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事后诸葛说华国锋:他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

私奔 · 发表于 2007-7-27 13:11:44

作者:欧阳龙门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老毛去世不到一个月。老毛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叶剑英、汪东兴的襄助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把老毛的遗孀、侄儿都送进了监狱，从而登上了“英明领袖”的宝座。          但是在宝座上刚刚坐了四年就被“请”了下来，而且其中后面两年基本上是在不断的“挨批评”、“做检讨”、“认错”之中度过的。          作为政坛上的初段新秀，华国锋被超一流的大师老毛选为“接班人”，在老毛撒手以后打败了业余水平的“四人帮”，然后又败在八段（也许是九段）高手邓小平的手下，其间自有其必然性。然而，将近三十年之后，局外人再来从新复盘，当中也有一些可资谈助之处，诸如这里可以少输几子，那里可以多纠缠一下。          在事后诸葛亮看来，大家可以在茶余饭后把以下的话题，当作龙门阵摆一摆：          华国锋能不能不粉碎“四人帮”？          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          能不能不阻挡“平反浪潮”？          能不能不搞“个人崇拜”？          能不能阻挡邓小平复出？          能不能抓住军队？          能不能拢住民心？          能不能保住汪、纪、陈、吴？          能不能不下台？          能不能更体面地不下台？          本期话题我们重点论述“华国锋能不能不粉碎“四人帮”？”和“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          华国锋能不能不粉碎“四人帮”？          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中共，其发展有两个可比的参照：一个是苏共，一个是国民党。在老毛过世的时候，苏共已经经历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三次换代，国民党也经历了孙中山和蒋介石两次换代。这五例换代的过程可以分为三种模式：一是“蒋经国模式”，基本上和中国封建社会帝王的父子传承类似；二是“勃列日涅夫模式”，基本上属于“宫廷政变”；另外三例属于“竞争模式”，群雄竞争角逐，经过几年的时间，产生出新的领袖。

私奔 · 发表于 2007-7-27 13:12:17

按理说中共当时也该走“竞争模式”的，但是，老华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了“四人帮”，采取了“勃列日涅夫模式”。          现在回头来看：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个人，江青但凡能在其中拉上一个，“四人帮”就不会那么快被“一举粉碎”。拉住了华国锋，汪东兴就不敢轻举妄动。拉住了汪东兴，华国锋向动也无从下手。那么危急状态就能够过渡到群雄并立的状态，进行下一轮的角逐，再来确定输赢。事实上，业余水平的江青不但没有拉拢这两个人，反而把他们当作敌人来打击，逼得这两个人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与叶剑英成为一股，合力端掉了“四人帮”。          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在政坛上“四人帮”只是业余水平。          在当时的情况下，华国锋和“四人帮”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预期后果呢？          “四人帮”可以拥戴华国锋，至少要给华国锋一种不会马上被打倒的安全感，然后进入角逐期，再决胜负。“四人帮”当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咄咄逼人，大谈“要打倒还在走的‘走资派’”，“要和还在台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作斗争”，让华国锋感觉到这是在指自己。          “四人帮”也可以拉拢汪东兴，或者稳住局面，或者抓捕反对者。“四人帮”当时也没有这样做，从后来看到的材料发现，“四人帮”与汪东兴多年结怨甚深，根本没有合伙的可能，“四人帮”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实质性努力。“四人帮”若上台，拿掉汪东兴是早晚的事情。这一点“四人帮”和汪东兴都明白。          “四人帮”的预期后果是以党内斗争的方式，排开华国锋，自己上台，成为主导。至于华国锋，或去或留、或批判或打倒，下一步再说。          华国锋的选择有：或者将主席位置让给江青，或者将总理位置让给张春桥，或者两个都让，自己做个过渡，就像国民党的严家淦。但从后来的发展看，华国锋完全未作此想。          华国锋也可以无所作为，与“四人帮”和平共处。但是，华国锋当时的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华国锋看来，要么被“四人帮”打倒，要么给“四人帮”做走卒、当过渡。          这都不是所愿。于是华国锋不能不考虑怎样对付“四人帮”。          事后诸葛亮认为：“四人帮”如果上台，华国锋最坏的结局是作为“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被打倒，其结果类似于刘少奇、彭德怀，最后有可能屈死狱中。这种可能性最大。          其次是作为过渡，让权与“四人帮”，做个傀儡、走卒。          是一来是华国锋不愿意，二来即便华国锋愿意，还得看“四人帮”同意不同意。

私奔 · 发表于 2007-7-27 13:13:00

最好的情况是以路线错误下台，留在党内作反面教员，最后淡出政治舞台，类同于后来在邓小平时代的真正结局。但是以当时中共党内斗争的政治生态环境看，这也是很不可能的。          一旦到了华国锋那个位置，下台的途径必然是“打倒”，根本没有“辞职”、“退休”之说。刘少奇想回家种地，老毛让他走吗？          在这种形势下，不论是华国锋去拉汪东兴，还是汪东兴来找华国锋，两人都是一拍即合。于是抓捕“四人帮”的可行性和技术问题都解决了。接下来是抓捕以后如何稳定局面，这就有赖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党内元老了。这些人和“四人帮”早就是生死对头，岂有不乐意的？即使是没有华、汪的主动，这些人也在打主意，只是时机问题。加之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使这些人看到了民心的向背，更壮了胆。届时连老华起端掉也未可知呢。          至此，万事俱备，又有东风。          事后诸葛亮复盘的结论是：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是明智之举，是必然之势，并非意外。“四人帮”的败局也不令人意外。          华国锋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以后老华还是走了几招好棋的。          首先是没有流血就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上海，完成了过渡。          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于粉碎“四人帮”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程度，都超出了华、叶原先的预期。          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内的角逐也很激烈，据说当时戴季陶给蒋介石出的主意就是“争正统”三个字。蒋介石就是凭着这三个 ,字的策略登上了宝座的。          斯大林当时也是这种策略，利用一切手段，隐瞒了列宁对自己的真实评价，把自己说成是列宁选定的继承人，软禁了列宁的遗孀，击败了对手，建立起自己独裁的一统天下。而且还硬说这才是列宁的遗愿。          华国锋也是这套办法，什么“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什么“照过去方针办”，什么“毛主席为咱选舵手”。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不搞这些就没有办法在思想上、在法理上击败“四人帮”，站住脚。但是，华国锋把这一套把戏推而广之，搞起了“两个凡是”。               说老华是“初段新秀”，是因为不是“新秀”，也不会引起老毛的注意，在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不是“新秀”，也不能把“四人帮”打个片甲不留，而且还要让“四人帮”背上“迫害毛主席”的罪名，让众人都认为“是毛主席让我抓江青的”。当时要在思想上击败“四人帮”必须是“争正统”。

私奔 · 发表于 2007-7-27 13:13:32

但是初段毕竟是初段，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看不到世界的潮流、人心的所向，他看不到下面的棋该怎么走。在这点上，他不及斯大林，不及赫鲁晓夫，不及蒋经国。没有做新一代领袖应该有的创新。当然，要让初段水平的华国锋既能玩“争正统”的把戏，又能创新，是强人所难，是不可能的。          创新要有个人素质上的大智大勇，又要有恰当的权力基础和威望，这些华国锋都没有。所以只好照着老毛的葫芦画瓢：一是“抓纲治国”，二是“两个凡是”。老毛不是说过吗，“阶级斗争是纲，其它都是目”，那么咱就照着办呗，“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为了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形成了“实践派”和“凡是派”的对立，其表现是“真理标准的讨论”。汪东兴等“凡是派” 人物，拼命压制“实践派”的表述。华国锋出于自身的利益当然也属于“凡是派”。          共产党内从来没有单纯的理论争论，任何理论的争论都导致权力结构的改组，或者理论的争论本身就是权力斗争的表述，诸如“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也会成为“反党纲领”。               “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凡是派”的败落而告终。接下来便是权力结构的改组。华国锋在当时并没有因此而下台，但是他执政的合法性却因此而大大地打了折扣，成为以后下台的前奏。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在当时条件下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事后诸葛亮认为“当然能”。“两个凡是”不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不符合当时的人心向背，说到底也不符合中共自己的理论基础。          那么，华国锋在当时条件下能不能不搞“两个凡是”？事后诸葛亮认为“不能”。因为他毕竟是个“初段”，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他认为有了“两个凡是”才有了他在台上执政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如何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那是要比他段位高得多的人才能明白并且实行之的。          同时也要看到：华国锋虽然也压制“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并没有一意孤行到底，没有采取专制手段。你也可以说他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承认了错误。从搞政治的角度来说，他虽然是“初段”总还是入了段，没有胡搅蛮缠。          从作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他也还是算个“好人”。

无花 · 发表于 2007-7-27 23:25:34

好人是不能玩政治的,犹其是平庸的好人.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7-29 03:38:04

汪东兴让偶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他了解不多,搜索点他的资料-----------------------------------------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7-29 03:38:41

简历: (1916— )<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7824.htm" target="_blank">江西</a><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65061.htm" target="_blank">弋阳</a>人。出生贫农家庭。1932年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1893.htm" target="_blank">中国共产党</a>党员，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初随红十军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历任排长、政治干事、连政治指导员、特派员、大队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一方面军长征。1936年后任红军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八路军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职。被选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等职。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国务院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第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直接主管著名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a href="http://baike.baidu.com/view/1689.htm" target="_blank">毛泽东</a>的安全保卫工作。他是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0月，拥护中央并积极参与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行动。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历史问题决议》有一个结论：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八十年代，关于事情的经过，直接当事人（主要是决策层当事人）的披露并不多，而公开文献更是缺乏。倒是一些研究者或非历史专业人员写了不少有关文章或图书，而其中的叙述出入很大。至于坊间流传的一些出版物，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夸张，很难令人相信。九十年代以来，有的当事人开始披露一些情况，有些研究者经过查阅史料也发表了一些著述，澄清了一些不实的说法。其中，有三个材料最值得注意：一个是吴德的文章《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一个是张根生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华国锋》；一个是“《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就描述粉碎“四人帮”的决策过程来说，这三篇的研究价值比较高。 第一，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 有一种说法，最早是叶剑英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述三篇文章表明，这个说法不确。张根生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亲自询问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华详细介绍了事情的经过。这是到目前为止，华国锋作为当事人唯一的公开口述。张根生七十年代后期先后任广东省委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等职。由于工作关系，张同华有过较多的接触，对华的评价比较公允客观。华所谈的情况，尽管是转述，但是可信度很高。华是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即毛泽东逝世第二天提出这个问题的。那天，他找了李先念密谈，指出“四人帮”正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迫不及待。华特请李亲自赴西山找叶剑英交流看法，沟通思想。十三日，李去西山叶剑英住处，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正式转达了华的意见，两人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和态度。吴德的文章也说了华国锋到李先念家密谈的事情，而且叙述比华自己所谈更具体，只是时间有点出入。“《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同样证实了华的叙述，同样比华的叙述更加具体，也是时间有点出入。这篇文章所依据的材料，是李先念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视作李本人的口述。华、吴、李三人的口述是一致的，可见，最早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就是华国锋。以华当时的政治地位，他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比较合理，令人信服。 第二，华国锋、叶剑英的作用如何？ 有研究者写文章，认为叶剑英是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人物，说叶站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叶进行秘密串连，团结和争取政治局成员的多数站到了自己一边，并耐心地做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工作，是叶经过充分酝酿、反复磋商，作出重大决策，选定时机，精心部署，坐镇指挥。 也有研究者另有看法，认为是华亲自出面寻找政治局层面的同盟者，敲定粉碎“四人帮”的最后方案，并且主抓方案的落实和具体措施。没有华国锋的首倡，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华的参与，既会增加解决的难度，还会使这个行动缺乏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华的地位和身份，保证了采取这种特殊手段的合法性，也方便了对后人、对历史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叶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既是后盾，又是高参。叶在军队德高望重，为粉碎“四人帮”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又同党内军内一大批老干部有广泛深入的联系，对稳定整个大局起着关键作用。但是，叶不可能像华那样与吴德、汪东兴、李先念经常见面或几乎天天碰头，商议方案细节。尽管如此，叶还是出过一些好主意。 张根生的文章也有一段这样的评价：粉碎“四人帮”，叶的确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做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一同起了决定作用。 从已经披露的材料看，从当时中国高层的政治格局看，应该充分估计和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的地位和作用，否则，就是不客观也不公道的。 第三，汪东兴的作用如何评价？ 在以往有关粉碎“四人帮”事件的著述中，对汪东兴在整个事件中的行动轻描淡写，没有明确肯定汪在事件中的关键作用。吴德的文章就说：“我认为汪东兴同志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在李先念同志之下，他组织了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的五十多个人，这些同志做了贡献。” 其实，汪东兴起的作用，远不止是组织人去逮捕“四人帮”这个具体行动。众所周知，汪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中办主任、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掌管着中央机关特别是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其作用远不是一般的政治局成员能够比拟的；而且汪是毛泽东信赖的人，在中央领导层地位相当高。粉碎“四人帮”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倘若没有汪的赞成和支持，几乎不能成功。从已经披露的史实看，华国锋九月十一日就找汪东兴商谈此事，汪东兴态度很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此后，汪多次应华的邀集，同华、叶秘密商量方案。据吴德回忆，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十月四日下午，华召集汪东兴、吴德作行动前的最后一次汇报，由汪东兴汇报具体行动方案。此后，汪东兴负责具体实施。 可以说，从一开始酝酿直到正式采取行动，汪东兴参与了事情的全过程，而且是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近年来，有的文章开始明确肯定汪东兴是出过大力的关键人物之一。这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四，李先念知道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设想？ 尽管官方一再肯定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坊间还是曾经流传一种说法：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并不知晓这个行动。吴德的文章、张根生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提供了相反的史实，澄清了不实的说法。 1、一九七六年上半年，李先念本来要去外地休养。华国锋去看李先念，说现在同“四人帮”斗争这样尖锐和复杂，是不是不离开北京，有什么事也好商量。李听了之后，决定不去外地了。2、九月十日或十一日，华国锋最早同李先念谈了解决“四人帮”问题，并请他同叶剑英沟通。李先念受华委托去西山同叶交谈，取得一致看法。3、九月十六日，华国锋在国务院召开会议，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等参加。华讲了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4、九月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华国锋约李先念、吴德谈话，对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意见。据华说，这次商谈后，他下了把“四人帮”抓起来进行隔离审查的最后决心。此后，李经常打电话给华，互相通报情况。5、九月三十日，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商谈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事人披露的这些史实，说明前述流传的说法没有根据。当然，李先念主要参与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具体行动的组织部署他没有参加。对此，吴德的文章和“《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也做了说明。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7-29 03:41:17

继续转------------------------毛泽东晚年宠臣之管家汪东兴
<table width="72%" bgcolor="#ffffff" border="0"><tbody><tr><td></td><td align="left" width="97%"><table class="wr"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0"><tbody><tr><td class="gray14"><cc></cc>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国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所以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对他们做以介绍，实有助于了解毛泽东晚年政治的侧面。      1.总管汪东兴：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而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的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而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游泳池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长沙告状之后，汪东兴发现毛泽东一度对四人帮开始反感，他立刻布置中办的人学习毛泽东批判四人帮的所谓讲话，就此开罪江青诸人，毛泽东说他不动脑子可能也就在于此。汪东兴有时候也动脑子，这就是在他的老主子归天之后了。      汪东兴因为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所以他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这位内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摆老资格，就是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而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呢。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这种话传到小平的耳朵里，想来结果一定是可以预料得到的。  </td></tr></tbody></table><table class="wr"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0"><tbody><tr><td class="gray14"><cc></cc>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而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已经是刀下留人、网开一面的口气了。      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二十年的新局面做了一定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也之所以其他三人后来完全从中央消失，而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还是那样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感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td></tr></tbody></table></td></tr></tbody></table>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7-29 03:47:06

继续转------------------------------从八人帮照片透视华国锋下台 当时我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回过头来衡量一下，在华国锋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毕竟是一位比较开明、民主的最高领袖。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方针的忠实继承人。但他作了自我批评，是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和平改选才下台。这是党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 杜修贤提供“八人照片” 一九八○年初，人民日报社得到了一张十分重要的照片，拍摄者是中南海摄影小组（正式名称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小组）组长杜修贤同志。这张照片令人大吃一惊。我们把这张照片送给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这个材料对于以后促成华国锋很快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我不得而知。当然，不会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会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回想当时处理这张照片的情况，是富有历史价值的。我把这张照片的来龙去脉写在下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它革掉了共产党的命，把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在一段很长时间内革成一个封建法西斯的党。毛泽东曾经预言，共产党可能变成法西斯党，他自已造成的事实，证实了他自已的预言。 “林、江反党集团”是毛泽东一手提拔、长期重用的，他决定以他们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踢开党委闹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以，“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 一举粉碎“四人帮”，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发动的一场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先把“四人帮”抓起来，然后才经过政治局同意的。并没有发动又一场革命，革掉毛泽东这一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路线，还是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把“四人帮”逮捕起来，也是打著毛泽东的旗号。当时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新华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 这当然同事实有很大出入。因为当时早就没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没有党中央了，上上下下的党组织早就一脚踢开了。粉碎“四人帮”之所以是宫廷政变式的斗争，因为组织领导这一伟大行动的是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几位元老。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也不反对他那套左倾路线。他们中的主要人物如华国锋和汪东兴，只想把“四人帮”拉下台，以保全已经到手的统治大权。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华、汪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十分亲密的，是同他们妥协的。只是“四人帮”看不起华、汪，争夺要当毛的继承人，以便独霸最高领导核心。连华、汪这样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俩搞掉，这才逼著华、汪下决心同坚决反对“四人帮”的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帮”抓起来。 秘密拍摄“八人照片”经过 图为(从左至右)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 这里有一张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引起震动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第三天凌晨拍摄的；他们手拉著手肃立在主席遗体前沉痛告别。这八人，除了“四人帮” 以外，还有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和毛远新。 这张照片的拍摄经过很神秘，杜对此有详细叙述。一九八○年二月，杜修贤找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谈到这张照片的情况，秦要他写下来。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写的拍摄经过连同照片一起送给陈云同志。 这封信的底稿抄录如下： 陈云同志： 送上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贤，粉碎“四人帮”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摄影协作组的组长（兼新华社摄影部副主任），长期负责拍摄有关毛主席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后第三天）早上拍摄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会堂准备悼念毛主席的摄影活动时，汪东兴对我说： “你带上照相机跟我去。”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借用别的同志的照相机和三个胶卷，向汪东兴报到。汪问我：“你带了几个卷？”我说三个。汪东兴又说：“多带一些胶卷。”我又去借了一些胶卷。汪东兴对我说：“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车。”我就跟汪东兴一起走出大会堂，坐了汪东兴的随车，跟在汪东兴的车后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去照什么像。进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处，下车后，汪东兴把我带进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过道的一个小房间里等著。这时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过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钟后，才看到华国锋、陈锡联同志，还有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从里面的房间走出来，有的一边走，一边剔牙，我才知道他们在里面才吃过饭，上厕所去。当姚文元看到我时，对我说：“我也打电话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个重要任务。”江青看到我时说：“你就带了一个闪光灯？又是平版光。”我觉得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没有讲话。我这时还不知道要照什么像。过了一会儿，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遗体的大房间里，其他人员一概免入，就连张耀祠、张玉凤也不得进入。接著，他们八人走进来，每人围绕停放主席遗体的床走了一圈后，八个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从左至右是：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照完合影后又手挽手在主席遗体前照合影。照完后将主席遗体运大会堂。当时我想：为什么叶副主席没有来呢？看当时的情况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遗体前向主席致哀告别。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来了，虽然政治局委员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叶副主席。叶副主席当时又在北京，身体很好，无论如何叶副主席是应当参加的。如果说只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中央领导人向主席遗体告别，姚文元、陈锡联又不是负责主席医疗组的成员，他们两人为什么又参加呢？我对这个问题不理解。 我照完这个像以后，回到摄影部，值班记者告诉我，说姚文元来了几次电话找我。这就是说姚文元、汪东兴为此事都亲自找我，江青又说是用“平版光”，可见照这个像，江青、姚文元、汪东兴事先是计划好的。过了两天，江青、姚文元、汪东兴都向我要这次照片的样片看。（三个人同时要看一个活动的照片样片，这还是第一次，可见此次活动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样片，给他们三个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张，有合影的，有几个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后，江青首先选定了六、七张，其中有合影两张，一张是八个人挽手的，一张没有挽手的。江青选定后，写了一张条子，大意是：国锋、洪文、春桥、文元、锡联、东兴、远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纪念。七个人都在条子上划了圈。江青把她选定的样片连同上面七个人圈阅过的条子一同寄给我，要我放大八套，并在条子上写上“退江青”。过去江青洗照片时从来不把其他中央负责人圈过的文件给我看。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么原因她将圈过的条子寄给我。 汪东兴诬陷杜修贤 粉碎“四人帮”以后，汪东兴就放风说我是摄影界一霸。在天安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人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审稿件时，汪东兴当著华国锋的面，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你知道不知道华国锋是第一副主席？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第一副主席没有？你为什么不突出宣传华主席？”随后，汪东兴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开全国宣传会上，捏造罪名对我进一步迫害。他造谣说：“华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会上致词的五人照片是从电视里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来的，是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思想偏到『四人帮』一边去了。”从此，我就成了新华社的重点审查对象。进驻新华社的郑屏年到新华社以后，我给他看过这张八人照片。于是，郑屏年的五人小组向汪东兴呈报重点审查我的“材料”。汪东兴亲自审批了审查我的问题，并以中央要审查的名义向群众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规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帮”的照片、底片。当时我没有交出这次拍的底片、照片。后来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要我把这些底片、样片全部交给汪东兴。因此，我将这次拍摄的全部底片、样片密封后，交给专案组的宫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转交汪东兴。因为我在拍摄这些照片时就有想法，我认为没有叶副主席参加是不合适的。所以，我在拍摄致词的五人照片时，就把叶副主席拍上，而且影响大，这是我针对那张八人照片不要叶副主席有感产生的拍摄思想。因此，我在交这些底片、样片时就留了一张八人挽手的底片。因为怕对我进行查抄，我将这张底片做了转移保存，留存至今。 从汪东兴当著华主席的面骂我不宣传华主席到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点名造谣整我，我反覆想，我的错误究竟是什么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是我从电视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来的，是纯属造谣，因为照片是第二天就见报了，电视片还没有洗出来呢。汪东兴说五人照片贬低华主席、突出“四人帮”，更是欲加之罪。追悼会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么会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摄角度是华主席、叶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万人在场的天安门广场拍摄的，怎么就犯了罪呢？ 请问汪东兴，你们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里安排拍摄的手挽手八人的照片是突出了谁？贬低了谁？排挤了谁？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有起码道德是说实话，共产党更应该从自已嘴里说的、用手写的都应该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是事实求是的。汪东兴诬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杀人灭口。 现将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两张照片可以比较一下，是哪张突出了“四人帮” ？ 这张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来。现在送给你，我认为是一张很重要的照片。 同时请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汪东兴对我的打击迫害。敬礼！ 杜修贤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书陈云要求查清是“四人帮”还是“八人帮” 这张照片送给陈云同志时，是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开始，这次会议将调整中央最高领导班子。我们在这个时候送上这个材料，是想趁这个机会促成压低华国锋和汪东兴的领导地位。到了这年十二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给陈云同志的秘书王玉清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我对八人照片的说明，想在中央工作会上扩大传阅这个八人照片。 陈云同志考虑不必扩大，因而我写的这个材料就压下来了。现在把它也抄在下面： 下面一首打油诗，是我看了照片以后写的，作为这张照片的说明，抄在下面，帮助同志们思考。 问？ 一看这张照片， 使人大吃一惊！ 一连串的问题， 一个接著一个问。 似乎堕入五里雾， 越问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线天机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总根。 那是“四人帮”， 怎么还有陈锡联、毛远新？ 怎么还有华国锋、汪东兴？ 他们不是四个， 怎么会是八个人？ 是政治局成员的集体告别？ 为什么又多一个毛远新？ 为什么又偏偏没有李先念、叶剑英？ 这八个人是偶尔碰在一起？ 还是谁约集起来？ 谁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灵床前， 他们是那样虔诚。 为什么你拉著我、我拉著他， 八个人结成了一股绳？ 他们仅仅互相—— 手儿握得紧又紧， 还是心儿连著心， 八条心也结成了一条心？ 他们是在灵前话别—— 永远紧记：“你办事，我放心” 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 请老人家在天国放心？ 他们仅仅是在向过去告别？ 还是为将来在海誓山盟？ 胡绩伟十月十二日 翻出这些材料来，是一九九一年，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我是把这一照片事件作为是“八人帮”的证据。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判断是不对的。我只强调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点和他们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一个方面，而看轻了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是争夺接班人的矛盾，低估了“四人帮”想排挤华、汪，独霸天下的又一个方面。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人照片虽然不能说明他们就是“八人帮”，但足以说明，华国锋、汪东兴同志同“四人帮”的关系还是相当亲密的。 华、汪同“四人帮”这种亲密关系，也决定了他们在继位以后的当权时期，对于揭批“四人帮”的思想批判和组织清理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就是在思想上并没有认真批判“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反而提出“两个凡是”的总方针。 在组织上并没有认真理清“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反而一方面阻挠平反冤假错案、阻挠解放和重用老干部，一方面又安排“四人帮”的亲信到重要岗位。他们不仅没有去挖“四人帮”的毒根，而且为“四人帮”的追随者和同路人的“借尸还魂”留下了祸根。 华国锋是比较开明民主的领袖 但是，这样来概括华国锋这一时期的主要是非，还是不全面不公平的。 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 这一点我还没有看到其他人这样议论过评价过，所以我想简单地加以阐明。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是立了大功的。他在“文革”结束、继任党的主席兼任国务院总理期间，靠的是毛主席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所谓政治遗嘱，他的决策和施政的主要原则，也是毛的“按既定方针办”的“亲自指示”。他的确是“毛泽东思想”和毛的路线方针的忠实继承人。他坚持“两个凡是”是必然的，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但他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辞职”，经过党的民主原则和平地进行改选才下台的。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领袖职位的更替。 在我党的历史上，领袖的决策是不容许反对的。特别是建国二三十年来，谁敢对毛主席的决策说一个“不”字？有人说过“不”，得到的是悲惨下场，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领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毛的整人办法，就是把对他的不同意见，特别是领导成员中的不同意见，都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像彭德怀、刘少奇这样多年的老战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 而华国锋，作了错误的决策，却可以反对。尽管他也想对这种反对的意见进行压制，但控制不严、手段不狠，远远不如毛时期那样专横霸道。因而，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可以反对，在中央机关不仅可以打擦边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讲话来抵制和反对，如中央组织部解放干部的工作。 我是中央党报的总编辑，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央党报对华的决策可以抵制，可以从侧面甚至正面来进行不同观点的宣传，可以在理论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批驳。当然，这些都是有毛主席的话作根据的，是“打著红旗反红旗”。 这些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都是值得载入史册的。 关于生产目的讨论的夭折 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从一九七九年初就开始酝酿了。当时，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人民生活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审阅，他对此提出了几点意见：“一、每个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生产条件下，理直气壮地逐步改善广大职工生活，并把这两条作为办好企业学大庆的主要标志。二、每个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的领导都要在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搞好自己的工作和业务的同时，想方设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条件的要自己动手搞好副食生产，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把生产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对特殊化，反对走后门，反对当官作老爷。”在这个批语里，耀邦同志就把关心群众生活问题提出来了。 到了九月，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内参《理论宣传动态》一一三期上刊有一篇题为《斯大林对雅罗申柯为生产而生产观点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国经济调整中应该重视社会主义基本规律，注重消费品生产，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耀邦同志在这期《动态》上作了几处眉批，还另写了一个批语，把这期《动态》转给了中央党校。他提出：这期《动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同志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东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希望在四中全会前能完成。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见写成了一篇论文，先发表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广泛征求意见并加以修改后，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地位，题目是《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论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因此，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这种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别是八亿农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国大局就稳定了。就是说，我们考虑和安排国家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必须充分体现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 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长期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甚至认为强调人民生活就是忽视政治的所谓经济主义。因而长期热衷于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搞重工业，以钢为纲，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制订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时，不是首先考虑甚至不考虑人民的食品、工业消费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虑重工业要多少钢，这种搞法实际上不是为消费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而生产，为计划而生产，为指标而生产。在这一社论发表两天以后，人民日报又在显著地位刊登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问题，涉及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问题。” 很快，这个问题得到经济战线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纷纷写来了很多稿件。人民日报在耀邦同志的指导下，开展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绝大多数读者赞成《人民日报》文章的意见。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见，主要是认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 “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 在写这篇社论时，已经考虑到大庆经验，因而特别写了一段来肯定“先生产后生活”的积极意义和这一口号在特殊条件下为了克服困难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只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这个口号的片面性和推广这一经验时的误解。这种理论的探讨并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误解，在中央领导层中也产生了不同意见。 本来，对一个理论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用不著大惊小怪。以后《石油工业简报》、《大庆战报》、《华北石油报》等都发表文章来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好现象。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由于《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一同人民日报“口径不一致”，就认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评《人民日报》就认为是批评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报》批评其它报纸，其它报纸不敢批评《人民日报》，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体分析和无限上纲的表现。现在有其它报纸批评《人民日报》的文章，这不是很好的吗！对于这些不同意见，耀邦同志处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报继续开展这一讨论时，不要发表新闻来造声势，要把著眼点放在分清理论是非，可以刊登批评《人民日报》观点的文章，整个讨论都要严格限制 在理论观点探讨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的气氛。 胡乔木阻挠讨论进行 可是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同志不同意这个讨论，这也是正常的。可惜乔木同志采用了并不正大光明的态度。他说不服耀邦，就去向当时的最高领袖华国锋告状。老实说，华国锋同志理论水平是比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当严重的左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乔木同志的意见，同意《人民日报》停止这一讨论。胡乔木又进一步去找邓小平同志，向他报告华主席和好些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他于是再去找耀邦同志，说小平同志、华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同志都反对这一讨论，这种向耀邦施加压力，耀邦只得通知报社，这一讨论暂停十天。 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特地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现在按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我们得悉中央有意停止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感到突然，想在这里陈述我们的意见，并请转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发表于光远同志的文章《谈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理论”问题》后，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视。北京、上海、辽宁、陕西、四川、黑龙江、山西、河南、天津、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苏、山东、河北、广东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先后发表了当地理论、宣传、经济部门座谈讨论的情况，或者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和理论文章，有的还开辟了专栏。各地如此热烈响应这个讨论，这说明客观情况有这个需要，说明普遍感到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抓住了目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有利于使人们按照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党的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历来强调结合经济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现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工作起良好的推动作用。讨论中涉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条件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有现实意义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尽管在讨论中有不同意见，但这个问题应该公开讨论，这一点却是大家一致的。 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展开讨论，并且劲头很高。前些天听说，这个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要考虑停止。我们认为停止不利，曾当面向你陈述我的理由。后来采取了一些缓冲的办法，暂停十天，十天以后再约集各方议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见。这期间，乔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双周座谈会上谈过，大意是：有人说要用真理标准问题那样的态度来讨论生产目的的问题，这就造成了紧张。大家都知道，真理标准的讨论意味著什么。人们会想到是不是党内又有两个阵营，讨论这种问题可能引起爆炸。对于乔木同志这个意见，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于时间短促，未及提出意见。现在，我们仍希望中宣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集一个会，听取一下有关方面的意见，慎重考虑，然后作出决定。我们认为，就重要性来说，这个讨论不亚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但这个讨论应是针对思想而不是对人。从方式说，不应该采取由各省负责人表态的那种办法，至少报纸上不登这样的消息，避免给任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造成压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造声势。要注意平等对待不同意见的文章，让不同意见都可畅所欲言，坚决反对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提倡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认为，只要注意了这些，就不会发生什么“爆炸性”，不会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现在又要抓一个“雅罗申科”。相反，如果现在突然停下来，来一个急刹车，倒是很难向大家讲明理由，也很难避免下面各种的猜测。 以上是我们的意见，未知当否？请示！ 该信底稿最后没有具体署名，现在已记不清是用报社编委会还是用我个人的名义。 胡耀邦万不得已违心停止讨论 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以后，耀邦同志约我谈了一次话，大意是说，这次讨论从发起到展开都是他负责指导报社做的，一切由他负责，希望报社照顾大局，照顾团结，也照顾他的困难，把这次讨论停下来。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他很激动，一下站起来，对我大声说，发动由他负责，停止也由他负责，只希望我服从中央的意见，把这次讨论坚决停下来。我没有见他这样激动过，我体会得到他受到很大的压力，实在是万不得已，才违心地停止这次讨论。我也只能回报社说服编委会坚决停下来。于是这次讨论就这样中途夭折，也没有向读者作任何交待。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7-29 04:01:32

继续一篇-------------------------------<div align="right" style="FLOAT: right;"><a title="评分 0" href="http://bbs.5iliao.com/misc.php?action=viewratings&tid=71294&pid=311517"></a></div>汪东兴淡出政坛内幕<div class="t_msgfont" id="message31151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专案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站了起来， 　“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专案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所谓影响下的人所干的事情就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同志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同志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同志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同志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他刚刚整理完赫鲁晓夫整掉马林科夫等人的材料，又联想到1975年1月建议李德生辞职的事例。他给自己已经考虑好了一条出路。与其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 　　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 　　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主席的警卫干部和后来一直担任的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主席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同志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只见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显然是在交换什么意见。半晌，他才正了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同志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干部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东兴这样地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全会上决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 　　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 　　汪东兴回到家里，老伴见他的脸色不对，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汪东兴摇摇头：“我很好，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从今往后就是一个老百姓。” 　“真的?”老伴明知道眼前这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她还是追问了一句。又说：“这也好，省得担惊受怕了。” 　　汪东兴点点头：“是呀，别人不想让咱干，咱也就不能再干下去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已经干了快一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 　　从这天起，他就闭门谢客。</div>

刘主席 · 发表于 2007-8-8 15:34:00

历史现在的人看不清楚,一切要等到文件解密,老人们早就打算动手了,只是主席还健在,他们投鼠忌器不敢动手罢了.记得吗总理说过,你就不能忍忍,和公开出版的传记文学有关叶剑英的谈话.老人们早就打算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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