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打板子 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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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事人没有一点压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当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据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胡耀邦，这场争论是中央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继续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理论动态》不能再发表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事后，胡耀邦向吴江、阮铭表示了“冷却一下”的想法。
   
    胡耀邦真的想“冷却一下”吗？据沈宝祥回忆，他在当时听说，胡耀邦确实产生过“冷却一下”的想法。孟凡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那是6月下旬，他去中央组织部向胡耀邦汇报各方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反应，当他谈到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出乎意外的强烈，形势发展越来越向赞成讨论的方面转化、但阻力也不少时，胡耀邦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争论不可避免。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曾向我建议停止争论。不同意见要听，要分析，但形势发展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就在这时，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位负责人，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也感到一定的压力，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不仅如此，杨西光承受的压力也是明显的。王强华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不仅引起了新闻界、思想理论界的重视，而且惊动了中央领导人。一时间，“砍旗”、“丢刀子”、“犯了方向性错误”等大帽子劈头盖脸而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如杨西光所说，没有向上级请示报告，听说当时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因此被指责“没把住关”，而且规定《光明日报》今后发表这样的文章要报告。可能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大家心理多少也有些紧张。有一次下班之后，杨西光在办公室里喃喃自语，大不了把“乌纱帽”丢了，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我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和他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大家的这种心情，直到后来，特别是听了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才算真正松了下来。
   
    作为当事人，吴江也“感到周围空气沉重”。但问题毕竟是由他们的文章引起的，如果对于这种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意味着“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如此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所以，他考虑再三，不同意“冷却”，打算写一篇文章从正面给予回答，“据理驳斥”，并等待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发表。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提出批评，因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不过，初稿写出来后，吴江还是送给了胡耀邦。可是，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
   
    后来，吴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他觉得此事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为了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也就没有把文章的最后定稿送给胡耀邦审阅，至于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耀邦请示。
   
    文章最后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因为，《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发表此类文章。那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解放军报》还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而这个讲话又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吴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碰巧的是，此时他正好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就抱试一试的态度，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送给了姚远方。
   
    吴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他此举的目的是想寻求罗瑞卿的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如此认真，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转告吴江，提出两点修改意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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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篇文章送《解放军报》发表的原因，沈宝祥也有一个说法。据他说，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曾告诉他，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文章后，觉得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就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梁金泉送给罗瑞卿。
   
    至于《光明日报》为什么也没有发表吴江的文章，王强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本来，杨西光对组织和发表实践检验真理的文章是十分坚决和积极的，但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以后，特别是听到了关于以后发表重要文章要报告之类的“指令”，他对继续发表第二篇文章就不能不认真加以考虑和有所顾忌了。《光明日报》是中央和宣传部直接掌管的报纸，而《解放军报》由中央军委掌管。如果第二篇文章由《光明日报》“顶风”发表，难度较大，风险也大。但是，如果改由军队报纸发表，并由一位军委领导人审阅和签字，也许就可以绕过宣传部门而直接发表。
   
    身为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一直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人民日报》3月16日发表《标准只有一个》的文章后，罗瑞卿当即就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不能自己检验自己，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罗瑞卿对总编辑华楠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坚持好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还表示：“要注意肃清‘两个凡是’的影响，军报要积极支持和直接参加这场讨论。”
   
    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当天，罗瑞卿就向报社打招呼说，《解放军报》要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一篇有分量的文章。而且，他对稿子催得很急。就在这时，吴江的文章送到了《解放军报》社。
   
    华楠、姚远方看过之后，觉得这篇文章“很符合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于是，他们就将文章送给了罗瑞卿。姚远方还向罗瑞卿解释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可以发表。几天之后，罗瑞卿告诉华楠，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要精心修改，使内容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增加毛泽东写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几篇文章的有关内容；二是引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罗瑞卿解释说，必须做到“立论要稳，无懈可击。”他还嘱咐道：文章“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
   
    在文章的修改过程中，罗瑞卿与胡耀邦通了6次电话，给《解放军报》社打了5次电话。同时，他还告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社，让他们转载这篇文章。
   
    6月18日，文章的清样送给罗瑞卿审阅。当晚，罗瑞卿打电话给姚远方，说他看了一遍文章，印象很好。他还说：现在有人搞“两个凡是”，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没有讲过“凡是”，毛主席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
   
    随后，胡耀邦也看了这篇文章，还提了三点意见：第一，同意《解放军报》发表；第二，文中有关“砍旗”的话可以删去，从理论上讲清楚就行了；第三，请罗瑞卿、韦国清再看一遍。
   
    6月19日，姚远方将修改后的文章送给罗瑞卿，并附了一封信，转告了胡耀邦的意见。罗瑞卿看过之后，又提了两点意见。此后，华楠、姚远方根据罗瑞卿的意见，并同吴江商量之后，对文章再次进行修改。6月22日，修改后的文章送给了罗瑞卿，同时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根据你的意见，又作了修改，修改的地方用红笔画上了。
   
    华楠后来回忆说，罗瑞卿自6月10日左右看到吴江的文章后，至少同他和姚远方两人谈了5次，同他本人谈了3次，还同胡耀邦多次联系，仅文章就看了三遍，还查阅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并提出修改意见。罗瑞卿为这篇文章倾注了大量的心力，这足见他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据《人民日报》李庄回忆，为使《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而且能够安排在突出位置，罗瑞卿做了令人十分感动的工作。从6月23日22时到次日凌晨2时，罗瑞卿不顾病痛，三次打电话详细指点。第一次问《人民日报》24日发表这篇文章有无困难。他说，如果没有合适版面，《解放军报》可以等一、二天。第二次要《人民日报》社找几个人仔细看一看文章，如果有意见马上提出来，他还可以斟酌修改。第三次询问这篇文章如何安排。李庄回答说，打算放在一版下部，约占五分之二的版面，通栏标题，用五号楷体排版。罗瑞卿立即问道：一版上部放什么？李庄回答：华国锋会见安曼外交大臣的消息和照片。罗瑞卿稍稍沉吟后，同意这样安排。他还嘱咐说，负责校对的同志一定要仔细，编辑同志也要好好地看一看，无论如何不能出现错字，也不能出现标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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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吴江的提议，文章不以他个人的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以便加重文章的分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发表文章。
   
    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被看做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又一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头文章。
   
    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位置转载，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文章。三大报纸在同一天刊登同一篇文章，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动作。此后，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
   
    文章写得相当长，有17000多字，共为三个部分。文章的巧妙之处，在于一开头就引用了华国锋1977年10月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讲话，以此说明文章所论述的主题，这让那些反对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无话可说。
   
    华国锋的这段讲话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主席同夸夸其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坏作风做了一辈子斗争。”文章还引用了叶剑英同一天的讲话。作者由此认为，如果把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看做是无的放矢，或者泛泛而论，“那当然是大错特错”。他们的讲话，切中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时弊。林彪、“四人帮”搞乱了很多的基本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在思想上根本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决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这种颠倒，从根本上毁坏了毛泽东思想，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混乱。“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澄清是非，不能不从这里开始。”
   
    这篇文章发表在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作者在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驳斥了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文章说，实践要以革命理论为指南，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之所以能够指导实践，正因为、也仅仅因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经实践的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就是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是想正面回答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责难，所以，作者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人之所以坚持某些已经过时的旧口号、旧提法，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的缘故”。作者进一步分析说，这些人口头上说的是担心某些旧口号、旧提法的修改会导致整个革命和整个理论的否定，实际上是“害怕自己某种个人的东西因此受到损害”。作者特别提到，在目前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理论联系、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且长时间对坚持这些原则的人加以迫害和打击，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还使一部分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简直是习惯性地不敢去触及新问题、研究新问题，不敢去答复群众中提出的问题，总是绕开问题走，对上级的指示、文件只是逐字逐句地照抄照搬”，不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去做好工作，相反的，常常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他们不拿实践作标准，而是“上级或自己需要什么，就依此做判断、下结论。”作者还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有些同志甚至发出了这样的责难：把实践摆在第一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话摆在什么位置？“对于说这种糊涂话的人”，需要再反问他们一句：毛主席说过：“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尺度”。可见，“你们把毛主席这个教导摆在什么位置？怎样才算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看来，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经过认真学习，单凭朴素的感情，是不可能真正弄懂的，“我们还是要好好学习”。
   
    针对“砍旗”的说法，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砍不倒的。一切曾经企图砍倒它的狂人包括林彪、“四人帮”在内，一个一个都自己倒下去了。“我们有些同志为什么那样没有信心呢？如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像这些同志所设想的那样虚弱，那样害怕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害怕实践、害怕砍倒，那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决不是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84〕
   
    从文章所论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没有直接提“两个凡是”，实际上却严厉批评了“凡是派”的观点，有力地回击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文章的语气来看，它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更具有争论的意味。正因为如此，文章发表后产生的影响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位亲历者的评价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这篇文章在进一步论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基本原理之后，“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认为，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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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位当事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篇文章虽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它毕竟是在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发表的，所以，它的轰动效应“显然就受到了影响”。但它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对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6〕
   
    由于文章是针对当时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写的，它的发表肯定会冒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罗瑞卿早已预料到了。7月18日，他到联邦德国治病。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解放军报》负责人说：“那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打我。”
   
    关于罗瑞卿不怕“打板子”的事，好几位当事人都提起过。胡绩伟回忆说，罗瑞卿去联邦德国之前，还特意打电话给我们说，这篇文章如果打板子，他愿先挨五大板。
   
    吴江在《十年的路》一书中说，文章发表后不久，罗瑞卿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作者还动情地说，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关于罗瑞卿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罗瑞卿的夫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有过叙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他恢复工作，任军委秘书长的短短一年里，他又冒着风险，积极支持邓小平、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正确立场。在他临出国治病的时候，还亲自主持修改、定稿，并指示《解放军报》发表了由中央党校吴江撰写的文章。由于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人的错误立场而难以发表。他对《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罗瑞卿没有能够看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最后胜利，但为了争取这个胜利，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了党的改革事业，罗瑞卿“又一次勇敢无畏地战斗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