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之战 苏方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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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演化为珍宝岛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是两国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日趋尖锐的必然反映。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对苏联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特别是不断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事端，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自60年代初即开始着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并将中苏边界问题也放入其对外总体战略中去思考，从而把边界问题作为对美关系缓和、联合世界各种政治力量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突破点，通过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完成对外战略目标的转移。
   
    60年代初，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改变了联苏抗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苏联修正主义”也确定为中国反对的对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在“反帝”和“反修”力量分配上，毛泽东虽然仍将侧重点放在反帝统一战线上，明确提出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但是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的看法已开始发生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的，也是最弱的，因为它“手伸得太长”，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个手指按住了十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等人的谈话（1964年1月7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页。。1961年5月，美国对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以后，1962年，毛泽东在对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分析形势时就指出，在东南亚进一步出兵，美国也没有出路，把中国、北越和其他东南亚国家都闹起来了，他吃不消。“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对越武装干涉升级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就在对越南领导人黎笋分析美国攻打越南北方的问题时谈道：看来美国、越南和中国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并赞同越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在对美国是否会打中国这一问题的认识上，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国要打中国就得拉日本等国，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同上。。1965年3月，美国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同时不断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对中越边境等地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构成了对中国的战争威胁。4月2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立场：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战争；中国说话是算数的；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要履行；中国是做好了准备的。中国的这些政策既是谨慎的，又是有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它将进得来，出不去《当代中国外交》编委会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对此，虽然由于美方推迟了阿尤布•汗的访问，中国未能直接从约翰逊处获得答复，但是约翰逊关于在越战升级中美国无意侵犯和轰炸中国，无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权的意思，却通过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的美方代表明确地传达给了中国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第三卷（手稿），第16章第490页。麦克法夸尔教授这部新作的英文版最近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弱化同中国对抗的舆论也愈益广泛，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在勃列日涅夫政权趁美国陷入越战困境之机加紧向外扩张，形成与美争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认识到苏联是对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也开始考虑联华抗苏，从而对中国作出了种种松动国家关系的姿态。这些迹象都受到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自60年代初以来，中国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不断加码。面对苏联构筑的对华战略包围以及中苏边界地区苏方的军事重压，毛泽东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策略的同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意将中苏关系与国家安全利益、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结合到一起进行思考，着手在对两条战线的作战中将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会见外宾的谈话中，一是反复强调赫鲁晓夫的苏联有核武器，又是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和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而中国即使研制出原子弹，同美苏比，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0页。；一是不断提出苏联攻打中国的问题，指出苏联在压中国屈服的各种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还有打仗”这一条。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见外宾时提出：“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可能没有可能”?并表示对此“我们要准备”1964年2月27日毛泽东与金日成、10月7日与崔庸健、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针对越南战争升级作出了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地区建设的重大决策。1965年9月2日，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提纲，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准了“三五”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基本方针马齐彬、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页。。由此，中国经济建设的中心便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但事实上，这种变化并非只是对美国升级越战的反应，其中已含有极大的对苏备战的成分。在毛泽东看来，苏联与美国一样也是一只大纸老虎，吓唬不了人，中国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毛泽东与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521页。。毛泽东要与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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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国内和中共党内的形势，毛泽东也作出了更为严峻的估计。他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他们等待时机，总是想复辟，而全国想复辟的地主资产阶级已有3500万人。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已经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防止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并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250、255页。。于是，在对外战略的重点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并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苏关系继续恶化的过程中，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立即指出苏联已经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径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在他看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只是“放空炮”的问题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经取代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有了可以联手抗衡苏联的基础。此后不久，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制造的边界冲突自然就促使毛泽东在重新划分世界政治力量、对反帝反修战略策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时，把中苏边界问题也列入其中，并开始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边界问题的制衡作用。实际上，1964年，在边界问题上“放空炮”，不过是毛泽东利用边界问题的紧张空气，在中苏外交谈判中争取主动权的策略。而至60年代末，面对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频繁挑衅，边界冲突的不断升级，毛泽东提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问题，其考虑就更加深远了：就解决国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而言，有利于稳定混乱的局面；就国际斗争而言，则更有利于让全国人民认清对中国的威胁究竟来自何方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及中苏关系现状的关注，有利于在国际紧张局势的压力下调动国内一切积极因素，造成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巨大声势。正是在这个时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1969年春着手筹备召开九大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经开始考虑召开“九大”（参见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问题只在于时机的选择。。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针，提出新的任务和方向，因此召开“九大”所选择的时机就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毛泽东关于国内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已经确定，而且即将公诸于世了。如此看来，珍宝岛事件发生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即已说明这不是一次单纯的边界冲突事件，而是有着重要历史背景的。
   
    中国对于苏方不断挑起的边界事端，的确有一个忍让、准备和反击的过程。反击是必定的，问题就在于时机的选择。七里沁岛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边防部队要严格遵守针锋相对，后发制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政治上有利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定行动方案，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这样，从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冲突程度的严格控制及调整下，中国边防军在苏联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和克制的态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才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斗争的方案，设想以3个连左右的兵力参加该地区的斗争，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并在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检查站设立指挥所。对此，沈阳军区基本同意。2月19日，总参谋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总参在给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的复电中要求要选择重点，预有准备地坚决予以自卫还击，速斗速决，不予纠缠。周恩来还强调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选择珍宝岛作为自卫反击的重点李可、郝生章前引书，第319、320页。。这样至2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自卫反击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事件发生后，苏共给东欧党发出的内部情况通报反映出，苏方对中方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目瞪口呆，而且满腹狐疑。通报还说，情况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国政府已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该通报说，据对苏方死亡士兵尸体的检查，伤口来自于近距离的枪击或刀扎。见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馆档案第1号：1969年3月8日“苏联就1969年3月2日中苏边界冲突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的报告”，引自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编：《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第6—7辑，1995／96年冬季号，第189、190页。。尽管苏联的这个通报不乏消除东欧各国在苏侵捷后产生的恐惧感的成分，但苏联军方对中国的反击缺乏准备还是事实在3月15日凌晨开始的战斗中，苏联边防军根据当时情况要求指挥部派坦克和炮兵进行增援时，苏方却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的出访而无人能作出相应的决定，直至中午与最高领导人联系上以后，苏军才向边防军派出增援部队。见叶利扎维金：《柯西金与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第一部分，“导言”作者乌索夫对苏方“达曼斯基岛事件”参加者的采访记录。引自《远东问题》1992年第5期，第44、62页。。然而，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突的双方在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准备，也不在于谁先开了第一枪。毕竟，珍宝岛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是中国对苏联不断挑衅的反击，而且事件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作为历史研究的着眼点，关键问题在于这次事件选择的时机，在于一次小小的边界事件在中国和国际上引起的轰动效应，它表明中苏边界争端已成为中国对国际战略问题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策略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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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破裂与毛泽东访苏讲话的关联之谜>>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长篇讲话，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毛泽东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调，他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于是，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毛泽东此行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活动；二是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毛泽东带来了一个阵营强大的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主要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等。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苏联方面给予了最高的礼遇。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安排到了列宁山等处，只有毛泽东下榻在克里姆林宫，并住在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王的寝宫里。
   
   
    11月6日，出席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大会开了一天，上午由赫鲁晓夫作报告，下午各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致词或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话的。他说：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如何对待苏联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问题，强调：“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①
   
   
    在毛泽东讲话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杨尚昆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②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可谓关怀备至，每天早上都到克里姆林宫来看望，并且迎来送往，这也使毛泽东对其增加了几分好感。他当面对赫鲁晓夫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还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①意思是对赫鲁晓夫还是要多加帮助。
   
    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多次同兄弟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仅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就谈了三次，与英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谈了两次，此外还有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内容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革命道路问题等诸多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了解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的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①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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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②
   
   
    根据事先的协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将发表一个宣言。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了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稿。中方认为，这个稿子中仍保留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的一些片面观点，照着这样的观点发表宣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于是，毛泽东决定，中方也准备起草一个宣言稿，并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和修改，最后由他亲自审定。
   
   
    从11月6日起，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负责，开始讨论双方各自起草的宣言稿。经过讨论，双方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再进行修改和补充。
   
   
    在修改宣言稿的过程中，双方争论最大的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也多次谈过，并且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观点，但赫鲁晓夫固执己见。为此，毛泽东提出，他与赫鲁晓夫都不再谈这个问题，而由邓小平同苏方有关人员来谈。邓小平在同苏斯洛夫的会谈中，代表中方严肃批评了苏方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
   
    但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中共代表团同意保留宣言草稿中的“和平过渡”的提法，并在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的主要观点是：现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是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有实际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
   
   
    尽管如此，中方对“和平过渡”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为阐明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出：“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①赫鲁晓夫对中共这个提纲是不满意的，但因中共的提纲既未公开发表，又未向其他兄弟党散发，因而也不便说什么。
   
   
    11月16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继续举行，毛泽东第一个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这个宣言，认为宣言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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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又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8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到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又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他接着列举了十件大事，如苏联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叙利亚事件，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及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等，来论证“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
   
   
    “东风压倒西风”确实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其次，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只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调，他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于是，他说：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①
   
   
    苏联领导人本来就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就不敢认同，现在毛泽东又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说，如果帝国主义摔原子弹，社会主义也可以摔，而且“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那就更不敢认同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发表了一次演说，……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②
   
   
    11月21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大增。与之相比，赫鲁晓夫不免黯然失色。
   
   
    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云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次盛会，但就中苏两个大党而言，在空前团结的表象之下，却潜伏着某种危机。第一，苏联党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中国党则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联党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中国党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