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章钜和他的《楹联丛话》

筵席

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作者：籍金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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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想写篇关于梁章钜和他的《楹联丛话》文章,然忽然翻阅到湖南岳阳市政协傅小松先生的文章,写的很好,省却了我许多力气,转至此吧.《楹联丛话》的这个版本在黄永年先生的清代版刻图录中有著录.并非宜稼堂丛书,而是单刻本.

        公元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是中国楹联文化史上不应被忘记的一年。是年，以大观楼长联名垂后世的“滇南布衣”孙髯翁在云南昆明辞世。也就在这一年，楹联大师、联学开山鼻祖梁章钜出生于福州，梁氏孙翁后先辉映，他们都是开辟楹联史崭新时代的灿烂巨星。章钜字闲中，又字茝林，号茝邻，晚号退庵，祖籍福建长乐县，清初徒居福州，所以自称是福州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成进士。曾任礼部立事，充军机章京，升用员外郎，授湖北荆州府知府。道光年间，历官江苏、山东、江西按察使，江苏、甘肃布政使，广西巡抚，前后五任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等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因病辞官，此后即闲居家中，专事著述。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年七十五。

       梁章钜能够写出流芳百世的《楹联丛话》，为中国楹联筚路蓝缕，首先应归功于时代造就。楹联由明入清，日益兴盛，正如梁氏自云：“天章稠叠，不啻云烂星陈”，“楹联之富，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楹联丛话》自序）时势造英雄，群星灿烂的黄金时代，必然会产生集大成式的、开拓创新型的大家。梁氏可谓应运而生。

       梁氏终成巨业，还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一是家学渊源。梁门自明代起，十五代秀才相继不断。可谓书香门第。梁祖父剑华为郡增生，梁父上治（后改名赞图）与叔上国同中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上国后来又中进士。大学者纪晓岚曾特书“书香世业”一匾为赠。章钜自小受到浓厚的文化薰陶，包括楹联文化。梁父喜为人书楹帖，并必用格言。《楹联丛话·卷之八·格言》载梁父集《四书》联一副示章钜。联云：“敏则有功公则说；淡而不厌简而文。”梁叔上国、伯父奉直亦喜撰联，均给章钜以很大影响。二是授业名师。与梁氏基本同时的大学者、文学名流纪昀、阮元和翁方纲，梁章钜都曾及门授业。纪、阮、翁三人又是楹联大家，对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在《楹联丛话》中，梁章钜数十处提到他的几位恩师及其联作，对他们推崇备致。特别是对纪昀，言必称“纪文达师”，对先生的只言片语，无不奉为金科玉律。三是交历天下。梁章钜作官遍及江南各省，“扬历大邦”，与当时各界名流、骚人墨客皆交游甚笃，这种地位非常有利于他“博访遐搜”，“诹遍八方”。正如作者在《楹联续话》序中所云：“流连胜地，避逅名流，所见所闻，辄有埤益。因复条举而件系之……”可以说，梁氏的《楹联丛话》不是在故纸堆中翻出来的，而是从生活实践中采撷所得。

       梁章钜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因病辞官后，一直闲居从事著述。著作主要有《经尘》、《浪迹丛谈》、《归田琐记》、《退庵随笔》以及《楹联丛话》系列。此外，他还留下了很丰富的楹联作品

        对梁氏的一生，时人有许多精辟论述，其中道光、同治年间王叔兰贺梁七十寿联几可作千古定评：

        二十举乡，三十登第，四十还朝，五十出守，六十开府，七十归田，须知此后逍遥，一代福人多暇日；
        简如《格言》，详如《随笔》，博如《旁证》，精如《选学》，巧如《联语》，高如诗集，略数平生著作，千秋大业擅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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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所称梁章钜《楹联丛话》，准确地讲，应叫《楹联丛话系列》。实际上包括如下6部著作：

       1、《楹联丛话》。梁氏1838年开始编辑，1840年完稿，并刊刻，全书卷次为：一、故事；二、应制；三、四，庙祀；五、廨宇；六、七、胜迹；八、格言；九、佳话；十、挽词；十一、集句集字；十二、杂缀谐话，其十二卷。收联话600余则，桂林陈继吕序。

       2、《楹联续话》。完稿于1843年并刊刻，分四卷。卷一故事、应制、庙祀，卷二廨宇、胜迹、格言；卷三佳话、挽词；卷四集句、杂缀，收联话330则，余应松校阅，卷首自序。

       3、《楹联三话》。完稿于1847年，收入联话130多则，所辑联话未标门类，仅系以小标题，但先后次序尚称井然。梁氏自序。

       4、《楹联四话》。梁氏第四子梁恭辰撰，共六卷，体例大体依照《楹联丛话》。

       5、《巧对录》。梁章钜撰，完稿于1842年。1849年刊出。分八卷，各卷未标门类，有自序。

       6、《巧对续录》，梁恭辰撰，分上、下两卷。

       除上述6部独立著作外，“楹联丛话系列”还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1、《楹联剩话》，见于梁章钜笔记，有数十则。

       2、《浪迹丛谈》中散见联话，共13则。

       3、《浪迹续谈》中散见联话，共12则。

       4、《浪迹三谈》中散见联话，共4则。

       从上述内容可见，“楹联丛话系列”（以下简称《楹联丛话》）实际上是梁氏父子的合作结晶，但梁章钜是主要作者。论述该书，自以梁章钜为主。北京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楹联丛话全编》，基本囊括了上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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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楹联丛话》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这一点梁章钜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

        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尘》，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釚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

        从这段文字可看出，梁章钜受诗话、词话启发，遂撰《楹联丛话》一书，创“联话”一体。全书中，他“博访遐搜，参以旧闻所见，或有伪体，必加别裁。邮筒遍于四方，讨源旁及杂说，约略条其义类，次其后先。”（《楹联丛话》自序）用今天的话来归纳，梁章钜的工作，主要是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搜集保存了大量历代联作。楹联自唐、五代肇始，千余年长盛不衰，但历代文人、学者囿于传统观念，视为“小道”，故联家、联语殊少见于史籍。梁章钜在自序中感叹说：“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湮沉，殊可慨惜！”于是他“钞纂楹联，附以记述”。全书中，上起宋代，下迄清中叶，他广泛搜辑了大量资料，初步统计，涉及联家、联人数百，作品逾万。宋代如朱熹、苏轼、楼钥、蔡司理、洪俞，元代如赵孟 、杨元诚，明代如朱元璋、刘基、解缙、杨慎、祝允明、唐寅、海瑞、李东阳、王守仁、徐渭、李贽、金圣叹、左光斗、史可法、董其昌、夏贵溪、袁文荣、邱岳、张延登，清代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则名家名作，几无一遗漏。其中朱彝尊、袁枚、李渔、翁方纲、梁同书、纪昀、郑板桥、蒲松龄、阮元、彭元瑞、齐梅麓、程春海、陶澍、林则徐等人，所录作品最为丰富。还有大量普通文人及无名氏作品。显然，这对于保存我国楹联艺术遗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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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楹联丛话》是以“联话”的形式辑录联语的，而不是简单的作品汇集。所谓“联话”，即简要叙述联语的出处及产生的有关背景、细节，即所谓“本事”，如《楹联丛话》卷二叙纪昀一联本事：

         乾隆中，每岁巡幸热河，必于中秋后一日进哨（即木兰围场），重阳前后出哨。跸路所经，有所谓万松岭者，满山皆松，为重九日驻跸登高之所，岁以为常。庚戌岁，上进哨时驻此，周览行宫，顾谓彭文勤公（彭元瑞），令将旧悬楹帖悉以新语，期以出哨登高时亲阅。公连日构思，偶于行殿正中得句云：“八十君王，处处十八松道旁介寿，”谓贴“万松岭”也，而难其对。因以片纸驰价，属纪文达公（纪昀）成之。文达公笑曰：“云楣又来考我乎？”即令来价立待，封纸付还。文勤公启视，则已就余纸写成对语矣。句云：“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上称觞。”叹曰：“晓岚真胜我一筹矣！”回銮曰，此联果大蒙称赏，特赐文勤公以珍物人事。公跪辞曰：“此出句是臣所撰，而不能对；对语实纪某所撰。请移以赏纪某。”上曰：“两边语皆好，汝自应领赏。”即另发一份赐文达公。

        以这段精彩的记述，后人始可对这副名联的来历有一个确切的了解，以加深对它的理解。而文勤公的厚道、纪文达的绝顶才华也给人深刻印象。另外，亦可知清代皇帝对楹联的重视，而当时朝野的对联文化氛围又是何等浓厚。纵观《楹联丛话》全书，几乎始尾皆贯穿诸如这类叙述，或详或略，皆生动、精要，且往往有据可征。是今人研究古代楹联作家作品的重要、权威材料。

        《楹联丛话》所辑联语，其来源有多种，或亲见（主要是名胜楹联），或亲闻（上述纪昀联即闻于其师程兰翘），或亲历（如作者与当时名流的唱酬赠答联等），或亲撰。此外的主要渠道是各类书籍资料，包括笔记、野史、杂著等，这样《楹联丛话》就无意中为后人提供了一批于研究对联颇有价值的原始文献。如《蜀梼杌》、《墨庄漫录》、《困学纪闻》、《濯缨亭笔记》、《七修类稿》（明郎瑛）、《归田录》（欧阳修）、《对类》（明无名氏）、《池北偶谈》（清王世祯）、《坚瓠集》（清褚人获）、《吴下谚联》（清王有光）、《示儿编》（孙奕）、《金陵琐事》（明周晖）、《簪云楼杂说》（清陈云瞻）、《野获编》、《青藤书尾记》（清董旸）、《随园诗话》（袁枚）等等，有数十种之多。从这些书稿，也足梁氏搜罗之富，博学多闻。在这些书籍中，有若干种是专门的“对句类书”，尤值得重视，如：《古今巧对汇钞》（张逢源、刘凤歧辑）、《俗语对句》（汤诰）、《编珠》（隋杜公瞻）、《谢华启秀》（明杨慎）、《说文凝锦集》、《春秋经传类对赋》（晋徐晋卿）、《分类字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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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楹联丛话》辑联语、叙本事、录对书，此外还记载一些前人的联论，如苏轼的联论，内容比较丰富，具有重要价值，又如纪昀的联论，皆于前述及过，不再重复。

      二是对楹联发展的源起、演变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考证工作。在“自序”中，第一句话即说：

      楹联之兴，肇于五代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

      在《楹联丛话·卷之一》中又说：

      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联之权舆。但未知其尚有可考否耳。

     可见，梁章钜对楹联起源孟昶题桃符春联，不是没有一点疑问的。但他这个并不绝对的观点后来统治了学术界，楹联起源桃符说，为大家公认。直到近年来，这个观点才受到质疑。

     《楹联丛话》还研究、考证了诸如应制联、庙祀联、灯联、寿联、挽联、切姓联等楹联子类的源起。如关于应制联，卷二中云：“楹联之为应制作者，昉于前明嘉靖时。”如关于切姓联，《卷之一·故事》考证说：

     宋韩康公宣扶陕右，太守具宴，委蔡司理持正作侯馆一联云：“文价早归韩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韩极喜之。又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此二事皆见蒋平仲《山房随笔》。皆切韩姓，此亦后来赠联切姓之滥觞也。

     又如集联，《巧对录》卷之七云：

     又《簷曝杂记》云：《梦溪笔谈》谓集句对自王荆公始，如“风定花犹落（谢贞诗），鸟鸣山更幽（王籍诗）”之类。其实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诗话》及《蓼花洲闲录》谓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而大著。如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对“月如无恨月长圆”，则固不始于荆公矣。

      这段论述中，梁氏引经据典，否定《梦溪笔谈》的错误看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至今仍奉为权威之论。

      三是初步建立了楹联分类体系。楹联分类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复杂问题。梁章钜是最早提出楹联分类的人。在《楹联丛话》中，他把楹联分为十大类，即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这种分类十分朴实但比较笼统，并无统一的维系标准，因此，科学性不是很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制联确为当时一大类型。始于明代，于清初臻极盛。后日趋衰亡，今不复存在。庙祀、廨宇、胜迹，以今日之目光，似可划为一类，谓之“名胜古迹联”。格言，挽词、集句三类，至今仍沿袭旧称，不过名称稍有变异耳。梁氏的楹联分类为后人探索楹联分类开辟了道路。

      四是初步涉及了楹联美学、理论的一些方面。关于《楹联丛话》在理论方面的建树，一般是认为其“对联理论基本没有涉及，也有少数人认为梁氏已建立起完备的楹联批评标准，使得清一代的楹联创制上升到理论，这两种观点都略显偏颇。实际情况是，《楹联丛话》评联论对，大多不过是零星火花式的片言只语，还谈不上什么系统的理论。但通览全书，又确实贯穿着作者前后一致的楹联鉴赏思想。这个思想无疑是中国楹联学的萌芽。

     梁氏的楹联美学，包括内容与形式方面，又区分一定的层次。梁氏论联的首要标准，也可说是楹联美学的第一层次，可以概括为“工”、“切”二字。“工”是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要工整，“切”是内容上的要求，要切人切事切地。为什么楹联首先要强调“切”呢？这是因为楹联大多是应人应事应景而作，诸如题赠、哀挽、贺勉等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梁氏论联，首拈“工切”，在《楹联丛话》中多处体现，其卷之三庙祀有云：

     济南城北有北极阁，远对千佛山，俯瞰大明湖，枕城而立，为会桓最高处。有集句联，云：“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可谓工而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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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之四庙祀（下）”有云：潮州韩公祠联云：“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紧切潮州，移易他处昌黎祠不得。

      又“卷之六胜迹（上）”有云：虎丘亦有花神庙，联云：“一百八记钟声，唤起万家春梦；二十四番风信，吹香七里山塘。”却移作西湖之花神庙不得，惜不知何人所撰。

      一副楹联，形式“工”，内容“切”，自然可算一副好联，但是否就是楹联的最高境界呢？自然不是，《楹联丛话》论联，尚有“工巧”“工敏”“工丽”“工雅”“工妙”“工绝”“雅切”“天然”“浑成”“警切”之谓。梳理一下这些名目繁多的鉴赏标准，大体可知梁氏的美学见解是这样的；形式首要是工稳，稳中再求巧妙，即“工巧”“工妙”，对而能速，谓之“工敏”，巧妙至极，是所谓“工绝”，工至无形，则是“天然”“浑成”矣。

      《楹联丛话》“卷之十二杂缀”（谐语附）有云：板桥解组归田日……，先观其出联云：“三绝诗书画”，……限对就而后食，久之不属，启视之，则“一官归去来”也，咸叹其工妙。

     同上以又有云：《秋雨庵随笔》云：“伊犁有过复亭，盖为谪官而设，刘金门宫保过之，题一联云：‘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复其见天地之心宇。’运用成语，天造地设。

     “卷之十一集句（集字附）”有云：闻有集前人句题酒家楼者云：“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可谓工绝。

     又同上有云：近人有集句楹帖云：“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以东坡诗对《祢衡传》天然比偶。惜无人能当此语耳。

      以上诸例评联主要是从形式（对仗）上着眼。从内容上看，梁氏评联，首要是“切”，然后步步向意境攀升。切而精警，谓之“警切”，《楹联四话》卷四·挽联有云：陆敬安曰：“伯父彡石公历官郡守，清而不刻。捐馆后，知交挽章极多。同邑孔梧卿学博潭题联云‘典郡矢清廉，归装片石；论诗重忠孝，大集千秋。’语最警切。”

      切而隐典，谓之“典切”，同上又有云：常熟蒋伯生大令因培语喜诙谐……，为联以挽之云：“门前但有青蝇吊；冢上行看大鸟来。”论者以为语虽太激，然实典切也。

      切而能雅，谓之“雅切”。《楹联丛话》“卷之七·胜迹（下）”有云：邵武郡城中诗话楼，祀严沧浪先生，严本郡产也。然不若朱竹君先生一联云：“隐钓风分七里濑；品诗意到六朝人。”雅切其姓，且老气纷披也。

      梁氏论楹联美学风格，以“切”为内容起点，除上述警切、典切、雅切三品外，又有“激昂”、“壮丽”、“阔大”、“沉着”、“蕴藉”、“质实”、“庄重”、“奇伟”“大方”、“隽永”、“柔丽”、“凄婉”、“超脱”、“天然”诸品。这实际上与前人论诗风诗的没有什么不同。

     在梁氏心目中，究竟怎样才算联之上品呢？无疑是内容与形式的最佳统一。形式上天然，内容上自然，即“杰构浑成”矣。《楹联丛话》“卷之六·胜迹（上）”有云：……若湖（莫愁湖）上水阁，有先生（陈奉滋）手题联云：“一样湖光比西子；千秋乐府唱南朝。”自然超妙，则仍用旧说耳。

      梁氏强调自然，反对的则是“凑泊”，《楹联丛话》“卷之十二·杂缀”（谐语附）有云：京师宦长所制春联，每专以本色干支分冠于首。如“乙未”云：乙近杏花袍曳紫；未匀柳色绶拖黄。”“丁酉”云：“丁岁观光惭周土；酉山探秘识奇书。”皆有凑泊痕迹，莫如“戊寅”岁一联云“吉日维戊；太岁在寅”为自然也。

      梁氏论联，又非常重视“情感”与“胸次”，他多以以“情深于文”“情余于文”“情文兼到”“情文相生”来评价作品。特别是评论挽词。《楹联丛话》“卷之十·挽词”评价纪昀挽朱笥河联云：“二公所学，具见于此，而语尤真挚。”《楹联续话》“挽词”论赵瓯北挽毕秋联云：“且切合时事，干合俯仰，尤其情余于文也。”《楹联四话》“卷四之挽联”载林氏妇自挽联一副，乃古今名作，抄录如下：

      奴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愿日后重订婚姻，莫向生妻谈死妇；
      儿依严父艰哉，小孩子定仍有母，倘常时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则亲娘。

      梁氏评曰：“语浅情真，宜为后人传诵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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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章钜创作的《楹联丛话》，在当时即产生巨大影响，《楹联续话》序中说：“《楹联丛话》之辑，始于桂林节暑。阅二年而稿成。时远近知好以佳联录示者犹纷至沓来……”《楹联三话》序中说：“余前撰《楹联丛话》十二卷，梓于桂林。旋成《续话》四卷，授梓于浦城。年来各省皆有翻刻本，客有从余索取者，或向书坊转购以应之。去岁去扬州，同人又有录示若干条。”《楹联剩话》中，作者又说：“余撰《楹联丛话》初刻于桂林，一时颇为纸贵。近闻粤西、湖南两省皆有翻刻本，后至扬州，书坊亦欲谋翻刻，阮云台师为丛恿余，允成之，于是又有扬州翻刻本。既归闽，侨居浦城，汇检后得者，又编成六卷付梓，题曰《楹联续话》，而乞者愈多矣。”从这些叙述可知，《楹联丛话》在多时是何等地受欢迎，甚至到了“一时颇为纸贵”的程度。社会各界好评如潮，并且纷给予给他提供资料，书商则竞相翻刻，在市场的推动下，章钜先生欲罢不能，又陆续写出了《楹联丛话》、《楹联三话》、《楹联四话》、《巧对录》、《楹联剩话》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楹联丛话系列》。

        梁章钜的《楹联丛话》闻达于当时，更影响于后世。纵览中华文化史，自魏晋以来，文艺批评著作举不胜举，其间有文话、有诗话、有词话，还有四六话，唯独没有联话。梁氏敢为天下先，大胆创“联话”一体，实为文艺批评史上的大事。梁氏之后，各种“联话”创作遂蓬勃兴起，从晚清至民国现当代，迄今络绎不绝。比较著名的有：清末丹徒十二丈的《楹联剩话》、朱应镐的《楹联新话》、赵曾望、邵筵父的《江南赵氏楹联丛话》、佚名的《负翁联话》、李宝嘉的《南亭联话》、《庄谐联话》、《滑稽联话》、《楹联佳话》，民国时期联话更多，主要有吴恭亨的《对联话》、陈方镛的《楹联新话》、陈清初的《悔园联话》、金涛的《秋海棠馆联话》、雷 的《最新楹联丛话》、窦镇的《师竹庐联话》、刘大白的《白屋联话》、范 左青的《古今滑稽联话》等。当代联话著作，则可推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话》、刘隆民的《龙眠联话》、《龙眠联话续编》、梁羽生的《古今联话》等等。从梁氏去世至今不过一个半世纪，而联话著作，已是汗牛充栋，足可在中华文化之林中树起一座丰碑。梁氏开创之功，至大至伟。

        梁章钜对楹联文化的巨大影响，不仅表现在联话上，更表现在楹联创作上。这一点常为论者所忽视。清末宋滋为朱应镐《楹联新话》作序，其中有云：“先是梁茞中丞集古今楹帖为一书，略加评论，命曰《楹联丛话》，中多钜公佳制，以故不胫而走，海内继是作者益夥，而湘乡曾文正公、德清俞荫甫太史以殊勋硕学咸精此体。”这个看法极有见地，《楹联丛话》汇古今佳联于一书，风行海内，提高了楹联的地位，扩大了楹联的影响，为后人学联、作联提供了一个绝佳范本，因而推动了楹联创作的繁荣发展。可以这么说，清初至中叶楹联的繁荣酝酿出了《楹联丛话》这部联学巨著，而这部划时代巨著又反过来促成晚清民初楹联文化登峰造极。

        如上所述，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的确是中华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名著。但由楹联本身地位低下，致使长期以来这部名著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特别是学术、文化界的重视，有关探讨文章寥若晨星，专门的研究著作则付阙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研究者莫不趋之若鹜，文章著作不计其数。相比之下，梁氏的《楹联丛话》则罕有问津，该是扭转这种局面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