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收丨对联在明代

叛爷888

来源：《楹联博览》2021年第8期
作者：咸丰收（曾任西南某民办高校图书馆负责人，主要从事对联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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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种文体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龙榆生先生在《词学十讲》谈到词曲之兴时，就表达了这一观点：“词和曲的体制既然是由来已久，为什么直到唐宋以后才大量发展成为定式呢？……这种近体诗，本身就富有它的铿锵抑扬的节奏感，音乐性异常浓厚。恰巧我国的音乐，到了这时，也在呈现着融合古今中外、推陈出新、逐步达到最高峰的繁荣景象。这样相挟俱变，推动了燕乐杂曲和长短句歌词的向前发展。……从此，由隋唐燕乐曲调所孳乳寖多的急慢诸曲，以及结合近体诗的声韵安排，因而错综变化作为长短句，以应各种曲拍的小令、长调，也就有如‘百花齐放’，呈现着繁荣璀璨之大观了。”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诸种文学的发展一样，对联作为独立的文体成熟于明代，看似偶然，却也必然。究其原因，或有以下三点。

    一、深厚的风俗积淀

    关于对联起源于桃符一说，由来已久，也确凿有据。宋代的桃符是木板制成，一般有大小两种，小者为“桃梧”，大者为“桃板”。大的桃符多是空白，恰好可以作画或书写，其上涂写的内容是比较自由的。宋黄震《黄氏日抄》中的《致政修职孙君墓志铭》记载道：“日与亲朋觞咏其间，诗思清婉，非屑屑晚唐体而自与，四灵合才之得于天者。如此临终之日，尚手题桃符诗。”宋张端义《贵耳集》提到自己写桃符之事，“书桃符曰：‘江湖且过，诗酒丛林。’”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记载道：“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宋金之交，元好问在《续夷坚志》中也说：“钦叔梦人与桃符二，上写：‘宜入新年，长命富贵。’”看来，当时桃符上所写的文辞多为诗和吉语。

    至于在桃符上题写对仗的两行文辞，应该是有着从偶然为之到刻意为之的一个过程。五代蜀主孟昶曾“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馀庆，嘉节贺长春。’”一直以来，此说广为散播且影响深远。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则提到：“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绘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这两则文学故实看似偶然，却开启了后世桃符与对仗文字的融合之道。想来是受到孟昶、孟玄喆以对仗文辞题写桃符之影响，宋元以来，文人墨客莫不参与其中，开始试着将两行对仗的文辞题写于桃板之上。如苏轼、洪俞舜、楼钥、刘震孙、韦居安、廖药州等人题写桃符的尝试，都被当时的人们记录了下来。这才产生了春联的鼻祖为“桃符”之说。

    此后的元代享国虽不足百年，此种风气仍未断绝。如果说宋代桃符有可能是吉利话，有可能是几句诗，元代的春帖却真真切切地成了对仗的两行文字，并且还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春帖。比如，元蒲道源《闲居丛稿》收录了包括“日月大明黄道阔，星辰髙拱紫垣深”在内的十四副自作春帖。另一位元代文人虞集《道园学古录》也收录了包括“华盖北瞻天帝座，蓬莱东拥道家山”在内的自作门帖十四副。

    到了明代，以对仗文字题春祝福的风俗进一步成型固化，并产生了“春联”这一称呼。目前来看，“春联”一词最早就出现于明刘昌所撰《县笥琐探摘抄》以及明王锜所撰《寓圃杂记》两书中。刘昌生于1424年，王锜生于1433年，。两人都生于明初，所见所闻当真实可靠。刘昌所撰《县笥琐探摘抄·借酒诗》记载道：“予尝至其第，见其厅事春联曰：‘东坡居士休题杖，南郭先生且滥竽。’后堂曰：‘片言曾折虏，一饭不忘君。’盖东谷尝从兴济伯、礼部尚书杨忠定公善奉迎銮舆，故云。其东偏曰：‘乾柱西山笏，闲开北海尊。’其西偏曰：‘长身惟食粟，老眼渐生花。’”。看来，“春联”一词，在明代初期就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明叶盛撰《水东日记》卷六《春帖征兆》提到：“京师印卖春帖，有曰‘雨露有恩沾万物，乾坤无处不三阳’，好事者遂以为用三内相之征。旧又有‘金台千古地，正统万年春’之句。丁丑冬，忽复印行，新年乃有复辟大事。盖是年，京闱秋试策亦及‘正统’，内阁大臣因子不预选，又重加笺注，则亦岂偶然哉！”由此可见，明代正统时期（一四三六-一四四九），大量印买的春帖就已经完全是对仗的两行字。再者，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印买的对联类书。如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刊刻分类对联的疑似托名摘趒轩刊冯梦龙增编《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此冯本《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在六卷上收录“巧对上（或称联类<附古今对>）”共收录有三十则联话。六卷下分五集，刊列六十类对联若干，名为“金声巧联”。

    自宋逐渐成熟，至元明而定型，应是春联这一对联文体的大致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深厚的风俗习惯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春联外，宋元明时期的铭旌与旗联也在实用中慢慢向对联靠拢。元代撰修的《宋史》列传第一百一十九之“宗泽·赵鼎”记载了赵鼎自书铭旌云：“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一九八六年七月，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西路茶园山小学南宋无名氏墓地发现四副铭旌各有四副挽辞，一为“铜竹昔时膺凤诏；风云他日趣鳌头”，一为“军民上下咸思德；赏罚分明善用人”，一为“”正直忠良摩万姓；宽仁骨鲠劳三军，一为“军民揾泪持杯送；无福登消好帅君”。以上铭旌用语，除“军民揾泪持杯送；无福登消好帅君”外，其余全为对仗文辞。明叶子奇在《草木子·谈薮》中曾记载了元代程雪楼一事：“程雪楼为闽守，任满归，民有献箭旗者以百数，公於内取其一联云：‘闽中有雪方为贵，天下无楼如此高。’”据此可知，当时的人们在箭旗也有书写对仗句的习俗。除了以上这些例子，彩旗书联在明人的日常生活中更是屡有使用。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记载有丘浚用彩旗“江右贤科，十回虎榜魁天下：西昌文运，三应龙洲过县前”迎接老师曾彦复进士的事情。明吕毖《明朝小史》记载有为讨好太监魏忠贤，有人在迎其像时旗上书对联：“至神至圣，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常明。”明沈榜在《宛署杂记·乡试》中还详细记载了当时举行乡试时的物资准备，提到过“礼生写榜纸四刀，写彩旗联句红绿黄毛边纸一百八十张，销金红礼帖并套二百九十个，销金酒托箸签四十副。”可见，明代的旗联使用是很广泛的。这种普遍自发而又不断推陈出新的创作行为，也为对联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优渥的政治氛围

    受科举考试及日常行文骈俪化的影响，唐宋以来，人们开始关注对仗的俪句，渴求掌握对仗诀窍，写出奇思妙句进而在考试中夺魁取胜。文人士子的积极努力，让科举制度为对仗类文体的发展壮大注入了活力。自此，文人研习诗赋之风经久不衰。从唐代的官修类书《初学记》到宋代真德秀编《分韵四言对偶启蒙》，再到明代的吴默泉撰《音律启蒙》，又或清代李渔的《笠翁对韵》，因为科举考试及日常应用的迫切需要，让对句练习变得尤为重要，并成为古代文人修习的一项重要功课。整个明代，虽然提倡以八股取士。但是，对句之风，较之前代尤为炽烈。各种对类书籍亦是不断被刊刻翻印。这与明代优渥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因为整个明代，皇家似乎和对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末钱谦益在《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记载了元末红巾军起义旗联制造声势之事：“十一月，河南陷，河南廉访副使俺普遁。刘福通遣将分略河南、山东、河北，大书旗联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远迩传闻，元都大震。（《秘阁元龟政要》）”同样在这本书中，钱谦益还记载了另外一则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关的旗联之事：“先是十月，太祖亲领马步数万众，一马军兼二步军，征浙东，悬金牌镌云：‘奉天都统中华。’至是，克婺州，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傍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元末明初俞本《纪事录》）”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还记载过万历年间，镇压哱拜之乱时，朝廷“露布中云：‘仿佛禄山之强,不灭宋江之勇。’”这些事件串在一起，可以让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了对联在明代政治生活中的普及应用。而且，在明代十六位皇帝中，朱元璋、朱允炆、朱棣、朱瞻基、朱祁镇、朱见深、朱佑樘、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钧、朱常洛、朱由检这些皇帝，要不有对联故事流传，要不就有对联传世，不经意间带动了明代对联的产生发展。《明武宗实录》记载有：“丙午，上还自宣府……上意具彩帐数十，彩联数千，皆金织字，序词惟称威武大将军，不敢及尊号。众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称臣。”正德十三年正月丙午，明武宗朱厚照幸宣府、大同，迎战蒙古归来，即用过彩联。明张瀚撰《松窗梦语》卷五记载有朱厚熜喜好对联一事：“伊世子进黄白二兔，得温旨。淛直总制胡宗宪进仙芝一、玉龟二，谓产自天目，芝生其上，龟潜于下，亦得温旨。后龟死其一，世宗作一联云：‘玉恩降世增余寿，龟使升霄显尔灵。’仍命工部以杉为秘器，与白兔同葬。”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记载自己曾到京城阜成门外二十五里的嘉禧寺游玩，见“方丈悬神宗御书联，笔法用颜真卿。僧云，初年笔也。”《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记载了万历皇帝赏赐张居正对联一事：“甲子，大学士张居正以建楼堂尊藏宸翰，奏请钦定额名。上赐楼名捧日，堂名纯忠，命工部制扁悬安。以居正素秉廉节，特赐公费银一千两，仍降手敕温谕赐御书对联，居正表谢复优诏报闻。”明太监刘若愚结合亲身经历在《酌中志》写到：“光庙于讲学之暇，好挥洒大字扁额、对联，以赐青宫左右，虽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亦钤东宫，亲笔图书不载年月者，即光庙潜邸之御书也。当轴亦宜奏请访购，以备一代宸翰可也。”这一段文字，记载了明光宗朱常洛受其父神宗影响，喜欢写对联。”明末清初谈迁撰《谈氏笔乘·宸翰》记载有朱由检亲赐对联于臣子之事：“戊寅六月，御书楹帖赐扬州盐曹太监杨显名：‘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熏。(私第)’‘台上清霜凌草木，军中杀气动旌旗。(公署)’每对用玺六颗，遣官驰赐。”这些零星的文献记载，清晰地反映了对联能在明代产生的政治因素。

    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还提到了：“凡文华殿前后柱上对联，亦张文忠进献，王庭策等所书写。其文曰：‘念终始，典于学，期迈殷宗；于缉熙，殚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图，考帝文，九寓化成于几席；游礼阙，翔艺圃，六经道显于羹墙。”又曰：‘四海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万几清暇，瑶编披览惜三余。’又曰：‘纵横图史，发天经地纬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将之益。’又曰：‘西昆峙群玉之峰，宝气高腾册府；东壁耿双星之耀，祥辉遥接书林。’”这些张居正进献、王庭策等人书写的对联应该顺带也启发了后来的清朝皇宫悬联。《明史》志第五十《职官三》也曾提到“中书房，掌房一员，散官无定员；掌管文华殿中书所写书籍、对联、扇柄等件，承旨发写，完日奏进。”可见，对联在明代是得到以皇帝官员为首的时人们的认可的。



    三、广泛的社会应用

    宋元时期桃符春帖大行其道，铭旌旗联亦与之遥相呼应，这时期的两行对仗文字正在逐渐成型，促成了明代对联文学的产生。从明代开始，对联被广泛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举凡节庆、馈赠、题署以至于哀挽、祝寿，都可见其身影。

    明代对联的发展，源于当时社会繁荣下，朝野之间的交际需要。皇帝给臣子赏赐对联以示褒奖、朝臣进献对联以讨好皇帝的事例在明代屡见不鲜。《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记载王锡爵向万历皇帝请赏对联一事，很是有趣：“皇上手札直草无不精妙。今日偶阅翰林官所撰年节赏人对联，忽起贪心，意欲求皇上万几之暇，手书五字或七字一联，训勉臣等，令得奉为传家之宝，亦不枉臣等一生之遭遇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翰林应制》则记载了大臣进献对联的事情：“今上大婚以后，留意文史篇什，遇元旦、端阳、冬至，必命词臣进对联及诗词之属，间出内帑所藏书画，令之题咏，或游宴即宣索进呈。”

    明代对联的繁荣，还表现在对联被刻挂张贴于各处。至迟至明代中后期，举凡州府县衙、宫殿庙宇、楼堂馆舍，已经可见“园阁联”“衙宇联”。明徐弘祖在《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中，记下了他在湖南衡阳石鼓山的所见：“乃二石柱，旁支以石，上镌对联，一曰：‘临流欲下任公钓。’一曰：‘观水长吟孺子歌。’非石鼓也。”另一位文人刘侗曾到京城定国公园游玩，“入门，古屋三楹，榜曰太师圃，自三字外，额无扁，柱无联，壁无诗片。”可见当时柱有联，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从宋濂铭于楹之“积丘山之善，尚未为君子；贪丝毫之利，便陷于小人”，到吕维祺写下“人只此人，不入圣，便作狂，中间难站脚；学须就学，昨既过，今又待，何日始回头？”，对联已经挂上了当时的楼堂馆舍，进入了文人们的精神生活，成为了百姓的日常家用。从陈敏之书联“四万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滩上闲官”于徽州歙县衙，到陈幼学为湖州官舍题写下“受一文枉法钱，幽有鬼神明有禁；行半点亏心事，远在儿孙近在身”，对联已经挂上了当时的州府县衙。一代明朝官员用对联净化着官场，引导着当时的仕风。周亮工在《闽小记》卷二《三苏祠联》中提到了我们所熟知的一副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而这副联的作者就是明代福建长泰人戴燝在四川为官时所作。

    明代还将对联用于墓地、祠堂等纪念场所，以表达哀挽之情。明谈迁《谈氏笔乘·汪清木首》载：“太祖姊二，曹国长公主适李贞，太原长公主适汪清。清从征陈氏战殁，葬盱眙县西八十里牧羊山，刻木首殉之。飨堂柱帖：‘帝乙联婚，戚里恩波流世泽；鄱阳取捷，康山庙祀报奇勋。’‘为国捐躯，千载忠魂扶社稷；相夫委质，万年义冢壮山河。’”这两副用于飨堂的对联称之为挽联，也丝毫不为过。明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卷之六《圹对》中记载到：“吴明卿自作生穴，旁为祠，题其柱曰：‘陶元亮属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刘伯伦荷随行之锸，且醉且醒。’明年登七十四，方贺者履不绝于户时，语二子，事小定，且自为志。无何遂卒。”这副自题生圹的对联，是不错的自挽联。托名摘趒轩刊冯梦龙增编的《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六卷下，分五集，集中刊刻了六十类对联若干，其中第四集就有“挽男子联”“挽内联”“挽道联”“挽僧联”四类。可见，明代中晚期，挽联已经在社会广泛应用。

    梁章钜认为寿联之始，可溯之于宋代。其实《楹联从话》所谓宋人之寿联，实为寿诗之摘句。真正出现“寿联”二字，目前来看最早也是明代。明末余瑞紫曾根据自己身陷张献忠起义军的经历，写有《张忠献忠陷庐州纪》一文提到了“寿联”一词：“次日赏各将官，人人趱起，赶九月十八日与八大王贺寿。先十六、十七两日预祝，自辰至酉唱红、饮酒、大吹大擂。正席排列八洞神仙，堂上悬百寿锦帐，山柱上贴大红缎金字寿辰联，云：‘天上命明君，曾见黄河清此日；人间寿新主，争睹嵩岳祝千年。’此林山人作也。屏门上寿联：‘开江左以奠基，欢同万国；跨海内而定鼎，寿祝千龄。’此彭贡生作也。其顶上俱用绸蓬搭就，地下纯用毡条盖铺，庭外明楼总用色绸裹成，真果壮观好看。十八日正寿，门前双吹双打、大炮震天，说不尽的热闹。十九日亦如是。二十日还要唱戏，待那小头目的酒，予晚去看，绝不闻声。”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寿联”名称记载。《增补批点图像燕居笔记》六卷下，第四集同样有“庆寿联”、“寿醮联”两类。我们可以推想，至迟到明代中晚期，人们也已经开始用对联祝寿了。

    从目前现有资料来看，蜀晋鲁赣、江浙苏杭，明代各地文人无不有对联放入文集中。如《小窗幽记》《娑罗馆清言》《谢华启秀》《偶谭》《罔措斋对联》《半九亭集》《中麓山人拙对》《中麓山人续对》等对联汇集本的大量涌现，绝非偶然，应是当时文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竞胜的结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古籍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其中仅有三十多种明代书籍涉及到对联或者对仗。我们可以推知，会有多少对联文集被埋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另外，明代刊行量极大的以《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今古奇观》为代表的诸种小说也均已出现了张贴的实用对联。而这些，也恰巧是明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