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 寻子

减肥不要紧

一群来自破碎家庭的父母。家庭破碎，源于孩子的失踪。这些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寻找孩子，成了他们人生下半场的主题。


北京宋庄，蒋文俊在李月领的画作前伫立凝望。画家李月领创作了以失踪儿童为主题的作品——《孩子》，61幅画像都是依据家长提供的照片创作而成，虽然是用特殊的油画表现方式，但依然看得出每个孩子的天真和可爱。寻子18年来，蒋文俊跑遍了大江南北，她的孩子丢失时仅7个月大，这个母亲甚至没有一张孩子的照片，她十分希望李月领能帮她画一张孩子的肖像。



重庆合川，64岁的刘贤志在家中哭泣着呼唤孙子回家，每日以泪洗面。今年4月14日，8岁的刘俊麟在小区里失踪。此前他一直跟着爷爷生活，父母都在省外工作。刘俊麟失踪后，他的父母赶回重庆报案，家人找遍了合川区的大街小巷，但却没有任何消息。在我国，留守儿童、流动儿童正成为被拐卖的高危人群。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入托率低、看护不力，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罗兴珍今年57岁，1995年在都匀打工时，5岁的儿子胡华北和7岁的女儿胡华兰同时被一个红衣女子带走，从此渺无音讯。18年来，她一直不敢离开这个城市，每天守在汽车站旁的鞋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有一天能回来。罗兴珍计划等自己干不动了，就乘着火车边乞讨边找孩子。她的爱人今年59岁，在全国四处打工，每到一个城市，就如大海捞针一般四处寻找孩子，挣够路费，又到下一个地方继续寻找。养儿防老是中国的传统观念之一，丢失孩子又缺乏社会保障的家长，老无所依成了他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



田照琴的儿子陈夏昌1999年在贵阳市被拐，时年不足4岁。孩子丢失以后，田照琴的爱人陈辅余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他的寻人启事上除了印着孩子的信息外，还加了一段感慨：“年年无望年年望，处处无寻处处寻”。结识了更多有同样遭遇的家长以后，陈辅余在外不仅寻找自己的孩子，也帮着其他家长寻找孩子线索。很多家长从开始时寻找孩子，慢慢成了防拐打拐志愿者。中国最大的寻人网站“宝贝回家”网的志愿者中，不少就是寻子的家长。



6岁的郝博文2009年3月在郑州走失。5年间，父亲郝东峰几乎从不缺席寻子家长们组织的各种寻子活动，他家里的火车票已是厚厚一沓，每次出去，短则四五天，如果跟着寻子车去宣传，一两个月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这几年找孩子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家庭的经济收入只能依靠妻子做的小生意支撑。郝东峰认识很多跟他情况相似的家长，丢失孩子以后，家庭经济日渐困难。花在寻找孩子上的交通费、广告费、复印费都是不小的开支。对于儿童被拐的家庭，我国目前尚无抚恤补助机制，这些家庭多数本身贫困，在孩子丢失之后，更加剧了生活的困难。



北京的一间出租屋内，6年前女儿姚丽的失踪将这个家瞬间撕裂，姚丽的母亲经常做同一个梦，梦里丈夫带着女儿出现在她面前，她开心地伸开手想要抱女儿，但一伸手女儿和丈夫就都不见了。这个梦境6年来一直折磨着她，她害怕做这个梦，但又渴望回到梦中，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感觉到女儿的存在。姚丽的父亲在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寻找了几千公里后，几近崩溃。这对夫妻经常为女儿的事相互指责，吵架甚至打架都经常发生。“女儿是我们的心头肉，她的梦想是以后能成为一名空姐，在她失踪前几天，我还特意请假带她去看了一场空乘的招聘会，女儿开心的手舞足蹈。如果有一天被我抓到拐走孩子的人贩，一定会弄死他，甚至都还不够，千刀万剐也不能解我心头恨”姚丽的父亲说。


很多家长责怪自己没看护好孩子，但一些孩子的丢失则实在离奇，甚至让人感觉可怕。2012年1月5号晚上，彩利姣出生仅百余天的女儿袁思涵被人从家中偷走，直到彩利姣晚上醒来准备给女儿喂奶，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她根本就想不到，孩子会在被窝里被人偷走了。31岁的彩利姣因为思念孩子时常精神恍惚，每一次希望带来的打击都让她更加痛苦。今年7月份，有人声称见到了她的女儿，彩利姣和家人赶去，最后也没找到孩子的下落，出发的前一天彩利姣在日记里写下：“涵涵，妈妈终于等到了，明天爸爸妈妈就去找你，希望明天就能够见到你，希望那个孩子就是你，不要再让爸爸妈妈受煎熬了。涵涵，妈妈真的快崩溃了，不要再给妈妈躲猫猫了行吗？涵涵，等着妈妈去接你！明天伯伯、爸爸、妈妈一起去接你！涵涵，妈妈想你。”



十年了，陈新红说自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每一天心里都在流血。她在深圳南山区的出租屋内住了整整十年。这个地方曾让她伤心欲绝，长时间内处境艰难。但这里现在是他们寄予希望的地方。2004年2月16日傍晚，两岁半的陈琦正在父母的摊位边玩耍，邻居曾经提醒过她，说这个孩子太漂亮了，小心别被人给抱走了。母亲陈新红做了一单生意转身回来，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发现孩子就这样在眼皮子底下消失了。她的爱人已经记不清印了多少份寻人启事，到处张贴，担心悬赏不够，自己又用笔一张张在悬赏金额后面加上一个“0”。“只要孩子能找回来，倾家荡产我们都无所谓了，有时候特别希望有人能帮我们一下，但还是只有我们夫妻俩来承受这一切，生活只能更加坚强。现在这里的房租一个月是1200元，我想再等十年，再等十年孩子就22岁了，说不定就能自己找回来了。” 陈新红的心思和另外一些不愿放弃的父母相同，他们总想着，自己留给他人的联系地址和电话都是孩子丢失时的居住地，留在这个地方，有消息总能第一时间获知，因而不愿意离开。



1989年3月，6岁的陶泽福正在读小学一年级，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丢失。陶泽福的父母当时在黔西县农场里工作，家里还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是村里最先盖楼的一家人。陶泽福失踪后，他的母亲生了一场大病，由于没有及时医治，一条腿瘫了。找了很多年都没有陶泽福消息的父亲，难以承受这个打击，家里墙壁和村里的围墙上，被他写满了各种“咒语”，整个人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贵州黔西，57岁的李先群坐在自家的楼道里着洗衣服。1989年她7岁的儿子刘建军丢失。一转眼，已经过去了25年。“如今儿子已经三十出头了，人海茫茫，也不知道他会在哪里，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李先群的话语中充满了悲伤。有一位寻子的家长说：“我有时甚至羡慕那些丧子的家庭，他们第一年很痛苦，第二年很痛苦，但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痛苦还会慢慢减轻。但我们呢，因为还留存着一线希望，寻找了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放弃，家不是家，人不像人，留存的一线希望，成了我们最大的绝望”。



事情的发生不过20分钟。直到现在，陈明英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大儿子罗嘉欣。2006年12月20日，在家门口与小伙伴玩耍的罗嘉欣被一个陌生男人抱上了面包车。车驶过附近的敬老院，街角一个卖炸土豆的老奶奶目击了这一切。她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因为临走时，男人对惊慌哭泣的罗嘉欣说，“走，带你去菜市场找妈妈”。罗嘉欣被拐以后，罗传红、陈明英夫妇又生育了一子。似乎是因为小儿子的诞生，陈明英一家才重获希望。但伤痛留下的疤痕却时刻影响着这家人的生活。被严加看管的小儿子也失去了同龄人自由玩耍的空间。许多孩子丢失的家庭，父母们都选择了再生一个孩子来弥补伤痛。因为有过孩子丢失的经历，家长们要么将孩子送回老家，要么再不敢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



看跟儿子一起拍的合影，张雪霞年轻又漂亮，而眼前才40多岁的她，显得特别苍老。以前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单位分配的房子，曾经是张雪霞的家，现在却是勾起她痛苦记忆的地方，除了偶尔过来整理一下东西，张雪霞很少再踏进这个家门。1991年，张雪霞3岁的儿子宋彦智在爷爷家门口玩雪时被一个黑衣男子强行抱走。人贩三个月后被警方抓获，但直至被枪毙都没交代宋彦智的具体下落。而后，张雪霞的爱人宋怀南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哪里有线索，就去哪里，一次次希望的鼓励，又一次次失望的打击，致使宋怀南换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最终，这位精疲力竭的父亲在寻找孩子15年后，在2006年大年初三，从家里的阳台跳楼自尽。除了一张写有“我只要我儿宋彦智”几个大字的纸条，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回忆起这些，张雪霞说：“寻子15年，他终于用那种方式解脱了自己”。



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小区里，唐蔚华说到儿子，脸上写满了骄傲。虽然已经寻找了孩子十五年，但唐蔚华依旧坚信儿子终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身边。1999年8月，人贩在上海市虹口区将唐蔚华4岁的儿子王磊拐走，人贩被警方抓获后，却一直不肯交代孩子的下落。人贩在上海被关押的7年里，唐蔚华几乎每个星期都到监狱去探望这个人贩，哀求他说出自己孩子的下落，甚至变卖家产送给这个人贩。常人无法理解她这种行为，她解释说，“除了这样，我还能怎样呢，这是我找回孩子的唯一希望啊！”。这些年唐蔚华在寻找孩子上已经花费了300多万元，原本蒸蒸日上的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朋友曾劝唐蔚华再要一个孩子，但她考虑再三还是放弃了。“爱是不能分享的，如果再要一个孩子，我感觉是对磊磊的背叛，对新生的这个孩子也不公平，因为我不能把所有的爱都给他”。现在唐蔚华隔三差五就跑去各地参加寻子活动，多一分希望的同时，她也相信自己不断的付出，类似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终会感动老天，让孩子回来的。“我坚信孩子一定能回来，我还保留着他以前所有用过的玩具、穿过的衣服，等他回来我要跟他说上几天几夜，把这些年的故事全部告诉他。告诉他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他，爸爸妈妈一直深深地爱着他”。



杨晓青是深圳市的一名的士司机，也是一个苦苦寻找孩子的父亲。悲剧发生在2004年12月19日，杨晓青带着儿子杨小弟在楼下玩，遇见有人招呼他下棋，他让孩子在旁边玩耍，自己下了3盘棋。突然有人说“杨小弟不见了”，他急忙起身去四处寻找，可是已不见了儿子的身影。10年了，对于杨晓青来说，寻找儿子杨小弟的愿望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深圳天冷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我的车上开着空调，车里暖暖的，就忍不住去想着孩子现在穿得怎么样，会不会被冻着”。10年来，他找遍深圳附近的大街小巷，一直坚持做出租车司机，每天将印有儿子信息的卡片放在车上，一有时机就拜托客人帮助打听线索。令他感动的是，这些年来，许多陌生人在听说了他的遭遇后，都伸出了援助之手，有的帮助印制“寻子扑克”，有的主动多给小费。但是，杨小弟却一直没有音讯。



吴玉龙1993年在四川古蔺县乡石硪街上被抱走拐卖，此后再无音讯。近几年来，吴玉龙的姐姐一直在通过各种方法搜集着关于弟弟下落的线索。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了一份拐卖儿童案件的材料，其中几张孩子的“价格单”让她触目惊心，这些孩子就像商品一样，写上性别、价格，然后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据另一个寻子家长肖超华的了解，在他丢失孩子的2007年，一个男孩价格为一两万块钱。2009年全国开展“打拐”专项行动后，拐卖难了，价格涨到五六万。现如今，一个小孩甚至可以卖到八至十万块。而且很多被拐孩子在最终到达收养家庭前，还经过了层层转手，通常来说“长得越好看的，越贵；年纪越小的，越好卖，最好几个月大，一岁多点，刚刚断奶的”。



肖超华疲惫又失落的躺在家里的床上，这是春节后他第一次回家，跟妻子短暂团聚后，他很快又要出发去寻找孩子。2007年2月14日晚上，肖超华5岁的儿子肖晓松在自家的服装店门前丢失。这些年来，肖超华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每一个省市。2010年，肖超华和几个家长商量，找孩子的交通费用太大，不如凑钱买辆车，这样找起孩子来花费也会少一些。于是，4个孩子家长合伙买了一辆面包车，继续着寻子之路。2012年，这4个家长得知了“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后，把寻子车开到了北京宋庄，找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然后一起建立了公益组织——“寻子之家”。如今，“寻子之家”为这些家长们提供了一辆依维柯作为寻子车，车上放了很多关于防拐、打拐的展板，这些家长们在出去寻找孩子的同时，也能在各地进行宣传。



杭州西湖边，高伟涛和朱健聊着关于“家”的种种猜想。无数父母在寻找着孩子的同时，也有被拐的孩子在寻找着亲生父母，高伟涛和朱健就是其中之一。高伟涛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不确定自己是哪里人，但他六岁时就知道自己不是家里的亲生孩子。他依稀记得自己的亲生父母说四川话，家里还养有几只鸡和鸭，住土坯房，这是他对真正的家唯一的记忆。高伟涛从来到养父母家开始，逮着机会就往村外跑，他想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无数次“逃跑”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换来的是养父一顿顿的暴打。他越发的痛恨养父，痛恨把自己拐卖到这个偏僻农村的人贩。2011年，已经二十多岁的高伟涛彻底从家里逃了出来，他决定开始找家。他参加各地的寻亲活动，站在台上诉说自己的成长经历，展示每一处细微的身体特征。几年时间里，高伟涛一边打工，一边找家，认识了很多寻子的家长，也认识了很多寻家的孩子。每每看到电视节目里亲人重合的场面，他就抑制不住地流眼泪。即便这样，高伟涛也还算是幸运的，他听说一些被拐儿童被卖到了各地成为用于赚钱的乞讨儿童，更惨的则被卖到黑砖窑充当劳工。现在高伟涛在杭州做保安，这份工作是跟他有相同经历的寻家孩子介绍的。休息时，这些举目无亲的孩子就会聚到一起，互相安慰，互相鼓励。说到未来，他们都只有一个想法——回家。



凄风冷雨的夜晚，一次寻子父母自发组织的活动里，伍兴虎和胡星坐在路边互相安慰着。2007年11月，伍兴虎刚满1岁的儿子伍嘉诚在陕西蒲城县被人贩从怀里抢走。2002年3月，胡星4岁的孩子胡锦杨在无锡市胡家渡村失踪。两人都一样，从孩子丢失那天起，就一直在寻找。这些寻找孩子的家庭遭遇几乎都一样——债台高筑、倾家荡产，甚至因为思念孩子疯了，自杀了，同时家里其它亲人也都是个个心力憔悴。通过网站及媒体报道，不同地域的寻亲家庭逐渐认识，形成了一个个自发的寻子组织。家长们可以在QQ或者微信群里毫无顾忌的诉苦，定时组织寻子活动。相同的遭遇让他们相互信任并彼此提供帮助，有的家长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却帮其他家长找到了孩子。寻子的家长们相信，只有互帮互助，抱团取暖，孩子才有可能早一天回到自己的怀抱中。



长久以来，如罗兴珍一般对网络毫无所知的家长，除了看不到尽头的等待，似乎再没有其它选择。她找孩子最常用的方法是拜佛和算命。十多年间，罗兴珍走遍了都匀市周边的大寺小庙，甚至还跪求过毛主席像。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曾经告诉她，孩子满了17岁后便会自己找着回家。让罗兴珍失望的是，孩子现在已经二十出头了，依旧没有任何消息。但罗兴珍始终不肯放弃这种看似荒谬的寻子方式，她像抓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抓着这仅存的希望。



失踪儿童刘俊麟的父亲在大街小巷一次次张贴着印有孩子照片的《寻人启事》，盲目的寻找中，任何可能性家长们都不会放过。寻找孩子的父母们在孩子丢失的城市里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或者登报。上面往往写着“五万”、“十万”、甚至“一百万”的悬赏金额。一位寻子家长伍兴虎说：“在一些地方粘贴寻人启事，还要注意躲着保安，如果被抓到不仅要被训斥，肯定还会让你清理干净，看着辛苦印来的寻人启事被撕掉，心里痛的像是在滴血。特别是人流量大的城市中心，有时要三更半夜悄悄跑去贴才行”。很多家长在孩子刚丢的一段时间里，也都会选择到庙宇里去算命求卦。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家长的答案是“能力有限”，或者是“当时已经慌乱，只知道这样做”。



一位父亲从手机上翻出了一条陌生号码发给他的短信，寻找女儿的这些年里，他已经记不清收到了多少次这样的短信。“每次都说知道自己孩子的下落，甚至还有的利用PS把我们张贴在寻人启事上的照片修改以后发来让我们辨认的，但联系以后，兜兜转转总是开口要钱”，这位父亲说，这些年认识了很多跟他有相同遭遇的寻子家长。其实这些骗局只要稍加辨别就可以识破，但家长们很多寻子心切，不少人都被骗过。



“我们不能改变社会，只能去适应社会”，李钟祥一直是这样想的。他没有把寻找孩子的希望寄托在政府机构上，一直坚持着“自己找”。寻找孩子的这些年来他已经开坏了三辆车，这是第四辆了，“26万公里，30万公里，27万公里，现在这辆16万公里”，扳指一算，累计行程差不多99万公里。为了让自己孩子的信息散播更广，也为了能引起更多人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关注，李钟祥可谓“费尽心机”。他开车拖着这个收买孩子的“买家”四处宣传打拐知识，把新买来的牛仔裤剪出破洞，甚至用毛笔在脸上写寻人启事。这一切近似疯狂的举动，都只为了能让路人多驻足哪怕一秒。“越多人知道我，孩子找回来的希望就越大”，李钟祥相信自己的做法没什么不妥。在外面做活动的时候，李钟祥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最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能笑，要搞得压力很大的样子。我在广场上架起大音响，基本就唱《宝贝，你在哪里》、《别让妈妈的世界泪雨飞》这几首歌。唱到“宝贝，你在哪里？”这句歌词的时候，情绪一定要到位，如果跟不上节奏，效果就不好了。另外，就是经常要推出一些新鲜的东西，不然别人看几次以后就没兴趣了”。然而即便这样，一些围观的路人还是很怀疑李钟祥的举动。“他们觉得孩子不可能就这样被拐走了，被拐走以后，就会找不到了。我只是想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真的！”李成龙说。



“寻子之家”的寻子车从北京出发，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省份，时间近一个月，家长们一路沿途打听自己孩子的下落，同时在各个途经的地方做防拐宣传。2013年冬天，肖超华和伍兴虎开着寻子车来到了廊坊市乡镇上的一个农贸市场进行宣传，这是他们这次活动的最后一站。印有丢失孩子信息的展板被伍兴虎一路排开，但路人眼里透露出的更多是疑惑。甚至一个老妇人跑来问伍兴虎：“你们这车里装着多少个孩子，怎么卖啊？”。说起寻子车，伍兴虎不无感慨：“第一次开寻子车出去的时候，看见路边小树都觉得一叶一枝像是一种希望，但这么多年了仍在迷茫的寻找，现在看到这些树枝就感觉像利器一样划在心上”。



寻子车日夜奔波，虽然很颠簸，但蒋文俊还是靠着车窗睡着了。这次寻子活动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寻子父母们每天都挑着最便宜的小旅馆住，吃简单的大排档，大伙都有些疲惫。因为寻子车被贴满了丢失孩子的照片，阳光也照不进来，只是照亮了照片上一张张可爱的面孔。



高伟涛和杨海军在开往重庆彭水的火车上沉沉睡去，他们准备去参加“宝贝回家”网站举办的一次寻亲宣传活动，一路奔波，两人都很疲惫了。他们都曾经是被拐卖的孩子，童年都一样不快乐，经常挨打，最后都选择了从养父母家中逃离，找寻自己真正的血脉亲人。唯一有点区别的是，杨海军的这条回家路，已经走了三十年。但不论年纪大小，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称自己为“孩子”。杨海军寻家的三十年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想到过放弃，但听了一段朋友和母亲的对话，让他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论你什么时候回家，家永远是你家，妈永远是你妈”，听到那个母亲对儿子说的这句话，杨海军哭着跑开了，发誓不管多么困难都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家。而他跟高伟涛的认识，也是缘于去年“宝贝回家”网站在贵州毕节的一次寻亲活动。当时“宝贝回家”联系了十个寻家的孩子来参加活动，没想到现场竟然来了500多个寻子的家长，高伟涛和杨海军都被这样的场面震惊了。上台前高伟涛和其他“孩子”躲在后台，“害怕被前面的家长直接抢了去，因为他们都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是他们的孩子”。幸运的是，这十个孩子中，有一个通过了DNA比对确认了亲子关系，找到了自己的家。高伟涛和杨海军一直被这件事激励着，他们相信奇迹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2013年9月23日，徐州沛县，汽车站边的小旅馆里，寻子的父母们正在对第二天的活动进行详细分工。这三十个家长从山西、浙江、湖南、云南、四川等地赶到徐州，目的是声援一个叫张彩红的家长。张彩红是一位丢失了孩子的母亲，2010年，她偶然得知了孩子的下落，之后便设法找回了孩子。不料在去年（2013）8月底，她被孩子的养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索赔抚养费。这件事的发生让很多寻子的家长们感觉荒诞至极。“为了寻找孩子，我们的家庭支离破碎，整个人备受煎熬，如今还没有追究买孩子的人，反倒被起诉了，简直天理难容！”，一条条充满着愤怒的消息在QQ和微信群里相互传递。寻子的家长们决定行动起来，“让那些买孩子的人知道谁才是孩子的爹！”。



“养父母状告养子案”开庭这天，张彩红儿子的养父母一行姗姗来迟。他们在起诉书中向张彩红和她的儿子提出索赔20年的抚养费计30万元。而在寻子家长们怒不可遏的同时，养父母也觉得自己有一肚子苦水。“从良心上、感情上，我接受不了。我要用法律讨个说法，要让大家看看，他有没有良心。20年了，他一点感情都没有。我肯定要抚养费，我不能白白付出”，张彩红儿子的养父如此表示。事实上，收买孩子的养父母喊冤叫屈已经不是第一次。一个寻子的家长说：“几年前我们跟着警察到福建解救了三个孩子，没想到，那三家养父母竟聚到一起，跑北京上访去了，说自己辛辛苦苦养育的孩子，被警察抢走，但如果不让养，当初为何要办户口给我们？”。



寻子之家刚组建的时候，家长们的重心主要放在寻找孩子上，但随着加入的家长越来越多，活动也越做越多，大家意识到，丢失孩子问题的根本在于买方市场的巨大需求。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时，买方只要不阻碍解救或虐待被拐儿童，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寻子家长们认为，这样的法规使得拐卖儿童的“买方市场”越发肆无忌惮，一些专家也建议将“购买被拐儿童罪”写入刑法。这些年年奔波在外的寻子家长们每次在网络里聊天，呼吁“买卖同罪”都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广告上都在放，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为什么那些家庭就能这样轻易剥夺了别人家的孩子呢？”。除了“买卖同罪”以外，寻子家长们的主要诉求还有：新生儿DNA入库，以及加强孩子的落户审查。寻子的家长们相信，如果这些诉求得到满足，不仅他们自己的孩子有更大的希望被找回，同时也能让这种罪恶的买卖不再“那么嚣张”。



沛县法院门口，情绪激动的寻子家长与张彩红儿子的养父母发生了冲突，工作人员上前劝阻时也遭到了寻子家长们愤怒的斥责。一位寻找孩子的家长说：“医院稀里糊涂就开具出生证明，派出所不加核查就给孩子上了户口，这些都为非法收买孩子提供了方便”。在这些寻子家长的眼中，一些政府机构已经不值得信任。“只要能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做的这些就都是值得的。”家长们互称彼此为“难友”，一次活动完，有家长在群里说：“各位难友，靠墙墙会塌，靠树树会倒，找孩子只能靠我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们要是都行动起来牢牢抱团取暖，才能让高层领导看到我们的呼吁并重视，我们才能得到集中供暖。”



庭审至当天晚上8点才结束。庭审结束后，沛县人民法院门口，收买孩子的养父母在法院工作人员护送下走出法院门口时，寻子家长们的情绪激动起来，30多个人上前围攻责骂这对收养孩子的父母。在大部分寻子家长看来，如果没有这群收养孩子的人，就不会有为了利益铤而走险的人贩，自己的孩子也就不会丢失了。



蒋文俊在昏黄的路灯下翻看着画家李月领送她的失踪儿童画册。蒋文俊现在是“寻子之家”里最活跃的家长之一，她几乎一个不落的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寻子活动。身后的寻子车也为这些家长们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上一次寻子车出发的时候，肖超华在车头车尾贴上了“敢死寻子车”的标语，一路上被很多城市的交警堵下查问，在回到北京之前，他把这些标语撕了下来。



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找到孩子，丢失孩子的家长们在寻求官方的寻人体系无果后，逐渐形成了民间的寻子组织。在全国很多省份都有父母自发形成的寻子组织，而随着“寻子之家”、“宝贝回家”等一些更规范的组织和社团出现，更加强了寻子父母们之间的联系。但对于这些民间力量而言，寻找丢失的孩子也非常困难。志愿者人数总量偏少，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社会认可度低。同时，民间打拐缺乏应有的法律支撑，手段有限，解救被拐儿童难度大。在网络上发布寻子消息的时候，还会出现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诈骗犯罪的现象。这些难题，让寻子家长的路变得并不好走。



北京的“寻子之家”里，肖超华拿出了自己爱人和孩子肖晓松的照片给蒋文俊看。寻子这么多年，丢失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肖超华也想象不出自己的孩子如今是什么模样。而最令蒋文俊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被拐以后被人贩弄成残疾人，去沿街乞讨，成为他们的赚钱工具。



徐州沛县法院门口的事态一度失控，寻找孩子的家长们情绪越发激动。直到当地公安机关派出特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强行带走了所有的寻子家长，收养孩子的养父母才得以离开。这样的场面很多家长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了，一位寻子家长的抱怨被大家奉为经典：“我们向上面反映问题，他们不但没有把我们反映的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反而把我们当做问题处理了”。与此同时，深圳的寻子家长李成龙曾亲眼见过公安机关跟一些父母签订的“协议书”，以“经济困难”、“安慰金”的名义补偿给一些丢失孩子的家长，口头上则要求这些家长们今后不再上访、不再“闹事”了。



肖超华踏着疲倦的脚步，回到了位于北京宋庄的“寻子之家”。在回家的路上，肖超华在汽车收音机里听说了“中国梦”这个词。肖超华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孩子有一天能被找回来，但好像，这个梦只有在梦里实现过”。平日里，肖超华就在“寻子之家”里做志愿者，帮忙整理丢失孩子的信息和一些社会捐助的物资，听说哪里有孩子的线索，又马上动身出发。用他的话说：“我这一辈子算搭进去了，不找我心里憋得慌，只有不停地找，才好受些。我怕停下来，人真的会疯掉”。



高伟涛从2011年逃离养父母家以后，一直没有再回来过这个河北农村。两年后，他第一次回到了养父母家里，原因是“为了拿到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人在外面找家，没有身份证实在太不方便了”，另外则是“上次悄悄跑了，这次算正式的告别，当作他们养育我二十年的交代吧”。高伟涛进屋后就跪在他养父跟前，“就是养只狗都会有感情，养了你20年，给你建房子讨老婆，你就这样不声不响离开了”，高伟涛的养父十分愤怒，并驱赶高伟涛赶紧离开。“但我们终究不是狗”高伟涛离开后低声说。



2013年7月，苦寻14年之后，李钟祥终于找到了亲生儿子李成龙。李成龙出生仅6个月就被拐卖，再次回到这个家庭，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四年。懂事的李成龙说，回到亲生父母家后“感觉很温暖”。而引导孩子融入这个家庭，对李钟祥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极少部分如同李钟祥一般幸运的家长经历千辛万苦后找回了自己的孩子，但马上又面临着新的烦恼。因为多年寻找孩子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孩子从富裕的养父母家中回来后不适应，以及长时间的陪伴缺失，孩子和亲生父母存在隔阂等等问题又一一出现。也有一些被拐卖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甚至在长期的相处中和养父母有了深厚的感情，而当亲生父母找到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记得他们，反而和养父母更亲近。强行解救这些孩子，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特别大的伤害，这被一些家长称为“二次拐卖”。事实上，无论结局好坏，丢失了孩子的家庭，就像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对父母，对孩子，都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疤痕。



2014年1月，失踪了25年，丢失时年仅6岁的陶泽福在“宝贝回家”网的帮助下，奇迹般地回到了亲生父母家。陶泽福回家那天，家里挂上了巨大的条幅——“欢迎陶泽福终于回家”，至今没有摘下。然而，这些年来为了寻找陶泽福，这个家庭如今已是家徒四壁，破败不堪，父亲陶廷学也是时而清醒时而疯癫。回来认亲后的第二天，陶泽福就回到了福建的养母家中。但陶廷学这盏回家的灯，会永远为孩子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