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故事20190105067]粪筐诗人之死

减肥不要紧

“哪能不写诗？不写诗，怎么活下去。”他说完，转身回工棚，在被窝下翻开一块砖头，拿出一卷装订好的白纸本。我熟悉这个白纸本，我十几岁就熟悉它。它是他的阴魂。
配图 |《东柱》剧照








不是我母亲打电话来，我都淡忘了这个人。


“猪唇，你知道呗，就是那个喝了酒就哭的猪唇。”母亲在电话里说。


“知道，有什么事吧。”


“事是没什么事，昨天晚上，他的吊虫被人挑断脚筋了。”


吊虫，是猪唇的儿子。


而我，曾经是猪唇很亲近的人。






猪唇是杨绍全的绰号。杨绍全生于1965年，长我6岁。他嘴唇厚，笑起来两张唇往上翻，唇肉厚厚的，像猪唇。


杨绍全小时候还有一个绰号，叫牛X。等上学了，谁叫他牛X，他就摸石头砸谁。他父亲“羊头”是个种田的读书人，在猪唇十来岁的时候便早早走了。


“杨绍全，你生错了地方，不应该生在枫林。”我父亲说。猪唇做石匠那几年，他还没结婚，常来和我父亲喝高粱酒，一碟花生米、一碟剁椒和一碟卤水猪耳下酒，喝得有滋有味。喝不了两个回合，杨绍全翻起嘴唇，说：“老叔，你看问题，入木三分。”


我父亲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善酒，也善言，讲来山起水(吴方言，指讲话有源头，不乱说)，缘起转合，听的人不时地点头。


杨绍全喝不了两杯，就坐在长条凳上嚎啕大哭。至于哭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拍打自己大腿，唱嘤嘤啷啷的歌。唱得浑身瘫软，趴在八仙桌上，睡得鼾声四起，涎水四溢，满头大汗。


他醒来，我们问他：“你唱什么啊，唱起来像个道师。”


他惊诧又疑惑，说：“我唱歌了吗？我会唱歌？不可能，我只会写诗。”他翻起嘴唇，摸摸自己宽宽的额头，低低哼起不着调的锣鼓调，出了我家大门。




“只会写诗”的杨绍全是村里的笑话。


我不愿读书、贪玩时，我母亲常责问我：“猪唇是你榜样啊？读了高五，做个石匠还是半把茅柴刀。”


这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杨绍全高中读了两年，又补习了三年，最终哪怕是一个中专学校，也没考上。


而这一切，不是因为他不爱读书，而是他太爱读书了。






杨绍全小学毕业后，在小镇的二类完中（初中和高中合办，读五年）就读，这里大部分老师是下放农村又放弃返城的知识分子，名牌大学出身。


杨绍全作文写得好，他高一的语文老师张爱羽特别喜欢他，对他说把文章写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杨绍全也“不负所望”，不久之后，在学校文化廊，便做了“高一（四）杨绍全同学作文展”。红纸边框，蓝纸边线，请镇里的书法家写的魏碑通栏大字，招人眼，还有几个女同学暗地里塞纸条给杨绍全。那时在学校，可以不知道校长，但不能不知道杨绍全。


学校有一个不大的阅览室，有四排书架，藏书不多，却有很多好书，也有很多刊物，如《诗刊》《人民文学》等。杨绍全买来白纸，一张大白纸裁十六张，装订起来，把刊物上的诗歌抄录下来。


学校在小巷里，小巷尽头，是一片田畴，田畴靠南的边界，是饶北河。下午放了学，杨绍全便穿过小巷，去河边背诵抄录的诗歌。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星期天他来我家，在我厢房里，挺拔地站着，把衣领拉直，清清嗓子，手夸张地举过头顶，朗诵北岛的《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


朗诵完了，他说：“你怎么不鼓掌呢？”我啪啪啪鼓掌。


他双手一摊：“这首诗会成为千古名诗，北岛把一个时代全写进去了。”


我景仰地看着他，傻子一样。厢房光线暗淡，蒙蒙的光，灰白色，塌在他清瘦的脸上。


他有很多抄录本，厚厚的，一粒一粒的字，用绢蓝色墨水写成，生长在白纸上，如稻田里幼青的禾苗。在这些抄录本里，我知道了普希金、松尾芭蕉、拜伦、莎士比亚、歌德。


每学年的学校文艺晚会，杨绍全的诗歌朗诵是保留节目。他穿一套军绿色的衣服和一双泛白的解放鞋，白衬衣的衣领翻出来，意气风发。他朗诵北岛的诗，朗诵舒婷的诗，当然也朗诵自己的诗。






有一次，他来到我家里，拿出一张报纸给我父亲看，显得很神秘。


“在《赣东北报》发文章了？村里还是第一个，乡里也是第一个。” 我父亲戴一副老花眼镜，对着油灯看着报纸，露出了山茶花一样的笑容，来回看了几遍，又说，“写什么呢？又没标点符号，又不连贯，‘啊’字太多了，动不动就‘啊’。”


杨绍全捂住嘴巴的手抽开，拍拍我父亲肩膀，说：“叔，这是诗！诗，你知道吗？”


我父亲嘿嘿笑起来，说：“诗，怎么不知道呢？我4岁会读《望庐山瀑布》了，李白的诗，一读就懂，你的诗，读不懂。”


17岁的杨绍全眼里带着光说：“这是新诗，叔，是新诗。”


后来，村里凡是读过高小毕业的人，都看了这张报纸。村委会有这张报纸，好几份。村书记把报纸张贴在村口公告栏，装了玻璃框。杨绍全母亲在公告栏下，见了路过的人，说：“你看看，我绍全发了诗歌了。”


路过的人，有不识字的，他母亲说：“我读给你听。”


读完了，他母亲扶着墙哭：“羊头啊，你走得那么早，你快活了，撇下我这孤儿寡母的……”






杨绍全写得多，一直都在四处投稿。每个星期五中午，值班室的瘸子张师傅喊：“杨绍全，有你的信。”


小镇偏远，邮政一个星期送一次信件。二楼走廊晒太阳的同学，看着杨绍全取信，说：“杨绍全，是不是又发表诗了，记得请我们吃馒头。”食堂里的馒头5分钱一个，只供应教师，有多余的，学生才可以买。白花花冒热气的馒头，不是有钱就可以吃得上的，更何况没钱。


在《赣东北报》发一首诗，有3块钱稿费。每个月，杨绍全都能收到三两张汇款单，有3块钱，有5块钱，最多一次收过15块钱。


然而信件更多是退稿信。退稿信写在小便签上，工整，简洁，热情洋溢。


收一次退稿信，他熬一个通宵——写，写，写。写到自己趴在课桌上。这个“自我惩罚”，也让杨绍全几乎把时间都用于写小说、写诗歌，一本一本地写。数学老师找他谈了好几次，说是只学语文，数学跟不上，也考不上大学，诗人梦也是空的，然后还以陶渊明的例子告诫他：“哪有种田的诗人呢？陶渊明还做过县令。陶渊明种田去了，豆也种不好，儿子饿死在怀里，这是造孽。”


杨绍全看看老师，说：“人生就是要风雨兼程。”


老师恶狠狠地瞪眼，说：“没见过比你更迂腐的人。”






就这样，在1983年杨绍全迎来了他的第一次高考落榜，数学只考了23分。他母亲把他买来的小说，引了灶膛火，全烧了。


第二年，高考落榜。数学考了21分。他母亲把他写的诗烧了，在他父亲坟前烧，一边烧一边哭。他母亲要烧他留存的报纸，他瘫坐在地，抱着报纸，说：“我不写了，我去考大学”。


第三年，高考落榜。数学考了19分。他再也不去学校了。他母亲一个多月没出家门。出家门时，鬓发全白。这个叫全枝金的女人，才40出头。杨绍全扛着打谷桶，去割稻子，撇着脚走，歪来歪去。


他母亲看着儿子这副样子，长叹一声：“你以后做什么营生呢？羊头啊，你为什么走得那么早。”


这年暑假，我即将去县城读师范学校，成日无所事事。父母也不叫我砍柴了，我就在枣树下读书。全枝金带着她儿子，到我家里，坐了小半天也不说话。


我父亲安慰她：“再去补习一年吧，牛头不烂多灶火。”我父亲还以为她是来借学费的。杨绍全低着头，手指不断地抠膝盖上的补丁。全枝金看看我母亲，欲言又止。


“绍全是不是想找事情做啊，他是个读书人，手脚不适合种田。”我母亲看看我父亲，又说，“要读书，也早些定，过两天就开学了。”


全枝金拧了儿子的耳朵，说：“你自己说。”


“我想去小学做一个代课老师。”杨绍全说得吞吞吐吐。


“这事，我哪能做主呢？”父亲有点意外，他当时在村里主事，“这村里开会定吧。当了老师，你别谢我。当不了，你也别怨我。我尽力。”








几经周折，21岁的杨绍全当上了临时代课老师。


小学在村后的山坳里，四周没有房子，也不通电，学校里有一栋二层楼房，一栋矮房子。矮房子有一间烧水房，有一间值夜房。杨绍全住进了值夜房。


我家离小学300来米，有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就去和杨绍全搭铺。他才20出头，看起来像个30岁的人，胡子拉碴。他抽烟，烟灰也不弹。烟灰落在衣襟上，落在衣袖上，白白的。


他坐在床上，靠着墙，叉开双脚，吸着烟，说：“总有一天，我要去找舒婷，找北岛，我要带上我的诗。”


我说：“找他们干什么呢？”


“找他们干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大诗人。请他们看看我的诗。我想知道自己的诗，到底写得怎么样。”他说完，就开始朗诵自己的诗，先是坐着的，朗诵一会儿，他站起来，在床上走来走去，打一双赤脚，在雨廊里朗诵北岛的《雨夜》。


当水洼里破碎的夜晚
摇着一片新叶
像摇着自己的孩子睡去
当灯光串起雨滴
坠饰在你的肩头
闪着光，又滚落在地
你说，不
口气如此坚决
可微笑却泄露了内心的秘密
......


我坐在房间门口，看他双手挥舞。也是雨夜，轻轻的，窸窸窣窣的雨。水光映着他的脸。我平生第一次抽了一支烟。






这一年，冬天的雪特别大。一朵盖一朵，一山盖一山。我又去搭铺。我喝了些酒，杨绍全给我讲诗，我也不理会，上床就睡着了。睡了半夜，我醒来，雪花从窗户的漏缝里吹进来，落在木桌上。油灯罩在一个白纸筒里。纸透出稀薄的光，淡淡的蔼黄色，吹进来的雪粉碎，发出荧光。


我是冻醒的，被子太薄。杨绍全披一件破旧的棉大衣，坐在桌前写东西。他的身子挡住了半个窗户，碎雪落在了他头上。我喝了一大杯热水，说：“你写什么呢？明天写不可以吗？”


他也不应我。烟从他额前冒出来。地上都是八分钱一包的“朝花”烟头。我靠在床上，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我从桌上，拿了一本《人民文学》，翻了翻，扔回去，捂着被子，沉沉睡去。没睡一会儿，他用雪抹我脸，说：“写好了，写好了，你读读。”


我坐了起来，轻声读了起来：


雪是一垄油菜
擦去了冬夜的黑暗
父亲埋在油菜里
我埋在黑暗里
盆地是一个将朽的果盘
埋着河流和信使
……


读完了，我又继续睡。


我不懂诗，但这几行诗，像雪花一样堆积在我心里。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这第一节。






第二年暑假，杨绍全去了一趟厦门，待了两天，又回来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厦门干什么。他背了一卷草席和一个帆布包，帆布包里有衣物、馒头和自己的诗稿。


很多年之后，他和我谈起这趟厦门之行。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小镇。他坐了半天的客车，到上饶火车站。火车站到处是煤灰，站前有一伙一伙穿喇叭裤留长头发的青年，这让他害怕。他把积了一年的稿费，35块钱，套进信封，塞在解放鞋垫里。


他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在落日时分，从上饶出发。他一直记得哐当哐当的火车声。车上挤满了人，他把草席铺在座位下，抱着帆布包，睡了一夜。下火车时，已临近中午。


他买了一张“厦门地图”，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鼓浪屿渡口，坐渡船上岛。他知道诗人舒婷住在鼓浪屿，但门牌号码不知道。问了一天，也没问到诗人舒婷住哪儿。在岛上睡了一夜，又去了厦门大学。


这是他老师张爱语的母校，鲁迅也在这里工作过，这让他激动。他花了3块钱，请照相的人拍了一张照片。他穿一件白色的汗衫，汗衫上还印着周润发的头像，他站在“厦门大学”的匾额下，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晚上在厦门大学草地，铺草席睡觉，被保安赶了出来，这让他沮丧。他又回到火车站，在候车室睡了一夜。


谈起这些事，他的语气依然激动。






在小学代了两年课，杨绍全就被解聘了。乡村代课老师分两类，一类是赤脚老师，可以考师范教师班，读三年，转国家编制；一类是临时代课老师，不再聘用。


杨绍全去过几次乡政府，恳请留教，乡政府不同意。临时代课老师一年工资360块钱，年终一次性发。杨绍全对乡教办的负责人说自己只要一半的工资，也愿意在小学教书。负责人则以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政策问题打发了他。


杨绍全从乡政府回来，在我家坐到了半夜，也不愿走。我父亲也不知道说什么，反复说：“一天一块钱，也没太多值得留恋的，做手艺，一天有一块五，还包饭餐，下午有一个点心吃。”


杨绍全仰起头，看着挂在壁板上的15瓦电灯，怔怔发呆。


杨绍全像他母亲——虾公背，宽额头，粗眉毛，头发多得可以打结，除了厚唇，还厚手掌、厚脚板。厚脚板的人命苦，但走路挑担的人，却要厚脚板。可杨绍全的虾公背，却挑不了担。


这年秋收后，他便去学了石匠。






学手艺的东家客气，叫他杨绍全老师。他摆摆手，说：“不要叫杨老师，叫杨伙计。”


有人见杨绍全挑着石灰桶，拿着泥刀上工，大声叫：“杨老师，不去上课，挑石灰桶干什么？”杨绍全面红耳赤。


也有人叫：“猪唇，读了那么多书，和我们拿泥刀的人抢饭吃啊。”杨绍全把头低到裤裆里。


学徒工资，一天7毛，由师傅开。师傅见他体弱，家境过于一般，开他8毛钱一天。杨绍全学了一年半就不学了。手艺不精，只学了半把茅柴刀。村里请他做大工的人都没有。


他只会垒矮墙，粉刷石灰，夯地，打地梁，做猪圈。封墙，砌灶，架桥，他都动不了手。墙封到一人高，会塌下来。





一个邻村的包工头，在德兴铜矿包了土建工程，要请30多个石匠，5块钱一天，包住不包吃，工资10天结一次。村里的石匠大部分都去了，杨绍全挑着一担铺盖，也去了。


我一个初中同学在这个铜矿开矿车，叫了我几次，去矿里玩。寒假，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搭过路的大货车去了。


铜矿在一个山窝里，四面环山。矿部在泗洲镇，夜晚的风灌进来，梭鱼一样游动。玩了两天，也没什么好玩。我想起了杨绍全，问同学我们郑坊镇的人在哪个矿区做工，同学说在镇边上的祝家。


吃了晚饭，我一个人沿河边往祝家走。河狭窄，散发腥臭味。垂柳落得一片叶子也不剩。风冰冻了似的，凝固在皮肤上。到了祝家，见路边有一排塑料皮布搭的工棚，亮着灯。我进去，见两个人正坐在砖头上吃饭。


我问：“你知道郑坊人在哪个工地做事吗？”


一个人端着铝盒的人，站起来，说：“你找我？”灯有些晃，看不清人脸，但声音听出来。


我说：“杨老师，运气好，一下子找到你了。”


工棚里，有一个小锅，架在四块砖头上，锅里嗞嗞嗞冒着油烟气。锅里是白菜，和不多的肉片。


“你都没地方坐下，我们一起去馆子店吃个饭。” 杨绍全看看脚下，放下饭盒，对一旁工友说，“我们是邻居，我陪他找一个地方坐坐。”






出了工棚，我问：“你还写诗吗？”


“哪能不写诗？不写诗，怎么活下去。”他说完，转身回工棚，在被窝下翻开一块砖头，拿出一卷装订好的白纸本。我熟悉这个白纸本，我十几岁就熟悉它。它是他的阴魂。


我说：“你在工棚里写诗？”


他说：“写诗需要办公室吗？”


他说：“砖头可以当枕头，可以当桌子。在砖头上写诗，中国没几个吧。”


在小店门口，他掏出两块钱，说：“买一瓶高粱酒去喝，再买一包花生和榨菜。”


他的指甲有黑黑的泥垢，他宽大的厚厚的手，第一次被我握住。他的手很暖和，似乎冒着小锅里的油烟气。我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我说：“我不会喝酒，回家了，你去我家喝，我爸吊了一缸高粱酒。”


在河边，我们来来回回走了两趟。我们说了很多话，可我没记下来。他戴一顶棉帽，身子略显佝偻。他裹在身上的大衣，我熟悉，蓑衣一样的大衣，曾遮住了半个窗户的大雪。


回到同学的宿舍，我一个人在院子里站了好久。天空填满了污泥，漆黑漆黑。我仰着头看，看了好久，也没看到一颗星星。








1989年县城里开了诗会。


这是新时期以来，县里召开的第一个诗会。诗会在一个单位内部招待所召开，三十多人。我是作为学校文学社代表参与其中，杨绍全也参加了，他是乡文化站推荐参会的。


会议日程安排了三天，有交流会、研讨会、朗诵会。主办单位还请了刊物编辑来讲课。讲课的编辑是个老同志，内容是批判朦胧诗，把北岛、杨炼、顾城当作一堆狗屎。


课没讲到一半，杨绍全把编辑的桌子掀翻了，跺着脚，说：“你知道什么叫诗歌吗？你知道北岛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吗？我想用泥刀把你剁死。”


他被主办单位轰出了会场，我送他去汽车站。这是他第一次来县城，毛喳喳的头发窝成一团。


一路上，他反复问我：“这些都是写诗的？写《村妇》《山里人家》《家乡的小溪》，听他们朗诵，我都想吐出来。”


我说：“我一个学生，哪懂这么多，我是来瞎起哄。”


他说：“诗歌是他们的胭脂，他们对于诗歌却是一种毒害。”


到了车站，我送一本《五人诗选》和两本厚硬皮抄给他，说：“好好写诗吧，也好好生活。”


车驶出车站，我还站在路口。中巴车摇摇晃晃，穿过十字路口，穿过丘陵间的甘蔗地，灰尘高高扬起。我一时无措，不知是回学校，还是继续去诗会。夕阳坠下地平线，余晖斜长，稀稀寥寥的街道，风扫来扫去。






1995年，我调往上饶市工作之后的第二年，杨绍全来我这里玩过一次。他坐了50多公里的班车，在沙石公路上，颠簸了3个小时，特意来找我。


这年他30岁，还没结婚。


我单位宿舍在僻远的郊区。当时我刚从广州回来，在填写报销单。门房的师傅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叫杨绍全的人找我。


我接他上来，在客厅，他拘谨地坐着，皮鞋头有些开裂，穿一件猩红色的夹克。我们坐了一会儿，带他去“知青农庄”吃饭。他说他想看看诗歌刊物，好多年没看过诗歌刊物了，一直在外地做工，订了刊物也收不到。我便和他说，待会儿回我宿舍去拿，带一些回去。


我们在宿舍，聊了半夜，喝了半箱鹰牌听装啤酒。第二天，我用蛇皮袋装了两大袋刊物给他。我每年订二十几种国内知名刊物， 每天至少看三个小时杂志才睡觉。桌上、床上、书架上和卫生间的洗手池上，到处堆着杂志。


杨绍全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杂志。”






年终，他结婚了。他老婆是涧坞人，离我们镇不远。据母亲说，他之前相过很多亲，都没成。没人看得上他，还闹过相亲的笑话。


女方妈妈问他：“你除了做石匠，还会干什么？”


他说：“写诗。”


女方妈妈说：“卸尸？卸一次尸，收多少钱。”


在我们的方言里，写与卸，读音一样。杨绍全当时肺都气炸了。


村里有一个叫“四只脚”的姑娘，肥肥胖胖，嘴巴裂开，轻微弱智。杨绍全妈妈全枝金动了心思，想让我母亲替她去说亲。


我母亲说：“一代亲三代丁，你怎么这样没头脑。”


全枝金说：“有比没有好，怕儿子打单身。”


我母亲说：“你找别人去说，我不会说，你儿子一不傻二不痴，有灶就有锅配，你怕什么？”


后来，全枝金听说涧坞有一个职业媒婆，叫凤妈，没有她谈不合拢的婚事，方圆十里，姑娘后生，也没有她不熟的。全枝金托凤妈多次，给儿说个媳妇，然而说了两年多，凤妈也没说合上。


最后，凤妈对全枝金说：“你儿子长得糙了一些，脾气倔，但人厚道勤快，这样吧，我二女儿没出嫁，把二女儿许给你儿子吧。”


二女儿叫蓝英，就这样来到了杨家。杨绍全再也不出去做工了。







镇边上，有一个营房，管理和储藏粮油。营房注重文化建设，一直想找适合的人，负责出黑板报宣传栏、写单位材料，可一直没找到，镇里的宣传干事就推荐了杨绍全。一个月600块钱，加一个夜班10块钱，加一个白班30块钱，双休，享受节日福利。


杨绍全很满意这份工作，做事格外用心。每天骑一辆自行车，15分钟到营房。他开始戴帽子。一年四季戴，夏天戴太阳帽，冬天戴呢子帽。黑呢子帽没有帽檐，中间一个圆蕾，看起来像一个下山道士。


杨绍全在营房有一间办公室，和仓库的门房相连。工作也不是很忙，没事的时候，就躲在办公室写诗。






没过几年，杨绍全有了一双儿女。儿子叫杨少仑，女儿叫杨美仑。杨绍全去哪儿都背着儿子，儿子吊在父亲肩膀上，像一条吊虫，村里人就叫少仑“吊虫”。


蓝英是个舍得吃苦的人，和杨绍全一起下地种田。也是一个强悍的人，做房子、挑砖挑沙，她也一起干。一担砖40块，她从一楼挑上二楼，半天挑35趟，挑完了再做饭。杨绍全一担砖也是40块，挑一担得歇半支烟功夫。蓝英也不责怪他。他文弱，只有这个体力。


杨绍全家的房子建在柿子树侧边。柿子树高大，遮掩了半个菜园地。树前有一条小溪，小溪有石桥。石桥前，有一个丁字路口，是乡邻爱聚集的地方。


蓝英把一层楼房盘出来，开了一家器物店，卖酒缸、扫把、凳子、家用刀具、碗盘盏碟等，余房开了个麻将房。


买东西的人少，玩麻将的人多。玩一场麻将2块钱。麻将房夏天有电风扇，冬天有火盆，还供应热茶。四张麻将机，一般都是坐满的，麻将子啪啪响，很闹人。


杨绍全讨厌麻将。他对蓝英说：“开个杂货铺算了，开什么麻将馆呢，吵得我不安心。”


蓝英说：“你就想写你那个全村没一个人看的诗，别人写一副对联，还可以赚一碗猪肝面吃；写结婚联，可以赚两包烟；风水先生选一个吉日，还收两瓶酒……你写这么多年，我看你也没换上两斤面条，你就不想晚上守场子，做房子还欠了好几千，这样不赚那样不赚，你用什么还钱，还不了钱，大年三十桌上的猪头，都要被人端走。”


杨绍全拿起一根木棍，有些心虚，又有点不甘示弱：“我要把麻将桌砸了，钱欠了，可以慢慢还，这个麻将响起来，我脑壳都疼。”


蓝英从厨房里，摸出一把菜刀，说：“你敢砸麻将桌，我就敢剁你的手。”


杨绍全看着白晃晃的菜刀，软了下来，说：“为了多赚几块钱，你还真敢要老公的手。”






那以后，蓝英管白天，杨绍全管晚上。夜场一般在11点便散了场。也有输钱不愿走的人，说最后打4圈，打了4圈，又说再来最后4圈。


他坐在厅堂看书，看不了两页，有人喊：“杨绍全，冲一下开水。”


杨绍全拖一双棉布拖鞋，提一个开水瓶去给打麻将的人冲茶。开水瓶有3个，要不了一个小时冲完。冲完了，杨绍全有时也忘记烧水，摸着一本书，看得眼睛发直。


又有人喊：“杨绍全，冲一下开水。”杨绍全拎拎开水瓶，轻轻的。他打开煤球炉，烧水。煤炉一下子旺不上来，杨绍全被客人奚落：“你看书就赚得到饭吃，谁还会去太阳底下种田啊？你看了几十年也没看出个名堂，你追赶40来岁的人了，还没想清这个问题啊。”


被客人奚落了几次，蓝英就要烧他的书。灶是柴火灶，书纸发灶膛，呼呼点燃起来，纸焰舔着木片，灶膛一会儿就红起来。一本书发一次灶膛。


杨绍全看着老婆撕书，一页一页撕，也不敢发作。书撕起来，发出沙嘚沙嘚的声响。


4个月，他的书烧得一本也不剩。






这年春节，杨绍全来我家，和我父亲喝了一餐酒。有天，他又拎了一个大布袋来，布袋里有3个档案袋，一个档案袋装了6本誊写工整的手抄本。翻开看，是他自己定稿的诗集。


他把我拉进房间，说：“这几本诗稿，我藏在破棉絮里，蓝英没找出来，总有一天，她会找出来把诗稿烧了。你得替我好好保管。诗稿有一股霉气，可能是窝在破棉絮里太久了。”


我说：“这个责任太大了，我会单独锁在箱子里，也不让我爸找到。”







麻将馆一直在开，不能看书的杨绍全就在厅堂的墙上挂了一个电视。


他躺在躺椅上，盖一条小毛毯，听着麻将声，架起脚看电视。再好看的电视，他也看不了两集，闭着眼睛打瞌睡，歪着头，翻出厚厚的嘴唇。嘴唇不再是红红的，而是红白相间。


白天去营房，晚上守麻将馆，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多年。


待儿子吊虫上学后，杨绍全把他叫到身边，说：“我现在教你写诗，写诗是老师教不了的，你以后做一个大诗人。”


蓝英一把拉过吊虫，说：“千万别学你爸，写诗写到30岁还找不到老婆，你就是以后打流，也别去写什么诗，你就是去做一个讨饭佬，也别去做一个大诗人，我不能让你被你爸祸害了。” 惹得麻将客们一阵哄笑。


吊虫像他妈，粗壮，结实，黝黑，有一身好力气。






营房在2004年搬迁了，没了人，一把挂锁锁了门。


闲下来的杨绍全，除了守麻将馆，有更多时间下地干活，他头上顶一个粗篾青编的粪筐。他用粪筐当太阳帽，或当斗笠。粪筐可以装猪粪牛粪，也可以装草料白菜萝卜脏衣服。没东西装时，回来的路上可以捡干树枝捡烂铁。


粪筐大，身子小，人就显得变形。他手上握一把草刀，走路一摇一摇，粪筐一晃一晃。他是村里唯一顶粪筐的人。


2005年4月，县里请诗人舒婷来讲学。清明我回家扫墓，去杨绍全家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正在打王炸，掰着扑克牌，皱着鼻子，香烟熏得他半眯着眼睛。


他扔下牌，给我泡茶，说：“我就不去了吧，她的诗，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我再也没说什么。喝了一杯茶，起身走了。


柿子树离我家有一里多路，黑灯瞎火。我抬头看看天，星星不断爆出天幕，星星也不断隐于消无。水色的天光，有些荡漾。饶北河的风幽凉。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他家。






后记


后来，听说杨绍全的儿子吊虫2012年初中毕业后，在家混了一阵，便去了温州的地下赌场，跟着同村一个叫捞梨仔的人混场子，也真是应了他母亲当年的话。


2015年正月，我建新房，清理物件时，无意翻出杨绍全藏在我木箱子的三个档案袋。杨绍全的手抄诗集，有些霉变的气味。他黑色碳素的笔迹，在纸上，像一张模糊的脸。我叫侄子打电话给杨绍全，叫他来我这里。他骑一辆旧电瓶车，突突突，一下子就到了。


他眯着熬夜人惯有的通红眼睛，望望我，说：“啥好事？”


我拿出三个档案袋，说：“这是你的诗集，你拿回去吧。”


“你保管得这么好啊。我都忘记了。我留它干什么？你用它发灶膛吧，很好烧，一下就烧没了。”


他发了一支烟给我，拍拍身上的烟灰，档案袋也没接，说，“正月，客人多，店里忙，我先走。” 突突突，骑电瓶车就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