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先生作品《笔不花》

决定

搜集梁羽生先生的对联作品以及相关评论中,无意发现了这本专集,其中涉猎不少对联故事以及先生的见解分析,本着尊重作品的原则,把全篇目转来,一并长下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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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梁羽生家园>>论坛

目录:
一、“万岁”从来多短命
二、圣明天子半庸才
三、末代皇帝的命运
四、霸王难免别虞姬
五、脉脉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
六、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七、荒淫残暴的汉代王侯
八、才子失宠的秘密
九、口念弥陀的暴君
十、文学世家　骨肉相残
十一、武则天是否淫妇
十二、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十三、汪精卫的自我讽刺
十四、清末“刺摄政王案”真相
十五、名士的无用与无聊
十六、名士见钱就开眼
十七、石崇斗富　皇帝贪财
十八、赔款借款的秘密
十九、宰相合肥天下瘦
二十、文廷式与汪精卫的《忆旧游》
二十一、闲话《满江红》
二十二、谈几首近代词家的《满江红》
二十三、咏王昭君的诗词
二十四、俞平伯的《古槐树屋词》
二十五、缥缈红楼感慨多
二十六、闲话打油诗
二十七、回文诗词谈趣
二十八、再谈回文诗词
二十九、廖凤舒的《嬉笑集》
三十、张大千的诗
三十一、溥心畲的诗文
三十二、铿然一瓣莲花去——谈舒巷城的诗
三十三、谈罗孚的两首诗
三十四、词人心事盼相通
三十五、小令三首仿易安
三十六、闻一多论诗鄙胡适
三十七、闻一多的旧体诗和方言诗
三十八、挽聂绀弩联
三十九、京华犹剩未残棋
四十、章太炎挽孙中山联
四十一、能成世界能成我——杨度挽孙中山联
四十二、不教成败论英雄——袁寒云挽孙中山联
四十三、一字推敲
四十四、谈挽张大千的对联
四十五、梁寒操挽胡适联
四十六、补谈挽胡适联
四十七、《春明外史》的回目
四十八、张恨水的咏史诗
四十九、花蕊宫词不宜借喻
五十、观音庙联
五十一、香港风光入怪联
五十二、烟锁池塘柳寻根
五十三、论黄巢　怀高朗——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五十四、悼沙枫
五十五、达摩·禅宗·秘笈
五十六、两偈·顿渐·陈寅恪
五十七、敦煌学是伤心史
五十八、饶宗颐与敦煌学
五十九、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六十、弄斧必到班门——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六十一、九连霸·天才·土壤
六十二、序《广州棋坛六十年》
六十三、莫到琼楼最上层——从袁寒云谈到吴健雄
六十四、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
六十五、从查理·卓别林谈到孤独感
六十六、看戏的和演戏的
六十七、创造“更高的真实”
六十八、除夕讲童话
六十九、元旦谈美
七十、闲话校对
七十一、徐霞客奇人奇事
七十二、谈天气　怀大理
七十三、雁山红豆之忆
七十四、小国寡民之乐
七十五、在普利茅斯食海鲜
七十六、“买嘢”和“睇嘢”
七十七、长屋风情
七十八、还乡小记
七十九、中国第一个女编辑吕碧城
八十、《模》·《雨在门外》——谈新加坡作家尤今和周灿的小说
八十一、打上帝的耳光——谈台湾女作家三毛
八十二、台湾谈论《王昭君》
八十三、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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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岁”从来多短命

　　在封建皇朝，臣下叩见皇帝的时候，先要三呼“万岁”，这“万岁”二字，等于是皇帝的尊称，其实真是莫大的讽刺！
　

　　有史以来，皇帝总是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就越是短命。
　

　　前几年我无聊时，忽发傻劲，拿中国各个朝代皇帝的寿命，作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算是最长命的皇朝，共五十九年，而五十九年中，却换了八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廿四年中换了七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寿命平均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是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就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来说，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一年）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无信史可考的，传说中的长命皇帝不算）。
　

　　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有数得计：顺治（二十四），康熙（六十九），雍正（五十八），乾隆（八十九），嘉庆（六十一），道光（六十九），咸丰（三十一），同治（十八），光绪（三十八），宣统（六十一）。十个皇帝总共岁数是五百一十八岁，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二岁，亦不过“中人之寿”而已！
　

　　这种现象，看似奇怪，实是理所必然。我们平常也可看到，劳动人民多是健康长寿，而富贵人家娇生惯养的子弟，却常常都闹毛病，经不起风吹雨打。富贵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贵为天子”的皇帝。皇帝的家庭是与社会隔离的，也是与大自然隔离的，他们过着皇宫的阴暗生活，又哪里会长命？而且更大的原因是，荒淫的生活方式本来就等如慢性自杀，就是健康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那些皇帝在遗传上已经是体质脆弱的呢！
　

　　溥仪的身体本来也很弱，据《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还是由于在俘虏营中的时候，一方面得到适当的医疗，一方面从事合乎体力的劳动，因而才转弱为强，健康起来的。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做了皇帝想升仙，神仙做不成，就想“万寿无疆”，皇帝喜欢臣下称他为“万岁”，大概就是这种心理表现吧。其实用“万岁”来当做皇帝的尊称，可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史以来，皇帝总要比普通人短命得多；而且大都是开国的皇帝比较长寿，越到后来，越是短命。
　

　　有人曾拿中国历代皇帝的寿命，做过一个统计，最短命的是南北朝，例如南朝的“宋”，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中，已经算是最长命的皇朝了，共五十九年，却换了七个皇帝，最短命的“齐”朝，只二十三年就换了五个皇帝。但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皇帝有死于非命的，有被废立的，这个不算；其次皇帝平均寿命最短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汉光武帝）算最长命的了，活到六十二岁，其他十二个皇帝，有四个都是未过十岁，在孩童时代就夭折的。有六个皇帝是三十岁左右死掉的，只有两个皇帝活上四十岁（明帝和献帝）。东汉十三个皇帝总共的岁数是三百八十五岁，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比较起来，皇帝最长命的是中国最后的一个皇朝——清朝。从入关之后算起至辛亥革命止（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共二百六十八年，只不过换了十个皇帝，其中还有一位“古稀天子”乾隆，活到八十九岁，算是历代皇帝中最长命的。但清代十个皇帝的平均寿命还不到五十二岁而已。
　

　　溥仪死于一九六七年，虚龄六十一岁，不算短命，但也不过比“中寿”稍微好些。不过有一点要知道的是，溥仪是经过“劳动改造”的，特赦之后，有一个时期，还在北京植物园做管理员。如果他是一直处于深宫，纵欲无度，一定活不到这个岁数。据潘际炯写的《末代皇帝》一书说，他的许多毛病，就是在俘虏营中从事体力劳动结合适当的医疗冶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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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圣明天子半庸才

　　皇帝自称“天子”，自认是“天生圣人”，除了喜欢人家叫他“万岁”之外，又喜欢人家称颂他是“圣帝”"明君"，其实这也是一个讽刺。
　

　　可惜古代没有“智力测验”（当然，即使有也没人敢去测验皇帝）。但从史实上看，在中国二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如晋惠带就是位典型的白痴，有一次他听说老百姓都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就说既然如此，“何不食肉糜”呢？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得蛤蟆叫，又问左右道：“此鸣者为官乎？私乎？”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五六岁时，就常常爬到一丈多长的帐竿上，学做猴子。十多岁时，常常夜晚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还和左右商量，想毒死太后。左右说，你毒死她便要做孝子，要守灵，不能再跑出宫去胡闹了，他这才不敢。
　

　　南朝的齐，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夜晚捉老鼠捉了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再举一些比较有名的皇帝为例。宋徽宗时，金人入侵，已经包围京师了，他不想法子抵抗，反而相信一个道士郭京的话，说可以施用“六甲法”，招来天兵天将退敌，结果做了金人的俘虏。明宪宗朱见深专讲“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号，如僧继晓，擅长“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上有好者，下更甚焉，他的宰相万安也精研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朱见深见太不成话，这才遣一个太监去问他道：“这是大臣该做的事么？”
　

　　又有一个进士侯进贤，自称善医阳萎，曾自煎汤药亲手给宰相薰洗，得升御史，人称“洗鸟御史”。朱见深此人又是个“瘾君子”，尝令内监到市上去收买鸦片。他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见朝臣，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上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万安就叩头呼万岁退朝。
　

　　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实在太多了，举不胜举。曾有人要写“怪人列传”，依我看来，许多皇帝都有“入传”的资格。

　　【注】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见于湖南文艺出版社《笔·剑·书》之同名文章。

　　溥仪晚年以怕老婆著名。老婆不满意他的原因，除了他性无能外，还嫌他“特别笨”（见沈醉写的《皇帝特赦以后》）。溥仪是否特别笨，我们不知，但历史上总是“昏君”多，“明君”少，却是事实。有人曾经把皇帝作为一种类型研究，结论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约三百个皇帝中，至少有半数以上乃是庸才。
　

　　举几个著名的例子来说，晋惠帝听说百姓穷得没饭吃，许多人都饿死了，他大惑不解，反问左右：“何不食肉糜？”又一次他游御花园，听见蛤蟆叫，又问左右：“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南北朝时，南朝的宋，有一位皇帝刘昱，是出名的顽童，喜欢晚上跑到寺院去偷狗肉吃。齐朝有一位做过皇帝后来被废掉的“东昏侯”萧宝卷，最喜欢捉老鼠，常常夜晚捉老鼠捉一个通宵，他觉得捉老鼠比什么都好玩。
　

　　明朝也有一个像溥仪那样性无能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为求“房中术”，搜罗淫僧妖道，各赐官称，如僧继晓，擅“秘术”，受封“通玄翊教广善国师”。他的宰相万安也精此道，尝收集各种“房中术”密封一小箱，进呈朱见深。又一个以自称善医阳痿而得官的御史，人称“洗鸟御史”（因为他曾亲煎汤药给宰相董洗，并因此而获知于皇上）。朱见深又是个瘾君子，做了二十三年皇帝，从不坐朝，仅成化七年召见大学土万安、彭时、商辂一次，说了几句话，就退朝了。蠢材皇帝的荒唐笑话是举不胜举的。因此有人说，在“万岁从来多短命”的下面，还可以加上一句“圣明天子半庸才”。“天子圣明”，这是封建时代的套语，其实和称皇帝为”万岁”一样，都是讽刺。
　

　　溥仪能够做植物园的管理员，还能够写自传（虽然经过老舍的润饰），比起历史上那些昏君，他似乎还不能算是特别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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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末代皇帝的命运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所写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真可说得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奇书”，因为在溥仪之前，中国皇帝从无自传之作；在溥仪之后，中国则不可能再有皇帝出现了。
　

　　一九二四年，溥仪十九岁的时候，被冯玉祥赶出皇宫，后来悄悄逃往日本公使馆。当时作为溥仪和日本人的桥梁的，是大汉奸郑孝胥，他在“护送”溥仪前往日本公使馆途中，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道：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无此奇。
　

　　郑孝胥这首诗是“丑表功”，实际上正是他把溥仪送入“虎穴”——逃至日本公使馆之后，终于被人利用，做了伪满的傀儡皇帝。
　

　　不过，“青史茫茫无此奇”这一句话，对于溥仪来说，却是百分之百的适合。
　

　　现在就让我们翻翻历史，看看中国历代的末代皇帝的命运。
　

　　概括来说，末代皇帝的命运，大致离不开后面所列的三种下场。
　

　　第一种，被权臣或悍将所篡位，成了“废帝”之后，绝大多数被杀掉。例如汉献帝刘协被曹丕所篡，晋恭帝司马德文被刘裕所篡，南朝的宋顺帝刘凖被萧道成所篡，齐和帝萧玉融被萧衍所篡，梁敬帝萧万智被陈霸先所篡，唐哀帝李柷被朱温所篡等等都是。上述诸例，除了汉献帝得“寿终正寝”之外，其他都被新皇帝杀死。
　

　　第二种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到了穷途末路之时，自杀或被杀的。前者如明代的崇祯皇帝，后者如隋代的隋炀帝。
　

　　明崇祯帝朱由检在外敌压境之际，采取了消极抗敌甚至妥协求和的政策，但对内却毫不放松，当时全国闹大饥荒，激成民变，他积聚了大批库存（《明季北略》载李自成入京后，发现他“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却丝毫不肯拿出来救灾，反而用了全力去镇压那些“逼上粱山”的农民军。终于在李自成攻进北京的时候，逼得在景山上吊，上吊之前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平公主斩断了一条手臂。
　

　　隋炀帝则是因奢侈荒淫，而又穷兵黩武，造成了全国大混乱的局面，引起“十八路烽烟”（其中大多数是农民起义军，如瓦岗寨、高鸡泊），终于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杀的。这位末代皇帝在全国大混乱中还纵情淫乐，常常对皇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且不管他，快乐饮酒吧。”又常取镜照面，对皇后说：“大好头颅，不知该谁砍之？”结果十八路烽烟未烧至江都（今扬州，隋炀帝其时已离开京城，躲在江都享乐），他最亲信的卫士已在宇文化及率领下叛乱起来，他怕捱一刀之苦，自己解下巾带给叛军绞死。
　

　　第三种是在国亡家破之后，做了敌人的俘虏的。如南唐的宋代皇帝，著名的词人李后主与北宋的徽钦二帝。
　

　　李后主被宋太祖俘去后，封为“违命侯”，据说因他填了一首《虞美人》词，里面有两句道：“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宋太宗（宋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光义。其时宋太祖已死，由弟接位）说他有“故国之思”，就赐他吃“牵机药”，这是一种很厉害的毒药，服下之后，“柔肠寸断”而亡！
　

　　北宋徽钦二帝的遭遇更惨，他们被金人掳去，北解燕京（今北京），途中受尽折磨。据宋人平话《徽钦北狩》所说，他们吃的是粗粝，想求一碗汤饮都不可得，离开自己的皇宫后，两人未洗过面，押解他们的金朝小官，拿余酒残食给他们，还揶揄他们说，你们不吃，将来更没有吃的了。又调戏钦宗的皇后，叫她在筵前陪酒唱歌，徽钦二帝也被迫以青衣侍酒。父亲徽宗赵佶，未到燕京，便病死在均州。儿子钦宗赵桓到了燕京之后，被金主囚在一个和尚庙里。有一个胡娣，料理他的饮食，两个人吃饭，每月只发五斗米，一捆柴。如此折磨，还嫌不够，到了他六十三岁的晚年，金主亮还要他和另一个也是当了金人俘虏的辽国皇帝耶律禧赛马。就在他们“赛马”的时候，下令叫骑兵用箭从他们的后心射入，前心射出，钦宗坠马而死。金主不准收尸，用马蹄践踏到泥中，作为葬礼。
　

　　与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相比，溥仪的遭遇最奇，也最“幸运”。
　

　　前面所说的三种情况，可以说他都遭遇过。他是被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他又是被袁世凯用权术迫他“退位”的；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从溥仪这方面讲，也可说是被袁世凯篡位的；他曾做了苏军的俘虏，一九五零年八月，苏联政府把他交还中国，他的“身分”是战犯，被安置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兼有三种遭遇，但结局却大大不同。他曾任政协委员。在“文革”中他也比许多人“幸运”，虽曾受“批”，却是寿终正寝的。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被释放后是第四次做“皇帝”，是中国的一个公民，真真正正做了国家的主人。而在以前，他三度为“皇”，却都是傀儡皇帝。
　

　　以前他的“忠臣”之一的陈曾寿，曾因他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被日人挟制而感到悲痛，在丁巳复辟二十周年（一九三七年）的时候，赋有诗道：

　　旧恨惊心耿不眠，沉沉影事渺如烟。
　　羊求歧路途何向，葛采旄丘岁几迁？
　　同梦未甘成己背，销魂难再是丁年。
　　分明后剧非前剧，苦语何由诉九泉。

　　诗中颇有慨叹他误入歧途之意。但要是陈曾寿未死的话，他这种慨叹是可以烟消云散了，因为溥仪毕竟是从歧路上回过头来，他是以中国一个公民的身分度过他的后半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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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霸王难免别虞姬

　　历史上“英雄的悲剧”很多，“英雄的悲剧”各各不同，但最具典型意义而又最被人所熟知的一个恐怕是应数“霸王别姬”了。有一首流传很广的广东话诗就是咏他的。诗道：

　　又高又大又峨嵯，临死唔知重唱歌。
　　三尺多长犀利剑，八千靓溜后生哥。
　　既然凛泵争皇帝，何必濒沦杀老婆。
　　若果乌江唔锯颈，汉兵追到屎难屙。
　

　　（按：“峨嵯”是广东话的的“高大衰”之意。“凛泵”在广东话中是“纷纷”貌，“濒沦”是“匆忙”貌。这两个辞语在字典中是没有的，只能用同义字替代。）

　　此诗夹叙夹议，用诙谐的口吻评论历史人物，堪称通俗文学的上乘之作。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项羽有过失也有功劳。在推翻秦的统治上，他作了很大的贡献。秦以暴政而失人心，他敢想（彼可取而代之）、敢干（不畏强秦，以少胜多），历史功绩，不容抹煞。明代思想家李贽（卓吾）写到巨鹿之战，就大赞项羽是大英雄。不过，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那就是违反历史潮流了。
　

　　在推翻秦的统治上，项羽的赫赫战功，那是比刘邦大得多的。可是项羽在大战章邯的时候，耽误了时间，却让刘邦先入了关。刘邦一入关，首先就笼络地主阶级，收买人心，宣布废除奏的严刑酷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与盗抵罪，其他秦朝刑法通通废掉）。这样他的政权就得到地主阶级的积极支持了。
　

　　项羽当然不甘刘邦为王的，他挟着优势兵力，跟着也进了关，自立为西楚霸王，更违约立刘邦为汉王，另外还把许多六国遗臣都封了王。他入关后的措施与刘邦截然两样，他一把火将秦的宫殿烧个干净，据说烧了三个月才熄，还纵兵劫掠妇女珠宝。如此措施，当然不能收拾残局，也大失人心了。
　

　　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但刘邦终于能够打败项羽。刘胜项败，原因虽然很多（主要原因是刘邦得到新兴地主阶级支持，而关中是富庶之区，经过刘邦的经营，支持战争的经济能力也要比项羽的强），但项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太史公评项羽，说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评有对有不对，施政要合乎历史潮流，原不必“师古”，而且项羽在政治上的措施，小处不谈，从大处说，他要恢复六国的贵族统治就恰好是“师古”的（效法古代的封建割据制度）。不过太史公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则是说对的。项羽把灭秦的功劳都归于自己，样样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忽略了帐下英雄”（清代嵇永仁在剧作中借剧中人物社默间接批评项羽的话）。他常自以为是，不肯采纳部下的正确意见。刘邦能用张良、韩信、萧何三杰，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范增劝他在鸿门宴杀刘邦，他不听。后来反而信了刘邦的反间计，怀疑范增对他不忠，气得范增出走，至彭城，疽发背死）。不善于采纳众议，搞“一言堂”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如楚霸王那样被迫“别姬”的。
　

　　项羽败亡时的结果是很悲惨的。据《史记》描写，他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山下）被包围时，汉的谋臣张良教汉兵四面唱起楚歌，叫项羽部下出征的农民想起故乡，都不愿拼死，纷纷逃散。项羽这时知大势已去，唯有向他宠爱的虞姬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哀歌了。到逃亡至乌江时，以“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这位力能拔山举鼎的“大英雄”，终于只有以“乌江自刎”而告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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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脉脉争新宠　申申詈故夫

　　有人在报上谈起马君武先生的诗，其中有一首《三卅纪事》诗，是讽刺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组织的（按：其时是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故题曰《三卅纪事》），很有意思。诗云：

　　潜身辞汉阙，矢志嫁东胡。
　　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
　　赏钱妃子笑，赐浴侍儿扶。
　　齐楚承恩泽，今人总不如。

　　这首诗不带一个骂人字眼，而把叛国臣妾的丑态刻划得淋漓尽致，确是一首上乘之作。
　

　　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入侵的时候，广大人民总是不甘屈服、要反抗敌人的。但统治阶级却有一些媚敌求荣、丑诋祖国的人，“脉脉争新宠，申申詈故夫”，正是此辈的写照。
　

　　历史上也的确曾出现过一个“申申詈故夫”的具体人物，这个女人乃是晋惠帝的后妻羊皇后。晋惠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蠢材皇帝”，叫穷人“何不食肉糜”，就是他的杰作。这个蠢材皇帝的第一个“正宫”贾后，却是个非常厉害的悍妇，后来引起“八王之乱”，被赵王伦矫旨赐死。羊皇后没贾皇后那么凶，也不似她那么弄权，但却是个丝毫没有骨气的女人。（前后两妻，一悍一贱，这个蠢材皇帝，亦可谓倒霉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申申詈故夫”的女人谈起。
　

　　公元三一一年，匈奴族的“汉王”刘渊，派遣他的侄儿刘曜、大将石勒，率兵入侵，攻入洛阳，晋怀帝被掳，晋惠帝的未亡人羊皇后也就成了刘曜的战利品。
　

　　羊皇后被掳后，刘曜见她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又纳她为皇后，并问她道：“我何如司马家儿？”她竟无耻地回答道：“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妾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有丈夫。”不但“申申詈故夫”，还向“新夫”大灌“迷汤”！
　

　　但若依中国传统的“君子责人从宽”的古训，羊皇后毕竟还只是一个女人，虽为皇后，并未当权。另外有一些乘国当权，且又自夸是饱读诗书的“名士”，也向敌人摇尾乞怜，那就更加可耻了。这类人的代表，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与羊皇后同时的西晋大臣王衍。
　

　　王衍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大豪门，《晋书》称他“既有异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当时士风尚清谈，他做了大臣，仍以“名士”自居，有客来访，唯谈老庄。洛阳城破，他被石勒所俘虏，怕石勒怪他，自己说我一向不问政治，并且再三劝石勒“称尊号”，做皇帝。石勒很鄙视他，骂他“君名盖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预事？”就把他杀了。又有另一个豪门王浚，平时门第的观念极深，但到了“胡乱”来时，就把女儿献给鲜卑的一个小官，并帮助敌人转过来侵略自己的国家，其后也被石勒处死。
　

　　可见媚敌求荣，不一定就能够从心所欲，而且更多的是“求荣反辱”。
　

　　我们再以马君武诗中的“齐楚承恩泽”的伪齐皇帝刘豫来作例子。
　

　　刘豫的“大齐”是南宋时代金人在中原地区所树立的傀儡政权。本来金人在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之后，最初立的儿皇帝是张邦昌，僭号“大楚”。金军去后，他自己没有军队，害怕民众起来杀他，便听部下吕好问之劝，将“帝号”取消，迎奉当时还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回京，仍立赵氏为主，算是一个比较“识时务”的人。刘豫就不同了，他本身是宋的高级将领，降金之后，掌握有一部分伪军，可作为政治资本，因此当他听得金主要选择一个傀儡继张邦昌之后做儿皇帝时，他就多方运动，三一年，金主正式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册文写明要他“世修子礼，永贡虔诚”。刘豫也欣然受命。
　

　　刘豫做了儿皇帝，十分卖力，不断南侵，作为金侵略者的前驱。初时金主也曾夸奖他，可是他也没得意几年，到了一一三七年，他派遣地的两个儿子刘麟、刘猊与孔彦舟三路进兵淮南，被韩世忠、杨沂打得大败，他的伪军残部的战斗力便不大了。
　

　　恰值其时金兵也因在屡败之后，想与南宋划河为界，成立“南北朝”的局面。金的大将挞懒便建议废弃刘豫的伪组织，与宋谋和。初时粘罕不同意，后来见刘豫的力量已残存无几，失了利用的价值，也就只好同意了挞懒的主张。

　

　　一一三八年，金国四太子兀术，轻骑突入汴京，擒了刘豫，次日兀术召集伪朝文武，宣读废弃刘豫的诏书。诏书内有十六个大字：“建尔一邦，逮兹八载，尚动兵戎，安用国为！”伪齐就这样被消灭了。
　

　　刘豫解出汴京，尚图倖免，哀求挞懒、兀术开恩。挞懒说：“你自己瞧吧：当年赵桓（钦宗）出京的时候，老百姓还头上顶着香，哭泣号陶，替他求恕。今天你解出汴京，老百姓没一个可怜你，你自己怎不惭愧？”
　

　　可见被老百姓唾弃的媚敌求荣者，连敌人也是看轻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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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国大封相纵横谈

　　过去粤剧的演出惯例，第一晚的开台戏，必定是上演《六国大封相》。全班老倌出齐，仪式隆重，热闹非凡。
　

　　《六国大封相》讲的是战国时代苏秦的故事，他一身而配六国相印，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确好像是在戏台演出那样，威风之极的。
　

　　他何以会有这样“非凡”的际遇呢？这就要谈及当时的历史背景了。
　

　　谈起《六国大封相》，先要说一说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
　

　　春秋时代，统治阶级是一个金字塔形，王、诸侯、大夫，以下的这一阶层就是“士”，“士”是贵族中最低的一级，再下去就是庶民和奴隶了。因此它是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一方面他们有机会学上层贵族的文化，一方面他们又比上层贵族多接触平民，也多懂一些实际生活的知识。到各级贵族逐渐为奢侈的生活腐化时，他们把土地紧握在手里，慢慢形成一种新的地主阶级。
　

　　到战国时代，他们成为了社会上的中坚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也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他自身的利益活动起来了。
　

　　当时的“战国七雄”，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秦，一边是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六国要对付强秦，不惜用“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贾谊《过秦论》）秦也极力招致其他各国的士以为己用。于是“士”在政治上便大大活跃起来。
　

　　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极盛，当时有出名的“四公子”——齐的孟尝君、赵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这“四公子”都各养士数千人，俨然好象后世的政党领袖，拿着数千之“士”，作为自己的基本群众，也作为自己的“政治本钱”，呼风唤雨，左右政局。例如孟尝君，他的名望就比齐王还大，齐王想把他废掉不用，也不能够。
　

　　历史上许多有趣的故事，是和这“四公子”对“士”的尊重有关，随便举几个谈谈。
　

　　平原君有一个很宠爱的美人，有一天在楼上看见一个跛子走过，大笑起来，第二天那个跛子跑来对平原君说：“听说你很尊重贤士，所以许多士都不远千里而来，现在你的美人笑我残废，我希望能得到那个美人的头。”平原君以为他是说笑话，也笑着答应他，却不放在心上，美人始终没有杀，不料后来他门下的士，一个个走掉。一年多就走掉一半，说他“爱美色而贱士人”，不愿为他所用了。逼得平原君最后还是不能不杀掉他所宠爱的美人，向那跛子道歉。
　

　　又如春申君，门下三千食客，都穿着珍珠镶嵌的鞋子，“珠履三千”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又如孟尝君门下有一个老头冯驩，发了好几次牢骚，要求食饭时有鱼吃，出门时有车坐，还要孟尝君给他养家，孟尝君都答应了。
　

　　战国时代，士的政治活动，规模最宏大的要算苏秦的“合纵运动”和张仪的“连横运动”。在这两个运动里，苏秦、张仪的身份已经成为一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远非“门客”可比了。尤以苏秦的“合纵运动”最为成功。
　

　　苏秦的“合纵”，是主张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的。他游说燕、赵、韩、魏、齐、楚，获得成功。六国都赞成他的主张，推他为“纵约长”，并为六国共同的宰相。
　

　　据《史记·苏秦传》的记载，在“六国大封相”后，苏秦回家时，诸侯都派使臣送他，人数车辆很多，隆重极了，就像王者出巡一样。连周天子也要派人给他“开道”，远远去迎接他。苏秦的兄弟和嫂嫂，伏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苏秦的嫂嫂以前是很轻视他的，至此苏秦得意极了，对他嫂嫂说：“何前倨而后恭也？”他的嫂嫂顿首道：“以季子（苏秦字）位高而多金也！”从《史记》这一段记载，可以想见苏秦当时的“威风”。“位高而多金”，这也正说明了“士”这一阶层为什么要向上爬了。
　

　　香港俚语，把“六国大封相”引伸为用残酷的手段做出的大案件，例如杀掉别人全家，也可称为“六国大封相”。于“史”虽然“无据”，但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六国大封相”的“威风煞气”。可算是“天才创造”。一笑。
　

　　和苏秦“合纵运动”相对的是张仪的“连横运动”，“连横”即要使六国诸侯联合和秦交好，拆“合纵”的台。但“连横”比不上“合纵”的成功，不到一年就失败了。但张仪在秦的地位，也曾佩相印，显赫一时。
　

　　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士”的活动已消失了“浑水摸鱼”的有利条件，以后他们成为封建社会中的“支柱”地主阶级，虽然仍是实际政权的掌握者，但已经与战国时有所不同，他们是在皇帝之下“效忠”，要依据着一定的官僚制度去做官，而不能像苏秦、张仪那样，自己兴风作浪，俨然和“国君”们“分庭抗礼”的大搞政治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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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荒淫残暴的汉代王侯
　

　　从长沙墓的发现反映了两个历史事实，一是令人惊异的古代文明，两千多年前的女尸体居然还是栩栩如生！二是封建贵族剥削的残酷，一个小小的诸侯（只有封地七百户），妻子的墓葬，竟是如此穷奢极侈！
　

　　汉代王侯的荒淫残暴，只是根据“正史”的记载，就已经举不胜举。以上谈过的中山靖王刘胜是一个，“汉初三杰”之一的萧何也是一个。萧何是刘邦的宰相，封地八千户，不算少了。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的记载，他也曾强买了平民的田宅数千万亩。“贤臣”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
　

　　刘胜的妻子窦绾（满城汉墓的“女主人”）是当时窦太后（汉文帝的皇后，刘胜的祖母）的侄孙女，窦家就是有汉一代的赫赫世家，出过几个皇后，子孙封侯的更是不计其数。西汉的那个窦太后权势已经很大了，（所以窦绾的坟墓比丈夫宏大，陪葬的器物中并有太后宫中才能有的长信宫灯。）但东汉那个窦太后还更厉害得多。
　

　　据《后汉书·窦宪传》说：“窦宪一门四侯，父子兄弟，并列高位，充满朝廷，刺史（州刺史）、守（郡守）、令（县令），多出其门……收容缇骑，依倚形势，侵凌小人，强夺财赀，篡夺罪人妻。商贾闭塞，如避寇仇。”照这段“官修”的史书看来，窦宪竟然派许多州、郡、县官来帮他搜刮；养许多打手，来抢夺平民财物；还霸占囚犯的妻子。（所谓“罪人”，焉知不是给他陷害的良民？）你看这岂不成了强盗头子吗？窦宪是什么人呢，就是汉和帝窦太后的哥哥。
　

　　另一个外戚，也是诸侯身份的汉顺帝时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他的胡作非为，亦是不在窦宪之下。他经常随便找一些借口，就把别人关起来，非敲诈到一大笔钱不放。一面又出卖官爵，以致“买官”的，“请罪”（要求免罪）的，挤满了向梁家去的道路。最骇人的是，他还把洛阳京城周围千里之内的民田，一齐圈为己有。这种野蛮的掠夺方式，在封建时代也是很少见的。
　

　　汉初封侯之滥，历史上亦是罕见。汉初功臣封侯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后汉武帝大削诸侯，到太初年间（公元前一零四年至前一零一年）最少的时候，曾经只剩下五个。但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从王莽手中夺回帝位之后，封侯又更多了。据统计，功臣"食邑"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幸”者四十五人，刘姓贵族一百三十七人，一共是五百四十七个列侯，最小一列侯，也有食邑五百户。（即可收五百家农民的租税），但他们尚不满足，还要利用特权强占土地。如刘秀的儿子济南王刘康就曾强夺农田八百顷，马一千二百匹，奴婢一千四百人。刘秀的妹夫樊弘占田三百余顷，姐夫邓晨占田四百余顷。这些都是见于“官修”的史书的。
　

　　汉代女尸的得以保存完整，我想或许是和当时贵族的迷信风气有关。有钱有势的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就想长生不老，秦始皇曾派人去求“不死药”，汉武帝也信神仙，希望长生不老，他修筑了一个“集贤台”，造了一个金人，捧着露盘，希望得到延年益寿的“仙露”。有两句唐诗“侍臣素有相如渴，不赐金擎露一杯。”就是嘲笑他的。司马相如是他的文学侍从之臣，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汉武帝的“仙露”，却不能给他治病，还说什么长生？
　

　　次一级的王侯贵族没能力也不敢像皇帝那样去求不死药或建高台造金人，于是就竞倡厚葬，设法保全尸体，希望灵魂将会回来得以复活。这种汉代迷信风气，从两座汉墓的发现，可以得到实物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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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才子失宠的秘密
　

　　谈起三国人物，曹植（子建）是大可一谈的。他是人们所熟知的“才子”。据说他能“七步成诗”，后世的文人多把他推崇到了不得。例如谢灵运（南北朝宋文帝时的名诗人）就说，假定天下之“才”共有一石，则曹子建已独占“八斗”，他自己占“一斗”，还有“从古到今”的人只共占“一斗”（“才高八斗”的成语就是由此来的）；文学史上的大批评家钟嵘（南北朝齐、梁时人）把他的诗列为“上品”，说他的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其实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否当得起这样高的评价是有疑问的，但我在这里不想谈曹植的文学，只想通过他来谈宫廷间的腐烂一面，与由此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
　

　　曹植幼年时候很聪明，这没有问题。但他之所以成为—个“神童”，也是与他的出身及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他的父亲曹操，本来诗文就做得很好，而且曹操对地主阶级的人才是颇知延揽的，门下有名的文人学士不知多少，所以他的儿子曹丕、曹植等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诗文做得好也没有什么稀奇了。
　

　　据说曹植在十余岁的时候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便写出了有名的《铜雀赋》，因此很得父亲的欢心，曾想立他做太子。但一来碰到了长于权术的曹丕和他“争立”，二来他自己世恃宠娇纵，曾擅开“司马门”（皇城的大门）私出，伤了他父亲的心。有一次曹仁被关羽所围，曹操本来叫他去援救，他又偏偏喝醉酒误了事。于是曹操对他的宠爱就渐渐衰下来了。
　

　　曹植的私生活也正如一些皇室、贵族的子弟一样，是很荒淫腐化的。他曾自夸“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涸滨之梓以为筝……”（《与吴季重书》）可见他是沉醉于豪华的生活的。他那个时代，正是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遭受到空前苦难的时代，他的生活与人民的生活，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想就假定他做了皇帝，也不过像李后主、宋徽宗等一流人物而已。
　

　　他也象关羽一样是极端自高自大的家伙；所不同的只是关羽在“武功”方面自高自大，而他则在“文事”方面自高自大。他不但看不起同时代的文人，也非常看不起批评，他曾说：“有南威（古代出名美人）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嫒，有龙泉（古宝剑名）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意思是，你如果比不上别人，就不要乱批评别人。这个态度当然是一种“固步自封”的态度。在这方面，曹丕的文学见解倒是比他公允，曹丕的《典论》论文，批评“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是颇切中封建时代文人的毛病的。
　

　　不过，曹植失宠的原因，除了他的骄纵外，恐怕还有另外一个“秘密”。因为他所结交的都是他父亲曹操所忌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例如杨修是袁绍的外甥，本人也是豪门出身；孔融自称是孔子二十世孙，也是“名门”子弟。曹操虽然是靠地主集团支持而建立政权，但正因此他就必须剪除与他敌对的或成为他政治上障碍的旧大地主集团的人物。我们试看他一再下令征求不是出身“名门”的人才，甚至征求“无德而有才”的人，就不难窥测到其中道理。曹操是想建立起自己新的地主集团统治，去打击旧的大地主集团的。因此他虽也“用”杨修与孔融，但到底借故把他们杀了。而曹植却与杨修、孔融这类人勾结甚密，也就难怪会失掉“父宠”了。
　

　　曹植的得人同情，还是在曹丕篡汉之后。曹丕对他的妒嫉和防范自然是有的。例如曹丕即帝位后，就封他做“东阿王”，给他一百五十名卫兵，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兵；其中卧床不起的，仅存呼吸的三十七人，半身不遂、痨病，聋者、瞎者二十三人。而且派有监视官，专门去寻他的过失。宫廷之内，讲的是争权夺利，谈不到兄弟之情，甚至谈不到父子之情的，但后世所传的“曹子建七步成诗”的那首诗，是否可靠，倒还成疑问。那首“七步诗”首见于《世说新语》，其诗云：“煮豆持作羹，洒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世所传，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两句缺。这首诗不见于曹植本集。但即使是附会吧，也可以看到一般文士对宫廷内阴影的恐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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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口念弥陀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可入怪人列传的皇帝很多，粱武帝就是其中之一。
　

　　梁武帝（萧衍）是南北朝时代梁朝的开国君主，本来出身寒族，以擅长文学知名于时，与著名文人沈约、任舫等齐名；又崇信佛法，以佛门弟子自命。他本是齐朝的雍州刺史（镇襄阳），公元五〇二年，趁齐朝内乱，起兵攻入建康，灭齐自立，国号曰“梁”。
　

　　这位既通文学又崇佛法的人物做了皇帝之后又如何呢？“妙”得很，他出身寒族，做了皇帝之后，对士族却非常巴结。梁朝偏安江南，只有二十三州，他为了多容纳求官的士族，分为一百零七州，按州的大小，分为五品。下品州多在边池，往往在一个村落里就设立起州或郡县，还有二十余州，根本不知设在什么地方，但是仍按照“州”的体制，设置官员。又巧立名目，广增官职，例如：镇、卫军军官的名号就有一百二十五个。所以梁朝是官制最紊乱的一个朝代。
　

　　不但如此，他对待亲属和士族，一概不用法律，这些人犯了罪，都可以得到宽免。对待民众却完全相反，用法极严，一人有罪，一家老幼都要连坐，一人逃亡，全家都被囚禁作苦工，可是他为了表示他的“菩萨心肠”，每次“断重罪”（杀普通民众），总要涕泣一番，整天不露笑容。
　

　　还有更“妙”的是：这位皇帝做过几次和尚，自称是“舍身为奴”，要臣民用大批的钱财将他“赎”出来；他建立同泰寺；早夜到寺礼拜，屡设救苦斋、四部（僧、尼、善男子、善女子）无遮会，亲自在会上讲演佛经，说是做功德事为百姓求福。公元五二九年，他到寺舍身，群臣出钱一万万，向同泰寺赎他回来；公元五四六年，又去舍身；宣称他和宫人以及全国都舍了，群臣又出钱二万万赎他回来。他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只隔一年，又“舍身”要做和尚了，这次民穷财尽，为了替皇帝筹“赎身钱”，过了个多月才凑足一万万，所以他这次“出家”的时间比较长，做了三十七天和尚。他用“舍身法”讹诈了四万万钱，这些虽说是群臣捐出采的，但还不是向民间搜刮来的吗？所以，他每—次“舍身”为百姓“求福”，百姓就多一次灾殃。
　

　　更不幸的是在他赎身回家那晚，同泰寺的塔烧毁了，他说这是魔鬼作祟，要做更大的法事镇压魔鬼，于是大兴土木，役使百姓造十二层高塔，但塔未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
　

　　梁武帝对民众残暴，却要装作是“好皇帝”，他的作伪之术，在历代皇帝中也真算得是独一无二人所难能的。他在冬天五更就起床办事，手冻得坼裂也不停笔；他即位不久，便按佛教规矩，长斋礼佛，祭天地祖宗以及朝廷大宴会，也只用蔬菜，不府牲畜，在斋戒期伺，每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他穿的是布衣，挂的是木棉黑色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平时不听音乐。任何时候他都衣冠整齐，就在大暑天也一丝不苟。对待宫中太监，也是礼貌严肃如对贵宾，对待士大夫的时候，一派谦恭下士的态度，那就更不消说了。
　

　　可是他的伪装，连他的某些臣于也看不过眼，有个叫做贺琛的大臣就曾上书，直言他的恶政。说他：一、搜刮残酷，民不堪命；二、官员穷奢极欲，无限浪费；三、权臣作威作福，专找别人罪过；四、朝廷大兴土木，百姓劳累困苦。句句揭穿他的伪善面貌。梁武帝看了，全不承认，举出自己的节俭生活为证，大大驳斥一番，这个贺琛也就不敢再说话了。
　

　　于是这位口念弥陀的梁武帝，就仍然我行我素，一面吃粗米饭，一面用“舍身术”大刮其财；一面杀人，一面又在杀人之后痛哭一场来表示他的仁慈了。
　

　　粱武帝一生以“宏扬佛法”为己任，他对佛学也的确似乎颇有研究，曾在无遮会上亲自主讲过佛经。不管他的信仰是真是假，他这样提倡佛教，也的确为他带来了许多好处；即使撇开麻醉民众以利统治这点不谈，只谈实际的“利益”；他就曾用“舍身为奴”，出家做和尚的方法刮了四万万钱。
　

　　上面说过，他一生以伪善面孔出现，　口念弥陀手持屠刀，他大做功德法事，说是替百姓“求福”。他主讲佛经，宣扬善恶果报之说。他役使大量民众，为同泰寺建筑十二层高塔，说这是做大善事，做了大善事，就可以镇压魔鬼。若按照他的说法，他当是国中独一独二的“大善士”了，那么他的“报应”如何呢？可不妙的很，他是活活饿死的。
　

　　若说“因果”，他也的确是曾种了“恶因”的。恶因之一就是上面说过他的对士族纵容，而对民众残暴。自东晋渡江，在南方立国之后，那些从北方渡江而来的豪门贵族，把江南当作他们征服的殖民地一般，“占地名田，封山锢泽”，处处欺压“土著”，内部早已有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矛盾也包括了外来统治阶级与当地统治阶级的矛盾）。到了梁武帝时代，由于豪门贵族的特权更加扩大（他们可以不必遵守法律）。豪门贵族，白天在大街上公然杀人，或者夜间派人去抢劫，盗匪逃进王侯家，就没有人敢追捕，而老百姓犯法，则要全家连坐。这么一来，当然是民怨沸腾，难以压制，到“侯景之乱”一起，就立成燎原之势，不可收拾了。
　

　　侯景原是北朝东魏的将军，自小和魏宰相高欢交好，高欢得势，给他率领十万大军，驻扎河南。渐渐坐大，成为了南朝北朝都要借重的军阀。后来北朝高欢死后，其子高澄执政，忌他势大，想要收拾他，于是他就要南朝的梁武帝封他为河南王，并都督河南北军事。他自恃势大，曾向皇帝请求和王谢豪门联婚。梁武帝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意思是说他不能配第一级的豪门，只能配二、三级的豪门。他当时大发脾气，说将来要把这些豪门的儿女配给奴隶。恰好其时北朝的东魏要和南朝的梁讲和，侯景正处在进退两难之境，于是举兵反叛，不到半年，就攻陷建康，将梁武帝困于台城，逼得他活活饿死。
　

　　侯景的叛乱，为什么发展得这样迅速呢？一方面固然足由于梁朝内部的腐败，无可战之兵，另一方面也是他懂得利用江南百姓仇恨外来豪门贵族的心理。他在围攻建康未下时，就一方面抄没得势的豪家，把那些豪门的子女妻妾没入军营，一方面解放豪门的奴隶，大族的家奴来投奔他的都有官做。另外，趁着侯景的叛乱，江南土著大族也纷纷而起，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不过，侯景只是一个利用民气的野心军阀，而不是站在人民这边起义的。土著大族的乘机而起对“侨寄”（南渡来的，称为“侨寄”）大族报复，骨骨子里也只是利益的争夺。所以豪族的受打击，虽使百姓称快一时，但百姓在这场混杀中，死伤更是不计其数。更加以碰上江南大饥，于是“百姓流亡，死者涂地　……千里绝烟，人迹罕见。”到侯景之乱平定时，南朝的国力也消耗殆尽了。
　

　　附带提一笔，梁武帝在台城饿死之时，他役使民众给他建造的同泰寺高塔还没有完工。

决定

十、文学世家　骨肉相残

　

　　梁武帝（萧衍）这一家在中国历代皇室中倒是颇有特色的。特色有二：一是文学气氛的浓厚；二是骨肉间的嫉刻与相残，表现得十分丑恶。
　

　　萧衍未做皇帝前，本身就是个著名的文人，与沈约、任昉等齐名。一生著作颇多（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喜欢以艳语入诗。（他一面作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经常主讲佛经，另一面他的诗作却又是艳语连篇，这也是相映成趣之事。）他的长子萧统（即昭明太子），在文学史上地位比他更高，编有《昭明太子文选》，至今还是颇有权威的文学选本。他的第三子萧纲（梁文帝）是“宫体诗”的始创者：第七子萧绎（梁元帝）也能诗能文（有文集五十卷），尝以“读书破万卷”自豪。他们这一家，倒是可以称为“文学世家”的。
　

　　不过这个“文学世家”的骨肉相残也是“名垂”史册的。说起来，萧家这两个特色和曹操这一家（曹操、曹丕、曹植），很有相似之处。论到文学上的成就，萧家不及曹家（政治上的成就，梁武帝绝不能与魏武帝相比，那是更不消说了）；但论到骨肉相残，则萧家是更为丑恶与残酷了。文学的爱好与权欲的追求，“风雅”的做作与丑恶的行径，这似是处于两个极端，看起来是多么矛盾不可调和，但却又是融合在他一家人身上。皇家子弟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也许是比较“有教养”的那类皇家子弟的“通性”吧。
　

　　梁武帝早年没有儿子，过继他六弟萧宏的儿子萧正德做嗣子。萧宏是个奢侈放纵，贪财无厌的人。他被封为“临川王”，用重利盘剥法夺取田宅邸（客店）店（商店），单是在建康的客店就有数十处。这个人又是个懦怯昏庸的人，有一次南朝的梁国趁北朝的魏国内乱，举兵伐魏，梁武帝舍韦睿等良将不用，却叫六弟萧宏去作主帅。萧宏驻军洛口（今安徽怀远县境），一夜忽有暴风雨，萧宏恐惧，率数骑弃大军逃回建康。将士不见主将，纷纷溃散，器械全部遗弃，死亡近五万人。未见敌人，全军即溃，也可算得是荒唐之极了。
　

　　但这样一个贪财庸碌的人，却最得梁武帝的信任，其中却有一段缘故。萧宏住宅内有库房约一百间，关闭极严，有人告发萧宏谋反，库房里藏的是兵器。梁武帝到萧宏住宅亲自逐屋检查，看到库房三十余间，每间藏一千万钱，共有钱三亿以上。其余库房，满藏布绢丝帛等杂货，不计其数。这都是巧取豪夺得来的赃物。梁武帝知道不是武器，大为欢喜，就对萧宏说：“阿六，你家当不小啊！”从此对萧宏更为信任，要了他的儿子萧正德做嗣子。
　

　　后来梁武帝生了萧统（昭明太子），他自己有了儿子，便不要嗣子了。叫萧正德还本归宗，封他为西丰侯。萧正德失了皇位继承权，很不满意。公元五二三年，逃到魏国，自称废太子来避祸。魏梁乃是处于交战状态的敌国，他丧心病狂，竟逃到敌国，希望借敌人之力，打回本国，做一个儿皇帝。不料当时魏国正在内乱，待他很薄，出兵之事更淡不到。萧正德大失所望，第二年又逃回梁国。似这样叛国通敌，本该处死的，但梁武帝只是哭着教训他一顿，仍还给他西丰侯爵位。这个人后来成为谋夺帝位的主角之一，梁武帝饿死台城，也是他一手做成的。
　

　　昭明太子萧统在梁武帝诸子之中，似乎比较正派。据正史所载，他不好声色，只爱山水，于所居之处，筑假山、立亭馆，穿山凿池，颇有园林之胜。一日，泛舟后池，有个名叫侯轨的臣下想取悦他，盛称“此中宜奏女乐”。昭明太子不答，唯咏左思诗：“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梁武帝又曾赐他大乐女妓一部（女戏班子），据说他也不怎么欢喜，并不常用。他一生致力于编辑文选的工作，集文士选集古今诗文为文选三十卷，流传至今。
　

　　昭明太子萧统不幸早死（只活了三十一岁），照例应立他的儿子作皇太孙，继承帝位。但梁武帝却立第三子萧纲为太子，因此萧纲与诸弟萧纶、萧绎、萧纪之间，萧统的儿子萧察与诸叔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夺帝位，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其中又穿插着一个梁武帝从前的嗣子，如今归宗还本的侄子萧正德，他的势力最弱，却最卑劣。先是投降魏国，想借敌国之力夺位，不成，回国，梁武帝仍给他做西丰侯。
　

　　后来侯景乱起，他又暗中勾结侯景。侯景渡江时，只有兵八千，马数百匹，乘梁君臣震骇；挥军疾进，进攻京城，萧正德开门迎敌，梁武帝退入台城，被困数月，终于饿死。
　

　　萧正德引侯景入京城时，便自称皇帝，与侯景约定，攻破台城，必须杀梁武帝（他的伯父）和萧纲（他的堂弟）。台城攻破后，他尚未知道伯父已饿死，要亲自执刀去杀。哪知侯景不过是一时利用他而已，哪肯让他做皇帝，反而把他杀死了。
　

　　梁武帝死后，展开了帝位的大争夺，兄弟叔侄之间，互相斫杀。萧纶据郢州（今汉口），称自己办事的厂屋为“正阳殿”，表示要做皇帝。一面向北齐称臣投降，得北齐封他为梁王。萧统的儿子萧察据襄阳，又与另一个争夺帝位的叔叔萧绎交兵。萧绎据江陵，声势最大。萧察投靠西魏，引西魏兵攻打江陵，萧绎也向西魏求和，愿作附庸国，并投靠北齐，得北齐封他为梁相国。兄弟叔侄争位，各自依靠外国，读圣贤书，真不知所学何事？
　

　　那位擅于写“宫体诗”的太子萧纲，早在侯景攻破台城之后，就在仇人的卵翼下称帝（简文帝），后来被侯景废为晋王，幽禁于永福省。第二年，他过生日那天，臣下王伟等人进觞假作贺寿。这位诗人不知死之将至，居然饮酒狂欢，通宵达旦，醉卧床上，就被侯景所指使的王伟用土来压死了。
　

　　梁武帝死后，内有侯景之乱，梁武帝的几个儿子又各自割据一方，引进外兵，争夺帝位，真是四分五裂，一塌糊涂。争夺帝位的几兄弟中，以占据江陵的萧绎兵力最大，他本有力量可以击败侯景，但他害怕侄儿萧察（昭明太子萧统之子）乘机夺取他的江陵，于是乃用“釜底抽薪”之计。萧察本是依靠西魏的力量的，萧绎乃许西魏以重利，把汉中之地割给西魏，请求西魏不要帮助他的侄儿。公元五五一年，萧绎派大将王僧辩，陈霸先率军东下，第二年，王僧辩攻建康，陈霸先大败侯景军，侯景遁逃入海，路上被部属杀死。侯景之乱，先后四年，至此始平。萧绎收复建康，遂在江陵称帝（梁元帝）。但叛乱虽平，兄弟叔侄的阋墙之争，依然未已。
　

　　萧纲萧纶先后死了，萧绎的主要对手，这时除了侄儿萧察之外，还有一个弟弟萧纪。萧纪占据益州，公元五五二年也自称皇帝，发兵来攻江陵。萧绎请西魏攻蜀，西魏执政宇文泰大喜，对诸将说，取蜀灭梁，就在这一次了。宇文泰派尉迟回率军入蜀攻成都，萧纪宁愿失蜀，一心想得江陵。他用金一斤或银一斤制成一个金饼或银饼，共有金饼一万个，银饼五万个。临战给将士们看看，但并不分赏给有功之人。萧纪军溃败，被他哥哥的手下追及，萧纪掷一小袋金饼给追者。说道：“我用这金饼雇用，你送我去见七官”（萧绎行七吧）。追者大笑道：“我杀了你，你的金饼都是我的了，还怕它跑得了吗？”萧纪死后，益州全境也为西魏所有。
　

　　梁元帝萧绎借西魏兵消灭了他的弟弟，但西魏却也没有放过他。灭了萧纪之后，西魏执政宇文泰又转过来助萧察攻他的叔父。公元五五二年，西魏与萧察的联军攻破江陵，萧绎启以为读书万卷，仍免不了亡国，城破之日，把他家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一起烧毁。随后到西魏军前投降，终于也被害死。他身死国亡，还做了文化的罪人。
　

　　最后剩下一个萧察，也并没得意多久，他得西魏封为“梁主”，在敌人卵翼下做儿皇帝，西魏将江陵府库中所藏的全部珍宝扫数劫掠，并捕捉王宫百官以及居民数万人，分赏魏军作奴婢。萧察在荒城里自称为皇帝。公元五五七年北周。灭西魏，萧察又对北固执臣礼，后来，隋文帝杨坚篡周，萧察的后“梁”也就被杨坚灭了。

决定

十一、武则天是否淫妇

　

　　武则天被攻击得最多的一条罪是“荒淫”。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一开头就这么说的：
　

　　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待，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峨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晕翟，陷吾君于聚麀。
　

　　举出的武氏淫行有二：一是“洎乎晚节，秽乱春宫”；一是“陷吾君于聚麀”。“晚节”，此处是指晚年。“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是指责她在做了皇帝之后，秽乱宫廷的罪行；“陷吾君子聚扈”，则是在指责她在未做皇帝之前，“狐媚偏能惑主”，颠倒伦常的“淫罪”。
　

　　依时间先后为序，我们先谈她的“陷吾君于聚麀”。
　

　　“麀”是母鹿，宋晶如注释“聚麀”云：“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伦，故有父子共一牝之事也。”武则天入宫之初是做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地位不高的妃妾），后来又做了李世民儿子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陷吾君于聚麀”说的就是这件史实。
　

　　李治娶了父亲的小老婆，责任本来不该由武则天负，但身为李唐臣子的骆宾王，当然是不便指责皇帝如同禽兽的，只好归咎于他是受了武则天的“陷害”了。
　

　　先后嫁给父子二人，是否“禽兽之行”，这是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也有不同的观念。本文不想讨论。
　

　　但这种事情，出现在唐代，尤其是初唐，却不是偶然的事，有其种族及文化的因素。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　
　

　　“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阐述。”
　

　　唐室既然是杂有胡族血胤，则它受胡族的风俗文化影响，那就不足为怪了。
　

　　“胡俗”是怎样呢，以大家都知道的王昭君为例。王昭君在西汉元帝时被选入宫，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她以入宫数载，不得见帝，自请嫁匈奴。入匈奴后，被称为“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其前妻阏氏子立，成帝又命昭君从胡俗，复为后单子的“阏氏”。
　

　　同样是嫁给父子两代，而且王昭君还以呼韩邪正室（阏氏）的地位，又嫁给他的儿子做正室的。
　

　　“胡俗”如此，深受“胡俗”影响的李唐王室，出现了武则天“陷吾君故聚麀”这样的事，那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虽然在汉族的士大夫看来，还是被人认为不知羞耻，不可饶恕的“淫行”，但这只是风俗不同，观念不同的缘故。
　

　　再谈到她的“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她晚年的“淫行”，是比“陷吾君于聚麀”受到更多非议的。
　

　　“秽乱春宫”，看来也似乎是“事实”。骆宾王的檄文是那么说，许多文家也那么写。在稗官野史中，更有难以胜数的、离奇怪诞的关于她荒淫的“绘影绘声”的传说。
　

　　稗官野史的传说不必管它了，现在我只选出两件见於正史的记载来说。
　

　　一件是说她宠爱一名叫薛怀义的和尚。薛原名冯小宝，是个市并无赖，武则天喜欢他，要她的女婿——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认他做季父，改姓名为怀义，时常召他入宫行乐，后来封他为白马寺主，大建佛寺，大塑佛像，登时使这个市井无赖成为显赫一时的僧侣大地主。
　

　　另一件是说他宠爱一对同胞兄弟张易之、张昌宗。这两兄弟相貌很漂亮，又懂音乐，武则天要他们进宫“侍奉”，各自封官赐爵，哥哥是“奉宸令”，弟弟是“秘书监”，事实上只是天天陪她饮酒作乐。
　

　　由于二张的得宠，许多美男子都想自荐人宫。因此引起了一个大臣朱敬则的劝谏。
　

　　朱敬则的谏疏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臣闻尚舍奉御柳谟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巨愚职在谏净，不敢不奏！”
　

　　这样亵读的奏表，见于史册，也是从所未有的。据说武则天读了这个奏疏，说道：“非卿直言，朕不知此。”不但不责怪这个渎犯她的臣子，反而赐彩百段。
　

　　然则武则天晚年的“秽乱春宫”是事实了？　
　

　　我们对此颇有怀疑，怀疑史书过甚其辞。因为高宗死时她六十一岁，史书记载薛怀义受宠时她六十九岁，朱敬则谏美少年入宫时她已经是七十八岁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婆能否作出“淫秽”之事，似乎应属生理学范围。通常来说，可能性不大的。
　

　　然则那个谏疏为什么公然奏上，毫无隐讳，且见于史册？陈寅恪解释说，武则天既然做了皇帝，做皇帝就得有做皇帝的排场制度，男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三千宫女，她为什么不可以有几个男人侍奉？在武则天的立场来说，也许她正是要男人进宫侍奉，来表现她做女主的威严呢。
　

　　据正史记载，有个故事。御史中丞宋璟性刚直，力争要杀二张，武则天不得已令张昌宗到肃政台受审。宋璟正在审问，宫中出特敕赦免，宋璟发怒道：“恨不一来就打碎这小子的脑袋！”她听说，叫张昌宗到宋璟处谢罪，宋璟拒不见。她知道宋璟刚直，二张进谗言她都不听。从这件事情看来，她对待“男宠”还是“有分寸”的，不许他们仗势弄权乱朝纲。看来也只是把男宠当作“倡优之畜”罢了。

决定

十二、秦桧是“两个中国论”的祖宗
　

　　最近翻阅宋史，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主张“两个中国”者不自今日始，而是古已有之了的。倡此论者，即“鼎鼎大名”的汉奸秦桧是也。
　

　　秦桧在未做宰相以前，曾扬言道：“我有两条妙策，可安天下。”当时相位出缺已久，有人问他道：“你既有妙策，何以不言？”秦桧道：“朝廷没有宰相，说出来也没人执行。”意思即是：“等我做了宰相再说吧”。
　

　　后来秦桧果然做了宰相，而这两条“妙策”也真的向皇帝（高宗赵构）提出来了，是什么呢？八个大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原来当时金人入侵，长江以北的土地大都被金国占领，金人还在中原建立了一个伪齐国，以刘豫作傀儡皇帝。南宋偏安江南，以临安（今杭州）为首都，只是一个小朝廷的局面。这几个字的内容，包括了承认金人吞并的中国领土为金国的合法土地，承认刘豫的伪齐国；宋国放弃两河、中原、江淮之地，不许再谈“反攻复国”；从北方逃难来的老百姓，一律送回他们的原籍，使他们成为金国人或伪齐国人；凡非江南人而为金国掳去的臣民，一律不须送还，任由他们为金人或伪齐人均无不可。
　

　　“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换句话说，这就是要使“两个中国”合法化。秦桧的理由是：反正北方已非我有，这是已成的事实，何不承认事实来换取和平呢？
　

　　赵构本来是害怕敌人，准备和敌人妥协求和的，可是听了秦桧这个主张，也不禁迟疑起来。他考虑了许久，与其他的大臣说道：“秦桧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为了他自己是“北人”，不可能赞同奏桧的计划，这计划才搁浅下来。
　

　　秦桧卖国求荣，提起他谁都要骂他一声汉奸，直到现在，民间还叫炸油条做“油炸桧”，表示了人民对秦桧的憎恨（广东人读如“油炸鬼”，只是一音之转，同时也是表示秦桧其人，不过是“鬼东西”而已）。不过，说起来也很有意思，秦桧最初却并不以汉奸的面目出现，相反，是以“爱国忠臣”的面目出现的。
　

　　历史上凡大奸大恶之辈，大都有些“才能”，此所谓“无才不足以济奸”也，而且还装出“爱国”的样子：宋代的秦桧，近代的汪精卫都是典型。汪精卫从做“革命党”到做汉奸的事情人所熟知，不必赘述。秦桧最初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以“忠臣”姿态出现，则或许还有人不知，不妨谈谈。
　

　　秦桧在徽宗政和五年（公元一一一五年）考取头名状元，写得一手好文章，“词学兼茂，才华卓绝”（详见《宋史·秦桧传》）。靖康元年（公元一一二六年），金兵围攻汴京，要求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当时的宰相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一致认为可以割让。秦桧却上疏反对割三镇，并提出兵机四事。第二年，徽钦二帝被俘，金人主张邦昌为伪楚帝，秦桧又申状到金营反对立张邦昌，要求仍旧在姓赵的当中选一人为帝。申状一开头就侃侃言道：“桧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必欲易姓，桧尽死以辨。”他在说明了赵氏不可废的理由后，申状最后道：“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当时大臣差不多都被金国的军威吓得发抖，没人敢道个“不”字，秦桧这张申状当真是“一士谔谔”，朝野上下，人人都赞他是个“忠臣”。金兵的统帅粘罕阅状大怒，把秦桧抓到了金营，一同掳往燕京。
　

　　可是这个“忠臣”一到金营，稍受折磨，就变了节。他到了燕京，买通粘罕左右，替他说好话，粘罕奏明金主吴乞买，将秦桧夫妇赐给另一位掌握军权的左元帅挞懒，供军前使用。
　

　　秦桧聪慧过人，学会金国语言文字，熟悉了风土人情，成了标准的“金国通”。秦桧的老婆王氏生得伶俐俊俏，挞懒对他特别垂青。秦桧处处在挞懒面前表示他忠于大金帝国，连老婆也在所不惜，挞懒渐渐便日益倚重他，后来挞懒攻楚州，金军诱使楚州举城投降的那篇檄文，就出于秦桧的手笔。
　

　　建炎四年（公元－一三零年），挞懒把秦桧放回来，要他在南宋政府中设法取得权柄，作为内应。当时秦桧假称是杀了金人的监使逃回来的，杭州全城轰动。虽然也有些人不信，但到底为他过去的“声名”所迷惑，大多数人仍然把他当作“忠臣”。
　

　　秦桧察觉宋高宗的意图，知道他只是想苟安于小朝廷的局面，便约略地把他和金人相得的情形，透露一点给高宗。高宗正需要这样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臣僚，且又在金人面前说得上话的，因此很快就把他的职位提升到宰相。高宗曾对人说：他和秦桧见面，听到秦桧的一番高论之后，喜欢得几夜睡不着觉，失眠了。
　

　　狐狸的尾巴不久就露出来，自从他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一提出来，朝野反对之声四起，到了后来，甚至抗州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秦相公是奸细”的标语。
　

　　可是宋高宗虽不赞同他这个主张，但仍然是想求和的，只希望敌人的条件较宽，能够接受。绍兴八年（公元一一三八年），高宗决定向金国臣服，派王伦到金国去商谈议和条件，表面的理由是想接回被金人所俘的他的妈妈韦妃（其实他还不知生身之母，早已改嫁金国的盖天大王了）。
　

　　当时宋大将岳飞、韩世忠等人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情况与徽钦被掳之时不同，朝臣大都反对和议。这位以前反对屈辱求和而现在则主张求和的秦桧说道：“陛下不惮屈已议和，此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愤愤之情，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心，两得之矣！”真是“聪明绝顶”，善于说辞，既捧了皇帝，又安抚了那班朝臣（当然也有不受他安抚的，例如枢密院编修胡铨就上疏请杀秦桧）。
　

　　后来金国派了张通古做“江南诏谕使”，要宋高宗赵构跪接大金国“诏书”，摆出的“格局”根本不是“讲和”，而是“受降”。
　

　　赵构愿意投降，但却不好意思下跪，双方商议之后，金人同意以秦桧作为宋帝的代表跪接诏书。秦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率领百官，大张盛典，在张通古面前叩首、叩首、三叩首，双手举过头顶，把诏书接了下来。
　

　　老百姓都是痛恨卖国奸贼的，无怪后代的人们，都只知道秦桧是个“汉奸”，而很少知道他还是个“才高学广”的状元，而且还曾经扮演过“忠臣”的角色了。

决定

十三、汪精卫的自我讽刺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追悼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会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挽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联意脱胎自白居易的《放言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诗人用这首诗表达了他对“以假乱真”的感慨。
　

　　历史的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有的人从坏变好，有的人从好变坏。甚至有时“盖棺”也难“论定”。但也正如一首挽刘少奇的诗中兑“沧冥有眼又无眼，历史无情亦有情！”即使“盖棺”之时未能“论定”，但总有一天，真相大白，有情而又无情的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以假乱真，岂只一个王莽，历史上相同的例子是不少的，汪精卫从“革命志士”而变为大汉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后半生就是对前半生的讽刺，他是不待盖棺就可论定的。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喻云纪策划行刺清朝的摄政王，汪精卫从东京回来参加这一计划行动。事败，被捕下狱。因为汪精卫“名头”最大，故而许多人遂只知是“汪精卫行刺摄政王”了。但虽然“主角”其实不是他，那个时候的汪精卫，还是不失其为革命志士的。
　

　　他在狱中自忖必死，曾有《被逮口占》四首：

　　（一）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波流。

　　（二）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三）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四）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烽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第三首中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尤其脍炙人口。死要死得其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他就是名垂青史的“革命烈士”了。可惜他苟活几十年，这两句“名句”却变了对他的嘲讽了。
　

　　把汪精卫少年时的诗词，拿来和他做了汉奸以后写的对照来读，实在不能不令人慨叹。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前，先有广州之役（是役的革命烈士葬在黄花岗，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当时他在北京狱中，听说胡汉民（字展堂）也在这一役死了，曾写了三首诗“哭之”，前有“题记”：“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录两首如下：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巳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忽忽余生恨，茫茫后死忧。难禁十午事，潮上寸心头。

　　“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当时他是抱着为革命牺牲的决心，遗憾不能与胡汉民同死的。
　

　　他做了汉奸后，最后写的一首词是《朝中措》，自注云：“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愁不绝于心，亦作一首。”词云：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
　　栏杆柏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能禁几度兴亡？”对照来读，“蝙蝠悲名士”也变成他的自讽了。
　

　　汪精卫做了头号汉奸，日子也并不怎么好过。就在他成立伪组织的同一年（一九四〇年），他有一首《迈陂塘》，颇能写出他的心境。词前有小记：“二十九年（按即公元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晚饭时，家人忽以杯酒相属，问之，始知为五年前余为‘贼’所斫不死而设也。因赋此词。”

　　叹等闲，春秋换了，灯前双鬓非故。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体重溯，算刻骨伤痕，未是伤心处。酒阑尔汝，问搔于长吁，支颐默坐，家国竞何补？鸿飞意，岂有金丸能惧。齑惕犹剩毛羽。誓穷心力回天地，未觉道途修阻。君试数，有多少故人，血作江流去。中庭踽踽，听残叶枝头，霜风独战，犹似唤邪许。

　　一九三五年，汪精卫在“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任内，某次开“中委会”，被人行刺，不死。这首词是他在五年后的那一天“有感”而写的。“艰难留得余生在，才识余生更苦。”可知他的心境。和他在北京狱中所作的那两句诗：“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恰成对照。做了汉奸的汪精卫，是留得残躯已丧心了。

决定

十四、清末“刺摄政王案”真相
　

　　吴玉章先生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曾谈及清末的“刺摄政王案”，因为吴先生也是与此案有关系的人之一，所以能够写出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从吴先生所揭露的此案真相来看，所谓“汪精卫刺摄政王”之说，其实是汪精卫的自我宣传和某些与汪精卫同路的人有意夸大汪精卫的“功劳”，想把他扮成一个“革命志士”而已。
　

　　此案的真正主角是喻云纪，其次是黄复生。汪精卫是后来才赶到北京“参与机密”的，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作过什么事情。
　

　　喻云纪是四川的同盟会员，留日学生。他在日本得过吴玉章的帮助，两人交情有如手足。喻云纪加入同盟会，就是吴玉章作的介绍人。
　

　　据吴玉章说，喻云纪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尤其擅长于制做炸弹，能够把炸弹的外形，作得与朝鲜的麻糖极其相似，这样就便于往来携带，易于躲过检查。
　

　　当时因为同盟会所发动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一郡分革命党人遂热衷于暗杀。最初的目标是要暗杀反革命最力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二人。哟云纪曾回国布置谋杀端方，在汉口设伏，临时因端方改道不能实现。后来喻云纪再回到日本，同盟会通过决议，要集中力量先干掉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肴者——摄政王载沣。根据决定，派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组织机关，进行刺摄政王的工作。吴玉章则被推为在日本负责准备工作的主持人。
　

　　话分两头，再说到汪精卫当时的活动。在喻云纪回国谋杀端方之时，汪精卫也扬言想去炸李准。汪对爆炸技术一窍不通，且手无缚鸡之力。他之作此宣言，不过是迎合当时风气，想博个“壮烈”的美名而已。
　

　　其时汪在香港，在日本的吴玉章有一天突然接到他的信，是向吴索取炸弹的。吴玉章是不赞成暗杀的。认为暗杀不是革命党人所应采取的正当手段，遂回汪精卫一封信说：“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我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精卫接了此信，仍坚持要去暗杀，又来一信。说什么：“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日釜，一日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宇。薪之为德，在一烈字。……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意思即是说他没有坚持革命的恒心，所以愿意象柴火一样；作“一次过”的“轰轰烈烈”的牺牲。这封信虽说得天花乱坠，却也暴露了汪的假革命本质。试问一个“素鲜恒德”，没有坚持革命勇气的人，又怎能成为更士呢？
　

　　吴玉章虽不赞成暗杀，但他是服从组织决定的。供应军火炸药给革命党人，是他的工作之一，汪精卫既然“坚持”要去暗杀，当时他也没有看清汪的本质，觉得他的“勇气”，也还“可嘉”，就真的给他寄了炸弹。哪知汪精卫接到炸弹之后，又没有勇气去进行暗杀了，他收起炸弹，独自又从香港跑到日本。到了日本，他听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已在北京准备暗杀摄政王，于是他又提出要参加这项工作。
　

　　汪精卫对革命失却信心，孙中山先生是早就知道了的。所以，孙先生对汪的参加这次暗杀活动，曾说过这样的话：“（几次起义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确实是看透了汪精卫这个人。可是孙中山也还未了解详情，其实“约集同志入北京”的并非汪精卫，江精卫夫妻是后来才去的。汪精卫也没有准备“与虏酋拚命”，他的被捕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故事。
　

　　且说喻云纪与黄复生到北京布置工作，黄复生懂得照像，他们遂在琉璃厂开了一间“守真照像馆”。此时汪精卫与陈璧君正在日本忙于恋爱，　口头老是说要“亲自”去炸摄政王，却迟迟不肯动身。
　

　　后来喻云纪回日本取炸药，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汪精卫才与陈璧君装模作样，赶到北京“参加”，且不敢与喻、黄二人同住照像馆，而是住在另一个地方。自始至终，汪只是“与闻机密”，而没有实际参加。
　

　　喻云纪用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叫一家铁工厂制成一个炸弹壳，把从日本带来的炸药装进去，造成了一个大型炸弹。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西北，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还有个井形的石坑。这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沟又便于安设拉火的电线。只要布置得好，当摄政王经过桥上的时候，人在石坑里一拉电线，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线的人还可乘机逃走。
　

　　一九一〇年四月一个晚上，喻云纪、黄复生偷偷地到这桥下埋炸弹，然后安设电线，哪知目测不准，临时才发现电线短了几尺。他们正要从头再做，无巧不巧——恰好有人来桥下大便，他们只好躲开。这人大便未了，王府中又有打着灯笼的人出来，他们只好把炸弹埋在土里，匆匆逃走。
　

　　第二天没出事，晚上他们再去探取，那炸弹已被人取走了。当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必定会闹得满城风雨的，既无动静，则可能是给附近的居民拿去了。于是喻云纪又去日本取炸药准备再举，黄复生则在北京留守。陈壁君得知消息，恐有危险，跟喻云纪同走。其时已过了几天，仍无动静，汪精卫则以为当可无事了，而且他又不是与黄复生同住的，为了表示胆大，也留在北京。
　

　　哪知敌人狡猾非常，他们是查获了炸弹，故意不予声张的。他们把这炸弹请外国专家鉴定，这“外国专家”断定炸弹不是在中国境内制造，但外壳粗糙而车有螺纹，则必定是就近制造的。于是清政府根据弹壳的线索，找到了那家工厂，然后又利用铁工厂的老板，逮捕了黄复生和“守真照像馆”的人。汪精卫本来不在其内的，但后来有一个常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受不了刑，给清政府带路，最后把汪精卫也捕去了。
　

　　在被捕诸人中，汪的“名声”最大，于是一变而为“主犯”。当时革命潮流日趋澎湃，清政府要改用怀柔政策，就把汪关在牢里，而不杀他。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袁世凯对汪更是曲意笼络，预留“后路”。后来汪精卫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结拜兄弟，在缓和国民党的反袁的工作上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
　

　　孙中山先生对汪精卫从来都是不放心的，孙中山临死之时，还特别对汪精卫等人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很危险啊，敌人一定要软化你们的。”可为明证。殊不知汪精卫在监牢的时候，早已给敌人软化了。
　

　　此案还有余波，陈璧君在日本看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象发了疯一般，竟然去辱骂喻云纪，说喻怕死。喻不愿在她悲痛中和她争吵，后来喻对吴玉章说：“她同我回来，却道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果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喻云纪“一筐炸弹奋争先”，杀身成仁，名垂后世。而汪精卫则作了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

决定

十五、名士的无用与无聊


　　处士，名士这类东西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由于他们有点知识，又故作“清高”，倒是颇能迷惑人的。其实，也大都是“百无一用”的书生而已。
　

　　处士与名士的分别，大抵处士以遁迹山林、不做官为标榜。（当然暗地里还是与官府往来，水乳交融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自不只是嘲笑陈眉公一人也。）名士则范围更广，做着官的，退了休的，或读书不成的世家子弟，只要是读过书，能做几句歪诗，或者“擅饮酒，熟读《离骚》”，便都可以自称“名士”。而所谓“名士”也者，即使在旧社会来说，也多半是帮闲的无用之人而已（至于作为“帮凶”的“名士”，那便是有害于人民的了）。
　

　　最多名士的是两晋南北朝，在那个时代，“过江名士多如鲫”，“玄学清谈竞一时”！现在就来谈一谈那些“过江名士”的笑话。
　

　　两晋南北朝之所以盛产名士，有个原因。那个时代，是最讲究门第的。“高门”子弟，生下来注定了便有高官可做，于是不务实学，竞尚清谈，以争做“名士”为荣，便成了风气。颜之推（梁人）在《家训》里有一段话描写那些士族子弟，刻画得淋漓尽致，颇为有趣。颜之推说，江南士族至今已传八九代，生活全靠俸禄，从来没有自己耕田的。田地交奴隶佃客耕种，自己连起一块土、耘一株苗也没见过，人世事务，完全不懂。所以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都是太悠闲的缘故。又说，梁朝士大夫，通行宽衣大带大袖高底鞋，香料薰衣，剃面搽粉涂胭脂，出门坐车轿，走路要人扶，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呢？”这不是活画出了一群无用的废料么？
　

　　高门子弟，既然反正有官可做，于是大家都做出一副“名士”派头，竞以对事物世务，漠不关心，便算高雅。例如：王徽之做大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桓冲问他到底有多少匹马，他回说：“我又不去问马，怎知道他的数目！”再问他时，他就拿手放在额上，作眺望状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你看象不象个神经病？但在当时，他却是个“上流社会”人士所称道的名士呢。
　

　　又如前面谈过的西晋大臣王衍，做到“三公”之位的“司徒”大官，也是一副名士派头，政事懒理，“有客来访，唯谈老庄。”到石勒攻破洛阳，他被俘虏，还以“我一向不干预晋室政治”作为理由，希望石勒饶他。但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投降之后，却又再三劝石勒“上尊号”，做皇帝。但终于仍是被石勒杀了。
　

　　晋室南迁之后，照说是应该上下一心，积极抗战，力，力图恢复中原才是。但一班名士，对于抗战，只是喊喊，实际毫不起劲。东晋时，桓温一度北伐，进击“十六国”中的前燕慕容氏，在枋头吃了大败仗，消息传来，一班名士竟然“津津乐道”，对他的失败表示高兴。有个“大名士”名叫孙盛的，还做了一本《晋阳秋》，把桓温形容得狼狈不堪，幸灾乐祸，而且还寄了一本给前燕的统治者慕容隽，请他欣赏。东晋和前那是正处于交战状态的死敌，而晋朝的名士竟向敌人表示，高兴自己战败，这真不能不说是千古奇闻了。
　

　　士族子弟的养尊处优，生活空虚，造成了名士的无用与无聊。但他们也不是经常得意的，正因为他们一无用处，见了马以为是老虎，一到了有非常事变之时，他们的遭遇就比老百姓更惨了。也是颜之推《家训》里所说的故事，梁武帝时，侯景作乱，士大夫肉柔骨脆，体瘦气弱，不堪步行，不耐寒暑，死亡无数。他们因为得不到食物，饿成鸠形鹄面，穿着罗绮，抱着金玉，伏在床边等死。这些等死的人，其中就大有“名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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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名士见钱就开眼
　

　　上一篇谈了名士自矜清高，附庸风雅，既无用而又无聊的一面。现在再谈谈他们的另一面，与“清高”、“风雅”刚好相反的一面，说得“俗”点，即见钱开眼是也。
　

　　仍以两晋南北朝的名士为例，看看他们这矛盾的两面。
　

　　当时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可是许多出身高门的名士，口里鄙视商人，实际也兼营商业，而且比市侩还更市侩。但因他们是高门士族，又有名士衔头，家人亲友甚或本人即是朝廷的大官，朝廷的法令当然不会施于他们，他们是用不着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与寻常的“市侩”同列的。
　

　　名列“竹林七贤”之一的大名士王戎，就是这样一个比市侩更市侩的人。他有许多田园，亲自拿着筹码算帐，昼夜忙个不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于是想出一个“阴湿绝招”，钻破李核才拿到市上出卖。
　

　　出名的美男子，以文辞艳丽，尤善哀诔而闻名于时的另一个名士潘岳（字安仁，所谓“潘安之貌”即是指他），也是一个兼营商业的市侩。他在《闲居赋序》里就曾自供，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很得舒适。
　

　　还有一个比王戎，潘岳更为人所熟知的大名士谢灵运，行为更是恶劣。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他的诗大都是描写山水的，因而有“山水诗人”之称。他自负得很。尝自称假定天下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他自己占“一斗”，还有从古到今的诗人只共占“一斗”。（“八斗才华”的成语是由此来的。）表面推崇曹植，实则也是夸耀自己。他的山水诗也的确写得很清新高雅，被后世文人誉为是“出尘脱俗”的诗篇。
　

　　可是这位大名士本身不但是个利欲薰心的“俗物”，简直还是当时的豪门恶霸！他是“王谢高门”中的后代，晋名将谢玄之后，曾做过散骑常侍、永嘉太守等等官职，本来就已经有难以计算的田产了，但他还不知足，还时时刻刻百计千方地扩张自己的庄园领地。有一次他要将贫民依以为生的湖沼，会稽的回踵湖和始兴的蛙蝗湖决之为田，因为这碰到了当时会稽太守周颉的利益，不许他这样做，两人遂成了仇敌。这位“山水诗人”在游山玩水的时候，也摆足庄园领主的架子，广率门生僮仆，开山辟径。有一次带了门生僮仆数百人，浩浩荡荡，从始宁县南面的山开起，直至临海（地名），临海的太守王（王秀）甚至因此惊为山贼行劫。晋人鲁褒曾作《钱神论》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像，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排金门而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描述了钱的作用，也讽刺了见钱眼开的王公士人。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了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名士们一面清高，一面庸俗，一面是寄情山水，“超然物外”；一面是见钱眼开，无孔不钻。看似矛盾，其实也是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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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石崇斗富　皇帝贪财
　

　　石崇是西晋的一个大豪门，“石崇富贵甲天下”，古语相传，差不多是家喻户晓的了。他的豪华到什么程度呢？下面是关于他的两个故事。
　

　　石崇请客有两个“例规”，其一是客人如厕，例送新衣，他家的厕所，布置得象小姐的香闺一样，里面有美婢十余人，专门服待客人入厕，事毕照例送一套锦袍。第二个例规就更不但“豪阔”而且是残忍了。他每次宴客，总是命令美女劝酒，有客人不肯饮的，就当场把劝酒的那个美女杀死。有一次一个恶客故意不饮，他就接连杀人，表示“豪气”。
　

　　西晋的豪门士族竞斗豪侈，成为风气。石崇和当时另一个豪门王恺斗富，恺用麦糖洗锅，他就用白蜡当柴，王恺斗不过他，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知道了，暗助王恺，将宫中一枝三尺长的珊瑚树赐与王恺。王恺以为这一次准可赢了，就拿了这枝珊瑚树在石崇面前炫耀，岂料石崇随手用铁如意便把它击碎，王恺大惊，说出这是大内宝物。石崇笑道：“你不用害怕，我赔你好了。这样一枝珊瑚树有什么稀罕？”说了就立即拿出六七枝比那大内宝物更好更长的珊瑚树来，任王恺选择，作为赔偿，把王恺吓得目瞪口呆。
　

　　石崇何以这样有钱？原来他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大贪官，别的贪官搜刮民财也还罢了，他还兼做强盗，当他做荆州刺史的时候，公然叫属下劫夺客商，甚至连外国的贡使经过他的地头，他也敢抢掠。历史上贪官多如牛毛，但象石崇这样凶的，却倒还少见。晋武帝非但不惩罚他，反而把他一路提升，直升到做“大司农”（等于财政大臣）。
　

　　你道皇帝何以不惩治石崇，原来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晋武帝的贪财比石崇更甚，不过他不用做强盗，他公然定出“法律”，犯了死罪的可以用黄金赎罪，公价是黄金二斤赎命一条。因此，官吏贪污即使犯了罪也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是黄金二斤而已，吏治焉能不坏？除此之外，皇帝还可以卖官鬻爵，作为生财大道。《晋书》载，有一次晋武帝问臣下刘毅：“你看我象汉朝哪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晋武帝无言可对，只好一笑作罢。
　

　　一面是皇族、豪门的荒淫奢侈，一面是农民的饥饿哀号，到了司马炎儿子司马衷（晋惠帝）做皇帝时，全国已经到处发生饥荒，有人告诉他，他却说：“既然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糜呢？”千古传为“笑话”，但这笑话中却饱含了多少农民血泪啊！
　

　　“不义之财，理无久享”，石崇的下场比邓通更惨，邓通不过活活饿死，而石崇则在“八王之乱”中，被他的政敌孙秀所杀，连他的三族都灭了。而西晋的腐朽政权，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短命皇朝”之一，前后不过四传（一共四十三牛），就被匈奴族的刘曜石勒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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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赔款借款的秘密
　

　　在甲午之战中，李鸿章的主张是“许败不许胜”。原来他认为战败讲和，“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因此在他的战略指导下，中国虽有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北洋舰队还是逃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和款果无大损么？李鸿章亲自跑到日本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出卖了朝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到一九〇五年朝鲜便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丧权辱国之外，还要赔款二万万两银子。
　

　　七十年前的二万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清政府每年的收入也只有八千万两。这笔钱怎样筹措呢？当时的诗人黄遵宪就曾因此为政府担心，在《马关纪事诗》里有句云：“刮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行筹无万数，纳币一千年。”自注云：“辽金岁币银二十万两，以今计之，合一千年乃有此数。”中国历史上宋曾向辽、金纳币称臣，但每年也只二十万两而已。如今日本所要的赔款是二万万两，那就是一千倍于末纳给辽、金的“岁币”了。所以诗人也就要担心“刮地难偿债”了。
　

　　但不必诗人担心，清政府自有办法。甚至不必清政府开口，早已有人争着要借钱给它了。日本所索的赔款是有期限的，二万万两之外，再加“赎回”辽东半岛的款项三千万两，订明第一次（每六个月一次）就要交八千万两，第二次五千万两，余款三年内付清。清政府岁收只有八千万两，当然只好大举外债了。
　

　　消息一传出，俄国（沙俄）一马当先，立即秘密通知愿单独借银一万万两，英、德也不落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说要借就得借我们的，法国也插足进来说我也愿继续出借。把清政府的总理衙门闹得象个大拍卖场。结果是“利益均沾”，俄、法合借一万万两，英、德合借一万万两，这才了事。
　

　　奇怪，俗语说“开口借钱难”，为何列强争着要借钱给清政府？原来这种借款，是利息最优厚的生意。有利息，有担保，而且还可以用借款来换得任何在中国的特权。例如：英，德的借款，所附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得割让扬子扛流域于他国”，要清政府明文承认这个区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银数一万万两，八三折扣（实付八干三百万两），年息四厘半，借款以海关收入及盐税作担保。
　

　　清政府借款，以李鸿章为首的经手官僚也大有好处。即以甲午战争后所借的那二万万两为例，经手人的回扣、佣金及官吏的贪污就多至三千多万两。
　

　　结果还是“割地偿钱”、赔款、借款，大家上下其手，各有好处，所苦的只是老百姓。

决定

十九、宰相合肥天下瘦
　

　　在甲午之战中，李鸿章的主张是“许败不许胜”。原来他认为战败讲和，“和款可无大损”，战胜则“兵连祸结，大局不可收拾”。因此在他的战略指导下，中国虽有邓世昌等爱国将士，北洋舰队还是逃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和款果无大损么？李鸿章亲自跑到日本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出卖了朝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独占权，到一九〇五年朝鲜便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丧权辱国之外，还要赔款二万万两银子。
　

　　七十年前的二万万两银子是一个惊人的数目，清政府每年的收入也只有八千万两。这笔钱怎样筹措呢？当时的诗人黄遵宪就曾因此为政府担心，在《马关纪事诗》里有句云：“刮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行筹无万数，纳币一千年。”自注云：“辽金岁币银二十万两，以今计之，合一千年乃有此数。”中国历史上宋曾向辽、金纳币称臣，但每年也只二十万两而已。如今日本所要的赔款是二万万两，那就是一千倍于末纳给辽、金的“岁币”了。所以诗人也就要担心“刮地难偿债”了。
　

　　但不必诗人担心，清政府自有办法。甚至不必清政府开口，早已有人争着要借钱给它了。日本所索的赔款是有期限的，二万万两之外，再加“赎回”辽东半岛的款项三千万两，订明第一次（每六个月一次）就要交八千万两，第二次五千万两，余款三年内付清。清政府岁收只有八千万两，当然只好大举外债了。
　

　　消息一传出，俄国（沙俄）一马当先，立即秘密通知愿单独借银一万万两，英、德也不落后，两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说要借就得借我们的，法国也插足进来说我也愿继续出借。把清政府的总理衙门闹得象个大拍卖场。结果是“利益均沾”，俄、法合借一万万两，英、德合借一万万两，这才了事。
　

　　奇怪，俗语说“开口借钱难”，为何列强争着要借钱给清政府？原来这种借款，是利息最优厚的生意。有利息，有担保，而且还可以用借款来换得任何在中国的特权。例如：英 、德的借款，所附的条件之一，就是“不得割让扬子扛流域于他国”，要清政府明文承认这个区域，是他们的“势力范围”；银数一万万两，八三折扣（实付八干三百万两），年息四厘半，借款以海关收入及盐税作担保。
　

　　清政府借款，以李鸿章为首的经手官僚也大有好处。即以甲午战争后所借的那二万万两为例，经手人的回扣、佣金及官吏的贪污就多至三千多万两。
　

　　结果还是“割地偿钱”、赔款、借款，大家上下其手，各有好处，所苦的只是老百姓。

决定

二十、文廷式与汪精卫的《忆旧游》
　

　　庚子事变时，文廷式已经被“驱逐回籍”（江西萍乡），在家中过了两年了。他是“帝党”，又是珍妃的老师，得过这位女弟子的“报答”的，“八国联军”入京，珍妃被害、光绪西逃等等消息传来，他听到了自不能不受到震动。因此，写了好些有关庚子事变的诗词。
　

　　可是他的“震动”，也只是限于私人恩怨的感伤而已。对于入侵的外敌，他不但没有与义和团“同仇敌忾”之心，甚至对于侵略者的指责，他都是闪闪烁烁的不敢有所表示。
　

　　现在举他的一诗一词，以见他对于庚子事变的态度。
　

　　诗题一个“月”字，是借月而悼念珍妃的，诗道：

　　藏珠通内忆当年，风露青冥忽上仙。
　　重咏景阳宫井句，菱干月蚀吊婵娟。

　　当时正是外祸日深之际，多少同胞遭到侵略者的屠杀，而文廷式只是哀伤一个珍妃。莫说反帝，连民族的苦难，都没有半点暴露。
　

　　这首诗在文廷式作品中不算出名，另外一首词则是较为多人知的。填的是《忆旧游》词牌，题为《秋雁》，注明是“庚子八月作”。夏历庚子八月，正是“八国联军”已攻占北京，西太后与光绪“逃难”陕西的时候。作者借“秋雁”自况身世，对时局也表示了自己的感伤。但他“感伤”的是什么呢？且看这首词吧：

　　怅霜飞榆塞，月冷枫江，万里凄清。无限凭高意，便数声长笛，难写深情。望极云罗缥缈，孤影几回惊。见龙虎台荒，凤凰楼迥，还感飘零。
　　梳翎自来去，叹市朝易改，风雨多经。天远无消息，向谁裁尺帛，寄予青冥。遥想横汾萧鼓，兰菊尚芳馨。又日落天寒，平治列幕天马鸣。

　　“龙虎台荒，凤凰楼迥。”写的是京师“劫难”，但这只是陪衬之笔。最令文廷式感伤的还是“市朝易改，风雨多经”。这两句表面写“世变”，实则是自叹遭受贬黜，不能在朝廷作官，“护驾”西逃。“风雨多经”说的还是自己，在国难当头之际，文廷式还在念念不忘于个人的得失。
　

　　谈了文廷式这首词，又想起汪精卫所作的同一词牌的一首词。这首词受文词的影响极深，连遣辞造句，有好几处也可以看得出是从文词“脱胎”的。
　

　　汪精卫这首《忆旧游》，是在抗战期间他离开重庆，也公开表示了他决心要当汉奸的时候写的。词道：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擎空枝老，同诉飘零。
　　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械械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当汉奸的人总是不肯自认汉奸，要把自己说成是存有“苦心”的“爱国者”。汪精卫的“叹”他的“护林心事，付与东流”，就是这个意思。他想当汉奸，又扭扭捏捏，因此又叹“重庆”不谅解他，以至令他“一往凄情，无限留连意”。其实这也是说谎的，假如他得不到头号统治者的“谅解”，又焉能逃出重庆？还何必假惺惺地怨什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呢？
　

　　汪精卫做了汉奸，还梦想“有余馨”，这真是不知羞耻。也难怪马君武为诗讽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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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闲话《满江红》
　

　　《满江红》是常见的一个词牌名。《词学全书·填词名解》说：“唐《冥音录》载曲名《上江虹》，后转二字，得今名。”万树（红友）《词律》引《冥音录》，亦作《上江红》。《白香词谱》认为“上”谐作“满”，音殊不类。考《本草纲目》有“满江红”水萆，为浮游水面之细小植物，一名“芽胞果”。想唐宋时，民间已有此种名称之水萆，随取入词，未知可也。对“满江红”这个词牌名称的由来，说法纷纭，不能尽录。我们不想做词学家，也就不必钻牛角尖去考据那许多了。
　

　　《满江红》一词，体裁甚多，据万树《词律》已列有八体，最短的是八九字体，最长的是九七字体。但现在通行的只是九三字体。
　

　　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也是最为人熟悉的一首《满江红》词是岳飞那首：“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一首词，近代虽有一二词家怀疑是伪作，但未能作为定论。我们仍依前人之说，认为它是岳飞作的。这一首词激昂慷慨，有很充沛的爱祖国，抗强敌的感情，因此为后世所传诵。
　

　　明代的文征明有一首吊岳坟而兴感的《满江红》，词道：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成功身合死，可怜身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此词揭出岳飞风波亭冤狱之秘，直指宋高宗赵构是杀害岳飞的主凶。抨击了赵构的“当时自怕中原复”的向敌人屈膝求和的政策，等于是一篇严正的“政论”。在封建社会中，这一首词也算得是大胆之作了。
　

　　另一首出名的《满江红》词是萨都拉（亦作刺）的《金陵怀古》。这一首词因为格律严谨，在《白香词谱》中是作为《满江红》这一词牌的代表作的。词道：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域，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蛰泣。到而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萨都拉字天锡，元代蒙古人。他的词以“流丽清婉”见称，从这首词中也可以见到他的风格。《满江红》这个词牌本来适宜于发抒雄壮或沉郁的感情，而萨都拉的这首词则用六朝旧事凭吊金陵，于清丽之中有很沉重的感伤味道。
　

　　在《满江红》中最特别的一种体裁是用平声协韵的。这一体裁创于姜白石。其自叙云：“满江红，旧词用仄韵，多不协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祝曰：得一夕风，当以平韵满江红为神姥寿。言讫，风与帆俱驶，顷刻而成。末句闻佩环，则协律矣。”这是一个近乎“神话”的“词话”。其词云：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拥，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姜白石是宋代最讲究音律的词家之一。“平声满江红”后世作者极少，可考查的只有吴文英、彭芳远等寥寥数人而已。吴文英的“云气楼台，分一派、沧浪翠蓬……”万树《词律》作为“平声满江红”的代表作。
　

　　近代词家作《满江红》的也很不少，而且大都比前人之作更有意思。这且留待下篇再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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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谈几首近代词家的《满江红》
　

　《满江红》这一词牌适宜于发抒沉郁与雄壮的感情，从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之前这几十年间，中国风云动荡，所以近代词家喜欢用《满江红》这一词牌的颇不乏人。这些词大都是时代的反映。
　

　　现在先谈一首广东词入易大厂的《满江红》。易大厂原名廷熹，后改名易孺，字季复，广东鹤山人。他是广东名儒陈沣的再传弟子，早岁肄业广雅书院，中年曾留学日本。工诗、词、书、画，尤精篆刻。历任北京高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与萧友梅合作的新体乐歌，在民国初年颇流行。

　　一叶舆图，惨换了，几分颜色。谁忍问、二陵风雨，六朝城阙？雨粟哭从仓颉后，散花妙近维摩侧。咽不成“鬲指念奴娇”，声声歇。
　　尘根断，无生灭。山河在，难言说。剩仓皇辞庙，报君以血。蜀道鹃魂环珮雨，胡沙马背琵琶月。莽乾坤今日竟如何？同倾缺。

　　易大厂的词半是周美成、吴文英这一派，讲究格律，爱取僻调，填词务为生涩。尝自谓：“百涩词心不要通”云。但这首词却不难解，他是为南京沦陷，“蒋府”逃亡，舆图变色而痛哭流涕的。他是个旧知识分子，看不到国家的前途，目而词中充满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也来不及见到抗战胜利配死了。
　

　　柳亚子先生的词就和易大厂不时了，柳亚子很喜欢填《满江红》（在《柳亚子诗歌选》中，一共有三十五首词，《满江红》就占了五首之多），词中虽也忧时伤国，但更多的却是革命的豪情。刚才谈的那首易大厂词是因南京沦陷而兴感，冕在就先谈一首柳亚子的《秣陵感怀》，“秣陵”亦即南京。这旨词作于一九二九年，是因一九二七年之后，国民党统治者在全国展开大屠杀而作的。词道：

　　袖手枯抨，已厌看，长安棋弈。最难忘，叛旗初展，杀人如织。血染缣囊魂魄壮，身横乱刃尸骸掷。镇伤心，箕豆本同根，相煎急。
　　猿鹤恨，成今昔。胭脂巷，休寻觅？欺龙蟠虎踞，久无颜色。侯景当年曾跃马，王琳此日犹埋碧。更何时旭日射光芒，阴霾革？

　　词中充满对统治者的痛恨，但对革命前途并不悲观，他是期待着“旭日射光芒，阴霾革”的。柳亚子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有一首《满江红》，词道：

　　禹甸尧封，叹频年，自由钟歇。蓦涌现：赦函紫气，三辰争烈。凤羽朝阳仅五彩，麟经欠义王正月。誓从今只手挽狂澜，雄心切。
　　秽史耻，须湔雪。黄书谊，肯埋灭？看悲歌慷慨，舌存未缺。衮钺无情南史简，江湖有党东林血。向昆仑顶上大声呼，撑天阙。

　　这首词是为当时（公元一九〇九年）宣传革命的《民呼日报》出版面作的，用岳飞的《满江红》词韵。其时柳亚子还是二十三岁的青年，词中很有当时革命青年的激情，主要是宣传“民族大义”，但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还未怎么认识到群众的力量的。
　

　　他的另一首《满江红》是有感于台湾局势而作的，其时是一九四三年，台湾还在日寇的侵占之下，尚未归还中国。这一首词的题目是《题“延平王海师大举规复留都图”》，用的也是岳飞一词原韵。词道：

　　三百年来，溯遗恨，到今未歇。真国士，延平赐姓，鏖兵战烈。组练晨翻南澳水，艨艟夜酹秦淮月。奈棋差一子局全输，攻心切。
　　甘焊耻，未湔雪。苍水计，成灰灭。愤丑夷狡侩，长图溃缺。龙驭难归滇缅辔，鲸波还喋台澎血。看白虹贯日画图中，排云阙。

　　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中夺回台湾，后来清政府无能，在甲午之战后又割绐了日本。柳亚于这首词作后二年，抗战胜利，台湾归还中国。但名虽归还，实际则由于美蒋勾结，台湾不过等于换了一个外国统治者而已。所以这首词是还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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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咏王昭君的诗词
　

　　咏王昭君的诗词很多，最著名的当推杜甫写的那首七言律诗：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明妃”即王昭君。“青冢”是王昭君的墓。据说每到秋天，四野枯黄，唯独昭君墓上之草独青，故名“青冢”。此诗重点在写一个“怨”字——“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根据诗人的看法，昭君出塞，当然是“悲剧”了。后世的元人杂剧；也都是因袭杜诗的观点，把王昭君写成哭哭啼啼出塞，甚或把她的结局写成投崖自尽。这当然是违反历史事实的。事实是她嫁给匈奴王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呼韩邪死，她又嫁给呼韩邪前妻之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她是寿终正寝，丧在匈奴的领土的。但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王安石那两首《明妃曲》为代表。

　　（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死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军百两皆胡妃。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乎，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拗相公”，这两首诗大做翻案文章，也充分表现了他“拗”的性格。一则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死毛延寿。”替毛延寿开脱。再则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认为昭君出塞是悲剧的唱反调。三则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着重“相知”二字，这就更进一步了。既然失意无分南北，与其留在汉宫做被困长门的“阿娇”（其实对王昭君而言，假如她不是自请遣嫁匈奴，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汉元帝，连阿娇都做不成的），倒不如远嫁匈奴，得到知心夫婿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那已不是“昭君怨”而是“昭君乐”了。
　

　　说来有趣，昭君出塞，是喜剧还是悲剧，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唱对台戏的不仅杜甫和王安石而已。
　

　　昭君墓周围有很多诗碣，其中一首诗碣刻的诗是：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汉，万里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绝城赋秋风。“卫霍”即汉朝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诗人把王昭君与“卫霍”相提并论，对她可说是高度赞扬了。不过诗中虽没明言，但显而易见，诗人笔下的王昭君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番的。是则在昭君的“得意”（诗人“我独羡遭逢”的“得意”）中也还有怨在。
　

　　近人郁达夫也有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命意和此诗相类。郁诗道：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当年若贿毛延寿，哪得诗人说到今。
　

　　写王昭君是抱着“爱君”（汉元帝）之心，为保主上江山而去“和戎”。就命意和技巧来说，这首诗都不能算是佳作。不过这是郁达夫的“少作”，他写这首诗时，只有十八岁。
　

　　前面所引的这几首诗，不管是说昭君怨还是昭君乐，基本上都是同情王昭君的，但也有一首诗，非但不同情王昭君，而且是大骂她。此词见于《疆村丛书》，词牌名《烛影摇红》，词的前面有序文。

　　烛影摇红（后汉匈奴传，言呼韩邪单于来朝，愿为汉婿，后宫王嫱以积怨自请行，此事之实也。《西京杂记》乃云，元帝使画工毛延寿图宫人形貌，按图召幸。王嫱以贿金少，画不及貌，宫人王嫱当行，帝见之悔，乃杀延寿。夫元帝柔仁之主也，而谓其因女色杀画工，余固不信。而王嫱以无宠自请行，诚一污贱女子耳，后之为昭君曲者多归咎元帝，殊不当也。因此赋。）
　　深锁宫花，绣生鱼钥重门闭。美人何事怨东风，独赋伤春意。月照黄沙万里，到毡城，芳心自喜。尊前歌舞，马上琵琶，宠深谁比。
　　毳服胡妆，哪思旧日骄罗绮。年年秋雁向南飞　肯寄相思字。岁久玉颜憔悴。似花落、悔随流水。草青坟上，应是香魂，尚含愁思。

　　骂王昭君为“污贱女子”，和那首把王昭君与“卫霍”相提并论的诗对照来看，恰成极端的对比。不过“到毡城，芳心自喜”，倒也说明了王昭君是出于自愿的事实。她并没有抱怨。
　

　　董必武游览昭君墓时，也曾留诗一首，诗道：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对王昭君作出正确评价，是“和亲”，而不是“和番”或“和戎”。
　

　　曹禺的剧作《王昭君》，是遵周总理之意而写的。剧作的主题也就是表达“胡汉和亲识见高”这七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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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俞平伯的《古槐树屋词》

　

　　日前喜获俞平伯先生托其在香港友人转赠的《古槐书屋词》一部，功力深至，迥异时流，不独审音度曲，格律精严，且复挥洒自如，韵味隽永。前辈词家璞翁（刘伯端）曾有“才气与格律并不矛盾”之说，读《古槐书屋词》可获明证矣！
　

　　我本来没有资格谈论俞先生的词，但如此好词，岂可不介绍给海内外读者欣赏。不辞率尔操触之诮，就写此篇，权当读词笔记吧。
　

　　《古槐书屋词》分为两卷，收入集中的作品不过七十多首，可知其下笔的谨慎。故叶公绰（遐庵）序文有云：“综数十年之作，仅存此二卷，是不但足以窥君之词之工，抑君治学处世之不苟，概可知也。”叶的序文是一九五四年写的，现在由香港“书谱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词集，则是兼收了一九五四年以后的所作的。收入集中的七十多首，以小令居多，我也最欣赏他的小令。

　　蝶恋花（闻寅恪言，今岁太液池及荷花均盛于往年，余惜来往观，新秋初三日，始偕莹环至公园，今年六月逢闰，秋凉较早，偶徘徊临水，同赏一退红莲，秋晚岑寂，翠叶成群，孤芳在眼，谓有遗世之心，迟暮之感焉。昔白石翁好作词序，余所作视翁何如，而亦有为序之举，弥可哂矣。）
　　睡起残脂慵未洗，却忆斜阳，小立明秋水。憔悴心怜花妩媚，好花可管人憔悴。
　　今日初三眉月细，已见西风，叶叶摇波翠。明日重来看汝否，沉吟对汝都无计。

　　不但词的本身堪称“清词丽句”，词序也是极有韵味的小品。“白石翁”是宋代的大词人姜夔（白石道人），词前喜作小序，不但驰誉当时，且为后世传诵。俞老之词序是可以和白石翁比美的。“寅恪”即当时的大史学家陈寅恪，一九六九年已在广州去世了。
　

　　词集中有几首和宋代词人之作，也是很有特色的。录两首：

　　浣溪沙（和清真）
　　一树梨花雪四垂，三分春色占萍池，几回玉蝶扑帘儿。
　　惘惘停眸谁爱惜，匆匆闲忆总成悲。灯前重理呀罗衣。

　　前调（和梦窗）
　　尽日楼居不见春，也无巢燕语粱尘，帘衣如水絮如云。
　　电炬飞光堪永昼，通宵鼓笛不眠人，梨花深巷梦黄昏。

　　清真（周美成）、梦窗（吴文英）是宋代两大词宗，均能审音辨律，用字以研炼见长。俞老这两首和词是得其神韵的。
　

　　人所共知，俞老是“红学大师”，集中有《咏红楼梦》一首，调寄《临江仙》。

　　惆怅西堂人远，仙家白玉镂成。可怜残墨意纵横，茜纱销粉泪，绿树向啼莺。
　　多少金迷纸醉，真堪石破天惊。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

　　还有一首《清平乐》，则是咏《牡丹亭》的。

　　春归何速，好梦迷离续。一片飞花红影逐，还要阿娘叮嘱。
　　荒台池馆沉沁，独怜梅树情深，记压黄金钏匾，不知甚处寻。

　　“十年浩劫”期间，俞老曾被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打扫工作，也曾“下放”河南农村一年（和钱钟书，吴世昌等人在同一所干校）。这段期间他的作品很少，但也写了几首非常有意思的词。录三首如下：

　　鹧鸪天
　　眼底沧桑寄此身，飘零文字水萍因。伫看雏翼飞腾速，喜及桑榆睹性真。
　　曾一载、住农村。归来犹拟向渔津。易求虾菜居邻集，收得家书驿近人。

　　身居逆境而不觉其苦，“下放”到农村，他就欣赏农村的乐趣。不过从“眼底沧桑，飘零文字”这两句，也可想见他的感慨之深了。

　　浣溪沙·并序（一九七三年癸丑仲秋二十六日，梦中得词半首，不知其意，不能续也。至丙辰七月初二日晨，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初五枕上，忽忆前句，“京东二百里余赊”者，岂即丰南唐山之谓欤？遂续成之。末韵借用成句，“增减”指户籍。生灵何孽，并命于一朝；呓梦何心，先兴于两载。如斯浩劫，迥绝言诠矣！）
　　雨里宵灯晕彩霞，当时一去又天涯。京东二百里余赊。
　　拾得表明何所谓，寻来如梦或非差，算增算减总由他。

　　一九七六年（丙辰）的唐山大地震，既是天灾，又加人祸。当时“四人帮”有言曰，唐山死了几十万人也算不了什么，总不如“批邓”要紧。“算增算减总由他”，词人之悲愤可知矣！
　

　　同年十月，“四人帮”一网成擒，俞老立刻写了一首《临江仙》，那就更有意思了。先录下，然后略加诠释。

　　临江仙
　　周甲良辰虚度，一年容易秋冬。休夸时世若为容，新妆侍卫里，裙样出唐宫。
　　任你追踪雉望，终归啜泣途穷。能诛褒但是英雄，生花南史笔，愧煞北门公。

　　词中有人，呼之欲出。其人为谁，江青是也！“新妆”指江青“创造”的连衣裙的“布拉吉”装，据云式样是袭自武则天时代的宫装。江青因为没人跟她学样做“时装”，曾特地到天津推广，天津古称“天津卫”，词中的“卫”即指天津。这是“新妆传卫里，裙样出唐宫”的“本事”。
　

　　下阕则是写到江青倒台了。江青是要做现代的吕后（名雉）和武则天（名望）的，但志大才疏，终归啜泣途穷。“北门公”指武则天时代的一班“北门学士”，这北门学士其实只能算是武则天的御用文人。江青也是有她的“北门学土”的。
　

　　最后要说的，这本《古槐书屋词》是俞平伯的夫人许宝驯手书的。其中也有一段“故事”，俞老原来的词集第一卷刊本，是在四十年前由俞夫人的七弟许宝驯书写的，许宝驯是清华大学著名的数学教授，已经去世。原刊本流传得甚少，俞家亦仅存一“红印本”。俞夫人因摹仿弟弟笔迹，重新“摹写”丈夫的词集，亦含有纪念弟弟的意思在内也。俞夫人书法秀丽，和俞老的词可称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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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缥缈红楼感慨多


　　俞平伯是人所共知的红学大师，去年六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举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主办者邀请的中国红学家，第一位就是他。可惜他因年老体弱，不能参加。不过他却录了一首旧作，托冯其庸带去。是他在一九六三年写的《题红楼梦人物》诗。诗云：

　　红楼缥缈无灵气，容易赍寒变芳旨，
　　回首朱门感慨多，东园多少闲桃李。
　　新国花月一时新，罗绮如云娇上春，
　　莺燕翱翻初解语，桃花轻薄也留人。
　　牡丹虽号能倾国，其奈春归无觅处，
　　觅醉茶蘼畹晚荷，不情情是真顽石。
　　芙蓉别调诔风流，倚病佳人补翠裹，
　　评泊茜纱黄土句，者回小别已千秋。
　　其间丛鏶多哀怨，不觉喧胪亿口遍，
　　隐避何尝直笔惭，春秋雅旨微而显。
　　补天虚愿恨悠悠，磨灭流传总未酬，
　　毕竟书成还是否，敢特此意问曹侯。

　　《红楼梦》中的贾府是“朱门”，“回首朱门”固然是“感慨多”，但令人“感慨多”的又岂只小说中的“朱门”，回首“红学”发展的经过，恐怕也是令人感慨多多的。俞平伯本人的遭遇，就是一个足以令人感慨的例证。
　

　　一九五四年，李希凡和蓝翎合作发表了《评红楼梦研究》，受评的就是他。自此他“消声匿迹”多年，直到一九七九年，他方始应邀出席了在北京成立的《红楼梦学刊》编委会大会，新华社发了电讯，海外读者也方始知道俞老是“没事”了。“二十五年弹指过，平反复出来何迟？”不知多少人有这感慨，但虽是迟来，毕竟来了，感慨之余，还是值得令人欣悦的。在那次会上，他和李、蓝二人握手举杯，传为“佳话”。上述那首诗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六三年，那时他还是“受批”期间。
　

　　俞老是敢言的，他复出后曾对近年来“红学”研究的趋向，有所批评。他说：“现在考证曹氏的家世已经上推到了明代，如果再往上推索，我看推到唐代亦有何不可？不过，这种探索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呢？”又说：“还有，近几年来陆续发现了有关曹雪芹的材料和所谓‘遗物’，即使这些发现都是真的，说曹雪芹会扎风筝，并且是烧鱼能手，这与《红楼梦》本身又有什么关系？何况《红楼梦》本来就有描写风筝情节。”俞老认为“红学”的方向最主要的还是应从研究作品的本身出发，那些繁琐的考证、索隐，甚或在辨别遗物的真伪上大做文章等等，似乎无此必要，近年“红学”研究的趋势，似颇有“走火入魔”的倾向，俞老的意见是提得很合时的。
　

　　俞老还有一个精辟的见解，是否定“文革”期间曾极其流行的一种说法，说《红楼梦》是一部“阶级斗争的书”的。
　

　　他对一位访问者说“不能，不能这样说！《红楼梦》里有些内容是反映了阶级斗争，比如乌进孝的交租单，凤姐放高利贷，是贾府剥削的表现，不然宁荣二府靠什么维持？但是，不能说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尽管王静安（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是唯心主义观点和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但是他从美学、伦理学的角度来评价《红楼梦》，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可惜王静安的文章作于二十世纪之初，后来发现的材料他都未及见到。”承认《红楼梦》里面有“阶级斗争”，但并非全部是反映阶级斗争。我觉得这说法似乎比较全面。
　

　　俞老的曾祖父是清代的古文家俞樾（曲园）。近代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就是俞曲园的弟子。俞老的父亲也很有名，是在前清曾做过翰林院编修的俞陛云。俞陛云是近代一位著名词家。俞老家学渊源，除了在“红学”方面有很大贡献之外，对旧诗词的创作和研究，也有十分可观的成绩。创作方面，从《古槐书屋词》已可见一斑。研究方面的成绩那就更多了，如《读诗经札记》、《读词偶得》、《清真词释》、《唐宋词选释》等等，都是甚多创见的佳作。尤其最后一部《唐宋词选释》，是他在十年浩劫之后出版的，用功之深，见解之精辟，得到学术界高度的评价。
　

　　“休言谁创与谁承，传心先后觉，说梦古今情。”“红楼缥缈无灵气，容易赍寒变芳旨。”这一词一诗，多少也可见到俞老对《红楼梦》研究所抱的态度和他的感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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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闲话打油诗
　

　　一般人把俚俗的诗称为“打油诗”，何以称为“打油”呢？原来唐朝有个叫张打油，喜欢写浅俗的诗，曾有《咏雪》诗云：

　　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笼统”是当时俗语，状“模糊”之貌。首句写大雪覆盖下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人看雪景，视野模糊，在白茫茫一片中，只见井口开了一个“黑窟窿”。江山极大，井口极小，首行两句，以江山之白对照井口之黑，看似“荒谬”，对照却极鲜明。三四两句写黄狗与白狗在下雪时候的变化，更是具体生动，别饶“奇趣”。这首诗虽然没有谢家的才子才女（谢朗、谢道蕴）的咏雪名句——“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那么雅丽，却更为凡夫俗子所乐道。这首诗流传下来，打油诗遂因此得名了。

　　许多人认为“打油诗”难登大雅之堂，没有艺术价值。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试以一首人所熟知的打油诗为例，说说它的“艺术价值”。

　　生平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八长。
　　不是诗人长丈八，如何放屁在高墙？

　　这首诗是嘲笑那些乱去题壁的狗屁诗人的。第一句闲闲道来，似乎平平无奇，但已寓有挖苦“诗人”的伏笔。第二句就奇峰突起了，怎的诗人会有“丈八长”呢？令你非追下文不可，三四两句自问自答，层层推进。结句画龙点睛，令人恍然失笑。这首诗层次分明，结构严密，而又深得“文似看山喜不平”之妙，能说它的艺术性不高吗？

　　又如嘲笑将“枇杷”写错成“琵琶”的诗：“枇杷不是此琵琶，只为当年识字差。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弦管尽开花!”虽然不及前作，也很有趣，结句尤见精警。

　　古代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喜欢写打油的，如“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这些至今尚在流传的通俗的诗句就是唐代诗人罗隐的作品。

　　宋代有个名叫魏野的文人，和他同时的有个姓张的名妓，貌美而举止生硬，排行第八，人称“生张八”，魏野赠她一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樽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生张熟魏”这个俗语由此而来。

　　不但文人写打油诗，还有个写打油诗的皇帝呢。据说清代乾隆年间，有个翰林，把“翁仲”误写成“仲翁”，乾隆批以诗云：

　　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窗下少夫功。
　　如今不许为林翰，罚去江南作判通。

　　“通判”官名，清代设于各府，辅佐知府处理政事，地位当然不及翰林“清贵”。乾隆故意把“仲翁”“功夫”“翰林”“通判”倒写，嘲那一时笔误的翰林，并革了他的翰林，将他贬作通判。一字之误，损失惨重！乾隆的诗，一般来说，得个“俗”字。但这首诗倒有几分幽默感，不过是否他的所作，那就不可考了。

　　近代人写打油诗以廖凤舒最出名，他的打油诗用字非常浅俗，但却极有“深度”，我认为他的打油诗可说得是已经“突破”前人境界的，以他的一首咏广州解放前夕的即景诗为例：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咸龙”是解放前广州人对港纸的俗称，“剃刀门楣”是找换店，“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禾米食完”“留番光塔”两句，可以比美鲁迅的杂文。

　　去年在上海逝世的《大公报》专栏作者唐大郎也是写打油诗的能手，他有题为《答友人》的“自白诗”两首，就是说他的打油诗的。诗道：

　　向于趣味不嫌低，说我风流便滑稽。
　　不信试看全副骨，红团绿绕更黄迷。
　　诗如山药开场白，贫嘴终无片语佳。
　　索笑不成成索骂，怪予从小习优俳。

　　“山药蛋”是上海旧日一位说鼓书的艺人，他一上场例有一段开场白，俗话俚语，层出不穷，很得观众欢迎，但也有恶之者骂他“恶俗”。唐大郎以自己的打油比拟为山药蛋的开场白，是自嘲亦是自傲也。

　　最近逝世的本港名作家高雄（写“怪论”的笔名为三苏），很少写诗，但他也曾写过一首颇为脍炙人口的打油诗，是在某次宴会上，“即兴”写给影剧界的知名人士林檎的。林檎是影剧的宣传高手，当时正出任光艺公司的经理。高雄赠他的诗道：

　　由来古怪与精灵，飞出宣林作老经。
　　曾襟膊头皆老友，猛吹姑妹变明星。
　　鹩哥自有飞来蜢，马尾多如搂蜜蝇。
　　左手算盘右手笔，文章银纸两关情。

　　林檎不良于行，因此他的老友都曾被他“襟”过膊头。“跛脚鹩哥自有飞来蜢”、“乌蝇搂马尾，一拍两散”均是广东俗语。此诗的妙处，就在于以俗语入诗，谑而不虐。结尾两句甚为精警，“左手算盘右手笔”的文人岂止一个林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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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回文诗词谈趣


　　中国文学中有一种稀奇的文体，无论顺读倒渎都可成文。这种文体叫“回文体”。诗词中比较多见。诗就叫“回文诗”，词就叫“回文词”。
　

　　举一首夫妻对答的回文诗为例。顺读是丈夫以诗代信，写给妻子，极道思念妻儿之苦的（丈夫在外，妻和儿在家）。诗云：

　　枯眼望遥山隔水，往来曾见几心知？
　　壶空怕酌一杯酒，笔下难成和韵诗。
　　途路阻人离别久，讯音无雁寄回迟。
　　孤灯夜守长寥寂，夫忆妻兮父忆儿。

　　将之倒读，可以变成妻子的复信，诗为：

　　儿忆父兮妻忆夫，寂寥长守夜灯孤。
　　迟回寄雁无音讯，久别离人阻路途。
　　诗韵和成难下笔，酒杯一酌怕空壶。
　　知心几见曾来往，水隔山遥望眼枯。

　　顺读倒读，作者的身分、语气、居地等等也跟着变了。
　

　　据说回文诗本来就是几个太太玩出来的花样。“诗体不一，而回文尤异。自苏伯玉妻《盘中诗》为肇端，窦滔妻作《璇玑图》而大备。”（《回文类聚序》）都是因为思念久别的丈夫。于是搞这玩意儿寄给丈夫以表相思之苦的。
　

　　被称为回文诗肇端的《盘中诗》，相传是汉代苏伯玉的太太因丈夫外出久不归家，把诗词写在盘中寄给他，因而叫《盘中诗》的，诗的写法，屈曲成文，从中央以周四角。“山树高，鸟鸣悲。泉水深，出鲤鱼，鲤鱼肥，空仓雀，常苦悲，吏人妇，会夫稀……”含宛转循环之意。但因它还不能倒读，不过词序上的经营同后来的回文诗类似，故只能说是“肇端”。
　

　　正式的回文诗创作者据说是前秦苻坚时代的窦滔之妻苏蕙。窦滔镇守襄阳，没信回家，苏遂织锦为回文，以八百四十一字排成纵横各为二十九字的方图，回环反复读之，可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名叫《璇玑图》，叫人送到襄阳，窦滔看了，非常感动，就把苏氏接到任上去。通俗小说《镜花缘》四十一回载有此图。读者若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今举图中一例如下：“仁智怀德圣虞唐，贞志笃终誓穹苍，钦所感想妄淫荒，心优增慕怀惨伤。”倒读亦可成诗。
　

　　说老实话，《璇玑图》中的回文诗我不太喜欢，因为读起来如猜谜般似通非通，算不得好诗。不过以八百四十一字排列成几千首诗，文字的奇妙，却是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了。“回文体”中还有一种更奇妙的是，一首诗倒读可以成词，词倒读可以成诗的。举一个例子，顺读是一首七言律诗。

　　明窗半掩小庭幽，夜静灯残未得留。
　　风冷结阴寒落叶，别离长倚望高楼。
　　迟迟月影移斜竹，叠叠诗余赋旅愁。
　　将欲断肠随断梦，雁飞连阵几声秋。

　　将之倒读，可以变成《虞美人》词：

　　秋声几阵连飞雁，梦断随肠断。欲将愁旅赋余诗，叠叠竹斜，移影月迟迟。
　　楼高望倚长离别，叶落寒阴结。冷风留得未残灯，静夜幽庭。小掩半窗明。

　　据说是清代一位才女写的。作律诗看，对仗不算工整倒读成词，则比诗好得多了。不过回文诗求得通顺已难，和况是可以互变的回文诗词，句法结构和押韵的平仄都要变的。回文诗词而能写到这样水平，也的确是甚见“才气”了。
　

　　清代大词人纳兰容若也有回文词之作，在他的《饮水集》中有注明“回文”的《菩萨蛮》三首：

　　（一）
　　客中愁损催寒夕，夕寒催损愁中客。门掩月黄昏，昏黄月掩门。
　　翠衾妆拥醉，醉拥孤衾翠。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

　　（二）
　　砑笺银粉残煤画，画煤残粉银笺砑。清夜一灯明，明灯一夜清。
　　片花惊宿燕，燕宿惊花片。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

　　（三）
　　雾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花落正啼鸦，鸦啼正落花。
　　裒罗垂影瘦，瘦影垂罗裒，风剪—丝红，红丝一剪风。

　　这三首词都是上句与下句成为“回文”的，如上句“醒莫更多情”，倒读成为下句“情多更莫醒”。整首词倒读，也是极协音律的回文词。由于有这两个特点，因此每一句开头的一字和结尾的一字也要押韵，如“客·夕”、“门·昏”、“清·明”、“花·鸦”等是。但最难得的是它不仅“通顺”而已，还有感情，有韵味，有意境。如“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等句，虽是回文，意思并不重复，下句是作更深一层的演绎的。即使不作回文词看，也是“警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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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再谈回文诗词


　　我写了一篇《回文诗词谈趣》，想不到竟有那么多读者大感兴趣，要求我多找一些来谈。这对我也有好处，迫使我不得不多翻一些“杂书”，现在总算可以凑合来写一篇了。
　

　　不过，我要声明的是，我在这里介绍的回文诗词是不负“考证”之责的。那些回文诗词的作者，我只是根据前人的说法，至于是否真的是那个作者写的，我就不管了。（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出名的文人，往往有人把无名氏的作品放在他的“名下”。但好在大多数读者只是欣赏作品的本身，“考证”之责，那就让之专家吧。）闲话表过，言归正传，相传远在南北朝时代的梁元帝，就曾经写过一首游园的回文诗！

　　斜峰绕径曲，从石带山连。
　　花余拂戏鸟，树密隐鸣蝉。

　　倒读成为：

　　蝉鸣隐密树，鸟戏拂余花。
　　连山带石从，曲径绕峰斜。

　　唐代名妓薛涛，相传也有“四时回文诗”之作。

　　春
　　花朵几枝柔傍砌，柳丝千缕细摇风。
　　霞明半岭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树松。

　　夏
　　凉回翠颦冰人冷，齿嫩清泉夏井寒，
　　香篆嫋风清缕缕，纸窗明月白团团。

　　秋
　　芦雪覆汀秋水白，柳风凋树晚山苍。
　　孤帏客梦惊空馆，独雁征书寄远乡。

　　冬
　　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
　　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

　　第一首《春》倒凑成为：“松树一村孤上月，日斜西岭半明霞。风摇细缕千丝柳，砌傍柔枝几朵花。”其他三首类推，不赘。
　

　　宋代的苏东坡相传也有咏吟“四季闺怨”的《菩萨蛮》回文词，是上一句倒读变成下一句的：

　　春闺怨
　　翠鬟斜幔云垂耳，耳垂云幔斜鬟翠。
　　春晚睡昏昏，昏昏睡晚春。
　　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
　　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

　　夏闺怨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
　　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腕耦，耦腕冰红子。
　　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秋闺怨
　　井梧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梧井。
　　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
　　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
　　楼上不宜愁，愁宜不上楼。

　　冬闺怨
　　雪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
　　欺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
　　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
　　归久恨开迟，迟开恨久归。

　　这几首“闺怨词”和苏东坡的“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风格似不相类，遣词造句，也属平平，真假就不可知了。（苏东坡虽也有“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之类的婉约词，但语意高妙，非这几首词可比。）
　

　　不过虽属平平，作为回文词看，最少也可算得是合格的了。
　

　　最难得的是清代朱杏孙写的《虞美人》回文诗词。何以说它难得呢？（一）词的本身可以倒读成词；（二）这首词还可以变作一首七言律诗，倒读也是七律。
　

　　这首亦词亦诗的回文如下（先当作词读）：

　　虞美人
　　孤楼绮梦寒灯隔，细雨梧窗逼。冷风珠露扑钗虫，络索玉环围鬓凤玲珑。
　　肤凝薄粉残妆俏，影对疏栏小。院空芜绿引香浓，冉冉近黄昏月映帘红。

　　倒读也是《虞美人》。

　　红帘映月昏黄近，冉冉浓香引。绿芜空院小栏疏，对影俏妆残粉薄凝肤。
　　珑玲凤鬓围环玉，索络虫钗扑。露珠风冷逼窗梧，雨细隔灯寒梦绮楼孤。

　　顺读倒读，都是《虞美人》词，但标点不一样。妙处在此。更妙的是，又换一种标点法，还可以变成回文七言律诗。请看：

　　孤楼绮梦寒灯隔，细雨梧窗逼冷风。
　　珠露扑钗虫络索，玉环围鬓凤玲珑。
　　肤凝薄粉残妆俏，影对疏栏小院空。
　　芜绿引香浓冉冉，近黄昏月映帘红。

　　倒写成为：

　　红帘映月昏黄近，冉冉浓香引绿芜。
　　空院小栏疏对影，俏妆残粉薄凝肤。
　　珑玲凤鬓围环玉，索络虫钗扑露珠。
　　风冷逼窗梧雨细，隔灯寒梦绮楼孤。

　　不论作回文诗或作回文词来看，都是颇具水平的了。文字之妙，一至如斯，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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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廖凤舒的《嬉笑集》



　　近代以广东话作对联最有名的是何淡如。以广东话入诗，则以廖凤舒最为可观。
　

　　个人意见，我以为若论文学价值，廖风舒的广东话诗是远在何淡如的广东话对联之上的。
　

　　不错，何淡如的对联往往有“匪夷所思”之作，令你笑破肚皮。但令你笑破肚皮的只是由于字面的诙谐，联语的本身却大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一联，用三个国名来对一句旧诗，确是匪夷所思，但三个国名串在一起却是没有什么含义的。
　

　　廖风舒的广东话诗就不同了，咏史也好，纪事也好，往往能启人深思。尤其《广州即事》等待，描画旧社会诸般令人可笑而又可恨的事物，更是兼有“艺术性”与“思想性”的佳作。
　

　　廖风舒原名恩焘，号忏盫，他是革命先烈廖仲恺的哥哥，原籍惠阳，晚年在香港定居，一九五四年四月去世，享寿九十岁。他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对旧社会的丑恶面是看得特别深刻的。
　

　　他平生用粤语写的七律很多，经他详加选择，分别集成《汉书人物分咏》《金陵集咏》《史事随笔》及《信口开河录附存》，总名《嬉笑集》，生前曾一再付梓，印成小册分赠亲友，在书店是买不到的，在他死后，一九七〇年，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曾清，对他的诗极为喜爱，曾手录全册，并加以校正。当时似乎是有代售的，但现在也很难找到了。
　

　　他的诗大致可分三类，一、咏史，二、咏名胜风景（大都也有史事穿插其中），三、时事讽刺诗。
　

　　咏史诗最为脍炙人口，虽未公开出版，但有许多都早已为人传诵（如咏秦始皇、项羽等诗）。人所熟悉的不谈了，在这里只举两首比较少人知道的为例。
　

　　一是咏秦二世的，诗云：

　　够之大瘾火麒麟，呢件龙袍重几新。
　　未必乖哥唔识鹿，果然太监系剦鹑。
　　一堂鼻涕真衰仔，二世头衔咁吓人。
　　点估江山全送晒，亡秦应在亚胡身。

　　写秦二世之为“败家仔”，刻画传神。“未必乖哥唔识鹿”尤为“警句”，意即秦二世虽为“蠢仔”，亦未致于连马与鹿都分不开，赵高“指鹿为马”之能得逞，那是二世为势所迫，不能不做他的傀儡。败秦江山的责任，赵高大于二世。
　

　　一是咏司马相如的，诗云：

　　十月天时芥菜心，突然挑起为弹琴。
　　姑爷卖赋钱难捏，小姐当炉酒要斟。
　　穷到牛头赊裤着，碰唁狮鼻打锣寻。
　　茂陵重想装埋艇，头白吟成有晒音。

　　写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隐隐道出此一大名士追求寡妇为的是钱；后来司马相如另有新欢，卓文君作《白头吟》冀求夫婿回心转意，史书上据说是有效果的。但诗人一句“头白吟成有晒音”却作了反面的看法。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本是文人雅士艳称的爱情故事，但在诗人笔下，则写出了这段爱情的丑恶面，最后一句讽刺意味尤为深刻。
　

　　第二类咏名胜风景，举《金陵杂咏》中《天文台》一首为：

　　报风报雨报埋烟，日本人称大话团。（自注：日谚谓撒谎为天文台）
　　寒暑表真多事件，测量器便系神仙。
　　挡雷机着雷嚟劈，得月楼啱月未圆。
　　隔海宋皇台咁远，搬嚟呢处想摩天。

　　写旧日南京天文台之“水皮”，令人发笑。更妙的是突然拉上香港，最后两句竟似乎是新文艺中“时空交错”的技法了。他“诗笔”之“放”，此诗也可见一斑。又，他是日本留学生，故此能够运用日本谚语，恰到好处。
　

　　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他在广州解放前所写的时事讽刺诗。选录三首，以见一斑：

　　（一）
　　盐都卖到咁多钱，无怪咸龙跳上天。
　　官府也收来路货，贼公专劫落乡船。
　　剃刀刮耐门楣烂，赌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留番光塔伴红棉。

　　当时广州通用港币，称为“咸龙”，做找换生意的十三行钱庄被人称为“剃刀门楣”，盖因其“出又刮，入又刮”也。光塔是广州名胜之一，红棉是广州市花。最后两句，颇有鲁迅杂文味道。

　　（二）
　　广州唔到十三年，今再嚟番见鬼冤。
　　马路窿多车打滚，鹅潭水浅艇兜圈。
　　难民纪念堂中住，阔佬迎宾馆里捐。
　　酒店老车俱乐部，隔房醮打万人缘。

　　写的是解放前夕，“国府”搬到广州的“时事”。难民、阔佬一联令人笑中有泪。而“中山纪念堂”作为“难民收容所”讽刺意味也很深刻。

　　（三）
　　水灾听话要开捐，预备从中揾个钱。
　　猫面谁知监伊食，牛皮点肯任人煎。
　　埋台照例烧轮炮，入格周时叹口烟。
　　想咪剩番条鼠尾，汽车胎早喊冷完。

　　写当时的国民党官吏在作鸟兽散之前，还要借水灾来发赈济财。“喊冷”想是香港的广东话“大拍卖”之意。
　

　　还有一首《漫兴》也是广州解放前即景，写得也非常好。

　　全城几十万捞家，唔够官嚟夹子扒。
　　大碌藕真抬惯色，生虫蔗亦啜埋渣。
　　甲仍未饱偏轮乙，贼点能知重有爸。
　　似走马灯温咁转，炮台难怪叫车歪。

　　此诗直斥当时的官吏是贼阿爸，害处比几十万捞家的总和还大。“生虫蔗亦啜埋渣”写官吏的刮削民脂民膏，与“禾米食完麻雀散”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车歪炮台在穗城城郊，车歪两字，在粤语中有越出常轨、转动反常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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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张大千的诗



　　最近在台湾病逝的名画家张大千，画固然是举世知名，诗也做得很好。但可惜好象还没有诗集出版。友人某君，很喜欢他的诗，曾收录他的题画诗多首，抄一份给我。现选录若干首以供同好欣赏。
　

　　他的诗有一大部分是思乡诗。例如：

　　（一）
　　岸花送客雨绵绵，樯燕留人意惘然。
　　万里故山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

　　（二）
　　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
　　村上老人应已尽，含毫和泪记乡关。

　　他是在解放前离别大陆的，一直没有回去过。从“万里故山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可见他的思乡之深。“青城”是四川名山，他的画有许多是写四川风景的。至于所谓“投荒乞食”，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语，但也可以见到他离乡别井的凄怆情况。另一部分是他吟咏风景的题画诗，也选录几首。《登峨》诗云：

　　千寻雪岭飞灵鹫，一片艮涛护宝航。
　　五岳归来恣坐卧，忽惊神秀在西方。

　　又题“三峡图”云：

　　北去南来问石牛，六龙偃蹇五丁休。
　　荡摇白日龙蛇怒，椎凿玄天神鬼愁。
　　自是山川据形胜，谁云关塞限戈矛。
　　诸君莫作新亭泣，一剑犹堪扼此州。

　　这首诗是既写三峡之险，并兼感怀时事的。他画“三峡图”的时候，是在抗战期间，因而用上“新亭”典故。“新亭”故址在今南京市南，现已无存。但在东晋时却是一个名胜之地，是京师名士之游宴之所。东晋被外敌进迫，迁都金陵，某日，名士周颉等人在新亭相对流涕，云：“风景不殊，举目有河山之异。”张大干此诗则反其意而用之，表明他对抗战的胜利是有信心的。
　

　　他还有一首题山水画的诗，颇含哲理，并录如下：

　　黑者是山白者水，可怜黑白大分明；
　　人间万里烟云过，莫使胸留未了情。

　　诗境极其洒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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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溥心畲的诗文

　

　　与张大千齐名

　

　　谈完张大千，似乎也该谈一谈溥心畲了。他们都是近代著名的大画家，画名相埒，年龄也相若（溥生于一八九六年，比张年长三岁。不过寿命却没有张大千长。溥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病逝台北的，享寿六十八岁。张大千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病逝台北，享寿八十五岁）。溥心畲出身满洲皇族（祖父是清恭亲王奕忻），因此人称他为“旧王孙”。
　

　　张大干能诗，溥心畲亦能诗，而且诗才敏捷，比之张大干犹有过之。还有一点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二人齐名，但却并无“文人相轻”的恶习，而是彼此推重对方，确实称得上是知交的。溥心畲曾有为张大千题照诗：

　　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千，
　　却似少陵天宝后，吟诗空忆李青莲。

　　按：这首诗是他和张大干同在日本的时候写的，张大千以四海为家，他也是一样自伤飘泊，囱而以诗寄慨。少陵即唐代大诗人杜甫，李青莲即李白，李杜交谊极亲，他和张大千的交情也可比拟的。前台大中文系主任台静农评此诗说：“这样真情流露，感慨万端，不特看出他两人交情，并且透露了他两人以不同的格调高视艺坛的气概。”

　　神龙隐现　是耶非耶
　

　　溥心畲和张大干的交情，还可以从他为张大千一卷画册所题的文字见之。这段文字写得非常之有意境、韵味。如下：
　

　　凝阴覆合，云行雨施，神龙隐见，不知为龙，抑为云也。东坡泛舟赤壁，赋水与月不知其为水月，为东坡也。大千诗画如其人，人如其画与诗，是耶？非耶？谁得而知之耶？
　

　　台静农评此文：寥寥六十来字，超脱浑成，极切合大千气度。尤妙者，所谓“是耶？非耶？”语气，好象是受大千的题语而触发了灵感，因大千是册最后画的是他日本侍儿山田女史的像，题云：画成既题署，侍儿谓尚余一页，兴已闹，手亦倦，无暇构思，即对影为此。是耶非耶？静农何从而知之耶？是耶？非耶？已无从起心畲而问之矣！
　

　　按：张大千这卷画册，是大千在日本托人带给台静农的，因而他在最后一页的题记，有“是耶？非耶？静农何从而知之耶？”的风趣说话。溥心畲则是在台静农处看到这卷画册，在画册的空页上加上题字的，据台静农说他当时拿笔便题，不假思索便成妙文。后来张大干见了，也是非常佩服溥的捷才，事见台静农写的《怀旧王孙》一文。

　　楚云如见旧潇湘
　

　　溥心畲的题画诗也甚多佳作，选录几首如下：

　　题门人萧一苇所临之长江万里图（三首，录两首）


　　（一）
　　萧郎才俊出风尘，乱后吟诗泣鬼神。
　　故国山河来笔底，不须恨作未归人。


　　（二）
　　山水横看万里长，楚云如见旧潇湘。
　　恨无南去衡阳雁，空赋新诗对夕阳。

　　题《宫乐团》
　　柱旋金粟玉筝寒，宫女如花荐翠盘。
　　凝碧池边初落月，君王赢得卷帘看。

　　题《山水田》
　　天未渺难极，边鸿不可闻。
　　林端初过雨，岭表尚流云。
　　水落枯岩回，沙干细路分。
　　登楼烟暝合，无处望斜曛。

　　溥心畲逝世时，其得意门人萧一苇挽以联云：

　　生我者亲，知我者师；忆昔函丈趋承，青眼常垂怜蹇剥；
　　教之以道，化之以德，从此温颜永诀，伤心无处质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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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铿然一瓣莲花去
——谈舒巷城的诗

　

　　连日滂沱大雨，想起舒巷城的一首小诗《雨伞》：

　　（一）
　　有人雨阻归程
　　在渐沥声中羡慕
　　一个手中有你的行人
　　啊，你撑起满天银雨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前。

　　（二）
　　在谁家沉睡的门外
　　雨伞，你在雨夜中绽开
　　如一朵水中的睡莲
　　哦，你穿过灯下的迷濛
　　去时，越过路上的泥泞
　　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

　　这首诗的“意象”很美，如“撑起满天银雨”，“如一朵水中的睡莲”，“归时，携着一个无尘的梦”等等，都是很新鲜，很有“诗境”的构思。他并不刻意押韵，但在音韵上也予人以一种和谐的美感，是一首经得起咀嚼的好诗。
　

　　舒巷城的好诗常有“神来之笔”，再举他的一首《邮简上的诗》为例：

　　（一）
　　远航的窗外，云在天涯
　　踏千层白浪而来
　　人向东行，又是向西飞去
　　而西飞却是向东行
　　谁知道我耳畔的机声
　　响过了多少
　　鲤鱼门海峡的潮音

　　（二）
　　此时在遥远的东边
　　正是万家灯火
　　这里，客中的时间
　　巳渡过了昨夜的银河
　　但你可曾想到，我的思念
　　竟象星光一样飞奔
　　向着前一夜陆地上

　　抬头与我共看星星的人从“耳畔的机声”，突然联想到“鲤鱼门海峡的潮音”，堪称“飞跃的联想”。从这首诗可以领悟到“时空交错”的写法。
　

　　舒巷城能写新诗，也能写旧体诗，选录他的三首七绝如下：

　　看羽毛球比赛（两首）


　　铿然一瓣莲花去，如雪飘飘眼底明。
　　白羽翻飞千变化，横空急鸟挟风声。

　　峰回路转轻盈过，看似闲云却不停。
　　各挽天河分界上，龙腾鱼跃扑流星。

　　乒球曲
　　横空跃马银球转，去也蹁跹急前催，
　　直到旋光奔似电，四方霹雳爆春雷。

　　写球类比赛，一要写出该种球类的特点，否则若是只用泛泛的形容词，就可能弄到羽毛球和乒乓球不分了。二要写出“动态”之美，一般而言，“动态”是比“静态”为难写的。作者在这里用上新奇的比喻，比喻又十分贴切，这就能够具体生动的写出了。例如羽毛球之如“铿然一瓣莲花去”，之如“横空急鸟挟风声”，都是设想奇特的比喻，尤其在“一瓣莲花”上用上“铿然”二字，本来是静态的莲花，也就显出“动态”了。这也可称为飞跃的联想吧。他的旧体诗和他的新诗一样，都是风格清新，时有神来之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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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谈罗孚的两首诗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新闻界和《文汇报》为名报人徐铸成的八十大寿举行庆祝活动；徐铸成是上海《文汇报》的创办人，和上海新闻界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官式”的庆祝活动在上海举行。北京方面，徐氏一些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则因未能来沪参加庆祝，在他寿辰之前一个月，趁他还在北京的时候，联合欢宴他。香港《新晚报》前总编辑罗孚也是参加欢宴者之一，并即席赋诗二律，为徐氏祝寿。
　

　　罗孚这两首诗从北京传到香港，香港报纸的专栏作者亦有几位谈过。不过由于传抄之误，报上刊出的诗有一两个错字；同时由于诗中涉及一些《大公报》的故实，外人不易明了，解释亦难详尽。最近有友人从北京来，他在北京时曾与罗孚晤谈，罗孚为他解释诗意，并录原作给他。因此，特为转述。
　

　　先说第一首，诗云：

　　金戈报海气纵横，六十年来一老兵。
　　早接瓣香张季子，晚传词赋庾兰戍。
　　大文有力推时代，另册无端记姓名。
　　我幸及门惭堕马，京华众里祝长生。

　　今年既是徐铸成的八十大寿，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周年。故罗孚以“六十年来一老兵”誉他，至于“金戈”二字，除了是作为“报海气纵横”的形象化形容词之外，还有切合徐铸成身分之处，“金戈”是徐氏在香港某报写的文章的笔名。
　

　　在“六十年来一老兵”之下，有罗孚自注云：“张季鸾先生晚年作文，署名老兵。”这个注解是和第三句“早接瓣香张季子”有连带关系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意义。
　

　　张季子即张季鸾，曾长期担任《大公报》总编辑；徐铸成三十年代入《大公报》受张季鸾赏识。“早接瓣香张季子”云云，意即谓徐铸成得传张季鸾的心法也。有人以为这一句是罗孚自咏，认为辈份不对。其实不是。这首诗前面六句都是说徐铸成的。只有最后两句是罗孚说他自己。
　

　　罗孚在给徐铸成的祝寿诗中插入“张季鸾晚年作文，署名老兵”一事，除了是含有以徐铸成可与张季鸾比拟的这层意思之外，还有一个“掌故”。
　

　　一九三五年，张季鸾五十岁，于右任写了一首《寿张季鸾》诗。诗云：

　　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
　　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豪情托昆曲，大笔卫神叭。
　　君莫谈民主，同人尽白头。
　　（注：季鸾为《民立报》旧同事。）

　　“张季子”之称，就是首见于于右任此诗的。张季鸾虽然署名“老兵”，其实年纪并不很老，他卒于一九四一年，享年不过五十六岁。当然，论起张季鸾在报界的资历和贡献，足可称为老兵；但若论年纪，则徐铸成从事新闻工作六十年，是“实指”的。于右任给张季鸾写祝寿诗，罗孚给徐铸成写祝寿诗，两事相类。
　

　　“晚传词赋庾兰成”，庾兰成即南北朝时代梁朝的文学家庾信。杜甫有诗云：“庾信平生最萧索，暮年诗赋动江关。”这一句是把徐铸成比作庾信。不过我以为这个比拟略为牵强。
　

　　不错，徐铸成的“平生”，固然也可用上“萧索”二字；但他晚年的作品，却不是以“词赋动江关”，而是以他愈老愈辣的文章名闻中外的。
　

　　“大文有力推时代”也有双关意义，即“大文”二字，固可解释为徐铸成的“大文”；但也可以作为《大公报》和《文汇报》的缩写，徐铸成在抗战胜利后离开《大公报》，在上海创立《文汇报》，其后又在一九四八年来香港办港版《文汇报》，任总编辑。“大，文”二报推动时代的进步是有贡献的。
　

　　“另册无端记姓名”，说徐铸成在“反右”及文革的遭遇，人所共知，不细述了。第七句“我幸及门惭堕马”，才是罗孚自述。“堕马”二字，用得很妙。
　

　　再谈第二首。

　　桂岭何曾鬓有丝，巴山长夜史如诗。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

　　报上刊出的这两首错了两个字，一是“鬓”字作“髯”，一是“如”字作“为”字。
　

　　先说“本事”，四十年代初，徐铸成任《大公报》桂林馆总编辑，其时罗孚刚入《大公报》不久，他们就是在桂林相识的。但徐铸成当时不过三十五六岁，怎能“鬓有丝”呢？原来这个“丝”字不是指白头发，面是徐铸成有个笔名叫做“银丝”。他曾用这个笔名在《大公报》副刊写文章。（徐铸成用“虬髯客”，错作“髯”字更不可解了）
　

　　桂林沦陷后，罗孚、徐铸成先后到重庆，又同事于《大公报》重庆馆，“巴山长夜史如诗”说的就是这段时间事。其时是抗战的最后阶段，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但也是长期抗战的壮丽诗篇。罗孚与徐铸成巴山夜话，都感到这个长期抗战有如壮丽史诗。若把“如”字改作“为”字，虽亦可通，但徐铸成和罗孚都没有把抗战史写为诗篇之事，就无实事可指了。
　

　　“江南风雨挥戈际，海角欢呼奋笔时”，说的是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两年，他们在香港的事。一九四八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罗孚任副刊编辑：同年，徐铸成来香港办《文汇报》，任总编辑。其时是大陆“解放战争”的后期，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的“淮海战役”共产党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下令渡江，徐、罗写的文章都曾为解放军的胜利欢呼。
　

　　“万里神州欢五亿，廿年恶梦痛三思。”这就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的事了。“四人帮”垮台之后，徐铸成获得“平反”。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算起，约数是二十年。二十年恶梦虽成过去，惨痛的教训，还是值得三思的。
　

　　“老来一事尤堪羡，依旧冰河铁马姿。”徐铸成近年已七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奋笔”为文，言人之所不敢言，故罗孚以“依旧冰河铁马姿”赞他。“冰河铁马”云云，说的既是品格，亦是文格。罗孚此诗亦堪称“善颂善祷”了。
　

　　罗孚本是擅长写杂文、散文的，写旧体诗似乎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就我曾见过的而论，以这两首诗写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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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词人心事盼相通


　　月前台湾当局宣布结束长达三十九年的戒严；放宽旅游限制；计划准许台湾居民与大陆亲友在海外会面（甚至有“立委”提出准许大陆人来台湾探亲）……这一连串改革，虽然尚未“正式”接纳大陆提出的“三通”。但无疑已是迈向“三通”的一大步了。因而想起海外华裔女词人叶嘉莹（笔名迦陵）在多年前写的两首词，这两首词就是有感于海峡两岸的“不通”而作的。写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以“迦陵”笔名在同年十二月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发表。先谈第一首。

　　水龙吟（秋日感怀）
　　满林霜叶红时，殊乡又值秋光晚。征鸿过尽，暮烟沉处，凭高怀远。十载天涯，生死离别，蓬飘梗断。念燕都台峤，悲欢旧梦，韶华逝，疾如电。
　　一水盈盈清浅，向人间做成银汉。阋墙兄弟，难缝尺布，古今同叹。血裔千年，亲朋两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没，同心共举，把长桥建。

　　按：叶嘉莹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太学”中文系教授，在海外华裔学人中，以诗词著名。她写这首词时，大陆已经提出“三通”建议，但遭台湾拒绝。叶嘉莹就是对台湾此举有感而发的。她不但赞成“三通”，甚至提出比“三通”更进一步的盼望——“待恩仇泯设，同心共举，把长桥建。”从词中可见词人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她是四十年代中期离开大陆的，去国三十年，一九七五年第一次回国时，曾写下《祖国行》长歌，脍炙人口。
　

　　词的题目是《秋日感怀》，故而开头“满林霜叶红时，殊乡又值秋光晚。”就点出了时间（秋日）。秋天是最易触发离人情绪的季节（古人常有“秋思”一类诗词），身处异国（殊乡）的女词人在“征鸿过尽，暮烟沉处”，也就不禁兴起“凭高怀远之思”了。“怀远”亦“怀人”，怀念远在海峡两岸的亲友也。
　

　　“十载天涯，生死离别，蓬飘梗断。”是作者自述平生，“天涯”指海外，“十载”是约数。“生死离别”是指她和“燕都”（北京）、“台峤”（台湾）的亲友。这可以用她在《祖国行》的两段词作注释。
　

　　“所悲老父天涯殁，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床头独是旧西窗，记得儿时明月光，客子光阴弹指过，飘零身世九回肠。”——这是她去国三十年之后，重回到北京老家时的感叹。父亲和伯父伯母都已去世了。这是“死别”。
　

　　“家人间我别来事，话到艰辛自掩鼻，忆昔婚后甫经年，夫婿突遭囹圄系。台海当年兴狱烈，覆盆多少冤难雪，可怜独泣向深宵，怀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独力强支撑，阅尽炎凉世上情，三载夫还虽命在，刑遭幽愤总难平。我依教学谋升斗，终日焦唇复瘏口，强笑谁知忍泪悲，纵博虚名亦何有。岁月惊心十五秋，难言心情苦羁留，偶因异国书来聘，便尔移家海外浮。”这一段写的是她在台湾的遭遇，丈夫曾遭冤狱，入狱三载，始得生还，其后她就接受加大的聘书面移家海外了。这是和台湾亲友的“生离”。
　

　　“念燕都台峤，悲欢旧梦，韶华逝，疾如电。”这几句是承接上述的自伤平生遭遇而兴的感叹。“生死离别”的遭遇，造成了她今日“蓬辑梗断”的情况，不知不觉又是“十载天涯”了。想起“燕都台峤”的那些“悲欢旧梦”，真是令人有“韶华逝，疾如电”之感。
　

　　下半阕把所感推进一层。上半阕说的只是个人和亲友“生死离别”的伤感，下半阕的是为海峡两岸的亲人不能相聚而同悲了。“一水盈盈清浅，向人间做成银汉。”是点题之句，其感叹者，即此也！台湾和大陆本来只是一水之隔，“盈盈清浅”是象征其“易渡”的形容词，并非实指台海深度；但这盈盈一水却因为人为的关系，造成了好象天上的不能逾越的银河。（银汉即银河。又银河是古代神话中分隔牛郎织女的河，这也是有象征意义的）
　

　　“阋墙兄弟，难缝尺布，古今同叹。”作者自注云：“阋墙，见《诗经·小雅·常橡》篇，有‘兄弟阋其墙，外御其务（通侮）’之句，劝失和之兄弟不可不相亲，以共御外侮；尺布，见《史记·淮南厉王传》，当时民歌有云‘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亦为伤兄弟失和而作。”
　

　　“血裔千年，亲朋两地，忍教分散？”大陆移民台湾，从事开发，有史可考者，是从唐朝宪宗元和年间开始的，至今一千一百多年（千年言其约数），“血裔千年”云云，本此。最后作者以“待恩仇泯没，同心共举，把长桥建”这个祝愿作结束。
　

　　再谈第二首：

　　水调歌头（月夜有怀大陆、台湾及美东、剑桥诸地友人，赋此共勉。）
　　天涯常感旧，江海隔西东。月明今夜如水，相忆有谁同。燕市亲交未老，台海后生可畏，意气各如虹，更念剑桥友，卓荦想高风。
　　虽离别，经万里，梦魂通。书生报国心事，吾辈共初衷。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国春好，百卉竟芳丛！何幸当斯世，莫放此生空。

　　这首词是怀念她的散处各地的友人的，除了大陆、台湾的友人之外，兼及美东、剑桥各处的华人朋友。不过，虽然同样有“感怀”，却又与第一首《水龙吟》有点分别。它是着重“共勉”二字的。“共勉”者何？“书生报国”的“初衷”是也。从上下词意和写此词时的背景看来，作者要求诸友“共勉”的当前之务似乎就是促进海峡两岸相通。何以见得，从她评论大陆形势可知。“天地几回翻覆，终见故园春好，百卉竞芳丛”当系指“四人帮”被推倒之后，大陆出现的“小平中兴”的气象。既是故园春好，那就具有相通的条件。从这两首词中，具见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怀；而她本人的行动，也是做到了“书生报国”这一点的。一九七九年春，她再度归国探亲，曾应邀至南开大学中文系讲授古典诗凤在天津旅居两个月，就是—例。那一次讲学，她曾有“神州处处有知音”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