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忆片段[转帖]

阿错

(一)群 专 小 组 花 絮

释名 群专小组者，群众专制小组之简称也。自从文革首创牛棚以来，人满为患，还有一些人，其性质或罪行暂不足以进牛棚，又不宜与“革命群众”一起，以致鱼目混珠，于是乃有群专小组之发明。我在受审查、挨批斗期间，隨時准备进牛棚，不想接通知是归入新开设的群专小组，级别低牛棚一等，待遇却高牛棚“一夜”，一夜者，毎晩可以回家睡眠，而牛棚之牛鬼蛇神则不能回家也，其余劳动、学习、批斗与牛棚完全一样。

成员 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十分有趣，人数不多，却也够得上形形色色。两人是党委成员的当权派，三个是反革命小扒虫，两名地主，一名特务，一名坏分子，一名伪警，我的表面头衔是反动学术权威，底下要落实成莫须有的特务或叛徒。除了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是虛衔以外，其余的帽子都是捕风捉影。当权派是支持两派斗争中，因对立面夺了权而成阶下囚。同样，反革命小扒虫也是因对方夺了权，成立革命委员会而败者为虫的。所謂坏分子，据说是他猥亵了一个小学生，她父亲是造反派头头，他也是造反派骨干，这一回，造反派也不能袒护他了，由于他的性质和我们不同，又是造反派出身，于是让他当了我们的小组长。

日课 我们每天的上下午晚上共三次都集中一道，由小组长帶領大家举行仪式，大家站立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举小红书，小组长带领大家唸：“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彊，万寿无彊！”紧接着唸：“敬祝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上下午晚上结束时，则是对着两位伟大领袖像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之歌。有几天小组长因事不在，请老朱（当权派）代理，老朱对两位伟人的颂词大发积极性，他添加了许多形容词，大家觉得跟着他唸很有意思：“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最敬爱的的导师、我们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我们最最最伟大的统帅、我们最最最伟大的舵手，我们的大恩人毛主席万寿无彊，万寿无彊！”对林副主席的祝词还要长：“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老朱领唸完毕以后，大家对他的创造性大加赞扬，他也非常高兴。他一共代替了三天小组长任务，我们也“最最最”了三天。

每天的上午是学习、写检讨、等候批斗或陪斗的时间，晚上是讨论检讨的时间，每天下午都是劳动时间，雨天改学习。我们劳动出发时，要排列成单行纵队，小组长手举一块木牌，上有毛主席像，在路上走时，尽管有毛主席像开路，招来的却是不屑一顾的蔑視眼光。因为人们知道我们是什么脚色。我们尽可能低头向前直视，最怕碰见认识的人，这个时候他们都装作不认识你了，你可千万别存希望这个时候还会有人同你点头微笑。

劳动 革命群众也要劳动，我们的劳动就不可和他们混在一起，我们总是另作分配，重活、脏活当然是我们优先有分，好在我们有三个“小扒虫”，身强力壮，我这个书生夹在其中，还可以得到照顾，当当二传手。不过有时候也因他们而吃苦头。有一天下大雪，按规定可以闭门学习，不一会儿他们三人大叫冷死人了，宁可去劳动热热身，小组长也想活动活动筋骨，于是我们只好服从，到了农场，白茫茫一片，不见一个人影，终于在一个草棚里找到一位农工，他听说我们要劳动，觉得不可理解，说：“那你们就去扫雪吧。”于是我们就把堆在菜畦上的积雪，扫在箩筐里，挑到路边，倒在下边是水沟的积雪上，出乎意外，这一箩筐的雪虽经铁鍬敲实，还是很轻，我们挑起来，疾走如飞，当时很来劲，出了满身汗，回到室內，慢慢静下来，那一身汗水变得又冰又冷，冻得人直颤抖。

有一天劳动是收获包心菜，这是最轻的活，当包心菜堆满一地时，分配工作的农工对我们说：“今天让你们送菜去菜场，但只要四个人就够了，两个力气大的拉车，两个力气小的在后面推车。”

话音一落，我就抢先报名，因为我自从进了群专小组，很久没有出校门一步了。我们把车子推出了校门，上了街，心里忽然有一种象鸟儿出了笼、特别轻松的感觉。到了菜场，我们开始缷菜时，我听见背后有人问：“那个戴眼镜的是谁？”一个答：“还不就是当权派！”可见象我这个样子戴眼镜的人是逃不出劳动人民的金睛火眼了。校外的工人不大知道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说我是当权派，也有一脉相通之处。可惜就我而言，只是个冒牌货。我那点儿鸟儿出笼的感想，一下子又消失无踪，乖乖地又回到我的鸟笼～校园。

批斗 接受批斗是我们被专政期间很重要的内容，但也因人而异。那两位地主和坏分子就没有挨斗或至多陪斗，因为缺少斗争的内容。我和当权派则经常挨斗或陪斗，因为牵涉到夺权和修正主义路线等重大问题。陪斗者，别人挨斗，我站在一边作伴，接受教育也。小扒虫是“败者为虫”，让他们在小组里靠边思过，不必陪斗。

每次的批斗会，我们好像“贵宾”一样，先在一个房子里等候，革命群众陆续到齐了，大会开始了，听到“全体起立，唱国歌！”后，我们立即紧张起来，这时听到高声喊：“把一切牛鬼蛇神带进来！”于是我们便低头鱼贯地进入会场。留给我们的是台前头排的中央座位，这在剧院中是贵宾首长的席位。在我们走在过道和刚坐下的时刻，耳朶里此起彼伏地响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批斗大会结束时，我们要“优先”退出会场，当我们低头走出会场时，耳边响起怒吼般的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谁不投降就打倒谁！”，我们一走出会场，就加快步伐，从后面追上来的是会场里送来的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接着是：“起来，饥寒交廹的奴隶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作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这歌声如伏尔加船夫曲一样，渐渐慢慢地远离我们而去，消失在空氣中。

抽烟 我们十个人中只有我和两个“地主”不会抽烟，抽烟的人在困境中自然更会抽烟，于是苦了我们三个不会抽烟的，消化他们呑云吐雾放散出来的秽气。每天晚上房门紧闭，乌烟瘴气，苦不堪言。好在那时还不知道被动吸烟比主动吸烟更受害，少了一些心理负担。两个当权派被冻结了工资，买烟的钱也困难了，老朱改买了烟丝，用纸片巻起自制的土香烟来抽，每次抽毕，把烟丝包好放进抽斗里。不知怎的，老朱近来时常有外调的人叫他出去，了解熟人情况，老朱一出去，老焦的烟瘾便大发作，他打开抽斗，拿出老朱的烟丝，熟练地做起“雪茄”来，好像三天未曾吃饭的饿鬼，大口大口、深呼吸地抽，闭目仰头，吐出缭绕不散的烟雾。有一天，老朱外调回来，坐下来想好好享受一番几天来没有吸过的烟丝，拉开抽斗，拿出纸包，就禁不住惊叫起来：“我的烟丝！我的烟丝！”，老焦好像对此毫无所知，若无其事，我们大家则抿着嘴笑，何必检举老焦呢，我们都吃够了被检举的苦头了。

告发 我们小组的“地主”之一，姓毛的一位老职员，年纪大了，他在小组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而遗憾。一天晚上十点半了，小组长叫大家起立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准备结束，那天工宣队的队长正好在我们小组检查，他忽然站起来对队长说：“队长，我有重要事件要揭发，希望以功补罪。”这使大家都吃一惊，队长让大家坐下，让他检举。他的检举也确实惊人，说：“陈某某解放前曽吃过人肉”！象一颗炸弹把队长和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了。所谓陈某某即我们组里的另一个“地主”，他耳聋，不知道毛是在揭发他。队长很严肃的对毛说：“你好好的说，要有确实证据。”于是他说；“大约是1948 年的寒假，一天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喝酒聊天，说到国民党到警察把枪毙了的犯人的血，用馒头醮血吃。陈某某（他边说边指着陈）说：‘这有什么希奇，人肉馒头我都吃过！’这是他那天晚上亲口对我说的。”陈未听懂毛说些什么，但已明白毛是冲着他来的。旁边的人把内容转述了一番，陈听得嘴唇发抖，说：“那有这事，这是无中生有！”我们也觉得毛的检举太离谱。队长则好像有了什么新的重大事件好挖掘，宣布这事今晚如说不淸楚就不散会。这事与其余人都无关，只好让毛和陈争得面红耳赤，没个结果，一直拖到十二点钟，只好暂时结束，这种捕风捉影的检举，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我也吃过毛的小苦头，一次下午要开批判会，事先搬运坐椅是我们的专职，这些长条木排椅是非常重的，抬来抬去，很快就出汗了，老王有点抱怨，说真累人！我也有点怨气，说：“工宣队指定叫搬就搬呗。”毛也听到了，我不在意。下午散会后，工宣队的师傅叫我留下，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叫我打开《毛主席语录》的“反对自由主义”这一篇念，当我念到“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这一段，他打断我说：“你今天下午搬椅子时说了些什么？”我知道是毛又在带罪立功了，赶快承认是自由主义，说过牢骚话，这事不上纲，也就过去了。

毛并没有因积极检举而获得提前离开群专小组。这人也值得同情，一个辛劳了几十年的小职员，有什么与新社会过意不去的罪行要受群众专政。文革中总是老子的身份或什么问题牵累儿子，唯有他却是受儿子的牵累而入群众专政小组。他的儿子名叫毛祖辉，文革开始不久，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流行开来，当时他儿子还个是小学生，毛祖辉三字的浙江口音有点近似毛主席，听到大家喊毛主席万岁，就开玩笑说：“你们都喊我万岁呀！”于是反映上去，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因还是小孩子，不戴帽子，送往劳改农场监管。此事追到老子头上，加上他本来有个“地主“的身份问题要淸查，于是进了群专小组。

抄袭 群专小组快到尾声时，大家忙于写检查，听了批斗要补充，听了造反派意见要修改，工宣队的指示更要虚心接受。就这样，改了交，交了改，反复不已。我沾了点书生把弄文字的便宜，第一个初步通过，这引起当权派老焦的羡慕，老焦轻声向我借阅草稿参考，我当然毫无保留，把草稿给了他。有一天老焦不在，组长拿着一份材料叫我转交老焦，并说让他正式抄写一份，算是通过了。我也为他高兴，顺手翻开看看，不看则已，一看使我发呆了，原来检查的第一页开场白，竟然原封不动、一字不改地抄录我的检查开场白！而中间部分往往还有整段整句地照抄不误。我担心，如果被发现，不知道后果怎样。不过老焦的检查合格，是在我的检查之后，如果有问题应当已被发现，可见上边并未详看，而是早已另有安排，检查只是过场而已。其实，这种检查文字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检查八股，其中的警句妙语，也与“天地乃宇宙之洪荒，吾心实中怀之在抱”是异曲同工，犹如通用配件，我可写，难道老焦就不可装配？上边审阅的人是看你是否装配得象马列毛和革命群众要求的模式，只要合乎模式，加点个性材料，迟早是会通过的，这种担心也是知识分子的诚实本性和惊弓之鸟本能相结合的表现而已。

阿错

(二)文革回忆片段:屠狗记——我和阿花的故事

1970 年时，文革的高潮有点过去了，进入干部“解放”的阶段，我也轮到被解放，但还拖了一个历史审查尾巴。当时革命群众响应主席的号召，由工宣队带领，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则跟着大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改造。我们一起下放到建德县乾潭公社一个大队，我被分配住在一位复姓上官的贫农家里。农村到厎没有城里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的概念，也没有平时熟悉的人对你不屑于一顾、“划淸界限”的阶级觉悟面孔，上官对我竟如同熟人一样随和，那年我已年满半百，上官教他的孩子们呼我“老伯”，他夫妻俩也跟着孩子叫我老伯，在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亲老伯老伯的叫声里，使我受宠若惊，重新享受到人性的温暖。虽然这个解放了二十年的农民家庭，仍然过着名副其实的贫穷生活。

我被安排住在上官家厨房的西北角里，灶头在东面，厨房的中间是个火塘，这是个会客、谈天、烧水的地方。我的床舖上面，瓦片通風透光，雨丝雪花能从瓦缝里飄进来，上官特地在我的床舖上面加一扇竹簾，就是非常好的舖位了。

上官家养了一头黄狗，没有养猫。这狗也怪可怜的，连人都没有什么吃剩的食物，还有什么可喂狗呢，也只有靠它自力更生了。除了田间劳动，我每天要为上官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淸早起床后去挑水，那两个水桶装满了起码百来斤，我实在挑不动，得分两次、三次来回挑，才能装满大半个水缸，按理应装满整个水缸，是上官照顾我，不要我装满，到下午水不够了，他自己再去挑。每天早晨，我要在上官夫妇起床以前就出发，挑起空水桶，弯弯曲曲，从屋后一条小路向着山坡走去，约有百米多路，到了一个小水泉边，水倒是很清澈的，在泉边用木杓一杓一杓地把水往桶里装，大概装到六成左右，就够我消受了。从我挑起空水桶出发，这黄狗就伴着我走，直至水边，它就蹲着，看我一杓一杓地装水。当我挑起水桶走回头路时，可以看出它摇着尾巴多么为我高兴的样子。我忽然感到我有了一位忠诚的朋友，只有它跟着我、看着我淘水，挑水，关心我又爱莫能助的样子。我觉得应该给它起个名字，我想起小时候我家隔壁一条黄狗，大家叫它阿花，何不也叫它阿花呢。于是我用阿花这声音反复地叫它，很快它就接受我给它的起名了。

天下雪了，清早起来，白茫茫一大片，路也不见了，凭着地面一点点起伏，挑起水桶，踏着软绵绵的积雪，阿花在前边带路，我跟着走，准不会错。一去一回，这茫茫大地，只留下我和阿花的两行一大一小、一疏一密的脚印，错错落落，延伸而去，没有摄影机，不会画画，却永远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

每天晚上，我入睡时，阿花时常不声不响地卧在我的床边。我在晚上肚子饿时，偷偷吃点饼干（这饼干的来源另详进城记），也偷偷地给阿花吃一点。如果它不在，我只要轻轻喊一声，不知道它会从那儿跑了过来，高兴地边吃边摇着尾巴，用专注的目光看着我。有一天晚上，我正睡得深，忽然被一阵吱吱的声响惊醒，我用电筒一照，只见阿花正咬着一头硕大无比的老鼠！想不到阿花还兼负起捕鼠的责任。这使我想起，即使在这个穷地方，也存在着生态链规律，狗本来是以肉食为主的，可是象阿花这样，主人没有能力喂养它，它自己从周围环境里能够可以获得的动物性食物，最现成的就是这些吃得胖胖的老鼠了。对老鼠来说，稻谷是最佳的食物，秋收后的贫农家里，没有钱，却有成堆成堆的稻谷，保存又不严密，恰好也成了老鼠的储粮，老鼠把稻谷转化成自己的身躯，再成了阿花的肉食来源。可是，这食物链还没有结束，还在延伸。

一天下午晩饭边，我看见工宣队长和造反派头头在和上官笑咪咪地谈话，他们走后，上官同我说，刚才他们动员他把阿花杀掉，按重量算给上官肉钱，还说狗皮拿到城里还可以卖好价钱。上官从来没有想到在阿花身上打主意，这回被一怂恿，禁不住心动了，问我的意见，我几乎不加思索就回答说我不赞成，完全忘记了我只是一个接受劳动改造、没有发言权的身份，竟然像家庭中的一个平起平坐的成员。上官看到我这样坚决的答话，也就不再说了。接下来几天里，阿花仍和往常一样，每天跟着我挑水，我也把这事淡忘了。

忽然一天晚上，好几个人在上官家进进出出，好像忙着什么事，以我的身份，我当然没有资格打听。到了九点多钟，秘密揭开了，原来他们避开我，偷偷地把阿花骗到不知什么去处，给杀掉了。剥皮、剖腹等一概在外边完成。直到可以上火了，才拿回到厨房的火塘上烧煮。我知道这完全是上官的主意，他体谅我的意见，又禁不住别人的诱惑，便采取了既成事实的办法。他和大家都一个劲儿劝我和他们一道品味狗肉，说什么吃了可以热身、补血之类，工宣队的同志想，只要我吃了，我就不会把这事往外传，以免影响不好。肉还没有熟，要很长时间，我推说身体疲乏，先躺一会儿，慢慢地，我闻到一般香气，他们开始要吃了，让上官来叫我，于是我学《三国演义》蒋幹偷书、周瑜装睡的故事，打起微微的鼾声来，上官对大家说，算了算了，老伯睡着了。我与阿花就这样不知不觉永别了。

我从来没有养过狗，小时候看到过狗咬人很害怕，其实那是人先动手打狗。以后又时常看到狗对陌生人发出狂吠，觉得狗并不可愛。对于那些以狗为宠物的太太小姐们，也觉得不可思议。自从和阿花建立了感情，对狗的看法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有时感到在人海社会里，有时竟然狗比人好，只有人负狗，欺侮狗，吃掉狗，而狗对人总是忠心耿耿的。阿花不在了，我和它短短一段缘分，使我彻底纠正了先前对狗的偏见。以后，不论什么场合看到各式各样的狗，总使我想起阿花，我不认为阿花比它们逊色。

阿错

(三)农 谚 蒙 冤 记   游修龄

1958～1960期间，我经常要带学生下乡总结丰产经验，为了避开浮誇，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想起了学生们要分散到全省各地的难得条件，给他们佈置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即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向当地的农民调查、纪录当地流行的农谚，经过几个月的走访，居然收集到数千条农谚。汰除重复和迷信的部分，经过整理选择，共得1700多条农谚，再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加以分门别类，组织有关的教师，分工逐条给予科学知识的解释，肯定它们指导生产的经验，出版了《浙江农谚解说》一冊，受到好评。

想不到在“文革”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这解说农谚的好事，也被扣上“厚古薄今”的帽子。此前，因我曽翻译出版了英俄的农业科技书刊，已被戴上“崇洋轻中”的帽子，再加上“厚古薄今”，虽然我那时还是讲师，也就够荣获“反动学术权威”的资格了。造反派不滿足于空洞的厚古薄今，在这本《浙江农谚解说》中反来复去地搜寻，终于找到了可以上纲上线的、反对人民公社、即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

原来我在《浙江农谚解说》的书首写有一篇《论农谚》代序，其中第一节是说农谚的流傳有悠久的历史，举例“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这句农谚，虽然采自浙江民间，却早已见诸东汉恒宽的《盐铁论·轻重第十四》：“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说明这句农谚已流傳了两千余年。农谚把“茂林”改为“大树”，是口语化，便于记忆。

在代序的第五节中我又举了两句农谚：“分了社，满天熟；社了分，没得啃。”用以说明时过境迁的农谚，后人不大好理解的例子。

“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这句农谚，含意很简单而科学，就是说大树遮挡了阳光，下面的草儿光照不足，自然也长不丰茂。同理，整地时土块不充分整细，影响苗的生长不整齐。

“分了社，满天熟；社了分，没得啃。”句中的“分”指春分，“社”指春社。分了社，指春分在春社之前；社了分，指春社在春分之前，或春分在春社以后。古代祭天曰郊，祭地曰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称春社，从立春到春分为45日，五戊的差异在40～50天之间，故春社举行可能在春分前，也可能在春分后。分和社的意义在序文中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并指出前人以此来预测秋收的丰歉，其实并不科学。

这两段农谚，无论怎样看，都与反对人民公社化不沾边，但是造反派对此有特殊的剖析眼力。

对“大树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造反派说我是影射，大树和大块者，人民公社也，丰草和美苗者，农作物也。人民公社化以后，草也长不盛，苗也长不大。至于社和分，更容易上纲了，造反派说“社”是人民公社，“分”是拆散人民公社，“分了社”影射解散了人民公社，就可以“满天熟”；“社了分”指公社化以后再分配，人民就没有粮食可分了。

我坚持以上农谚絶对没有反对人民公社的意思，大树和大土块，同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两千年前的谚语，怎么能预知两千年后有人民公社呢？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名称，春社是古代祭祀的节日，都与拆散人民公社毫不搭界。当然，这种申辩只能被认为“强词夺理”，抗拒认错，是思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表现。不认錯就批斗，于是反反复复，批斗了多次，大概感到此事的“油水”不多，有些小题大作，终于不了了之。

这种通过影射，加人以罪，我知道是历史上司空见惯的事。譬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穷，又曽削髪为僧人，对于当权的統治者来说，农民造反就是盗贼叛乱。所以朱元璋即帝位以后，最忌的就是看到谐音的“生”（谐音“僧”）、“则”（谐音“贼”）等字，疑心是影射于他。地方官吏们们经常有应景的给皇上呈送正旦贺表、万寿贺表、谢皇帝增俸表等，目的本来是歌颂皇上，讨得欢心，谁知却招来杀身之祸！如林伯璟为福州府学作《贺冬节表》，內有“仪则天下”句，被认为以“则”谐音“贼”而遭诛杀。蒋镇为常州府学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解为“睿性僧知”，被诛。徐一蘷为杭州府学作贺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光”附会为剃光头，“圣”附会为“僧”，“则”附会为贼，被诛。类似遭诛的共有十三人。

清朝的雍正皇帝，生性最猜忌，他兴起的文字狱也最触目惊心。著名的查嗣庭案即是一例。雍正从查嗣庭的日记《维止录》里发现许多“极意诽谤”康熙政治的议论，又从查嗣庭所出的江西乡试试题“维民所止”（语出《礼记·大学》），说“维”和“止”是影射“雍正”二字砍去头。对查嗣庭的最后处决是戮尸、再梟首（即砍头），一子斩首，另一子已死狱中，幼子及侄子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堤工程费用。兄流放陕西，死于戍地。另一兄因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其他受牵连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革职，江西巡抚降四级调用…等。因查嗣庭是浙江海宁人，加上另一个汪景祺案（从略），汪是杭州人，雍正便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查嗣庭下狱的当年（雍正四年）十一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直到雍正六年八月才解除停止乡试的禁令。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不可胜说，这里只举一例，也可见一斑了。可是在今天的电视荧屏前，康、雍、乾却是历史上难得的关心民间疾苦的典型爱民君主！编导者申辩说，本来这是戏说，不是历史剧。可是观众们看得津津乐道，都当作真的历史，记忆在心，难道就没有责任？

使人觉得奇怪的是，象“分了社，社了分”以及“大树、大块”这类农谚，被影射为反对人民公社的手法，何以竟同上引明清文字狱如此类似？好像祖传秘方，一脉相承？我认识批斗我的造反派同志，可以肯定，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上文字狱的事，他们绝对没有从明清文字狱中得到什么启发，所以才作出相似的行为。

这种不约而同的现象，相隔很长的时间以后，又突然死灰复燃，原因不在人，而在制度提供了相应的土壤。文革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授权造反派，让他们可以任意寻找他们“发现”的专政对象，当证据不足时，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最佳方法，就是影射。影射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心智，也不是学问，动动歪脑筋，就可以心血来潮，恍然有悟。所不同者，说我是借农谚反人民公社，只不过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空帽子，反复批判以后，一切也就结束了。 而同样的事，若发生在朱元璋、雍正的时候，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说明时代是大大进步了。相信类似借农谚反对人民公社之类的影射，今后不会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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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寿无疆

1950  年代初，我从碗店里买了四只饭碗，是处理品，价格很便宜，但质量不错。碗的内里纯白，外面则绘满了带“粛”字纹的图案，四周等距离有四个红圆圈，圈內顺次写有“萬壽無疆”四个正楷红字。民国时期不大会生产这种饭碗，估计是淸末的东西，一直积压着，尤其是解放了，更没有人要，所以削价处理。我将它们作为工艺品放着，并不使用。因为我记得一个故事，说的是袁世凯为了讨好慈嬉太后，刻意调教了一只鹦鹉，待慈嬉来检阅他的军队时，这只鹦鹉出其不意地髙叫“老佛爺万岁！”慈嬉大喜，袁世凯乘机把鹦鹉献给了慈嬉，从此得到慈嬉的重用。买这些碗显然和知道这个故事也有关。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红卫兵在我家门上贴了一纸吿示，叫“革命通知”，限我在三天之內自动除“四旧”，三天以后如发现我家四旧未除，即对我采取革命行动。当时我是讲师，除四旧的风头首先对准教授们，还抽不出时间到我家搜查，故先发“革命通知”警告。红卫兵到一位一级教授家里翻箱倒柜，把解放前的东西一概视为四旧，或反动的东西，接着拉这位教授在校內游行示众，小学生不懂事，还廹教授下跪，向教授身上吐口水。在这种气氛下，我当然赶快“自动”除四旧，把一些线装书，英文书，明清小说等当废纸称斤卖掉，那段时间每天都有收买旧货的车子到各家门口收购。不宜作废品处理的如京剧唱片则敲碎，一些有封、资、修嫌疑的书画条幅，如马一浮的字，狀元的条幅，徐悲鸿的奔马（水印木刻）干脆撕碎丢棄，以免他人完整地拿去，成为放毒，以示我同封、资、修彻底决裂。
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了那四个“萬壽無疆”的饭碗，我认为是典型的封建物品，不好卖给废品收购的，放着又怕成祸根，于是偷偷地将它们敲碎，晚上丢到垃圾箱里去。
除四旧不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一批又一批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手持“红宝书”，列队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彊！”欢呼声此起彼伏，十分壮观。以后，我们每天的早请示、晩汇报，和各种大小批斗会上，都要呼“敬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和毛主席万寿无彊！万寿无彊！”。据毛主席的警卫李银桥回忆，抗美援朝结束之初，金日成送给毛主席二十四箱苹果，打开一看，每个苹果上都写有“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很不以为然，说人那有万岁的，他叫李銀桥把苹果分给警卫员们吃了。可是，后来毛主席不论走到那里，那里的群众就围观高呼“毛主席万岁！”听多了，也就习惯了，慢慢地也喜欢听了。于是那种狂热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和“万寿无彊，万寿无彊”的欢呼声成为当时不可缺少的政治表达，而且不分斗人的或挨斗的，都同样可以喊，这是唯一的平等待遇了。想不到我当初认为是四旧的那四只饭碗上的“萬壽無疆”，后来会成为革命导师的颂词，而我没有这种先见之明，竟然将其打碎，幸好当时不是当众敲碎，偷偷处理后也没有人知道，也就混过去了。如果当时被人看到过，“揭发”出这件事，不知道红卫兵将对我怎样处罚，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吧，想起这事，不觉得还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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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 跃 进 回 忆 片 段

“大跃进”是1958 年的事，它的性质也已肯定为虛假浮誇，现在还提它干什么？但我觉得它的影子恍恍忽忽，似在我们身边游荡。以下是五八年夏末秋初我带学生去浙南瑞安农村调查连作晚稻产量的回忆片段。
当时我们浙江农学院全院停课，每个教师带领若干名学生，分组下到省内各地农村，进行晚稻丰产经验总结。我们小组是去瑞安县的塘下区进行总结。到达塘下区以后，按手续应先去区里报到，可是我们一早去报到时，区党委书记兼区长不接见我们，说是很忙没空。下午再去，又是没空，第二天去仍是没空，可我们每次去都明明看到区长坐在办公室里，就是不接见我们。于是我们改变方式，先到田间調查起来。大暑节的天氣，我们赤着双足，头戴簑帽，在“赤日炎炎如火烧”的监视下，从早上七时下水田，分工定样点，点数分蘖，穗数，每穗粒数，秕谷数等等，报的报，记录的记录，一直忙到下午六时才收工。中间仅回住所吃中饭，算是休息了一下。饭毕，立即再去田间。晚上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这样干了三天，忽然得到通知，说明天可以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这位区长接见时，说他一直注意到我们一行，天天头顶烈日，赤足下田，同农民一样，是真心来塘下总结的。原來他不立即接见我们是考验我们，三天的考验总算及格了。但当我们向他汇报几天來抽样估产的结果，亩产约四五百斤时，他的脸色忽然起了变化，只是没有立即发作。
第二天他召集区里的干部和我们一起开会，会上他宣称：“我们塘下区今年晚稻的产量不能低于两千斤，现在有些人在我们田里东数西数，算来算去，只有四五百斤，这是在我们这里搞促退，我们不欢迎！”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尴尬，不知如何才好。隔了一天，县里通知我们去开会，县委书记在讲话中也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们，说有人在瑞安总结晚稻产量搞促退，因为我们是省里派来的工作组，没有进一步使我们难堪。会上宣佈成立晚稻产量工作组，将我们师生拆散，分别编入省、地、县、区混合的几个小组里。这一来，倒是减轻了我们的思想负担，不再怕被宣布为促退，只要跟着大伙走就是了。
其实，我们采取的定点取样估产方法是可靠的，同实际收割的产量相差很小。1958年的晚稻产量是丰收的，连作晚稻的全生育期比早稻和单季晚稻都缩短，产量当然不可能很高，五百来斤是不错的产量。
在大群的人们沿着稻田走时，我有意和当地一位老农（他是县劳动模范）走在一起，我轻声冋他：“老伯，你看这片晚稻田约可打多少斤谷？”他看我不象领导干部，反问我：“你是要跃进数字还是要实际数字？”我说：“当然是实际数字。”他说：“同志，你不知道，我也很为难，如果来人要的是实际数字，我说了跃进数字，会被骂为不老实；如果来人要的是跃进数字，我要说了实际数字，会被骂为老保守，促退派。”我说：“你不要顾虑，我是省里派来的，我们要知道实际数字。”他就放心地对我说：“同志，你看，这稻子不错，有五百来斤。”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客观存在的产量，还有实际和跃进之分。大家走着走着，到一块稻田边，停了下来，都说这块田的水稻生长得好，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估算起产量来，当然，估來估去，没有低于一千五百斤的。于是一个村干部问这位老模范：“阿炳伯，你看，这稻田可以打多少谷？”他回答：“五百来斤。”“老保守！”，那干部骂了他一声，以后再也不理睬他了。
其他小组的情况也差不多，一位老师带学生到黄岩县调查的，对一块县高产试验田进行估产，得出约八百来斤（其实已经高估），县农业局长听了大为光火，说：“我们插下的秧苗就有二十万株，我们要拿万斤稻，不要你们来促退！”工作组只好撤离这块高产试验田。到另外田块去总结，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即约同生产队长到田头共同实地收割，就地脱粒，即时过秤，以湿谷的重量作为干谷计算（明知不科学，也只好将就些），也不满千斤，由工作组组长和生产队长共同签字上报收割数字，以表示公正可靠。这样做了以后，第二天，工作组去食堂吃饭时，食堂已奉命不给他们开饭了，他们只好离开到别处去调查。
在基层被批评为促退，关系不大，因为回到杭州，就没事了。如若在本单位被视为促退，就要小心认错，千万不可顶撞。省农科院一位植保技术员，负责院里晚稻高产试验田的植物保护，由于密植程度太髙，田间通風不良，植株下部尤其郁闭，因而到了后期纹枯病大发，稻茎基部腐烂，眼看丰产指标难以实现。恰好这时省领导来视察，当他了解到田间纹枯病严重时，问有什么防治措施，这位技术员回答说，已经喷药几次，但很难根治，因为纹枯病是个世界都未解决的问题。省领导听了，当场就指出，世界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这是典型的洋奴哲学！谁知这位技术员接着说了一句，那也要通过进一步试验研究，马上解决是不可能的。 于是站在一旁的院党委书记觉得大失农科院的面子。第二天即组织全院的干部、技术员张贴大字报，对这位敢于顶撞省委领导的技术员大肆挞伐，狠批洋奴哲学。接着又召开批判大会，要他检讨，这位技术员仍觉得自己没有错，只不过说了真话。于是院党委打报告，反映上述情况，要求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很快得到批准。划右派分子是1957 的事，运动也已经结束了，但为了斗争需要，可以补划右派。后来落实政策，给予取消右派名义时，他已辞世先走了。
浙江亩产两千斤在当时算是很保守的数字，不多久，全国各地纷纷传出五千斤、一万斤，直至三万斤的卫星！发行国內外的《人民画报》封面上，在金黄色的密密麻麻稻丛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居然不会陷下去（小姑娘其实是坐在一只小櫈子上，被稻穗遮住了），的确轰动了世界，神话也就彻底破灭。接着上演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惨剧。
2001，1，8上贴: 刑天

阿错

(六)追忆参观“大寨”   修  龄

“农业学大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现在的老年人对此恐怕也多已淡忘了，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可能只听说过这个运动的名称而已。我却永远忘不了1978 年去大寨参观的情景。
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别的暂且不说，印象最深的是承陈永贵副总理亲自出面，接见参观大寨的代表们，并对代表们专门发表了讲话。
那是下午四点左右，代表们早已恭候在大寨大队的大礼堂里，那礼堂的气魄不亚于北京的剧院。等待之间，正觉得有些沉闷，忽然台上的灯光大亮，照耀如同白昼，耳朵边响起一阵阵掌声，陈永贵从“上场门”（京剧术语）出现了，那情景非常类似京剧名角出场的“亮相”！他走到舞台中央的讲台边，掌声才慢慢疏落下来。
讲话开始了，因为代表们都是中国农学会的会员，又大多是农业教授专家，陈又是负责农业的副总理，他本人还是劳动模范，他的话题当然集中讲农业科学的重要性。陈永贵完全保留庄稼汉的本色，他谈到农业科学的重要性时，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说起。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麽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又說他不相信玉米会串花（即杂交），后来看到玉米棒子结的种子，颜色混杂，大小不齐了，才相信。这些话只能使会场上的农业科学家们听了瞠目结舌，佩服他的坦言直率。同时也感到作为一个国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树立起全国农业向他学习的榜样，真是一种多么辛酸的的感受。
有趣的是，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坐着一位大约是秘书的人，台下看不见这人，但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回话。陈讲话中不免涉及一些统计数字和名词术语，譬如讲到去年大寨的玉米总产量时，他很坦然地问：“多少斤？”这时从台右角里立刻传出“多少万斤”，于是他重复一句“多少万斤”。他不知道台下人已经先他听到这个数字了。讲到今年施用一种新品種化肥、效果很好时，他便问“叫什麽名称？”台角落里立即回答“是碳酸铵”，于是他也重说一遍施用碳酸铵的效果很好。农药的名称也一样，很是抝口，这些洋名词真难为了这位副总理，多亏有这位躲在台角里的秘书及时提示。
此外，代表们还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不过，这些参观活动都是預先安排好的，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位村干部帶队，路线都是排定的。使我们不解的是，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无论走到那里，都没有碰到大寨的农民，问帶队的村干部，说农民们都到田里劳动去了。可是我们到了田间，仍旧看不到农民，农民们都到那儿去了呢？我们参观农民的住家时，毎家的门户都是紧闭着的，不能进去探望。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毎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我们边看边“窃窃私语”：这是明摆着做样子给参观者看的么，特别是给外宾看的么。1978 年的时候，不要说是大寨这样的农村，就是沿海一帶的城里人家，也没有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的。而且据介绍，大寨人的劳动时间是很长的，起早落夜，又没有星期日，那有闲情逸致种花养鱼！
接着村干部又帶我们参观了一个“大寨科学实验室”，里面有植物标本，显微镜，玻璃试管之类，一个技术员在里面，等候我们的来临，我们怀疑是临时叫来扮演的。
弄虚作假的东西，往往追求十全十美，结果反而更暴露出作假手段的幼稚。
到了大寨山头最高处，可以放眼看到四周层层山坡上邻近生产队的玉米，使我们惊异的是，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玉米，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內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大家轻声地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
现在，陈永贵作古了，他作为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有丰富的生産经验，树立为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但把大寨封为全国学习的样版，让江南的水稻田也学习山地种玉米，实在不可思议。江南多的是种稻能手，象江苏劳动模范陈永康，难道就不如陈永贵。问题在于用政治手段统一领导农业生产，就必然走上这条荒谬的道路。
大寨属昔阳县，昔阳本是个穷县，但大寨一成为全国样版，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味道。昔阳城里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凡此，不知道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2001，7，30

胡一刀

人们都把这忘了，只觉得那时发生的事太过遥远，也太荒谬，象天方夜谭，似乎不是真实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