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先生作品《笔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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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清末“刺摄政王案”真相
　

　　吴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曾谈及清末的“刺摄政王案”，因为吴先生也是与此案有关系的人之一，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从吴先生所揭露的此案真相来看，所谓“汪精卫刺摄政王”之说，其实是汪精卫的自我宣传和某些与汪精卫同路的人有意夸大汪精卫的“功劳”，想把他扮成一个“革命志士”而已。
　

　　此案的真正主角是喻云纪，其次是黄复生。汪精卫是后来才赶到北京“参与机密”的，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作过什么事情。
　

　　喻云纪是四川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他在日本得过吴玉章的帮助，两人交情有如手足。喻云纪加入同盟会，就是吴玉章作的介绍人。
　

　　据吴玉章说，喻云纪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尤其擅长于制做炸弹，能够把炸弹的外形，作得与朝鲜的麻糖极其相似，这样就便于往来携带，易于躲过检查。
　

　　当时因为同盟会所发动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一郡分革命党人遂热衷于暗杀。最初的目标是要暗杀反革命最力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二人。哟云纪曾回国布置谋杀端方，在汉口设伏，临时因端方改道不能实现。后来喻云纪再回到日本，同盟会通过决议，要集中力量先干掉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肴者——摄政王载沣。根据决定，派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组织机关，进行刺摄政王的工作。吴玉章则被推为在日本负责准备工作的主持人。
　

　　话分两头，再说到汪精卫当时的活动。在喻云纪回国谋杀端方之时，汪精卫也扬言想去炸李准。汪对爆炸技术一窍不通，且手无缚鸡之力。他之作此宣言，不过是迎合当时风气，想博个“壮烈”的美名而已。
　

　　其时汪在香港，在日本的吴玉章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信，是向吴索取炸弹的。吴玉章是不赞成暗杀的。认为暗杀不是革命党人所应采取的正当手段，遂回汪精卫一封信说：“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我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精卫接了此信，仍坚持要去暗杀，又来一信。说什么：“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日釜，一日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宇。薪之为德，在一烈字。……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意思即是说他没有坚持革命的恒心，所以愿意象柴火一样；作“一次过”的“轰轰烈烈”的牺牲。这封信虽说得天花乱坠，却也暴露了汪的假革命本质。试问一个“素鲜恒德”，没有坚持革命勇气的人，又怎能成为更士呢？
　

　　吴玉章虽不赞成暗杀，但他是服从组织决定的。供应军火炸药给革命党人，是他的工作之一，汪精卫既然“坚持”要去暗杀，当时他也没有看清汪的本质，觉得他的“勇气”，也还“可嘉”，就真的给他寄了炸弹。哪知汪精卫接到炸弹之后，又没有勇气去进行暗杀了，他收起炸弹，独自又从香港跑到日本。到了日本，他听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已在北京准备暗杀摄政王，于是他又提出要参加这项工作。
　

　　汪精卫对革命失却信心，孙中山先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孙先生对汪的参加这次暗杀活动，曾说过这样的话：“（几次起义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确实是看透了汪精卫这个人。可是孙中山也还未了解详情，其实“约集同志入北京”的并非汪精卫，江精卫夫妻是后来才去的。汪精卫也没有准备“与虏酋拚命”，他的被捕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故事。
　

　　且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布置工作，黄复生懂得照像，他们遂在琉璃厂开了一间“守真照像馆”。此时汪精卫与陈璧君正在日本忙于恋爱，　口头老是说要“亲自”去炸摄政王，却迟迟不肯动身。
　

　　后来喻云纪回日本取炸药，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汪精卫才与陈璧君装模作样，赶到北京“参加”，且不敢与喻、黄二人同住照像馆，而是住在另一个地方。自始至终，汪只是“与闻机密”，而没有实际参加。
　

　　喻云纪用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叫一家铁工厂制成一个炸弹壳，把从日本带来的炸药装进去，造成了一个大型炸弹。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西北，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还有个井形的石坑。这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沟又便于安设拉火的电线。只要布置得好，当摄政王经过桥上的时候，人在石坑里一拉电线，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线的人还可乘机逃走。
　

　　一九一〇年四月一个晚上，喻云纪、黄复生偷偷地到这桥下埋炸弹，然后安设电线，哪知目测不准，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他们正要从头再做，无巧不巧——恰好有人来桥下大便，他们只好躲开。这人大便未了，王府中又有打着灯笼的人出来，他们只好把炸弹埋在土里，匆匆逃走。
　

　　第二天没出事，晚上他们再去探取，那炸弹已被人取走了。当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必定会闹得满城风雨的，既无动静，则可能是给附近的居民拿去了。于是喻云纪又去日本取炸药准备再举，黄复生则在北京留守。陈壁君得知消息，恐有危险，跟喻云纪同走。其时已过了几天，仍无动静，汪精卫则以为当可无事了，而且他又不是与黄复生同住的，为了表示胆大，也留在北京。
　

　　哪知敌人狡猾非常，他们是查获了炸弹，故意不予声张的。他们把这炸弹请外国专家鉴定，这“外国专家”断定炸弹不是在中国境内制造，但外壳粗糙而车有螺纹，则必定是就近制造的。于是清政府根据弹壳的线索，找到了那家工厂，然后又利用铁工厂的老板，逮捕了黄复生和“守真照像馆”的人。汪精卫本来不在其内的，但后来有一个常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受不了刑，给清政府带路，最后把汪精卫也捕去了。
　

　　在被捕诸人中，汪的“名声”最大，于是一变而为“主犯”。当时革命潮流日趋澎湃，清政府要改用怀柔政策，就把汪关在牢里，而不杀他。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袁世凯对汪更是曲意笼络，预留“后路”。后来汪精卫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拜兄弟，在缓和国民党的反袁的工作上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
　

　　孙中山先生对汪精卫从来都是不放心的，孙中山临死之时，还特别对汪精卫等人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很危险啊，敌人一定要软化你们的。”可为明证。殊不知汪精卫在监牢的时候，早已给敌人软化了。
　

　　此案还有余波，陈璧君在日本看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象发了疯一般，竟然去辱骂喻云纪，说喻怕死。喻不愿在她悲痛中和她争吵，后来喻对吴玉章说：“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果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喻云纪“一筐炸弹奋争先”，杀身成仁，名垂后世。而汪精卫则作了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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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汪精卫的自我讽刺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会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联意脱胎自白居易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诗人用这首诗表达了他对“以假乱真”的感慨。
　

　　历史的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有的人从坏变好，有的人从好变坏。甚至有时“盖棺”也难“论定”。但也正如一首挽刘少奇的诗中兑“沧冥有眼又无眼，历史无情亦有情！”即使“盖棺”之时未能“论定”，但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有情而又无情的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以假乱真，岂只一个王莽，历史上相同的例子是不少的，汪精卫从“革命志士”而变为大汉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后半生就是对前半生的讽刺，他是不待盖棺就可论定的。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喻云纪策划行刺清朝的摄政王，汪精卫从东京回来参加这一计划行动。事败，被捕下狱。因为汪精卫“名头”最大，故而许多人遂只知是“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了。但虽然“主角”其实不是他，那个时候的汪精卫，还是不失其为革命志士的。
　

　　他在狱中自忖必死，曾有《被逮口占》四首：

　　（一）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波流。

　　（二）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三）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四）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烽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第三首中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尤其脍炙人口。死要死得其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他就是名垂青史的“革命烈士”了。可惜他苟活几十年，这两句“名句”却变了对他的嘲讽了。
　

　　把汪精卫少年时的诗词，拿来和他做了汉奸以后写的对照来读，实在不能不令人慨叹。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前，先有广州之役（是役的革命烈士葬在黄花岗，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时他在北京狱中，听说胡汉民（字展堂）也在这一役死了，曾写了三首诗“哭之”，前有“题记”：“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录两首如下：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巳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忽忽余生恨，茫茫后死忧。难禁十午事，潮上寸心头。

　　“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当时他是抱着为革命牺牲的决心，遗憾不能与胡汉民同死的。
　

　　他做了汉奸后，最后写的一首词是《朝中措》，自注云：“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愁不绝于心，亦作一首。”词云：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栏杆柏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能禁几度兴亡？”对照来读，“蝙蝠悲名士”也变成他的自讽了。
　

　　汪精卫做了头号汉奸，日子也并不怎么好过。就在他成立伪组织的同一年（一九四〇年），他有一首《迈陂塘》，颇能写出他的心境。词前有小记：“二十九年（按即公元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问之，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也。因赋此词。”

　　叹等闲，春秋换了，灯前双鬓非故。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体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酒阑尔汝，问搔于长吁，支颐默坐，家国竞何补？鸿飞意，岂有金丸能惧。齑惕犹剩毛羽。誓穷心力回天地，未觉道途修阻。君试数，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听残叶枝头，霜风独战，犹似唤邪许。

　　一九三五年，汪精卫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任内，某次开“中委会”，被人行刺，不死。这首词是他在五年后的那一天“有感”而写的。“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可知他的心境。和他在北京狱中所作的那两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恰成对照。做了汉奸的汪精卫，是留得残躯已丧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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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最近翻阅宋史，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主张“两个中国”者不自今日始，而是古已有之了的。倡此论者，即“鼎鼎大名”的汉奸秦桧是也。
　

　　秦桧在未做宰相以前，曾扬言道：“我有两条妙策，可安天下。”当时相位出缺已久，有人问他道：“你既有妙策，何以不言？”秦桧道：“朝廷没有宰相，说出来也没人执行。”意思即是：“等我做了宰相再说吧”。
　

　　后来秦桧果然做了宰相，而这两条“妙策”也真的向皇帝（高宗赵构）提出来了，是什么呢？八个大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原来当时金人入侵，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被金国占领，金人还在中原建立了一个伪齐国，以刘豫作傀儡皇帝。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杭州）为首都，只是一个小朝廷的局面。这几个字的内容，包括了承认金人吞并的中国领土为金国的合法土地，承认刘豫的伪齐国；宋国放弃两河、中原、江淮之地，不许再谈“反攻复国”；从北方逃难来的老百姓，一律送回他们的原籍，使他们成为金国人或伪齐国人；凡非江南人而为金国掳去的臣民，一律不须送还，任由他们为金人或伪齐人均无不可。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换句话说，这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秦桧的理由是：反正北方已非我有，这是已成的事实，何不承认事实来换取和平呢？
　

　　赵构本来是害怕敌人，准备和敌人妥协求和的，可是听了秦桧这个主张，也不禁迟疑起来。他考虑了许久，与其他的大臣说道：“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为了他自己是“北人”，不可能赞同奏桧的计划，这计划才搁浅下来。
　

　　秦桧卖国求荣，提起他谁都要骂他一声汉奸，直到现在，民间还叫炸油条做“油炸桧”，表示了人民对秦桧的憎恨（广东人读如“油炸鬼”，只是一音之转，同时也是表示秦桧其人，不过是“鬼东西”而已）。不过，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秦桧最初却并不以汉奸的面目出现，相反，是以“爱国忠臣”的面目出现的。
　

　　历史上凡大奸大恶之辈，大都有些“才能”，此所谓“无才不足以济奸”也，而且还装出“爱国”的样子：宋代的秦桧，近代的汪精卫都是典型。汪精卫从做“革命党”到做汉奸的事情人所熟知，不必赘述。秦桧最初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以“忠臣”姿态出现，则或许还有人不知，不妨谈谈。
　

　　秦桧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年）考取头名状元，写得一手好文章，“词学兼茂，才华卓绝”（详见《宋史·秦桧传》）。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金兵围攻汴京，要求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当时的宰相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一致认为可以割让。秦桧却上疏反对割三镇，并提出兵机四事。第二年，徽钦二帝被俘，金人主张邦昌为伪楚帝，秦桧又申状到金营反对立张邦昌，要求仍旧在姓赵的当中选一人为帝。申状一开头就侃侃言道：“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他在说明了赵氏不可废的理由后，申状最后道：“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当时大臣差不多都被金国的军威吓得发抖，没人敢道个“不”字，秦桧这张申状当真是“一士谔谔”，朝野上下，人人都赞他是个“忠臣”。金兵的统帅粘罕阅状大怒，把秦桧抓到了金营，一同掳往燕京。
　

　　可是这个“忠臣”一到金营，稍受折磨，就变了节。他到了燕京，买通粘罕左右，替他说好话，粘罕奏明金主吴乞买，将秦桧夫妇赐给另一位掌握军权的左元帅挞懒，供军前使用。
　

　　秦桧聪慧过人，学会金国语言文字，熟悉了风土人情，成了标准的“金国通”。秦桧的老婆王氏生得伶俐俊俏，挞懒对他特别垂青。秦桧处处在挞懒面前表示他忠于大金帝国，连老婆也在所不惜，挞懒渐渐便日益倚重他，后来挞懒攻楚州，金军诱使楚州举城投降的那篇檄文，就出于秦桧的手笔。
　

　　建炎四年（公元－一三零年），挞懒把秦桧放回来，要他在南宋政府中设法取得权柄，作为内应。当时秦桧假称是杀了金人的监使逃回来的，杭州全城轰动。虽然也有些人不信，但到底为他过去的“声名”所迷惑，大多数人仍然把他当作“忠臣”。
　

　　秦桧察觉宋高宗的意图，知道他只是想苟安于小朝廷的局面，便约略地把他和金人相得的情形，透露一点给高宗。高宗正需要这样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臣僚，且又在金人面前说得上话的，因此很快就把他的职位提升到宰相。高宗曾对人说：他和秦桧见面，听到秦桧的一番高论之后，喜欢得几夜睡不着觉，失眠了。
　

　　狐狸的尾巴不久就露出来，自从他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一提出来，朝野反对之声四起，到了后来，甚至抗州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秦相公是奸细”的标语。
　

　　可是宋高宗虽不赞同他这个主张，但仍然是想求和的，只希望敌人的条件较宽，能够接受。绍兴八年（公元一一三八年），高宗决定向金国臣服，派王伦到金国去商谈议和条件，表面的理由是想接回被金人所俘的他的妈妈韦妃（其实他还不知生身之母，早已改嫁金国的盖天大王了）。
　

　　当时宋大将岳飞、韩世忠等人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情况与徽钦被掳之时不同，朝臣大都反对和议。这位以前反对屈辱求和而现在则主张求和的秦桧说道：“陛下不惮屈已议和，此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愤愤之情，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心，两得之矣！”真是“聪明绝顶”，善于说辞，既捧了皇帝，又安抚了那班朝臣（当然也有不受他安抚的，例如枢密院编修胡铨就上疏请杀秦桧）。
　

　　后来金国派了张通古做“江南诏谕使”，要宋高宗赵构跪接大金国“诏书”，摆出的“格局”根本不是“讲和”，而是“受降”。
　

　　赵构愿意投降，但却不好意思下跪，双方商议之后，金人同意以秦桧作为宋帝的代表跪接诏书。秦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率领百官，大张盛典，在张通古面前叩首、叩首、三叩首，双手举过头顶，把诏书接了下来。
　

　　老百姓都是痛恨卖国奸贼的，无怪后代的人们，都只知道秦桧是个“汉奸”，而很少知道他还是个“才高学广”的状元，而且还曾经扮演过“忠臣”的角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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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武则天是否淫妇

　

　　武则天被攻击得最多的一条罪是“荒淫”。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开头就这么说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待，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晕翟，陷吾君于聚麀。
　

　　举出的武氏淫行有二：一是“洎乎晚节，秽乱春宫”；一是“陷吾君于聚麀”。“晚节”，此处是指晚年。“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是指责她在做了皇帝之后，秽乱宫廷的罪行；“陷吾君子聚扈”，则是在指责她在未做皇帝之前，“狐媚偏能惑主”，颠倒伦常的“淫罪”。
　

　　依时间先后为序，我们先谈她的“陷吾君于聚麀”。
　

　　“麀”是母鹿，宋晶如注释“聚麀”云：“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伦，故有父子共一牝之事也。”武则天入宫之初是做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地位不高的妃妾），后来又做了李世民儿子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陷吾君于聚麀”说的就是这件史实。
　

　　李治娶了父亲的小老婆，责任本来不该由武则天负，但身为李唐臣子的骆宾王，当然是不便指责皇帝如同禽兽的，只好归咎于他是受了武则天的“陷害”了。
　

　　先后嫁给父子二人，是否“禽兽之行”，这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观念。本文不想讨论。
　

　　但这种事情，出现在唐代，尤其是初唐，却不是偶然的事，有其种族及文化的因素。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唐室既然是杂有胡族血胤，则它受胡族的风俗文化影响，那就不足为怪了。
　

　　“胡俗”是怎样呢，以大家都知道的王昭君为例。王昭君在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以入宫数载，不得见帝，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其前妻阏氏子立，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复为后单子的“阏氏”。
　

　　同样是嫁给父子两代，而且王昭君还以呼韩邪正室（阏氏）的地位，又嫁给他的儿子做正室的。
　

　　“胡俗”如此，深受“胡俗”影响的李唐王室，出现了武则天“陷吾君故聚麀”这样的事，那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在汉族的士大夫看来，还是被人认为不知羞耻，不可饶恕的“淫行”，但这只是风俗不同，观念不同的缘故。
　

　　再谈到她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她晚年的“淫行”，是比“陷吾君于聚麀”受到更多非议的。
　

　　“秽乱春宫”，看来也似乎是“事实”。骆宾王的檄文是那么说，许多文家也那么写。在稗官野史中，更有难以胜数的、离奇怪诞的关于她荒淫的“绘影绘声”的传说。
　

　　稗官野史的传说不必管它了，现在我只选出两件见於正史的记载来说。
　

　　一件是说她宠爱一名叫薛怀义的和尚。薛原名冯小宝，是个市并无赖，武则天喜欢他，要她的女婿——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认他做季父，改姓名为怀义，时常召他入宫行乐，后来封他为白马寺主，大建佛寺，大塑佛像，登时使这个市井无赖成为显赫一时的僧侣大地主。
　

　　另一件是说他宠爱一对同胞兄弟张易之、张昌宗。这两兄弟相貌很漂亮，又懂音乐，武则天要他们进宫“侍奉”，各自封官赐爵，哥哥是“奉宸令”，弟弟是“秘书监”，事实上只是天天陪她饮酒作乐。
　

　　由于二张的得宠，许多美男子都想自荐人宫。因此引起了一个大臣朱敬则的劝谏。
　

　　朱敬则的谏疏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臣闻尚舍奉御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巨愚职在谏净，不敢不奏！”
　

　　这样亵读的奏表，见于史册，也是从所未有的。据说武则天读了这个奏疏，说道：“非卿直言，朕不知此。”不但不责怪这个渎犯她的臣子，反而赐彩百段。
　

　　然则武则天晚年的“秽乱春宫”是事实了？　
　

　　我们对此颇有怀疑，怀疑史书过甚其辞。因为高宗死时她六十一岁，史书记载薛怀义受宠时她六十九岁，朱敬则谏美少年入宫时她已经是七十八岁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能否作出“淫秽”之事，似乎应属生理学范围。通常来说，可能性不大的。
　

　　然则那个谏疏为什么公然奏上，毫无隐讳，且见于史册？陈寅恪解释说，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做皇帝就得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三千宫女，她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在武则天的立场来说，也许她正是要男人进宫侍奉，来表现她做女主的威严呢。
　

　　据正史记载，有个故事。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二张，武则天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从这件事情看来，她对待“男宠”还是“有分寸”的，不许他们仗势弄权乱朝纲。看来也只是把男宠当作“倡优之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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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文学世家　骨肉相残

　

　　梁武帝（萧衍）这一家在中国历代皇室中倒是颇有特色的。特色有二：一是文学气氛的浓厚；二是骨肉间的嫉刻与相残，表现得十分丑恶。
　

　　萧衍未做皇帝前，本身就是个著名的文人，与沈约、任昉等齐名。一生著作颇多（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喜欢以艳语入诗。（他一面作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经常主讲佛经，另一面他的诗作却又是艳语连篇，这也是相映成趣之事。）他的长子萧统（即昭明太子），在文学史上地位比他更高，编有《昭明太子文选》，至今还是颇有权威的文学选本。他的第三子萧纲（梁文帝）是“宫体诗”的始创者：第七子萧绎（梁元帝）也能诗能文（有文集五十卷），尝以“读书破万卷”自豪。他们这一家，倒是可以称为“文学世家”的。
　

　　不过这个“文学世家”的骨肉相残也是“名垂”史册的。说起来，萧家这两个特色和曹操这一家（曹操、曹丕、曹植），很有相似之处。论到文学上的成就，萧家不及曹家（政治上的成就，梁武帝绝不能与魏武帝相比，那是更不消说了）；但论到骨肉相残，则萧家是更为丑恶与残酷了。文学的爱好与权欲的追求，“风雅”的做作与丑恶的行径，这似是处于两个极端，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不可调和，但却又是融合在他一家人身上。皇家子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也许是比较“有教养”的那类皇家子弟的“通性”吧。
　

　　梁武帝早年没有儿子，过继他六弟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做嗣子。萧宏是个奢侈放纵，贪财无厌的人。他被封为“临川王”，用重利盘剥法夺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单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数十处。这个人又是个懦怯昏庸的人，有一次南朝的梁国趁北朝的魏国内乱，举兵伐魏，梁武帝舍韦睿等良将不用，却叫六弟萧宏去作主帅。萧宏驻军洛口（今安徽怀远县境），一夜忽有暴风雨，萧宏恐惧，率数骑弃大军逃回建康。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器械全部遗弃，死亡近五万人。未见敌人，全军即溃，也可算得是荒唐之极了。
　

　　但这样一个贪财庸碌的人，却最得梁武帝的信任，其中却有一段缘故。萧宏住宅内有库房约一百间，关闭极严，有人告发萧宏谋反，库房里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萧宏住宅亲自逐屋检查，看到库房三十余间，每间藏一千万钱，共有钱三亿以上。其余库房，满藏布绢丝帛等杂货，不计其数。这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赃物。梁武帝知道不是武器，大为欢喜，就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啊！”从此对萧宏更为信任，要了他的儿子萧正德做嗣子。
　

　　后来梁武帝生了萧统（昭明太子），他自己有了儿子，便不要嗣子了。叫萧正德还本归宗，封他为西丰侯。萧正德失了皇位继承权，很不满意。公元五二三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魏梁乃是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他丧心病狂，竟逃到敌国，希望借敌人之力，打回本国，做一个儿皇帝。不料当时魏国正在内乱，待他很薄，出兵之事更淡不到。萧正德大失所望，第二年又逃回梁国。似这样叛国通敌，本该处死的，但梁武帝只是哭着教训他一顿，仍还给他西丰侯爵位。这个人后来成为谋夺帝位的主角之一，梁武帝饿死台城，也是他一手做成的。
　

　　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诸子之中，似乎比较正派。据正史所载，他不好声色，只爱山水，于所居之处，筑假山、立亭馆，穿山凿池，颇有园林之胜。一日，泛舟后池，有个名叫侯轨的臣下想取悦他，盛称“此中宜奏女乐”。昭明太子不答，唯咏左思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梁武帝又曾赐他大乐女妓一部（女戏班子），据说他也不怎么欢喜，并不常用。他一生致力于编辑文选的工作，集文士选集古今诗文为文选三十卷，流传至今。
　

　　昭明太子萧统不幸早死（只活了三十一岁），照例应立他的儿子作皇太孙，继承帝位。但梁武帝却立第三子萧纲为太子，因此萧纲与诸弟萧纶、萧绎、萧纪之间，萧统的儿子萧察与诸叔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夺帝位，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其中又穿插着一个梁武帝从前的嗣子，如今归宗还本的侄子萧正德，他的势力最弱，却最卑劣。先是投降魏国，想借敌国之力夺位，不成，回国，梁武帝仍给他做西丰侯。
　

　　后来侯景乱起，他又暗中勾结侯景。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马数百匹，乘梁君臣震骇；挥军疾进，进攻京城，萧正德开门迎敌，梁武帝退入台城，被困数月，终于饿死。
　

　　萧正德引侯景入京城时，便自称皇帝，与侯景约定，攻破台城，必须杀梁武帝（他的伯父）和萧纲（他的堂弟）。台城攻破后，他尚未知道伯父已饿死，要亲自执刀去杀。哪知侯景不过是一时利用他而已，哪肯让他做皇帝，反而把他杀死了。
　

　　梁武帝死后，展开了帝位的大争夺，兄弟叔侄之间，互相斫杀。萧纶据郢州（今汉口），称自己办事的厂屋为“正阳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齐称臣投降，得北齐封他为梁王。萧统的儿子萧察据襄阳，又与另一个争夺帝位的叔叔萧绎交兵。萧绎据江陵，声势最大。萧察投靠西魏，引西魏兵攻打江陵，萧绎也向西魏求和，愿作附庸国，并投靠北齐，得北齐封他为梁相国。兄弟叔侄争位，各自依靠外国，读圣贤书，真不知所学何事？
　

　　那位擅于写“宫体诗”的太子萧纲，早在侯景攻破台城之后，就在仇人的卵翼下称帝（简文帝），后来被侯景废为晋王，幽禁于永福省。第二年，他过生日那天，臣下王伟等人进觞假作贺寿。这位诗人不知死之将至，居然饮酒狂欢，通宵达旦，醉卧床上，就被侯景所指使的王伟用土来压死了。
　

　　梁武帝死后，内有侯景之乱，梁武帝的几个儿子又各自割据一方，引进外兵，争夺帝位，真是四分五裂，一塌糊涂。争夺帝位的几兄弟中，以占据江陵的萧绎兵力最大，他本有力量可以击败侯景，但他害怕侄儿萧察（昭明太子萧统之子）乘机夺取他的江陵，于是乃用“釜底抽薪”之计。萧察本是依靠西魏的力量的，萧绎乃许西魏以重利，把汉中之地割给西魏，请求西魏不要帮助他的侄儿。公元五五一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率军东下，第二年，王僧辩攻建康，陈霸先大败侯景军，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属杀死。侯景之乱，先后四年，至此始平。萧绎收复建康，遂在江陵称帝（梁元帝）。但叛乱虽平，兄弟叔侄的阋墙之争，依然未已。
　

　　萧纲萧纶先后死了，萧绎的主要对手，这时除了侄儿萧察之外，还有一个弟弟萧纪。萧纪占据益州，公元五五二年也自称皇帝，发兵来攻江陵。萧绎请西魏攻蜀，西魏执政宇文泰大喜，对诸将说，取蜀灭梁，就在这一次了。宇文泰派尉迟回率军入蜀攻成都，萧纪宁愿失蜀，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银一斤制成一个金饼或银饼，共有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战给将士们看看，但并不分赏给有功之人。萧纪军溃败，被他哥哥的手下追及，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者。说道：“我用这金饼雇用，你送我去见七官”（萧绎行七吧）。追者大笑道：“我杀了你，你的金饼都是我的了，还怕它跑得了吗？”萧纪死后，益州全境也为西魏所有。
　

　　梁元帝萧绎借西魏兵消灭了他的弟弟，但西魏却也没有放过他。灭了萧纪之后，西魏执政宇文泰又转过来助萧察攻他的叔父。公元五五二年，西魏与萧察的联军攻破江陵，萧绎启以为读书万卷，仍免不了亡国，城破之日，把他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随后到西魏军前投降，终于也被害死。他身死国亡，还做了文化的罪人。
　

　　最后剩下一个萧察，也并没得意多久，他得西魏封为“梁主”，在敌人卵翼下做儿皇帝，西魏将江陵府库中所藏的全部珍宝扫数劫掠，并捕捉王宫百官以及居民数万人，分赏魏军作奴婢。萧察在荒城里自称为皇帝。公元五五七年北周。灭西魏，萧察又对北固执臣礼，后来，隋文帝杨坚篡周，萧察的后“梁”也就被杨坚灭了。

决定

九、口念弥陀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可入怪人列传的皇帝很多，粱武帝就是其中之一。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代梁朝的开国君主，本来出身寒族，以擅长文学知名于时，与著名文人沈约、任舫等齐名；又崇信佛法，以佛门弟子自命。他本是齐朝的雍州刺史（镇襄阳），公元五〇二年，趁齐朝内乱，起兵攻入建康，灭齐自立，国号曰“梁”。
　

　　这位既通文学又崇佛法的人物做了皇帝之后又如何呢？“妙”得很，他出身寒族，做了皇帝之后，对士族却非常巴结。梁朝偏安江南，只有二十三州，他为了多容纳求官的士族，分为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下品州多在边池，往往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但是仍按照“州”的体制，设置官员。又巧立名目，广增官职，例如：镇、卫军军官的名号就有一百二十五个。所以梁朝是官制最紊乱的一个朝代。
　

　　不但如此，他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用法极严，一人有罪，一家老幼都要连坐，一人逃亡，全家都被囚禁作苦工，可是他为了表示他的“菩萨心肠”，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一番，整天不露笑容。
　

　　还有更“妙”的是：这位皇帝做过几次和尚，自称是“舍身为奴”，要臣民用大批的钱财将他“赎”出来；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亲自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为百姓求福。公元五二九年，他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公元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又出钱二万万赎他回来。他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只隔一年，又“舍身”要做和尚了，这次民穷财尽，为了替皇帝筹“赎身钱”，过了个多月才凑足一万万，所以他这次“出家”的时间比较长，做了三十七天和尚。他用“舍身法”讹诈了四万万钱，这些虽说是群臣捐出采的，但还不是向民间搜刮来的吗？所以，他每—次“舍身”为百姓“求福”，百姓就多一次灾殃。
　

　　更不幸的是在他赎身回家那晚，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作祟，要做更大的法事镇压魔鬼，于是大兴土木，役使百姓造十二层高塔，但塔未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
　

　　梁武帝对民众残暴，却要装作是“好皇帝”，他的作伪之术，在历代皇帝中也真算得是独一无二人所难能的。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坼裂也不停笔；他即位不久，便按佛教规矩，长斋礼佛，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府牲畜，在斋戒期伺，每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棉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平时不听音乐。任何时候他都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天也一丝不苟。对待宫中太监，也是礼貌严肃如对贵宾，对待士大夫的时候，一派谦恭下士的态度，那就更不消说了。
　

　　可是他的伪装，连他的某些臣于也看不过眼，有个叫做贺琛的大臣就曾上书，直言他的恶政。说他：一、搜刮残酷，民不堪命；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三、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罪过；四、朝廷大兴土木，百姓劳累困苦。句句揭穿他的伪善面貌。梁武帝看了，全不承认，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为证，大大驳斥一番，这个贺琛也就不敢再说话了。
　

　　于是这位口念弥陀的梁武帝，就仍然我行我素，一面吃粗米饭，一面用“舍身术”大刮其财；一面杀人，一面又在杀人之后痛哭一场来表示他的仁慈了。
　

　　粱武帝一生以“宏扬佛法”为己任，他对佛学也的确似乎颇有研究，曾在无遮会上亲自主讲过佛经。不管他的信仰是真是假，他这样提倡佛教，也的确为他带来了许多好处；即使撇开麻醉民众以利统治这点不谈，只谈实际的“利益”；他就曾用“舍身为奴”，出家做和尚的方法刮了四万万钱。
　

　　上面说过，他一生以伪善面孔出现，　口念弥陀手持屠刀，他大做功德法事，说是替百姓“求福”。他主讲佛经，宣扬善恶果报之说。他役使大量民众，为同泰寺建筑十二层高塔，说这是做大善事，做了大善事，就可以镇压魔鬼。若按照他的说法，他当是国中独一独二的“大善士”了，那么他的“报应”如何呢？可不妙的很，他是活活饿死的。
　

　　若说“因果”，他也的确是曾种了“恶因”的。恶因之一就是上面说过他的对士族纵容，而对民众残暴。自东晋渡江，在南方立国之后，那些从北方渡江而来的豪门贵族，把江南当作他们征服的殖民地一般，“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处处欺压“土著”，内部早已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也包括了外来统治阶级与当地统治阶级的矛盾）。到了梁武帝时代，由于豪门贵族的特权更加扩大（他们可以不必遵守法律）。豪门贵族，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去抢劫，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而老百姓犯法，则要全家连坐。这么一来，当然是民怨沸腾，难以压制，到“侯景之乱”一起，就立成燎原之势，不可收拾了。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将军，自小和魏宰相高欢交好，高欢得势，给他率领十万大军，驻扎河南。渐渐坐大，成为了南朝北朝都要借重的军阀。后来北朝高欢死后，其子高澄执政，忌他势大，想要收拾他，于是他就要南朝的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并都督河南北军事。他自恃势大，曾向皇帝请求和王谢豪门联婚。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意思是说他不能配第一级的豪门，只能配二、三级的豪门。他当时大发脾气，说将来要把这些豪门的儿女配给奴隶。恰好其时北朝的东魏要和南朝的梁讲和，侯景正处在进退两难之境，于是举兵反叛，不到半年，就攻陷建康，将梁武帝困于台城，逼得他活活饿死。
　

　　侯景的叛乱，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呢？一方面固然足由于梁朝内部的腐败，无可战之兵，另一方面也是他懂得利用江南百姓仇恨外来豪门贵族的心理。他在围攻建康未下时，就一方面抄没得势的豪家，把那些豪门的子女妻妾没入军营，一方面解放豪门的奴隶，大族的家奴来投奔他的都有官做。另外，趁着侯景的叛乱，江南土著大族也纷纷而起，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不过，侯景只是一个利用民气的野心军阀，而不是站在人民这边起义的。土著大族的乘机而起对“侨寄”（南渡来的，称为“侨寄”）大族报复，骨骨子里也只是利益的争夺。所以豪族的受打击，虽使百姓称快一时，但百姓在这场混杀中，死伤更是不计其数。更加以碰上江南大饥，于是“百姓流亡，死者涂地　……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到侯景之乱平定时，南朝的国力也消耗殆尽了。
　

　　附带提一笔，梁武帝在台城饿死之时，他役使民众给他建造的同泰寺高塔还没有完工。

决定

八、才子失宠的秘密
　

　　谈起三国人物，曹植（子建）是大可一谈的。他是人们所熟知的“才子”。据说他能“七步成诗”，后世的文人多把他推崇到了不得。例如谢灵运（南北朝宋文帝时的名诗人）就说，假定天下之“才”共有一石，则曹子建已独占“八斗”，他自己占“一斗”，还有“从古到今”的人只共占“一斗”（“才高八斗”的成语就是由此来的）；文学史上的大批评家钟嵘（南北朝齐、梁时人）把他的诗列为“上品”，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其实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否当得起这样高的评价是有疑问的，但我在这里不想谈曹植的文学，只想通过他来谈宫廷间的腐烂一面，与由此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
　

　　曹植幼年时候很聪明，这没有问题。但他之所以成为—个“神童”，也是与他的出身及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曹操，本来诗文就做得很好，而且曹操对地主阶级的人才是颇知延揽的，门下有名的文人学士不知多少，所以他的儿子曹丕、曹植等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诗文做得好也没有什么稀奇了。
　

　　据说曹植在十余岁的时候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便写出了有名的《铜雀赋》，因此很得父亲的欢心，曾想立他做太子。但一来碰到了长于权术的曹丕和他“争立”，二来他自己世恃宠娇纵，曾擅开“司马门”（皇城的大门）私出，伤了他父亲的心。有一次曹仁被关羽所围，曹操本来叫他去援救，他又偏偏喝醉酒误了事。于是曹操对他的宠爱就渐渐衰下来了。
　

　　曹植的私生活也正如一些皇室、贵族的子弟一样，是很荒淫腐化的。他曾自夸“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涸滨之梓以为筝……”（《与吴季重书》）可见他是沉醉于豪华的生活的。他那个时代，正是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遭受到空前苦难的时代，他的生活与人民的生活，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想就假定他做了皇帝，也不过像李后主、宋徽宗等一流人物而已。
　

　　他也象关羽一样是极端自高自大的家伙；所不同的只是关羽在“武功”方面自高自大，而他则在“文事”方面自高自大。他不但看不起同时代的文人，也非常看不起批评，他曾说：“有南威（古代出名美人）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嫒，有龙泉（古宝剑名）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意思是，你如果比不上别人，就不要乱批评别人。这个态度当然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度。在这方面，曹丕的文学见解倒是比他公允，曹丕的《典论》论文，批评“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是颇切中封建时代文人的毛病的。
　

　　不过，曹植失宠的原因，除了他的骄纵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因为他所结交的都是他父亲曹操所忌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例如杨修是袁绍的外甥，本人也是豪门出身；孔融自称是孔子二十世孙，也是“名门”子弟。曹操虽然是靠地主集团支持而建立政权，但正因此他就必须剪除与他敌对的或成为他政治上障碍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我们试看他一再下令征求不是出身“名门”的人才，甚至征求“无德而有才”的人，就不难窥测到其中道理。曹操是想建立起自己新的地主集团统治，去打击旧的大地主集团的。因此他虽也“用”杨修与孔融，但到底借故把他们杀了。而曹植却与杨修、孔融这类人勾结甚密，也就难怪会失掉“父宠”了。
　

　　曹植的得人同情，还是在曹丕篡汉之后。曹丕对他的妒嫉和防范自然是有的。例如曹丕即帝位后，就封他做“东阿王”，给他一百五十名卫兵，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兵；其中卧床不起的，仅存呼吸的三十七人，半身不遂、痨病，聋者、瞎者二十三人。而且派有监视官，专门去寻他的过失。宫廷之内，讲的是争权夺利，谈不到兄弟之情，甚至谈不到父子之情的，但后世所传的“曹子建七步成诗”的那首诗，是否可靠，倒还成疑问。那首“七步诗”首见于《世说新语》，其诗云：“煮豆持作羹，洒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世所传，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两句缺。这首诗不见于曹植本集。但即使是附会吧，也可以看到一般文士对宫廷内阴影的恐怖了。

决定

七、荒淫残暴的汉代王侯
　

　　从长沙墓的发现反映了两个历史事实，一是令人惊异的古代文明，两千多年前的女尸体居然还是栩栩如生！二是封建贵族剥削的残酷，一个小小的诸侯（只有封地七百户），妻子的墓葬，竟是如此穷奢极侈！
　

　　汉代王侯的荒淫残暴，只是根据“正史”的记载，就已经举不胜举。以上谈过的中山靖王刘胜是一个，“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也是一个。萧何是刘邦的宰相，封地八千户，不算少了。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记载，他也曾强买了平民的田宅数千万亩。“贤臣”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刘胜的妻子窦绾（满城汉墓的“女主人”）是当时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刘胜的祖母）的侄孙女，窦家就是有汉一代的赫赫世家，出过几个皇后，子孙封侯的更是不计其数。西汉的那个窦太后权势已经很大了，（所以窦绾的坟墓比丈夫宏大，陪葬的器物中并有太后宫中才能有的长信宫灯。）但东汉那个窦太后还更厉害得多。
　

　　据《后汉书·窦宪传》说：“窦宪一门四侯，父子兄弟，并列高位，充满朝廷，刺史（州刺史）、守（郡守）、令（县令），多出其门……收容缇骑，依倚形势，侵凌小人，强夺财赀，篡夺罪人妻。商贾闭塞，如避寇仇。”照这段“官修”的史书看来，窦宪竟然派许多州、郡、县官来帮他搜刮；养许多打手，来抢夺平民财物；还霸占囚犯的妻子。（所谓“罪人”，焉知不是给他陷害的良民？）你看这岂不成了强盗头子吗？窦宪是什么人呢，就是汉和帝窦太后的哥哥。
　

　　另一个外戚，也是诸侯身份的汉顺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他的胡作非为，亦是不在窦宪之下。他经常随便找一些借口，就把别人关起来，非敲诈到一大笔钱不放。一面又出卖官爵，以致“买官”的，“请罪”（要求免罪）的，挤满了向梁家去的道路。最骇人的是，他还把洛阳京城周围千里之内的民田，一齐圈为己有。这种野蛮的掠夺方式，在封建时代也是很少见的。
　

　　汉初封侯之滥，历史上亦是罕见。汉初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后汉武帝大削诸侯，到太初年间（公元前一零四年至前一零一年）最少的时候，曾经只剩下五个。但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从王莽手中夺回帝位之后，封侯又更多了。据统计，功臣"食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幸”者四十五人，刘姓贵族一百三十七人，一共是五百四十七个列侯，最小一列侯，也有食邑五百户。（即可收五百家农民的租税），但他们尚不满足，还要利用特权强占土地。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曾强夺农田八百顷，马一千二百匹，奴婢一千四百人。刘秀的妹夫樊弘占田三百余顷，姐夫邓晨占田四百余顷。这些都是见于“官修”的史书的。
　

　　汉代女尸的得以保存完整，我想或许是和当时贵族的迷信风气有关。有钱有势的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就想长生不老，秦始皇曾派人去求“不死药”，汉武帝也信神仙，希望长生不老，他修筑了一个“集贤台”，造了一个金人，捧着露盘，希望得到延年益寿的“仙露”。有两句唐诗“侍臣素有相如渴，不赐金擎露一杯。”就是嘲笑他的。司马相如是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汉武帝的“仙露”，却不能给他治病，还说什么长生？
　

　　次一级的王侯贵族没能力也不敢像皇帝那样去求不死药或建高台造金人，于是就竞倡厚葬，设法保全尸体，希望灵魂将会回来得以复活。这种汉代迷信风气，从两座汉墓的发现，可以得到实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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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过去粤剧的演出惯例，第一晚的开台戏，必定是上演《六国大封相》。全班老倌出齐，仪式隆重，热闹非凡。
　

　　《六国大封相》讲的是战国时代苏秦的故事，他一身而配六国相印，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确好像是在戏台演出那样，威风之极的。
　

　　他何以会有这样“非凡”的际遇呢？这就要谈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了。
　

　　谈起《六国大封相》，先要说一说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
　

　　春秋时代，统治阶级是一个金字塔形，王、诸侯、大夫，以下的这一阶层就是“士”，“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再下去就是庶民和奴隶了。因此它是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一方面他们有机会学上层贵族的文化，一方面他们又比上层贵族多接触平民，也多懂一些实际生活的知识。到各级贵族逐渐为奢侈的生活腐化时，他们把土地紧握在手里，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地主阶级。
　

　　到战国时代，他们成为了社会上的中坚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也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他自身的利益活动起来了。
　

　　当时的“战国七雄”，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秦，一边是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六国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贾谊《过秦论》）秦也极力招致其他各国的士以为己用。于是“士”在政治上便大大活跃起来。
　

　　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极盛，当时有出名的“四公子”——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这“四公子”都各养士数千人，俨然好象后世的政党领袖，拿着数千之“士”，作为自己的基本群众，也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呼风唤雨，左右政局。例如孟尝君，他的名望就比齐王还大，齐王想把他废掉不用，也不能够。
　

　　历史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是和这“四公子”对“士”的尊重有关，随便举几个谈谈。
　

　　平原君有一个很宠爱的美人，有一天在楼上看见一个跛子走过，大笑起来，第二天那个跛子跑来对平原君说：“听说你很尊重贤士，所以许多士都不远千里而来，现在你的美人笑我残废，我希望能得到那个美人的头。”平原君以为他是说笑话，也笑着答应他，却不放在心上，美人始终没有杀，不料后来他门下的士，一个个走掉。一年多就走掉一半，说他“爱美色而贱士人”，不愿为他所用了。逼得平原君最后还是不能不杀掉他所宠爱的美人，向那跛子道歉。
　

　　又如春申君，门下三千食客，都穿着珍珠镶嵌的鞋子，“珠履三千”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又如孟尝君门下有一个老头冯驩，发了好几次牢骚，要求食饭时有鱼吃，出门时有车坐，还要孟尝君给他养家，孟尝君都答应了。
　

　　战国时代，士的政治活动，规模最宏大的要算苏秦的“合纵运动”和张仪的“连横运动”。在这两个运动里，苏秦、张仪的身份已经成为一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远非“门客”可比了。尤以苏秦的“合纵运动”最为成功。
　

　　苏秦的“合纵”，是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的。他游说燕、赵、韩、魏、齐、楚，获得成功。六国都赞成他的主张，推他为“纵约长”，并为六国共同的宰相。
　

　　据《史记·苏秦传》的记载，在“六国大封相”后，苏秦回家时，诸侯都派使臣送他，人数车辆很多，隆重极了，就像王者出巡一样。连周天子也要派人给他“开道”，远远去迎接他。苏秦的兄弟和嫂嫂，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苏秦的嫂嫂以前是很轻视他的，至此苏秦得意极了，对他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嫂顿首道：“以季子（苏秦字）位高而多金也！”从《史记》这一段记载，可以想见苏秦当时的“威风”。“位高而多金”，这也正说明了“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要向上爬了。
　

　　香港俚语，把“六国大封相”引伸为用残酷的手段做出的大案件，例如杀掉别人全家，也可称为“六国大封相”。于“史”虽然“无据”，但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六国大封相”的“威风煞气”。可算是“天才创造”。一笑。
　

　　和苏秦“合纵运动”相对的是张仪的“连横运动”，“连横”即要使六国诸侯联合和秦交好，拆“合纵”的台。但“连横”比不上“合纵”的成功，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但张仪在秦的地位，也曾佩相印，显赫一时。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士”的活动已消失了“浑水摸鱼”的有利条件，以后他们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支柱”地主阶级，虽然仍是实际政权的掌握者，但已经与战国时有所不同，他们是在皇帝之下“效忠”，要依据着一定的官僚制度去做官，而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自己兴风作浪，俨然和“国君”们“分庭抗礼”的大搞政治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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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脉脉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

　　有人在报上谈起马君武先生的诗，其中有一首《三卅纪事》诗，是讽刺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组织的（按：其时是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故题曰《三卅纪事》），很有意思。诗云：

　　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
　　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
　　赏钱妃子笑，赐浴侍儿扶。
　　齐楚承恩泽，今人总不如。

　　这首诗不带一个骂人字眼，而把叛国臣妾的丑态刻划得淋漓尽致，确是一首上乘之作。
　

　　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广大人民总是不甘屈服、要反抗敌人的。但统治阶级却有一些媚敌求荣、丑诋祖国的人，“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正是此辈的写照。
　

　　历史上也的确曾出现过一个“申申詈故夫”的具体人物，这个女人乃是晋惠帝的后妻羊皇后。晋惠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蠢材皇帝”，叫穷人“何不食肉糜”，就是他的杰作。这个蠢材皇帝的第一个“正宫”贾后，却是个非常厉害的悍妇，后来引起“八王之乱”，被赵王伦矫旨赐死。羊皇后没贾皇后那么凶，也不似她那么弄权，但却是个丝毫没有骨气的女人。（前后两妻，一悍一贱，这个蠢材皇帝，亦可谓倒霉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申申詈故夫”的女人谈起。
　

　　公元三一一年，匈奴族的“汉王”刘渊，派遣他的侄儿刘曜、大将石勒，率兵入侵，攻入洛阳，晋怀帝被掳，晋惠帝的未亡人羊皇后也就成了刘曜的战利品。
　

　　羊皇后被掳后，刘曜见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又纳她为皇后，并问她道：“我何如司马家儿？”她竟无耻地回答道：“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有丈夫。”不但“申申詈故夫”，还向“新夫”大灌“迷汤”！
　

　　但若依中国传统的“君子责人从宽”的古训，羊皇后毕竟还只是一个女人，虽为皇后，并未当权。另外有一些乘国当权，且又自夸是饱读诗书的“名士”，也向敌人摇尾乞怜，那就更加可耻了。这类人的代表，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与羊皇后同时的西晋大臣王衍。
　

　　王衍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豪门，《晋书》称他“既有异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当时士风尚清谈，他做了大臣，仍以“名士”自居，有客来访，唯谈老庄。洛阳城破，他被石勒所俘虏，怕石勒怪他，自己说我一向不问政治，并且再三劝石勒“称尊号”，做皇帝。石勒很鄙视他，骂他“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预事？”就把他杀了。又有另一个豪门王浚，平时门第的观念极深，但到了“胡乱”来时，就把女儿献给鲜卑的一个小官，并帮助敌人转过来侵略自己的国家，其后也被石勒处死。
　

　　可见媚敌求荣，不一定就能够从心所欲，而且更多的是“求荣反辱”。
　

　　我们再以马君武诗中的“齐楚承恩泽”的伪齐皇帝刘豫来作例子。
　

　　刘豫的“大齐”是南宋时代金人在中原地区所树立的傀儡政权。本来金人在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之后，最初立的儿皇帝是张邦昌，僭号“大楚”。金军去后，他自己没有军队，害怕民众起来杀他，便听部下吕好问之劝，将“帝号”取消，迎奉当时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回京，仍立赵氏为主，算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人。刘豫就不同了，他本身是宋的高级将领，降金之后，掌握有一部分伪军，可作为政治资本，因此当他听得金主要选择一个傀儡继张邦昌之后做儿皇帝时，他就多方运动，三一年，金主正式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册文写明要他“世修子礼，永贡虔诚”。刘豫也欣然受命。
　

　　刘豫做了儿皇帝，十分卖力，不断南侵，作为金侵略者的前驱。初时金主也曾夸奖他，可是他也没得意几年，到了一一三七年，他派遣地的两个儿子刘麟、刘猊与孔彦舟三路进兵淮南，被韩世忠、杨沂打得大败，他的伪军残部的战斗力便不大了。
　

　　恰值其时金兵也因在屡败之后，想与南宋划河为界，成立“南北朝”的局面。金的大将挞懒便建议废弃刘豫的伪组织，与宋谋和。初时粘罕不同意，后来见刘豫的力量已残存无几，失了利用的价值，也就只好同意了挞懒的主张。

　

　　一一三八年，金国四太子兀术，轻骑突入汴京，擒了刘豫，次日兀术召集伪朝文武，宣读废弃刘豫的诏书。诏书内有十六个大字：“建尔一邦，逮兹八载，尚动兵戎，安用国为！”伪齐就这样被消灭了。
　

　　刘豫解出汴京，尚图倖免，哀求挞懒、兀术开恩。挞懒说：“你自己瞧吧：当年赵桓（钦宗）出京的时候，老百姓还头上顶着香，哭泣号陶，替他求恕。今天你解出汴京，老百姓没一个可怜你，你自己怎不惭愧？”
　

　　可见被老百姓唾弃的媚敌求荣者，连敌人也是看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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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霸王难免别虞姬

　　历史上“英雄的悲剧”很多，“英雄的悲剧”各各不同，但最具典型意义而又最被人所熟知的一个恐怕是应数“霸王别姬”了。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广东话诗就是咏他的。诗道：

　　又高又大又峨嵯，临死唔知重唱歌。
　　三尺多长犀利剑，八千靓溜后生哥。
　　既然凛泵争皇帝，何必濒沦杀老婆。
　　若果乌江唔锯颈，汉兵追到屎难屙。
　

　　（按：“峨嵯”是广东话的的“高大衰”之意。“凛泵”在广东话中是“纷纷”貌，“濒沦”是“匆忙”貌。这两个辞语在字典中是没有的，只能用同义字替代。）

　　此诗夹叙夹议，用诙谐的口吻评论历史人物，堪称通俗文学的上乘之作。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项羽有过失也有功劳。在推翻秦的统治上，他作了很大的贡献。秦以暴政而失人心，他敢想（彼可取而代之）、敢干（不畏强秦，以少胜多），历史功绩，不容抹煞。明代思想家李贽（卓吾）写到巨鹿之战，就大赞项羽是大英雄。不过，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那就是违反历史潮流了。
　

　　在推翻秦的统治上，项羽的赫赫战功，那是比刘邦大得多的。可是项羽在大战章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却让刘邦先入了关。刘邦一入关，首先就笼络地主阶级，收买人心，宣布废除奏的严刑酷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与盗抵罪，其他秦朝刑法通通废掉）。这样他的政权就得到地主阶级的积极支持了。
　

　　项羽当然不甘刘邦为王的，他挟着优势兵力，跟着也进了关，自立为西楚霸王，更违约立刘邦为汉王，另外还把许多六国遗臣都封了王。他入关后的措施与刘邦截然两样，他一把火将秦的宫殿烧个干净，据说烧了三个月才熄，还纵兵劫掠妇女珠宝。如此措施，当然不能收拾残局，也大失人心了。
　

　　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但刘邦终于能够打败项羽。刘胜项败，原因虽然很多（主要原因是刘邦得到新兴地主阶级支持，而关中是富庶之区，经过刘邦的经营，支持战争的经济能力也要比项羽的强），但项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太史公评项羽，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评有对有不对，施政要合乎历史潮流，原不必“师古”，而且项羽在政治上的措施，小处不谈，从大处说，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就恰好是“师古”的（效法古代的封建割据制度）。不过太史公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则是说对的。项羽把灭秦的功劳都归于自己，样样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忽略了帐下英雄”（清代嵇永仁在剧作中借剧中人物社默间接批评项羽的话）。他常自以为是，不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刘邦能用张良、韩信、萧何三杰，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劝他在鸿门宴杀刘邦，他不听。后来反而信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对他不忠，气得范增出走，至彭城，疽发背死）。不善于采纳众议，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如楚霸王那样被迫“别姬”的。
　

　　项羽败亡时的结果是很悲惨的。据《史记》描写，他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山下）被包围时，汉的谋臣张良教汉兵四面唱起楚歌，叫项羽部下出征的农民想起故乡，都不愿拼死，纷纷逃散。项羽这时知大势已去，唯有向他宠爱的虞姬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了。到逃亡至乌江时，以“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这位力能拔山举鼎的“大英雄”，终于只有以“乌江自刎”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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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末代皇帝的命运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所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真可说得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因为在溥仪之前，中国皇帝从无自传之作；在溥仪之后，中国则不可能再有皇帝出现了。
　

　　一九二四年，溥仪十九岁的时候，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来悄悄逃往日本公使馆。当时作为溥仪和日本人的桥梁的，是大汉奸郑孝胥，他在“护送”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途中，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道：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郑孝胥这首诗是“丑表功”，实际上正是他把溥仪送入“虎穴”——逃至日本公使馆之后，终于被人利用，做了伪满的傀儡皇帝。
　

　　不过，“青史茫茫无此奇”这一句话，对于溥仪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适合。
　

　　现在就让我们翻翻历史，看看中国历代的末代皇帝的命运。
　

　　概括来说，末代皇帝的命运，大致离不开后面所列的三种下场。
　

　　第一种，被权臣或悍将所篡位，成了“废帝”之后，绝大多数被杀掉。例如汉献帝刘协被曹丕所篡，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所篡，南朝的宋顺帝刘凖被萧道成所篡，齐和帝萧玉融被萧衍所篡，梁敬帝萧万智被陈霸先所篡，唐哀帝李柷被朱温所篡等等都是。上述诸例，除了汉献帝得“寿终正寝”之外，其他都被新皇帝杀死。
　

　　第二种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自杀或被杀的。前者如明代的崇祯皇帝，后者如隋代的隋炀帝。
　

　　明崇祯帝朱由检在外敌压境之际，采取了消极抗敌甚至妥协求和的政策，但对内却毫不放松，当时全国闹大饥荒，激成民变，他积聚了大批库存（《明季北略》载李自成入京后，发现他“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却丝毫不肯拿出来救灾，反而用了全力去镇压那些“逼上粱山”的农民军。终于在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时候，逼得在景山上吊，上吊之前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斩断了一条手臂。
　

　　隋炀帝则是因奢侈荒淫，而又穷兵黩武，造成了全国大混乱的局面，引起“十八路烽烟”（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起义军，如瓦岗寨、高鸡泊），终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杀的。这位末代皇帝在全国大混乱中还纵情淫乐，常常对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且不管他，快乐饮酒吧。”又常取镜照面，对皇后说：“大好头颅，不知该谁砍之？”结果十八路烽烟未烧至江都（今扬州，隋炀帝其时已离开京城，躲在江都享乐），他最亲信的卫士已在宇文化及率领下叛乱起来，他怕捱一刀之苦，自己解下巾带给叛军绞死。
　

　　第三种是在国亡家破之后，做了敌人的俘虏的。如南唐的宋代皇帝，著名的词人李后主与北宋的徽钦二帝。
　

　　李后主被宋太祖俘去后，封为“违命侯”，据说因他填了一首《虞美人》词，里面有两句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宋太宗（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其时宋太祖已死，由弟接位）说他有“故国之思”，就赐他吃“牵机药”，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服下之后，“柔肠寸断”而亡！
　

　　北宋徽钦二帝的遭遇更惨，他们被金人掳去，北解燕京（今北京），途中受尽折磨。据宋人平话《徽钦北狩》所说，他们吃的是粗粝，想求一碗汤饮都不可得，离开自己的皇宫后，两人未洗过面，押解他们的金朝小官，拿余酒残食给他们，还揶揄他们说，你们不吃，将来更没有吃的了。又调戏钦宗的皇后，叫她在筵前陪酒唱歌，徽钦二帝也被迫以青衣侍酒。父亲徽宗赵佶，未到燕京，便病死在均州。儿子钦宗赵桓到了燕京之后，被金主囚在一个和尚庙里。有一个胡娣，料理他的饮食，两个人吃饭，每月只发五斗米，一捆柴。如此折磨，还嫌不够，到了他六十三岁的晚年，金主亮还要他和另一个也是当了金人俘虏的辽国皇帝耶律禧赛马。就在他们“赛马”的时候，下令叫骑兵用箭从他们的后心射入，前心射出，钦宗坠马而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
　

　　与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相比，溥仪的遭遇最奇，也最“幸运”。
　

　　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可以说他都遭遇过。他是被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他又是被袁世凯用权术迫他“退位”的；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从溥仪这方面讲，也可说是被袁世凯篡位的；他曾做了苏军的俘虏，一九五零年八月，苏联政府把他交还中国，他的“身分”是战犯，被安置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兼有三种遭遇，但结局却大大不同。他曾任政协委员。在“文革”中他也比许多人“幸运”，虽曾受“批”，却是寿终正寝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被释放后是第四次做“皇帝”，是中国的一个公民，真真正正做了国家的主人。而在以前，他三度为“皇”，却都是傀儡皇帝。
　

　　以前他的“忠臣”之一的陈曾寿，曾因他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被日人挟制而感到悲痛，在丁巳复辟二十周年（一九三七年）的时候，赋有诗道：

　　旧恨惊心耿不眠，沉沉影事渺如烟。
　　羊求歧路途何向，葛采旄丘岁几迁？
　　同梦未甘成己背，销魂难再是丁年。
　　分明后剧非前剧，苦语何由诉九泉。

　　诗中颇有慨叹他误入歧途之意。但要是陈曾寿未死的话，他这种慨叹是可以烟消云散了，因为溥仪毕竟是从歧路上回过头来，他是以中国一个公民的身分度过他的后半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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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明天子半庸才

　　皇帝自称“天子”，自认是“天生圣人”，除了喜欢人家叫他“万岁”之外，又喜欢人家称颂他是“圣帝”"明君"，其实这也是一个讽刺。
　

　　可惜古代没有“智力测验”（当然，即使有也没人敢去测验皇帝）。但从史实上看，在中国二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如晋惠带就是位典型的白痴，有一次他听说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就说既然如此，“何不食肉糜”呢？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得蛤蟆叫，又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五六岁时，就常常爬到一丈多长的帐竿上，学做猴子。十多岁时，常常夜晚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还和左右商量，想毒死太后。左右说，你毒死她便要做孝子，要守灵，不能再跑出宫去胡闹了，他这才不敢。
　

　　南朝的齐，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夜晚捉老鼠捉了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再举一些比较有名的皇帝为例。宋徽宗时，金人入侵，已经包围京师了，他不想法子抵抗，反而相信一个道士郭京的话，说可以施用“六甲法”，招来天兵天将退敌，结果做了金人的俘虏。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太不成话，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又有一个进士侯进贤，自称善医阳萎，曾自煎汤药亲手给宰相薰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朱见深此人又是个“瘾君子”，尝令内监到市上去收买鸦片。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见朝臣，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上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
　

　　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曾有人要写“怪人列传”，依我看来，许多皇帝都有“入传”的资格。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溥仪晚年以怕老婆著名。老婆不满意他的原因，除了他性无能外，还嫌他“特别笨”（见沈醉写的《皇帝特赦以后》）。溥仪是否特别笨，我们不知，但历史上总是“昏君”多，“明君”少，却是事实。有人曾经把皇帝作为一种类型研究，结论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晋惠帝听说百姓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大惑不解，反问左右：“何不食肉糜？”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见蛤蟆叫，又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是出名的顽童，喜欢晚上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齐朝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萧宝卷，最喜欢捉老鼠，常常夜晚捉老鼠捉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明朝也有一个像溥仪那样性无能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为求“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称，如僧继晓，擅“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他的宰相万安也精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又一个以自称善医阳痿而得官的御史，人称“洗鸟御史”（因为他曾亲煎汤药给宰相董洗，并因此而获知于皇上）。朱见深又是个瘾君子，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坐朝，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土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就退朝了。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是举不胜举的。因此有人说，在“万岁从来多短命”的下面，还可以加上一句“圣明天子半庸才”。“天子圣明”，这是封建时代的套语，其实和称皇帝为”万岁”一样，都是讽刺。
　

　　溥仪能够做植物园的管理员，还能够写自传（虽然经过老舍的润饰），比起历史上那些昏君，他似乎还不能算是特别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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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岁”从来多短命

　　在封建皇朝，臣下叩见皇帝的时候，先要三呼“万岁”，这“万岁”二字，等于是皇帝的尊称，其实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史以来，皇帝总是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就越是短命。
　

　　前几年我无聊时，忽发傻劲，拿中国各个朝代皇帝的寿命，作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算是最长命的皇朝，共五十九年，而五十九年中，却换了八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廿四年中换了七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寿命平均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是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就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来说，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无信史可考的，传说中的长命皇帝不算）。
　

　　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数得计：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乾隆（八十九），嘉庆（六十一），道光（六十九），咸丰（三十一），同治（十八），光绪（三十八），宣统（六十一）。十个皇帝总共岁数是五百一十八岁，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二岁，亦不过“中人之寿”而已！
　

　　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是理所必然。我们平常也可看到，劳动人民多是健康长寿，而富贵人家娇生惯养的子弟，却常常都闹毛病，经不起风吹雨打。富贵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的皇帝。皇帝的家庭是与社会隔离的，也是与大自然隔离的，他们过着皇宫的阴暗生活，又哪里会长命？而且更大的原因是，荒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等如慢性自杀，就是健康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那些皇帝在遗传上已经是体质脆弱的呢！
　

　　溥仪的身体本来也很弱，据《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还是由于在俘虏营中的时候，一方面得到适当的医疗，一方面从事合乎体力的劳动，因而才转弱为强，健康起来的。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做了皇帝想升仙，神仙做不成，就想“万寿无疆”，皇帝喜欢臣下称他为“万岁”，大概就是这种心理表现吧。其实用“万岁”来当做皇帝的尊称，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史以来，皇帝总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越是短命。
　

　　有人曾拿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做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中，已经算是最长命的皇朝了，共五十九年，却换了七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只二十三年就换了五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平均寿命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东汉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起来，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但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还不到五十二岁而已。
　

　　溥仪死于一九六七年，虚龄六十一岁，不算短命，但也不过比“中寿”稍微好些。不过有一点要知道的是，溥仪是经过“劳动改造”的，特赦之后，有一个时期，还在北京植物园做管理员。如果他是一直处于深宫，纵欲无度，一定活不到这个岁数。据潘际炯写的《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就是在俘虏营中从事体力劳动结合适当的医疗冶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