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另类文革史：飘派拾零

阿错

作者：贝苏尼

（一）

明年就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那时候我还是“小屁孩”，当时不明白，到现在也对名目繁多的派系十分茫然，什么“红卫兵”、“东方红”、“造反派”、“主义兵”、“红造司”、“好派”、“Ｐ派”……。其实，当时如果有全国“一片红（橙，黄，绿，青，蓝，紫？）”真正实现“大联合”的派别，那就是“男焊（半导体收音机）女织（毛衣）” 的“逍遥派”。不过，“逍遥派”要在运动之前就已经工作，至少要混进大学才资格，中学生当中则有一个所谓“飘派”。

“飘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很难下定义。“干部子弟当中的花花公子和风流女郎”？不对，有的高知子弟也挺飘的。“老三届当中的俊逸之士”？也不对，张郎郎先生回忆文章里的那些风流人物都是老大学生。但是大体上还是以老三届为主，七Ｏ届以后的叫wan zhu，当时以为是“晚主”，“晚于老三届”之意也，也可能是“玩主”，“会玩的主儿”之意。王朔给写成“顽主”，不知什么道理？

“飘派”存在的时间段则相对比较容易定，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五年左右是飘派的活跃期，此前革命热火朝天，此后就成了“晚主”的天下。

现在想得起来被叫做“飘派”的，大体上需要符合这么几个条件。家庭出身是干部（包括“革军”和“革烈”）或知识分子（高级最好，实在不行低级也凑合），看别人没看过的书，听别人轻易听不到的音乐，会唱歌跳舞或某种乐器，具备某种体育特长，会照相，冲洗放大。另外相貌一定要好，男女平等。有人说，“所有动物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只有人类相反。”这话需要修正，大部分女的比男的漂亮，可男的要漂亮起来，就能把所有女的比下去。

六十年代末的一天跟女友走进西单的冷饮西点店，看见两三个“前老兵儿” （即最正宗的红卫兵），身高大概有1米85，宽肩长腿，浅黑色的脸上有一丝忧郁，大眼睛深不可测。他们穿的也是蓝咔叽制服，但是颜色更接近正宗的藏青，剪裁和做工都很考究。

怎么能断定这几个男孩当过老兵儿呢？人们总是说那时候的服装整齐划一，无非是蓝绿两色，其实在这蓝绿两色的制服中，阶级界限却比任何时候分明，看一眼就可以准确地判断他或她的家庭出身，高干和高知也不会混淆。

高干子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端正”二字，不论男女几乎都是舞蹈演员或运动员身材，相貌也是端正的，却比较缺乏个性和韵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有个性韵味，却不大端正。当年四中排球队的主攻手，据说是教授的儿子。此人的长方脸非常白皙，高鼻梁，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长年风里来雨里去的高强度劳动都没有将这一切摧毁。他能当扣球主力，身高肯定在1.80米以上，闹不好得有1.85（当时有个名二传才1.70），胳膊和腿都短不了，可惜有点溜肩，破坏了总体形象。此人我只从远距离看过一眼，大名鼎鼎的运动健将正在矜持地微笑着和人谈天，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不知是否“耐看”。

一个高干子弟则和他正相反。说是他是高干子弟，其父乃是某报主编，家学渊源是有的，不过参加了革命而已。此人原来是篮球和乒乓球健将，却由于某种我至今不甚了然的机缘参加了排球队，很快就压倒群芳，脱颖而出，成为副攻。他扣过一个压线球，那叫一个犀利，事隔三十多年还历历在目。可毕竟没有基本功，篮球反应似乎一直在潜意识里作用，排球动作怎么看怎么别扭。猛一眼看上去，天下要是有“美男子”，那是非他莫属。作为篮球运动员，此人不算很高，大约1.79米左右，身材是标准的三角形，胸肌发达，长胳膊长腿，动作轻灵敏捷。浅黑色的长圆脸，五官也没毛病。可过几天再看，就毫无光彩了。

说了半天男的，再说女的。有一家三姐妹，父母是“起义人员”，在北京的高干和高知圈子里非常popular。这三姐妹有两件怪事。一是父母的特征都在脸上挂着，彼此就是不像！二是除了老三之外，老大老二的脸都是歪的，还不是歪一点，歪得厉害，连牙都不整齐。可她们仨还就是美，公认的美人儿，有专业摄影师照的逆光大头像为证。她们美在哪里？大概就是所谓“气质”吧，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那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优雅，即便是破旧的蓝布制服也不能掩饰。有人说，出生地会给相貌风度留下痕迹，老大和老二都出生在巴黎。法国女郎本来就不是以N围胜，而是以风韵胜的。

凡事都有例外。我也见过“高干子弟体型端正”的极端反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之一，是我大学同学的先生。她是班上第一个结婚的女生，开口闭口“My husband”如何如何，我们就叫他“husband”。不避“whose husband”的嫌疑也是有理由的。听她唠叨了一个学期“my husband如何如何”，就想见见，说好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去吃西餐，她有点勉强地同意了，说，“他比我矮”。于是我们就把husband想像成敦敦实实的样子。到了西餐馆，只见从人群中擦着地皮翻滚出来一个人，张口就是一长串流利的英文。碰巧那天去的几个女生都是学德文的，目瞪口呆可以用听不懂来掩饰。Husband 见我们没反应，就改口说中文了。他说的话也有标准的干部子弟特征，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措辞和句式都很典雅，把他说的话录下来放，肯定迷倒一大片。奇怪的是，我们班的女生无所谓，反而是男生特别不喜欢他，有机会没机会都要挤兑他几句。也是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时候吧，看到仲维光先生在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前后的长文里提到，此人摇头晃脑地反复朗读某篇《人民日报》社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云云，不禁哑然失笑。就他，一张《人民日报》展开，还看得见人么？

区别“高干”和“高知”子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说话。高干子弟说话特别典雅，决没有“粗俗”或“低俗”的字眼，没有“胡同串子”的发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不仅不避俗语土话，还有意识地去学，词汇量越大越光荣，发音越准越能耐。插队的时候常听说邻村某聪明能干之女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可惜缘悭一面。若干年后有幸瞻仰她的“玉照”，实事求是地说，从有些角度看还可以，另一些角度看甚丑。又过了几年，有事不得不去找她，一开口那叫一个土！说穿了，都不过是snobishness罢了，尤其是后一种，拉出的架势就是，“我有家底我怕谁？”

阿错

（二）

严格地说，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可能都不算“飘派”，因为他们虽然才貌出众，都还是很老实的，缺乏“飘派”的一项重要指标：（广义）性开放。他们当中有的严格遵照“晚婚晚恋”的国策，连异性朋友也迟迟不敢交，有的则忠心耿耿，从一而终。就说那“为篮球意识所主导的排球健将”吧，当时有个女朋友，有人说“极镇”，有人说“极有限”，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尤其是对此人而言。上面调侃了他几句，实事求是地说，此人还是相当优秀的，后来学的理科，很早就到美国做生意。可就这么个 “极有限”的女朋友，也把他折腾得够呛，X退（不记得是病退还是困退了），回城，转户口，找工作，足足跑了好几年。最后还是吹了。但与“开放”无关。

文革后期，北京某中学有两个“老初一”的女生突然声名大噪，碰巧她俩一黑一白，人称“黑牡丹”和“白牡丹” 人人争说。她俩都是鹅蛋脸，都喜欢留修剪得很整齐的前刘海，不管短发还是长发，都是“童花头”的变体。

“白牡丹”小学跟我同校不同班，就一年级时有点印象，后来转学走了。当时也觉得她比较出众。夸张点说，“白牡丹”的脸跟普希金那位让他送了命的太太差不多意思，身材则是东方式的修长窈窕。70年初在上海街头看见一个很美的女孩静静地站着，苍白的脸上表情高深莫测，似乎是记忆中的“白牡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她也看了我几眼，但是都没有说话。这时候，从马路对面的糕饼店里出来一个男孩，必恭必敬地把新买的奶油蛋糕递给她。她接过来，慢慢吃着，男孩不时讨好地对她说些什么，走远了。这男孩中等身材，宽肩，微驼，满脸“青春豆”，让我很失望。后来听人说“白牡丹”和她的男朋友，想起这一幕，就把见到的男孩形容了一番，得到的答复是，“她的朋友长得不错啊，就是脸上有点疙瘩。”

“白牡丹”无才。

“黑牡丹”其实也没那么黑，浅黑色的鹅蛋脸，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嘴，微笑起来极其迷人。身材适中，四肢和躯干的比例也正确，就是总体感觉不太对头。她可以算个才女，会唱歌、跳舞、朗诵、弹钢琴。“黑牡丹”也免不了插队的命运，但大部分时间在报考文艺团体，当她经历了很多周折，终于被录取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她都演过别的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意外地在一部相当轰动的电视连续剧里发现，那个“身患绝症返回故土死在心爱的人怀里”的“美籍华人老姑娘”，闹半天是她！导演找到她也算是有眼光的。轮到她的角色表演弹钢琴的时候，摄像机罕见地对准了包括手在内的上半身，还有手的特写。背景音乐未必真是她弹的，可她起码知道把手按对地方，不像刘晓庆等人，露张脸，摆动的节奏还是不对。Ingrid Bergman 在《插曲》中演钢琴家，给小提琴家（好像是在Gone with the Wind里演 “窝囊废”Ashley的Leslie Howard）伴奏，大段大段的练习和音乐会场面，这二位都比划得够像的。可是中国影视作品里，我就看到过这么一个敢把手亮出来的镜头。说起来，冒充弹钢琴还是最容易的，姜文演《北京人在纽约》，怎么就把主角是大提琴手这茬儿给忘了呢？《新世界交响曲》还挺长，连我这观众都替他痛苦。

一两年后，“黑牡丹”又出现在电影屏幕上。这回可是洗净铅华，演个国营菜场经理，进进出出穿的都是工作服，迷人的微笑毫无用武之地。那部电影也没什么情节。菜市场发生质量事故，顾客投诉吃了不新鲜的螃蟹泻肚子，经理亲自登门道歉。顾客是个八十来岁胖胖的老太太，像只面口袋似的堆在椅子上，说话却非常通情达理，“也怪我自己不好，吃着不对味儿，就别吃呗……”这句台词念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可以跟张伐最后的台词“万恶淫为首”相比，绝非等闲之辈。仔细瞅瞅，咳，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远东第一老太婆”吴茵呀！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让我记住这么句话，也是“黑牡丹”倒霉，跟吴茵演对手戏，哪里招架得住？

她有什么“飘”的事迹呢？好像也不多。听说她比较敢穿。在满街灰白蓝绿的确良的时代，她穿着绯红色半透明尼龙丝绣花衬衫到处闲逛，明摆着就是“找拍”呢。果然也就让人盯上了，找茬跟她搭话，欣欣记录的那些过场对白都说完之后，男孩直奔主题：“交个朋友吧？”她才故作吃惊地“哎哟”一声，娇滴滴地说：“那我已经有朋友了，怎么办呢？”

阿错

（三）

第一部分“尖头马”（gentlemen）first，第二部分专讲ladies，现在又轮到“尖头马”了。

话说有两兄弟，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相差四岁，也许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也许其中之一是，或者二者都不是。他们的父亲没见过，母亲很普通的圆脸，要是白点可以算张爱玲说的“粉扑脸”，戴眼镜，其余部分无关紧要。

哥哥继承了母亲的圆脸，有的女孩认为他长得好，not my type。此人身高约一米七Ｏ，驼背却比较严重，超过吸引女孩视线的“微驼”。从他当时的女朋友那里得知，此人小时候不愿作“羊群里的骆驼”，努力降低身高，等习惯养成，却不再蹿个儿，亏了。

弟弟的脸长得“七出八进”，跟哥哥一点不像，除了白。符合“高知子弟相貌欠端正”的“贝氏定理”。然而正如博学的钱钟书老先生所说，“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他的身材就是可供检验“贝氏定理”的“例外”。弟弟比哥哥高，能打篮球，但不会超过1.80，宽肩，发达的胸大肌和两头肌。

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上，分别上了两所中等偏上的学校——这是我说的，他们一定说“都是老教会学校，解放后不受重视，师资还在那儿”。考分不能说明智力，却反映一个人在学校功课上的“投入”。这兄弟俩从区少年之家到市少年宫，从少年宫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外带溜冰、游泳、打篮球、下围棋、打桥牌，人是聪明的，在学习上却不太用心。

这哥儿俩值得一说的地方不少。前面简单提到“飘派”的打扮，这哥儿俩就比较有代表性。从说话可以分出“高干”和“高知”来（这哥儿俩就说的一口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穿戴就不那么容易了。相对来说，女的还比较容易分辨。干部子弟的穿戴可以用“标准”二字来概括，穿的都是现成的制服和毛衣皮鞋；而高知家庭出身的则多少带点“海派”，或自己动手制作，比较独特。这哥儿俩有个表妹，其出身是“高干”兼“高知”，她的蓝制服就有些“海派”，一字领，有机玻璃扣子，暗兜。上面说的三姐妹，印象中她们的母亲永远在织毛衣，晴纶线，甚至劳保手套拆出来的白棉线也能织出别致的式样来。有一件是以白棉纱线为主，加上红绿图案。从蓝制服的领口看到的白色线衣，隐隐露出一点红绿，与众不同。

“飘派”的服装似乎都是冬装。女的一身蓝咔叽制服，多半为男式，内穿中式棉袄，脚蹬半高腰黑色皮靴，戴黑皮手套，拉毛长围巾。也难怪上海人都对我“嗤之以鼻”，硬着头皮说上海话也还是得不到承认，我的审美观完全是“京派”的，在我看来，女孩穿男式制服就比一字领更有韵味，用现在的话来说，更sexy。拉毛围巾首先必须长而且宽，天冷刮风的时候能把头包住再在脖子上绕一圈，不那么冷的时候可以在肩头摆出各种“飘逸”、“浪漫”、“潇洒”的形状。“飘派”的拉毛围巾多为鲜红色，蓝、灰、驼色的就等于“自我宣示”放弃。有个女孩多年后说，戴着鲜红的方头巾，黑皮手套，很神气云云，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到街上让人一看就是老实人。她的鲜红色方头巾我没见过，第一次看见她围着绿色的拉毛围巾，长度和宽度都够了，颜色是非常雅致柔和的粉绿，大约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不算。

也难怪她不敢穿戴得太标准。既然有“拍婆子”这回事，有“刀子里面出爱情”的说法，当时敢在大街上“飘”的女孩鞍前马后都有人暗中“戳着”（保护，撑腰），可能是兄弟，兄弟的哥们儿，也可能是男朋友。像“黑牡丹”那么勇敢地独自到处乱逛已经是文革后期，“供给”虽无“保障”（恭录商店门口的先主席语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大街上搭话交朋友的还有，动刀子的毕竟少了。而在那些“动乱”的年月里，即便穿得非常“疏离主流”还是难免无妄之灾，飞来横祸。一年冬天回北京，跟三个女孩出去玩儿，就高潮迭起，险象环生。

先介绍一下那天穿的什么。一个女孩穿的是墨绿色带暗格的中式棉袄，第二个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第三个和我分别穿的是旧呢大衣改的短外套，都非常低调。我们先到动物园附近的“老莫”照相，其实早已改名“北京餐厅”，可人们还是叫它“老莫”，封闭环境里保留对异国风情的向往格外强烈，也是人之常情。那里的米黄色石墙和雕花立柱在黑白照片里效果甚好，颇得附近摄影爱好者的青睐。刚拿出相机，还没来得及摆姿势对光呢，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两三个男孩，嘴里不干不净，说的也不是“拍婆子”的开场白。见他们来头不善，“中式棉袄”从地下拣起一块小石头冲他们扔去，喊道，“滚！”他们见势头不好，飞身上车，留下一句话，“你们不——狂，还穿着青布懒汉鞋呢！”一溜烟跑了。

这就说到鞋。最“狂”的当然是正宗的将校靴，其次是市面上卖的仿制品，再次是白回力球鞋，至于懒汉鞋，则雅俗共赏。懒汉鞋的鞋面一般都是黑色灯芯绒的，塑料底以白色的为贵，棕红色的不入流。那女孩的鞋面是布的，市面上少见，原来是自己做的，还得意地向我们炫耀过，结果挨了句骂！好在她本来也跟“狂”无缘。

让这几个男孩一搅和，动物园附近是不能久留了，赶紧坐上汽车奔颐和园。进园门不久就碰上那两兄弟一帮人，有十来个，在雪后的昆明湖冰上走，黑压压一片，衣服的质量明显较高，大概是正宗的“飘派”了。这帮人有的穿蓝咔叽制服，里面衬了呢制服，有的是军礼服，有的是藏青色或黑色的呢制服，一下子就撑起来了，显得很挺刮。另一些穿的是蓝棉大衣。其中一个穿的是长呢大衣，据说是某要人的侄子。当时的印象，此人面阔口方，堂堂一表，颇有乃伯之风，很多年后再见到，却变成了缩头缩脑的“猴儿精”，怎么看怎么不像。人们就叫他“某人的侄子”，言下大有将信将疑的意思。此是后话。这些男孩穿的衣服虽然不同，却一律歪戴着羊剪绒帽子，很俏皮，有俄罗斯风。羊剪绒帽子皮面，质量明显高于普通栽绒帽子，从身边骑车人的头上把帽子摘掉不难，当时也流行抢羊剪绒帽子。因此，男孩也难得敢一个人戴羊剪绒帽子上街。有天看见那弟弟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天很冷也没戴帽子。这天他们人多势众，就都把羊剪绒帽子戴上了。听说羊剪绒帽子的戴法还有讲究，有些男孩里边还戴着白色的“回回帽”，露出一圈白边，透着讲卫生，跟女孩戴口罩异曲同工。

我们从佛香阁下来，正走在一个什么回廊里的时候，横里突然跳出一个男孩，开口就说，“拿钱来！”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嘣儿”的一声亮出四寸来长的弹簧刀，身后还“压”上来两三个同伙。我跟“青布懒汉鞋”发楞的功夫，“中式棉袄”和“蓝制服”已经奋勇地跟他吵了起来，一个说，“为什么要给你钱？！”一个说，“就不给！就不给！！就不给！！！”

阿错

吃西餐——“飘派”拾零补遗之一

因为生怕有始无终，闹了个虎头蛇尾，挨了许多砖头。想想也对，区区“将校靴”、“刮刀”都有那么多讲究，写了半天“飘派”还没定义，不是自找砖砸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先把“飘派”的定义确定下来再说。先google了一通“飘派”，调出来全是我写的，此外只有一条里提了一句“中学生里的飘派听三十年代歌曲”，上下文讲的全是音乐。碰巧这里有两个朋友都是老三届，都是干部子弟，应该有权威性，就去问她们。

结果第一个说，文革中父母受审查，家里三个弟妹，全靠她里里外外张罗，（一九）六九年下乡，七Ｏ年当兵，一当就是四年不能探亲，回北京已经是七五年了。“飘派？连听都没听说过。”也难怪，她家那个“大院”离城特别远，快到远郊区了。

再问第二个，“到底什么是飘派？我写的那些，人说全不对。”她的回答倒干脆，“像你我这样的都是飘派。”

“啊？写来写去我自己成飘派啦？”

“上学放学的路上，从四面八方投来异样的目光，找茬儿跟你说话，就是飘派。还有，就是家长特别紧张，检查你的信，就是飘派。”

“那会儿没男孩给我写信，倒是我写给女同学的信引起过她哥哥的注意，我的字儿像男的写的。那时候的打扮，拉毛围脖，羊剪绒帽子……”

“军帽里面戴回回的白帽子，露一道白边。还有戴口罩。”

“对对对，戴口罩。去年非典期间满街的大口罩，上岁数的人就说‘三十年没见了’。那会儿都有什么活动？看小说，听唱片，看《红色娘子军》演出，照相，我都写了，还有什么？”

“还有吃西餐。”

对，还有吃西餐。

当时北京的西餐馆子还剩两家，一个就是早已改名“北京餐厅”的 “莫斯科餐厅”，简称“老莫”，一个是新侨饭店的西餐厅。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并改建之后里面的“和平”（德法式）、“和风”（顾名思义，日式）都没了。老莫和新侨经历了“破四旧”，一度卖过炸酱面，但很快又恢复了西餐供应。当时是吃新侨的“份儿”比老莫大，我想大概是地段关系，就餐厅本身来说，老莫的厅堂远比新侨宽敞，打腊地板，顶天立地的钢窗，丝绒和纱窗帘都没有被“破”掉，暗绿色的柱子上有可爱的猫头鹰浮雕，靠近厨房出口的水池里金鱼没了，有时还喷水。从穷乡僻壤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足够造成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此外老莫还有两个好处。一是餐具地道。不知是从苏联运来，还是专家设计在中国烧制的，那些蓝边白瓷碗碟、刀叉、酒杯、装胡椒和盐的小瓶，周游列国之后想起来，还是正宗俄式餐具。“老莫”盛红茶的是玻璃杯外面套镂空金属的带把套子，后来在阿萨拜疆人家里见过。中式和日式的茶具万变不离其宗，无非“陶瓷”二字，以英国人为首的欧洲人喝茶也多用瓷器，偶尔有用全玻璃的，在玻璃外面套金属是典型的中亚风格。二是最早的一批服务员也是苏联专家培训的，尽管后来招的服务员能把汤洒一半，碰上老师傅还是能充分“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

“飘”和“非飘”们热衷于吃西餐固然有附庸风雅的意思，究其根本还是缺油水。红菜汤（borsch）、火腿沙拉、炸猪排、奶汁烤鱼、甜点……对身体发育阶段人们的诱惑力，跟俊美异性一样难以抵御。不过，不管这些“早期汉奸”如何崇洋，也要面对中国人吃西餐时“永远的挑战”：怎样吃进嘴里。我就见过不止一位实际或自以为美丽的女孩，叉着涂了黄油果酱的整片白面包，环顾左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跟必须有三代以上“富贵”经历才敢说话“土得掉渣儿”相类似，宣称“爱中餐”也要有吃西餐的经验作底子。一个围鲜红色拉毛围脖的女孩就这样勇敢地说过。据说她的酒量十分了得，白干四两不醉，葡萄酒能喝一瓶。这样的人当然不止她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中餐馆计有丰泽园、马凯饭店、新疆餐厅。马凯至今没去过，丰泽园毫无印象。关于新疆餐厅，值得一说的是馕。当时就觉得非常香甜可口。出国后住学生宿舍时，见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等国来的学生经常烤馕，发音约如nan，他们给我尝过，味道跟新疆餐厅的相似，是发面上涂了蛋液，在烤箱里烤熟的。但是当年新疆餐厅的馕是圆的，形状跟烧饼差不多，这些中亚邻居烤的却是一掌宽，半米多长。黎巴嫩人开的店里卖的馕则有一米多长，可以弯曲和折叠而不断，“筋道”极好。几个星期前到巴基斯坦人家作客，席上有主妇手制的馕，形状又变了，是长圆形。看来馕也有多种变体，自东向西越拉越长。

西餐也好，中餐也好，都是在北京有名堂的地方吃的。回到乡下，就是无穷无尽的“精神会餐”材料。

阿错

看小说——飘派拾零补遗之二

老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要能“飘”得起来，完全不读书是不行的，那叫“土鳖”。“地下读书运动”已经有不少人说过了，其实当时读的书可以分成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数理化、文艺小说三大类。肯下功夫“啃”前两类的，大概都不承认自己是飘派，合格的飘派要看文艺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即所谓“世界文学名著”。

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计有：

俄国：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陀斯托耶夫斯基：《白痴》、《罪与罚》、《白夜》、《卡拉马佐夫兄弟》；
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父与子》、《初恋》、《罗亭》；
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诗体小说）；

英国：
狄更斯：《大卫·科伯菲尔》、《双城记》（后者可能记忆有误）；
高尔斯华绥：（书名忘了）
拜伦：《唐璜》；
勃朗蒂姐妹：《简·爱》、《呼啸山庄》；
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法国：
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斯汤达：《红与黑》；
梅里美：《卡尔曼》（卡门）；
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
小仲马：《茶花女》；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傅雷译出部分；
莫泊桑：《漂亮朋友》、《羊脂球》、《我们的心》、《一生》；
左拉：《娜娜》、《金钱》；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勒萨日：《吉尔·布拉斯》

德国：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
席勒：《阴谋与爱情》（当时有东德电影，记不得书是否翻过来了）

西班牙：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意大利：
但丁：《神曲》

美国：
杰克·伦敦：《热爱生命》；
德莱塞：《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钱》、《金融家》、《天才》（德莱塞死前几个月加入美共，给人们翻译介绍他以理由）；
马克·吐温：《镀金时代》。

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写实主义”的，熏陶出来的人，其审美趣味也基本上是清晰的，即所谓“雕塑感”一类，与“晚主”（一九五五年后出生者）的崇尚“现代派”构成鲜明对比，也是二者之间的“代沟”。“朦胧诗”可以算是一个异数。

《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形形色色的案件》，以及《汤姆·索亚历险记》文革前就流行过，不再此列。另外，Gone with the Wind，名副其实的“飘”在“飘派时代”知道的人不多，到一九七Ｏ年代后期才流行。也是一桩怪事。

在“西学东渐”中碰到的最难翻译的词之一就是sexeuality，福柯的Histoire de la sexualitié以前译为《性史》，增补修订后成了《性经验史》，其实都不全面。Sexuality的含义很广泛，包括性行为、性心理、性道德、性禁忌……等等等等。在大街、公园或冰场众目睽睽之下问女孩“你哪儿的？”说它跟性毫无关系吧，问答（或不答）双方都知道下面要谈恋爱；硬说这是“性行为”，又实在勉强。欣欣已经考证出来，轻易发生性关系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是，如果说当时的青少年都“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恰当的表述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某“飘”先交一女友，门第甚高，容貌欠佳，且有些傻气。未几生厌，遂曰：“你去把那个谁谁给我叫来。”“谁谁”和“傻大姐”相反，门第不高，相貌出众，光洁的浅黑色鹅蛋脸，轮廓分明，大眼睛很“飘”，人称“印度美人”。不久该“飘”因故入狱，“谁谁”回乡下老家生下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故事后曾在西单见到一个相貌身材无可挑剔，却面容憔悴衣衫破旧的女孩，回来形容给讲故事的人听，“好像劫后余生的样子”，讲故事的人说，“她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劫难吧。”

胆儿最小的当然是谨遵“晚婚晚恋”的国策，生怕影响招工上大学。（带“婆子”下乡的，两人在面临招工上大学时都被往后排，实在挺不住结了婚的，后来都要经历更多曲折才能回城。）但是根本不谈恋爱还能叫“飘”吗？所以一般人都取“中道”。

看了外国小说，难免想效法，可像巴尔扎克的那些“人间喜剧”人物的动力是欲望，在试图泯灭一切欲望的环境里，别说是效法，连共鸣都难以产生；狄更斯的“苦孩子turned out to be somebody’s son”模式也比较boring，因为飘派之成其为飘派就是门第高贵确定无疑；居于N角之上的人可能对安娜·卡列尼娜产生同情，当时延续的还是“真诚的爱情不能见容于虚伪社会”的解读，毫不犹豫地站在卡列宁的立场上，众声唾骂安娜是“破鞋”，是电视剧播出后的奇观。效法安娜的前提条件是“居于N角之上”，不在“角”上的人如何进入“角”色呢？这就用得着普希金了。

当时《叶甫根尼·奥涅金》在女孩当中十分流行，好多段落都能背下来，就效法达吉雅娜给心上人写一封信。根据遇罗锦回忆，哥哥遇罗克曾鼓励她给喜欢的男孩写信表示好感，可见女孩采取主动早在文革开始前就有了。不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采取这种方法却往往失灵。看过《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男孩不多，收到信后的反应难得回信或当面把女孩教训一顿，而是转手就给别人看，以便撇清！我这个人比较缺少“道德义愤”，对上面说的“大出格”行为也未加谴责。三十多年后“忏悔”，也只能说当时羡慕他们胆儿大，有些好奇，剩下的只有同情。唯独这个收到信给别人看，到底算是什么意思呢？表明自己能耐，讨女孩子喜欢？柳下惠？

也许，这些男孩竟是对的。对女孩们来说，达吉雅娜和奥涅金的故事只是前半段，后面还成了将军夫人呢。真正让女孩们潸然泪下的是达吉雅娜对奥涅金的告白：“不错，我爱过您，但是我现在有丈夫，我要对他忠实。”因此，她们在写信的时候潜意识里并未将收信人当作未来的结婚对象。恋爱和婚姻是两回事，始终是女性自觉或不自觉的观点；而“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则是男性近百年来所坚持的。即便在那个封闭的时代也不例外。

阿错

“飘派”拾零（完结篇）

到紧要关头打住，且听下回分解，外国叫做cliff-hanger。“蓝制服”和“中式棉袄”跟那男孩吵，他手里拿着刀子一步一步往后退。这时背后出现了几个穿制服的中年人，似乎是警察或准警察，男孩见势不好，翻过栏杆跑了。中年人也不去追，好生安慰我们，我们也感恩不尽。“悬念”就这样完了，Sorry。

我原来觉得只要才貌出众的， 都让我这个“初一小孩儿”景仰，后来才知道不然。先“跟名人撕咬”一下。我有一个早成“老朋友”的“小朋友”，插队时跟郑义先生同村，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大飘儿”——不是“小飘儿”，她特地强调——来到他们村，看什么都不顺眼，入乡随俗嘛，也只好忍着。最后看到灶上晾的袜子掉进粥锅里，本村知青拣出来，说，“没事儿，没事儿”，该“大飘”的忍耐到达极限，撂下一句话：“你们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飘”然而去。这件事借着网络的便利向郑先生求证过。

得到答复如下：

这么多年的事儿，实在想不起来了。当时到我们村来的人很多，同是天涯沦落人。当年我们村的同学们干得很苦，袜子掉粥里当然不算个什么事儿。记不得有哪位“小飘儿”有这么大口气。两点：第一，他得“份儿”极大，谁到我们村来还能显摆“份儿大”呢？至少不多吧。第二，大家混得都不是人样儿，谁不是呢？破衣烂衫，撒过粪的爪子来不及洗，抓起干粮就往嘴里塞，但精神状态极高昂，能侃点儿西方哲学史萨特德热拉斯带星星的火车票什么的，到我们大坪村来，可能才有资格评价我们是否有做人的资格。他若是读过这么多书了，也不会在意那只袜子了。——是吗？

那是一个“份儿”极大的人，所以不叫“小飘儿”，是“大飘儿”。飘派不论大小，大概没兴趣看萨特、德热拉斯，也没有在猪圈旁边拉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揣着笛子上山放牛，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付诸实践的雅兴，看看《红色娘子军》，听听“老贝”、“老柴”，够吹牛的就行了。因为居于或接近上层的缘故，“飘派”们重要的资格之一就是在天桥剧场看过“原装正版”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能当场抓拍舞台剧照的“拔份”（提高身价），要是通过某种途径跟演员们认识，知道些八卦，“份儿”就更大了。

可见当时“才”与“貌”，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沟”的两边一勺烩了，难免掉进“沟”底，永世不得翻身。好在我从15岁起就“认同”萧涧秋，作“永远的外来石子，在任何机器里都不会成为润滑油”，下面是从“沟底”发出的“山谷回声”。

有一项 “沟”的两边所共同喜爱的活动，那就是照相。大概从一九六七年起，中学生里兴起一阵照相风。照相技术已经发明了近二百年，此前此后都有人照相，专业的，业余的，但是可以算作identity一部分的照相，似乎非“老三届”莫属。原来也没这么想，那天接待诗人们时忽然发现，除了京不特摄像机不离手之外，只有北岛拿着数码相机摆弄不已，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杨炼不是“老三届”，他就不照相，发现被镜头对准了，就摆出post让人照，其他更年轻的也这样。玩儿乐器是为了报考文艺团体，有二十出头开始学手风琴的，嫌指头太硬在热水里泡泡再拉，玩儿照相又“图”个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跟焊半导体，织毛衣类似，照相“不着一字”，凡是没被砸烂的，大概也就是被默许存在的，原样照下来，责任不在我，却可以“尽得风流”。二是快要下乡了，在生长的城市及其附近的风景名胜留下点纪念。第一批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就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后来山西、陕西、云南、吉林……一拨接一拨，持续到一九七Ｏ年，再后来多是北京郊区。

“老三届”里照相upgrade为“摄影”，参加正式影展的也有，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几个业余爱好者。一个是大学里不同系的同学，是专业摄影师的老公，大二那年的暑假他到北戴河照的一张《渔归》，落日余晖中近乎黑色的海浪、水面上翻腾的白色泡沫、礁石、蹒跚而行的渔人……非常清晰。后来每看到类似题材的照片就有意无意地跟他的比，不知是不是先入之见太强的关系，总觉得不如那张好。再就说到那两兄弟。因为认识那哥哥的女朋友，沾光也让他照过几张相，他为了取景，攀上跳下，几次差点掉进水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辛辛苦苦给你们照相……”但是——如果他上网看到这篇文章，请原谅我——似乎未见精彩，只能说曝光基本正确，构图连老套都谈不上。另外，他的眼睛只盯着女朋友，集体照抓的全是她表情最生动的瞬间，其他人只求不闭眼，让雪地上的强光晃得皱紧眉头也不管。弟弟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男孩坐在颐和园长廊的顶头，人，柱子，和上方的雕花呈剪影框架，中景石舫，远景玉泉山的宝塔，层次分明，中规中矩，半点不“飘”。后来在照相馆找到工作的是弟弟而不是哥哥，并非偶然。

现在想起来，“飘派”们的趣味还是非常保守的。他们看的世界文学名著到十九世纪末戛然而止，二十世纪作品只有苏联小说，难得有现代派作品。高行健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比别人先走一步，完全是因为学法文出身，萨特、卡缪等“荒诞派”作品可以看原文。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则是受《麦田守望者》影响，据说她就看过这么一本小说。他们听的唱片，不管是抄家抄来的，还是逃脱抄家留下的，多始于巴赫亨德尔，止于肖邦、李斯特、“强力集团”。能听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得是王昆的儿子及其朋友。（见张郎郎先生的有关回忆）五十年代批判德彪西影响了一代半人的审美趣味，知识分子们多反对现代派音乐。某工程师热爱西洋古典音乐，制订了庞大的唱片搜集计划，到文革开始时已有五百多张，自然都被抄走。他本人则接受例行审查。一日，忽然听到外面大喇叭里在批判他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并播放一段爵士乐为证，不禁勃然大怒，找到造反派司令部，提出严正抗议：“我没有这样的唱片！”八十年代电视上采访申葆青，记者最后问她对摇滚乐有何看法，她坐在钢琴旁莞尔一笑， “代表”专业音乐工作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太吵闹了一点吧？”

上面说的这些人如果看到我的文章，也许会愤怒地抗议：“我不是飘派！”尽管任何意义上的“写作”都可能失去朋友，我还是希望得到原谅；虽然语带调侃，我写的时候却怀着温情。那是我们的青春，那每人只有一次，永不复返的青春。在那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乏中，青少年们是怎样近乎绝望地抓住任何可以称为“贵族”或“文化”的东西，来抵御粗野和愚昧的压迫。然而书中的“上流社会生活”毕竟要在现实中碰壁，这就是“飘派”不得不通过打架来“拔份儿”的原因。不过，贵族本来是武士，在终绝了十几个世纪（隋唐）之后居然能发出微弱的回响，也未必不是好事呢。

阿错

三名相关联的文革受难者——任大熊、莫兴龄、章汉夫
作者：王友琴


其实，所有的文革受难者都是相关联的，因为造成他们的悲惨的死亡的原因都是文革。但是这里的三名受难者之间还有一些具体事由方面的关联。透过这些关联，可以看到他们的惨剧在时间跨度上超出了文革，包含的历史内容也远超过了他们的故事的个人性质。

二ＯＯ四年我出版了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这里的三名受难者是书成之后采写的。对文革受难者的寻访和记录，仍然在进行。


任大熊，男，一九五五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五七年时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被划为“右派份子”，一九六Ｏ年被指控为“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投敌叛国”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七Ｏ年在“打击反革命”运动中被指控 “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于一九七Ｏ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判处死刑并枪决。时年三十八岁。

一九五六年时北京大学生物系的一位助教记得，当时在学校图书馆的阅报栏上，贴出过任大熊翻译的赫鲁晓夫的所谓“秘密报告”，一段一段的，几天一加，显然是任大熊翻译好一段就抄出一段贴出来。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是苏共领导人第一次批评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实行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杀戮的部分事实，谴责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震动。这个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斯大林主义，也由于暴露共产主义运动的残忍和黑暗而在思想理论方面造成震荡。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联内部发往共产党的各层组织，在苏联人人皆知。苏联共产党也把这份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但是报告文本从来没有在苏联报纸或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奇怪。那里政权绝对控制媒体，即使是人们都知道也很关心的事情，报纸却可以一字不提。即使是在斯大林主义受到批评和矫正的时候也仍然如此。西方世界新闻界得到这个报告并且发表出来的时候，称之为“秘密报告”。

据当时的一名十三级干部说，十三级以上的中共党员干部那时候可以到“机要室”阅读赫鲁晓夫报告。（干部共分二十五级，十三级以上被称为“高级干部”。）级别较低的干部都无权看到，更不要说普通人民了。即使在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都无从读到赫鲁晓夫的报告。非常讽刺性的是，只有在中国，这份报告才真正成为“秘密”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些外文期刊，大部分都是自然科学杂志，其中有一份英国的《工人日报》，上面发表了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译文。作为教员，任大熊可以进入外文期刊阅览室。他读到了赫鲁晓夫报告，逐段翻译出来，用钢笔抄在稿纸上，每过几天就贴一页在阅报栏上。到那里看报纸的人中，不少人对他贴出的翻译稿很感兴趣，围看的人很多。

赫鲁晓夫的报告震动了阅读者们的思想，不但动摇了在中国也十分浓重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亡的时候，中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盛大的追悼仪式），也引起人们思考在中国发生过的类似的恐怖和镇压。对敏感好思的北京大学师生，尤其如此。

赫鲁晓夫的报告很长，稍后数学系的年轻女教师陶懋颀和学生陈奉孝参加进这个翻译工作。后来，他们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林希翎。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林希翎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说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林希翎的男朋友曹梦飞是胡耀邦的秘书，有这份报告的中文译本。胡耀邦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委员。陈奉孝请林希翎借来这份文件，和他们从英译本作的中文翻译进行核对。

一九五七年五月，陈奉孝等学生创办了油印刊物《广场》。第一期的稿子很多。他们计划在《广场》第二期上发表赫鲁晓夫报告译文。但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广场》印出第一期以后，再没有发行。这个使一大批学生后来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长久遭难的油印刊物，实际上仅仅出过一期。

学生陈奉孝被划为“右派分子”，判徒刑十五年。参与翻译赫鲁晓夫报告的三个人的另外两个人，助教任大熊和陶懋颀，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陶懋颀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得到的处分是“留校察看”，工资降为每月三十二元，只有同辈同学的一半不到。她一直领取三十二元，直到文革后被“改正”。她后来到北京计算中心工作，在二ＯＯＯ年因肺癌去世。她和任大熊是同班同学，一起留校当助教，教“数学分析”课，两年后就成了“右派分子”。在北大演讲时提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林希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把赫鲁晓夫报告给他们看的曹梦飞秘书，被判了七年徒刑，罪名是“泄露机密”。

在北大，因为翻译传抄这个“秘密报告”受到惩罚的并不止三人。物理系一九五四级的学生陈成钧被划为“极右派”，主要罪名也是这一条。他遭到长期迫害。他的女朋友也受到株连。文革结束后，一九八Ｏ年代，他考上了第一批物理学出国留学生，离开了中国。

上文已经说过，这个报告在苏联并不“秘密”，仅仅是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而已。在中国，却真的被权力当局当作了“国家机密”，传播报告内容成为当局据以实施严厉惩罚的罪由。胡耀邦在毛泽东死后，努力为文革、反右以及其他所谓“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他的贡献和赫鲁晓夫相似。也许，他在一九五七年的经验和记忆，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一定作用吧。在当时，他连自己的秘书都保护不了。

仍然记得任大熊的北京大学的同学说，任大熊有一米七五高的样子，南方人，很瘦，是个很聪明的人，还没有结婚，不知道他后来被关在哪里，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家人亲戚。

和任大熊同期落难的陈奉孝，一九六Ｏ年在劳改农场听说，任大熊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由是和北京高校的一些青年教师成立了一个“反革命组织”。文革后，“右派分子”被“改正”，不见任大熊归来，人们只以为任大熊是被关死在监狱中了。

关于任大熊被关进监狱以后的情况，只有从他的死刑判决书中了解到一点点。实际上，由于不准历史研究者查阅档案资料，这种判决书几乎不可能找到，大量的迫害和杀戮的事实也就被隐瞒了。这里引用的判决书，是一名和任大熊一起关在监狱中“劳改”的受难者的儿子想办法找到并且保存下来的。　

这份标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在开头写道：

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这份判决书判处了十三人死刑。在十三人中，熊大仁被列为第三。关于他，判决书写道：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份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Ｏ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判处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述评”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紧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个死刑判决书有五个特点：

一，没有法律条文依据。判决书上写有“依法判决”，但是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根本没有说明，也不认为需要说明。判决书只是说“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作为判决死刑的根据。

二，没有审判过程和手续。连表演性的走过场的审判都没有过。

三，没有犯罪事实的清楚说明，用了“极其恶毒”“负隅顽抗”“罪恶累累”“死有余辜”这样的文学性描述。

四，没有上诉时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死刑判决不是由法院而是由“军管会”做出的，批准死刑的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即文革中建立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当时被称为文革的“五大新生事物”之一。

判决书中说的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是指毛泽东在一九七Ｏ年一月三十一日批准发出的关于在全国进行“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文件，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编号为中发［一九七Ｏ］三号。这个文件发出不到两个月，三月二十八日，任大熊等十三就被判决和执行了死刑。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判处了一大批人的死刑和徒刑，是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高峰之一。

任大熊一九六Ｏ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关在北京的监狱中。文革开始后，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第一监狱的在押“犯人”被转移到山西大同市大青窑煤矿。在那里，犯人每天要进行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工伤和死亡事故经常发生。在从北京转移去的“犯人”中，有一位莫兴龄医生。他是一个天主教徒，长期在教会医院服务，一九五六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他在十五年徒刑只有十七天就要到期的时候，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死于狱中。家属被告知他“畏罪自杀”。莫兴龄医生有八个孩子。他的孩子在他死后到了大同市，了解到他曾经在狱中因任大熊等的“反革命集团”案受到审讯。他们设法找到并且保存了这份判决书。

莫兴龄医生的孩子设法了解父亲的死亡的时候，也了解到任大熊等被执行死刑以前，都被五花大绑，放在卡车上，在大同市游街示众；每个人的下巴都被弄“脱臼”，使他们无法开口说话；写有他们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后面直插肉中，鲜血淋漓。

任大熊开始受害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被害死于一九七Ｏ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全国性的大迫害。任大熊这样一个年轻的数学助教，和其他千千万万的人一起，被这一系列所谓“政治运动”害死了。

二ＯＯ四年三月，在俄国出版了载有一百三十四万名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字和案件的光盘。从中可以看到，斯大林所犯的群体迫害罪的规模，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报告所揭露的。

当任大熊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报告而被关进监狱以致被判处死刑的时候，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是会在地狱中狞笑的吧。当他在自己的国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其实分量远远不够的谴责，在中国，仅仅因为阅读和翻译赫鲁晓夫的报告，任大熊和一批年轻人就受到了这样沉重和残忍的劈杀。　


莫兴龄，男，一九一二年生，广东人，天主教徒，教会医院医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被逮捕，一九五六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死于山西大同市大青窑煤矿监狱中。时年五十七岁。他死时离十五年徒刑只有十七天就要到期。家属被告知他“畏罪自杀”。

莫兴龄毕业于上海震旦医学院。他笃信宗教，是天主教徒。在一九四Ｏ年代曾经到美国圣地亚哥天主教医院留学。一九五Ｏ年在北京的教会医院海星医院当外科医生和院长，也兼任天主教慈幼会所办的孤儿院“母佑儿童工艺院”的医生。他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被逮捕。两年以后，一九五六年，北京的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开庭，“母佑儿童工艺院”院长方廷忠神父被判无期徒刑，莫兴龄医生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同时被判刑的还有“母佑儿童工艺院”的孤儿学生张宝贵、史增标等人。在孤儿院中工作的外国修女，被指控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勾当的帝国主义分子”，遭到驱逐出境。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六年，莫兴龄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莫兴龄的妻子曹德贞，是一名护士。他们育有八个孩子。一九五四年莫兴龄被逮捕以后，她一个人负担八个孩子和两个老人的生活。当时最小的孩子还只有一岁。她白天到医院上班，晚上料理家务。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她被划成“右派分子”。她的罪状之一是“坚持反动立场”，“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一九六Ｏ年，她又被医院开除公职。文革中，她又遭到抄家并被“斗争”，还和两个十多岁的孩子被作为“牛鬼蛇神”“扫地出门”，从北京被驱逐到农村。

莫兴龄医生会英文、法文和德文。他经常给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使馆人员看病。一九五四年他被逮捕后，一些外国外交官员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向他的妻子许诺找机会为他求情。他的妻子也对此抱了很大的希望。这些外交官员在一次宴会上，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请求释放莫兴龄医生。结果是，章汉夫回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这位章汉夫副部长，十四年之后，一九六八年三月，在文革的高潮之中，被关进了位于北京昌平县的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秦城监狱。一九七二年一月，他在监狱中死去。被监禁近四年，据说死去时身上的衣衫都不周全。

　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掀起高潮的时候，北京第一监狱的在押犯都被转移到山西大同市大青窑煤矿。莫兴龄也到了那里。被关押在那座监狱里的政治犯徐关增、王汝强、任大熊等二十多人被指控“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莫兴龄在监狱医务所当狱医，有机会接触不同的劳改分队中的犯人。监狱当局对他进行逼供，强迫他承认与“反革命暴乱集团”有关系，逼迫他“交代”“揭发”他们的“反革命活动”。莫兴龄不承认这些事情。

莫兴龄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被逮捕，他在两年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他的刑期从被逮捕的时候开始计算，到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刑满。但是，就在离他刑满只有十七天的时候，他死在狱中。监狱当局告诉家人，莫兴龄“畏罪自杀”，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死亡。

家属不相信他是自杀的。家属说，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天主教徒不自杀，因为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决定人的生死，这是他们的信仰。另外，他的刑期只有十七天就要到期了。他已经忍受了十五年的痛苦岁月。他的妻子和八个孩子都在等待他回家。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候自杀？这完全不可能。

莫兴龄死亡的时候，五十七岁。他被埋在大青窑煤矿犯人坟场。半年以后，一九六九年十月，他的一个儿子到了那里，找到他的埋葬之地。坟上只有一个号码标记，号码是１７６。

莫兴龄曾经被指控参与的“反革命暴乱集团”，在一九七Ｏ年三月的“打击反革命”运动中，有十三人被判处死刑枪杀。莫兴龄的孩子找到和保存了那份十三人的死刑判决书。


章汉夫，男，一九Ｏ五年生，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长期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一九六八年三月被作为“叛徒”关进专门关押高级干部的秦城监狱，一九七二年一月二日死于监狱中。死时身上衣衫已经破烂不全。时年六十七岁。

章汉夫本姓谢，江苏武进人，出身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二十一岁时从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他在美国加入共产党，次年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技能。三年后回到中国，担任中国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及其报纸《新华日报》总编辑职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他是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他长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常务副部长职务，直到文革中他被“揪出来”并被关押进秦城监狱。

他的罪名是“叛徒”。他在一九三Ｏ年代曾经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逮捕，关在“苏州反省院”中，两年后由他父亲“取保释放”，此后他又重新投入共产党革命活动。文革中有“抓叛徒”运动，是由文革的最高领导组织和发动的，规模很大。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在其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一九七Ｏ年二月，南开大学“抓叛徒”小组去章汉夫家要他交代“历史问题”。一九六八年三月，北京卫戍区的战士和外交部的“造反派”抄了章汉夫的家，宣布对他“监护审查”。

文革中抓的“叛徒”，大多数就是像章汉夫那样的人。他们曾经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写悔过书被释放出来以后，继续从事共产党革命。因为是资历很深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文革前很多都担任领导职务。

章汉夫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案子由当时的“中央专案组”直接管辖。他被从家中带走以后，他的家人再也没有能见到他。他的妻子龚普生和妻妹龚澎也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龚澎当时能见到周恩来总理，她帮助姐姐递信给周恩来，请求救助。但是给周恩来的信显然没有起作用。章汉夫不但一直被关押到死，而且被关押之后根本没有允许家里的人探望，也没有允许家人送进生活用品和药物。章汉夫在秦城监狱中被关了三年十个月以后死亡。因为长期监禁和得不到生活必需品，他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衫已经破烂不全。

秦城是一座特种监狱，专门关押高级干部。在监狱里面，级别不同的干部还有不同的牢房和待遇。像章汉夫这样的副部长，有单人牢房。牢房里，地上放两块木板作床，睡觉时有规定的姿势。通宵有灯亮着，哨兵随时可以从门上的窥视孔监视犯人。他们不准保留任何个人物件，连系裤子的皮带都不准有。每天的饭食由人送到牢房内，粗糙简陋。每天只有很短的户外活动时间，而且被关押者一个一个分开进入院子，互相不得看见。家属不能探监，也不能送生活必需品。如有审讯，可能遭到殴打和侮辱。除了审讯，平时完全没有人可以谈话。真是一种人间地狱。当然，普通人的监狱牢房拥挤不堪，被关押者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饭食不足，又是另一种人间地狱。

有一点十分清楚，章汉夫曾经从事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活动而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政权，但是他遭到的来自共产党的惩罚的严酷程度，远远超过来自国民党政府的。

一九七九年，即章汉夫死亡七年之后，因为毛泽东死亡及新的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章汉夫得到“平反昭雪”，他的“叛徒问题”也被取消了。

章汉夫属于共产党干部里的一种类型：出身于富有的家庭并且读过著名的大学，然后加入共产党并且专业从事共产主义革命，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得到高级职务，最后自己遭到迫害、监禁甚至被害死，在共产党开始改革的时候又得到平反。在中国，在苏联，都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命运，不是个别性的，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类别和典型。

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革命吞吃自己的孩子”，以说明这种现象的荒谬性。这个比喻很生动。但章汉夫的案例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可以算是“革命的孩子”，但是另一方面，革命也是他的孩子。也就是说，他参与缔造了他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下场实际上和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革命活动有紧密关系。

正视章汉夫的悲惨下场，应该问的下一个问题是，这种老革命分子被革命所杀害的事情，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故，还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引起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的一个部分？这种对“自己人”的大规模迫害和杀戮，是由某个领袖如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理论做了错误运用的结果，还是本身就在这理论和体制的基因之中？因为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种“被吃的孩子”数量甚多，在苏联和中国都有一大批。遭到斯大林的残酷清洗的数百万名受难者中，包括了半数以上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所不同的是，在斯大林时代，举行了一些表演性的“审判”，比如，举行了对布哈林的公开审判，来让这类高级领导干部“认罪”。在文革中，却连装样子的审判都没有进行过。章汉夫在监狱中被关押而死，完全没有经过法律审判程序，也没有得到犯人应有的权利，比如，被家人探视的权利。

还应该指出普通人受难者和高级干部受难者的关系。笔者记叙了另一名受难者莫兴龄，他的悲惨遭遇和章汉夫的作用直接有关。莫兴龄是个医生，天主教徒，长期在北京的教会医院以及教会办的孤儿院服务。他在一九五六年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十五年徒刑。同时孤儿院院长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在莫兴龄医生被判重刑的那一时期，在各地展开了对基督教的压迫和清除活动。一九六九年四月四日，离十五年徒刑只有十七天就要到期的时候，莫兴龄死在山西大同监狱中。家属被告知他“畏罪自杀”。

莫兴龄医生会英文、法文和德文，曾经给在北京的一些外国使馆人员看病。他被逮捕，家中有八个幼小的孩子，引起一些外国外交官员的同情。这些外交官员在一次宴会上，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出，莫兴龄医生是正直的人，希望予以释放。章汉夫回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在二ＯＯ三年出版的《章汉夫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中，第八章的标题为“清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在书中这被作为章汉夫在一九五十年代的重要工作和功绩。莫兴龄医生的名字和他被判重刑这一类事情，书中不会提到。但是，对莫兴龄医生和基督教会采取的行动，显然是章汉夫对“帝国主义”的“清理”行动的一部分。

这位章汉夫副部长，当年对为莫兴龄求情的人回答得斩钉截铁，毫不怜悯。他那时不会想到，十四年之后，他自己也一样，被无理关押并且一直关押到死。在一九五十年代，莫兴龄这样的天主教会医生被划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而被判重刑，在文革中，章汉夫这样的一批“叛徒”被送进秦城监狱，都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犯了法，而是因为他们被划入某个群体，这个群体被权力当局认定为罪犯，于是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便受到残酷的惩罚。

在章汉夫长期被单独关押和濒于死亡的时候，他没有写信的自由也没有可能和人交谈，于是，他应该有很多的时间来思索他的一生。他是否会想到逮捕有八个年幼的孩子的孤儿院医生莫兴龄并且判处他十五年徒刑的事情？他是否会想到和他一样遭到迫害的其他人？他是否会想到他自己的遭遇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请君入瓮”式的报应？

“请君入瓮”典出唐朝武则天时代。武则天任用酷吏以维护其统治。她曾重用的一名酷吏名叫周兴。《资治通鉴》中“唐纪·则天后天授二年”写道：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绩通谋，太后名来俊臣鞠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灸之，令囚如中，何事不承？” 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酷吏周兴置人于火烤的大瓮之中来强迫人服罪，来俊臣用同一办法对付他。因此成语词典把“请君入瓮”解释为“比喻用他整人的办法来整他自己”。

所谓“请君入瓮”式的报应，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善恶报应”。“善恶报应”说，人做了好事会得到好报，做了坏事会得到坏报。这种说法虽然在现实中并不总是真的发生，但这种说法鼓励人作好事不做坏事而自有其积极作用。“请君入瓮”式的报应比较复杂和特定，指的是一些有权力的人在权位上时推行恶法恶政迫害他人，最后这恶法恶政损害到其发明人和推行人自己身上。

一千年前的“请君入瓮”故事，已经对后世继起的架瓮者提出了一种警告。在文革中，在大批平民百姓受到残酷迫害的同时，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批高官被请“入瓮”的事情。这个教训是否被看得更清楚一点了呢？从上引《章汉夫传》来看，他本人得到了“平反”和赞扬，而那只他参与制作的并且烧烤了他的“大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谴责。

阿错

向达先生四十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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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木

　沈从文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说：“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做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1〕

一

向达（1900～1966），字觉明、觉民，湖南溆浦人。

向达先生早年丧父，只是依靠寡母的节衣缩食才读完了小学以及著名的长沙明德中学，此后他立志“实业救国”，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数理化部，专攻化学，一年后因志向和兴趣转变，转入文史部，随后得柳诒徵、陈鹤琴诸先生亲炙，于192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

在“商务”任职期间，向达先生除完成工作外，又初试身手，先后与梁思成合译了英国韦尔斯的名著《世界史纲》，又与丰子恺合著了《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等，从此开始了中外文化交流史和敦煌学的研究，这也应该是他一生所从事的学术的起点。

1930年，经赵万里先生介绍，向达到北平图书馆工作。当时中国和瑞典两国的考古学家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不久有了重大的发现，瑞典的考古学家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万余枚简牍，即通称的“居延汉简”，这不啻给当时的古史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1931年5月，这批汉简运至北平，先藏于北平图书馆，后为摄影和研究的方便移往北京大学，随即由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等学人负责进行释读。此前，向达已先期在北平图书馆担任编纂委员会委员，并任写经组组长，同时参与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他利用该馆馆藏的丰富文献，开始着手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学术领域的研究，不久他独立完成了一部力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也成为在中西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成就卓著的一位名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出版之后的翌年，他又出版了《中西交通史》一书，随即接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在该校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的课程。

1935年秋，向达因在“北图”“服务五年成绩卓著，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而被派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向达此次前往欧洲，他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书籍著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考察和工作，其间抄录了大量有关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向达又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即大英博物馆）的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又抄录了明清在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等方面的一批重要文献。1937年末，他又访问了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的科学院和博物馆，考察了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大量文物藏品。在巴黎期间，他还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

向达先生的欧洲之行，使他身上的爱国主义情怀油然而生。其间状况，可由向达当时写给“北图”馆长袁同礼的一封信中展示无遗：“达虽一介书生，身无傲骨，然与其向此辈人足恭唯诺以讨生活，则毋宁返国饿死之为愈耳。惟念祖国风尘艰难，断不敢效叔宝之流，以海外桃源为避秦之乐土也。”〔2〕正是靠了这种倔强和自尊，向达先生饿着肚皮把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敦煌卷子都做了详细的卡片，并抄录、写成目录提要，记上卷子的编号、名称、长短、所存行数，并抄下其前五行和后五行，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后来，他据此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为国内新兴的敦煌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把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1938年秋，经过三年艰辛的考察和劳作，向达携带着数百万字的文字资料凯旋。此时的国内已是战争的年代，当时浙大校长竺可桢和文科主持人梅光迪先后接纳、引荐了张荫麟、胡刚复、王焕镳、郭斌和、张其昀、陈训慈、刘节、钱基博等到浙大，这样，当年“学衡派”学人的阵地就从南京迁移到了浙大，此外钱穆、缪钺、丰子恺、王驾吾、孟宪承、陈乐素、郑晓沧、贺昌群、夏鼐、黄翼、孙大雨、费巩、吴定良、浦薛风、王庸、田德望等一批学人也先后齐聚浙大，可谓星汉灿烂。当时向达先生应聘到了已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他转赴昆明的北大历史系，任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授，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

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并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处。返回重庆之后，他针对某些文化名流在莫高窟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并提出建议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这一建议对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促成作用。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与夏鼐、阎文儒等再赴河西考察。此次他再至敦煌，不顾当地隆冬的酷寒，呵指取暖进行笔录，除了对敦煌地区的诸石窟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记述之外，又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这就是他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其中他对古代“俗讲”的研究是开辟草莱的创举，而他对边城“两关”（汉代的玉门关、阳关故址）的考证则出自其两度亲自踏勘的结果，远远不同于一般研究者仅在书斋中依靠文献所进行的考据之作。

欧洲之行的前后，可以说是向达一生的学术巅峰。

二

向达先生著述等身，他的著述和译著，前者计有《中西交通史》、《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关于龟兹白姓之讨论》、《圆明园遗物与文献》、《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印度现代史》、《中外交通小史》、《唐代俗讲考》等，后者计有《世界史纲》、《史学》、《亚里士多的伦理学》、《匈奴史》、《甘地自传》、《史学史》、《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鞑靼千年史》等，由此，在中国历史学界，他理所当然成为一名大家。不过，向达先生并不是只在书斋中讨生活的粹然学人，他很明确要把自己的学识用于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所以，当抗战胜利之后，向达先生就是向战败国日本强烈提出要求赔偿战时中国文化损失的学界代表之一。

正如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瑞典首相卡尔松时所说：“干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第一个要数日本。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中国，十分蛮横、残酷。”〔3〕邓小平在同年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时也指出：“坦率地说，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国的账最多的国家。”〔4〕这“蛮横、残酷”的诸项“欠账”之中，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文化蒙受到的巨大损失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据国民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编成的《战时文物损失目录》记载，中日战争，中国总计损失文物三百六十万七千零七十四件又一千八百七十箱，古迹七百四十一处。

在战后的四川李庄，向达先生即与中央博物院的友人合议，他说：“人类之所以高出禽兽，因为他有理智能反省。运用理智和反省，于是创造了文化，脱离了野蛮。但是人类又创造了战争，来毁灭自己，毁灭文化。”他痛惜“历史上每有一次变乱，文物的损失便增加一次”〔5〕，于是他们乘美国准备在中国东部沿海登陆强攻日本本土之际，先按美方的要求制备了应予保护的古迹、古物的图表、地图和照片，“对于这些地方相约不毁坏不轰炸”（世人多知日本的奈良等城市是因为梁思成先生的建议而免遭美国空军的轰炸，但很少有人知道向达先生等也是建议者之一员），并准备随同美军行动，负责指导，又向中国有关方面提出日本赔偿中国文物损失的建议。向达先生当时指出：

战前日本俨然以东方之领导者自居，而于文化方面则夸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因其如此，故于此次战争常自诩为圣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民即受此种自我陶醉之教育，谬种流传，由来已久，究其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腼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其人民而已。战后重新教育日本文化上解除武装，以消灭其精神上之夸大狂，实为第一步应采之行动。日本精神上之夸大狂大部分以其掠取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为寄托之所，故将其视为国宝之中国古器物、书画图籍，于战争结束后，勒令缴还我国，使其夸大狂之精神无所附依，实为重新教育日本所必需，此一事也。复次自甲午以后，以迄今兹，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如古器物、书画图籍等为日本所掠取盗窃以去者，其损失益不可以数量计，此种责任，日本政府与人民（特别是贵族三井、三菱系之财阀以及黑龙会与满铁之御用学者）俱应共同担负，不容有所分别，故于战后我应就其公私所藏我国古器物、书画图籍指名索取，一方面藉此赔偿五十年来我国家与人民在文化上损失，一方面予侵略国家之政府与人民以一种惩戒，此又一事也。而上野日比谷诸处，所陈列甲午诸役自我国掠去之战利品之应一一取还，归我国家博物馆庋藏，以资纪念，此又毋烦赘言者也。至于自日本取来之古器物、书画图籍，将来分别交与国立博物院或图书馆收藏，抑或设博物院图书馆专门收藏此类物品，以为此次战争纪念，尚待细为研究，姑不具论。

向达先生这篇《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的文章，后来就发表在家父当年在北平创办的《知识与生活》上。在这一问题上，他主张赔偿应分四项：“直接或间接因此次战争而受到损失者”，如战争中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以及上海市博物馆等的巨大损失甚至是完全的毁灭；“日本利用庚子赔款所设置的一切研究调查机关”，如“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和其下属的各地“东方文化研究所”、北平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北洋海战中丁汝昌的遗物等；“违背我国法令所攫去者”，如自清末以降日本大谷光瑞派遣的橘瑞超、小川吉一郎在新疆、敦煌盗去的古物，民国以降如北平山中商会所偷运出境的古物，战争中东京大学考古学室和东方文化研究所在中国各地的掠夺，等等；“为再教育日本而必须予以处置者”，如侵华帮凶的“满铁调查室”、东洋协会的“学术调查部”、黑龙会的“玄洋社”等，又如财阀背景的“东洋文库”、“静嘉堂”等。向达说：“此次战争，日本的军阀和财阀厥罪维均”，但战后在美国的占领政策指导下，“对于财阀不过解散他们的组织，使之化整为零，至于为军阀财阀作工具作帮凶的学术机关，则仍然听其存在”。他认为：“学术本身无罪，而一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园地里，洁白的学术也变成一朵罪恶之花”，所以，在抗议之余，他建议没收或封闭“东洋文库”、“静嘉堂”之类的机关。

这四项建议，向达先生认为其后三项，“原本是中国的东西，如今收回，在我则为光复故物，日本退还，不过慷他人之慨，对于其本身丝毫无损”。至于第一项，已“无从返回原物”，向达以为可仿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罗文大学的办法，从日本各图书馆、博物馆中挑选相当的图书器物，分配给已被日本炮火摧毁的各文化机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最公平的办法”。

为了“指名索取”之便，向达先生还就其所知，开列了收藏有被劫掠的中国文物的日本及其在华之各处公私单位名单，如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大连图书馆、满铁图书馆、静嘉堂文库、东洋文库、尊经阁文库、帝大图书馆、山本商会、上海东方文化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中村小折、大谷光瑞等所藏。可惜由向达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仰人鼻息，竟无所作为；作为日本保护国的美国也意在扶植日本成为“冷战”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战时的体制和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机构，向达的热烈愿望没能得到实现。为此，向达还好意“劝告美国不可以过度的扶植日本，这是养痈遗患，将来是会要自食其果的”。

向达主张对日本提出文物赔偿的同时，还没有忘了另一个战败国的德国，虽然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就已归还了在中国掠夺去的天文仪器，但向达在欧洲考察时发现，柏林国立图书馆藏有从清宫掳去的宋版《周易集解》，此为“天壤间孤本”，此外，勒柯克等在中国西北剥离的壁画、移走的碑碣、劫掳去的六朝以迄唐代各种语言的古籍，也分藏于彼国的民族博物馆、普鲁士研究院等处，“这都是非法劫走的东西，为巴黎和会我国所没有提出要求退还者”〔6〕。

然而，言犹在耳，作为一个深深挚爱着祖国文化的学者，向达痛心地目睹了战争中祖国文物的劫难，他几乎是一字一泪地说：“自民国二十六年以后，十年的征战，不知毁去了多少生命，多少财产，多少文物。在这十年之间，故宫南迁的古物、各文化机关的图书，都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流离播迁于西南乱山深处，挣扎于蛮烟瘴雨之中。”岂料外寇刚刚被逐走，内战又登场，龙门、云岗石窟，应县的辽代建筑等，又成为“两军拉锯的场所”，“至于城市的换手，一进一退，焦土巷战，空军轰炸，到头来玉石俱焚”。向达先生真是椎心泣血，于是，他“诚恳的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呼吁，对于中国的文化遗存，彼此应有一个谅解或约定：古代文物美术集中而有历史意义的城市，不得作为战争的目标或根据，不得已而进城，也千万不要采取焦土政策、巷战烧杀抢掠。文化机关如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应该与医院有同样的地位，不能作为防守的根据、攻击以及轰炸的目标。文化遗存如龙门、云岗，不得作为争夺的目标或要塞”。向达先生还反复斯言：“人类之异于禽兽，因为有理智和反省。人类不幸而自相残杀，同室操戈，已经够残忍的了，若再泯去了理智、反省，盲目地屠剿，灾难到了活人，也波及了遗存，这种行为，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找不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也没有，这才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不仅如此，向达先生还为由于建设导致的文物损毁哀鸣，比如当时川陕公路经过四川广元，唐代的千佛岩竟遭灭顶之灾；川滇公路经过云南昭通，在云南开发史上有重要意义的豆沙关袁滋题名也不免一劫……向达先生哀哀泣告当时的国府大员翁文灏、俞大维等：多予关照，多予事先的“谆谆告诫”〔7〕。

那个时候，专业关怀之外，我们也仍能不时听到向达的声音。比如在抗战胜利后的民主运动中，针对国民党镇压学潮的暴行，向达先生愤而陈言：“学校从无因思想不同而予学生以处分的规定，民国至今三十七年，政治上的变动有如弈棋，但是即在反动如北洋军阀时代，也未闻因政治思想不同而强迫学校开除学生，也未闻学校因为受不住压力而公然屈服，予学生以开除的处分。”〔8〕向达还和朱自清等十三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于国事鱼烂之际还异想天开地要推行他那“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在教授会上却得到众教授的冷嘲，因为“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尤其是“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9〕。也许这是丧气话，不过，向达是因为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政治的黑暗失去了全部信念才说了上述沮丧的话的。针对当时学潮中尴尬角色的胡适等，向达先生还皮里阳秋地撰文道：

适之先生今犹健在，且继承蔡孑民先生的事业与遗志，打倒赵家楼的一般英雄如今也多已负担起国家民族的大任。现在回想起来，不有当时的自由与放任，诸公如何能有今日光辉灿烂的成功！用自由意志选择来的思想，才能威武不屈，光景常新，才能光辉灿烂，开花结实。揠苗助长，或者暖房培养出来的东西，不是横死就是夭亡。像今日执政者对于青年运动，连揠苗助长，连暖房都谈不到，如何可以希望开花结实。历史是无情的，当年的革命者往往会成为将来革命的对象。如其不是这样，历史便就停滞不前，而我们学历史的人也就无事可做了。人类之所以珍重过去的经验，其故或者在此，而历史一科至今还能存在，还为人所诵习，这，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开恶例容易，破坏后要恢复传统去不容易”，这句话我愿意再重复一遍。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这才是北大的传统精神，也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大学教育的精神。这种精神，需要创始者，也需要继承者共同珍重。民主、自由，有历史作纪录与证明，诡辩宣传都不足以淆乱颠倒。〔10〕

在昆明，在北平，向达由失望和不满相继参加了反内战等政治运动，他已不再是一门心思治学的纯粹学者了。所以，当他有机会赴美国讲学时，他拒绝了；当校长胡适多次劝他南下时，他又拒绝了。最后，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随同胡适离去，向达却接任了馆长的职务，他还参加了护校委员会。

在一个历史剧烈变动的年月，向达先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阿错

三

在烽烟大作、兵火满天的日子里，难得有两场“学术会议”的召开，一是国立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一是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首届院士会议，这两所研究院都在炮火中召开了它们在大陆最后的“学术会议”。“会场中充满了一片致用的空气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其中也似乎夹有若干火药的气味”。向达先生困惑了，随即他有一番如今仍是经常困扰我们的议论：中国的科学、大学教育，何为体？何为用？向达说：“近代科学进步，是以纯粹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纯粹科学是体，应用科学是用，有体然后有用。单只讲用，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今日如果不务根本只图眼前，则中国将来科学的前途，可能与同治时代的维新同其命运。”科学也不是没有相辅相成的东西的，向达又说：“科学同民主是相互的，无民主即无科学，无科学即无民主”，“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大科学家，无不有悲天悯人、开物成务的精神，倡导和平，厌恶战争，如罗素，如爱因斯坦，即是最好的例子。”〔11〕

不久，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向达先生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在他面前，似乎一片锦绣的前程在等待着他，他也理应将他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向达和他同乡的沈从文的经历相仿，他们都是湘西土家族人，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乡下人”，即他们的天性是不识机变，这就如向达档案中所记载的：其人也，“富于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对五十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表示不理解”；其性格又“为人憨直，是非分明，毫不宽假”。所谓“憨直”之处，如其曾以诤友自况，表示“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他做得好，不让他变化”，于是这种情绪和“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就被视为：“还有人如向达，自觉或不自觉地保留其解放前士大夫的‘硬骨头’态度，对我们有些具体措施常有抵触，受落后群众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云云〔12〕。

向达的铩羽，是他在“鸣放”之时曾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项最热门的史学讨论），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后果也就可想而知。当时北大历史系仅有的另外一个一级教授翦伯赞等批判向达，揭发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具体说来就是向达曾把中国科学院的一些行政干部比喻为“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以及形容某些“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如“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等〔13〕。于是，向达先生成了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第二号大右派，并由一级教授降为二级教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向达先生再也逃不掉这一劫了。

此前，向达先生“憨直”如童言无忌，而对其早有戒心的人就逮住机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到了这时，他不光早有“右派”言论，还硬说还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也就是在那场“浩劫”之中，在堂堂学府的北大校园里，居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北大历史系考古学教授邹衡先生后来追述他当年的亲历见闻，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六十六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4〕乐黛云先生也在回忆当年“牛棚”经历的文章中记述道：“我们那时生活非常艰难，每天都被‘勒令’在烈日之下趴在地上拔草十来个小时，同时接受全国各地来串联的革命小将的批斗（包括推来搡去和各种千奇百怪的‘勒令’）。就在这样的情景下，全国最优秀的翻译家之一、曾为周总理翻译的吴兴华教授中暑死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教授被‘勒令’收集革命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晕倒在地，未能得到及时救治，也死了。”章诒和回忆说：“向达是右派，算‘前科’，受罪挨罚最多。他早有思想准备，曾对家人交代：如有三长两短，不要意外和惊恐。果然，于数月后，死在劳动场所。发病时，北大革命师生无人为其呼救。”〔15〕

据乐黛云等先生的回忆，向达先生备受折磨和凌辱，于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而逝世的，他弃世时，不过六十六岁，那正是一个学者的黄金时节。

我为向达先生哭！

注释：
〔1〕《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页。
〔2〕1936年2月21日。见《向达：艰难的追寻》，人民网“人民书城”。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8、1192页。
〔5〕〔7〕《为文物请命》，《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3期。
〔6〕向达：《日本对我赔偿中关于文物部分赔偿的问题》，《知识与生活》1947年第3期。
〔8〕〔10〕向达：《今罪言》，《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5期。
〔9〕见1947年9月23日《胡适日记》。
〔11〕向达：《祝南北两学术会议》，《中建》北平航空版1948年第9期。
〔12〕《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2辑，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6年印发，第47页。
〔13〕〔15〕章诒和：《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7期。
〔14〕《永远怀念向达先生和夏鼐先生》，《考古学研究（一）：纪念向达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夏鼐先生诞辰八十周年》，北大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阿错

割不断的呐喊


2005年09月05日 13:48 　 南方网

清明节前一天，一股寒潮突然袭击了沈阳城。阵阵冷风抽杀着街道两旁柳桃的蓓蕾，抽杀着行路人的心。天是灰暗暗的。没有了阳光。没有了蓝天。也没有春天特有的芳馨。

终日紧闭的沈阳监狱的铁门开了，一辆囚车从高墙里冲出，沿着东北大马路向东飞驰而去。行人一个个止住了步，望着远去的囚车，心一阵紧缩。

“车里是什么人？”

“没看到贴布告，也没开公审会，这是……”

“是秘密处决吧？”

“……”

囚车在刑场上停下来。一个女“政治犯”走下车。她穿一身绛紫色囚服。瓜子脸，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

四十几年酷爱整洁的习惯，使她在临刑前，很想梳理一下散乱的头发。但是，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于是，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像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络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的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像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她多想大声地呼唤那远在北京的老母：“永别了，妈妈！”她多想轻轻地嘱咐身后的一双儿女：“孩子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然而，她不能了，不能了！“四人帮”及其死党惨无人道地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就义时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的权利！

英雄无声地倒下了。

时间是1975年4月4日上午10时12分。

鲜血染红了印在囚服上的三个字：张志新……


“长大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岂舍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这是二千二百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面对动乱、危机、濒临灭亡的祖国，用血和泪唱出的哀歌。想不到二千二百年之后，屈原的缕缕忧思重新飘荡在祖国的大地上。

1968年2月。一个无星的夜。十一次特别快车在京沈线上飞驰着。机车好像一头激怒的雄狮，焦躁地向山海关冲来，不时发出悲壮的长鸣。志新坐在靠近车窗的座位上，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匀称身材。瓜子脸，齐耳短发，穿一件青呢大衣，看上去十分清净、质朴，身边的衣帽钩上挂着一条鲜红的长围巾，随着车厢的震颤，微微摆动着。围巾的颜色和大衣的颜色似乎不大协调，但这正是志新性格的特征，要么是青，要么是红，她不喜欢乌乌突突的中间色。

列车在到达天津之前，车厢里闹闹哄哄，一直安静不下来。旅客们大声地发着牢骚：

“晚点，又是晚点！真不像话。这叫首都车站啊，首都！首都！”

“晚点是小事，但愿不要遇上武斗劫车。”

说这话的人立即住了嘴，惊慌地回顾着。接着是可怕的沉默。

人们在沉默中前进。

终于，对于晚点的抱怨，对于武斗的忧虑，被瞌睡战胜了。于是，就在沉默中睡去。

志新却怎么也睡不着，旅客们的议论在她的思想里激起了轩然大波。

一年前，她作为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一名共产党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参加各种形式的集会，可是，不久她的激情冷却下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许多事情使她迷惑不解。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群众分裂成几大派，用大喇叭对骂，用大字报攻击，后来又上升为武斗，由棍棒、石块发展到机枪、土坦克。6月1日，在某大学里发生了有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武斗，多少无辜的青年倒在血泊中，南湖的树林里出现了令人不忍目睹的学生的新坟，而“屠杀”他们的人，也许就是他们的父亲、兄弟、同学、好友。武斗还在升级，沈阳城内枪声整天时起时伏。听说有的儿童在街上玩耍被流弹打死了，志新也深为幼小的儿女担忧，同爱人曾真商量好，把孩子送到天津姨家躲一个时期。她原以为只有沈阳这样乱，可是到了天津，天津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从天津又到北京，去看望几个哥哥妹妹，看到北京也在武斗。又听说武汉、济南、重庆、广州……全国都处在武斗之中。

这是为什么？难道武斗就是革命？这个善于思索、勇于追求真理的共产党员决心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她亲自跑到北京街头，倾听着，观察着，分析着。游斗(指将文革中“揪”出的“走资派”、原来的“地、富、反、坏、右”等捆起来在马路上游街示众或开斗争大会——编者注)的旋风刮遍了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包括中央和国务院部委领导同志，六七十岁的老人，也都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在卡车上作“喷气式”，受到各种难以忍受的训斥和侮辱。她每天都看到一些传单，听到一些传说。“江青点了×××的名了！”“江青说×××是叛徒、特务！”“江青说……”江青只要说一句话，北京城的墙壁上。柏油路上就到处出现“打倒×××”、“油炸×××”的大字块，连德高望重的朱老总、贺龙、陈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劫难逃。从中央政治局，到街道党支部，所有的党组织都被摧垮了，被中央文革和各种名目的“造反总部”代替了。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当权派，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即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编者注）”、“叛徒”、“特务”，被关进了监狱，关进了牛棚，关进了“学习班”，靠边站了。党组织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工厂瘫痪了，交通瘫痪了，人们整天掉在派性的漩涡里不能自拔。

那天，志新从街头回到母亲家里，一进屋，看到哥哥的衣服被撕破了，就找出针线，叫哥哥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缝补。志新接过哥哥的衣裳，猛然间看到上面有一片陈 旧的血迹。按照血迹的部位，她看到哥哥身上伤痕斑斑。她问哥哥是怎么回事？哥哥含泪述说了天外来祸。原来，哥哥买了一个像框，想镶一张毛主席像，但是像片大、镜框小，他就把像片的四周剪掉了一条，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严刑拷打。哥哥刚说完，妹妹志勤在一旁抽泣起来。志勤在乐团工作，因为提琴拉得太好，遭到了批判，说她是“黑尖子”、“提琴匠”，为“封资修”唱赞歌。从哥哥、妹妹的不幸，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不幸，志新非常难过。受冲击的何止是“当权派”？连小学教员、乐队演奏员也遭到了无情打击。多灾多难的黄帝子孙啊！可是，谁是这灾难的制造者？谁是罪魁？

志新回忆着同父亲的一段谈话。

那是在天津旧居里，父亲同女儿久别重逢，唠了些别后之情，很快就谈到了国家的命运。父亲清瘦的脸上严峻得可怕。老人家已年逾八十，在人生的道路上经过了无数的坎坷，正在艰难地走着最后一段路程。他年轻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为人刚正不阿，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热爱祖国，他的爱国情绪对幼年的志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父亲酷爱音乐，加上他家的楼下就是琴行，所以志新姊妹从小就喜欢音乐，成了天津市有名的“张氏三姊妹”小乐队，每次演出都哄动全城。虽然家境困难，常常用豆腐渣果腹，但老父亲还是积蓄了一些钱，给女儿买了两把小提琴。父亲经常带着三个女儿为抗日救国作捐款演出，用音乐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罪行。在漫长的岁月里，父亲到处寻找着富国强民的救国良策，但他终于没有找到。解放了，盼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十几年的时间，“东亚病夫”变成了东方巨人。可是好事多磨，如今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武斗”，把好端端的中国糟蹋得不成样子，工不能工，农不能农，学不能学。他忍不住对女儿大呼道：“如此下去，国家不堪设想，爸爸死不瞑目！大清的江山亡于慈禧，今日之中国将断送在何人之手？”说完，老人干枯的眼窝里滚出两大滴泪珠……

列车在暗夜里前进。志新闭上眼，继续沉思着。

半月前，她带着一双儿女从沈阳奔向天津，是为了消除对儿女安全的忧虑，想不到，现在却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更大忧虑从北京返回沈阳。

清晨，志新踏着地上的薄霜，走出沈阳站。刚踏上马路，突然，五六辆武斗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已经跑出老远了，还隐约可见车上刺刀的寒光。卡车在视野里消失了，迎面又来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拉着一大串“当权派”在游斗。志新不忍再看，赶紧拐进胡同。她路过几家工厂门口，又看到一大排“牛鬼蛇神”大弯着腰 站立在厂门口在“请罪”。志新急匆匆往家里飞奔。越走近家门，越想念亲人。她打开家门，见到爱人，第一句话就说：“老曾，这半个月我心里很乱，很不安，天津、北京到处在批斗、武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江青一手遮天，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怀疑！”

志新回到了省委机关。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从北京回来后变了，变得沉默了。她总是一个人长时间思索着、苦恼着、探寻着。她几乎一句话也不说。沉默，一连数日孤独地沉默着，这沉默是痛苦的，又是短暂的，就像一个蓄满山洪的水库，看上去连一点波纹也没有，可是一个大得可怕的爆发已经孕育成熟了。

一天，礼堂里又召开了批斗省委书记的大会。照例是老一套，挂牌子，戴高帽，搞喷气式，呼口号。人们对这一套早已看惯了，厌烦死了，却又不得不跟着做。因为这是最时兴的“造反”，最纯粹的“革命”。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打倒×××口号声的极短的间歇里，会场上响起了悲伤的啜泣声。这啜泣的人就是张志新。

志新再也忍不住了，她有许多的泪要流，有许多的话要说。会后，她在同志们面前失声痛哭，却又滔滔不绝：“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现在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打倒这么多人，省委领导全靠边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敌人？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做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是否都该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

志新的这些话是对同志们谈心时说的，她还没来得及公开讲出来，就同几万名原东北局、省委、省人委的干部一起被赶到了盘锦五七干校。大家刚放下行李，“清队”（即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编者注）的十二级黑风便席卷了干校所有的连队。多少无辜的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被审查、专政，没过多久，睡在炕梢的那位副部长被迫自杀了。那一天正是元旦，连里改善生活，这位老干部一个饺子也没吃，就吊死在荒凉的野地里了。死后，在她的脸盆里发现了她的亲笔遗书，上面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我当时不是党员，我没有出卖过同志。”

这哪里是什么遗书呀，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洁的心，是向林彪、江青一伙讨还血债的控诉书！

志新久久地凝望着这份遗书，泪水止不住地流呀，流呀，这不是软弱女子伤感的泪，这是忧国忧民的泪呀，正是这忧国忧民的泪水，浇开了光彩夺目的英雄之花，谱写了威武不屈的生命之歌！

阿错

志新在干校忍着肝病的痛苦，白天和同志们一起劳动，拉车，她把身子尽力前倾着，使出全身的力气。手指粗的麻绳磨破了肩膀，碾碎了厚厚的垫肩，她咬破了嘴唇，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夜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她拼命地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寻找答案，解决难题。她沉默寡言，忧心忡忡。

志新默默地劳动，默默地学习，默默地思索，在默默中形成一整套观点、看法，而一旦观点成熟了，她便立即打破长时间的沉默，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封建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在和同志们的交谈中，在连排会议上，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上，志新同志庄重申明：

“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江青审查了没有？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么？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编者注：文革中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现在天天搞什么‘宣誓’，搞这个形式主义干什么？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做那些事也不行。忠不忠于毛主席，主要看认不认识真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的威望不是靠大树特树树立起来的，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毛主席在党的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

在那乌云蔽日、风雨凄凄的日子里，人们啊，连呼吸都要谨慎，连吃饭都提心吊胆，有谁敢对林彪、江青一伙说半个不字！“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等各种型号的帽子就像影子一样时刻追踪着无辜的人们。在这 万马齐喑的时刻，张志新同志勇敢地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向着林彪、“四人帮”公开地挑战，公开地进击了。

同志们为志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对她的革命气节十分敬佩，同时也为她的处境和命运忧虑不安。

同志们私下里找她谈话：“志新啊，你不能再讲下去，这是‘反革命’言论啊，无论如何，你必顺立即刹闸！立即刹闸！”志新理解大家的心，但是她回答说：“同志啊，这个闸我不能刹！你看看我们伟大的党被践踏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

为了“拉”她，一些好心的同志想出一个办法。叫志新最疼爱的女儿林林写信，要妈妈赶快刹闸。

志新读着女儿的信，泪珠在眼窝里滚，那些字儿歪歪扭扭、蹦蹦跳跳，多像天真的小林林！世界上最细心的是母亲的眼睛，志新在信纸上看到了一滴泪痕，她知道，女儿的信并不是女儿的心。志新看完信，微微一笑，立即给女儿写了一封回信：“想念的林林，妈妈知道你的心。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个值得你们热爱的好妈妈！”

整党开始了。“四人帮”玩弄着拿手把戏，向党的组织和党员又一次下手了。党员们已经二年没过组织生活，像风筝断了线，象孩儿离开了妈，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心似大海翻腾。他们多么希望听听党的声音，多么想向党的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谈谈心里话，心里的话积得太多太多了，就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他们多么希望恢复党的组织，过过正常的党的生活。可是，党员们失望了。“四人帮”的“整党”是要彻头彻尾地整垮党，以“整党”为名，继续整老干部，整党员。他们逼迫 一些党员承认“当了国民党兵”，检查，无休止的检查，交待，没完没了的交待。可是，就连这样的整党，志新同志也不能参加，她被立案审查了。

志新独自坐在炕上，房东和孩子们都出去了，屋子里空荡荡的。她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涌出眼窝。离开党的组织，离开同志们，在所有的痛苦中这是最难忍受的痛苦。她呆呆地坐在窗前，夕阳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脸上、身上。她的思想里掀起了一层层狂涛巨浪：

难道我真的错了么？难道我真的离开了党？不，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不是我过于固执，也不是个性太强，我看不出错在哪里，怎么能向谬误投降？

古住今来，有多少革命者、科学家为捍卫真理而献出了生命，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卑怯者总是过于看重生命，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比较出真理和生命的分量。她想起了伟大科学家哥白尼向宗教挑战的故事。哥白尼为了捍卫“日心说”，遭到教会残酷无情的迫害，但是他至死不屈。接着，哥白尼的热情赞助者乔尔丹诺·布鲁诺，勇敢地接过哥白尼手中的火炬。在宗教猖獗的中世纪，他公然脱掉袈裟，向神圣的教会发动猛烈攻击。他到处宣布宇宙是无限的，整个宇宙没有中心。他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分子，被教会当局的异端裁判所逮捕了，关了七年监牢。布鲁诺宁死不屈，于1600年2月被判处极刑。教会在罗马城的鲜花广场燃起熊熊烈火，活活烧死了布鲁诺。布鲁诺在烈火中忍受着极大痛苦，却高昂着永不低垂的头。后来，鲜花广场的熊熊烈火，竟成了更加巨大的真理的火炬，照亮了罗马，照亮了欧洲，照亮了全球，照亮了未来的新世纪。

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过这样的情形：当过于强大的邪恶势力作为一种潮流突然袭来时，有少数的人便立即舍生奋起，不畏强暴，英勇搏击，于是就成了英雄，为祖国和人民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潮流冲击下，不得不将愤怒和真话埋在心底，不得不跟着走一段路，正如雄鹰有时也顺风滑行一样，但这沉默是短暂的，而一旦人民从沉默中奋起，那就是反动派的殉葬日。在黑云压城的形势下，照例少不了投机者，他们出卖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出卖原来信仰的真理，追随邪恶势力，坑害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最无耻的人连在一起。自然，又有少数的自私者、懦弱者，违心地成了温顺的奴隶，作了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英雄、人民、投机者 、懦弱者，这是历史剧不可缺少的人物。当乌云过去胜利到来的时候，人民将敲响锣鼓，欢呼英雄，奏起哀乐，悼念烈士。“帮凶”们将受到历史的公判，在公判中求得新生，而懦弱者、自私者，也将受到“良心”的审判，在哀乐声中忍受精神鞭子的抽打，那痛苦将是长期的和难以忍受的……

志新决心向英雄们学习，做独立支撑的大树，背靠马列，扎根大地，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到底！这次个人整党收获很大，她眼含热泪，向党写下了心里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应当无所畏惧的，她襟怀坦白，因为不是为了谋求什么私利，不是维护利益相关的某一宗派和阶层，所以不能不坚持真理，不能不旗帜鲜明，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采取欺骗的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我要敢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使人多么痛苦！

整党尚未结束，“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就下了逮捕令。

1969年9月24日，在清队的“台风”中时刻惴惴不安的同志们被聚到广场上，他们原以为开什么批判会 ，可万万没想到，是逮捕张志新同志的大会。志新的爱人曾真，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走进会场时才看到“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的大字横幅，他几乎晕了过去。曾真同志望着台上的志新，心中百感交集，但是他不敢掉泪，因为没有哭的权利。他把泪水吞进肚里，胃溃疡发作了，他用拳头顶住胃部，一眨不眨地望着亲爱的志新，朝夕相处的亲人。

例行步骤作完了，张志新被戴上手铐。她昂首挺胸，向吉普车走去。曾真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他同亲人的永别！

志新被抓走了。但这并不是“四人帮”死党的全部目的。他要抓一儆百，要叫全体干部、群众在江青“女皇”的面前垂手称臣、匍匐在地。在逮捕大会之后，全干校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他们叫嚷：张志新背后没有人，没有个摊摊，她的胆子不会那么大，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将计就计，要盯住那些同情者、支持者，予以狠狠的打击！

在黑风阵阵的暗夜里，各连队都在开会，人人都要表态、声讨，同张志新“划清界限”，但是，志新就像一颗火种，在风暴中没有熄灭，反而变成照耀全干校的火炬。在肃毒会上，巍巍然又站立起一个宁死不屈的革命者，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张志新同志错在哪里！共产党员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怎么是犯法？她的观点有道理！”

这位同志当即被捕，判了十八年徒刑，投进了监狱。但是，更多的同志已经被镣铐的铿锵声唤起，斗争在继续……


志新同志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有着高尚的革命情操。即使在那漫长痛苦的牢狱生活里，那阴森的高墙，冰冷的手铐、脚镣，无情的棍棒皮鞭，也无法禁止她对同志，对人民，对伟大的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最真诚的爱和尊敬。

她爱同监的“政治犯”。她一进监房，就像投进一块磁石一样，不论是纯洁的钢，还是有杂质的钢，都一下子被她吸引去了。她在这些难友中很快就获得了信赖和威望。她一个一个地拜访“政治犯”，问她们何时入监？因何判罪？判了多少年？通过这样的调查，她知道了这些人大部分和她是同类型的“政治犯”。她，作为省委的机关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组织起一个战斗集体。于是，她开始了“地下”工作。一个只有二十岁的“现行反革命犯”，从入监那天开始就老是哭泣喊冤。志新像母亲一样爱抚她，劝她不要哭，坚强起来，要坚信总有一天会昭雪平反。这个孩子不再哭了，望着志新，第一次在监牢里露出笑脸。

当她忆起被捕的场面时，心如刀绞。她写道：“这种处境对一个自尊心十分强的人，又怎能容忍？一个女共产党员，机关干部，究竟犯什么罪？被两个大汉抓头发，挂牌子，双臂背扭？如果她不明确自己是坚持党的政治原则，这样的尝试，就只能使她魂飞气断。但想到党的利益，自己吃点苦头算什么？她相信同志们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投入斗争的洪流，彼此心心相印，为埋葬人民的敌人做出贡献。

她爱人民，常常把老房东怀念。在干校时，有一次过节分了一些糖果点心，她全部送给了房东的小孩。后来，她被专政了，同志们为了“拉”她 ，请贫下中农给她办学习班。有个李大嫂拉着她的手说：“咱庄稼院有句话，小胳膊可扭不过大腿呀。你，你就忍两天吧，哪有不晴的天？哪有不干的道？”真挚的感情，扑实的语言，深深感动了她，她眼里含着泪说：“多好的贫下中农呀，就是为了他们，我也要坚持真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

她爱自己的亲人，最惦记的是妹妹志勤。志勤在北京乐团工作。因为钻研业务受到了批判、害了神经官能症。她给志勤写了好几封信。

志勤：

……你这病好治，我给你开个药方。一是听医生的话；二是关心国家大事。记得我们俩一起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么？保尔不是说过的这样一些话：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已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勤妹，保尔的话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们说游泳是最好的体育活动，能帮助治疗几种疾病。我看投入政治斗争的游泳行列并真正下水学习游泳，也是治疗政治上几种疾病的最好办法……决心投进去吧！我是下了决心，在政治风浪中学会游泳。

她爱那些革命老干部，对他们怀着热烈的敬仰。在狱中，她认真研究了党的历史，研究了当时被打倒和“靠边站”的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1927年南昌起义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些老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在每一个重大的战役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她激动地写道：每当重温这些战斗的诗篇，仿佛见到了那些动人的场面，在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里，在皖南事变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在解放战争中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时刻，在收复革命圣地延安的喜讯中，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组成的解放战争的新航程中，在向全国大进军的神圣命令中，哪一个革命者不应看到，这一切一切都是由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血和生命写成。正是这些革命先辈使反动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这些军事统帅以自己对党的无限忠心，为党、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绘成了这可歌可泣的战斗画面，在那些残酷斗争的历史年代里，他们没有被敌人子弹撂倒，也没有被敌人铁锁把肋骨压弯，革命胜利了，祖国解放了，社会主义理想在实践中实现了，就在这个时刻遭到了来自党内、来自昔日“战友”的突然袭击，是谁？根据什么作出与事实相背离的武断？是林彪、江青狼狈为奸。

写到这，志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她要大声疾呼，为革命的老干部叫屈鸣冤。

阿错

她热爱生活，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即使穿着难看的国服，她也总是利利索索，干干净净。衣袖飞了边儿，她为此十分不安，怎么办呢？没有针也没有线，她想出一个办法，用条帚“迷子”当针，从破衣服上扯下几条线，坐在铁窗下，一针一针地仔细缝补起来，把袖口补得平平整整。补完，穿在身上，又用手扯了扯袖头，脸上露出孩子般欢欣的笑容。1970年12月25日，是她入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她早早起了床，仔细地衣妆打扮，把浓黑的短发梳了又梳，然 后立在墙边，透过窗上的铁栏，望着天上温暖的太阳，眼里闪着泪花。十五年前这一天，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此刻，身在牢房，耳边又响起了入党时的誓词：“承认党纲党章，愿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进行革命斗争，在任何环境下，接受一切考验，永不动摇，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昨天发誓言，今天要实践。她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迎新》诗篇。

这一天放风时，她戴着铁镣，步履却特别有力，还做了几节操。

她像儿女热爱母亲那样衷心热爱伟大的党。同党的感情，铁镣锁不住，高墙隔不断。入监那年的7月1日，她要纪念党的生日。找不到红纸，就用白纸扎了两朵小花，扎完了，心里又非常不安，白花怎么能献给党呢？她苦恼地来回踱着步子，然后，面对板床，默默地站着，突然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木板床是紫红色的，可以用它来涂染！她用双手捧起白水，洒在板床上，用手指搓着，搓呀搓呀，板床上浮起了一层红水，她用手沾着红水，仔细地涂染着一个个花瓣。两朵小白花终于变成了红花，那颜色虽不鲜艳，却有一种特别的美。她打开藏在身边的党章，翻开封皮，露出党旗，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她把两朵小红花分放在党旗两边，面对着鲜红的党旗，脸色庄严而沉静。几年来，党的组织被破坏了，党的生活停止了，党员就像孩子失去了娘，感到没依没靠，孤孤单单。今天，面对党旗，她更加怀念亲爱的党。

她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她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在监狱里，每人每月只发给两元钱生活费，她除了买点肥皂、牙膏，从不错花一分钱，一元一角地积，一角一分地攒，用这些可怜的生活费，买了几十本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有一大，书店到监狱里卖书，她一次就买了十六元钱。为了读书，她还用手纸上的商标，作了几个非常精美别致的书签。在狱中，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她就用这些宝贵的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共十二卷，还细读了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和《共产党员宣言》。起初，监狱发给她纸，要她写认罪材料，后来发现她都用来写学习笔记，而且越来越坚定，管教员在她面前经常张口结舌，丢脸出丑。一怒之下，不给她发纸，还收缴了她的笔。可是这难不住英雄，她用木扦沾墨汁，在手纸上顽强地写下去，写完的手纸堆起老高。五年来，就这样戴着铁镣，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她入狱后，对狱中的工作人员尽力作些教育启发工作，但对于夺走她的笔，却十分愤怒地痛斥道：“身为专政机关之长，你听着！你为什么不敢把笔退还给我，看来我的笔是被你当作枪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去。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者，你们哪一点像无产阶级？你以为利用这一恶劣手段就可以软化革命者的意志，可以向错误路线投降么？这除了说明你们手中没有真理，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行凶者，帮凶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么？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声讨你们！你们将受到历史的严惩！这笔账是要算的！”

“这笔账是要算的！”

这声音震撼了黑洞洞的监狱，吓破了“四人帮”死党的狗胆，他们把志新钉上两副脚镣，戴上背铐，打进“小号”，长达一年半。他们挑动那些流氓、盗窃犯，无情地殴打、折磨志新。流氓们用摧残她作为资本去争得减刑，换来“模范犯人”的称号。

为了彻底打掉志新的“反革命气焰”，逼她投降，他们无耻地施用了法西斯下流手段。

一天，刚吃过早饭，几个大汉突然闯进监狱，把志新五花大绑，推上囚车。为了防止志新抗议、申辩，他们用泡沫塑料，塞进她的嘴里，又用透明指纹胶把嘴糊上。

几辆囚车向市郊牛官屯刑场驶去。

志新是在第二辆车上，头一辆车上押的是两个男犯。

见此情景，志新心里明白了，生命就要结束了，但她十分安然，只是略感遗憾。走得太匆忙了，没能向同屋的难友们告别，也没来得及把书籍遗物分赠给她们留作纪念。

志新坦然地望着茫茫大地，挺起腰杆，昂着头，风儿吹拂着她的短发，她是那样庄重安详。

囚车停下了。两个男犯被拖下汽车。

枪声响了，两个男犯被击毙。志新没有被拖下车。原来她是被带来陪绑的。企图以此威吓这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然而，他们失算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英雄的精神世界。不明白她何以这样坚定，这样视死如归。

志新有着强烈的爱，也有着强烈的恨，正是这爱和恨的土壤使她获得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力量。她凝视着地上的两滩鲜血，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在那淡红的血泊中，她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那震耳枪声里，她听到了死神在猛烈地敲打着江青一伙的窗棂。


志新被捕后，看守所、法院进行了多次提审。每次她都是理妆整容，从容地步入审判厅，审判员指令她坐下，她不坐，不让她坐时，她却坐下来，好像在家里一样安然自如，每一次她都郑重申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审判员几次审问，她都拒绝回答。没有办法，只好改用谈感想的方式提审。下面就是这种感想式提审的部分记录：

问：到这儿来以后，有什么想法？对个人问题怎样认识？

答：9月24日批斗后逮捕了我，我没有构成犯罪，我想不通。

问：你始终不认罪，劲儿到底别在哪里？

答：我说的都是事实，是真理。我没有向任何人乱讲，包括我的爱人。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向党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权利，怎么会是犯罪？

……

谈来谈去，审判员得出了如下结论：“张志新纯属思想问题，构不成犯罪，无法判刑。”“上头”听了这个结论，大为恼火，认为这是惊人的“反改造”，说这位审判员严重右倾，撤离了岗位，派了新的审判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的审判员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质问志新：

“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

“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

“反对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审判员在志新的严厉质问下张口结舌了，他强作镇静，牛头不对马嘴地叫着：

“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我参军、上大学，我怎么会反党？一个共产党员提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前途！”

“离开党，谈不上个人前途！我没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审判员的气势被志新的厉声质问压下去了，审判庭内再一次了出现审判者的尴尬局面。

审判员只好草草收场，他无力地说：“回去吧，写一份认罪书交上来。”志新略加思考之后，毅然地回答说：“好吧，我会交给他一份认罪书的！”

夜幕降临了。志新站在铁窗下望着监狱外高远的夜空。耳边响着哗啦啦的镣铐声和时高时低的哭声。她心潮起伏，泪湿前胸，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江青一伙的卑鄙行径，也想到提审时的情景，她奋笔疾书，写下了《谁之罪》这首悲壮的诗篇。

写完了诗，大家劝她吃一点东西，她摇摇头，在囚室内来回踱着步子。听着脚下镣声锵锵，她为《谁之罪》谱了曲。先是轻声哼唱，继而引亢高歌：

“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的人？！”

“今天来问罪，我是无罪的人！”

悲壮有力的歌声穿过牢笼震响在辽阔的夜空。有几个难友也跟着唱起来。真理是因不住的，人心是锁不住的，歌声是关不住的！志新望着难友们，心情非常激动，她从几年来的实践中预感到，埋葬那些工八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她鼓励难友们要勇敢地坚持下去，用斗争去赢得胜利！

这一夜，志新通宵未眠。十天之后,她交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认罪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想要革命么？你就应该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

这是捧向党的赤热的心，这是讨伐林彪、“四人帮”的锋利的剑！哪一个革命者读了这份“认罪书”不慨然下泪！只要还有一点共产党员气味，谁忍心对她再施酷刑？当这份“认罪书”放在审判员桌上时，他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的良心受到了责备，反复量刑只能从轻，而他的私心又在作祟，鼓动他狠反“右倾”。良心和私心谈判的结果，决定判十五年徒刑。

省里主管政保的一位“大人物”听到这个决定，再一次大发雷霆：这是首长过问的大案要案，怎么能判得这样轻？你们只会死抠条条框框，不理解领导的意图。他亲自阅卷，亲自审问。志新再一次受到提审，她已预料到事情的严重，从容不迫地来到“大人物”面前，抢先厉声质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你受谁的指派？”

“我……”

“大人物”口吃了。

志新同志义正辞严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大人物”威风扫地，理屈辞穷，恼羞成怒地咆哮道：“张志新死不认罪，从严，从严，从严！”他推翻了地方法院的意见，判处志新无期徒刑！

志新心如火焚。她对着高窗铁栏忧愤地自语道：“真痛心啊，在我们的国家里，竟有人如此公开践踏法律，如此滥用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真理啊，你在哪里？”

虽然判处了无期徒刑，但志新从不承认是犯人。在她写的所有材料里，都把犯人二字加了引号。有一天，志新在车间劳动，她负责扎鞋口这道工序。管教员训话时说：“你们每天的定额是一千二百双，争取多干，立功赎罪。”

下午三点钟，管教员发现志新的机器停了，她正静静地坐在那里休息。管教员气极了，大声申斥道：“张犯志新，你怎么停了机器？”张志新连理也不理，还是静静地坐着。管教员闯到她面前又喊了一遍：“张犯志新，你怎么停了机器？”志新从容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张志新，不是犯 人，我做完了一千二百双，那是给国家创造的财富。你说多做是立功赎罪，一双也不多做。”

管教员气得没有办法，就去清点鞋帮数目，想找个茬治治志新，可是数来数去，刚好一千二百双。也只好作罢。

志新的申诉石沉大海，她已意识到，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冤狱遍中国，冤案堆如山，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经受着诬陷的痛苦，监禁的磨难，杀头的危险。但是啊，那过多的冤狱不就是过多的火山！地下的火正在沉默中孕育着天翻地覆的明天。志新知道，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要流更多的血，付更大的代价。她为此牺牲心甘情愿！

1970年10月26日，志新从盘山转押到沈阳监狱。像战士调防一样，她勇猛地跨进新的战场，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谁人没有骨肉？哪个人没有亲人？志新也有一个温暖的家，一张全家照片一直带在她身边。入监那天，她要求带着这张照片，遭到了无理的拒绝。身边虽然没有了照片，但亲人的面孔时刻浮现在她的眼前。她常常向难友们叨念：爱人曾真太老实，胃病很重，家里担子都压在他肩上了，我心里很不安。说到这，志新总是皱着眉，沉默地把爱人惦念。过了一会儿，却又满脸带笑地夸奖她的一对儿女，说女儿林林多么可爱，五岁就学会了弹怀琴。儿子彤彤聪明伶俐，三岁就能随着收音机的乐曲自编舞蹈动作，那天真的样子，真是笑死人，又逗死人。每当说到这里，她就幸福地闭上双眼，于是高墙和铁窗立即消失了。就这样长时间的回忆着过去。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总是对难友说：刚才我看到彤彤、林林了……泪水在眼眶里转。

志新想起了临来干校时的情景，那时，她背着行李包，提着旅行袋。爱人抱着儿子、女儿紧靠在妈妈身边。走了一程又一程，谁也不愿先说“再见”。林林已经长得齐肩高，像个大姑娘了，志新望着女儿苗条的身影，轻轻地皱了皱眉。父亲都上干校了，社会秩序这么乱，丢下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当母亲的怎能放心？她搂着林林的肩头，轻声地嘱咐了些女孩 子家该注意的事情。说完了，又抱过三岁的小儿子亲了亲。临了，对林林说。“妈妈走了，你要好好学习，有什么事就去找张大娘。再见吧！”说罢加大步伐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又站下来，回过头，望着正在招手的一双儿女。

她走了，身后传来林林甜脆的声音：“妈妈早点回来呀，早点回来呀！”

整整一年之后，志新回来了，她是戴着手铐回来的。几个公安人员押着她。当她迈近那熟悉的家门时，心情十分矛盾。她想象着突然打开房门的情景。儿子一定不认得妈妈，会瞪大眼睛问，哪来这么个犯人？懂事的林林会怎样呢？她会扑上来，抱着大腿哭叫着，妈妈，妈妈，你是怎么了？警察叔叔，你们是最爱人民的，我小时候走迷了路，不是你们送我回的家么？你们抓错了人！为什么要抓妈妈？为什么？为什么呀？

志新推开门，屋子里空空的，没有彤彤，也没有林林，孩子们啊，你们都在哪？为什么不来看妈妈？

抄完家了，林林和彤彤还是没回来。

走出楼门了，楼门口有一大群孩子，还是没有彤彤和林林。志新明白了，一定是好心的张大嫂怕吓坏了孩子，把林林和彤彤哄在她家里了。志新的眼睛湿润了。

志新被押上吉普车，车轮转动了，志新紧扒着小玻璃窗，向外边望着。车后跑来一个小孩，那不是我的小林林？林林在车后面追赶着，她已听到了林林的呼叫声：“妈妈——妈——你不能走啊，还我妈妈——”志新擦了擦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一些，可是林林不见了，只有灰尘。

吉普车开出沈阳，开始猛烈地颠簸了。志新就在颠簸中闭上眼睛，回忆着可爱的林林……

林林五岁那年，妈妈就教她弹琴，她很快就能准确地弹出七个音符，妈妈夸奖她，又教她弹曲子，第一支曲子就是教的《东方红》。妈妈在女儿幼小的心田上，播下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的种子。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林林去看歌剧《江姐》，林林看到台上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很害怕，把头偎在妈妈怀里，妈妈亲见地扶起孩子的头，说：“不要怕，反动派没什么可怕的，你看，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坚强起来，孩子！”林林似乎懂得了妈妈的意思，就昂起头，眼睛盯着台上，一眨不眨地看。林林问妈妈：“妈妈，什么叫烈士？”妈妈说：“烈士是好人，最好最好的人……”林林说：“我懂了，烈士是最好最好的人，江姐是烈士，妈妈也是烈士……”

想到这，志新更加惦记林林，她想，回到监狱第一件事就是写一封信……

1971年夏末秋初的一天，身着绿装的邮递员带着志新从狱中寄出的一封信，走进省委宿舍新六楼。他举着信喊道：“曾真同志——曾真——”没有回音。又到二楼、三楼继续呼叫：“曾真同志——曾真——”还是没有回音。一个男孩子把邮递员领到新住处的门口，邮递员敲开门，得到的回答是：这不是曾真的家，他是反属（即“反革命份子”的家属——编者注），早已赶下乡了。邮递员问：“到什么地方去了？”回答是：不知道。邮递员为难了；“这封信可怎么投递呢？”

曾真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志新怎么会想到，她投出一封“写错了地址”的信，她的爱人曾真拉着十几岁的女儿，背着不懂事的儿子，被赶出了沈阳，来到辽西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了。志新怎么会知道，亲人曾真由于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的折磨，几乎丧了命，一个月里动了三次手术。后来，因为顶着“反属”帽子被赶出疗养院大门。志新怎么会知道，女儿小林林在“反属”帽子的压力下，十几岁的孩子过早地成熟了，学会了看别人的眼色。她写了几十份入团申请书，批了几十次“反革命”妈妈，还是入不了团。志新怎么会知道，儿子彤彤考沈阳音乐学院少年班，初试已经合格，却被取消了复试权。志新怎么会知道，曾真的心有多难，他几次想去探监，一怕重犯不让见，二给孩子带来麻烦，被说成划不清界限。这个大老实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下决心提出离婚，用处理志新衣物为理由赶到沈阳监狱，要求同亲人会面，可是，还是被无理拒绝了。曾真长久地呆立在监狱的高墙下，真是望眼欲穿啊！

然而，志新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寄出的家信给打回来了，没有收到回信，却收到了建昌县法院发来的离婚判决书。

一张薄纸，重如千斤，压碎了志新的心。她双手捧着判决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从跨进监狱大门那天起，她就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清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精神的侮辱、肉体的摧残，她准备在高墙里度过后半生，也准备随时为真理献出生命。但是啊，她从来没有想到离婚。这沉重的一击来得太突然，她几乎难以支撑。她多想推倒高墙，冲到亲人的身旁，当面问一问爱人，“曾真啊，难道你真……”她要搂住林林，抱紧彤彤，“孩子啊，你们不能没有母亲！”可是，怎能埋怨爱人？又怎能埋怨孩子们？是谁夺走了亲人？千罪万孽来自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株连，株连，这封建社会最毒辣最阴险的手段，想不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竟作为监狱的补充在流行泛滥。志新轻轻地呼叫着，亲人们啊，我明白了，你们是没有被捕的“犯人”，你们戴的是精神的手铐、脚镣，狱外还有更大的狱，监外还有更大的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竟发生了如此残忍的事情，真理和家庭成了你死我活的矛盾。要家庭么？你就得丢弃真理；要真理么？你就得丢弃家庭！该怎样做出抉择呢？反正都不轻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竟发生了如此奇怪的事情，共产党员的称号和母亲的称号，不能同时并存。要作共产党员么？就得抛掉最可爱的子女；要作母亲么？就得丢弃最圣洁的党性。该怎样做出抉择呢？反正都够痛心！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扑灭真理的火炬，不知残杀了多少人。可是啊，生离死别更狠毒，夺走母亲的孩子甚于杀死母亲，他们企图用这样残酷的手段，降服高举真理火炬的人。

志新流着泪对难友说，世界上母亲千万个，哪一个没有慈母心？难道唯有我张志新的心最毒狠？不，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罗马城鲜花广场的烈火在她的眼前跳跃，江姐临刑前的高大形象在她的眼前出现了。真理的火炬映照着志新，她全身沐浴着真理的金光。

志新擦干了泪，把手里的判决书撕成条条，又把条条扯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理理短发，就坐下读毛选。她一边读，一边做着笔记。写下了如下的话：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两个家庭加起来二十一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1975年春天，慷慨的大自然照例用红花绿叶妆点了烟雾蒙蒙的沈阳城。第一朵柳桃花在街头悄悄地绽开了粉红色的花瓣。然而，人们无心赏花，因为心中已没有了花，没有了花的春天。

在这无花的春天里，“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动用专政工具，开始了血腥的大搜捕、大镇压。无数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被专政，被“办班”，被投进监牢。志新所住的牢房里，“现行反革命犯”在急剧增加。

志新望着身边的那个辽西来的姑娘，刚满三十岁，已经有了十年狱龄，监狱吞掉了她人生中最可贵的青春。她是怎样被捕的呢？原来，十年前，讨厌的派性斗争使厌倦了，有一天，她心情很烦躁，拿着笔在报纸上信笔乱写，她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一个善于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把这张报纸拿去，作了一番考究。划了各种形状的圈圈，有鸭蛋形的，有烙饼形的，有鸡肠子形的。一共划了二十四个圈圈，圈出二十四条“反动”标语。证据确凿，铁证如山，有口难辩，抓进大牢，判了十五年徒刑。

志新转过头，望着紧靠山墙的那个四十岁的妇女。她来自辽南，现在正望着铁窗低低哭泣。她是那么朴实、厚道，有话不会说，有冤不会喊，这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只因为做鞋打格褙用的旧报纸上有一张像，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志新的眼睛里突然流出热泪，她望着对面床铺上一个空荡荡的床位，那是老干部陈钧同志，因为怀疑、反对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位原东北局的老处长受到大家的热爱和尊敬。她身患严重高血压、心脏病，志新曾多次半夜起来，守护在陈钧床边，倒水喂药。可是，再也看不到她了，她被活活折磨死了。

监狱是政治斗争的风雨表，“现行反革命”塞满监狱，说明斗争到了决战的时刻，邪恶势力已处于风雨飘摇。志新同志手扶铁栏，笑望着火红的太阳，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她抓紧一切时机，无情地揭露。批判江青一伙的反党罪行。

斗争到了关键时刻，祖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张春桥叫嚣要“杀人”，“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积极照办。他穷凶极恶地说：“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下令法院办理加刑手续。

4月3日，志新再一次以审判者的气势出现在法庭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斗争。经过简单的几句对答之后，志新不等再问，便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她以法庭为战场，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第一审判员被顶下了台，第二个上来了，又哑口无言。审判只好草草收场。法院要志新签字，志新已经看穿了这次审判的卑鄙目的，要求看记录，遭到了无理拒绝。志新抗议道：“不给看记录是非法的，我拒绝签字！送我回监！”

为了杀害英雄，他们竟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以这份没有签字的提审记录为根据，改判张志新同志死刑！按照法律程序，判死刑后，应有十二天上诉期，可是，他们杀人心切，第二天上午就执刑了。

4月4日，当属于英雄的最后一个黎明来到时，管教员问志新：“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志新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观点至死不变！”这就是英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千古不朽的“正气歌”！

从1969年9月24日被捕，到1975年4月4日英勇就义，志新同志同人民的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了2100个日夜。没有一刻松懈过斗志，没有一天不奋笔疾书，慷慨陈词。敌人用泡沫塑料没有堵住她的喉咙，用透明指纹胶没有封住她的嘴，用株连、陪决，没有削弱她的斗志。敌人害怕了，颤抖了。害怕志新同志在刑场上继续揭露他们的罪行，竟毫无人性地切断了喉管，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利 ！

志新同志无声地倒下去了。在给烈士遗体拍照时，他们用一条黑布缠在烈士的脖子上。但是，一条黑纱怎能掩盖得了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历史是公正无情的，企图涂抹历史的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审判！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临终前曾引亢高歌：“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但是，残暴的奴隶主比起“四人帮”到底仁慈得多，屈原终于没有被肢解，清清的泪罗江保存了他的完美躯体。而张志新烈士的遗体却在肢解之后，不知丢弃到什么地方了。


志新的老妈妈，一个年近八十的爱国知识分子，听到女儿的噩耗后，悲痛欲绝，放声大哭。刚哭了几声，就用强行克制住了，对女儿志勤说：“你到隔壁邻家去一下，要是问我为什么哭，就说你姐姐病死了，她——病——死了……”老人家怕别人知道是“反属”，给活着的儿女带来更多的非难。她哽哽咽咽挥笔写道：“我的女儿是刘胡兰，是韩英，决不是反革命！不看到这样的结论，我死不瞑目！”

老人家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历史还了她女儿的本来面目。

1979年3月31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为革命烈士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张志新同志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 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

4月4日，在志新殉难四周年的这一天，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张志新同志的追悼大会。林林、彤彤捧着妈妈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在宣传部领导同志的护送下，送往革命公墓安放。

阿错

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
来源凤凰网

2005年09月12日 10:09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期，一位名叫罗克珊·维特克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她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采访当时国家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更为幸运的是，在会见中，江青给了她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就是为这位当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第一夫人写一本个人传记。在长达60小时的采访中，江青几乎毫无保留地向维特克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不管江青所讲述的内容真实不真实，维特克的中国之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结，维特克回到美国后不久，中国大陆随即闹出了一起“红都女皇”事件，相当多的政治传说在民间流传，这些传言指向了当时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和斗争。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原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张颖女士，作为当年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主要陪同，她将向我们细说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以及红都女皇事件背后的故事。

1983年，张颖以中国驻美国大使夫人的身份和先生章文晋一起出使美国。1984年间，一家中国杂志社在美国举行招待会。就是在这次招待会上，张颖与12年前采访过江青的维特克女士不期而遇。

张颖：她说她觉得那本书还不够，她还想用小说体裁来写，希望我还能帮助她。当时我就说，我说，我说你那本书已经什么都写了，而且我说我老实告诉你，你从江青那儿听来的，很多都不真实。后来她就给大使馆打电话，她打了好多次电话，很不满意。

1992年，也就是维特克采访江青的20年后，原以为事情已经了结了的张颖又得到了一个令她十分惊讶的消息。

张颖：我回来了以后，陈香梅女士就给我写了一封信，附了一个，这个叫《中国报刊文摘》的一篇文章给我寄来了。里边就是有人采访维特克。维特克说《红都女皇》不是我写的书，这是我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主要的陪同张颖，是周恩来派到接待我的班子里边的一个特务，这本书就是当年周恩来的特务张颖根据我和江青的谈话而写的。然后周恩来就在香港买了这本书，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了这本书呢就大发其火儿。我就觉得，这个说法天方夜谭啊，而且我觉得对我是一个人身攻击。

实际上，维特克的这种说法由来已久。大约在1972至1975年间，中国内地便出现了这样的传言。当时的传说是，毛泽东看了《红都女皇》后大发脾气，批评江青，江青也就从此“失宠”。这就是所谓的“红都女皇”事件。

张颖：为什么当时会这么谣传呢，其实也不是维特克发明，在国内呀就有一阵儿，就因为江青不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嘛，江青找什么搞追谣，批谣什么的，搞了很长一阵儿，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本《红都女皇》好像就是毛批评江青的一个根据，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红都女皇》是有那么一本书，这本书是香港出版的。是吹捧江青，为什么叫《红都女皇》，她就觉得江青就快要成为皇帝了，吹捧吹捧得不得了，根本也不符事实。这个书和我无关，更和维特克无关。

从1972年到现在，事情已经过去30多年，关于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的传言依然没有平息，这也是张颖，作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不得不旧事重提的原因。

张颖：维特克，这个Roxane Witke，她是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也就是说1972年的下半年要求来中国访问、采访，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奇怪的事儿。

她采访的主要内容，从《联合报》后来看，她是要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一方面是由于她的专业嘛，再一个呢她曾经翻译过《红旗飘飘》里边的几篇文章，她就拿这个作为她对中国友好的一个根据。当然我们也很欢迎一些个美国人士来了解中国，所以就同意她来了。


在北京，维特克顺利地采访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之后她提出要求，希望采访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不会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为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但是由于维特克一再请求，负责接待维特克的对外友协只好将报告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张颖：可能这个周恩来同志也考虑到见一见也没关系。

按照规定，江青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她要接见外宾，外交部必须要派一个主要的陪同，这一任务落在了张颖头上。

1972年8月12日下午两点一刻，在外交部王海容副部长的带领下，张颖等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要在这里接见维特克。

实际上，张颖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1938年的延安。那个时候，张颖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

张颖：我见她的时候，延安演第二个话剧，她演出了。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广东人嘛，而且我也很小，我一口广东话，我根本就不能演戏，我是管服装，江青在那儿演主角。

延安时期的江青在张颖的记忆里还是有一些明星派头，不过张颖对她倒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

张颖：当然我觉得不能说江青从来就是这么，那么一个坏人，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我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她，那个时候她并不是完全是这样，但是这个人有她的特点，这个特别爱强，特别逞强，什么人都得听她的。

从延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江青作为毛泽东的伴侣一直默默无闻，然而建国后不久，很多人注意到这位站在毛泽东身后的女人其实并不甘寂寞。文革开始后，江青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扶摇直上。

在1972年8月12日这一天，陪同江青接见维特克的还有另一个人，他也是当时在中国政坛上正在走红的人物——姚文元。

张颖：她为什么把姚文元带来呢，这个其实是和姚文元商量过。所以她是有备而来，我们呢一点儿都不知道。


张颖：维特克来了，江青当时好像就热情得，我们觉得有点儿过分。这一番寒暄以后，马上就接着讲了就。她说你不知道啊，我现在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地，这个他们要害我呀，林彪就要害我，他们给我吃过量的安眠药，想害死我。当时我们一听，就觉着挺怪啊，这个林彪这个事儿。挨着维特克这边就是丁雪松，我就拿手推了推，丁雪松看了我一眼，也很无奈的样子。她（江青）就接着就讲了。她说在几十年前，你知道吗，有个斯诺，世界著名的记者斯诺，他在这个长征以后采访过毛泽东，写了一本《西行漫记》，就成为世界一流的作家和记者，你现在来采访我，写我一本书，你在美国将来会成为斯诺的第二，也会成为世界有名的作家。

张颖回忆说，江青的这一番话，让在座的人个个目瞪口呆，只有姚文元藏而不漏，像是早已知道这件事情。直到这个时候，张颖才意识到江青一定要会见维特克的目的：显然她想请人为自己树碑立传。

实际上，一些资料表明，在此之前江青就有类似的想法，她曾经希望国际知名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为自己拍摄一部影片，她也曾经托人向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表达了写自己传记的愿望，但是都遭到拒绝。这一次，她选择了34岁的美国人维特克。

张颖：维特克的表现也有一点儿怪，因为从来没有提出过她要写一本什么书，她马上就应变了，她就说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大的愿望。

主题已定，接下来的谈话是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的，一直持续了三个小时。

张颖：所谓礼节性会见，外交部来讲一个小时，就是寒暄，表示欢迎，完了，谈话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的。她一开头就弄得我们所有陪见的人都莫名其妙，结果完了也没辙啊，她就要这样了，谁也管不了啊。

张颖：一吃饭，她就，江青又讲开了。我现在我所记忆的，就是说吃饭谈的那些个不堪入耳的东西，所有参加过吃那顿饭的人都不会忘记的，因为太离奇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太过分了，这这个应该说是有失国体啊，你作为一个主席夫人，你怎么能够什么都讲啊。后来连姚文元在旁边就觉得江青太吹捧了也不好。

1972年8月12日晚上，江青陪同维特克在护国寺人民剧场看了京剧《红灯记》，并同演员见面。

张颖：她还在其中就告诉那个维特克，《红灯记》就是她编剧，她导演……

我就觉得很奇怪，本来这个《红灯记》就是中国京剧院根据哈尔滨的改编的，就是阿甲的导演，还有李少春和杜近芳，他们集体创作的……

江青会见维特克后，乘专机飞到广州休养，行前她表示，将在广州继续与维特克谈话。而维特克不久由江青办公室安排去上海参观样板团，看样板戏，并由专人向她解说上海“一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的经过。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显然给负责接待的友协、外交部和国家总理周恩来出了一个难题。周恩来几次召集会议研究情况。陪同接见的张颖等几个人都认为没有让维特克在广州与江青继续见面的必要。因为他们都和维特克谈过话，感觉维特克对中国虽有兴趣，但是谈不上十分了解，鼓励她写书的想法也行不通。但是显然，作为总理的周恩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这件事情。

在广州，维特克与这位在她眼中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继续对话。她的《江青同志》一书基本上以广州谈话为主要内容。维特克后来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维特克不知道的是，她与江青的谈话也差一点改变了张颖的生活。究竟江青对维特克讲了哪些个人经历？张颖在此后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压力？下周请您继续关注《口述历史》，关注“红都女皇”事件背后的故事。

1972年，美国人罗克珊·维特克来到中国，采访了当时的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并且像40年前爱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一样，她准备给江青写一本个人传记。8月25号，江青和维特克从北京移师广州，继续她们的对话。第一天的谈话是在广州白云山上一栋很美丽的现代化别墅进行的。

张颖：我和那位礼宾官，我们两个人就走到江青她要接见维特克的房间。当时，我看到桌子上摆了很多的麦克风，后来我一看不是扩音器，录音机。我就问：“这个录音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这个江青就过来了，有点儿不高兴，“这录音机要送，这个录音要送给外国朋友啊”。我一听我就说，首长，没有这样的先例啊，我们怎么能够把录音送给外国人呢，我说这个不大好吧。她当时就火儿了，对我就横起来了。转过身来，她还觉得可能不大好，她就问我：“哎，她说，张颖你看，我今天穿的布拉基好看吗？女的嘛就应该穿裙子，你们没有吗，副官，过来，给她们每人买一条裙子”。

江青的声音和脸色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化这么快，让张颖很是惊讶。不过，接下来江青与维特克的交谈更让张颖感到惊讶和离奇。

从下午六点半到凌晨3点40分，江青大谈特谈西北战场。尽管很明显，维特克对于这场战争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但是在张颖看来，江青之所以如此热衷并强调西北战场，无非是想说明她本人不是一个只会给主席做鞋、织毛衣的角色，而是和毛泽东一起指挥了那场有着决定意义的战争，她对新中国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功劳。

张颖：我们大家都觉得没辙，她怎么能胡说八道。而且说她和毛泽东一起领导这个西北战场就够荒谬的，而且还把别人统统都贬了，我们是无一例外的这些同志，都对江青非常反感，就觉得她太不应该这么做。

第二天中午，江青传见张颖，这一次张颖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这里据说是江青在广州的长住之处。

张颖：这一处鲜花盛开、清静幽雅的地方让张颖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她想到了1971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当时基辛格秘密访华，安排基辛格是住在钓鱼台宾馆，但是钓鱼台宾馆的花圃里面种满了玉米和菠菜。那个时候为了避免让基辛格看到这一幕尴尬的景象，张颖跑遍了北京城，去寻找一盆像样的花，但是她找不到，最终还是在天坛公园一处老员工那里借到了几盆菊花来充当点缀。

张颖：我们就由她的卫士长带着，曲里拐弯地就走到那个房子的一个尽头，那个尽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里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鸟笼，里边养着许多许多的鸟，那个大的笼子里边有一棵树，各种各样颜色的小鸟会唱的。1972年这个时候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对我们来讲那不可思议。

张颖向江青解释说，维特克假期已满，还要回去讲课，机票也已经订好，明天或者最迟后天必须到香港。在离开之前，可以请她在广州佛山参观一下，然后回来接着再谈。张颖没有想到，她的这个建议又招来江青的一顿责骂。


在江青的一再坚持之下，维特克的行期推迟了六天。在张颖回忆当中，江青后来的谈话，就变得更加地杂乱无章。她开始信口开河，开始东拉西扯，而且多次插入毫无逻辑的叙述，连身边的翻译啊、速记员都听得越来越糊涂，甚至根本没法记录。在张颖看来，江青自我编造的这个故事并不十分美妙，却可见得用心良苦。她多次歌颂自己、贬低别人，而且有一些话呢故意说的不清不楚，让维特克自己去揣摩，去领悟发挥。毫无疑义的是，江青正在有计划地给自己树碑立传。而维特克后来所写出来的《江青同志》一书，确实是在这种半真半假的、自我编造的叙述的基础之上介绍了江青的生平。

张颖：个人身世，讲她怎么样的，是一个穷人的子女，怎么怎么吃过苦，然后又讲她怎么参加地下党，又做秘密工作。恐怕很多不是事实，我们知道的和她讲的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她根本讲不清楚。然后讲到30年代主要的一点就是鲁迅对她非常欣赏。她说她是上海很多人啊，对她都不满意，因为有一些流言，她不是为了那个恋爱问题，闹那个唐纳自杀嘛，就有一些个绯闻吧，后来她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她就给人讲，当时怎么怎么写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怎么怎么得到鲁迅的欣赏，“我和鲁迅是站在一起共同战斗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你知道吗，送葬的时候我是站在第一个，在前面，我根本就不怕国民党”。其实都胡扯什么。

她最多就谈一月风暴，就是她怎么样地领导上海这个推翻了走资派，建立了革命政权，她怎么领导文化大革命，她在哪天哪天做了什么样的报告，这个报告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重视。

1972年8月29号下午四点，在和维特克的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江青穿着一袭乳白色的连衣裙，戴着金丝边眼镜，出现在广州一处芳香袭人的园林里。今天她要和维特克一起游花圃。

张颖：她啊无非就说要展示她各个方面的才能，既懂军事，又懂经济，又懂文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还在生活上非常有情趣。那天，当然又是我一个人先去了，她一眼就看见我了，她就皱了一下眉头，“哎，张颖，你的裙子呢，你干嘛不穿裙子啊”。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儿怪，我说“谢谢你送给我的裙子，我已经很久都不穿了”。我说呀，这里这个草地，很多的外办的那个副主任说，“张颖，你赶快走吧，他说你赶快回去换裙子，他说你还告诉大家都换，你何必惹她生气呀，是不是”。

迫不得已，张颖只好回去换上江青送给她们的黑色麻绸短裙，回到兰圃听江青向维特克介绍各种各样的兰花，展示自己在园艺方面的见解。

张颖：她特别带了一些个标本，带了做标本的直板，一边给维特克讲话，一边呢就做标本，她就让维特克给她拍照。然后她说，“你知道吧，我还是一个摄影家呀，我的照片可是一流的，你知道吗？我的照相机是最好的，他们那些摄影家根本就不会，他们敢拍逆光的照片吗，啊，而且出来的照片都偏红”。她说“我可以送给你我的拍照，还有毛主席题的诗，我还有一首诗呢，我都可以送给你呀”。就是那个著名的“江上有奇峰”的那首诗。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这是江青题写的关于庐山风景的诗。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正是江青穷其一生编织一个“女皇梦”的真实写照。

维特克终于要回国了。江青显然是一位慷慨好客的主人，她向这位美国客人赠送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其中有国内稀有的清版《二十四史》和其他书籍，有特制的书签和裁纸刀，也有景德镇的瓷器，甚至有中草药，张颖回忆说，光是这些礼品就整整装了好几大箱子。


维特克回到了美国，张颖一行也回到了北京。对张颖来讲，在广州的这几天生活，好像是在恶梦里，自己惹了一肚子的气，也怀着一肚子恐惧，因为什么时候江青如果说她是反革命的话，她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对张颖来讲，事情还没有就此完全结束，因为到了北京之后，不过几天，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张颖又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去整理整个江青的谈话记录。在张颖看来，这个谈话记录的整理可谓是一波三折，他们首先呢是按照整个的谈话录音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但是江青对结果相当地不满意，要亲自捉刀来整理修订。可是这个谈话记录有几十万字，太多了，既耗时又费力，最终呢就决定，由张颖和几个人先分头整理，最后再由江青来审查修订。

江青之所以让人整理记录，是因为她答应过要提供给维特克一份。但是最终这份记录并没有送到维特克的手中。张颖认为，江青的谈话中有许多不实之词，并且涉及到国家机密，如果在国外公开发表会造成很坏的影响。这是维特克没有收到全部记录的主要原因。

谈话记录的整理就此完结，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又发生了。当时江青和维特克谈话内容当中，有关《红楼梦》的部分出现在了社会上，被油印成了一份《关于红楼梦问题（江青同志和美国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纪要）》这样的一份材料。张颖说，其实她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份材料究竟是如何流传到社会上去的，不过这是“红都女皇”事件当中唯一和江青和维特克谈话有关联的部分。

张颖：说实在的，江青还是爱念书，《红楼梦》她看过很多遍，我相信。但是她的随口而出，有很多误差，那也没办法的事儿，所以这个后来出就出在这儿，出了事儿。我们整理记录都没整理完，她谈了《红楼梦》的这个记录就在社会上流传了，就作为江青对这个《红楼梦》的见解，要作为学习，在各个大学里边广泛地传出去了。但是啊正好在那个时候，可能毛主席就批评了江青。这个时候她就慌了，有一点儿她就慌了，就觉得这个玩艺儿，这个要传到毛主席的耳朵里头不大好。所以那个时候就叫追谣，闹了很长时间追谣，说这个《红楼梦》啊这个东西是谣言，到处查。后来我当时，后来我这个事儿完了以后，我到了加拿大工作，我回到那儿的时候都还在查。

1973年秋末，张颖被调到加拿大，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政务参赞。从1973年到1976年，张颖虽然远离了北京，可是她时时也能感受到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运动高潮，同时她也多次听到了种种有关《红都女皇》事件的传言。而1976年10月，中国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张颖此时决定离开加拿大，回到中国。

不过，让张颖感到释然的是，关于维特克采访江青的事情，她曾经向有关领导汇报过，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人，他们也了解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和态度。一天下午，张颖突然接到叶剑英秘书的电话，让她到叶帅那里去一趟。

张颖：我一到叶帅那儿，那也很怪，他原来子女跟我关系都特别好。那天我一到叶帅家里，他的儿女没有一个人出来给我打招呼，好像都躲着我。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呢？叶帅穿着一身新的军装，我就说，叶帅就把我就拉到那个房子，那是他的办公室，我就坐下来以后，他拉开抽屉，就把那个友协给中央的那个报告就给我看了，我一看当时我就，哎呀，我心里头我冷了半截。

就在这份上呈件上，有人用接待单位友协的名义，写了有关江青会见维特克谈话的报告。在最后一段中，参加那次谈话会见的人员名单被分列两排，而张颖的名字写在江青一边。

张颖：我怎么就成了和四人帮一伙儿了，我就觉得，当时我心里真是冷了半截。后来叶帅就说，你别着急，他说中央对你是有了解的。他说，最好是找找邓大姐。但是我说，现在这个情况，我也不好去，我也不知道邓大姐是怎么想，我也不好给她添麻烦。

又过了两天，外交部把曾经参与维特克谈话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宣布成立材料小组，整理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经过。这个材料小组由张颖负责。

张颖：我就已经准备好了，我有一个单子，我怎么认识江青，从1938年一直到我多少次见她的面，有什么样的证明人，后来我就把那东西就交了。过了两天又开一次会，李先念同志就说，经过中央，经过我们的了解，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邓大姐给你证明，你全部情况都向她汇报，这个时候我才把这个专案组的这个事儿接过来。

等到外交部专门成立的材料小组着手准备再一次整理谈话记录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江青早已经把谈话记录全部搬到了钓鱼台，而且已经全部销毁。不过幸运的是，广州方面还完整地保留了一份记录，也正是这份记录，使当年的材料小组得以了解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真实情况，也使现在的人有机会了解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全部内容。

张颖：但是从那儿以后，我就病了两年。如果说不是维特克这么再三地在那儿搞小动作，我也不会写这么一本书来去为我自己辩解什么，因为我不需要辩解。

1977年，在维特克采访江青五年之后，《江青同志》一书在美国出版。这个时候，江青这位曾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可一世的“红都女皇”已经垮台。而作为当年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主要陪同，如今83岁的张颖女士谈起这段往事时，依然感慨万千。

张颖女士，向我们细说维特克采访江青的前前后后以及红都女皇事件背后的故事。

阿错

不该忘却的纪念---追忆张志新
来源凤凰网

2005年09月05日 13:51

不该忘却的纪念---追忆张志新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重量。

摘自悼念张志新烈士诗集

讲述人：陈禹山 （采写张志新报道第一人）

时间：2005年8月

地点：深圳

1979年中国新版《辞海》当中多了一个辞条：张志新, 这源于1979年6月至9月间在中国各地掀起的对张志新事件的系列报道活动。二十多年之后，也许还会有很多人追问，谁是张志新？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辞海》中的注解：张志新（1930－1975）天津人。女。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之中，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遭受残酷迫害，在1969年9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75年4月4日被杀害。表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而献身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本期《口述历史》的讲述者陈禹山先生30年前是《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正是他在1979年6月5日发表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揭开了全国报道和学习张志新烈士的热潮。而今天他要讲述的则是《辞海》中未能涉及到的张志新案件背后的故事。

陈禹山：那是79年，报社就收到一份来稿，是辽宁共产党员杂志给报社寄来的。我记得题目是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稿子收到以后，记者部的主任，就拿给我看看，我看完以后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批判林彪四人帮的重磅炸弹，这个题材非常重要，但主要道理讲多了，实际情况讲少了。当作一个宣传报道来讲，应该给读者更多一些真实的细节情况。他说那好，你能不能去辽宁跑一趟，我说可以。

第二天，陈禹山做火车前往沈阳。那封如重磅炸弹的来信说的正是张志新的事情。信中说辽宁省委宣传部一名女干部因为思考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事情被整得很惨。陈禹山例行公事地接受了采访任务，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一次五天五夜的辽宁之行竟然从此影响了他的人生。

稿子5天5夜，连睡觉都没有，没有睡过觉。流了很多眼泪，，我这个文章绝对感动大部分读者的，另我更难受的就是好多东西不能说，没有把完整一个张志新的案件，张志新完整的人格写出来。或许正是为了弥补那份遗憾，寄托一份对真相的追求，对历史的尊重，陈禹山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将他所了解的张志新案件的始末和盘托出。

陈禹山：大概就是68年的春天，有一个星期天，她是到一个姓闫的女同事家里，想向她借江青文化大革命时候讲话资料。这个姓严的女同事说张志新你站过来吧，不要站在那一派。我们派是革命的。张志新她说，我考虑的不是这一派那一派的问题，我考虑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那个我觉得文化大革命好多问题我不理解，比如说江青叶群她们过去是干什么我对她们都不了解。这个姓闫的这个同事，就马上向当时她那一派组织的头头去汇报这个事情，写成文字了，都写进在档案里头。

1968年5月，辽宁省革委会成立。9 月， 沈阳市首批二十万知识青年被动员上山下乡。10月，辽宁省五大机关计三万余名机关干部，被送进在盘锦的辽宁省“一O·五”干校。当时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张志新也在其中。张志新本来在私底下的言论就是在这个时候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激流。

陈禹山：揪出来首先一开始是弄来就开批斗会了，揪出来就说她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反对江青统治什么之类都来了，来了以后她当时只知道这些，白天劳动，晚上审查批判，逼她必须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挖她黑思想，就不断地逼，而且专门成立一个专案组，就413专案组。

按照陈禹山的解读，张志新以言定罪的这些言论最初其实都只是在与同事朋友之间的闲聊之中无意零碎地流露出来。她从未主动地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思想，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爱人提及，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和交待中，她被迫说出了自己早已存在脑中的很多想法，她的思想被组织挖掘地越来越深，直到1969年9月18日，张志新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狱。

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志新关押在沈阳监狱，最一开始，她被编入第三大队女监犯人的一个班里，实行集体关押，不过很快，张志新由于坚持自己的言论，被单独关押，并且遭到了虐待。

陈禹山在报道张志新事件的过程中亲自前往沈阳监狱。在监狱管理人员的带领下，了解了张志新曾经住过的牢房，蹲过的小号，被割喉管的现场，他还亲眼看到了张志新曾经带过的脚镣。有关张志新在狱中遭虐待被逼疯的传闻，陈禹山说，可以得到证实。

传闻张志新在狱中还遭到强奸的厄运，对此，陈禹山说，从他所接触的材料和受访人群中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陈禹山：张志新最初是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无数次的坦白交待过程中，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从头至尾没有承认错误。具档案记载，1970年5月，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保组以张志新“反对毛主席，反对江青同志，为刘少奇翻案”等罪名判张志新死刑。案件经一层层同意，最后报辽宁省委审批。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渖阳市法院和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同意判处张志新死刑，均表示没有异议。最后，当时辽宁省最高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他说，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只这一句话，救了张志新一条命。然而，厄运并没有因此远离张志新，她又第二次被判处死刑。

第二次判死刑是这样的，张志新那个时候已经确实是疯了。林彪事件出来了，监狱里面学习，批林批孔，在外头请人来给犯人做报道，批判林彪，在那个大会上犯人听了。在大会上讲到林彪执行极右路线，这时候有一个犯人就喊，林彪不是地主，他家里没有土地，他喊完以后张志新起来，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就喊了。当时人扑过去把她押出去了，那么就是按照法律来讲的话，一个无期徒刑的人重新犯罪就死刑。

这一次由监狱提出的死刑报告经过审批，最后报到辽宁省委。陈禹山在档案中看见了有关那次常委会议的纪录。

陈禹山：一共是5个议题，第五个议题就是审议死刑犯，就是审张志新。后来毛远新讲了，判了无期徒刑，还是那么疯狂，还是犯罪，让他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改革，杀了算了。整个常委会，时间我没有算，整个记录大概60个字，不到100字就终审了，就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在短短的时间内被决定。张志新死刑的判决公布之后，沈阳监狱中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3月19日，上级批示指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批示执行。"1975年4月4日，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被枪决，时年45岁。

陈禹山回忆说，张志新档案中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在执行枪决之前，张志新的家属曾被询问，是否要遗体和遗物，当时张志新的爱人曾真和两个孩子已经离开沈阳，在农村插队，他们表示什么也不要。数年之后，张志新平反的追悼大会上，女儿林林捧著的是一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张志新的遗体到底在哪，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陈禹山：到曾真（张志新丈夫）的家，曾真不在家，林林告诉我，爸爸到什么旅社，人大的老师过来看，他去看他们了，那么就和林林谈，那个时候林林18岁左右，她的小弟弟大概十岁左右。

我去采访那个时候的心里是明白的，就抓细节。她就讲她妈妈在干校被捕押回沈阳家里，抄家，搜查。张志新的女儿上学去了，上学回来，邻居叫她不要回家了，最后那个邻居看到张志新已经戴着手铐从家里出来，以后再讲“林林出来”，叫她出来见妈妈。那时候车开了，林林就追这个车喊妈妈。林林最后一次见妈妈是这样见的。她妈妈被打成反革命以后，她就被认为是狗仔子，黑帮，在街上那些人用石头打她，欺负她的弟弟，她想入团都入不了。一个孩子受的株连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伤害，这样的东西对我印象是很深，我为这个事情很难过。

自《一份血写的报告》发表之后，陈禹山又采写了《走向永生的足迹》，和《她是名副其实的强者》两篇报道。为此，他再次前往辽宁进行深入调研。通过集体座谈和个别访谈的方式，陈禹山采访了包括法院，宣传部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另外还有张志新的邻居，同事，家人，一共上百人。陈禹山说，希望能够挖掘更多的材料，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张志新。

陈禹山：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想起来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这个人可以说很完美。她的完美最重要是内心，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很有爱心，而且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党的事业真是充满了激情的，不是反对不是冷漠，是一个蓬勃向上的女共产党员。她的领导叫做周恒，那是辽宁省的负责人，主要是抓文艺的，他回忆张志新的话，学习非常刻苦，就是勇于思考，名辩是否，而且敢于仗义直言。

张志新身上散发的气质与她的家庭不无联系。她的父亲张玉藻，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母亲郝玉芝曾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张志新有3个哥哥，3个妹妹，张家姐妹们从小就学会了弹奏乐器，曾被誉为天津音乐界的才女。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曲子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抗美援朝期间，张志新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军后被部队保送到人大学习俄语。也就是在那里，她与曾真结为夫妻。有关张志新婚外情的说法早有传闻。时隔近30年，陈禹山回忆说，这种说法，其实有所依据。

陈禹山：就是档案里有的，而且那个都写了，她承认自，张志新的家人也开始申诉。最高人民法院很快回复，要求地方人民法院对张志新案件进行复查。陈禹山回忆说，当时负责案件复查的赵文兰法官分析，要想翻案必须突破两个禁区，其一是那些针对毛泽东的言论，其二是张志新的精神问题。在为张志新平反的过程中，人们利用这两点为突破口，为张志新洗刷了不白之冤。

从1969年因言治罪，到1979年平反昭雪，十年一梦，终归盼来了梦醒之时，只是张志新此时已经无法体验重拾清白的那份解脱。这也许就是整个事件的悲情所在。不过，我们今天的讲述者陈禹山却一再强调，今天说出这一切不是要开诉苦会，身为记者，翻阅档案，采访证人，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真相记入历史。

对典型人物的报道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近三个月，之后在中央的统治下，停止了宣传，不过人们对这己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她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她原来和两个人有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个事情是她不讲，对方也不会讲的，但是她这个东西她自己讲了。当时穆青在新华社发表一篇通讯，叫做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基本上全党全民都学习这个焦裕禄的精神，张志新学以后很感动，她是找组织坦白。

作为一名老记者，陈禹山坦言，当年在采写张志新报道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注意去挖掘人物身上的缺点。不过，即使是在今天，他依然坚持认为张志新是个完美的人，如果真要说有什么缺点错误的话，她的婚外情可能是唯一的错误。除此之外，张志新在坦白交待的过程中，从未承认过其他错误。

张志新因言治罪，惨遭割喉枪决的命运，不过，这惹祸上身的“言”，其实并不仅仅是二十多年前宣传报道中，甚至《辞海》中所描述的“反对林彪，四人帮集团”，而是因为她坦率地评说了毛泽东的功与过。

张志新在1969写下的对毛泽东的评价，与10年之后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评价部分有着惊人的吻合。只不过，张志新用生命作代价，提前十年道出了一个思想者的内心独白。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在1977年底，提出平反冤假错案，全国各地开始贯彻这一精神,与此同时一事件的思索和探讨还在继续。

阿错

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丁 抒


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渐成历史学家的使命。特别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之引导，以“阶级斗争”涵盖一切、解释一切的倾向日渐泛滥，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概否定、对农民起义一概推崇成了社会公论。经过始于一九五八年的“史学革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科学家、文学家，不是被说成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就是被定为“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只剩下扯旗造反上山落草的，才是英雄。正如毛泽东所说：“梁山的好汉都是些不甘受压榨，敢于反抗的英雄。那时的梁山虽然没有产生马列主义，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符合马列主义的。”（１）于是，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史书上有名有姓的，除开陈胜、吴广、黄巢等几个造反想当皇帝没有当成，以及李自成、洪秀全等过了几天皇帝瘾又被赶下台的“农民起义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之外，中国历史上几乎没剩下几个好人。

在大跃进引发大饥荒、无数人饿死后的一九六一、六二两年间，毛泽东稍事收敛，没搞政治运动，也不再言必称“阶级斗争”。那是他执政二十七年间举国政治形势最为宽松的两年，也是后来所说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两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乘此机会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意在扭转那种把中国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的倾向。其主要观点为：“不能因为进行阶级教育，就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苍白无色，好象只是一堆罪恶的垃圾。”（２）“有些同志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了漆黑一团，说成是一堆垃圾，说成是罪恶堆积。”“地主阶级的统治比奴隶主的统治总要好些……不能因为它们是剥削制度就一律骂倒。”（３）“在我国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是帝王将相。我们应该以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自豪。”（４）“有些同志简单用阶级成份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好象不如
此，就会丧失阶级立场。”（５）

可是好景不长，三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刚结束，毛泽东刚缓过劲，就又鼓吹起“阶级斗争”来。从一九六三年起，政治形势又趋严峻。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氛围里，后来在文化革命中成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重要成员的关锋和戚本禹，分别写了题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和《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翦伯赞，掀起了第二场“史学革命”。

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人物、职掌军政大权的将领。在其放弃天京（南京）的方策不被天王洪秀全采纳后，他决心死守殉国。被清军俘获处死前，他写了一篇《自述》，记载本人参加太平天国活动的经过。鉴于天朝已覆亡，为免部属被屠戮，他说了些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话，希望他们收降部众，“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戚本禹据以指李是叛徒，“认贼作父”。

李秀成既是叛徒，苏州拙政园门口高悬的“太平天国忠王府”的明牌和大厅里描绘李秀成召集军事会议情景的画也就成了为叛徒树碑立传的标记而被摘掉。（６）

对这种“一律骂倒”的“史学革命”，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一九六三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召集部分学者开会。会上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戚本禹“文章的基调是错误的。不能这样否定法，这样否定，历史上的人都没有可以肯定的了。”（７）翦伯赞则认为，李秀成的自述是“八天之中匆匆写成的，不能由此推断他的一生革命都是假的。”他说戚本禹的文章“给自己的祖宗抹了黑，打倒了自己的祖宗。……如果把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那么，全部中国历史必须重写。”（８）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话剧《李秀成》的演出本已停止。会后，中宣部下指示《李秀成》照旧演出，十月一日国庆演出了三场。戚本禹见形势不利，正惶惶不安打算写检讨，江青召见了他。原来江青将他的文章介绍给了毛泽东。毛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批了几行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９）江青打了气，戚本禹又振作起来，继续写他的革命文章。

这“史学革命”，其实就是文化革命的先声。在“把帝王将相统统赶下历史舞台”的口号下，除开几位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足迹的人物几乎都成了反动派。比如王阳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是历史上有一席之地的学者。他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后，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１０）

这“史学革命”的一大成果是：“许多大学取消了历史专业，一些师范学院的历史系被并入其他科系。综合大学幸存下来的历史系，学生所学的也只剩下两个“四史”：即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贫、下中农）家史、（人民公社）社史、村史和厂史。”（１１）

这“史学革命”的另一成果是否定“清官”的存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大厦将倾的王朝末年，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总是少数。两袖清风的官员代代都有。晋代广州刺史吴隐之，任内粗茶淡饭，离职回京时不带土特产。船出广州，发现妻子带了一斤香，立即投入江中。后人将他投沉香处命名为沉香浦。宋代的包公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清官。明代于谦，以兵部侍郎巡抚河南，还京时不持一物。人传其诗：“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明朝回族官员海瑞一生做了不少好事，其中带着棺材上朝，对皇帝直言面谏的事迹最为人称道。清朝更不乏清官。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是一个，大学者段玉裁也是一个。段氏告病辞官，从四川巫山取水路回故乡江苏金坛，带回七十二个箱子，除了书还是书。他死后，儿子不得不变卖家产才将其《说文解字注》刊刻问世。一八三八年，林则徐离京赴粤查禁鸦片，行前通知沿途各州、县，“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则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檩遵勿违。”（１２）林的清廉，共产党里大概只有彭德怀能比。

但是毛泽东却认为林则徐既是清廷的官员，就属剥削阶级成员：“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对外国剥削者的斗争。”（１３）用这“阶级观点”一套，贪官污吏是剥削者，林则徐也是“剥削者”，清官贪官没有区别。

于是，奉“毛泽东思想”为皋圭的学者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论证“酷吏”和“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１４）清官打着为民除害的旗号，剪豪梁、除贪官，使社会的阶级矛盾得以缓和，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更具欺骗性。“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也油然而生。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文化革命的序幕拉开。历史学家吴晗是首批祭品。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持的就是上述论调：“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１５）

吴晗在《论海瑞》中所说本是历史事实：“海瑞在当时，是得到人民爱戴，为人民所歌颂的。……他得到广大人民的称誉、赞扬，被画像礼拜，被讴歌传颂，死后送葬的百里不绝。他的事迹……一直到今天，还流传在广大人民中。”（１６）可是《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将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做的几件事全部否定：修坝种树，是“为自己沽名钓誉”；丈量田亩，“是为了减轻地主阶级的负担”；垦荒移民，目的是“把农民进一步束缚在土地上……为地主劳动，不致于把他们‘逼上梁山’。”他荡平山寨、诱杀绿林大王，所以是“一个阴险、狡猾、伪善的，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一九四五年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修过一条马路，命名为“海瑞路”，这也成了海瑞是个“反动派”的佐证。“海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帮凶，是镇压农民革命的刽子手。这就是历史上的真海瑞。”文章的结论则如其标题所言：《历史的真实宣告了“清官”论的破产》。（１７）

一九六五年冬，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毫无学术气味，用“天下乌鸦一般黑”和“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打倒一切，可是却大获毛泽东青睐，两次称赞戚本禹，说“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１８）

戚本禹学问虽少，口气却不小。一九六六年春，他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中共中央办的《红旗》杂志刊登，宣称要“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１９）此时，文化革命之火尚未燎原，但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已经径自行动起来。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属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的晋祠的牌匾和塑像砸烂后，作家慕湘与山西省副省长郑林闻讯赶去，只从厨房柴薪堆里救出一座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２０）

英裔学者戴乃迭（中国学者杨宪益的夫人，二人是《红楼梦》的英译者）奉命将《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译成英文。她见《纪要》将中外文化遗产全部一棍子打倒，翻译完毕交稿时，夹进了一个条子：“你们要挖自己祖先的祖坟，你们挖去。你们不能挖外国人祖先的坟墓。”（２１）的确，洋鬼子暂时还不能横扫，中国大地的祖坟却任由我们挖。

中共自执政起，眼中就不再有祖先。司马迁《史记》载，中国独特的方块汉字为黄帝史官仓颉所造。仓颉墓在山东寿光县，历代都作修葺。可是中共寿光县当局却认为它“解放”了寿光，那是开天辟地的伟绩，仓颉何足道哉。他们在仓颉墓院内建了个“解放寿光纪念亭”，将仓颉墓院改成了不伦不类的“烈士陵园”。一九六○年“烈士陵园”迁出，墓院被挪作它用，完全平毁。刻有“仓颉之墓”的石碑不可寻。（２２）山西舜帝陵自一九五二年起就被改成了一所中学，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汉武帝四次祭祀、在那里写下名篇《秋风辞》的山西万荣县后土庙，也破天荒地被中学占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指挥“全民炼钢”，扒毁无数古迹之余，又说不应让死人占活人的地，倡议平坟，各地毁坏的古墓不知凡几。譬如山东益都县历史上出过宋代王曾之和明代赵秉忠两名宰相，两人的墓均在一九五八年被拆毁。

如果说一九五八年的刨古坟还多少有点经济动机的话，一九六六年的“挖祖坟”运动就完全不同了。那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族文化的大扫荡。

当年五月毛泽东提出“一切牛鬼蛇神”（２３）的新名词后，其助手、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心领神会，口授《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六月一日发布全国。大规模清洗的号角就此吹响，比以往历次运动更杀气腾腾的风暴在地平线上升腾。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痛心疾首地说：“五千年祖国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淹没了！”（２４）

十几年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成果是自幼起被灌输“阶级斗争观点”的一代人。一九六六年时的大学生、中学生，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砸祖坟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正如当年十一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所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２５）

这批文化革命的闯将，唯一的专长便是贴阶级标签。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成为毁坏民族文物的尖兵、挖祖坟的主力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文物损失最严重的一次。这片古老的土地有过洪水，有过地震，有过天火，有过兵燹。可是无一能与“文化革命”同日而语。在一个层层控制了社会的党的号令下，全国同时展开的大清扫，其毁坏力之大，破坏之彻底，使两千年来任何一场兵燹都不可与之相比，几十场兵燹加起来也不能破坏得那样彻底。让我们由远及近，从中华民族的始祖说起罢。

中国人一向自称“炎黄子孙”。据史料记载，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时代姜姓部落首领，晚年巡视天下时在今湖南酃县病逝。公元九六七年，宋人在酃县鹿元坡建殿奉祀炎帝，自此香火不断。中共执政后五年，主殿被焚，未再修复。文革初，“炎帝陵被全部破坏。”（２６）

四千年前，大禹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他是夏朝的第一任君主，名列帝王将相，在横扫之列。于是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一九八一年修复）（２７）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时代，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２８）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

下面是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２９）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３０）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３１）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３２）的话，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３３）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秦朝末年，西楚霸王项羽（公元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与刘邦逐鹿中原，项羽被刘邦围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四面楚歌中，虞姬自刎。项羽突围至和县乌江畔自尽。刘邦成王，不以为败者项羽成寇，降旨在乌江畔项羽自刎处修筑有九十九间半屋（因没当成皇帝，不配享屋百间）的霸王庙。虞姬死处亦建了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霸王、虞姬不幸成为反动派，“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西汉时，北方匈奴游牧民族频频入侵、劫掠我中原农业地区，我人民生命财产时在铁蹄威胁之下。青年大将霍去病（公元前１４０－前１１７）屡次领兵击退入侵者，为国家北方疆土几百年安定和平奠定了基础。汉武帝要为他营建府第时他的回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两千年来一直是为保卫民族生存而献身的英雄的座右铭。他二十四岁病故后，霍陵香火鼎盛，千年不绝。老百姓以为到他墓前烧香，疾病就会霍然而去。要说这是迷信，与霍大将军并不相干。可是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东汉名医张仲景（生卒不详）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中医经典。近两千年来一直受国人景仰。他老家河南南阳有个建于明代的“医圣祠”。如今医生也算牛鬼蛇神，“医圣祠”的房屋被破坏，张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随后，好象“医圣祠”已不复存在，当局将祠院所属的大片土地也占用、瓜分了。

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１８１－２３４）“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共产党思想灌输下成长的年轻人，却只知皇帝是最大的地主头子，官吏是皇帝的走卒。“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３４）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３５）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３６）

书圣王羲之（３０３？－３７９）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３７）（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６１７－６５０）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６８０），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９９９－１０６２）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３８）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３９）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题外话：一九七三年笔者从岳庙后面的破墙溜进去，对满是荒草的岳坟的坟坑举起像机时，管园子的工人大声制止：“同志，不准照像！”）

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红卫兵只知道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内蒙古人民每年祭祀成吉思汗，不晓得中共也曾奉为“中华民族英雄”，一九四○年在延安公祭成吉思汗时，曾将他的像悬挂在中央，马、恩、列、斯、毛的像反而挂在两旁。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１５９２－１５４９）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毛泽东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４０）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１５１４－１５８７）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１５８４－１６３０）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４１），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１５９２－１６４９）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４２）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１５１０－１５８１）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４３）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１６３０－１７１５）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４４）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４５）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１８３８－１８９６），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毛泽东登台不久就发动批判运动，将他骂得一钱不值，并派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４６）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１８３７－１９０９）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４７）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４８）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４９）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５０）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１８６１－１９１９）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５１）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１８５３－１９２７）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５２）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５３）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５４）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５５）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５６）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９６７－１０２８）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１３９８－１４５７）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５７）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１８７４－１９６１）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５８）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５９）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６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６１）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６２）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６３）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６４）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６５）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６６）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１８９６－１９２５），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１８９９－１９３５）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６７）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６８）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６９）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７０）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７１）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７２）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但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殓尸造坟本是“四旧”。可十年后毛泽东死去，中共却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　释
（１）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９２页。
（２）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３）《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４）同（２）。
（５）同（３）。
（６）《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７）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刊印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
主义集团罪行录》第七十八页。
（８）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９）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页；一九六八年清华
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三一○页。
（１０）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１１）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１２）转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１３）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记录，一
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５７～１９６１）第五十页。
（１４）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１５）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１６）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１７）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１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
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第二○四、二
二七页。
（１９）《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２０）《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２１）《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页。
（２２）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２３）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第三六九页。
（２４）《历史在这里沉思（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记实）》第二卷第１２页。
（２５）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２６）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２７）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２８）一九八六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二十二页；一九六六年十二
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９、１２-１０页。
（２９）同（２５）。
（３０）同上。
（３１）《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３２）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
代》第四七○页。
（３３）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
１２-９页。
（３４）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
料》第四册第１２-４２页。
（３５）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７３１页。
（３６）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６２８页。
（３７）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４６１，４６３页。
（３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３９）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三十七页。
（４０）《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页。
（４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页。
（４２）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３８页。
（４３）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４４）《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４５）《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４６）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第二八六页。
（４７）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８）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４９）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黑龙江四十年》第３７６页。（５
０）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５１）北化《参考资料》第三册第９－３页。
（５２）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３）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５４）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５）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５６）《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５７）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５８）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页。
（５９）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
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一至二页。
（６０）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６１）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６２）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１３０页。
（６３）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６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三十四页。
（６５）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
－－谭震林》第六十三页。
（６６）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二页。
（６７）《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页。
（６８）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一○一
页。
（６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页。
（７０）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
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三页。
（７１）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
（７２）同（７０），第一二八页。

阿错

思 想 家 和 烈 士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遇罗克与出身论》序

徐 友 渔

　

　

　　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对同时代人和后来者的精神和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一种是烈士，他们为真理、为理想受苦受难，视死如归；另一种是思想家，他们目光如炬，洞察实质，是社会的先知先觉。一身兼思想家和烈士两任者寥若晨星，他们承受的巨大苦难和发出的精神光芒交相辉映，使他们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座座丰碑。苏格拉底是这样的人，布鲁诺也是这样的人。

　

　　６０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给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带来空前灾难，在这场浩劫中，反人性、反人道的蠢行、丑行和恶行发展到登峰造极，夺去了无数人的青春、前途、家庭和生命。对苦难的思考和对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罗克就是其中一身兼两任的佼佼者。

　

　　思想家并不以年龄和地位为条件，遇罗克遇害时，年仅２７岁，原为北京市人民机器厂的徒工。他聪明过人、品学皆优，但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问题”，虽一再努力，仍被拒之于大学门外。他见诸于世的文字，主要是本书收录的《出身论》等，他还深入思考和研究过中国的经济、社会、历史等问题，但那些耗费心血和充满睿智的篇章，尚不知流落何方。

　

　　思想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时过境迁之后，那振聋发聩的呐喊和“皇帝本来就没有穿衣服”的童稚之言在内容上似乎没有差别，但要向长期统治社会，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谬见挑战，要让千百万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恢复自尊自信，只用一支笔把谬见的传播者逼到墙角（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必然会作拼死搏斗和疯狂迫害），则只有胆识俱佳者才能担此重任。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在２０世纪后半叶，当中国处于深重黑暗之中，傲视强权，解放精神奴隶的宣言，它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具有深远的意义。

　

　　现在的青年，可能很难理解出身问题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那么重要，遇罗克为什么会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表见解而献出生命。这一切都需要从头说起。

　

　　出身问题曾经长期困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广大青年而言，它更是前途攸关的大事。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的公民、青少年乃至儿童，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在诸如参加政治组织、评选模范、就业、参军，尤其是在升学等问题上，人们因为家庭出身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尽管在一个新型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对于不少人而言，他们的历史不但是本人永世受罚的根源，而且还祸及三代，儿孙们也要终生承受其罪孽的负担。不少优秀青年升学、参军无望，空有壮志而报国无门；不少人在等待就业的队伍中，永远排在末尾，以至穷困潦倒、流离失所；在农村，“地、富子女”多半只能搞贱民通婚，许多农村干部因为和“地、富女儿”结婚而失去职位，还有的“地、富子女”一辈子无缘娶嫁。

　

　　“阶级路线”是一个革命的政治概念，任何人都不敢对之置疑。但是，在一个自称为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搞起了论功绩足以封妻荫子，追血缘必定祸及三代的封建宗法的一套呢？

　

　　认真说来，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传统中，这个路线是完全名实不符，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按照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阶级路线应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根据当时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态度的基础上提出的分清敌、我、友，确立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政策。”如果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定义，那么只能说这两者是风牛马不相及的。在正统定义中，阶级路线涉及作为阶级或阶层的群体，而不涉及个人；它依据的是群体中人们由经济状况而决定的阶级地位，而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毫无关系。比如，许多革命导师、革命领袖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这并未妨碍他们参加和领导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队伍甚至吸收和容纳过本人曾经具有地主、资本家、军阀等身份的人，革命要消灭他们所属的阶级，但他们作为个人则有可能、有资格进入革命队伍。

　

　　这项歧视政策自然会引起社会关系的紧张，领导层中的明达之士一有机会就以宽松、温和的方式解释阶级路线。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于１９６１年代表党中央对北京高校毕业生讲话时说：“对剥削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不应该片面强调他们的家庭出身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革命者……对各种家庭出身的子弟我们都要同对待工农子弟一样，当成我们自己的子弟来教育，不应该在工农青年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遇罗克在“谈鸿沟”一文和别处用的就是这段话）１９６６年１月３１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在青年和学生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宣布在家庭出身问题上的“重在表现”政策。

　

　　当然，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长时期内，总是极左的作法占上风，虽然有时某些明智的领导（特别是学校领导）会真正“重在表现”，给“出身不好”的青年一线生机。但当“文革”风暴骤起时，血统论挟“革命运动”之威，露出狰狞面目，肆虐神州大地。宣布“重在表现”政策的彭真处于首批被打倒的“黑帮”中的第一位，这使得血统卫红兵有恃无恐、趾高气扬，认定这项政策是彭真的“修正主义纲领”、“变天复辟的黑货”，以此为罪名斗争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虐待昔日的同窗、校友，他们不但被叫做“狗崽子”，而且被强迫当众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１９６６年７月底，血统论红卫兵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集中反映了他们的立场和观点，在狂热的革命口号后面，是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残忍。在署名为“北京红卫兵”的传单“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中，他们说：“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要靠家传吗？”他们对出身不好的人说：“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集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

　

　　在了解了阶级路线和“文革”中泛滥的血统论之后，才会明白遇罗克的“出身论”为何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引起具有不同身份和利害关系的人的密切关注，或是衷心拥护，或是恶毒诅咒，也才会明白遇罗克是如何单枪匹马地向何等样的庞然大物挑战。

　

　　遇罗克的文章在当时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超前性。他表面上是力图捍卫和恢复“重在表现”的政策，但实质上是站在“人权”

　

　　（这是他文章中出现的字眼）的立场上要求人的尊严和平等。他在“出身论”中提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谈鸿沟”中，他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

　

　　在理论上，遇罗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坚实的支点：家庭出身并不等于本人成分，而在这一点上，不论是阶级路线的提倡者，还是血统论的鼓吹者，都是无法驳辩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把二者混为一谈。一个血统论者可以指明遇罗克家庭出身“不好”，但无法证明“按成分区别对待”的政策可以导致对他的歧视合理，因为他本人成分是工人，为什么一个工人的儿子因为自己家庭出身“红”就有资格凌驾于本身即为工人的人之上呢？遇罗克敏锐地指出，在当时中国社会，“封建的东西还有广大的市场，还顽固地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之中。”

　

　　在“文革”中，猖獗一时的血统论因为被中央“文革”小组宣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而遭到声讨和批判，这是否意味着反血统论的“出身论”的胜利？这是否意味着遇罗克依仗“文革”发动者的威势而取得胜利？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中央“文革”小组不支持血统论，是因为它的出现干扰了他们的战略布署，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血统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他们这一次发动政治斗争的目的，是要在最高层搞清洗，即“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整出身不好的人，他们要调动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力量来达此目标，而不喜欢分散火力。因此，他们一开始把首批红卫兵捧上了天，支持他们“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酿风潮、造声势，形成天下大乱的局面。但当血统论红卫兵把运动引向“群众斗群众”时，他们要严厉指责和采取措施了，因为这一轮斗争的敌人在党内领导层。

　

　　遇罗克的“出身论”也是利用这混战的间隙出场的，但“全面专政”并没有留给他多少活动的余地。“出身论”冒头不久，就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宣判为“大毒草”，他本人终于被“文革”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是作为思想犯）处决。

　

　　明白了遇罗克斗争时的艰难处境，明白了当时“文革”局面极端的混乱和复杂，我们才可以用历史的眼光解读“出身论”等文本，懂得“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属于“文革”的专门术语，理解遇罗克只能使用“文革”主流话语，比如“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理解他在文章中随大流地以贬损的方式指称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刘邓路线”、“北京市旧市委”，以褒扬的口气提及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等人。那个年代的任何文章（包括反“出身论”的文章）要想公开发表，都只能使用这样的话语方式。当然，我们决无意作无原则的拔高和曲意辩解，说遇罗克为了战斗而正话反用、反话正用。在当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洞察一切，深知“文革”运动的底蕴和具体目的，预知“文革”的最后结局。我们只有理解，遇罗克也会无例外地受当时“文革”形势的影响，在读他的文章时才不会以辞害意。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不过，遇罗克确实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从他在１９６６年所记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早在５月１０日，他就从对邓拓的大批判中，看出那场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更高级的人物。当江青打着“批文艺黑线美化帝王将相”，将“革命样板戏”的成果据为己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时，他就看出了其中的问题。他最坚持的是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当精神奴隶，这些，在１月１８日、２月６日、２月１５日、５月４日、５月２３日的日记中都有反映。他和“文革”中涌现出的其他知名理论家不同，他不是从“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去铺排出一个表面异端味十足，实则不过是诠释“文革”路线的理论体系。

　

　　他的思考具有根本性，他的逻辑出发点与“文革”主流思想毫无关系，他坚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就像基于民族、肤色、宗教信仰的歧视是不正义的一样。对于歧视的提倡和辩解，不论来头有多大，都吓不倒他，不论诡辩披上了多么华丽的外衣，都被他揭露无遗。

　

　　遇罗克和“出身论”的本质，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真理重于生命。我们编选此书缅怀他，更重要的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

阿错

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力 雄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

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

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

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

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

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

制造了人间地狱棗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

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

——卡尔·波普尔

　

　

　　在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中，“毛泽东思想”一直被确立为“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毛在世时如此，今天也依旧。然而都叫“毛泽东思想”，不同时代所指的内容却大不相同。今日中共是以一九五七年为界把毛分成两部分，肯定前一个毛，只承认那时的毛符合“毛泽东思想”，而否定后一个毛，指责其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断言一个人背离他自己的思想，无异指鹿为马。其实最有独特之处的“毛泽东思想”，恰恰属于后一个毛。为了与今日中共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相区别，我把五七年后的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如果“主义”的标准在于原创性，五七年后的毛显然当之无愧）。

　

　　五七年前的毛着力于夺取政权，其长处主要体现于方法而非思想。他的思想来自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创造在于把外来思想本地化——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执政后的头几年，他也基本遵循苏联模式。直到五七年前后，独树一帜的毛泽东主义才开始显露，并被付诸社会实践，使中国走上了一段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道路。相比之下，后一个毛远比前一个毛更值得研究，不仅因为其独特，也不只因为被他的传人打入了冷宫，还因为对后一个毛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更宽广和更深入的启示。

　

　　不过，后一个毛并无完整理论，他在五七年后再没写过象样文章，都是一些只言片语。只有通过他的实践脉络把那些只言片语串起来，才能看清他的思想全貌。当然，这也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余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共不见天日的深宫档案公布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设或推断进行填补。这种方式无疑缺陷重大。然而有过对那些年代的亲历，从生活中汲取的感应和直觉或许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质，未必不是一种补救。无论如何，我认为求证的困难不应成为放弃研究的理由，因为这研究的主要意义并非在于学术，而是和我们的社会、国家以及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对毛泽东主义的认识，是从一对矛盾出发。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显然，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互为矛盾，却同时并存，应该怎样认识二者的关系呢？我认为正是此二者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毛泽东主义。

　

　　　　　　　　　一、“圣贤百代帝王”

　

　　在毛泽东主义中，高度专制和人民至上被组合为平衡的统一。当然，那仅是对意识形态体系而言的平衡，不是对客观现实而言的平衡。现实中毛泽东主义的失衡和破坏已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主义的体系之内，本来互为矛盾的二者不仅可以平衡，而且还缺一不可，恰恰因为二者的组合而形成平衡？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现世天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创造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们必将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他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断言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难看出，这种宿命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颇为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为来源的合法性就无须证明和不容竞争。在这一本质上，“历史规律”和“天道”的内在逻辑没有区别；同时因为宿命，二者就必须通过人间的至善者（或集团）对其进行诠释，从而诠释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历史规律”的代表，可以垄断“天道”和“历史规律”。然而那诠释者却无从证明他们是被“天”或“历史”授予了诠释资格与权力的，因此他们从来都只能是自封的——如传统社会中号称“奉天承运”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当代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化身）的共产党。

　

　　无疑，当年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之豪气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也会把自己当作这样一个“天道”与“历史规律”的诠释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是他在早年文章《讲堂录》中提到的一句话【2】，可以看作是贯穿他一生的内心驱动。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地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3】，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圈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呢？刚掌权时按照苏联路子搞国有化，消灭敌对阶级，剥夺私有财产，建立新型社会组织……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赞美，然而那显然不是他的最高兴致所在。他的不耐烦十分明显，不断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阶段尽量缩短。他心里涌动着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 “最新最美图画”的冲动。他不断地梦想着他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公社【4】，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5】

　

　　人有理想不是错，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过仅仅由昏聩暴虐带来的灾难。凡是把自己理想视为至善的人，从来都为实现理想不惜代价，不仅牺牲自己，更多的是牺牲别人，就像毛轻松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随着毛的如椽巨笔开始在中国“白纸”上作画，几亿中国人从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难连绵，几千万冤魂沉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二、大跃进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到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到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一路所向无敌，踌躇满志。然而那些阶段只是做准备，直到“大跃进”，才算真正展开他个人的理想宏图。

　　那时的毛，思路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旨中打转——既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那么新的生产关系一定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毛希望这个原理在他创建的新中国得到最大体现。我相信在他嘴里高喊“超英赶美”的时候，内心里最想超的，其实是在社会主义路上先走了三十年的苏联老大哥。他期望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使共产主义天堂最先在中国降临，那将给予他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毛针对正在制定的“五年计划”，指示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6】而苏联的“一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19.2%，“二五”年均增长速度是17.1%，已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毛从何有超过苏联的自信呢？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比斯大林更高明的武器。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7】

　

　　“大跃进”就是在毛的这种期望与自信中发端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经济发生兴趣。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确立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三月的成都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按照他的旨意做了“大跃进”规划，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四月的广州会议，开始讨论十五年超过英国；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一番，农产品产量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随之全中国九千万人土法上马炼钢铁，“大跃进”进入高潮。各地农村也开始争相发射高产“卫星”，最高产量报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广西环江）。毛泽东心花怒放，三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说的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到了五月，已经改口为“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8】

　

　　即使在毛追求着这种以物质为标准的共产主义时，他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着后来构成其思想体系的那些基本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资源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丰富，此种现实使他对经济起飞的企盼只能寄托于人的作用。这本不失是一个颇为现代的命题，但在毛那里却只被归纳为“精神原子弹”和“精神变物质”，也就是靠精神力量去创造物质奇迹。在他的逻辑中，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精神的作用，他从战争时期他的队伍那些英雄主义奇迹中反复得到过印证。既然当年的战士能做到，为什么全体人民不能做到呢？他由此期望，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能爆发出“精神原子弹”的能量，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将是一条多么节约和多么迅速改变面貌的捷径，“超英赶美”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又将变得何其容易。

　

　　“大跃进”是他这种思想的一次全民大演习。至少在开始阶段，他以为真地实现了他的设计。他以诗人眼光欣赏他的杰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他在那时写下的诗句。他的人定胜天豪情竟然膨胀到指挥全体中国人动手消灭四个自然造物（除四害）。在农村长大的他如同失去常识一般，认真地担心粮食太多怎么办，为此指示“一天吃五顿也行嘛！”【9】当时出台过一个方案——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三分之一轮休，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观赏性植物（称为“大地园林化”），要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大花园。这个似乎只有中学生头脑才能产生的设想，被郑重地写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10】

　

　　中国各地纷纷投其所好，不断推出“精神原子弹”式的宣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11】；“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还有那个被后人当作笑话讲的名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共产主义”。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一九六○年建成共产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描述为：“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对此做出这样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12】 毛的这种“留有余地”与其说体现了冷静，不如说让人看到了他和那县委书记几乎一样昏头。

　

　　然而，一九五九年开始在全中国迅速蔓延的大饥荒，以上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宣判了“奇迹”的终结。

　

　　　　　　　　三、毛从大跃进的破产看到了什么

　

　　学者认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饥荒，中国饿死的人数在二千万到四千万左右【13】。中共当局对此始终讳莫如深，但毛肯定当时就清楚情况多严重。中南海的秘书室六○年春就去大量饿死人的信阳做过调查，随后去信阳的李先念目睹了所过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恐怖场面。【14】大跃进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天堂没有离得更近，反倒浇了一身冷水，这对毛肯定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他会怎样总结这种反证呢？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时暴露出了一个以往没有被正视的环节：既然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公有制，那么劳动者如何对待公有制，就成了生产力能否真正得到解放的关键，共产主义能否实现，门槛也就在这里。

　

　　以从“粮食吃不了”一头栽进大饥荒的农村为例，这个问题在刚实行集体化时就暴露出来。集体化要求财产入社，农民就纷纷宰杀猪羊，免遭共产。全国牲畜一下减少二百万头以上。有的村二百头猪只剩下四头。【15】合作化以后，“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16】。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指责：“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17】。从大跃进的虚火高烧中醒来，展现在眼前的事实真相说明，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是使几亿农民变懒了。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当时被当作共产主义的象征，然而吃的时候个个放开肚皮，干活时却都变成出工不出力，全体农民都如此多吃少干，农业怎么能不出问题，饥荒又怎能不发生呢？

　

　　那么到底是哪一边发生了问题？是“共产”的生产关系把事情搞糟了呢？还是“私字当头”的劳动者应该承担责任？毛泽东的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18】他明明知道农民想要什么，但是他不会顺从农民，因为他生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不是顺应现实的。

　

　　大跃进的失败使他看到“公”与“私”的不可调和。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化，并不能迎来美好社会。只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私，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公有化就不但不会促成生产力飞跃，还会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便宜、损公肥私、不劳而获，结果导致怠工浪费，经济的发展就会连私有制都不如棗这才是导致了大跃进失败和出现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他在饥荒严重时有几个月拒绝吃肉，不过是一种帝王与民同苦的姿态。上千万条命的代价并不能让他承认自己理想有错，错误只在技术层面的步骤。 “精神原子弹”之所以没有爆发出威力，根源是在人的私心，因此正确的步骤不应该是先发动大跃进，而是应该先改造人——把人的私心转变成公心。在公有制下，能够“变物质”的精神肯定不是“私”的精神而是“公”的精神，只有人都变成一心为公了，再搞大跃进，精神才能够“变物质”，那时就可以相信人间奇迹一定能实现棗这样一种步骤的顺序，后来被毛简练地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

　

　　在他原本认为畅通无阻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上，中途意外地要插进一个改造人的步骤，使毛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日程表大幅度地延后。他对这场“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设想的是“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19】他在这一点上还有起码的清醒，因为他知道，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拿枪的敌人，那种敌人可以从肉体上消灭，杀一个少一个，不在话下，现在的敌人是汪洋人群头脑里和内心中存在的私欲，而且已经存在了千万年，化作与生俱来的本能。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只是改变一个人的难度，而他要改变的却是几亿人。

　

　　他不会知难而退，他从此开始向人性宣战！

　

　　在毛的思想中，他不认为“私”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不过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他不止一次这样论证：“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20】

　

　　当然，“公”的思想不可能从天上掉进人的头脑，那需要去改造人，把“私”从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棗即后来他所称的“斗私”。他到经济领域里去绕了一圈，发现还是得回到政治领域，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四、“六亿神州尽舜尧”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接近毛泽东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把人的意识视为环境产物，虽然他谈到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却没有对具体如何决裂进行探讨，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决裂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倒是列宁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真是太多了”【22】，因此而提出“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23】，他提倡劳动竞赛和“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提出了“新人”概念【24】，但是却没有（或者是没来得及）在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展开。斯大林则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把社会交给了官僚和专家治理。只有到了毛泽东，才把以社会为规模的全面塑造“新人”提上日程，并且成为一场依靠国家机器全力推行的大革命。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视自己担负着拯救自私愚昧之国民的大任，他在《湘江评论》里写道：“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25】。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更加坚定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还要“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消灭物质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灭，革命才能算成功。这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的至为关键的一环——对实现共产主义，仅仅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进行思想革命，造就新人，通向共产主义的链条才会从逻辑上完整和贯通。否则，共产主义就将是走不通的。

　

　　这种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几个，也不是几万几百万，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成为新人。毛泽东写过一句诗——“六亿神州尽舜尧” 【26】， 典型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舜和尧是远古传说中有大德的贤人，被赞为“其仁为天，其智如神”，德行之高感天动地，算得上中国几千年的顶尖圣贤，他却要让六亿中国人——那是他做此诗时全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都成为舜和尧。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成德”之说，孟子早讲过“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教也有“普度众生”的情怀和“立地成佛”的期盼，这都是毛泽东决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人。现在他则要求全体中国人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他未曾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和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更符合他所希望创造的新人。和平年代需要的不再是对敌斗争的英雄，而是在平凡岗位上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奉献不索取，都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生交给党安排”，那该成为一个多么好管理的社会，能创造出多少人间奇迹呀！正是这个目标，构成了毛泽东主义的核心。

　

　　毛不但善于产生奇想，还非常善于操作。他当初以那么弱小的流亡武装打下整个中国，足以证明他有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超常能力。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从哪里着手，才能让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变成一个人人无私的新人间呢？

　

　　他为此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阶级以往只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概念，把它引进思想领域是毛的创造。对他来讲，“公”是无产阶级的思想，“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要把“公”的思想灌输给所有的中国人，占领他们的头脑，把“私”的思想他们头脑里驱逐出去——这就是思想领域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并非只是一种比喻，而是毛要极为具体地实施的一场社会大革命。他深思熟虑地一步步去开展战役、占领目标和消灭敌人。阶级一旦可以进入思想领域，社会所有细胞就都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肆虐下，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因此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单位内、家庭内、朋友间……就无一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了。这样的阶级斗争就成为针对社会所有成员的无所不至的武器，而思想犯罪、文字兴狱等也就都可以冠上堂皇的合法性。

　

　　正是靠着这样的武器，毛才可以全面地开展他对人性的改造。

　

　　　　　　　　　　　五、修正主义

　

　　说到毛泽东主义中创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时看到另一个与之行影相随的组成部分，即 “反对修正主义”，那也是晚年毛泽东一直高举的旗帜。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之灵魂的“斗私，批修”四个字，就是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概括。

　

　　大跃进在中共内部引起了分歧，庐山会议是一个爆发。现在的主流看法是毛泽东出于帝王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的心理，或是恐惧权力受威胁而打倒的彭德怀。毛的个人品质肯定有问题，但是仅仅从品德或权力角度解释庐山会议是不够的。那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

　　逐渐移向党内……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

　　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

　　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

　　——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

　　的发展。【27】

　

　　以这样的眼光看，庐山会议就不能仅仅解释为毛一时的恼羞成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显现，共产党内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毛泽东上庐山，原本是为了做一些让步，平息反对意见。但是他所听到的抱怨和彭德怀的上书使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当年在战场上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已经开始跟他分道扬镳了。彭只是个开端。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使他联想到自己。权力斗争并非主要，因为没有谁在权力方面能是他的对手。他和当年战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后，下一步该怎么走？打下江山就是目的吗？如果只是为了坐江山，当统治者，治理国家，那同封建帝王和资产阶级总统有什么区别？又如何能满足他书写历史的大胸怀呢？对于他，打下江山只是个开头，大跃进是为创造新人间迈出的一步，即使急了一点，出了一点问题，不也是为了实现美好理想的必要代价吗！为什么要用枝节否定主流、用“一个指头”去否定“九个指头”呢？

　

　　他后来把当年的战友统统抛弃，把他们轻蔑地称为“同路人”，道理就在这里。对实现他造就新人和人间天堂的目标，那些战友已经变成了最大的阻力。他们在打江山时是左膀右臂，英雄好汉，一掌握了权力就蜕变成俗不可耐的官僚，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他们充其量只能为帝王夺天下，却不可能成为追随圣贤改天换地的圣徒。

　

　　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共党内领导层，如果熟悉他以思想划分阶级的逻辑，就不会感到奇怪。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共务实派对毛的乌托邦产生怀疑，他们明智地看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说词相当含蓄——“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说穿了就是要给劳动者以私利。而在毛看来，那种以私为本的做法是必然与资本主义道路殊途同归，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马列主义伪装，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方向南辕北辙，因此离共产主义只能越来越远。

　

　　毛决非某些人想得那么荒唐，他出身农民，哪里会不明白对人的“私”加以利用，肯定能得到高得多的效率。正因为“私”是他要消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他才不是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从一个原本在政策层面上检讨冒进的工作会议，中途变成了一场党内“反右倾”的路线斗争，在他的颐指气使背后，要看到当时的中共内部的确是有路线斗争的。至于彭德怀成为靶子，与其说是毛的蓄意安排，不如说正好被彭踩上了引信。彭只是一个质朴军人，为民请愿而已，而真正的中国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还在后面。毛和他们的战斗刚刚开始。

　

　　　　　　　　　　六、中共务实派

　

　　中共高层领导人虽然都被称为革命家，多数却只有就事论事的素质，缺乏大鹏展翅的幻想。对他们而言，做了统治者就该好好治国，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那就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权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实际上都是这种思路，都长在一条根上，只不过有的公开一些，有的隐蔽一些。无疑，只要每天面对治国的具体事务，就一定会明白毛那一套的虚幻，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

　

　　大跃进的惨败使务实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务实路线去挽救危局。毕竟先得保住政权，才可能再做继续革命的考虑。大跃进使务实派和毛一样看出了 “公”与“私”的矛盾，然而他们汲取的教训却相反。他们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正视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私”即使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人之本性，也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消灭的，因此只有对“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务实派治国的基点是要立足“小家有私”，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正好背道而驰。

　

　　务实派当时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调动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大跃进导致的危机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随之解除。这一乱一治的成败对比，使务实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从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虚火、发高烧”。当然，他们不会正面与毛对抗，采用的方式是阳奉阴违，嘴上继续吹捧毛，实际把他架空成无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们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决策都只有通过他们把持的行政系统才能执行，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过程中暗自对毛的荒谬进行修正。

　

　　那是被毛称为“大权旁落”的时期。不过毛的地位仍然始终高居于务实派之上。那绝非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贵，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毛追求理想的彻底性使其始终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只要务实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产主义的教条，那就不管其在实践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贩卖“私”的货色（例如陈云用这样的理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分田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28】），从而就无法与毛那气势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与毛发生碰撞，务实派往往就立刻改变自己去附和毛，并自卑地对毛进行吹捧。

　

　　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似乎只是权宜之计的附和与吹捧，其实正是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七、“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一九四五年夏天，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

　　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

　　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

　　“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有能跳出过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

　　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接而答道：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

　　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9】

　

　　后人把毛这一回答看作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争取民意所许的轻诺。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会有，但是内里有没有真实的成分？“民主”一词歧义较多，暂且不提，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从毛泽东掌权后的脉络看，应该说是一直在进行摸索和尝试的。

　

　　一九五七年的“鸣放”因为很短时间就变成了“反右”，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那从一开始就是个定计设局的“阳谋”。没有证据可以反驳这一点，但我也并不因为毛自己说过“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他是个辨证专家，从来都一箭数雕，为各种前景予留出转折可能。我之所以相信他的最初动机中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因为那次“鸣放”和后来的“四清”、“文革”含有相似的基因，不会全属偶然。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共，没几年就繁衍出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被毛厌恶的官僚体系换汤不换药地再现，官僚主义开始盛行，等级和特权也堂而皇之地重新出笼。黄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似乎正在发生。革命把旧官赶下了台，上台的新官和旧官区别在哪？古代有官阶十八品，现在有干部二十四级。那么革命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对一心要再造新人间的毛泽东，肯定是个一直苦恼于心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进一步触动他，社会主义如何走下去的问题更迫切地提出。他的理论助手胡乔木后来有这样的回顾：“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30】。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仅三个月，毛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稍后又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显示出他要以党外力量监督政权的想法。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内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四月三十日，毛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鼓励他们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在全国推广“大鸣大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那时过高地估计了他与知识分子的联合【31】，以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能够用他们置身局外的监督批评帮助他克服权力滋生的官僚主义。几年以前，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投向他，骂得蒋介石成了独夫民贼，使他顺利地夺得了政权吗？然而他应该知道，知识分子总是批判现实的，并且要探究本质，不会只停留在他所希望的批评官僚主义上。五七年的鸣放热潮一旦真被推动起来，很快就超出他能容忍的界限，直捣“党天下”的专制基础。他由此恼羞成怒。

　

　　毛善于化被动为主动，用他的话说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仅半个月的时间——从四月三十日约见民主人士到五月十五日他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秘文，他就从“鸣放”转为“反右”，并通过国家政权开始有系统地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介绍，不必多说。需要提一下的倒是另一个关注较少的方面。

　

　　“鸣放”结果使毛泽东得到一个教训——知识分子不会和他成为一股道上跑的车，因此知识分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的那个“人民”之中的。不仅如此，由于知识分子占据着意见中枢和教育传火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受工农大众的尊敬乃至迷信，他们的存在会使人民变得“思想复杂”，甚至离心离德，这对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打算显然是威胁。为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打入另类，让他们变成受唾弃的卑贱者，才能消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再通过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永远为“原罪” 忏悔，不再产生任何独立思想，而只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充当“驯服工具”。

　

　　“反右”运动不过是他这个总构想中的一步。对划为“右派”的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目的是打断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脊梁，让他们从此噤若寒蝉。其后二十年，“知识分子工农化”是毛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不变核心，目的就是让中国从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人民没有了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蛊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为围着太阳转的向日葵。

　

　　毛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除了出于帝王情怀，也该是他整体战略部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与务实派分歧的发展，在他心目中，政权体系已经演变为革命的怪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带领人民坚定地向新世界前进，走一步就会近一步，总有一天能到达理想的天国。然而障碍却是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他们把持着管理国家的日常权力，眼里却只有治国方便或经济小利，动辄就把“私”当作解决问题的法宝祭出。消灭人的自私本来就如愚公移山那样困难，在他带领人民向无私境界艰难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团进行“私”的勾引，都会导致社会重新落回“私”的泥潭，从而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为此而痛恨官僚集团，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胶着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越来越不是空话，而成了他头脑中对付官僚集团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实施这种“监督”之前，他不会忘记“鸣放”的教训，因此必须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统帅人民，而不让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扰，才能保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对政府进行他所希望的监督，不会成为新的“右派”。我想这种战略考虑，也是毛一定要把产生异端思想的源泉——知识分子彻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毛整知识分子只能算做一个步骤，他的最终目标是在解决官僚集团。

　

　　然而，官僚们可是不像知识分子那么好摆布。

　

　　　　　　　八、“四清”——不成功的尝试

　

　　一九六三年二月，鉴于毛泽东指责中共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半年前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搞得很被动的刘少奇，也许是出于希望以顺应毛取得谅解的目的，起初非常积极地推动运动，大讲阶级斗争，派夫人王光美亲自下乡蹲点，并把一百八十多名正副部长和一千多名司局长派下乡搞运动。运动逐步具体化为“四清”——即清帐、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后升格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指示：根子在上面【32】。然而主持具体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却将运动搞成了自上而下派工作队清查农村基层干部，目标放在打击多吃多占和贪污浪费上。这两种对运动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期望，导致了毛和刘当面发生冲突。

　

　　针对刘少奇所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斥责道：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四

　　不清”运动……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

　　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3】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头脑和对毛的了解，不会不明白含义是什么。但他们不能按照毛的路子搞，那样就会搞到官僚集团和务实派自身，甚至自己都可能成为运动对象。这一点在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毛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34】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手里，毛因此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层层贯彻推行的权力。务实派明着不跟他争，却是一个“拖”字定乾坤，反正权力在握，毛的意志只能通过他们贯彻，他们就给他搞走过场，形式化，抓而不紧，不了了之，消解于无形。对此，当代研究刘少奇的学者何家栋有这样看法——“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只是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实现。【35】

　

　　何家栋的看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对的是“四清”比五七年的“鸣放”更接近文革。五七年“鸣放”只有人民监督政府，“四清”运动又加上了教育人民，组成文化大革命之核心的“斗私”和“批修”两个因素，在“四清”时都有了萌芽，并且组合在了一起；不对的是毛在“四清”时还是想通过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而到文革时，他已经是要以打碎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了。因为“四清”的经验使他明白，盘根错节的党政体系已经整体地成为了他的敌人。

　

　　他对党政体系的态度，可以从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出来——“反右”时，由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讲：反对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因为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而九年后的文革，同样是他审定的决议和社论却说：反对县委书记或省委书记都不是反党，也不是反对党中央，因为省委就是省委，党中央就是党中央。【36】

　

　　　　　　　　　九、毛如何解决难题

　

　　总结起来，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要面对的问题有这样几个：一、只有造就“一心为公”的无私新人，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二、不打倒“私”字当头的党内务实派及其权力体系，造就新人的进程就无法取得成效和最终成功；三、如何持续地“反修防修”，彻底杜绝党内产生新的特权阶级和官僚主义；四、怎样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实现人民管理国家。这四个问题他都曾分别地尝试过解决，但都没有成功。实践使他认识到，四个问题是不能分别解决的，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相辅相成，一并解决。

　

　　文化大革命至今被多数人认为只是匪夷所思，似乎全是毛的糊涂和疯狂所致，唯有称其为“浩劫”。然而透过表象，文化大革命的因果关系和内在逻辑其实相当完整，那是毛泽东主义一次空前集中的综合体现。（声明：我决不否认毛有阴暗和暴虐一面，以及文革对中国人民是一场浩劫，然而那些方面只要摆事实就可以无穷罗列，理清毛泽东主义则需要不带价值判断的分析。）

　

　　毛立志把人民带向美好的无私社会，但人民是一个巨大群体，他只是一个人，一个人不能直接带领几亿人，因此他和人民之间就不能没有一个官僚集团。只有靠那个官僚集团的日常运作，他才能和人民保持沟通，管理人民，发展经济和维持秩序，才能谈到带领人民走向未来。然而问题也就出在那个官僚集团上——他们是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是修正主义者、特权阶级、既得利益集团，是不要革命的和不想前进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那个官僚集团不是仅靠更换就能改变的。按照毛的道理，人有私心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形成资产阶级实体，权力恰恰就是那种土壤。因此不管换上什么人进入权力集团，腐化变质都是在所难免，而在他们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之后，又会利用权力继续强化他们个人的和集团的既得利益，结果就只能使官僚集团日益远离人民。

　

　　问题就这样集中到官僚集团身上了——带领人民离不开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又是带领人民走向理想目标的障碍，毛该怎么解决这个相悖的关系呢？不错，他有无上权威，官僚集团怕他，但是只要他一看不见，他们就另搞一套。靠他一个人的眼睛，怎么能看得住几百万官僚呢？累死他也是防不胜防。这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全体人民都跟他站在一起，六亿“舜尧”的十二亿只眼睛都盯住官僚集团，数量和力量的对比不就发生了变化吗？再多的官僚岂不也可以看得死死了吗？

　

　　那么，怎样才能让亿万人民来跟他一块监督官僚集团？毛有这样的反思：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

　　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

　　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

　　揭发我们的黑暗面。【37】

　

　　五七年的“鸣放”应该算一次尝试，只是没几天就走向了反面。他在其后又思考和等待了近十年，并在这期间努力地用他的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正如前面所讲，这是他心目中保证他和人民能够成功结盟的决定因素。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陪他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所讲：

　

　　　　我们要让亿万人民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

　　一切思想阵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人民群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

　　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38】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把当代意识形态的手段利用到极端。整个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一个接一个，“活学活用积极分子”不断推出。他期盼只要他的思想统一了全中国人民的大脑，就如同孙悟空嚼碎毫毛可以变出千万化身那样，亿万人民群众就都成了他的化身。那时，一切修正主义、特权思想、官僚作风、腐败行为如何还有藏身之地，官僚集团从此也只能老老实实服从他的意志，否则就会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立刻揭穿和打倒！

　

　　在他的设计中，掌握“毛泽东思想”和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又是人民群众自身“改造世界观”和“实现思想革命化”的过程。这种“斗私，批修”的关系，林彪的阐释是：

　

　　　　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

　　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

　　斗争。这两件事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

　　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39】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几个世纪难题，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在理论上梳理明白已属不易，一并对其解决更是难以想象。然而毛的天才又一次得到了空前表现，他把那些关系互为利用地组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地搞出了一个集毛泽东主义的大成——“文化大革命”。

　

　　　　　　　　　　　十、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只是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而是他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如后来主流观点认定的那样在于争夺权力。对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刘少奇扬言的那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0】那可不是吹牛。仅为重新控制权力他用不着搞一场劳民伤财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时被架空，他也有足够的权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对重新控制权力是足够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会动乱。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触及人们灵魂”、“改造人们世界观”，“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和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称呼就容易理解，并且也就十分贴切了。

　

　　在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构想中，“毛泽东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导，又是武装群众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将变成无私新人，通过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将把官僚集团置于看管之下，防止他们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囊括这几层关系的组合，才是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设想所在，其他任何单一的强调都是不够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已是众所周知。但就毛当时的具体操作而言，气魄之大和手笔之高都不能不令人惊叹。他明白，在权力体系和行政程序之内，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官僚集团化解于无形。为此，他必须首先超越官僚集团，并且打碎官僚体系。他靠什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时，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积累的资源就显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个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毛喜欢并且鼓励对他的个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我相信也属于他深不见底的谋略之中一个部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在政治斗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41】，因此他“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42】。文革期间，他又向斯诺进一步解释了要搞个人崇拜的理由：“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43】

　

　　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和中共党内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当年上海的中共书记柯庆施如此宣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44】对毛来讲，人民和党对他保持迷信，就没有人敢于和能够进攻他。反过来，他却可以把个人迷信作为对付任何敌手的强大武器，即使整个官僚集团都和他作对，他也可以使用这种武器去动员群众，把他们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这样做的。那时中共官僚集团重施“四清”时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阻碍运动发展。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门，向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挥舞红星军帽，以神谕方式授予年轻学生造官僚集团反的权力。上千万狂热追随他并且“誓死捍卫”他的红卫兵，只用短短几个月就把庞大的官僚集团冲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证明个人迷信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仔细回顾，当时被人认为难以理喻的事，不乏毛的“高招”。例如似乎荒诞的“大串联”，不惜物资停运，让千万红卫兵全国各地任意游走，食住行全部免费，在正常思维中只能视为胡闹。当时的周恩来摆出各种理由表示串联给城市和交通造成的压力太大，而毛却毫不在意地告诉周这才是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接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45】对毛而言，千万初生牛犊般的红卫兵放出去，目的就是打乱原有秩序。官僚集团对控制本地及本系统从来是强有力的，可以有效地阻隔毛的意图下达或使其变味，但那些持有尚方宝剑且极其好斗的外来造反者却让官僚们无法对付。红卫兵所到之处，造反之火立刻熊熊燃烧。他们给当地人带去榜样和勇气，把当权派打得威严全无。如果没有红卫兵大串联的“煽风点火”，除了少数大城市，文化大革命很难在全中国发动起来。相比这个目的，生产停顿、物资停运一类的损失，对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对文革过程的思路。林彪在六六年八月说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46】毛所要的“乱”是打碎旧的，而后再实现他的理想——即是“治”。为了那种“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乱”，因为对他而言，只要实现理想，牺牲再大也值得。邓小平后来在嘲笑毛晚年自我矛盾时说：“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47】然而这种矛盾只是对邓而言的矛盾，却不是对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实现毛对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几次“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也无非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之所以承认“三分错误”，只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无法回避革命结果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遥远。其实，所有自认为代表绝对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只有他们的理想属于至善，具有高于一切的价值，而给人民与社会所造成的浩劫，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动摇。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运动群众，另一手搞群众运动。他所希望的是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构——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群众，转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批判、监督和制约，从而达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权力集团变质的双重目的。

　

　　　　　　　　　　十一、“大民主”

　

　　毛要与群众结盟，重要措施是给群众以权利。他曾经这样阐述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

　　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

　　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

　　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

　　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

　　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8】

　

　　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则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专门为毛泽东主义进行注脚的林彪这样解释“大民主”：

　

　　　　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

　　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

　　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49】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民主”的充分实践。尤其在文革开始的最初两年，中国大地到处造反、夺权、串联、游斗当权派、成立团体和组织、自办报纸电台、撒传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人物一夜成为明星、原来从不出远门的青年免费闯荡天南海北、各种规矩制度全部作废、甚至可以真刀真枪地打内战……除了攻击毛和他身边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几乎无一不有，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那并不是真的自由。这一点可以比较一下“大民主”与民主之间的区别：民主没有事先设置的框框，自由形成的民意是最终被接受的结果，然而民意的产生与实行过程则要遵循程序（法律）；“大民主”却是没有程序约束，并且有意去打破程序，任由群众进行创造和发挥，然而必须囿于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不允许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没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个人意志凌驾一切。这一点，曾任毛的“笔杆子”的陈伯达讲得很清楚：

　

　　　　在“大民主”的条件下，群众的争论和斗争一定会发展

　　成为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通过斗争与争论，革命人民

　　的思想就会与毛泽东思想融为一体，毛泽东思想就能掌握群

　　众。在这种意义上，群众将会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目

　　标。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将同革命人民有机地结合在一

　　起。……这就是“大民主”最伟大的意义。【50】

　

　　在陈伯达的说法中，似乎群众运动会自发地与“毛泽东思想”达到一致，实际显然不是如此。那是由非常残酷的专制手段保证的。所以，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体现在对程序的摧毁上，而专制则体现为对思想的绝对主宰和不容异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时达到顶峰，但无疑专制是最基本的。只不过长期处于奴化状态的群众对思想压迫往往不敏感，却能从对程序与秩序的摧毁中体会解放的快意。一些人至今还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怀念与赞美，往往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一方面，毛要用自身意志统治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又处处表现出立足群众。他告诫下级 “要做群众的小学生”【51】；他痛斥官僚“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52】；他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53】，“最重要的监督就是来自于群众的监督”【54】，“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55】；他主张“让群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他迷信群众运动，宣称“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56】。据研究者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他掌权到一九七六年他逝世，仅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就搞了七十多次，地方性的运动还要多十倍。【57】

　

　　之所以毛泽东主义具有体系上的平衡，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政治极权加经济公有使社会成员生老病死皆在权力控制下。毛如何把这种无与伦比的专制与他代表人民利益的说法合理地联系一起并解释呢？——就在于他赋予群众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民主”的权利。一旦群众真正能够监督和制约当权者，能够对当权者进行造反、夺权或更换，再高度的专制也是可以被平衡的。因为尽管社会财产被统治者把持，但是在官僚集团严密管治人民的同时，人民也能对官僚集团进行反制以至将他们打倒，谁还能说社会财产不属于人民而只属于当权者呢？这样一来，公有制看上去就名副其实了，政治上也就形成一个所有人（只有毛一人除外）都受到管治的结构。那种循环的相克构成了近乎奇妙的平衡。

　

　　那样一个结构对当时中国人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也吸引了世界形形色色左派的倾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平等状态使专制更容易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充满迫害，却并非只有一部分人受迫害，另一方是迫害者。几乎任何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那时都没有绝对的特权和安全。苦难中的人民会因此得到安慰，环顾周围，既无富人，“当官的”也只敢夹着尾巴逢迎群众。不说别的，仅一个大字报就足以让所有当权者胆战心惊，何况“伟大领袖毛主席”还郑重宣布：“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58】，并且给出了“七八年一次运动”的时间表，各级官员就更加时时处处如履薄冰。毛构建的那种平衡保证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再乱也不至颠覆根本，而毛自己也始终受到多数中国民众的衷心拥戴。

　

　　不过，仔细考察毛所昼思夜想、真诚要为之献出一切的那个“人民”，其实只是他头脑里的一个概念和偶像。人民（乃至全人类）是一个最大概念，因此也最能感动狂妄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真正的人民从来不是概念，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人。大跃进饿死了上千万的个人，毛只是轻描淡写：“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59】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60】在这里，愿意为“主义”牺牲半数的难道真是那些中国的父老妻儿吗？显然，“好斗”的只是毛自己，而人民是实现他自我理想的工具。回顾历史，他所做的一切事无一不是以牺牲无数个人为代价。法国大革命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对他完全可以换成——“为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一旦超越毛自身的逻辑——关键是看到他的“人民”概念与个人的脱节，他的体系就失去平衡，成为泥足而立不住脚了。

　

　　　　　　　　　　十二、“只有天知道”

　

　　毛最得意的时候应该是中共“九大”。当时看“九大”影片，毛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真是意气风发。30个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个，17个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个，新一届279名中央委员，上一届留下的只有53名。全国75%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普通干部也有17.5%被立案审查【61】……那时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实现，他赢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豪赌，大满贯。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人民“灵魂深处”真地爆发了革命，从此变得无私、成为新人了吗？官僚集团被看住了吗？他和人民的上下夹击确实解决了马克思留下的难题吗？路线斗争没有随“文革”胜利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不错，旧的官僚集团打碎了，但是另一个集团又出现了。那不是一个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赢了还是落得满盘皆输？他那时一定会产生种种痛苦的疑问。

　

　　林彪死后，很多事又得从头来。刚建立不久的行政体系需要重新整肃，把林系人员清除出去。原来最可靠的军队不再令他放心。他不得不重新启用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的旧官僚集团，由此形成了一九七二年后的“回潮”。那使得中共务实派重新获得权力，并且在整顿文革烂摊子的过程中步步为营地开始收复地盘。那一段时间，毛的政治选择一度显得模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他难以确定位置。他肯定是不会放弃理想的，他也不会甘心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败者的形象，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也从来都有善于退却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他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担任副总理，表现出他的灵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让邓担任了军队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表明，毛一旦处于反思就开始务实，至少允许他的左右务实。务实得到的稳定不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为他的下一步进击积累物质基础。一待他心理上缓过劲来，问题也想明白了，务实派和务实路线就会被抛在一边，他又会义无返顾地重新投入到他的乌托邦中去。

　

　　所以，尽管他在七四年说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62】并且被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团结”路线，但决非说明他从此就心灰意懒，不打算再折腾了。

　

　　那时候，毛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他就象一头伏枥的老骥，仍然梦想着往昔一日千里的时光，壮志未酬，心何以甘。熟悉他的人后来对他的人品多有非议，说他“远贤人，近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出尔反尔，言行不一”【63】，然而如果把他后来的举动全归于性格缺陷与老婆的挑唆是不够的。完整地观其一生，不难想到他根本不可能半途而废，也不会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离开人世的下场。

　

　　“批儒扬法”、“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点去的不同阶段。他放不下他的担忧。他在八十一岁生日那天跟周恩来谈心，又一次老话重提——“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在谈话中把解决的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64】很明显，他并没有从他的怪圈里转出来。

　

　　他同周恩来说这些话也许是一种刻意安排。他与周终生保持一种奇妙的关系。没有周给他收拾烂摊子，他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过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于周死，周一定会马上终结他的革命，重返务实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发孤独，虽然一般党员和普通人民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高官也无不对他畏惧仰望，可是有谁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访过他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斯曾听过他这样低语：“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65】从这个角度考虑，让周早于自己死掉，会使他感到心安。

　

　　不过还有一个邓小平，难以置信地结实和强悍。事实表明，“走资派”是不会真正被改造的。文化大革命给了邓那么多“教育”，一让他上台就立刻回到老路，仍然去搞修正主义。毛在垂危时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让邓继续留在台上，而且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解决。他又一次发起攻击，重新打倒了邓。他当时所说“走资派还在走”，今天证明是没错的。他最终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让人不能不感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以至成了荒诞。他一生立志消灭资产阶级，最后发现资产阶级就在他组建和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远远超过那些荒诞派戏剧大师的想象。说出这个结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只有那种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人才能无视这种话可能引起的后果。

　

　　毛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尝试，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结果是失败的。他在有生最后一个元旦发表的两首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都是在他暗自策划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所做。前一首的结尾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然而那已经不再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当年，他让八亿人民掀起学习这两首词的全国性热潮，不过是满足他心灵中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憧憬罢了。让他梦牵魂绕的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原来无比崇拜他的群众却站到了对立一边。一九七六年春，全国多处发生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群众抗议运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骚乱。

　

　　四五事件对毛的打击不亚于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认为代表人民，人民也从来都对他山呼万岁，然而到了临终时刻，就在离他住处几百米的广场（是他当年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闹事，为的是支持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他此生最后一次看电影，当出现他的部队四九年被人民夹道欢呼进城的镜头时，他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那时，他的内心是怎样感慨历史轮回和人心变迁呢？没有证据说明他的死亡与四五事件有确切联系，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他对身边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

　　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

　　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

　　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

　　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

　　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

　　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

　　只有天知道。【66】

　

　　在这段话中，再也看不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也不见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霸气。他已经实在太老了，即使还有心，也没有力了。他几乎没有对身后之事做什么安排，尽管他担心可能出现政变，也忧虑亲近之人的下场，但是却把权力传给了一个注定站不住脚的华国锋。他给华的合法性只是一句 “你办事，我放心”，留下的政治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他奋斗一生，结果是越走发现离目标越远。他不再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留给接班人的，是一句平实得有些令人伤感的开导——“不要着急，慢慢来。”

　

　　既然连他自己都难以坚持住“既定方针”，还能指望谁呢？整个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边缘。他的死给一个新时代让出了空间。他活着，没有人敢于和能够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风消散，以至尸骨未寒就发生宫廷政变，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被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则全面复辟。中国航船的舵轮，从此落入与他恩怨难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手中。

　

　　　　　　　　　　十三、未解的矛盾

　

　　现在回头看，更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毛的荒谬——那已是有目共睹——而是毛为什么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迷倒数亿中国人，并在地球的东西方同时刮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暴？

　

　　我不把毛在五七年后的所作所为只看作他个人的疯狂，我宁愿相信那其中有一种必然——那是沿着共产主义的体系深挖下去，最终一定会出现的一口井。

　

　　人类自古就有消灭贫富差别的平等理想，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顶峰；同时人类又有人人都为自身追求个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在以物质为崇拜的现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极大丰富”做为前提和号召。何况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参照。如果不能在物质上超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

　

　　而这也就引出一个悖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结果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吗？要知道，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呀！迎合“私”的结果只能与这样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而在那样一个过程中，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诚地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对“私”有任何妥协。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坚持不迎合“私”，宁愿劳动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产积极性，大家一块穷，然而那最终仍然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另一种就是除了不迎合“私”，还要去改造人，消灭人性中的“私”，最终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无私“新人”，让他们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无私奉献——那不恰恰就是毛泽东的追求和所作所为吗？因此，只要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逻辑往下走，最终结果只有此路一条，别无他途。从这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他只是比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走得远和彻底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脑”， 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的困惑。一方面，消灭剥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无数人类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另一方面，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一类的共产帝王又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残暴和恐怖。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定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是不是一定就得抛弃我们的审美之心呢？那么多天才头脑的思考，人类的千年之梦，百年来激荡全球牺牲了千万英烈与剥削、压迫、不公正和贪婪进行的斗争，到头来难道全然是一个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闹剧和徒劳吗？

　

　　世纪末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这一个千年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来的下一千年，人类不会最终依然迷茫。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问题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说“中国人好斗”或当今中共说“中国人有不同的人权”？人民难道给过他们授权吗？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机器据为己有，强加全社会接受他们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呢？然而，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理想降临到人间的通常途径。理想先于一切追逐的是权力，因为只有牢牢抓住权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实现“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强扶弱、纯洁亚力安人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或是再造人间、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的“远大目标”。不往远说，即便今日社会仅剩的一点呼声微弱、苟延残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勉强维持吗？

　

　　这就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扭曲的现实：因为有“无形之手”， 产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为没有“无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强加。而这样的结果，就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转变成了自由与控制、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

　

　　这就是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三十岁后宁愿只要脑不要心的原因，也是“自由主义者”常常对“左派”心存疑惧的根据所在。但是，我们能因为惧怕控制就牺牲公平和正义吗？我们又能因为贪图利润就放弃大同理想和社会良心吗？在我看来，以一句“世上没有最好，只有最不坏”就推脱该做的努力是不负责任的。公平和效率并非能够只选择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它们二者的矛盾只在表象，深层却有共进共退的关系。一旦社会只有自由没有控制，只有效率没有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你所惧怕的毛泽东，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控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自私是人的本性棗这在毛泽东改造人性的革命失败之后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公论。而若没有控制，自私的人难道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吗？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控制、并且还需要加强控制时，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控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控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类势必难逃以往的轮回，只有找到那只“无形之手”，我们才会有可靠无忧的未来棗那未来也许不再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本身，却将永远保持在宁静而安全的理想境界。

　

　　　　　　　　　　　　　　　　　　　　　　　　二十世纪末　　写于北京

　

注释：

　

【1】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314-315页。

【2】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

311页。

【3】 毛曾几次凭记忆手书这首宋玉所写的《大言赋》。见刘汉民，《毛

泽东与“昭明文选”》， 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社会科学版）。

【4】 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

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28页。

【5】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

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0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7】 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载《学习》1992

年创刊号。

【8】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9】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10】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

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78页。

【11】 《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社论《今年夏季的大丰

收说明了什么》

【12】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

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4页。

【13】 见Penny Kane，《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1993年，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106页；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隧

道》，sd9710c。

【14】 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载《当代中国史研

究》，1998年第5期

【15】 Penny Kane，《中国的大饥荒（1959-1961）》，1993年，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57页。

【16】引自邓子恢的秘书刘蓬勃的文章，见《农村未来》一九八八年

第二期。

【17】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人民日报》。

【18】 对李先念和邓子恢的谈话，《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19】 见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

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20】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的讲话，《学习文选》，307

页。

【2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272页。

【22】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

第28卷，403页。

【23】 列宁，《致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贺词》，《列宁全

集》第3卷，816页。

【24】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

第28卷，403页。

【25】 陈智杰，《青年毛泽东“个人主义”思想浅论》，云南教育学院

学报，第十四卷第六期。

【26】 《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27】 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

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二三二页。

【28】 邓力群，《七千人大会到“西楼会议”》，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5期

【29】 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四九

页。

【30】 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

（http://www.duoweinews.com/ Nov 29 22:56:50 1999）。

【31】 约翰·Ｂ·斯塔尔，《毛泽东“政治参与”的含义与作用》，《外

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二八页。

【32】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一九九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33】同上。

【34】同上。

【35】同上。

【36】 张赞宁，《炎黄春秋》，一九九九年第五期，二页。

【37】 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的一次谈话，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九

年四月二十八日。

【38】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

【39】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40】 薄一波，安子文对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所讲，见《南方周末》，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41】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42】 同上。

【43】 冯建辉，《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多维新闻网

（http://www.duoweinews.com/ Nov 29 22:56:50 1999）。

【44】 《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四十一页。

【45】 柳建辉，《周恩来限制“文化大革命”范围的三次努力》，《中

共中央党校学报》1998年第1期

【46】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

期

【47】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1

页。

【48】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卷，253～254页。

【49】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

六年十一月三日。

【50】 见《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三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

七年，二○○页。

【51】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

七年九月。

【5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53】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

【54】 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55】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一九六

七年九月。

【56】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57】 理查德·马德森，《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群众动员》，见《外国学

者评毛泽东·第四卷》，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一○一页。

【58】 见《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

【59】 见《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四十一页。

【60】 丁抒，《人祸》。

【61】 马立诚等，《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一页。

【6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五三○页。

【63】 李锐，《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毛泽东的功过是

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页。

【64】 《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65】 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

五五页。

【66】 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三一二页。

阿错

音 乐 的 暗 伤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白 磊



1967年1月，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因不堪“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迫害，携全家逃离中国大陆，同年4月，马思聪在美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公开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列举了“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令人发指的各种凌辱，其中就包括被强迫唱《牛鬼蛇神队队歌》。马思聪说：“在被造反派关押中，每天早上和晚上还要强迫我们一起集体唱歌。这首歌叫《牛鬼蛇神队队歌》。”

前不久，我在旧书市场中购得一册由某大学革委筹备委员会印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歌》，书中除了大量的那个年代中人人耳熟能详的诗歌词、语录歌外，竟然还有一些诸如《十唱十六条》、《欢呼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这样的歌曲，而让我最感到丑恶和不可理喻的，就是那首标明为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的”《牛鬼蛇神队队歌》，歌词有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有罪，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兰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实交代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我的一位长辈曾毕业于北京101中学，他告诉我，1966年“红八月”，北京许多红卫兵在各自的校门口逼迫学校中已被揪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站成一排，大声唱这首《牛鬼蛇神队队歌》，谁若是唱不好，小将们立马一顿皮带劈头盖脸抽上去，直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黑五类”们唱好这首歌为止。

饱含着人类屈辱和伤痛的语言被谱以人类艺术最高尚的方式——音乐，二者在扭曲的世界中无奈的融合了，从而形成了音乐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颤抖，人类在哭泣，在哭泣与颤抖中，音乐的暗伤形成了。

造成音乐的暗伤的原因有多种，而最直接的也是最致命的则应当归于思维的极度偏执，在这种思维的极度偏执下，任何一种艺术的表现方式都显得苍白无力。音乐也暴露出了最软弱的一面。鲜血一滴一滴渗透了历史的表层，从而构成了这音乐的暗伤特有的颜色和疤痕，当我们抬头仰望贝多芬、施特劳斯等音乐大师及他们不朽的作品时，音乐的暗伤却在早已遗忘的思维肌体中隐隐作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口号叫“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牛鬼蛇神队队歌》以及诸如此类歌曲所呈现出的文化符号扭曲的状态了。

我又在不自觉的抚摸历史的创伤了，这种不舒服的抚摸可能会使得某些“过来人”感到心里隐隐做痛，但会令我们站在历史的面前更清醒一些。

阿错

依然广阔天地　今天大有作为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刘 晨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差不多已２０年了，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 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失。而当年的一代知青，已构成中国城 市人口中主要的中年群体。再回首，不论是“蹉跎岁月”还是“青春无悔” ，那一代知青无疑是被耽误的一代。

　　伴随着中国极“左”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中国人活得越来 越自在了。在这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时代，年轻人已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作为从上山下乡中走过来的他们的父辈，怎能不感慨系之！

　　与二三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如今这个 时代的人们热衷的是“进城下海”。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经商“下海”自不必多提。进城呢？君不见在广东珠三角一带以及中 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中，涌来了多少怀着梦想的农民兄弟和姐妹们吗？当然， 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上山下乡是那一代年青人无法逃脱的宿命，是在政 府组织半强制下的无奈的服从，他们所仅有的一点乌托邦式的远大“理想” ，在冰冷、严酷的现实面前很快就支离破碎了。而今天，选择“进城”的人 们是在实现他们内心的渴望。

　　很难想象，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一经发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立刻 一片沸腾。在那个“落实毛主席指示不过夜”的年代里，当天各大城市街头 便涌满了狂热的人群。那一天，人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毛主席挥手我前 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下乡上山当闯将，连续革命立新功。”那一天，整整 一代人的命运被决定了。相比较“文化大革命”前的１０年，上山下乡知识 青年的数量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到了１９６９年初，“老三届”的毕业生 已基本离城。

　　有领袖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这一代人别无选择。当然，在那个特 定的年代里，许多知识青年是满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改造世界的豪情壮志 踏上征程的。在他们眼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１ ９６８年７月，大型油画《毛泽东去安源》发表了。青年毛泽东胸怀宏图大 略、雄姿英发，只身走在乡间路上的形象，成为一代青年的图腾。

　　不管以后的道路多么曲折、境遇多么凄凉、生活多么困苦，对于那些并 未熟谙世事的青年甚至是少年来说，他们一定也被一种“田园牧歌”的气氛 所笼罩住了。这一代人是在苏联集体农庄和我国人民公社的赞歌声中成长起 来的。在封闭而浮夸的环境下，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写道：理 想远大、富于激情的新世界的建设者，在为所有的人作一曲田园牧歌。回想 起来，我虽然并没有赶上成为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员，我在童年时的确对当 时本是一穷二白的农村抱有田园牧歌式的憧憬。对于知青来说，田园牧歌的 憧憬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史料表明，多数知青下放农村后，遇到了 一系列问题，使个人与家庭都付出了沉重代价。许多知青连基本的衣食住行 都不能自给，在医疗、婚姻、教育甚至人身权利方面，更遭遇到后人难以想 象的痛楚。

　　回首当年，为什么要发动一场总共有１８００万知青裹身其中的上山下 乡运动呢？读者在已刊登的一期以人口学家马寅初为主题的世纪特刊中可以 找到这一运动的根源所在。“错批一个人，多生八千万”。建国后中国人口 迅猛增长（从１９４９年４·５亿到６０年代初的７亿），进入６０年代， “大跃进”的冒进浮夸的泡沫消散之后，刚刚迈出校门的青年学生发现，升 学和就业的途径竟如此之窄，为了缓解城镇就业压力，国家不得不把知青上 山下乡作为一项长远方针。上山下乡运动在１９６８年掀起高潮，“文化大 革命”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革”初起，各行各业都停业闹革 命，工厂不招工、大学不招生，“老三届”的学生留校闹了一通革命后，国 家才发现，这一代人正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或出路问题。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如 箭在弦、不得不发。

　　历史把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国家都推向了尴尬。按照现代观点，一个国家 走向发达的标志在于它的城市化进程，即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而上 山下乡恰恰相反，它把大量的城镇青年赶到农村去，让他们去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众所周知，下乡知青并没有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 反而成了一个非农、非工、非学的特殊群众。原本想把作为城市就业包袱的 知识青年化解到广大农村的汪洋大海中去，不料知青到农村后反而又成为国 家一个不得不承担的沉重包袱。当时，国家每年要拨出近１０亿元的知青经 费，还有大量的隐形支出。

　　一个基于宏大构想的大型社会实验，并未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反而走上 歧途。知青们开始以为前方有着“那一片神奇的土地”，却没料到很快就“ 今夜有暴风雪”。

　　前两年，曾盛行一阵知青与上山下乡的怀旧风。仅仅哼一哼当年的歌曲 或到“老插”饭馆里叙叙旧也就算了，却仍有一种声音在“青春无悔”的口 号下，给上山下乡加上滥觞之美誉。我无意于抹杀知青一代当年的奉献精神 和在艰苦环境中建设农村、开发边疆做出的贡献，但对国家和民族来说，失 败的上山下乡运动沾染着浓烈的悲剧色彩，已成定论。在知青大军中，既有为追求真理，以一篇《出身论》惊世骇俗而惨遭杀戮的遇罗克，也出现“白 卷英雄”张铁生这样的大时代的小混混。除了国家的劳民伤财外，上山下乡 运动又造成了多少家庭和婚姻的悲剧。在返城风刮起后，又带来了多大的社 会混乱和各种不正之风的蔓延！

　　对比之下，现在的年轻人是多么幸福。经济体制的改革，极大地拓宽了 年轻一代的就业门路，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广阔天地，大 有作为”。这句当年红极一时的口号，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才真正具有现实意 义。所有公民面对的“广阔天地”早已不是农村的范畴，而是可以拿整个世 界作舞台。

　　如今，才真正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对你，对我。

阿错

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余樵

0000"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他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重要行动："巡视"南方（所谓"巡视"，其实并不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或街道去巡访、视察，而只是在警卫森严的专列上接见各地省级领导人）。此次随行"护驾"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0000多年以后，汪、张二人都写了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其中，特别对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巡"有具体记叙。汪东兴的回忆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员帮助整理、审校的，作者在《后记》中称："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为此书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张耀祠的回忆录《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编辑帮助整理完成的，作者在《后记》中称："我们一块去粗取精，将本书删改了11次之多。"因此可以想见，这两本回忆录一定都是很严肃、很真实的历史记录，决非时下常见的那种对历史的"虚构"或"戏说"。

0000然而，对照阅读这两本回忆录，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对同一历史事实竟有出入很大的记叙，出现了不应有的相互矛盾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00001971年9月2日，是毛泽东"南巡"中的一个日子。据张耀祠回忆："9月2日，主席在南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写到这里，张耀祠还来了一点职业军人写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学笔法："毛主席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4-1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连毛泽东当时的表情神态都有了具体入微的刻划，自然是张耀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了，可见这个记载应是十分真实可信的了。 然而，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已经接见过一次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是江西省负责人），毛泽东与这三人在一起的谈话，谁怎么问，谁怎么答，汪东兴都作了具体记载，然后，汪东兴明确写道："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怎么回事？张耀祠记叙的那位"江西负责人"的"告密"，在汪东兴笔下没有了。

0000张耀祠没有写明那位"江西负责人"是谁，但根据汪东兴的回忆，9月2日毛泽东接见的领导人中，"江西负责人"就是程世清，没有别的江西负责人得到接见。那么，会不会是张耀祠把毛泽东与程世清谈话的时间记错了？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这次"南巡"有逐日记载，据其记载，毛泽东"南巡"中接见程世清还有一次，是8月31日在南昌，仍然是同时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汪东兴具体记载了谈话的基本内容，其中也没有"告密"的事，只有一处毛泽东与程世清的对话，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许世友身上去了。显然，在8月31日那样的谈话场合，是不可能出现程世清"告密"那样的个别谈话才会有的事情的。此后，9月1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也没有在另外什么时间里单独接见过"江西负责人"。

0000值得推敲的是，张耀祠的回忆录里，不仅把这一"江西负责人告密"写得连毛泽东的表情神态都有细致入微的刻划，而且还把这一"告密"当作了毛泽东察觉林彪阴谋的一个重要情节。他在写了毛泽东听"江西负责人告密"之后，紧接着就写道："就在9月8日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一天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5页）

0000对此，汪东兴又有不同说法。 汪东兴也回忆了毛泽东在杭州下令将专列转移的事，但是，汪东兴回忆的导致毛泽东决定转移的原因，却是因为"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于是毛"当机立断"，提出把专列转移。（《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4页）

0000其实，汪东兴所举的那些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可疑的情况"，都不过是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年代里很容易产生的捕风捉影之事，没有一件是拿得出来的"有人要谋害毛泽东"的像样的证据--试想，谁要谋害毛泽东，还会先跑去指责毛的专列"碍事"从而打草惊蛇然后再慢慢动手吗？天下没有那么愚蠢的刺客（除非是在搞笑的港台影视片里）。不过，从汪东兴的回忆录却可以知道，张耀祠记叙的9月2日的"江西负责人告密"一事并不存在，否则，汪东兴岂会漏掉这样重要的情节？汪东兴的回忆录写得很清楚，毛泽东9月2日那天在南昌接见三位领导人时，他是始终在场的。

0000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张耀祠的回忆是确有其事，程世清真是向毛泽东作了那样重要的告密，那么，程世清就应该算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可是却并非如此，程世清在"九一三"事件后是被当作林彪线上的人物打下去的。 再说，张耀祠回忆录记叙的"江西负责人告密"中所说的叶群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吴法宪在关押审讯中交代的，而且是只有吴法宪一人交代的"孤证"，此前并无别人知道有此说法。这一"孤证"，近年也已经被许多人认定是不可信的伪证，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何况对"江西负责人"那样的下级呢！同时，当年的"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是个存不住话的人，她要求别人保密的事，往往都是她自己忍不住了先说出来。如果叶群把这样的话对"江西负责人"都说了，那么她会不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几位"心腹大将"说吗？而事实上他们却都不知道有此一说。岂不怪哉？

0000分析起来，张耀祠的这一回忆，是难以叫人相信的。不过，汪东兴的回忆录同样有难以叫人相信之处。 仍是这次"南巡"中的一天，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专列离开杭州去上海。据汪东兴回忆："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8页）陈励耘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五军政委，"九一三"事件后被定为"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林彪"死党"成员，但最后得到的刑事处理是"免于起诉"。陈励耘本人对9月10日那天的情况，另有一个与汪东兴截然不同的回忆，他说：毛泽东离开杭州时，他亲自布置了警卫，并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毛泽东上了汽车，"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 。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4-41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版）

0000两种说法如此不同，叫人相信谁？ 如果说陈励耘是"有罪之人"，他的话不如汪东兴的话可信，那么，我们再看汪东兴回忆录中的另一处记载。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布议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康生在林彪讲完后接着发言，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3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但汪东兴回忆录中写的却是：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康生讲，"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周恩来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主席宣布散会。"（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38页） 康生到底讲话没讲？叫人相信谁？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出版于1997年5月。而《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出版于1997年11月，也就是说，《周恩来年谱》出版在先，汪东兴回忆录出版在半年之后。而汪东兴回忆录并未按照已经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进行修订，是不是坚持认为自己所写才是准确的呢？

0000对照阅读张耀祠与汪东兴的两本回忆录，还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另一些相互矛盾之处。 比如，在毛泽东"南巡"结束时的9月12日，毛泽东专列北上返回北京。据汪东兴回忆："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说要同他们谈话。"（《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68-169页）但张耀祠的回忆却是："列车北行到了天津车站时，主席突然对我说：'打个电话，通知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6页） 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却涉及到谁的回忆更真实可信的问题。 又比如，对"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张耀祠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问：'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主席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12页）而汪东兴回忆录的记载却是：当时是吴法宪打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接电话后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页）一个写的是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一个写的是吴法宪通过汪东兴向毛、周请示，一个问的是"打不打？"一个问的是"要不要拦截"。分析起来，应是汪东兴的说法更合情理一些，但是能说张耀祠的回忆录是在"无中生有"或"戏说"吗？这个回忆录可是经过"去粗取精"，"删改了11次之多"的严肃之作呀！

0000如果说，回忆同一件事，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地位（如一方是高官，一方是平民），不同的处境（如一方在施暴，一方在受难），不同的文化教养（如一方是文人学者，一方是贩夫走卒），那么，他们回忆出来的同一件事有相互矛盾甚至面目全非之处，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汪东兴与张耀祠却是有着同样地位、同样处境、同样文化教养，并且执行着同一个任务，乘坐着同一趟专列的人，他们的回忆怎么会有如此的矛盾？ 呜呼！面对历史见证人的"真实"回忆，叫人相信谁？ 如此权威的高层人士的回忆录居然都会有这样奇怪的相互矛盾之处，叫人不得不赞同钱钟书老人的那个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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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错

毫无目的的残酷----文革反思之三
来源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

白磊

《毫无目的的残酷》原来是景凯旋先生笔下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觉得这个标题很能让人反思历史上的一些细节，就顺手拿来“借用”了。题目不变，内容还都相似，都是对曾经发生的那段历史进行更深刻的反思和剖析。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并检阅了游行队伍，林彪借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中的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想、敢干、干革命、干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自此，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在革命的名义下迅速形成并在短时间内达到空前的高潮。

从“揪出”到斗争到打人,红卫兵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要用文斗，不要用武斗”的规定；一条铜头皮带将五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种种关于善恶之分的文字抽地粉碎。

1966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在校学生揪出该校校长史青云和一名副校长及该校的教导主任，由在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用皮带、铁棍和从旧桌椅上拆下来的带着铁钉的木棒殴打史青云校长和两名学校领导，逼迫他们跪在地上围着学校操场爬行，红卫兵以此为乐，并“规定”谁爬得满就要挨打。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体型偏瘦，怕挨打而爬得很快，而史青云校长由于体型较胖，爬得比副校长和教导主任慢而惨遭红卫兵毒打。就被采访者讲，史青云校长被红卫兵打的遍体青紫和血痕，铁钉打出的血洞和衣服的纤维混在一起，份不清哪里是衣服，哪里是被打的血痕。这次批斗之后，史青云校长自杀，并成为西安市第一位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校长，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也被该校的红卫兵打成重伤。他们目睹了他们的同事、老教育工作者史青云被毒打的经过，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三十五年前这段充满着血性和暴力的历史在今天重新被翻开，揭示了历史暴虐的毫无必要和人行邪恶的不可理喻，打人除了给施虐者带来自以为优越的快感之外，它的残忍的唯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毫无目地的残酷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施虐者的重要特征。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条流传很广的语录，即“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条语录以其独断的话语方式鼓舞了千百万人的施虐行为和暴力手段的产生，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数施虐者所表现出来的恨事实上大多是无缘无故，甚至是毫无目的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残酷和暴虐才显得特别可怕和荒诞，直指人心。

阿错

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一个旁观者

　

如果真的有沉冤，那么30年的沉冤已经够长我愿用这篇长文为它洗雪

--------笔者题纪

进入2001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份是我国驻蒙古的外交官写的《一个驻蒙古外交官的回忆》（中国青年出版社，由于是笔者在书店翻阅，所以书名并不一定准确）。

另一份是在最新一期的《中华儿女》杂志（2001年2月号）上刊登了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康庭梓的文章有一些新东西，下面先做一下分析：康文通过林彪256座机在强行起飞后在国内航线的几次拐弯认为是飞机的驾驶员潘景寅不愿叛国，对林立果进行了反抗。以前我国的报道中基本不涉及对256机组成员的评论，这一次把潘景寅分析成是反对“叛逃”的英雄倒是第一次。不过康文中最最吸引我的还不是这点，而是杂志P41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256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联方向
飞去”。笔者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的书《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1997，当然是本非法盗版读物）。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叁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得（指Peter Hannam ---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记者Peter Hannam 和 Susan V Lawrence 的报道。这两位记者于1993年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他们的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叁方的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报刊如参考消息1994年4月9日第8版上都转载了这个报道。本文前面提到的中青社出的新书中也介绍了他们的采访。
总之，Peter Hannam 的采访报道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256飞机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Peter Hannam 在这一点上的报道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道，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unday每日》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永栋的报道。永栋谈到：“……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都能掌握该机航线，苏联就更行）。

笔者在当初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913事件的正式的官方说法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老百姓的感觉里当然是林彪座机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是朝着苏联，谁听说过它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

不过对于台湾，或海外带有民运，反共倾向的人写的东西，笔者历来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撒谎骗人成性，对王兆军的人品我们不了解，对王兆军书中的此一说法，笔者当时也只看为一家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仅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不过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我们还会认为这是无端的谣言吗？

另外，对杂志P41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笔者还有一点疑问值得一提。在图例中的“飞行路线”几字后面康文加了注释“流行说法”。笔者对这“流行说法”四个字实在没理解。康先生的意思是“256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这一结论是很流行的说法？笔者怎么没有感觉？再次，本图的主旨就是介绍“林彪出逃”的真实路线，为什么却要介绍什么并不可靠的“流行说法”？那么“真实说法”又是什么？为什么不说出来？这到底什么意思？笔者没搞明白。另外，纵观康庭梓先生全文对256客机的国内航程分析得详细，但对进入外蒙古以后的情况却仅以“……飞行员在以后的飞行中，还要本能地再次进行反抗，这一点已经从出境前后不正常的飞行数据中得到证实，这是后话。”一笔带过。这“出境前后不正常的飞行数据”究竟是什么？康先生未详说。是不是康先生不便明说“256飞机从苏，蒙边界返回中国方向”这一与官方传统（或隐瞒）说法不一致的史实呢？康先生是否有什么顾虑？真期待他有下文。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康庭梓文中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康文提示的信息我们也可以替康先生（甚至我国官方舆论）回答这个问题：“反劫机英雄”潘景寅等对林立果进行了反抗。笔者当然不同意康先生的“官样分析法”，他的观点只要允许登出来，就不可能有悖于官方舆论对林彪事件定下的基调，而只能顺着这个基调去解释。下面先让我们看看王兆军对此事的解释：

……四架歼七型飞机从杨村机场起飞，在内蒙古上空追上了那架叁叉戟。叁叉戟不听指示，继续向北飞行，接近国境后，转向西飞。叁叉戟沿着漫长的中蒙边境飞行。最后，突然向北飞去。一直到一点五十分，飞机飞出了国境。

周恩来压抑着兴奋向毛泽东报告：“林彪已经叛国了。”
毛沮丧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一点叁十分左右，林彪问：“我们怎么还不下去？”林立果告诉他：“我们不得不向苏联方向飞行。”林彪大怒。他严厉地指着林立果说：“半小时前，我放弃了军事权力，以为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心。给我们一个象样的下场。可是你们不明白。你贪生怕死，简直不是林家的子孙！我现在作为一个父亲，命令你马上向祖国的方向返回。”
“爸爸，”林立果哭着哀求：“回去是死路一条啊！”
“就是死，也要死在我毕生奋斗的土地上。”林彪命令返回。
于是，驾驶员扭转了方向，叁叉戟又朝着中国的方向飞去。


王兆军以上的描述真可谓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些对话的？飞机上的人早已死无对证。难道是飞机上的黑匣子？（那时候好像还没有黑匣子？）；是苏联方面的监听？（八十年代初在苏军击落大韩航空客机事件中，美军倒是已经有技术侦听苏军飞机的全部电讯对话）；还是王兆军自己的推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在此不妨把他当作一家之言。
在此笔者通过自己长期的积累和思索不妨全面谈谈自己对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由于一些是我个人的主观分析，所以请读者笑看（后面还有别的新发现！）：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性质不严重，顶多是分裂共产党。那么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骂林彪是叛徒也许没什么错。但从历史的长河的角度来说，那不过是共产党的内斗。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角度说，没什么了不起，并不恶劣，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共产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坏影响。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
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分！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以下摘自林彪《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林彪说：“……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的坏些，穿的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总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平
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打江山。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1958年他在昆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林彪有一次在法库。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美食，而是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编《1965年前的林彪》 西藏人民出版社P229）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9.13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我们的林总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不动？都不是！林总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总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从寻常的夫妻吵架可以看出：我们的林总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至少比他身边的很多人高尚）。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林彪这样一个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一部分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又有多少人不投机？林彪在文革中主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有些别有用心者经常故意将江青集团干的大量事混同于林彪干的），在大形势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当作文革的出气筒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也有很多被林彪批判的人，他们本身就是罪有应得，只是后来由于对文革无原则的翻案，加上林彪倒台后不可能有人替他辩白，而无端指责到林彪头上。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分动机与思想基础。

三。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以下选自1994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们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9月2日下午……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
……9月11日12：30，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9.13》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P311-312

从以上看出，到9月11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 P243-244 ：

（9月12日晚）十一点多了……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 ’，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
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我们的林总一世辉煌，而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总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的。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的）总之，在与毛主席公开决裂，并已不可挽回之后，林总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总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P315）发生在9月12日晚9：20左右，而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2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9月12日晚10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9.13》P3
14，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是去广州（
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 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让林彪一万年也抬不起头呢？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中得知的这一句话。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 （转引自张聂尔书P310）--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的说法：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 P295（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我们林总的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 。那么，别有用心者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一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六。笔者经过分析后猜测：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关于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是引自肖思科的采访：
　　9月13日这天，司机杨振刚开着叁排座大红旗防弹车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叁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车开动后，叶
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深。”车到56楼，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我第一个反应是叛逃，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开门下车。叶群声音带气：“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车门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叁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自己“枪走火”。　　

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抢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执行正当任务，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普此说不合逻辑。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见到这句话，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总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着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P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总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地理，地图是林总的强项啊？当年林总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总作风都变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P319（春秋出版社） ：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20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
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着称。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总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叁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6个人，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4位是林彪“阴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一点内幕都不了解。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破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组织上层层筛选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党不要了也罢，老婆孩子也不要了？）？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反而从张宁的书中看到正是杨振刚将林彪“扛顶”上飞机的---他不但不反林彪，还帮林彪（张宁书P253,关于这一细节,目睹者人数应该不少，应该能避免“孤证”的弊端。张宁的书应该有所依据，应该不会胡说---李文普的文章总骂张宁说假话。）。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 ……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 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9.13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参见张宁书P287-295，由于这个情况当事人众多，所以应当可信。另外，在李文普的文章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他反驳张宁的这段叙述）。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则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能揭发个P？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另外，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向中央提了3个条件后（1。为李保密2。保留党籍军籍3。保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林立衡他们猜测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以向全国人民交待。但又苦于找不到。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大意如此，读者可详看张宁书P295。

第五点疑问：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肖思科的那段采访：后来是8341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 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些政治压力下，说谎不更自然了？而且有更充裕的时间润饰。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去哪都无所谓）。

七。笔者现在可以想象着勾勒一下9月12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的(比：9月12日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 ---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以当看到路上8341部队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段飞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为什么如此？笔者不得而知。）。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这一变故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边界时，林彪终于得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的话，则如果说林彪在9.13这一天的行为犯了什么罪的话，他顶多犯的是“分裂共产党罪”，而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最后这几段是笔者对“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的主观分析，读者诸君自可以有自己的不同分析,观点。

笔者最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新发现：

我国官方媒介在谈到256飞机坠机这一问题时都是大谈256飞机由于燃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国官方舆论费了大量口舌说明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如：大谈飞机上的大洞的成因）。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是这样（见《世界知识》1988年1，2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光明日报出版社）。然而他们似乎故意隐瞒了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256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许文益的文章中就否认了这一点。如他说“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 Peter Hannam 的报道。如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西方反华势力的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出一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重要证据。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表于1997年11月23日第一版的报道《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 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56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在我的见闻中，国内刊物只有《环球时报》提到了这一点，别的书刊绝对没有这一点。是我国的调查人员不知道这一点？还是知道而故意不提？256飞机是在着着大火的情况下着陆的，笔者初读该报道时也与想必是大多数读者一样，并未去关注这一细节，只是后来偶然品味出这一细节报道的与众不同。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道应该能充分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256飞机在着陆
前就已经起火”。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
说法是导弹打的。但我国舆论以大量分析否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笔者也
未搞清，故在此不做置评，只能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本人的新发现就是这么多。最后还想谈一下为什么《中华儿女》，《环球时报》
这两份比较严肃，权威的报刊会刊登和以前的官方说辞不大协调的消息呢？我想
也许是林彪事件已经过去30年了（到今年2001年9月13日整整30年），它与现实政
治的利害关系已经不大，官方审查机构已经对有关报道不会（也不值得）字斟句
酌地审查了。很多人也只当猎奇来看待这件事。而一些新近的报道者在不经意间
就会把一些被隐瞒了的史实又揭发出来。而历史的真相与编造的历史之间总会有
这样，那样的不协调处。就拿以上两刊的报道来说吧，如果不细心对比分析，审
查者不会发现问题，读者你也不会发现问题。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叁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

二。关于“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我国政府为何隐瞒它？
3。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关于“256飞机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我国政府为何隐瞒它？
3。飞机为何着陆前就已经起火？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错

文 革 七 问

卢周来

　

　

　 第一．谁更有资格评价文化革命
　 对于什么是历史，本世纪初的一位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但这几位史学家所说的历史都是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认识是知识分子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是知识分子个性化的话语表述，因而是主观的。但在历史认识之外还有一个历史的本体。历史的本体则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可改变的，换言之，历史本体是客观的。几位历史学家说这些话，决不是说知识分子由此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恰恰相反，因为知识分子掌握着对历史认识的话语权利，所以要求知识分子在尊重历史本体、完整准确地把握历史本体的前提下去认识历史，以尽知识分子作为历史见证者与记载者的责任。
　　正因此，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与思想、情感的二律背反”。他说，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情感的强烈性与深刻性，但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达到历史知识的最终客观性呢？”
　　为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美国有个历史学家叫Barbaraw　Tuchman 写过一本《实践中的历史》的书，书中有一节叫“历史从何时开始”，其意思是说，历史学家写历史，必须具备与历史的疏离感。他说，历史学家既是同时代人，更是后代人。要做一个历史学家，需要具备从外部观察事物的态度。后代历史学家的最大有利条件是他描述的事件与他之间的时间上的间隔。有了这个间隔，他就能更清楚地认识、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他至少可以做到相对客观，有可能作出比同时代人更为正确的评价。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的不利条件是缺乏超然的态度，无法对冲突的双方进行公正的评判。这位历史学家本人曾经写过一种当代中东史，写得很精彩，但最终他还是将手稿付之一炬，就在于他认为，作为中东当代史亲历者，他的东西有太多的情感因素从而妨碍了对历史客观公正的记录。
近年来，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撰写回忆录，叙述自己在这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文化大浩劫中的所遇、所思、所想，这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认识“文革”，再反思“文革”自有其意义。我
尤其看重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印红标先生声称的“历史考证”，因为这恰是对历史本体的钟情，而非先搬出历史认识；另一个是张祥平与高粱先生作了将文革放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看，而不是将自己也卷进去，这样可作到“旁观者”。但勿庸讳言的是，更多的
个性化的回忆恰无法达到对“文化革命”的客观认识与评价，因为它们始终有几个问题未能很好解决：首先是掺杂了个人太多的主观的东西。有一些回忆甚至都有相互矛盾之处，以至于还有人在回忆录中就一些细节问题“打笔仗”，由此降低了这些回忆具有的
史料价值及其客观性；其次是情绪化突出。一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在回忆录中往往因不能摆脱过去痛苦而显得理智不足，不是把这场运动放在大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而满足于在回忆录中对曾“亏待”过自己的人与事大泄不满；再次是少数人回
忆“文革”的目的值得人怀疑。用福柯的说法，这种人似乎想摆出自己所受的苦难，或者说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来巩固或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利”，提高他们的地位；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以求真的精神来作历史主义的思考，而不应该首先把个人的好恶加上去对其进行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因此，首要的任务仍应该是对历史本体完整、准确的把握，然后才谈得上进行理性的认识。但这些回忆录恰把事情做颠倒了。
　　现在有一种现象：对于“文化大革命”，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最有资格评价文革；对于没有亲历“文革”或者受“文革”冲击不大的年轻一代关于文革的认识，则要么不理睬，要么怀疑对方的动机。最典型的一句话莫过于：“让这些家伙也经历经历文革，他们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在我看来，恰是这些年轻的一代，才具备“历史疏离感”，因而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才能做到较为客观公正；恰是文革过来人，不具备这种历史的疏离感，纠缠于文革中个人经历其中，百千情结不能自解，以至于让种种如浓雾般业障、无明、烦恼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因此，我认为，年轻的一代更具备评价文革的资格。所以，我很同意邓小平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他彻底否定了文革，但他又说，文革作为一段历史摆在那里，到底怎么看，相信后来人比我们看得清楚。
　　当然，我不是说经历过文革的知识分子都不能没有关于对历史的认识，我说后人更有资格评价文革，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由谁来评价”，而在于“怎么评价”，毕竟，作为“文革”，那么一段切近的历史摆在那里，而且我们亲身经历过，所以每个人都不免会回首前尘，但到底谁看得更透，人与人之间不一样。至今仍有“文革情结”的人是作不到“看透”的。


　　第二．文化革命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比如，我上文所指一些个性化很强的回忆录，几乎都将“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知识分子角色定位在“受迫害者”，但却忽视了另外一个事实：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光彩的记录。人们除了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整知识分子最狠的是知识分子，除了知道臭名昭著的诸如“梁效”“石一歌”之类批判小组其实都是由知识分子组成，根据文献可知：“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大字报出自于知识分子之手，对教育界的所谓“两个估计”以及提出知识分子“再教育”也是首先出自知识分子之手；第一批造反派出自于某大学，取消高考制度建议者还是某大学……也许有的知识分子会为知识分子开脱：我们“毕竟是书生”，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也就被迫这么做了。这种开脱是一种最典型的“制造”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是：按李慎之先生的说法，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整个民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本应该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此时竟也构成“集体无意识”中一部分，即知识分子中清醒者是少数。同时，自古以来就“好为王者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是不甘心寂寞的，许多人是自觉地参与，从整人始到被整终，所以，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的悲剧，那么这种悲剧是双重的。由此，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应该要对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进行更全面的反思。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到底谁应该为文革忏悔？刚才李盛平先生的意思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忏悔，因为更应该忏悔的人没有忏悔；又说应该是这个体制忏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忏悔本来就是一种主动的姿态，不存在谁逼谁忏悔，谁说谁应该忏悔的问题。如果说知识分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良心”，是最应该具有淑世与宗教情怀的群体，都不去为文革这样的大灾难进行忏悔，我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那些本来被他们视为不具有反省精神的统治者们为文革忏悔。还有，我也不认为文革的责任可以无限上推到毛泽东一人，象在座有人说的，难道最后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要反思？至于体制，不过是人的行为的载体，说整个体制要忏悔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这个体制中的行为主体忏悔才对。


第三．在彻底否定文化革命问题上，为什么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具有空前的一致性？
我不同意有人说的，表面上一致，实则存在很大的分歧。我认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其共通之处就在于利益两字。正如大家所说，邓小平复出后，官方彻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因为他们想以此确证文化革命中他们失去的利益具有合法性，必须恢复到文化革命前的利益格局；但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正是因为文化革命使知识分子原本优越、尊严而体面的生活受到了空前的损害，所以，他们要彻底否定文化革命。
　　承认官方与民间知识分子都不过是从切身利益考量来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并不是什么低下的事，并不是说就有什么不对；但是，我看不惯有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将自己扮成先知先觉，认为自己是出于什么“自由主义的理念”。当然，我也不排除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但恰也不是现在“争相撩起自己的衣襟数伤疤，仿佛谁的伤疤少谁就不好意思”的知识分子们。


　　第四． 毛泽东究竟是理想主义还是暴君角色？
　　在座有人说毛泽东是想利用文化革命巩固解决毛的独裁体制，是一个暴君角色。我
只想提醒注意毛泽东的另一面。我从毛在莫斯科谈话以及７０年与斯诺谈话中，看到了毛的另外一面。即毛想用一种大众民主取代现在的精英（包括官僚和知识分子）政治。他说，尽管我们是人民的国家，但人民却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所以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他还说，共产党进城后蜕化成了官僚，“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他与斯诺的谈话中，毛的确说了他想用“个人崇拜”来推动民主的意思。毛用“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手段的确将人民的参与意识空前地发动起来了，并彻底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官僚秩序。排除其他考虑，那时的情况是，除了他一人之外，人民想批谁就可以批谁。
　　至于在座的说文化革命充满血腥味，责任应该由毛泽东负。我想指出的是，毛本人的初衷是在思想与文化领域的革命，但最后的局面发展到了他无法控制的地步。说到这里，我想起黑格尔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伟大的人物走过的地方，难免会践踏一些花草。他与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对文化革命有两点最不满意：一是打人，二是虐待俘虏，我们战争年代都不虐待俘虏。有人说他是说假话，但他反复与斯诺说，我们都没有变，我不对你说假话，你也不要对我说假话。而且，从他与斯诺的那次谈话的全文看，至少我没有看出他偏要在这一点上说假话。
　　到底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上，我想要有一种历史主义情怀。在这点上，我反倒又倾向于制度学派许多观点。制度学说认为制度是更基础的东西，而且宣称“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传统很重要，一是时间很重要”。理解毛的大众民主失败以及文化革命演变成血腥味的运动，包括追究责任，用制度学派的观点我看很有用。当然，这也不能成为可以开脱毛责任的理由，正如上文所说的不能成为开脱知识分子的理由一样。但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以此开脱自己，却为何不彻底遵守形式逻辑，也以此来理解毛呢？

　 （王小东：赵紫阳也想用专制推进市场经济。听说严家其在海外说，毛泽东说，修正主义上台，千百万人头落地。现在看来对了。
　　有些认识，虽然非常不对，但这是现实。
　　高粱：其实1993，1994年毛泽东热，和法轮功，说明一些问题。）


　　 第五，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许多文化革命过来人尤其是普遍百姓怀念文化革命？
　　 刚才王东成先生也承认，在他们家几个兄弟姐妹中间，考上大学的都彻底否定文化革命，而在工厂当工人的却讲文化革命的好话；还说了到江西调查时，农民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反感。这其实还是个案，却也很能说明问题。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大骂文化革命，而普通百姓尤其是中西部农民与下岗职工，却都怀念文化革命。其原因是什么？
　　我也说些现象给大家听。尽管改革开放使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有一些事情老百姓都有判断力。比如科技成就，建国以来我国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就，都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出来的；比如农村医疗保健，正是毛泽东当年的培训留得住用得着的农村自己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中国当时即使是最偏远的农村农民也能享受到比较好的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医疗保障水平随着毛时代赤脚医生的老去反倒倒退到解放前；再比如毛在文化革命时期搞的教育革命，尽管不无乌托邦色彩，但今天中国农村稍年纪大的一些人识字脱盲正从那时开始，而改革开放二十年，农村扫盲运动也早已名存实亡；还有水利设施，现在农村用的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二十年随着集体资产的从有到无，这些水利设施也因缺乏管理与规范而正遭到破坏；更不用说下岗工人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了。
　　我想，作为知识分子，必须正视这些对比。因为老百姓也是从切身当下利益考量来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第六，为什么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等诸多问题上存在这样大的差距？
　　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尤其是号称自己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百姓尤其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阶层之间在认知上的距离如此之大，反映在文化革命这个具体的问题上仅仅是冰山一角。
　　汪晖先生最近在一本书上说了这样的意思：九八大洪水最需要我们做点什么的时候，可我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而欢欣鼓舞。余世存先生在给友人一封信中说：“洪水当前，万方多难。我们却象文化山上一群聪明人，吃着从奇
肱国运来的粮食，能够专心研究学问。而这学问是怎样的学问啊。数理逻辑、几个名词。名人就让我们象找见情人一样目无他人，只以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得了的一个人。我们的学者以能进入国际学术界为荣，我们的眼睛盯着国外的明星一样的学术大师，我们的青年学生以追星为时尚，我们的大学如清华、北大以成为留美预科班为办学的本质和荣誉……在一些知识社会学者眼里，中国的学术界完全不同于还没有进入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它独立于社会其他任何阶层……当知识分子只成自己的前卫和时髦时，它就完全退出了一个欲求发展的民族社会的前列。”
　　因为余世存先生的话我认为最能表达我的这种思想，所以，我还想再引用上一段：“如今，我们的知识界以为自己是天生幽人独来独往。除数十年前粱漱溟先生为中国农民说过话外，对中国农民这一沉默的最大多数的国民歧视现象，几乎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说点什么；除了几个留洋归来的经济学博士在数字模型运算中关照过下岗工人外，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几十年听信名词作出贡献的产业工人们说话。逢年过节，城市象防贼一样对待大地上流动的喑哑的农民工人；媒体舆论甚至卖唱艺人都在劝导下岗工人“从头再来”，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当然可以冷血地称赞知识界同谋犯得来的稳定大局。可是，这些中国国民最重大的处境都不被认真对待，中国能有什么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呢？
　　余世存的话如果说还仅仅在表达知识分子脱离民众很到位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为利益阶层说话，尤其是目前经济学的极右翼思潮，代表权力资本一统天下。将中国普通百姓重新推到一个无产者的位置，则是对民众的直接伤害。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一方面鼓吹彻底私有化，鼓吹彻底的自由市场化，鼓吹腐败有理，鼓吹合法的“抢劫”，鼓吹改革成本应该有人负担，另一方面还批判民众不觉悟，没有更新观念。这样，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就不仅仅只有认知上的差距了，在利益上已经站到了对立面。
　 因此，我常有一个担忧，中国还会不会发生再一次文化革命。目前社会上各种矛盾的累积总得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处理不好，完全可能再发生一次文化革命。而这样的动乱局面中，受到民众批斗的还是两种人：一种是政府官僚，因为人民对他们的腐败早已忍无可忍；另一个就是今天最得势的精英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但不为民众说话，罔顾民众的利益，而且为官僚阶层与资本阶层不顾侵害民众的利益提供合法性辩护。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七、文化革命留下的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我以为最主要的是关于权力的架构问题。即在一个专制统治近五千年的国家，如何演化出一种现代性政治。
　　现代性政治，最主要的内容当然是民主，而民主的最基本原则是“多数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毛设想的大众民主是符合现代性政治要求的。问题在于，民主需要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即需要一定的程序与一定的形式作保证。毛大众民主的悲剧恰在于没有探索出一套适当的权力架构；而后来者却连同“大众民主”的现代性政治内容也一起否定掉了。最近《书屋》杂志刊登的胡绩伟先生的文章很有意思，里面批露了一则历史真相：当初，胡耀邦等人并没有彻底否定“四大”的意思，甚至曾打算将“西单民主墙
”保留下来，只是要挪一个地方，比如曾考虑挪到中山公园。只是遭到了更强大的力量的反对才没有如意。这说明，文化革命并不在于民主的不是，而在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民主的架构。所以，我不反对一些青年学者试图从文化革命中寻找针对当下的合理性因素；当然，我更认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法制化的民主的权力架构，以使大众的民主真正有其制度的归皈。

阿错

“反思文革”还是“妖魔化文革”



作者： 改革实质私有化



文革至少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中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面临着众多的新问题和新机遇，但是文革这个话题却依然没有被人们淡忘。一些人在用新的观点阐述文革，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必然因素；另一些人则是坚决反对文革，其中一些极端的人甚至将文革与纳粹联系起来，将一切污水都泼到了文革和毛的身上，其中包括很多不实之词。这些人已经不是在“批判文革”了，而是在“妖魔化文革”。


一，妖魔化文革的悖论——身边的赫鲁晓夫

发动文革的一个原因，就是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赫鲁晓夫这个在斯大林生前“紧跟”、“崇拜”的人，在斯大林死后，突然抛了出所谓的“政治报告”，将斯大林全盘否定。刘在文革中被打倒，就是被毛认定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曾是党认定的毛的接班人。早在1961年，毛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就明确对外宣布了。某些人认为文革没有发动的必要，借口就是：刘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不会背叛毛，一切全是毛的多疑。但是，那些拼命对文革和毛进行妖魔化的人，却充分证明了自己是比赫鲁晓夫还卑鄙的小人，毛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这就是妖魔化文革的悖论所在。

二，反思文革的原因——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有人认为反思文革只是因为下岗工人本身失去工作，和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满；认为这些人的诉求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工人仅仅是为了找到工作，文人只是叶公好龙。那么我可以告诉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他们从根本上错了！

工人要找工作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文人可以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随便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怪龙去好，以标榜自己的特立独行，为什么偏偏会选择文革这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呢？为什么不选择解放前去反思，为什么不选择三民主义或其它什么思想去反思呢？今天的经济现实必然与文革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才有可能联系起来。这个联系就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

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反对刘少奇的单干风。刘在文革前反对人民公社，鼓吹单干，被认为是懂经济的证据。后来，联产承包的实践，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也成了这种理论的依据。难道真的是这样吗？看看今天农民重新走向贫困，看看农村承包的经验推广到工厂后，今天企业不景气、工人下岗的结果。我们能说私有化方案成功了吗？

难道人民公社和公有制真的就行不通，就是不懂经济的表现吗？人民公社不成功的根本问题到底在那里？毛认为是公有制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具体的执行者，问题出在公社的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欺上瞒下；而刘认为，公有制是冒进，只能进行私有化。到底他们两个人谁对呢？今天终于有了结果。农村联产承包的结果，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是很快就被农村的基层官僚掠夺了。乱摊派、乱收费，加上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挥霍，农民再次沦落到了贫困的边缘。在城市的国有企业中也一样，改革初期承包制、股份制的成果，很快就被企业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掠夺了。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资产，很快就把大批国有企业搞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一切能说明私有化方案成功吗？这一切恰恰证明了毛的分析是十分正确的：官僚主义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不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化，不解决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问题，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如何解决基层的官僚主义问题呢？毛的初衷也并非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按照正常的自上而下的程序，搞了一个四清运动。刘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执行不利。加上基层的官僚主义者对此采取了消极抵抗的策略，搞了一个桃源经验。桃源经验的本质就是，问题出在基层官僚身上，板子却打在群众身上，打在了所谓地富反坏右身上。客观上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冤案，包庇了许多官僚主义的坏人。把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官僚整别人的“运动群众”。也正是看到了这种情况，毛才得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结论，决定发动了文革。

不坚信社会主义，把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说成是公有制的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反而大骂群众觉悟落后，这种官僚主义贯有的消极抵抗方式，今天同样能够见到。无论中央怎样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依然变本加厉地盘剥农民。无论怎样强调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想一卖了之；借承包和股份制的机会，侵吞国有资产；将企业搞到濒临破产的边缘，还借工人下岗之机，大肆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不是想着解决公有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而是一遇到困难就想着私有化，甚至是人为地给公有制制造困难，为私有化提供“依据”。

实践证明，私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正是私有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与文革前遇到的问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才引发了对文革的反思。正是私有化方案的破产，正是重新发现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是官僚主义，才证明了文革中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正确认识。

反思文革，不是要文革那样的群众运动，更不是要批斗蹲牛棚那样的方式。反思文革就是要从私有化方案的失败，找出坚持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民主方式。反思文革已经有了完备的理论基础，而不是象妖魔化文革的人所说的是什么“思想混乱”。

三，不能回到文革——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中一类是敌对分子，这些人妖魔化文革并不奇怪，他们对共产党的妖魔化是一贯的，妖魔化文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还有一些人，则只是针对文革这一个阶段进行妖魔化，这些人比较复杂，有的甚至是来自党员内部。这里不想对这些人的背景和动机进行分析，这里只想指出，“不能回到文革”的口号，客观上已经成为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棒。

妖魔化文革的人，根本不顾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常识，将社会主义与“均富思想”、“大锅饭”等同起来，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等同起来。将“按劳分配”的正当公平要求说成是“红眼病”。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视而不见，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声“那不是主流”。这些人根本无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制约了经济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对于弱势人群提出的改变现状要求，一概扣上“想回到文革”，甚至是“想造反”的大帽子。

妖魔化文革的人，表面上坚决支持改革，事实上却回避改革遇到的障碍。官僚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不配套，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障碍。但是谁要是敢触动这些障碍，他们就会抡起“均富思想”的大棒，祭起“反对文革”的大旗，予以坚决的打击。这些人维护的不是改革，而是维护其既得利益——在民主与法治不健全条件下得到的既得利益。这些人口口声声的“改革”，只是局限在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是局限在“私有化”的范畴内。要想将改革推向深入，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这就难免会触及到一些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些人根本不顾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辅相成的客观规律，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改革反对派。

这些人内心十分清楚第二次文革不可能发生；他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没有人能再象毛那样享有崇高威望，甚至能达到个人崇拜的程度；他们也十分清楚地知道，人民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能再出现蹲牛棚和批斗那样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十分起劲地妖魔化文革，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内心，有着强烈的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他们要让人民永远背负着文革的沉重十字架，只有始终让别人有一种原罪感，他们才能维持凌驾于一般群众之上的优越感，他们才能气使颐指地对别人指手画脚。文革中要铲除的就是他们这种特权思想，所以他们无比惧怕。他们知道文革不会重现，但是他们知道人民的觉醒迟早要冲击他们的特权思想，他们是借妖魔化文革，打压群众的平等意识。

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环境下，没有什么不能谈的，谈论任何一件事都要摆事实、讲道理。文革不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不是暗无天日的年代，在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的定性只是“错误发动”，“被坏人利用”。而在妖魔化文革的人口中，文革却成了法西斯一样的“罪行”，而不只是什么“错误”。这些人要的，不是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也不是防止再次发生的方法。他们要的是，一提文革，就不允许别人说话的效果。这才是妖魔化文革的“反科学反民主”本质。

四，忆苦思甜——蜻蜓吃尾巴一样的自残

是反思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还是妖魔化文革站到了党的对立面？到底是谁处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尴尬处境呢？

妖魔化文革的人借口“红太阳的死去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修正”，将党的基本路线从７９年割裂开来。甚至为了突出改革的成绩，将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变成“忆苦思甜”的对象。这些人真的是跟党站在一起，跟改革开放的路线站在一起吗？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其实早就预见到有人会借口批判文革，进而否定党的领导。为此，坚决地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中无论政策怎样变，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变。四项基本原则是贯穿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之后党的基本路线。人为地割裂新中国的历史，就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口口声声地拥护改革，恰恰忘记了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将改革开放变成了简单的私有化和走资本主义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私有化和贪污腐败也不是社会主义。

妖魔化文革的人甚至还倒打一耙，把坚持社会主义的人说成是“拥护文革”，想用“拥护”和“反思”一词之差，掩盖其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公有制说成贪污腐败的根本原因，将按劳分配与大锅饭等同起来。这些人是从本质上否定社会主义，架空党的领导。试想，难道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吗？如果不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不但将失去执政的理论依据，甚至会失去存在的依据，就向前苏联那样。

割裂新中国的历史，使其只剩下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一段孤零零的历史，把这之前说成一片黑暗，好像不是共产党执政似的。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将使党失去政策调整的余地。党如果有一个贯穿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辉煌历史，暂时的错误和失误是能取得人民谅解的，还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如果你只会干一件事，甚至以前总干坏事，一旦出现了失误或偏差，那你又凭什么要求别人再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呢？

中国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近几年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加上今年干旱、蝗虫等自然灾害。台海局势的紧张，万一开战，不论美国干预与否，经济制裁和封锁是难免的。这正象文革前，国内经济困难、自然灾害、外部封锁叠加在一起。党和人民随时要做好再过艰苦日子的准备。这就势必不能再单靠经济利益，将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势必要重新高举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旗帜。如果现在丢掉这面旗帜，又如何使人民万众一心共渡难关呢？

那些妖魔化文革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那些人只是利用共产党，只是利用共产党政策中对他们有利的部分，将这一部分无限夸大，与党的其它政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对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和历史，他们就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加以妖魔化，希望党按照他们的意愿一条道走到黑。他们是将共产党往死路上推。

五，文革的实质——文革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

文革的实质是反对官僚主义。有人说发动文革是为了反腐败，这话并不准确，文革是为了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官僚主义。这有两条依据。首先，当时的官僚主义还没有发展到腐败的程度，还只是体现在政治上的特权思想，经济上的特权思想还没有表现出来。其次，文革是针对“原因”而不是“现象”。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可以说是针对官僚主义的现象，但却动失败了，遭到了官僚主义的消极抵抗。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才要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解决问题。

文革的愿望和判断是正确的。发展公有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是公有制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而是官僚主义造成的。解决的方法不能是私有化，而应该是铲除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如果不铲除官僚主义，即便是改革，官僚主义同样会使之走上贪污腐败的歧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遇到问题就对公有制失去信心，产生怀疑，就想着“退够”，走私有化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文革解决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文革采用了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不是民主建设的方式。这是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能要求６０年代的人，有着和９０年代人同样的民主思想。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群众运动并没有达到铲除官僚主义的目的，文革失败了，毛最终也妥协了。毛当时是不可能找到比群众运动更好的“民主”方式了。今天的人民要幸运很多，人民可以有更好的民主方式选择。

文革中出现了很多愚昧和荒诞的行为，这成了妖魔化文革的法宝。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行为并不是文革中左派所特有的。看看妖魔化文革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拥护文革”成了他们手中的大棒和帽子。什么“打着红旗反红旗”、“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残渣余孽”、“新纳粹”。这些人除了否定文革的正确“愿望”之外，继承了文革的一切错误“手段”。可想而知，文革中如果不是左派打倒了右派，而是右派取得了胜利，那些愚昧和荒诞的行为同样会在右派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现。

历史是人民写的，但是只有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承认，否则就会刀枪棍棒相加。只允许他们不顾事实地妖魔化文革，却不允许别人摆事实讲道理，不允许分析文革的原因，不允许别人讲文革的真相。

文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所不同的是，妖魔化文革的人继承了文革的错误方法，反思文革的人继承了对官僚主义的分析。不叫文革的文革迟早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