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到底为何不批准梅兰芳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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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齐如山的合作，可谓开创了戏剧界与知识界合作的先河，客观上使京剧艺术上升为文化。因而，当这对黄金组合因“九一八”事变后分居南北两地而分道扬镳时，尽管是友好和平的，仍然让许多人惋惜。他俩的分手，固然有环境等客观因素，但也不排除两人性格、处事态度的不同，更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两人的政治倾向也越来越见差异。
   
    1948年，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齐如山编写了一出《桃花扇》，他通过剧中人物苏昆生的嘴影射、咒骂共产党。　　
   
    与此同时，梅兰芳在上海马斯南路家中的院子里，赫然发现了一本《白毛女》的剧本，很显然这是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干的。又有一种说法，说在中法大药房药剂师余贺的家中，梅兰芳与周恩来见过一次面。周恩来在这次会见中对梅兰芳说：“你不要随国民党的撤退离开上海，我们欢迎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时梅兰芳已经有了很明确的政治立场。　　
   
    严格说来，在那个特殊时期，梅兰芳属于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既不信任国民党，对共产党也怀疑虑的“中间人”。主要原因便是他从来就是个“只管戏剧工作，不管政治”的人。他始终认为无论谁统治天下，演戏的还是得靠演戏吃饭。当他得知齐如山执意要去台湾后，还劝他：“你一向不管政治，只是从事戏剧的工作。我想到那时候，我们还在一起工作，一定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在齐如山1949年年初抵台后，曾经写信邀请梅兰芳和言慧珠赴台演出。梅兰芳在回信中说：“……此间小报又云，顾正秋之管事放空气说，台人反对梅、言来台表演，影响顾之上座也。”显然，他对赴台是有顾虑的，但这顾虑只限于“影响顾之上座”，而并非出于政治考虑。以上这两段话都表明，他只是个艺术家，绝不是政治家，甚至欠缺政治意识。　
   
    正因为如此，在解放初期政治高于一切的环境下，他不但不适应，而且差点出问题。
   
    最先让梅兰芳感受到新中国新气象的是他被告知戏剧演员与工人农民一样，都是国家的主人，这使他十分激动与感慨。多年来，他一直在为提高戏剧演员的政治地位而努力。尽管他自己广受欢迎、追捧和拥戴，但他知道那与真正意义上的“尊敬”是两回事。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戏剧界的代表人物，他先后应邀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以此身份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阅兵式。以后，他又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还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从此，他不再是单纯的演员或艺术家，而一跃成为政府官员。　
   
    身份的巨大变化使他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在旧社会是没有地位的人，今天能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国家大事，又做了中央机构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也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然而，身份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懂得了政治、认清了政治，他其实还是原来那个艺术家梅兰芳，还是没有成为政治家梅兰芳。　
   
    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期演出。此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参加访谈的还有他的秘书许姬传。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很自然地，访谈的话题便集中在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剧目的改革。当张记者问梅兰芳“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时，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不过，让这个古老的剧种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然后，他具体分析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有几百年的传统，因此，我们修改起来，就更得慎重些。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最后，他概括道：“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梅兰芳著名的“移步不换形”的京剧改革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
   
    不几天，张颂甲记者就此访谈，撰文《移步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全文刊登在《进步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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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出，立即在文艺界引来批评声一片。由于提出批评的多是北京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因此，影响颇大。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容决定形式，内容变了，形式必然要随着变化。”于是，他们提出“移步必须要换形”。　
   
    如果单纯从艺术上讨论这个问题，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幸好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及时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他认为“梅兰芳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对他的批评一定要慎重”，然后将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长黄松龄妥善处理。
   
    梅兰芳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是满怀热情拥抱政治的，却不曾想被政治狠狠地蛰了一下。就他和善、温良的个性而言，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却恰恰没有气愤。记者张颂甲却很气愤，他以为“对京剧改革各抒己见，何罪之有”，他觉得是他的文章为梅兰芳捅了娄子，便准备自己承担责任。秘书许姬传也表示由他背黑锅，试图帮梅兰芳解脱。梅兰芳并不是个敢说不敢当的人，他当即拒绝，并明确表示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　
   
    事情的最终解决办法是：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兰芳、许姬传参加。也就是说，这个会议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让梅兰芳“改正错误”的平台。梅兰芳也就在这次会上，很“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
   
    梅兰芳当初之所以说“移步不换形”，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多年京剧改革创新经验的深切体会。从1913年创排时装新戏开始，他一直没有停下创新改革京剧的步伐，虽然他因为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而放弃了时装新戏，但随即将精力放在了古装新戏的创排上。无论如何变化，他始终遵循一条，那就是决不背离京剧的艺术规律。他的戏较之传统京剧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依然是“京剧”。由此可判断，他所说的“形”其实并非仅仅指形式，而是京剧的艺术规律、京剧的特有风格。所谓“不换形”，便是不违背京剧的艺术规律和特有风格。
   
    显然，梅兰芳后来修正的“移步必然换形”肯定不是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这样做，又能怎样？对于人生始终还算平顺的他来说，这次风波着实让他领教了政治的厉害。从此，他虽然不至于噤若寒蝉，但却重新变得沉默，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
   
    对政治的不热衷，对政治的不敏感，恐怕是导致梅兰芳“移步不换形”风波的真正动因。
   
    相比于他的弟子、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梅兰芳的政治意识显然要欠缺不少。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周恩来、陈毅、周扬等党政领导和文艺界负责人就十分关心梅兰芳的入党问题。陈毅是做梅兰芳入党思想工作的第一人，他多次找梅兰芳谈话，启发他入党，但一向谦虚的梅兰芳以“我们做演员的，生活有些散漫，我还要努力”为由婉拒了。直到有一天，他被邀请去参加党委会议，才发现会议的中心主题是讨论程砚秋的入党问题。他这才发觉比起弟子来，他的思想落后了。想当初，他作为“四大名旦”之首，处处领先，解放后他也积极参加党号召的各种活动，却不曾想在入党这个问题上，弟子走在了前面。因而在会上，他除了表示向程砚秋祝贺外，也不禁有所反省。
   
    不久，梅兰芳向研究院党委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当毛泽东听说梅兰芳申请入党后，指示“要加强对梅兰芳的教育，要以普通党员的姿态出现，不要特殊化”。
   
    毛泽东的“不要特殊化”是何意思呢？有人估猜有可能是针对周恩来提议愿意当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是程砚秋的入党介绍人，当他听说梅兰芳也积极要求入党时，便去征求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马少波的意见，问是否也需要他当梅兰芳的入党介绍人。梅兰芳是从马少波那里得悉此情的，他对周恩来的信任与关怀自然很感激，不过他说：“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都援例要总理作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是一个普通人，不应特殊。我希望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的两位党委书记张庚、马少波同志作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有利于党对我的具体帮助。”
   
    尽管在此事情上，梅兰芳的确没有“特殊化”，但他的入党问题还是被搁浅了。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虽然做了共产党的高官，但对最讲究“态度”的共产党还不了解，更可能是他没有将入党这个问题上升到政治这个高度，因而他的入党申请书并非他亲笔所写，而是请秘书代写的。于是便有人认为他对入党这个问题不够严肃，也不够重视。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说法，即对于梅兰芳在解放前的身份，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早在全国政协筹备会之前，梅兰芳作为京剧界的头号人物却并没有被提名为政协委员，原因是有“中共党内头号秀才”之称的胡乔木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梅兰芳只是个京剧演员，参加政协不够资格”。这句话显然饱含对京剧、对京剧演员、对梅兰芳深深的不屑。毛泽东知道此情后，很不高兴，他严厉地批评了胡乔木。然而，毛泽东此举的目的是“在团结的基础上取教育、改造的政策”。梅兰芳最终得以参加了政协会议，但他作为京剧演员，和京剧一样是被“教育、改造”的对象。
   
    很显然，京剧以及京剧演员的地位在解放之初仍然是低的，是不能和解放区的革命艺术家并列的。
   
    另一方面，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内战之前，也就是梅兰芳刚刚恢复演出的第三天，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曾经亲往戏院观看梅戏。演罢，梅兰芳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据说，当时蒋介石对梅兰芳说：“你是爱国艺术家，今天可称幸会。”临走，蒋介石又拿出一张写好的宣纸，上款是“兰芳博士惠存”，下款是“蒋中正”，正中是四个大字：“国族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