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思考 希望邓小平忍一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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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在为周恩来做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从显微镜高倍放大视野里发现了4个红细胞；三天后，再一次为周恩来复检时，红细胞的数量变为8个！复检是由北京医院进行的，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九个大字。

　　但周恩来一如既往，以惊人的毅力和病魔顽强抗争着。

　　周恩来顽强地工作到1974年。这时，他的膀胱癌已多次复发，血尿不止。血尿一多时便凝成血块堵塞尿道内口，使得他排尿不畅，异常痛苦。“有时疼得总理在沙发上翻滚。”“他的病已到了再不住院治疗随时就可能由于血尿疼痛引发心脏病而危及他的生命了。”这是1997年张佐良大夫在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家中对笔者讲述的。

　　从1974年6月1日起，周恩来不得不告别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西花厅，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住院治疗，从而开始了伟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了什么？


　　遗言国宝交故宫

　　周恩来临终交代邓颖超，将六伯父原来收藏的、自己平常喜欢观赏的那批国宝级文物在他去世后“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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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六伯父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


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以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以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作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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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


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

　　病房里只剩下邓颖超和高振普之后，周恩来要高振普拿来纸笔，让他写东西。高振普帮助他做好一切，并帮他坐稳后，也转身要退出去，但被周恩来阻止了。事实上，周恩来当时长坐已很困难，必须有人扶着他。这时，周恩来用左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用右手颤抖着写字。邓颖超见状，便对他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

　　高振普看见周恩来是在向毛泽东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自己担任的国家和党内的职务。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在信中虽没有写上要邓小平同志任党内“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是要把小平同志提拔到“二把手”――接班人的位置。这是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尽全力举荐邓小平的最后一搏。

　　周恩来的这封信写好后交给了邓颖超，由她转交中央，并向邓小平通报了信的内容。

　　邓小平再度出山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并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将邓小平安排到这种位置上，显然是毛泽东考虑到他的百年之后。但是，这种安排却急坏了“四人帮”。

　　“四人帮”自然不甘心快到手的果子被他人摘去。他们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千方百计要将邓小平再一次扳倒。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保持足够的警惕，特别是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更是从恨铁不成钢到直接的不满意，所以尽管“四人帮”对邓小平一再告状，他都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结成“四人帮”。但是，江青一伙并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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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1月，江青又串通毛远新（毛泽东侄儿，时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整顿”的结果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这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毛泽东曾对身边人员说过:“我毛泽东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第一，打倒了蒋介石；第二，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反对的人不多；对后一件事，赞成的人不多。”因此，毛泽东晚年最大的一块“心病”就是怕他身后有人站出来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于是，毛泽东利用和邓小平一起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趁我还健在，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作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孰料，邓小平回答道:“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作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1997年10月，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我拜会了周恩来副卫士长张树迎。他告诉我，小平同志那次和主席的谈话一结束，就感到情况不妙和形势的严峻，便匆匆驱车赶来305医院向总理报告。

　　“那天是我在总理身边值班。总理病势已经很沉，时有昏迷，有时昏睡。当我告诉他，小平同志来了，他费力地睁开眼，已不能起坐，双方只轻轻握了一下手，小平同志就坐在床边，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内容告诉了总理。我见总理听了是有点生气的，是瞪着眼睛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遗言骨灰撒大地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邓颖超对周恩来骨灰三鞠躬，然后趋前打开骨灰盒，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骨灰，一边眼含热泪地说:“恩来，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室内顿时传出一片哭声。

　　邓颖超这里说的是周恩来的什么“愿望”呢？这个愿望就是撒掉他的骨灰。

　　周恩来是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考虑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殡葬改革问题上更是体现了他的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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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周恩来生前副卫士长张树迎（已故）、卫士高振普多有交往，并亲自聆听了他们叙说的晚年周恩来用他生命最后力量力荐邓小平接班的一些动人事迹。

　　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受命主持中央工作不负众望。他在领导批林彪的“极左”、抓经济建设、抓外交复苏等工作上搞得很有成绩。但是，周恩来领导的批“极左”最终还是触痛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人。同时，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批“左”最后批到“文革”头上。因此，他在江青等人多次告状下，再一次出面干预，说林彪是极右，周恩来领导的“批左”是错误的。致使周恩来忧愤交加，加之经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周恩来终于病倒了。这样，在中国政治权力中心面临着没人掌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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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曾寄希望于年轻的王洪文。但实践证明他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而且他还和“四人帮”搞在一起。王洪文接不了班，“四人帮”又不可靠，最后毛泽东还是认定他的老同事邓小平同志“人才难得”。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军队抓起，把全国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也就是被今天史学界称道的“1975年整顿工作”。

　　周恩来住院期间，还时时关心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1975年中央1号文件让邓小平复出后，他一直是全力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还凭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多次在医院里找来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等人，要他们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即将进手术室之前，拉着小平同志的手久久不放。然后，他环顾左右，高声对在场的人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这是周恩来在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为邓小平的工作和平稳接班造声势。而邓小平抓全面整顿工作必然招致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一伙的嫉恨。他们没茬找茬、无中生有地打击迫害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整顿其实是复辟、倒退，还说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四人帮”连重病缠身的周恩来也不放过，批判他是“大儒”、“投降派”等等。丧心病狂的“四人帮”先后制造了“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等。但是在周恩来细致深入的工作下，都先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而瓦解了“四人帮”一浪高过一浪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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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儿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掉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


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因此他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带刚。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

　　那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到三0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

　　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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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夏季的一天，周恩来已越来越感觉自己病势加重，以至于一次在北京医院见到自己当年的保健护士郑淑芸时，竟脱口问道：“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多少天？”

　　到了1975年的下半年，周恩来不仅病情加重，偏偏又出现了毛泽东同志对小平同志的信任危机，而当时，国际国内有多少大事等待着处理！周恩来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再一次举荐邓小平，这也是周恩来临终前就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也是一次拼尽全力的努力。



　　据高振普同志回忆，总理叫他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随后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有邓颖超和他两个人。高振普帮助周恩来坐稳后，知道他要写重要东西。因为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叫医护人员退出的。所以，等周恩来坐好后，高振普也转身走向病房外。但周恩来叫住了他，因为当时没有人扶他已坐不稳了。

　　周恩来颤抖着一手托着放有纸的木板，一手哆嗦着写字。邓颖超见他写字很费劲，还要用左手托着木板，就对他说：“恩来，你口述，我代你写。”周恩来可能考虑到事关重大，坚持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当时高振普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一边用手稳住周恩来，一边看着他写。信是写给毛泽东的，内容是向毛泽东提议，仍让小平同志取代他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高振普同志说，总理虽没写上“总理”、“第一副主席”，但当时他自己的位置就是紧接在毛泽东之后、王洪文之上的“二号”人物。周恩来写好这封信之后，嘱邓颖超转送。邓颖超将信上报后，还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但是，这封周恩来重病期间写下的诤言建议后来却没有任何音讯。

　　据《党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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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的一次密谈

　　12月26日上午，周恩来在2号楼住地休息。因事情办得顺利，故昨天夜里睡眠还不错。通常，上午是毛泽东睡觉时间，不会叫周恩来过去。由于秘书没有随周恩来来湖南，所以他手上没有需要批阅的文件，想了解一点情况亦不方便。有人向周恩来提议玩扑克牌，他平常忙于工作，哪里有时间玩扑克牌。他不会玩什么花样，只会打“百分”。我也不善于此道，好在有人陪他玩，我在一旁观战。

　　大家只玩了几圈牌，便有人送来了《参考消息》清样。


周恩来让我念给他听。

　　“12月×日，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出现在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一条法新社的消息这样报导。

　　“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这是另一家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报导。

　　“王洪文副主席频频地在长沙临近出现，说明中共主席毛泽东就在湖南长沙。”一位外国记者敏锐地评论道。

　　周恩来听了这些消息，将手上的扑克牌朝桌子上一甩!“他怎么到处乱跑，这样不是暴露了主席活动的地方了吗?”周恩来十分生气地说。

　　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前一两天的事，所以周恩来吩咐身边的人打电话问一下王洪文走了没有。

　　大家一见这种情形，知道周恩来已无心继续玩扑克牌了，便各自回房间去了。

　　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辰。这天下午，周恩来从毛泽东那儿谈完工作，准备坐汽车要返回2号楼。

　　“停一下，叫平化同志(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上车来，我有事跟他说。”汽车刚要启动，他对司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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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卫员下车去叫张平化。这是辆双排座汽车，我立即下车给省委书记腾出座位来，自己步行回到了2号楼。

　　那几天，我成天跟着周恩来转，总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心理状态，没有理会这一天是礼拜几，也不晓得今天是几号。待我回到了2号楼，有人告诉我：“方才总理在汽车上向张平化交代，今天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

　　参加的人不要多，摆两桌就可以了。总理指定地方上的负责同志，有张平化、李振军(湖南省委书记之一)及其他军、政领导人。”我这才醒悟过来，这一天，原来是12月26日。

　　晚饭时，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听张平化书记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看得很高兴。当我们听完张书记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大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确认为毛主席的健康长寿，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是，湖南名酒“白沙液”的供应很充足。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无拘无束，大家开怀畅饮。有四五个人喝得过了点量，但未闹出什么笑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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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来长沙的客人，对于湖南醇香扑鼻、口感不错、喝起来蛮上口的“白沙液”酒并不熟悉，谁知道它的后劲还是挺厉害，有人喝了“白沙液”，又喝“茅台”酒，这两种高浓度白酒合起来的作用，使一些久经“酒精”考验的人也被“撂倒”。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好的情绪。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长沙蓉园2号楼的房间本不算少，能让随员们住的房间距离周恩来的主房间较远，而主房间旁边的“标准间”太少。尽管总理随员不多，但从工作考虑，除了警卫人员外，医疗组的专家与护士都必须紧挨着总理的房间为好，便于随时呼叫。


只因“标准间”不够用，我在靠近周恩来卧室外的走廊里临时支起一张行军床，用屏风挡起来，就算是敝人的卧室了。

　　26日午夜时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那边来的电话，请他过去谈工作。我与警卫一起陪同他坐车去1号楼。到了1号楼，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长谈。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按照医疗方案规定，白天，周恩来应该每四小时服一次药。

　　此刻，已到了后半夜，一天的药已经服完了。如今他重病缠身，深夜坚持工作，我考虑加服第五次药。可是，我哪敢冒昧去打扰两位领袖的谈话。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我有点坐不住了，觉得不能光怕“打扰”，想起离开北京前，叶帅的“无论如何不能发生意外”和“要安全返回北京”的嘱托，我几次请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了解谈话是否快要结束了，若将要结束，就不再进去送药了。但得到的回音都是“不知道”，因为谁也不敢冒失地闯进去张望，更不要说打听了。

　　最后，我只能把给周恩来服药的小药瓶，请毛泽东处的工作人员送进去，给他服用，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其实，这也是我常用来提醒周恩来休息、进餐、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的办法，这是一种信号，以期得到他的默契与配合。这个做法，常常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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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独自到院子里去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冬日长沙的深夜，室外温度也很低，加之潮湿阴冷，这种感觉比之北方的干冷更难受。到了凌晨4点钟样子，东方微露鱼白，晨星稀疏，在室外呆的时间长了，更感到身上冷飕飕的，便回到1号楼门厅内。

　　我刚开门掀起帘子，见到周恩来正同毛泽东的秘书在说话，我又退了出来，回到汽车上坐等。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仍不见周恩来出来，我同警卫员商量，决定都下车，到门厅外等候，必要时，走进去提醒他回住地休息，即使挨他的呵斥，也要进去“冒险”催促一声。否则，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尽责。

　　主意已定，我们就下车走近门厅，听到周恩来跟他们说：“康生这个人，历来极左，他在延安时期就是这样。刚才主席也说了……”我们赶紧主动离开门厅，免得人家说是“偷听机密”。

    后来，他们又说了些什么，便不得而知了。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听到周恩来说话的声音大了起来，这常常也是他给我们随员的“联络信号”。他用这样的办法提示身边的人，他的谈话结束，准备走了。这时，门帘拉开了，周恩来同他们握手告辞：“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照顾好主席。”

　　1975年，周恩来向外宾透露：“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吴阶平：“要如实告诉总理。”邓小平：“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974年12月以前，我们已经发现周恩来患有结肠癌。可是，他受党中央多位高级领导人的重托，必须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完成历史赋予他的重要使命。医疗组遵照叶帅的指示，不得不将肠癌的治疗推迟了下来。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终于顺利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响亮地提出：“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摘自《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作者：张佐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