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国锋的一些记载与报导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2 13:24:55

张根生谈华国锋:有些报道违背历史事实---------------------------------------------------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开会。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较多。          1982年5月，我因病到北京医院住院。华国锋也在这里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这一点应该肯定。          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先后解决了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恢复名誉、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2 13:26:32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强调继续批邓-------------------------------------------一、    “照过去方针办”          1976年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邓小平的信被撂在一边          就在1976年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时候，一位正处于软禁之中的72岁的老人，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达了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欢悦之情。          这位老人便是华国锋仍在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角———邓小平。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宽街邓家闭门不出。后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进北京三0一医院六楼。这时，虽然正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叶剑英却给三0一医院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叶剑英对医院作了这样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邓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获知粉碎“四人帮”这一天大喜讯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0月7日清晨，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不顾疲劳，赶紧给老战友邓小平和陈云打了电话，把拘捕“四人帮”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邓小平接到叶剑英的电话后，对妻子卓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信，表达自己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兴奋之情。          邓小平的信，没有提及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写这封信给华国锋，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该结束了！          但是，华国锋看了邓小平的信，撂在一边。          就华国锋而言，他当时没有理睬邓小平，主要还是出于“照过去方针办”。          公布“最大机密”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双庆大会”席卷全国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2 13:28:18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新华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则电讯在报道遵义的大游行时，把华国锋跟41年前的毛泽东相提并论，把粉碎“四人帮”跟遵义会议相提并论：          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备受关注的上海大游行          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庆祝大会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个。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的“马、徐、王”三驾马车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帮”的“基地”。在“四人帮”被捕后，上海的“四人帮”余党曾高喊“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洪文、还我文元”，以至准备“武装起义”。人们关注，华国锋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吗？          1976年10月24日，“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大会”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举行。          大会开始了。人民广场上空回荡着马天水的声音！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会。徐景贤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给“华主席、党中央”发去了致敬电。致敬电的用语极为恭敬：          今天，我们上海百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热烈、隆重、庄严的盛大集会，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们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那次大会，成了“马、徐、王”最后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后———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开党员大会，苏振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决定：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职务；任命苏振华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          此后，上海的“三驾马车”———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便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忙于写“交代”去了。          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这是华国锋作为中国的领袖，第一次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虽说在一个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气氛中，在天安门广场主持了毛泽东追悼会，但是那时他的身边站着王张江姚“四人帮”，他的领袖地位尚未确立。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却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纱，以笑语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2 13:29:58

这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群众盛大集会，成了华国锋登上中国领袖地位的隆重庆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往日仿佛是毛泽东“专用”的。毛泽东总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登上天安门城楼。这天，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这意味着华国锋已经成了中国的新舵手。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和华国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没有见到邓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双庆”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响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声音。吴德的讲话，用了一大段篇幅，论述了“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吴德的讲话中，十分强调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内中，特别是强调了毛泽东写给华国锋的“最高指示”：“你办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新疆人民出版社叶永烈/文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2 13:31:19

华国锋从政经历:曾任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1921—)          山西交城人。          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游击队队长等职，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0年任交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主任，后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          1949年夏随解放军南下后，任中共湖南湘阴县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          1968年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代理主任。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70年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1年调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组长，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他于2月出任国务院代理总理。4月发生“天安门事件”后，由毛泽东提议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面对党和国家的严重危机，在10月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追认)，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978年3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上继续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他在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议，接受他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请求；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仍选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          在1982年、1987年、1992年、1997年分别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上，均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2 13:33:03

临危受命华国锋忆粉碎“四人帮”----------------------------------------------    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          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O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七十九岁了，你年纪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2 13:37:00

偶还记得，小时侯看见各个单位的公家墙壁上等等，贴的都是毛主席和华主席两幅像，并列着。后来也根本没留意，在什么时间怎么就都取下来了。大了，后来偶然看见一小篇幅报道，说他住在武汉，就基本没见过任何相关报道了。

迦叶 · 发表于 2007-11-22 18:35:29

印象里的华国锋----一个好人

不让阿错爱看云 · 发表于 2007-11-25 13:49:21

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华国锋江青的较量----------------------------------    谷牧对华国锋的评价是：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毛泽东给他写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是不会突破的。他从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上来，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缺乏经济工作经验，从资历、能力、水平等方面看，让他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他当然不能和邓小平等人相比。          谷牧说：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会议散会时江青说：谷牧留一下。我留下后，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我对她说：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符合经济规律要求。但江青不讲理地说：我不懂也不管这些，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我对她说：我知道是谁说的，但不能告诉你。但江青硬是无理地纠缠，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你们在吵什么？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夹着皮包，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          谈“二月逆流”          当谈到“二月逆流”事件时，谷牧说，“二月逆流”事件，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我）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那一次中央开会是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当时大家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反党、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纷纷揭批他们妄图打倒所有老干部、反军乱军、停止党的活动、取消党的领导的种种罪行。谭震林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就是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坏了），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作者张根生，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吉林省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