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唯一写文革的诗

超级老生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伟大的诗人。他一生中写过近百首气势磅礴、流韵千古的诗词，他的诗词概括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岁月，体现了伟人的心路历程，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领一代诗词之风骚。

    在毛泽东的所有诗词中，写文革的只有一首，题为《七律·有所思》，写于1966年6月。诗曰：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前后，正在南方巡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他在杭州；途经长沙于十七日到韶山滴水洞，在滴水洞住了十一天；二十八日赴武汉。

    此诗写于一九六六年六月，正是文革序幕揭开的时候。诗中所描绘的是，神州首都北京正经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指出要警惕混进“党、政、军的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等等。“又来南国踏芳枝”，这里的“踏芳枝”指作者的南巡，反映了他既置身事外、又在静观事态发展的心境。“一阵风雷惊世界”，指“文革”的兴起及其反响；“满街红绿走旌旗”，写“文革”初期群众运动的具体表现。最后的两句似乎才真正点明主题，引人遐思，使人有沉郁以至苍凉之感。

    文化大革命的发起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毛泽东1966年初指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提出了“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错误地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通知发出的同时，毛泽东离京南巡，回来后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斗争锋芒指向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在1966年6月的《有所思》很快就有了思索的结果。而且这个思索结果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与人民已水乳交融，他似乎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领导与实现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此后，文革烈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穿越时光隧道，刘继兴仿佛听到历史在这里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接着，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剧……

    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由于全国各部门各地方党政机关被夺权或改组。在各地严重混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1969年，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1971年9月，林彪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结果机毁人亡。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1972年周恩来提出批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任务仍然是批“极右”。1973年召开的十大继续沿用“左”倾错误，王洪文成为党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江青集团借所谓“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对江青一伙进行了严厉批评。1975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全面整顿，使形势明显好转。但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是一场空前浩劫，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一严重后果，可能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英勇顽强的斗争。正是由于这种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党内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骨干的健康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