视为特殊形态的文学文本，其承荷万象，具有某种社会传记的价值，值得广泛重视，深入研究。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史学的大殿中，联语或楹联都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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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30 04: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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