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史间道》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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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见此强帖，惊为天之，不敢独享，恭敬转发而已。

史间道（一）
　　
　　发表者: duoyu
　　
　　近日文章多烟火气。即日起，收心养性，不再作文，续帖我新整理之“史间道”。
　　
　　抗战胜利后，汪精卫坟墓被炸毁，据说陪葬品惟有陈璧君亲手盖上的“魂兮归来”的白幡和一本手书诗稿，其中有一首《自嘲》诗，字迹歪斜，想是绝命之作：“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1922年6月，北洋政府徐世昌总统下野，乃回乡隐逸，诗酒自娱：“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钓徒。”此中有飘然出尘的快意
　　
　　
　　当年袁世凯意欲称帝，其次子袁克文呈上一诗云：“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世凯彰德隐居时，韬光养晦，故作淡泊洒脱状，作有《自题渔舟写真二首》，其中有“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句，险些将其心思说破。
　　
　　
　　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遭失败，七十二侠士枉洒青春热血。黄兴痛不欲生，为祭奠英烈，填《蝶恋花·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词一阕：“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
　　
　　
　　相传黄兴当年常配一印，印文曰：“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
　　
　　
　　孙中山曾说：“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我是第二。”
　　
　　
　　“文革”中，林彪红极一时。徐海东病中卧床，见一传单言林彪“出生贫农”，徐以掌拍床曰：“放屁！”“胡说！”夫人急劝之：“林彪现在是副主席，可不能乱说。”将军说：“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红军时期，我打过林彪家的土豪，四五间新瓦房，十几台织布机，怎么会是贫农?”
　　
　　
　　1934年春，徐海东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彭玉麟面容清癯，声音细微，但每一盛怒则令闻者不寒而栗。某次，彭巡阅长江水师至皖，遇有乡民状告李鸿章的侄子李某抢夺民妻。彭大怒，立刻命人将其逮来。当地官员闻知此事，赶紧上门求情，皆不准。有安徽巡抚某公也来打招呼求见，彭一面接待，一面暗中吩咐人等将李某杀头。巡抚前脚刚走，李某即已人头落地。彭又给李鸿章修书一封，内言：“令侄坏公家声誉，想亦公所憾，今我已替公杀之矣。”李鸿章只得复书言谢。
　　
　　
　　林则徐遣戍伊犁时，王定九以其熟悉水利，特请留下一起督办河工。河工合龙之日，王宴客，忽传圣旨到，则曰林则徐于合龙之后仍需往伊犁。王与众宾客皆惊骇不已，独林公神色自若，即日怡然就道西行。
　　
　　
　　李鸿章虽久居显要，但有当面提意见者，亦能深自引咎。李曾在签押房手书一联云：“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某次，某县令觐见，行半跪礼。李拈须仿若未见其人。既坐定，李问来人何事求见，某令说，听说中堂最近患目疾，特来省视。李嗤其说荒谬。令说，刚才下官向中堂行礼，而中堂视而不见，恐怕目疾已深。李一听，为之举手谢过。
　　
　　
　　王文绍与刚毅同在枢密为官，某次，刚毅在拟定的奏折旁加上“毋蹈积习”四字，却把“蹈”误写为“跌”。王见之，乃取朱笔将“跌”字圈出，并在旁边楷书一“蹈”字，辞色始终不变。
　　
　　
　　张百熙爱才如命，但不喜欢谄媚之徒。有一次，张的小妾染病，素为张所看重的某人乃设香案于家中，天天为之祈祷。张闻之曰：“我素爱其才，乃不知其德。”言至此遽止。自此，虽貌似重之，但已不如以往之殷挚矣。
　　
　　
　　黎元洪做大总统后，以段琪瑞为内阁总理。一日，段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议事，意见不合，段拂袖而去，某阁员亦咆哮大怒。而黎却神色悠闲，若无其事。
　　
　　
　　光绪年间，日本进攻台湾，沈葆桢奉命巡台，与日本司令官西乡从道相见。沈说，中日两国海军放在萌芽状态，不宜开战，否则会让西方列强看清各方底蕴。不如各自撤军，二十年之后再见高下。西乡大为感动，遂罢兵。二十年中，沈葆桢为筹措海军军费费尽脑汁，而慈禧太后却移尽北洋军费修筑颐和园，南洋军费也被左宗棠移作治理河工。甲午一战，清兵大败。战后，沈葆桢之孙沈翊清赴日阅兵，西乡犹在。他告诉翊清说：“日本海军能有今天，实在不敢忘记令祖的赠言，惜其人已不在。且贵国任事者不能竟其遗志，实在可惜。”
　　
　　
　　彭玉麟评价俞樾说：“其淡如菊，其洁如莲。”
　　
　　
　　左宗棠好以诸葛亮自比，自诩料敌如神，能明见万里之外。与人书札，也往往自署“老亮”。某属吏调侃说：“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又言近人好以诸葛自比者甚多，“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左氏闻之，甚不悦。
　　
　　
　　戊戌年间，光绪帝奋发自强，欲广求人才。一日，光绪问翁同龢：“卿与康有为相比以为如何？”翁曰：“康之才胜臣百倍。”
　　
　　
　　曾国藩驻军安庆，有戚某前来投靠，衣服蔽素，行李萧然，沉默寡言，一看即是由田间而来。曾国藩爱其才，将其留下任事。某日会餐，戚某碗中有一稗粒，将其捡出后方食之。曾国藩看在眼里，随即遣人将其送走，并说：“此人本是一乡人，辍耕来营不过月余，而即有此举动，我怕他见异思迁，日后反受其累。”
　　
　　
　　黎元洪在鄂为协统时，曾写一春联曰：“大泽龙方蜇；中原鹿正肥。”其豪情奇气已跃然笔端，识者料其绝非池中之物。
　　
　　
　　吴研人自号我佛山人，神宇轩然，一望便知为高逸之士。吴氏下笔千言，不加点窜，且往往静夜写作，写爽了才稍作休息。传其以酒代粮，往往一个多月不吃一顿饭。
　　
　　
　　袁世凯额广颧高，目光威严，躯干宏伟，算得上一美男。然而他两腿甚短，不成比例，举步遂有蹒跚之态，时人戏称为“半截皇帝”。
　　
　　
　　易实甫自称“三十余年内，初为神童，为才子，继为酒人，为游侠。”甲午战时曾两度赴台帮助刘永福抗日。工诗词、骈文和联语。自谓“或古或今，或朴或华，莫能以一诣绳之。” 晚年曾筑一屋在庐山上，榜其门曰：“纳于大麓，藏诸名山。”
　　
　　
　　彭玉麟在咸、同诸帅中，人格颇奇。晚年不肯任封疆，颇有功成辞爵之概。又好与名流酬酢。其没也，王闿运哭之以联云：“诗酒自名家，更兼勋业烂然，长增画苑梅花价；楼船欲横海，太息英雄老矣，忍说江南血战功。”“血战”而不“忍说”，言外之意，不赞同其残杀同胞之功矣。
　　
　　
　　张之洞之死，朝野痛惜，挽章极多。惟王闿运一联言之哀怆似有馀痛：“老臣白发，痛矣骑箕，整顿乾坤事粗了；满眼苍生，凄然流涕，徘徊门馆我如何。”
　　
　　
　　晚清王公贵族嗜戏成癖，肃亲王善耆亦未能免俗，他曾与名伶杨小朵合演《翠屏山》，肃亲王饰石秀，杨小朵饰潘巧云。当演至巧云峻词斥逐石秀之时，石秀抗辩不屈，巧云厉声呵斥曰：“即令你是王爷，也非逐你出去不可！”闻此，满座皆惊，而独小朵谈笑自若。
　　
　　
　　胡雪岩大富之后，骄奢淫侈，其居住之杭州元宝巷，养姬妾极多。胡宅筑长巷数条，诸妾以次居其中，各占一室。每晚，侍婢捧出储满牙牌的银盘，胡随手拈得一牌，侍婢即按牌上所刻之姓名，呼入侍寝。
　　
　　
　　袁世凯预谋帝制，时蔡锷尚在京师，袁防之颇严。蔡于是日日纵情邪游，待防备渐熟，以计脱离虎口。当袁听说蔡锷已至日本，乃抚膝而叹曰：“悔不早扑杀此獠也！”
　　
　　
　　沈增植为官清介，任安徽布政使时，有以苞苴进献者，沈严拒之，说：“我一日在任，你就休想作此事。”众皆缩手相戒，不敢再作尝试。
　　
　　
　　袁世凯慷慨好施，寒士多依其为生。某次，徐世昌（字菊人）往游其别墅。门人外出，袁正在书斋读书，徐直接闯入，与袁交谈，二人互相倾服，遂定交。徐家贫，袁资助他入都应试，成进士后，对其更加器重，尝对人说：“菊人，妙才也。”
　　
　　
　　丁宝铨曾为清末疆吏大吏，晚年侨居淞滨，课读诸子，不问世事。袁世凯做总统后，任命丁为水利局总裁，丁坚辞曰：“老朽不堪为世用，毋相逼太甚。”
　　　　
　　
　　宋教仁幼丧父，家贫，刻苦好学。长游日本，历十余年未曾回国。其母年七旬，思子情切，常写信促归，谓其“知有国而不知有家，知有亲爱同胞而不知有生身之母”。宋往往捧书涕泣，长夜不眠。
　　
　　
　　袁项城征沈家本任司法部长，沈婉辞，袁曰：“这是大家的意思，若不将君名列于国务员单内，恐失人望。”沈曰：“若实在没办法，就注明以病坚辞。”不多久，袁使其长子克定再次敦劝其出山，沈正色曰：“宁死不做官。”
　　
　　
　　张謇曾卖字助学，有人问他：“公何处不可搜集些钱来，而必靠腕力以成事，何也？”张说：“我哪里是不想他人来助？但必须先竭尽我本人的力量，方可再求助于人，如此我心才安。”
　　
　　
　　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有八不之规约：不吃烟、不饮酒、不食肉、不狭邪、不赌博、不置妾、不作官吏、不为议员。但最后坚守弗渝者实在罕见。
　　
　　
　　宋教仁任农林部长后，有一次去见袁大总统。袁见他西服敝垢，问：“君着此服已几年？”宋说：“留学日本时买的，已穿十年了。”袁感叹良久，赠以银摺扣，说：“钱不多，可为君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何故，宋说：“贫者士之常，今骤然富贵，哪能忘其本？衣服虽褴褛，但尚可蔽体，没必要太华丽。”袁叹曰：“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也。”
　　
　　
　　刘师培随端方入蜀，端遇害后，刘闻风逃往沪上，仇党追杀之，章太炎为之鸣冤说：“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刘因此得免。
　　
　　
　　袁世凯治军严明，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群卒闻之悚然。
　　
　　
　　赵秉钧曾误呼陈宧为宦，闻者皆窃笑，赵顷刻悟出，乃说：“我口拙，此是一缺点。”
　　　　
　　
　　《国民公报》主笔徐佛苏曾说：“中国势不能不革命，革命势不能不共和，共和势不能不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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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对狄楚青说：“近日心中悟得一妙理，凡人之害我者决不可存报复之心。报复之心犹如毒箭，射出去还会再返回来，因之，报复无异于自杀。”狄曰：“此义微妙，非公不能道。”
　　　　
　　
　　民国成立后，政府授为参政，于式枚坚辞不受，并拟一联悬于户：“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杨渭叟说：“读书达理方知惭愧，读书多方多知惭愧。鲜读书未必知惭愧，不读书断不知惭愧。”
　　
　　
　　袁世凯创设参政院，罗致遗老为参政。有对此批评者，袁解释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严范孙被命为教育总长，坚卧不起。政府咨询其用人问题，严对曰：“任官惟贤，当求与时势适宜之人与之图治。”
　　
　　
　　袁世凯想让杨度任教育总长，杨坚辞不受，袁问：“君是不是嫌此官阶太小？”杨对曰：“教育闲曹，吾愿帮忙，不帮闲。”
　　
　　易实甫闲居乡下，贫困不能自存，其乡人袁某与之善，问：“君能屈志小就否？”易对曰：“枯鱼入水，岂遑择流？穷鸟奔林，乌暇问木？”遂荐为印铸局参事。
　　
　　
　　杨星川历任铁路银行要差，但交游甚寡，有客问其故，杨曰：“交不贵多，得一人可胜千百人。予生平知己，杨季子一人而已。”
　　
　　
　　柯劭忞辞去参政院参政，有人问其故，柯曰：“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唐继尧以平黔乱功被任为贵州都督，时年方二十三。蔡锷病后，推荐唐取代自己，任云南都督，俨然西南首领。有客说：“君年逾冠即任封疆大吏，实乃古今罕见。”唐说：“甘罗为秦上卿年甫十二，余视之有愧色矣。”
　　
　　
　　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留下“以不才之才为无用之用”一语，袁大总统笑曰：“卓如非不才，总裁实无用。”
　　
　　　　
　　
　　袁世凯屡请康长素进京，康坚辞不去，袁以词致之曰：“京洛故人，河汾弟子。咸占汇进，宏济艰难。爱国如公，宁容独善？”康答曰：“问道求贤，三征未已。猥以衔恤，未酬隆情。情岂忘于忧国，而创深巨于思亲。”
　　
　　
　　康有为参与丁巳复辟之谋，人问之，则曰：“吾固保皇党首领，保皇即保清，是以主张复辟也。”
　　
　　
　　程雪楼乃沪上居士名流，某次，去常州天宁寺游玩，指一沙弥曰：“和尚何以不应有发？”沙弥曰：“为除烦恼而做和尚，岂能不削去三千烦恼丝？”因问程曰：“公亦和尚，何以有发？”程曰：“余万念都泯，不觉烦恼，虽做和尚而烦恼丝可去可不去。”
　　
　　
　　梁鼎芬写信给吴子修云：“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吴说：“趣人趣语。”
　　　　
　　
　　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京师龙泉寺，袁虑其以文字煽乱，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说：“武则天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
　　　　
　　清末名士俞恪士结庐西湖，以年来花柳剪伐日少而西式楼阁渐多，笑对客说：“西子虽趋时作欧美装束而丰韵犹存，洵不愧绝世佳人。”
　　
　　
　　李经迈是李鸿章的幼子，其出身为庶出，是姨太太莫氏所生。曾充出使比利时大臣。辛亥革命后，李经迈隐退寓居上海租界，洋房洋车，是著名的丁香花园的主人。曾有客问李经迈：“最近往来者都是何等人？”李曰：“闭门谢客，拥书自乐久矣，朝夕往来于室者，一猫、一犬耳。”
　　　　　　
　　
　　王治馨本来是袁世凯家的账房先生，袁世凯做民国大总统后，王躍升为京兆尹，后因渎职被袁所杀。袁杀掉王治馨后，有一次陆军中将陆建章进见，袁问他：“尊容何故消瘦甚？”陆对曰：“兔死狐悲，唇亡齿寒耳。”袁色变。
　　
　　
　　辛亥军兴，国人颂功绩者，盖有六人：黎元洪威振江汉，天下向风；林述庆身先士卒，百战百胜；唐绍仪舌战群英，心力俱瘁；伍廷芳弭定共和，百折不回；段琪瑞首请逊位，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
　　
　　
　　林述庆少年倜傥有大志，曾愤然曰：“男儿居今不学万人敌，顾以文书终，耻孰甚焉。”于是挺身投福建武备学校。
　　
　　
　　樊樊山才思敏捷，下笔千言。其师张之洞七十诞辰，樊尽一日夜之力撰骈文二千余言为之祝寿，有句曰“不嘉其谋事之智而责其成事之迟，不谅其生财之难而责其用财之易”，张阅至此段，掀髯笑曰：“二百年来无此作。”
　　
　　
　　梁鼎芬与吴补松二人友谊弥笃，尺笺往来不断，梁曾致吴曰：“雪屋孤臣，此心千里。何日良晤，重与论文。”
　　
　　
　　廖季平所著《公羊论》与其师王湘绮《公羊笺》陈义多有不合处，湘绮对季平曰：“睹君此作，吾愧弗如。”
　　
　　
　　易培基曾结庐白沙泉畔，闭户读书，校定经典五十种，并著文纠正王湘绮《公羊笺》之误，杨惺吾评价其“大著捶碎湘绮楼”。
　　　　
　　军机大臣那桐为母贺寿，召三弦名手王正如弹风流焰口，王说：“此不祥之词，怎能为太夫人贺寿？”那颇不悦：“这是你的想法，我从未如此想过。”王出谓人曰：“那中堂实为不孝之人，母寿而乐闻不祥之声。”
　　
　　
　　王士珍患病，袁克定前往探视，趋前下拜，王略一举手，袁颇不高兴，说：“我又非你的下属，为何回礼如此不周？”王说：“我是你父亲的朋友，论行辈可答可不答，你虽高贵，但与我无关，我不能失序以取媚。”
　　　　 　　吴佩孚与曹锟同在京中治军，曹常戎服佩刀，望之凛然。吴则便衣布履，手执唐宋人诗，吟哦不断，曹讽之曰：“书呆子。”
　　
　　
　　张勋入京觐见，袁世凯召入居仁堂，共讨论大政。张于国计民生侃侃而谈，袁击节叹曰：“血性男儿，血性男儿！”
　　
　　
　　康有为说：“梁任公高峙岳立，国之栋梁。”
　　
　　
　　袁世凯称其最亲信者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徐世昌雄才，杨杏城逸才，严范孙良才，赵智庵奇才，张季直槃才，孙幕韩隽才，阮斗瞻清才，周辑之长才，梁燕孙敏才。杨度善辞，王揖唐善谋，张仲仁善断，曹汝霖善计，陆宗舆善策，章宗祥善治，汪衮甫善政，金伯屏善文，顾巨六善道，施鹤雏善事。福将王聘卿，主将冯华甫，重将段芝泉，儒将张金波，老将张子志，猛将张绍轩，守将田焕庭，勇将曹仲三，大将倪丹忱，战将段香岩，健将雷朝彦，胜将陆朗斋，强将江宇澄，骁将田韫山，武将陈二庵。
　　
　　
　　徐世昌初与袁世凯相识时，二人都还是少年，袁问徐：“我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徐说：“诸葛亮。”袁说：“哪敢，那敢。”又说：“公他日功业名望当不在谢安、王导之下。”徐说：“安石、夷甫何许人也？以沙石比珠玉，令人汗颜。”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为北洋三大将，并有盛名，世称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对熊希龄说：“决以君领袖内阁，各部长我意中均已有人，君愿与之共治国事否？”熊对曰：“这些人才固佳，乃第二流角色耳。”袁问：“谁为第一流？”熊曰：“汪大燮、张謇、梁启超等是。”阁成，袁笑曰：“此第一流内阁。”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汪精卫一到北京，袁世凯即召见之，并待以殊礼。汪走后，袁对其子克定说：“共和功人有卤莽者，有激烈者，有粗疏者。如精卫之气度爽朗，功成不居，彼党中一人而已。”
　　
　　
　　徐世昌曾说：“黎元洪德量如曾国藩，旷达如彭玉麟，惜遇事不能当机立断。”
　　
　　
　　共和初建，袁世凯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以陈其美为部长，曹汝霖为国务员。章太炎闻之，电袁、唐说：“京外官僚中非无清刚晓练之士，何取著名鬻国之曹汝霖？发难首功非无稳健智略之人，何取弄兵潢池之陈其美？”袁阅电，对唐说：“共和伟人，当以此公为最爽直。”
　　
　　
　　顾维钧面白如玉，袁世凯初见之，对其岳父唐绍仪曰：“令坦何处人？”曰：“吴人。”袁曰：“吴郡不独女子美，男子亦佳。”
　　
　　
　　张作霖少为盗魁，出没白山黑水间，术士某见之，说：“君贵相，他日功业当无量。”张信其言，下山投靠赵次珊，领兵千人，忠勇奋发，兵到匪除，官民交诵，遂擢为统领，改任督军兼省长，晋上将军，授东三省巡阅使。自此发迹。
　　
　　
　　某次，一丐持碗来到袁海观门前乞食，此碗视之乃精瓷，袁问他卖不卖？丐曰：“以此乞食，不愿售。”再问：“多给钱卖不卖？”丐曰：“丐除乞食外不知更有其他事业，要那么多钱有何用处？”袁氏颇为惊异，问姓氏籍贯，丐曰：“大地，逆旅也；万物，刍狗也，哪有什么姓氏籍贯？”说完远去。袁对客叹息曰：“此古之伤心人也。”
　　
　　
　　八指头陀主持天潼寺，某年，有人想侵占寺产，乃亲自到京师诉诸当局，但未的支持，愤而垂泪，遽然圆寂。圆寂前几日，留有诗云：“减余钵中食，息彼人中争。我身尚不有，身外复何营？”
　　
　　
　　沈幼岚一直想通过奕劻得以升迁，但屡次求见皆被拒。其乡人某御史笑对沈说：“奕劻之门不难进，但必须通过巨贿方可。”沈大悟，乃以二万银券亲授其门人，并说：“此是小意思，聊为王爷果饵之需。”门人入报，奕劻马上出迎于中门，沈且喜且惊。及辞，复送出门外。沈尤骇，对人说：“金钱魔力若是其巨耶？”未几日，即得升迁。
　　　
　　
　　王湘绮受袁世凯之邀任国史馆长，刚抵京，袁即以私家车迎入公府，集百官大开宴席为之洗尘。宴罢，互相道故，袁辞极卑谦。湘绮退而对人曰：“袁四真是可儿。”
　　
　　
　　载涛、载沣皆醇亲王之子，二人皆嗜戏，载涛更以《盗御马》著称，经常集家人串演。有一次，其母病笃，载沣前来探视。二人一见，载涛马上拉住载沣说：“正准备演《黄鹤楼》，缺一角色，二哥你来演周瑜正好。”载沣说：“我从来未学过武生，你又不是不知。”其母听到，拍床怒骂：“我都要病死了，你们还在歌舞娱乐，真死不瞑目矣！”
　　
　　
　　那桐发辫长垂，以示不忘故主。人问何以不剪掉？那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可以人而有头无尾乎？”闻者哗然。
　　
　　
　　易实甫别字哭庵，王湘绮嘲之曰：“事非一哭可了，况又不哭而冒充哭乎？”易报之曰：“我哭时你又未见，他人也未见，惟老婆见到而已。不哭，何得称哭庵？”
　　
　　
　　黎元洪曾对人说：“项城深沉过人。”闻者问：“他何处过人？”黎说：“我与之周旋两三年，从未曾听他说要做皇帝。”
　　
　　
　　段祺瑞筑宅于京师，其宏丽一时无两。段曾集朋好对弈其中，叹曰：“南面王不易。”
　　
　　
　　黎元洪退任总统后，继任者冯国璋拟每月以银币三千圆为退任总统之津贴，使人问黎元洪的意见，黎说：“总统任期五年，使退职者均有津贴，徒重加人民负担。余尸位一年，无功德于民，断不敢开此先例。”
　　
　　
　　康有为复辟事败后，杜门忏悔，拟筑园于歇浦，征求奇石异草、嘉花美木为点缀，有句云：“穷老无事，江山定居。天地既闭，松菊犹存。杜陵避乱则堂筑浣花，司马放还则园称独乐。将筑园林，与木石俱。”
　　
　　
　　徐班侯与汤蛰仙晚年都有声色之好，经常结伴流连伎寮，终日不忍离去。不多久，蛰仙死去，班侯虽踽踽独行而兴致不减。有人调笑说：“耆旧风流渐渐赊，蛰仙丰貌委尘沙。只余一个徐班老，白发飘萧郭四家。”郭四，暗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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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间道（二）
　　
　　
　　
　　1957年，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里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没有积极组织“鸣放”，是“死人办报”，并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延安时期，某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竟自称“老子天下第六”！他狂妄至此，也未敢称“天下第一”，因为排在他前面的是马恩列斯毛。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
　　
　　
　　对于1957年的“反右”，最平实的说法是：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总之都是预谋、蓄谋。
　　
　　
　　毛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对斯大林功过要“三七开”；毛百年之后，邓对他的评价如出一辙，也是“三七开”，明扬暗贬。
　　
　　
　　1948年，吴晗来到平山，请毛泽东为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看后，说，朱元璋的残酷暴虐正是其巩固权力之所必需。
　　
　　
　　叶浅予在其回忆录里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讲习班上，画家唐云问领导：“思想是自己的，怎么可以改造？”
　　
　　
　　1950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观礼的梁漱溟，目睹郭沫若率党外人士向毛泽东赠送锦旗，上书“我们永远跟您走”，内心极为感慨。
　　
　　
　　1949年，梁漱溟拒绝了毛邀其入阁的要求，说：“把我放在政府外边，监督政府，反而比我进入政府更为有利。”
　　
　　
　　黄永玉写信给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曹禺接信，想起王佐断臂的故事，长叹一声：“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这也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多太大了。让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啊！”
　　
　　
　　某次，人问曹禺最近在忙什么，曹说：“一天到晚瞎敷衍，说点这个说点那个，就是混蛋呗，没法子。”
　　
　　
　　1940年春，陈寅恪由西南联大赴陪都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会中，蒋介石宴请到会诸先生，陈寅恪初次见蒋，“深觉其人不足畏，有负厥职”。归而作诗，其中有“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看最高楼”句。
　　
　　
　　1952年院系调整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调任新北大历史系主任，引来诸多讽议，有人甚至明知故问：“翦伯赞是谁？我怎么没听说过？”
　　
　　
　　林彪自我爆炸之后，五七干校的氛围大为缓和。有一次，一个红卫兵对曾上交过上百份苦心经营的思想汇报的李慎之说：“老李，你真傻，那么认真地写思想汇报，其实，交到我们手里之后，头两次还看看，后来的收到以后，随手就扔到废纸篓里去了。”老李顿有所悟，但他却说：“当时，我敢不写吗？”
　　
　　
　　李慎之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
　　
　　
　　马一浮二十岁即先赴美、后赴日留学，曾带回德文版《资本论》一部，是把马克思著作“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一生的志业追求归结为一点：让一切西来学术统于六艺。“如自然科学亦统于艺，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而六艺又都统于孝经，统摄于一心。”
　　
　　
　　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评价鲁迅“颓废不适于斗争”，有人将此话转述给鲁迅，鲁迅哈哈一笑，说，除了也“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
　　
　　
　　胡适说，瑞典的高本汉以一部《中国音韵学》，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来的中国学者的纸上功夫；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的几处新石器遗址，便可以将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法国教师桑德华发现了一点旧石器，又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了几千年；周口店的一颗牙齿，经过步达生的化验，又把中国文化拉长了几万年。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陈寅恪说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
　　
　　
　　冯友兰说，对于中国哲学，自己是“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
　　
　　
　　李慎之说，一句“天理良心”就代表着中国哲学的精义，是“一句顶一万句”的。
　　
　　
　　1979年，政治空气渐趋回暖，读完四卷钱著《管锥编》的李慎之敬佩之余，登门前去道贺，说自己特别佩服钱钟书的“自说自话”，文中无一趋时语，一个字都没有理睬三十年来统治全中国的意识形态。钱听后淡淡一笑，说：“天机不可泄漏。”
　　
　　
　　钱诗：“凋疏亲故添情重，落寞声名免谤增。”
　　
　　
　　有一次，钱钟书对李慎之说：“西方的大经大典，我算是都读过了。”李慨然叹曰：“当今之世，谁还能作此言，敢作此语？”并谓钱是“最后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
　　
　　
　　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拿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拿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胡适认为，“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
　　
　　
　　沈从文悼念朱自清，说朱“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近于“历史中最称许的纯粹君子”，并哀叹他活得“太累”。
　　
　　
　　早在1945年公开批评胡风时，周恩来就曾对胡风有过两点忠告：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可惜胡风领会不够，终至带来更为“深刻”的教训。
　　
　　
　　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文工团团员雁漠有一次随团为战士演出，演出前，营长下令逐个检查枪支，均不许子弹上膛。当演至贫农孙大哥被恶霸地主“五铁耙”所逼刎颈自尽时，有战士开始嚎啕大哭。随着剧情进展，一战士猛然站起来大呼：“打倒五铁耙！”刚掏出子弹，枪即被班长没收。遂冲出场外，抱起一巨石奔至后台，呼喊着“砸死五铁耙”。幸而扮演着躲入床下，躲过一劫。后来战斗打响，雁漠改做护理工作，见一战士肠子都被打出来了，愣是不吭一声。细看之下，正是那个小战士，问其话，犹自言曰：“我为孙大哥报仇了……”
　　
　　
　　解放前夕，张东荪忧心忡忡地说：“恐惧将来的变局会使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完全失掉”，“我个人在生活方面虽愿意在计划社会中做一个合乎计划的成员，但在思想方面却依然嗜自由不啻生命。”
　　
　　
　　建国前，沈从文与冯至有过一次争论。沈：“驾车者须受警察指挥，他能不顾红绿灯吗？”冯：“红绿灯是个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沈：“如果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冯：“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沈：“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冯无言。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报纸上“空房急售”的广告比比皆是，东单、宣外一带的小市上，旧家具堆积成山，知识分子们见面的问候语也都变成了“怎么样，走不走？”
　　
　　
　　沈从文决定留下来是，就已经做好了“消失”的准备。“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受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论语》杂志149期载：“法币满地，深可没胫，行人往来践踏，绝无俯身拾之者，谓之‘路不拾遗’。”
　　
　　
　　《论语》刊载民谣以讽法币：“平平涨涨涨平平，涨涨平平涨涨平，涨涨平平平涨涨，平平涨涨涨平平。”
　　
　　
　　解放前流传的一副对联《赞财政当局》：“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谓屁无捐。”
　　
　　
　　1948年12月15日，胡适急匆匆拉着夫人坐上了国民党的专机，已经打捆好的一百多木箱书籍无法带走，甚至连小儿子也来不及通知，包中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稿本和视若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临行，留下一便笺，内云：“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56年，毛在“关于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的讲话”中说，裸体模特不要是不行的，作为封建思想加以禁止也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在延安时，萧军准备入党，并与当时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有过一次谈话。彭问他：“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萧听后，一口回绝：“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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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讲过一个“狗屁分三级”的故事：某年，某学政主持某地学子的考试，结果成绩普遍很差，学政大人勉强拔出前三名后，批曰：第一名是“放狗屁”；第二名是“狗放屁”；第三名是“放屁狗”。梁任公解释说，“放狗屁”表明放屁者仍是人，“不过偶放一狗屁耳”；“狗放屁”表明放屁者乃狗也，虽然是狗，“不过偶放一屁耳”；“放屁狗”则不但是狗，而且这狗“舍放屁外，无他长技矣”。
　　
　　
　　据说钱钟书每发表一文，即对夫人杨绛说：“今天放了一个屁。”若是“长文”，则谓之“长屁”云云。
　　
　　
　　鸦片战争后，英人初提割让香港，北京的顢頇官僚们竟不知香港内在哪里。因此蒋廷黻说：“时人反对割地，但不反对割香港。”
　　
　　
　　1857年冬，英法联军攻进广州，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洪秀全得了南京后，即居于深宫，疏于国事，后来竟至疯狂到迷信。某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之危局，洪说：“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你说无兵，朕之天兵多国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国将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全民饮露充饥，说是“天食”。
　　
　　
　　郭嵩焘乱世理外交，为时人所骂。王闿运曾撰联讽之曰：“出乎其累，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并在其日记中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某次，北伐军将令何应钦宴请蔡元培、马叙伦等，苏联军事顾问蔡列班诺夫亦在座，并呈上自己的中国式名片。蔡元培接过名片，哈哈一笑，说：“原来是本家！”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1985年12月，冯友兰九十寿辰，冯宗璞电邀梁漱溟出席家宴，梁当即拒之，并去信说明拒赴原因“实以足下曾谄媚江青”。同时表示，“如承枉驾来我家，自当以礼接待交谈。”冯复信说，梁“嫉恶如仇之心有余，与人为善之心不足”，感叹“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并寄《三松堂自序》一书，希望“有一欢若生平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梁复信：“芝生老同学：《三松堂自序》亦经收到并读过，甚愿把握面谈。”冯接信，叹曰：“还是我去看他！”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终，是很大的憾事。”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中午饭，谈甚久，临别，冯友兰颂《论语》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竟以批孔鸣于时。
　　
　　
　　艾青说徐志摩是个色情诗人，原因是徐写过一首题为《别拧我，痛！》的诗。
　　
　　
　　1983年春，彭燕郊去丰收胡同拜访流芳回来的大诗人艾青，彭问他正写些什么，大师说：“不写了，我已经写尽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非常狂妄，到了后期颇有些名士派头。某次，一帮人坐车去密云水库游玩，路遇危险，徐友渔大叫：“这车要是翻下去，中国文化就全没了！”甘阳后来回忆说：“就是那种口气啊，天！友渔那时候还是很可爱的！”
　　
　　
　　有人批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行事不民主，甘阳颇不以为然，“什么民主，这编委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的朋友，够资格的差不多当时也都是个人物了。”
　　
　　
　　某次，赵越胜与梁治平在某新华书店偶尔聊了几句，即引为知音，就一路把梁领到了甘阳的家中，说：“甘阳，梁治平就是我们要的人。”
　　
　　
　　赵越胜在八十年代说，每片树叶掉下来都会砸到一个诗人的头上。
　　
　　
　　查建英在广州一五星级宾馆的卫生间看到一张招贴，上写：“请不要蹲在马桶上大小便。”查看后大为吃惊，旋又释然：“马桶是坐的，这还用说吗？怎么这样低级？这不都是常识吗？但中国那时惨到彻底丧失了常识，要进行常识启蒙。”
　　
　　
　　吴亮回忆说：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不! 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
　　
　　
　　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学会议上，吴亮被安排与钱理群同屋，因为两人皆鼾声如雷。有人窃笑着对他耳语： 你必须比他们先睡着!或者你先喝醉了也是个办法。吴不相信，结果后果很严重。十多年后，他们又在洛杉矶机场相遇。钱说，这次出国开会主要为了会会朋友，其次是买一台“打鼾者睡眠呼吸机”，可能要两千多美圆，老钱说：“太太关照的, 必须买。”吴顿时想起了八十年代的那个不眠之夜。
　　
　　
　　一次，吴亮向张弦索要某人的电话号码，他说好好，我这就给你写。说完便站起来上上下下摸身上的口袋。吴说，纸和笔不都在桌子上吗？张弦说，我找烟，我写字的时候必须抽烟。
　　
　　
　　1989年深秋，吴亮去愚园路茹志鹃家里打麻将，“我的上家钱谷融下家是王西彦，茹志鹃坐在我的对面一手摸牌一手持烟，我略感拘谨。牌桌上没有什么话题，注下得非常小，每把不到一块钱，而且王安忆和王西彦太太还在旁边观看，王啸平在亭子间读书，时不时走过来问：谁胡啦?”大家把输的钱集中在一只小篮子里，茹志鹃说你们下个礼拜来玩我们用这钱吃饭。
　　
　　“后来天暗了，沉闷的牌局终于结束，王西彦夫妇穿上大衣钱谷融围好围巾，我们鱼贯而出。在愚谷村弄堂口，钱谷融突然停下脚步问我：‘有李劼消息吗?’我摇摇头。”
　　
　　
　　陈丹青有肖像画家的习惯，逢人先看相，且眼光毒辣。他说鲁迅先生就是少有的“好模样”。他给刘索拉画像，刻骨传神，连刘索拉自己都不敢在晚上看，说是“我怕那女的”。
　　
　　
　　北岛在巴黎赵越胜宅，日日饮酒大醉。赵边斟酒边说：“当年读那首《我不相信》，我操，这孙子怎么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感觉概括得这么准啊！当时哪知道是这么没文化一家伙！”
　　
　　
　　1979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雪，在北大读书的查建英与同学一起去参加“今天”的活动。走进一个曲曲折折的小胡同最深处，推门进去，里面一屋子人，炉子、一把锡铁大茶壶、一只肥胖的猫，屋里热气腾腾烟雾蒙蒙，众人表情严肃，“感觉特神秘，有点像小时候看革命电影里地下党接头：陌生、新鲜、刺激，似乎还有隐隐的危险。”查说。
　　
　　
　　1980年12月，《今天》迫于压力停刊。为了取得某种道义上的支持，《今天》的同仁们向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发出了三百多封公开信，但只有萧军一人回了信。“这位老先生稀里糊涂表示支持，待我们找上门去，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北岛后来回忆说。
　　
　　
　　六十年代，正读初中的阿城因父亲（钟惦棐）的政治原因，很多好事（如上长安街去欢迎一个亚非拉的总统）他都没份儿。去之前，老师会念一大串名字，之后说：没念到名字的同学可以回家了！有一次，阿城向老师建议：“您就念我们几个，就说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就完了，何必念那么多呢？”老师回答说：“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阿城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有什么责？责在权力者手中，只有你有权力，弄兴了弄亡了，当然是你的责任。要大家来负责？这就像卖国，我就卖不了国，因为国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卖？
　　
　　
　　王蒙评论刘索拉的小说，说是“吃饱了撑的文学”。
　　
　　
　　故宫里没有茅房，那么宫里的人怎么拉屎？据阿城说，宫里的人一般拉在放了焦枣的木桶里，焦枣滚动灵便，屎一下去就到桶底了，可谓只闻枣香，不闻屎臭。
　　
　　
　　甘阳说：我敢跟第一流的学者对话，而不敢跟第二流的学者讨论问题。陈平原认为那是因为“第一流的学者谈思想，谈立场，那我们有；第二流的学者谈学问，谈学问需要读书，你没读过，就是说不出来。”
　　
　　
　　某年，洪谦出席维也纳大学为他取得博士学位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回来，对赶去祝贺的弟子甘阳说：“甘阳，你知道吗，我在外国每天都可以洗一个热水澡，真妙啊！”甘阳听后傻了，他马上联想起某友说的一件事：一次，某友去北大附近的公共澡堂洗澡，一回头，发现对面赤条条的竟是自己七十多岁的指导教授！从此再也不去此澡堂洗澡。
　　
　　
　　1911年5月，留学西方7年之久的丁文江由香港经越南坐滇越铁路到了昆明，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地之旅。他发现当时所出版的几份中国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作蓝本印成的，“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竟无人发现。”
　　
　　
　　刚解放时，任教于西南师院的吴宓遇几位学生来访，其中一女生问吴宓省籍，吴答以“陕西”，女生遂又曰：“是延安之陕西吧？”吴宓听后大为感慨，“盖不知有西安也。呜呼，今日全中国士女，尤其学生之文化程度及爱国观点，皆视此矣！”
　　
　　
　　张灏论及中国社会改革之难，其最大的问题是：士大夫阶层能否放弃自己的利益？“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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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间道（三）
　　
　　
　　“四人帮”被抓后，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发表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楸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最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而就在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还写有一阕《水调歌头 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随后，郭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文革”前夕。毛泽东请章士钊、程潜、金岳霖等湖南同乡吃了一顿饭。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说：“西邻责言勿理也。”金听后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有一天金岳霖到陈寅恪家，遇有一个学生来找陈，问一个材料。陈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金听后大为倾倒，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
　　
　　
　　林宰平曾对金岳霖说：“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很快。”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某年，钱理群当选为“十佳教师”，不久，收到一个学生的信，信中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您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您很可爱。”钱对这个评价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作为‘代表’，一作为‘代表’他就完了，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我就是钱理群，说我可爱我就很满意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是个可爱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低的评价。”
　　
　　
　　毛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56年4月25日，胡风事件刚过，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分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2页）
　　
　　
　　1945年10月8日，胡风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欢送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回延安的，这已是几天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了，但交情难说深厚。在欢送的人群中，虽然胡风“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　
　　
　　
　　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受“胡风案”牵连而被捕的教授、专家、学者无数，但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胡风本人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阿垅被判12年；贾植芳被判12年。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被扯下了台。
　　
　　
　　钱锺书看到刚公布的“胡风案”第二批材料后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
　　
　　
　　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中，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这事我们不能管。”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泽东论孔：“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在回函中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汤一介、周一良、魏建功是“梁效”最初的骨干成员，以后又补充进林庚等人。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所发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头版头条，当时社会上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光未然《黄河大合唱》原稿是“风在吼，驴在叫，黄河在咆哮……”据说当年马匹都入伍打仗去了，只有驴在山道上奔波。贺敬之看了初稿之后，认为“驴的形象稍逊雅观”，建议将“驴在叫”改为“马在叫”。
　　
　　
　　在台湾“美丽岛事件”（台湾民主进程的标志性运动）中，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范曾与黄永玉积怨颇深。某次，范与友人在北京饭店吃饭，碰巧邻桌就是黄永玉、黄永厚、梅溪三人。酒席间，忽然黄永玉大喊：“我今天要打一个人！”但被同桌黄永厚挡住去路。范曾后来说：“其实以黄永玉之三寸丁葛树皮和嶙峋瘦骨，何待用啤酒瓶，以本人少小时学得的一、二散拳，足以使其跪地求饶。”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毛致电林彪等人：“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
　　
　　
　　杨尚昆曾说过：“对学部委员名单……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做院士。”（《杨尚昆日记》上册）
　　
　　
　　吴祖光在“鸣放”时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旋即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妻子新凤霞仅仅因为不愿意与他离婚，也被定为“右派”。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1943年，战事深入内地，西南联大外文系几成战地服务团。吴宓1944年1月9日日记云：“宓阅《扫荡报》副刊，联大某生撰文，（联大女生）多与美兵狎近，每次价美金二十元，名曰‘国际路线’。因之，外语系中学生亦骤增多云云。是外语系乃妓女养成所矣。何中国青年之粗犷卑劣一至于此！”
　　
　　
　　吴宓一生日记不断，足有几百万字。“文革”爆发后，吴担心自己的日记不安全，就转移到一位门生那里，随后找来一张纸，习惯性地记下了当天的日记，包括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不久，吴宓果被抄家，造反派按图索骥，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回。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 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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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
　　
　　
　　听完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当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知道徐真正所爱是林徽音时，对友人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S226;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吴宓将他的罗曼蒂克写成诗，还发表出来，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等句。金岳霖看后觉得不妥，就对吴说：“您这是私事，私事就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闻言不爽，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其时已八十多岁，就和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不无沮丧地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晚年写回忆录，开篇一句是：“我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1926年，32岁的金岳霖留学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学生们始终不明白眼睛和帽子有何逻辑关系。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在林徽因的葬礼上，金岳霖和一个朋友送上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来自林徽因一首诗中的名句：“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饭店请客，邀请许多老朋友参加。朋友们接到通知，都不知老金为何要请客。到了之后，宾主入座，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北平陷落后，某日，陈垣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望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沉默不语，片刻，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热泪盈眶。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叶企孙是哈佛大学博士，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叹曰：“这就是绝配！”
　　
　　
　　1981年，蒋天枢编辑校订的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出版，并附录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收，他认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张元济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可谓“信、达、雅”，沿用至今。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每晚，老人伏案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老人才离开书桌，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某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50年6月，曹聚仁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曾昭抡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大。曾怪癖很多，某次，有人看到他站在沙滩红楼前，对着一根电线杆子有说有笑地谈论化学问题，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还有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神情颓丧，叹息不已。
　　
　　
　　王瑶颇慕魏晋风度，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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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没时间了  待续·····

超级老生

好文！
现在酒多，匆匆一二。一觉后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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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蝉影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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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看得眼花。。。。。:pe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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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间道（四）
　　
　　
　　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945年8月抗战刚胜利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大意是说：日本既已投降，共产党就再没有正当的理由来继续保持一支庞大的私人军队，共产党现在更应该学英国工党的好榜样。这个劳工党没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后一次的选举中，却得到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可惜胡博士一直都没有得到回音。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正式签字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号”上举行。当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国际社和中国中央通讯社的记者们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现场只有一部通讯用无线电台。一番争吵后，大家商定抽签决定。结果，中国中央通讯社的曾安波最幸运，他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一位今年已八十岁的亲历者回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情景说：“胜利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做工，发现身边的监工总是窃窃私语，不久就集合开会去了，接着厂里的机器就陆续停了。门口军营守卫的日本兵不见了，然后就听到楼外卖报纸的小孩喊：‘号外！号外！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觉得肯定是小孩把戏。可又想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不是，于是就有个人说要下去买报纸，当他拿着报纸上来时是哭着走上楼的。他磕磕巴巴的念给大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厂子里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我根本没缓过神来。好像时间停止了几秒钟，但瞬间就像炸了锅似的热闹起来。年轻人把手里头的工具都给扔了，蹦了起来，压抑太久，蹦的那个高啊……”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将率部乘美军军机抵达南京，成为战后最早进入南京的中国将领。当飞机到南京上空盘旋下降时，俯瞰南京城，河山虽然依旧，却是满目疮痍。又联想到总理陵墓，“别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军政部长的陈绍宽被夺去官职，回到故乡。1949年福州解放前，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曾两次奉蒋介石之命请求陈去台湾。第一次被拒绝后，第二次朱绍良携带蒋介石邀陈赴台“共襄国是”的函件，再度劝驾，于是陈绍宽对朱绍良说：“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朱见不能勉强，遂悻悻而归。
　　
　　
　　1945年胜利的最初日子里，沦陷区的人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因为接收大员们似乎只关心“五子登科”——条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代总统李宗人并无军政实权，他上台后下的第一道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就行不通。他不仅指挥不了京沪线上的汤恩伯，就连广州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听命于正在溪口的下野总统蒋介石。因此当时的国共和谈也只能是白谈而已。
　　
　　
　　当年的桂系人物，李宗仁为首，白崇禧辅之。李之于白，辅车相依，基本上是一个鼻孔出气。当年重庆曾流传一灯谜：“是文人又是武人，是今人又是古人，是一人又是二人，是二人仍是一人。”谜底便是“李白”。李者李宗仁，白者白崇禧。
　　
　　
　　1945年在重庆的一次聚会上，郭沫若经人介绍认识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诉他，因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沫若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亲一定是邵力，郁达夫的妻子就是郁达了！”
　　
　　
　　张政烺博闻强记，有“小王国维”之称。从1946年开始，张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古代史。张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往下巡视了一眼，整整三分钟没有出声，脸和脖子憋得通红。正在学生们为他着急的时候，张开口了，用他的山东腔说：“兄弟俺不会教书。”台下哄然。由于张的知识太丰富，又对学生毫无保留，以至一个学期的古代史，到学期结束，上古三代还没讲完。
　　
　　
　　国共重庆谈判时，《大公报》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记述毛泽东：“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走进张治中公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陌生”。1957年反右时，彭子冈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她把“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写成了土包子。
　　
　　
　　1945年11月，毛泽东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沁园春·雪》。过了一个星期，王芸生给傅斯年写信，把毛的这首词抄给他，让他看看“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上海和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王芸生影射“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的文章，遭郭沫若猛烈抨击。后来王芸生被重重地算了一笔旧帐。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队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46年，国共鲁南战役中，薛岳指挥失利，丢了两个师。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但陈诚的表现比薛岳还要差。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撤了薛岳的职，改易顾祝同统一指挥。粟裕在得知薛岳被撤职的消息后，欣喜道：“薛岳用兵尚称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则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上的更迭，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途穷，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欲请身在美国的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以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曹辛之有一个笔名叫杭约赫，看似有点洋味，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呼唤我的名字》一诗中交代，这个笔名是长江船夫号子的谐音，在江边、山上、野外都可听见。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
　　
　　
　　刘文采在家乡建学校征地，用两亩地换农民一亩地，用两间房换人家一间房。某位农民在学校地址上有10亩地，刘家此时最小的田契都是40亩，最后干脆用40亩换了人家10亩。那家人本来10亩地，是中农，没想到得了40亩，后来土改时被打成地主。
　　
　　
　　1946年10月，马歇尔向蒋指出：“当共产党人放弃城市时，他们并未损失军队，既然他们拒绝固守和战斗，那么显然他们不想损失军队。由于他们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够在军事上给你制造无穷无尽的麻烦。”蒋不以为然，他的计划是：摧毁共军应在8到10个月之内就可完成。
　　
　　
　　一位评论家指出，胡宗南在1947年初离开晋南进攻延安，只不过是拿山西的30个较为富庶的县去换陕西的45个穷困县。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二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最富裕的一个中央政府，黄金美钞，飞机大炮，史所未有。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说，国民党如还剩下几把扫帚柄，也可把长江堵住，为什么汤恩伯的四十万大军竟连几把扫帚柄也不如？“岂不怪哉”！
　　
　　战事迫近，蒋介石曾亲自登门劝解张伯苓去台湾，但张只是低头不语。张夫人便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见劝解无效，起身告辞。张伯苓送至门外，又站了好半响，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竟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解放前夕，于右任被蒋介石挟持到了台湾，于右任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写诗、为老友写墓志、墓表上。他日夜思念大陆，并写下了悲歌《望大陆》：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48年12月12日，火线已经接近清华园，甚至可以清晰地听见炮声、机枪声。浦江清拖家带口、携着铺盖搬进了建筑坚固的图书馆地下室。“这是清华园最紧张的一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孜孜不倦地为亡友朱自清编全集，一如当年朱自清为亡友闻一多编全集一样。
　　
　　1949年1月29日，南京派飞机接取大学教授，各校均列了一个名单的，北大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
　　
　　杨绛回忆道，40年代他们曾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钱溺爱之。为防备自己的猫与别的猫打架吃亏，钱钟书特备长竿一根，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当时和钱家的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邻居林徽因的宝贝猫，杨绛常常怕钱钟书打猫而伤了两家和气。
　　
　　
　　1946年，钱钟书《围城》初版序言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很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杨绛回忆写作过程，则说：“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的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时我放下稿子合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1947年，四川大学开始招生。一留洋博士讲授康德哲学，很多学生听不懂。考试时，一学生自打零分，并留言道：“老师，您课讲的很好，无奈学生资质太差，因此答不上一道题目，望老师顾全学生面子不要打上零分，让学生自打零分吧。”老师拿到卷子，看他的0字画得很好，且留言富有逻辑，于是添上了6字改成60分。
　　
　　
　　1947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统局创始人戴笠因飞机失事，死于江苏江宁板桥镇之岱山。此公生前著有《政治情报学》一书。
　　
　　
　　金岳霖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鸡，是云南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岳霖一个桌子上吃饭。他还到处搜集大梨、大石榴，和别的教师的小孩子比大小，输了就把梨和石榴送给小朋友，自己再去买，并乐此不疲。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学期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不尊重，请原谅。”眼睛有什么毛病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金先生上课有时提问，不能记住学生名字，就宣布：“今天请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很兴奋。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时，受到金岳霖的赏识，这对他一生的思想具有决定作用：“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而已，并且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吸，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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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荫麟毕业于“留美预科”之清华，在美国学哲学，归国即为名校教授，正所谓“清华学派”中人；派中大佬对鲁迅这种“匪徒”、“文丐”似无好感，张却要作一篇《〈南腔北调集〉颂》，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张荫麟论政，服膺“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其友哲学家贺麟语），偏于改良、渐进；丁玲其时以左倾激进闻名，民国四十四年，误传丁被捕杀，张当即作文痛悼：“世有欲借口舌笔墨之力以感格凶顽、转移运会者乎？其亦可以休矣！其亦可以醒矣！”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在贵州遵义病逝。吴晗有感于亡友身后寂寞，曾说，即算荫麟不死，“再多受些磨折、考验、洗炼，恐怕他还是得死，不过死法不同，不是死于穷病而已”。这话真像谶语。
　　
　　
　　1948年国民政府高官学历之高，以下可见一斑：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行政院长翁文灏——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耶鲁大学博士；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上海市长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博士……
　　
　　
　　法国18世纪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牙科学，而在中国，20世纪初牙医依然是走江湖混饭糊口的手工业者。1947年8月4日，第十届国际牙科医学会承认中国为其会员国之一，并邀请了两位中国博士与会。
　　
　　
　　黄炎培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帐：“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元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百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元1，合成银元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0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
　　
　　
　　1948年7月7日“复兴节”，白崇禧在武汉召集军官训话：“我们北伐时是民权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时是民族主义革命，现在应该是民生主义革命。目前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俄国是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孔、宋手里，弄得国民生活痛苦不堪，究竟是哪一种经济制度，我是莫名其妙的。”
　　
　　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全国以汉奸罪被起诉的共30828人，其中死刑369人，包括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村和川岛芳子等人。
　　
　　1946年秋天，中大复员南京。一天深夜，警察从贡院街妓院抓到一位学生送回中大。校长吴有训找来谈话，训导一番之后，提笔写了“德之贼也”四个字相赠，并将其开除。
　　
　　
　　1948年，费穆导演的影片《小城之春》在上海公映，并没有激起多少波澜。两年多后，年仅45的费穆先生就离开了人世。世纪末的时候，它却被誉为“中国电影界一致公认的经典性作品”；香港电影评论界将其推选为“有史以来中国最佳电影”，“百年来中国十大经典电影的第一部”。
　　
　　
　　1947年春，在巴黎的卫立煌收到蒋介石催其回国的急电。卫知道回国后就要参加内战，便设法通过留法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卫当年曾因“围剿”红军时首先率部进入苏区中心金寨有功，得到褒奖，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其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名为“立煌县”。
　　
　　
　　1947年盛夏，冯友兰访学纽约。席间有人向他提及，有学生用 “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 做硕士论文题目。冯氏听了，急不可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年，他也就……就……就没得影响啦。”
　　
　　
　　钱端升是胡适的学生，读书时成绩甚好，但二人政治观念不同。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时，还很关心钱端升：“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毛泽东曾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梁“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都只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
　　
　　
　　殷海光说，一个人不能既讲革命又讲传统，如果那样，就是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中国人谈革命总带有很浓的打倒主义意味，“在这方面毛泽东考第一。”
　　
　　傅斯年虽然与国民党有很多渊源，但他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傅与蒋介石有私交，蒋曾写信给傅斯年，希望傅斯年帮忙请胡适入阁从政，而傅斯年却在写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说：蒋介石想借重你胡适先生的权威，大粪堆上插朵花，来给国民党美化天下而已。“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
　　
　　陈垣潜心治史，成就斐然，在史学界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相当一段时期，他不问政治，与历史无关的书籍，摒不寓目。1948年冬，北平被围时，陈有意读了许多新书，“思想为之大变，恍然前者皆非，今后当从头学起。”促使他思想大变的书中有一本是斯诺的《西行漫记》。他曾盛赞此书。蒋介石曾派专机要接一批著名学者去台湾，其中就有陈垣，但陈留下不走。他还给胡适写公开信，劝其回大陆。胡看后笑笑，说那不是陈垣写的，理由是“陈垣不会写白话文”。
　　
　　
　　启功在《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中说，抗战胜利后因有人推荐他去北平当局任职，他拿不定主意，就去征询老师陈垣意见，援庵先生说：“学校送给你的是聘书，你是教师，是宾客；衙门发给你的是委任状，你是属员，是官吏。”
　　
　　陈寅恪也随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行动离开北平，但他的离开似乎并没有多少政治上的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据陈自述，离开北平，多半是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
　　
　　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后，对弟子们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殷海光对弟子陈鼓应说：“要好好的读庄子，庄子对人性的了悟这么深切，比现在的存在主义要高明多了。”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措辞严厉的檄文《斥反动文艺》，把沈从文界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界定为“蓝色”作家，萧乾则是“黑色”作家，“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必须“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沈从文从此搁下了手中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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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发表后，左翼学生就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的大字报。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色的，粉红色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
　　
　　
　　沈从文一度曾被揪到天安门城楼上洗男女厕所，后来被发配到咸宁干校劳动。老先生随身携带的三十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老人家居然有勇气重新写出一本来！
　　
　　
　　1948年，潘汉年主持的《华商报》上刊登一幅漫画《两“胡”于“途”》，画的是胡适背着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蒋中正的无头僵尸。旁边还附有一首打油诗：“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1948年12月间，很多人离开北京去国外或者台湾。离开的人当中年纪大的不多，走的大都是中年人。有一对年轻夫妇，从美国到清华只有几天，马上又回美国去了。金岳霖后来回忆说：“这一事实表现得清楚无比：民族立场留不住这些人，阶级立场却能够使他们离开祖国。”
　　
　　
　　1948年，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不久，国民党政府开始筹划把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朋友们劝他：“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看来台湾也不保险，还是把全家接到美国去吧。”他拒绝了，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殷海光临终留下遗嘱，说生平所憾有四件事，第一件就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太太。“她是很好的家庭出身的，她的身世和相貌，大可不必和我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我历经穷困，有时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我脾气又大，十几年来经历这么多艰险，受过那么多人的攻击构陷，她受尽委屈，但从无半句怨言。”许多“后五四人物”（Post-May-Fourthian），正像殷海光先生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冯友兰一生都与哲学有关，但他的生命历程却与20世纪动荡的中国一样，充满了坎坷与矛盾。为促使他转变思想，“组织上”曾派金岳霖去冯家说服动员，一进门金岳霖就大声问道：“芝生呀，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待呀！”说着说着，两个人扑上去抱头痛哭。
　　
　　胡适曾有言：“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
　　
　　据说，二次大战中西方战场上降兵很多，逃兵却很少；而中国战场上降兵很少，逃兵却很多。
　　
　　
　　台湾曾流传一则政治笑话：孙中山问：实行宪政了吗？蒋答：实行了。问：第一任总统是谁？答：是我。问：第二任呢？答：余右任（我又任）。问：第三任呢？答：吴三连（我三连）。问：第四任呢？答：伍子胥（吾子续）。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已经开始挽留胡适。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氏者，但胡只是摇头。劝得急时，他甩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给胡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59岁的陈布雷在1948年11月选择了自杀。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他写道：“天保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同胞。”
　　
　　
　　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3天后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自私地埋头于学术活动中。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唐德刚评价说：胡适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不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李宗仁评价其：“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他没有那“终使参差，苍皇反复”的脸皮，“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1948年8月10日，朱自清已在死亡的边缘，他看着守在身边的三个孩子，握住夫人的手，一字一顿地说：“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的美国面粉。”在朱自清逝世一年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骨气’，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许德珩挽朱自清说：“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青年学，生能如斯，君诚健者；生存五一载，愈艰苦愈奋斗，与丑恶斗，与暴力斗，死而后已，我哭斯人。 ”
　　
　　
　　赵树理说：“我不想上文坛，我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
　　
　　
　　在河南安阳的考古图书馆里，一本题为《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殷周铜器图录》的书引起了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的兴趣。但他发现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上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他询问工作人员，回答是：“陈梦家”。 Peter Hessler问：“陈梦家还活着吗？”回答是：“在文革中自杀了。”又问：“为什么要自杀？”回答是：因为“男女关系生活作风”。“男女关系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和一个不是太太的女人有关系。”
　　
　　
　　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位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的著名医生，看到满身尘土的人民解放军为不惊扰市民而露宿街头，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宁愿血洒苏州河桥头，也不使用重武器，他感慨万分，自言自语地说：“国民党回不来了！”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他写几个字，他信笔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的短幅相赠，充满了凄怆之感。没想到一语成谶，后来傅斯年病逝于台湾，生前再也没有回过大陆。
　　
　　
　　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说：“第一流的大学，不能徒然是一个教育机关，必须有它的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也没有一个第一流的大学，把它的教育忽略了的。”又说：“大学是一个教授集团，不是一个衙门，按大学法，校长虽然权力甚大，然我为学校前途记，决不能有极权主义的作风。”
　　
　　
　　傅斯年和国民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经常能向蒋介石要到很多经费，他也经常半开玩笑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
　　
　　
　　1949年后，“院士”这一称谓便在大陆消失了，原因是“条件还不成熟”。在讨论新名称时，郭沫若建议“那就叫翰林吧”，毛泽东不以为然，认为“太旧”。1955年6月，新中国的第一批院士诞生，用了一个“不太成熟”的名称——“学部委员”。
　　
　　
　　郭沫若在1949年９月24日写诗《四川人，起来！》：
　　
　　“起来，大家一齐起来！／全中国都快解放了，／打破‘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让四川先治起来吧！／让每个四川人都成为朱德，／成为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吧！／今天有一件大功劳／在等待着四川人，／而且是轻而易举的，／不是登天，不是跨海，／而是活捉蒋介石！／起来，四川人！／九府十三州，一百单八县／全省的老百姓，／一齐起来！起来！／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活捉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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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作为解放前公认的文坛领袖，解放后却鲜有成功之作，且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总有不少人对其人格和骨气说三道四。非苛评也，实在是郭老漏洞太多。1966年4月，郭曾在人代会上有一个沉痛的发言：“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巴金与冰心解放前即关系密切，后来更是以姐弟相称。巴金曾在致冰心信中说：“有你在，灯亮着；我们不在黑暗中，我们放心了。” 二人均高寿，冰心享年99，巴金享年101。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作为中央委员，王明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表示：“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意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事实证明他没有赶上，最终客死他乡，葬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与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作了邻居。
　　
　　王明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长，1949年9月投降中共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
　　
　　黄永玉说：“北京城的画家和有意思的老头子很多，各型各色，都让‘解放’这玩意儿冲昏了头，惟独齐白石老头原汤原汁，分毫不变。”
　　
　　
　　台湾《中国时报》记载，1949年大陆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1949年春，国民党政府催竺可桢赶赴台湾。竺只身赴上海，准备见机行事。有一天，竺可桢碰见蒋经国，蒋问：“你怎么还没有走?”竺正在支吾，蒋补充说：“我叫人去为你买机票。”竺说：“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您与令尊经历不同，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蒋经国生气地说：“人各有志。”不欢而散。
　　
　　
　　梁肃戎问阎锡山，蒋退守台湾后该怎么办？阎说：“儿要亲生，土要深耕，存在第一。”
　　
　　
　　在30年代，陶孟和就写过一篇文章《我们小民的希望》，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解放后，陶孟和供职于中国科学院。据当时的负责人张稼夫回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桢)、范老(范文澜)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副院长，但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之列。
　　
　　
　　丰子恺为人纯朴善良，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二十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二十世纪激变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７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
　　
　　
　　朱光潜本来对自由主义价值观是很向往的，他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安福是江西的一个偏僻小县，在上世纪初，有三位少年由这里走进了清华，他们是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王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彭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硕士。1957年三人全部成了右派，又都在“文革”中凄惨离世。
　　
　　毛泽东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
　　
　　
　　有作家曾送给郭沫若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解放后，梁漱溟出席政协的批林批孔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梁坚决拒绝。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金岳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先后参预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预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
　　
　　1949年，贺麟决定留在大陆，但特别表明：“不公开责骂蒋介石。”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但顾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到过中国的美国记者巴特菲尔德说：“单位是中国社会的高楼大厦的砖瓦，几乎是中国人仅次于国籍的身份证。”
　　
　　解放后，上海书店即通知沈从文：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
　　
　　胡风因信函获罪入狱后，萧乾说：“只要能口头或电话上说的，我就不写。即使写，也只限于事务性的干干巴巴的几句话。这种心态我一直严守到一九七九年。”
　　
　　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恨不得把过去的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遍。”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批林批孔运动一起，吴宓便宣称“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8年，吴宓被遣返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加上腿又伤残，步履维艰，不胜痛楚，竟致卧床不起，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雷震案”爆发后，殷海光不顾个人之安危，与友人共同发表了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要求文责自负，并声言：“我们认为这种举措，关系乎我们个人者尚小，关系乎言论自由者大，关乎中国政治民主化前途者更大……”读后让人慨然系之。雷震出狱后，自购墓地，除预留雷震夫妇二人的墓穴外，另有三座，为安葬亡儿、移葬早逝的老友罗鸿诏和殷海光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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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乐成有一次与殷海光谈及“雷震案”，殷只说了一句：“怎么得了啊！”
　　
　　唐德刚对胡适的总体评价：“胡适在这举世滔滔的洪流之中，却永远保持了一个独特的形象，既不落伍，也不浮躁，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纶，确是当代第一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很多学人到了美国，取得了洋功名，嗣后又申请“绿卡”，从此便在异国定居，故乡无此好湖山！此间乐，不思蜀矣。胡适居美十几年，却从不申请此“卡”。
　　
　　钱钟书去世之前，抛出了一本古色古香的《石语》，据说是和同光三老之一石遗老人陈衍的谈话录。其间说到蒹葭楼主黄晦闻“才薄如纸”。与之相比，钱氏的刻薄也不差分毫。于是有人评论说：“数十年前，一位刻薄的老者，和一位刻薄的少年，讥弹时人，真不知是怎样的快乐！嘲讽和挖苦，是刻薄者最好的娱乐。”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说：“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记》云：“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说：“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
　　
　　李慎之说，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马寅初做北大校长后，每逢做重要报告时，总是笑容可掬地用他那浓浓的江浙腔讲上几句：“兄弟我，代表北京大学……”这“兄弟我”，虽是老式的自谦，却也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陈独秀一生沉浮，晚景甚为凄凉。流寓四川，潦倒江津，在落魄的乡居生活中，有皖籍同乡程里鸣经常串门为他调治疾病，二人相交甚笃，陈曾写一联以示答谢：“美酒饮到微醉止；好花看在半开时。”
　　
　　1949年11月，在天安门前躬逢其盛的胡风写出了一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时间开始了》，其中有云： “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你坚定地忘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
　　
　　江南名武生盖叫天识字不多，下得台来言语举止皆无俗气；四大名旦梅、程、荀、尚文化修养都高，梅、荀更是能书善画；程砚秋对罗瘿公是终身师事，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周信芳藏书甚富，喜读书。传统艺人修养若此。
　　
　　四大名旦的老师王瑶卿对四位学生评价说：“梅兰芳的‘样儿’、程砚秋的‘唱儿’、尚小云的‘棒儿’，还有荀慧生的‘浪’，确也大有意思。”
　　
　　汪曾祺说，解放初期曾组织艺人扫盲，教艺人识字。当时全国正向苏联一边倒，课堂上于是不断提到列宁、斯大林。有一位艺人一直在打盹，忽然睁开眼睛问道：“列宁是唱什么的？”
　　
　　老舍生前喜欢收藏一些小古董，瓶瓶罐罐不管缺口裂隙，只要喜欢均买来摆上。有一次，郑振铎到老舍家玩，看了那满架藏品之后轻轻说了一句：“全该扔。”老舍听了也轻轻回答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人相顾大笑。
　　
　　施蛰存说，文人手头常常拮据，因此总爱光顾旧书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逛旧书摊，碰上了写《晚清小说史》的阿英。阿英一见到他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说是挑了一大堆书，还差一元书钱。施于是掏出一元五角，一元凑足书价，五角另做车钱，让其满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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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旧才子也。曾祖俞曲园，进士及第，为清代有名的经学大师；父亲俞陛云是探花。先生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先生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受批判时，他被指责为“用《红楼梦》研究对抗毛主席”，要他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动权威”。俞先生承认了“反动”，却不承认“权威”：“我不是权威，我不够。”他这话说得是很真诚的。
　　
　　
　　1950年初，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香港办《民主评论》，胡兰成来看他，自称是梁淑溟的学生。胡能言善道，徐就真以为他是梁的学生，便照顾他的生活，还应其所求帮他偷渡去日本的旅费。这年五月间，徐也去日本，和他住在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上海刚解放时，周恩来向夏衍交代文教系统的工作时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夏衍曾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
　　
　　
　　黄炎培有一题为《改造》的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归来愧此身。八十知非犹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柳亚子到了北京后，颇感失落，不免牢骚满腹。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首，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1949年 4月7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亚老（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1949年春，徐铸成等一般文化人自南方北上。一路行来，“我们已由旧世界、旧时代开始走进一新天地、新社会矣”。在烟台上岸，徐在一家书铺看到东北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红布面，一厚册，如见异品，即购买一本，暇时详读，如获至宝。”等到了北平，他在六国饭店受礼遇时，又获赠皮面精印本的《毛泽东选集》一套。
　　
　　在1949年的政协讨论会上，张元济明确反对采用西历， 理由：“一则我国历史已有四千三百余年，多数不知历史者不免误认我国立国只有一千九百余年，似失国性；二则公历以耶稣降生为始，于我国回族、藏族不免有影响宗教之戟刺。”
　　
　　1949年 9月25日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吴奇伟发言完毕，举手高呼“中国国民党万岁！”举座皆惊。大概吴原拟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因过去的老习惯，于是脱口而出了。
　　
　　傅作义在第一次政协会上发言，谓此次赴绥远，蒋介石曾来电邀往重庆，有“足下此次脱险，颇与十年前余自西安脱险相似，深可庆幸”之语，然余决不为所动，今日得参加大会，站在讲台上发言，真是既惭愧，又荣幸，更无限兴奋云云。
　　
　　
　　徐铸成在1949年的日记中感叹：“1928年北京改北平，余在，刚做记者不久，今日又改称北京，余参加决定，可谓有始有终。21年变迁，回顾有沧桑之感。”
　　
　　1949年9月21日晚上，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记日记一生不辍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毛泽东18分钟，刘少奇14分钟、宋庆龄12分钟、何香凝15分钟，高岗18分钟，陈毅5分钟，黄炎培11分钟，李立三16分钟，赛福鼎连翻译16分钟，张澜11分钟，程潜9分钟，司徒美堂（华侨代表）连翻译13分钟。
　　
　　1949年10月1日，气象学家竺可桢在其日记中记下了那天北京的天气：“早晨阴，下午阴……”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女记者杨刚在通讯稿《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中写道：“群众是欢呼跳跃，主席温厚而慈祥的手在空中摇动不停，累了，便另换一只手，他的全身凝聚着力量，他的脸上发出庄严而慈祥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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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间道（五）
　　
　　
　　
　　1937年7月7日，梁思成林徽音夫妇在山西五台山中发现了唐代建筑佛光寺。也正是在这一天，历时八年的中日战争爆发。
　　
　　
　　1937年７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汪精卫对蒋的“牺牲”二字继续发挥：“牺牲两个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齐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汪说得很动情，后来却第一个投降作了傀儡。
　　
　　12月12日清晨，西安事变起，东北军捉蒋，西北军捉中央大员。陈诚躲在地下室的一个面粉箱里，被搜出，面粉满头满身，极狼狈。杨虎城部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讽刺他说：“军人嘛，就应该有军人的样子，这样藏在里面，成何体统？”陈诚羞愧难当。事后，杨虎城训斥了宋文梅：“抓人就抓人，说那些话干什么？搞人身侮辱也不是军人所为。陈诚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你一言既出，传到他的部将的耳朵里，他以后如何为将？我们抓委员长，不是为了个人私怨，而是民族大义。”
　　
　　
　　陈诚退居台湾后，晚年甚是消沉，曾对赵耀东说，中国官场就是忌才。连李敖也被他找去谈话，其言也哀，可见他心中仍有不平。1990年代，张学良解禁后，有人安排他与陈诚之子陈履安见面，但陈不见，陈或是秉父志。
　　
　　西安事变发生后，身被监禁、生死未卜的蒋介石见到阔别十年的周恩来，开口就是：“恩来，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 ”作为大独裁者，蒋把天下人都视为自己的部下。
　　
　　某次，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当面向蒋介石忠告：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否则人心思治，后果将不可收拾。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能多用压力，多压可能发生激变。蒋则大发雷霆，训斥邵力子书呆子一个，不识时务，不安内怎能攘外呢？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邵力子十分感慨地说，“西安事变”就是压出来的，如果委员长当时能接受我的意见，毅然改变做法，又何致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杨荫榆早年留学美国，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古怪，30年代任北平女师大校长时，因开除激进学生而制造了“女师大学潮”。由于鲁迅等人的口诛笔伐，杨无法立足京城，返回家乡苏州中学任教。其时，杨已年近花甲。1937芦沟事变后，苏州中学被迫停课，杨荫榆赋闲在家。1938年早春的一个清晨，杨买菜途中目击自己的女学生被日本宪兵轮奸并残忍杀害，悲愤难平，连夜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于翌日清晨闯进日本驻苏州领事馆，要求日本人惩办杀人凶手。
　　
　　
　　杨绛在《回忆我的姑母》中忆及杨荫榆之死：“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了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1937 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　　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战，这也是八年抗战中最为剧烈的战役，历时 3 个月，日军参战兵力达 25 万余人，死伤 5 万余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共 70 余万人，伤亡达 10 余万人。“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时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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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之战开始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电报军情云：“日人所放之炮乃空炮。”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则云：“日人放炮半小时，各处均遭袭击，损失甚重。”两军电情大异，延误用兵。
　　
　　
　　曹聚仁说：“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中国决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战简直是发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埃文思·卡尔逊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党军师长黄维感叹：“一寸山河一寸血。”
　　
　　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抗日战争期间，驻守热河省城的庞大军队一听说日本人来了，一枪未发就全军逃窜，他们的对手竟然是只有127个人的日本骑兵小队……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南京守军军官钮先铭说，日军当着祖母强奸未成年的孙女，当着丈夫奸淫其妻女，都是最普遍现象。一个南京少女藏在不到两三尺高的天花板夹层里，过四个月，居然躲过了浩劫。而他本人则躲在南京鸡鸣寺，装了八个月的假和尚，才逃出了虎口归队。
　　
　　
　　一位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说：“昨天,在我们一个外国朋友的邻居家中,几个日本士兵抢走了四个姑娘。还有几个外国人看见,在普通百姓极少光顾的南京市某地,一位最近来到的日本军官的住宅中有八个青年妇女。……在这种情形之下,恐怖是难以描述的。日本军官虚伪地宣称,他们‘进行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解救中国人民’,这真是令人作呕!”“要全面叙述过去十天中所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悲的是,当事情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为世人所知晓时,就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故事,就不再是所谓的‘新闻’了。”
　　
　　
　　汪精卫在日本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之时，大权旁落，心下颓唐，加之日军攻势日盛，便组织“低调俱乐部”，强调对日作战无望。1938年4月，汪视察长沙时，凭吊黄兴墓，写了一首诗：“黄花岳麓两连绵，此日相望倍惕然。百战山河仍破碎，千章林木已烽烟。国殇为鬼无新旧，世运因人有转旋。少壮相从今白发，可堪揽涕墓门前。”
　　
　　
　　1938年10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主战主和人心惶惶。陈嘉庚作为参政员从新加坡发来十一字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据说主持会议的汪精卫脸都白了。邹韬奋在回忆录中称这十一字“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汪精卫出走前一星期，去访问老蒋。蒋正感冒在床，见汪来，便叹口气说：“汪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时候，接受投降的条件，连喝杯开水的自由都会没有呢！”汪氏一听，和平无望，乃走为上策；不久，蒋氏去西安督军，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留下一首绝命诗，题为《自嘲》：“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汪精卫死后，日本军部用专机将其尸体运回南京，陈璧君生怕日后有人毁坟鞭尸，特地命令手下用5吨碎钢掺在混凝土里，浇灌在墓壳上，想以此保住其夫君尸身，没想到后来还是被炸开鞭尸了。
　　
　　
　　汪精卫客死在日本名古屋时，陈寅恪正在成都存仁医院看眼病，吴宓去探望时，“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诗曰：“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汪精卫早年曾经谋刺摄政王载沣，准备和载沣同归于尽，未遂被捕，入狱后作绝命诗一首，其中有云：“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义凛然。后经人营救出狱，追随孙中山。1938年，汪精卫投敌叛国，有人在他这首当年广为流传的诗前各加二字：“曾经慷慨歌燕市,当年从容做楚囚,恨未饮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请农民赵廷喜帮忙买吃的，却被后者出卖。杨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被重重包围。突然有个声音大喊：“杨靖宇你还是降了吧。”熟悉的中国话让杨靖宇吃惊不小，他马上发现原来又是个汉奸，气得浑身直抖，临死前说：“这些天遇上的怎么都是这号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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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21日到24日，蒋介石组织军事法庭对韩复榘进行审判，但韩始终一言不发，傲然视之，审判毫无结果。24日晚上7时左右，一个特务到楼上来，对韩复榘说：“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韩信以为真，刚下楼梯到一半时，只见院子里面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哨兵。韩知道不妙，想开溜，对那特务说：“我脚上鞋小，有些挤脚，我回房换双鞋再来。”他边说边往回走，刚迈出一步，枪声就响了。第一枪没打准，韩复榘回了一下头，说：“你打我的胸……”话没讲完，身后连续响起枪声。这年，韩复榘48岁。
　　
　　
　　抗战爆发后，刘湘接受蒋介石所委任的第七战区司令，率部出川。1938年1月，与日军在南京接触溃败后，病死武汉。2月，灵柩运回成都。刘出川前可谓四川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国民政府命令成都百姓沿街摆列香案迎灵。川中人物刘师亮以垂危病躯写了一联：“有薪人如丧考妣，这件事要问神仙。”暗指刘湘既死，其下属亲信失掉了依靠和后台，如丧考妣；“神仙”是指江湖骗子刘从云，每有要事，刘必向他预卜吉凶。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攻占岳阳。次日上午，蒋介石急电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所部徐昆匆忙下令放火，长沙陷入一片火海，三夜不熄，许多地方烧为废墟，更有3000余人葬身火海。日军未至而长沙城已成焦土。为息民愤，当局枪毙了徐昆等三人。有副对联：“治湘有术，两大方案一把火；心中何忍，三颗人头顽固怨。”横批“张皇失措”。张将军实在是替人受过也。
　　
　　
　　张灵甫是抗日虎将，江湖上有两句话：三李（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不如一王（耀武）。宁碰阎王，莫碰老王；宁挨三枪，莫遇一张（灵甫）。可见张是名将中的名将。抗战中，他给家中兄长写信说：“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争生存，兵凶战危，生死未卜，家人当我已死，绝勿以我尚生，予果死，堂上双亲，请兄奉养，膝下诸子，望兄抚教。予妻守嫁，听其自然。”
　　
　　
　　1939年11月23日清晨，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在赴法院途中，被奸徒狙击，连中三弹殒命。郁华曾是创造社四巨子之一，诗酒风流，甚是香艳，如其《鸳湖新词》：“春泥冷溅小菱靴，连臂湖塍唱踏沙。花底几家新酒熟，水边三月丽人多。鬓云渐重鞭丝腻，面页微香扇影过。珠箔飘镫归去晚，调笙还倩粉儿歌。”
　　
　　
　　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写来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1938年3月21日，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棍，渡过黄河，从山西吉县步行20多天，来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过，他原计划到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但战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毛泽东从丁玲那里知道消息后，很想会会这位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室秘书和培元前往问候。和培元提出安排时间让他见见毛主席，萧军竟然客气地回绝了：“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庆祝会上，作曲家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迅艺术学院一百多人的合唱团首次正式演唱《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晚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空前的……”
　　
　　
　　1942年3月，王实味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1947年，王实味被所杀，死的时候头上戴了三顶大帽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头头”。在他死后四十多年，这些帽子才由三个不同的部门以不同的形式陆续摘掉。
　　
　　
　　青年书生王实味曾是“革命圣地”的明星，他写的壁报“矢与的”轰动一时，连革命领袖都要深夜提着马灯前去观看。“《矢与的》的壁报出来以后，看的人川流不息。有几期壁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的南门外，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李维汉回忆说。
　　
　　
　　1933年，丁玲在上海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随即被押往南京囚居。直到1936年，丁玲才逃离南京，随后经西安，来到陕北。丁玲到达保安后，受到了极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凯丰等都参加了为她举行的欢迎晚会。欢迎会后不久，毛泽东问丁玲有什么打算，丁回答：“当红军。”毛似乎被感染了，随即写下了一首《临江仙》送给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天武将军。 ”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一句，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军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军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他妈的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企图迫使蛰居北平的吴佩孚出任北京绥靖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一汉奸职位，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他还亲笔撰写的一副长联，以表心志：“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此联有溢美之处，但“不积金钱”、“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确是他的所为。
　　
　　
　　民国名士吴獬曾写“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一联赠予吴佩孚。广平侯系指东汉光武帝手下名将吴汉。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如丧考妣。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在延安向中共中央作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表现在：第一，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在万里长征中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第三，对中央所提出的战略方针的怀疑；第四，对中央所作的批评和指示表示不接受和误解；第五，组织上的对立。”而错误的根源在于“军阀主义倾向得到发展”。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于右任评价平生挚友张季鸾：“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张五十大寿时，于右任献诗：“榆林张季子，五十更风流。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
　　
　　
　　徐铸成评价民国报人：“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文、武、昆、乱不挡。后期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学林旧人伍光建于抗战期间在沪上去世，张元济为他撰挽联曰：“天既生才胡不用，　士唯有品乃能贫。”这大概也是张先生的夫子自道。民国初年，张即全面负责商务印书馆，每逢病休便要求停发自己的工资，一生廉洁，律己甚严。
　　
　　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的说，是：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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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1945年，晏阳初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说：“我们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内战，他们流尽了鲜血。现在该是为农村的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蒋说：“你是个学者，我是个战士。等消灭了对手之后再说吧。”晏阳初说：“如果你只看到军队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陈香梅见到飞虎将军陈纳德时，仅十九岁，而将军已经五十岁了。有一次她大姐陈静怡问她：“他很好，是不是？”陈香梅说：“他该得一个比‘好’还要好的形容词。”“那是什么字呢？”“哦，就像，‘伟大’，也许是。”这即是这段爱情的开头。
　　
　　
　　傅斯年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
　　
　　
　　唐德刚在自传小说《战争与爱情》中描述：抗战时期，沦陷区有专为日本人服务的皇军慰安所，里面的日本高级妓女华人严禁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作阿Ｑ、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即所谓“风月不忘报国”也。
　　
　　
　　1940年宋庆龄自港抵渝，国民党当局开会欢迎。她在会上连连责问：“你们是不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是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你们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你们是不是信仰总理遗教？信仰总理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现在你们这样违背三民主义，倒行逆施，抗战能胜利吗？”冯玉祥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在此龙潭虎穴，敢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伟大！孙夫人真是女中尧舜！”
　　
　　
　　国民党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十几年后，冯玉祥说：“……那些书的名字，什么新生活与军事、新生活与政治、新生活与这个与那个，几十个名堂，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1939年，黄仁宇在成都中央军校聆听了蒋介石的演讲。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
　　
　　
　　1940年，早已视死如归的陈独秀在狱中与妻子潘兰珍公然做爱，且斥骂狱卒：“老子人犯了法，老子的性欲却没有犯法。”
　　
　　
　　抗战时，李达在武汉，周恩来派人询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表示：去延安只要有口饭吃就行。后来有人把这话报告给了博古，博古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李达受此奚落，辗转去了桂林。周恩来知道后，极不以为然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能讲吃饭？李达同志这句话，就是表示无条件的意思嘛！
　　
　　
　　冯玉祥对何应钦极为不满，在日记中称其为“人口丁。”冯主张对革命有劳绩的应作安排，何说：干革命不应讲劳绩。冯反驳道：不讲劳绩，为什么给总理修陵墓？蒋先生为什么当主席？你为什么当训练总监？我为什么当军政部长？
　　
　　
　　抗战时，冯玉祥到重庆歇台子村居住，他穿着随便，和老百姓打成一片，结果被不知就里的老百姓选为村长。一日，一国民党上校强征粮草，遇冯玉祥阻拦，冯劝其到军需处想办法，不要扰民。上校大怒，冯遂出示名片，上校一看“冯玉祥”三字，立即回身就跑。冯笑言：“一张名片就吓成这样，如何能上前线。”
　　
　　
　　胡适本有二十年不从政的誓言，但抗战爆发后，胡适毅然出阁作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做大使书生气十足，不喜酬酢，偏爱闲谈。一天，胡适看报，见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为国会议员，因是旧友，乃请他吃饭。此公也是书生气十足，见是中国大使邀请，欣然接受，也不管这个大使是张三还是李四。席间，史密斯突然说：“多年前我认识一个中国学者，他叫胡适，不知他现在何方？”
　　
　　
　　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的客厅里就挂着润笔单：“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一次，有人请他多画一只虾，这只虾便走了样，毫无生气。那人有点奇怪，齐白石说：“你要添的这只虾是不在价钱以内的，所以替你画了只死虾。”
　　
　　
　　齐白石对大客户非常重视。据齐白石孙女婿说，每天早晨，白石老人吃完早饭走到画案前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没有荣宝斋的订单？如果有，每天清晨的第一张画就给荣宝斋。
　　
　　
　　张大千曾率门生子侄在敦煌两年多，复制了276件敦煌壁画。传说张在敦煌临摹壁画时，打掉了壁画一角。消息很快传到了重庆，重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当即发电报给敦煌县县长要查实这一情况，但电报写得比较婉转：“张大千君，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敦煌县县长，转告张大千君，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
　　
　　
　　对于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评论很多，张大千最看重陈寅恪的一段话：“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别阔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徐悲鸿论张大千：“盖以三代西汉魏晋隋唐两宋元明之奇，大千淫浸其中，放浪形骸，纵情挥霍，不尽世俗所谓金钱而已，虽其天才与其健康，亦挥霍之。”
　　
　　
　　1937年，赵萝蕤第一个将艾略特的《荒原》全文翻译成中文。若干年后，查良铮（穆旦）也翻译了《荒原》。有人问查：“你的翻译和赵萝蕤的比起来如何？”查说：“还是她译得好，你们应该读她的。”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讲义，讲得激动时，往往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如同阵雨。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须撑雨伞。”
　　
　　据说现在北大某教授，搞人类学研究的，楞把孟子从外文著作中翻回来，翻成“门修斯”。不学无术至此矣，有愧乃师！
　　
　　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Whatever Daisen Says，it goes；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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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在西南联大时，吴宓以讲《红楼梦》闻名，甚至有学生赠他一个“妙玉”的绰号，他含笑回答：“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馆子，名曰“潇湘馆”。吴宓见后大怒，认为是唐突了林黛玉，砸了那家店的碗碟，勒令其改名。岂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气，坚持不改，双方争执不下，后来由中间人出面调解，将“潇湘馆”改作“潇湘”才了事。
　　
　　
　　1940年，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决定与戴望舒离婚，戴望舒为此发出《绝命书》：“从我们有理由必须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预见这个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没完的烦恼。但是我一直在想，或许你将来会爱我的。现在幻想毁灭了，我选择了死……”
　　
　　
　　1937年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然是“教员”中最高档的，但仍属“贱物”之一类。
　　
　　
　　1940年3月3日，蔡元培在香港寓所失足跌倒，次日入养和医院治疗，惟因胃部出血过多，于三月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三岁。十日举殡，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母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陈蝶仙在杭州西湖筑有蝶庄，因喜欢照镜子，因此廊门多置长镜。但楹联入镜，字作反形，颇以为憾，陈便取正反同形字为联以张之。……1940年2月8日，卒于沪寓，62岁。曾自题墓联“未必频年两祭扫，何妨胜日一登临”，想必亦是豁达之人。陆澹安挽联云：“公真无敌；天不虚生。”朱莲垞亦有联挽之曰：“齐物逍遥，一夕仙踪圆蝶梦；儒林货殖，千秋史笔属龙门。”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到达延安，他说当时快乐得把铺盖都忘在了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汪精卫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演讲，大意为：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决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人的卵翼下僭号称“满洲国皇帝”。汪精卫当时正在南京国民党行政院院长任内，他闻讯大骂：“溥仪没有独立人格，无论其名称为执政或皇帝，都不能改变其傀儡之本质。”到了1942年3月1日，汪精卫却为“满洲国”成立十周年发表演说，祝贺“满洲国皇帝陛下福体康宁，满洲帝国国运兴隆，反共轴心作战完成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亲笔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
　　
　　张学良90大寿时，众多记者蜂拥而来，他却只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单独采访。他说：“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他想让日本青年明白，“不要动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点历史已经教训了我们”。
　　
　　
　　1941年5月30日，重庆一帮诗人商定，每年这一天定为“中国诗人节”。参与发起工作的诗人有于右任、郭沫若、阳翰笙、老舍等二百余人。据说5月30日为屈原祭日。于右任在会上致辞说：“诗人为民族之灵魂，屈子守正不阿，洁人忧国，堪为今人之效。”可惜此“节”不传。
　　
　　
　　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前夕，重庆派了四架飞机去香港接国民党的中委。飞机刚刚降落，孔祥熙夫人就带人围过去，威胁说谁敢上就开枪打死谁，邃从容地带着家中的箱笼、老妈子、大师傅和七条洋狗登上飞机，命令驾驶员起飞，而许多大人物生生地被留在了敌占区，或被俘，或自杀，或失踪。
　　
　　
　　抗战期间，在上海定居的梅兰芳为了拒绝日本人的演出约请，情急之下打了一剂预防伤寒的针药，使体温急剧上升到40度，终得免。
　　
　　
　　1928年，蒋介石到上海新闻界来物色秘书，为其佐理文字工作。笔力雄健、性情温顺、又是同乡的陈布雷被蒋看中。此后20年中，陈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为蒋捉笔。1941年，周恩来托人传话给陈布雷：“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先生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陈听后沉思良久，避开正面回答，说：“恩来先生我也衷心钦佩，可惜共产党里像恩来先生这样的人太少了！”
　　
　　1942年早春，蒋廷黻与陈之迈之间有过一次谈话。蒋问陈：“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陈答：“我想回清华教书……”蒋则说：“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不解，说你是湖南人，为什么要去台湾当省主席？蒋说：“台湾自甲午战争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陈之迈闻之感佩不已。蒋廷黻自1935年开始从政，前后逾三十年。
　　
　　“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此言一出，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1943年农历新年，山西大同宪兵广撒“英雄帖”，邀集当地397位知识分子到“办公房”。日本人拿出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模范英语读本》令在场诸人每人念一遍，众人勉力念后，日军宣布：“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派，是皇军的敌对人物，统统要杀掉。”翌日，397人被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
　　
　　
　　“简直无法相信，在这片土地上竟有那么多的老百姓，而统治他们的阶层竟是那么少的一小撮。……我对现政权已不存希望，因为从情感上，它已失去了广大人民的信任……这个政权已千疮百孔，腐朽不堪……”此话写于1943年，当时费正清正在成都旅行。
　　
　　蒋介石与史迪威不睦，蒋称史迪威“刺儿头”，史迪威暗地里称蒋“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缅甸战役检讨会上，史迪威指着蒋介石吼道：“如果没有你在暗中操纵，战役早就胜利了！”蒋介石也坐不住了，把茶杯往地上一摔，狠狠地说：“娘希匹，枪毙！”
　　
　　1943年5月，宋美龄寓居纽约，正好丘吉尔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谈。罗斯福有意促成宋美龄与丘吉尔的会晤，邀请宋到华盛顿参加午宴，宋托词早有安排。罗斯福为此将午宴改期，宋仍然拒绝了。宋美龄的真正用意是，丘吉尔应当移身就教去看她，她不能前往华盛顿去迁就丘吉尔。孔令侃曾对顾维钧说：“蒋夫人是一位女士，由丘吉尔去拜访她比较合适。”
　　
　　
　　宋美龄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小的、也是最长寿的一位，2003年10月逝世于美国，享年106岁。孔令仪称，宋美龄没有美国护照；她在美国及台湾没有任何房地产或其他贵重资产，仅留下12万美元。她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那是她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嫁妆，也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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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间道6

      1943年12月，50岁的叶圣陶说：“朋友们的文字里，都说起我的文字跟为人；这两点，我自己知道得清楚，都平庸。为人是根基，平庸的人当然写不出不平庸的文字。我说我为人平庸，并不是指我缺少种种常识，不能成为专家；也不是指我没有干什么事业，不当教员就当编辑员；却是指我在我所遭遇的生活之内，没有深入它的底里，只在浮面的部分立脚。”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他老师(徐特立)的老师黄炎培在延安机场共话天下。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4年9月，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寓曾家岩张治中家，在渝之民主人士纷纷前去拜晤。当时章行严老先生也在重庆，他与毛可谓多年旧交，当然也要前往相会。谈判拖延，久久未决。章先生晤毛时，于手心书“走”字示毛，暗劝三十六计，走为最上。
　　
　　
　　《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是个狷介的人物。1943年陈布雷亲自竭力劝徐加入国民党，徐婉言谢绝：“参加一政治组织，等于女人决定选择对象，此为终身大事。我对政治历来不感兴趣，愿抱独身主义。”
　　
　　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逮捕，并杀害于苏门答腊武古丁宜附近的荒野中。事实上，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一直受到日军的监视。职是之故，郁达夫对自己最终可能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每年岁者，例作遗言，以防不测”。
　　
　　湖南多怪人，易培基即是一例。有一次，易的弟子陈子展来看他，一进门便听易说：“见到田老大（田汉）了吗？”子展期期不能作答。易又大声说：“田老大还是那么糊涂混蛋吗？”子展又默然。易氏于是大骂湖南人，从王壬秋骂到叶德辉，说：“湖南没有一个好人！”子展从容道：“老师，你这一句话，倒没有例外！”易氏愕然久之，拂袖而退。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胡兰成被汪伪政权拉拢过去，大节尽失，却对抗战评价甚高：“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抗战的伟大便是中国文明的伟大。中国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有是非常真的。”
　　
　　
　　1946年，战争的硝烟散去不久，美国《时代》杂志第一期登载了一篇回忆驼峰空运的文章：“战争结束，在长520英里、宽50英里的航线上，飞机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散布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们称之为‘铝谷’。在晴朗的天气中，飞行员可以把这些闪闪发光的铝片当作航行的地标。”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战机就达468架，牺牲飞行员1579人。
　　
　　
　　1942年，萧红于香港寂寞地逝去。后来，戴望舒来到埋葬萧红的浅水湾，为她题了墓铭诗：“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聂绀弩和二萧（萧军、萧红）都有深厚的交情，二萧婚变的主因是性格的不同，副因是第三者的介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他在一篇追忆萧红的文章中说：“我知道她是讨厌Ｄ·Ｍ（端木蕻良）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因此他劝告萧红：“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
　　
　　
　　由于西南联大的迁入，昆明俨然成为战时的文化之都，当时在昆明的一流学者粲若繁星、多不胜数：杨振声、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浦清江、陈梦家、吴宓、冯至、沈从文、卞之琳、陈铨、金岳霖、雷海宗、潘光旦、陈岱孙、钱穆、梁思成、周培源、黄子卿、陈省声、肖公权、柳无忌、陈序经、汤用彤、贺麟、罗常培、魏建功、郑天挺、叶公超、钱端升、赵西抟、施蛰存、吴晗、林同济、楚图南、华罗庚、吴文藻、白寿彝、费孝通、尚钺、华岗、向达、唐兰、闻家驷、刘文典、姜亮夫、许烺光、余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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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于坚说：四十年代，大批教授和文化精英随西南联大抵达昆明，一时间，昆明成为中国的拉丁区。在这些文化人中间，有许多是中国著名的诗人，在昆明的街道上，随时可以遇到闻一多、朱自清、冯至、冰心、沈从文、卞之琳等人物。英国著名诗人威廉·燕卜逊也来到了昆明，昆明成了一个诗人之城。（删）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学者教授们生活困顿，王力被迫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被闻一多斥为“低级趣味的文章，消磨中国人民的斗志”。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补贴生活。王力呕心沥血的大作《中国现代语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王夫人进城去取这部书的稿费，拿到的钱却连付进城的车费都不够。
　　
　　
　　闻一多有5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因而生活很窘困。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描述道：“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指闻一多)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闻会刻图章，于是每天忙个不休，刻图章以补贴家用。好友浦清江还专为闻挂牌治印作了一则小启，贴在一家书社门口。有一次儿子闻立鹤说，你的图章这么贵，不就是发国难财吗？闻一多听后沉默良久，最后说了一句：“立鹤，你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的。”1946年，闻一多父子遭国民党特务枪击，父亡子伤。
　　
　　
　　西南联大的时候，沈从文有时会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学生讲点什么。金岳霖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岳霖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只跳蚤。
　　
　　
　　刘文典是西南联大唯一吸鸦片的教授。他公然赞美“云土”为鸦片之上品，又因为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之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复元，他因留恋“二云”，甘愿留在云南大学了。后来李广田当了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文典甚是尊敬，口必称“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
　　
　　
　　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避居西南联大后，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因此被刘文典誉为“国粹”。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已是位大哲学家，在清华也称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总是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躬，然后分开。
　　
　　溥心畬谢世后，周弃子说：“这样的画家代不数人，溥心畬死了，文人画的最后一笔也画完了。”
　　
　　刘文典乃谔谔之士，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一次，有人向他提起当时就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想了一会儿，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当时，沈从文在联大中文系讲授语体文习作，当他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张申府曾向政府进言，希望保护大学教授的热情：“这几年来，国人中表现的比较最规矩、最公正、比较最有知识最能感觉、最关怀国家、忍受的苦难也比较最多，最不失为固穷的君子的，就是若干大学教授。今后国家一切改革，总应该对他们多加些重视才是。”
　　
　　1941年的一次会议上，张奚若尖锐地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听不下去，就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下次再开会，他接到会议通知和往返路费后，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没有出席国民参政会。1956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此十六字评语曾传遍世界。而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竟公开征引张的这十六字！
　　
　　张奚若曾给国民党政府下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还说如果共产党是“赤匪”，那国民党就是“黑匪”，连“白匪”都称不上，因为“白”字太纯洁，有辱这个汉字。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以出身于清华的为多，且多为庚款留美学生，如：1909年梅贻琦，1910年胡适、赵元任，1914年金岳霖，1915年袁复礼，1916年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查良钊、汤用彤，1918年刘祟鋐、叶企孙，1919年钱端升，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浦薛凤、李继侗，1922年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雷海宗，1923年顾毓琇、施嘉炀、吴景超，1925年汤佩松、李楫祥、庄前鼎、刘晋年，1926年任之恭、陶葆楷、贺麟，1927年柳无忌、丁佶，1928年陈之迈、赵诏熊，1929年张荫麟、王赣愚、沈有鼎、杨业治……
　　
　　
　　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芩，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芩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他甚至常年不到昆明。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为了节省经费，梅贻琦辞退了安排给他的司机，坚持自己开车，后来干脆封存了公派的汽车。
　　
　　
　　梅贻琦待人平和从容，说话风趣而又适度。他遇到问题总是问别人“你看怎么办好？”或者“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急颜愠色。由于他说话喜欢用“也许”、“或者”等语助词，于是学生们送给他一幅对联：“大概也许或者是，可能恐怕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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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断然拒绝续聘教授刘文典，原因是刘文典为赚钱给人写墓志铭，远赴磨黑，结果耽误了两个月的教学。闻一多以“不足为人师表，违反校规”之缘由坚决拒聘，并修书一封建议刘文典留在磨黑做商人的墨客算了。
　　
　　
　　在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朱自清是齐名的好友，但两者性格却大相径庭，闻似狂者，而朱则是一个狷者。狂者性急，狷者性缓。1942年下半学期，朱自清在联大中文系开设“文辞”研究专题课。实际选课的只有两人，乃是清华大学的王遥和季镇淮。前者老实，做笔记一丝不苟，后者潇洒，只带耳朵不动手。但是后来两人都在各自领域成为学术领袖。
　　
　　
　　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数是从沦陷区来的，经济来源常常接济不上，生活困难，就只好在昆明找点小事做一下。他们所做的事，大小都有，从坐办公室一直到当公共汽车售票员。当时昆明正午12时放午炮，有一个学生就做了放午炮的工作。有一次联大足球比赛，时间是正午12点，大家看见这位专管放午炮的同学也来了，就问他：“你怎么有工夫来？”他说：“我要来看球，就把午炮提前给放了。”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汪曾祺和查良铮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且都是校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成员，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汪曾祺小有名气后，有个报社记者想去采访他，他连连摆手：“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
　　
　　傅斯年身宽体圆，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也。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让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抬头一看，拔腿便跑。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教员的，复元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1945年７月１日，傅斯年一行６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访问。傅斯年与毛泽东是２０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许纪霖在《二十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把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罗、傅应为第三代。
　　
　　陈梦家年轻时放浪形骸，颇有名士派头。有一天，陈梦家和老师闻一多到公园去看樱花，走累了到一个偏僻处休息，正坐在一个“招募新兵”的旗子底下。陈蓬首垢面，敞胸露怀，有一老者走过来缓缓的说：“年轻人，你什么事不可干，要来干这个！”
　　
　　有一次，闻一多写了一短简给陈梦家，称之为“梦家吾弟”。师生之间，老师给学生写信可以说“某某吾弟”、“某某贤弟”等等，仅是客套而已。没想到陈梦家却回称他为“一多吾兄”，闻一多大怒，把他大训了一顿。
　　
　　闻一多带领学生从长沙步行走到昆明，两个多月没刮过胡子，结果发现留了胡子十分体面，遂成了美髯公。有一天到石林旅游，学生帮他拍了一张照，他看了十分满意，放大了挂在家中自我欣赏。等日本一投降，他立刻把胡子剃了以明志。满院子的小孩看到他回来，都伸出大拇指，说道：“顶好，顶好！”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邀请马一浮来任教，马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由，坚辞不就。抗战时期，蒋介石向马请教治国之道，马说：“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蒋闻之愕然。据说当年陈毅造访时，正遇马大儒午休，陈也算是读书人出身，懂得师道尊严，竟在雨中苦等了两个小时。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进教室先不讲课，而是掏出烟斗来问学生说：“哪位吸？”学生们自然不敢受用。于是，闻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40年代初是日寇在北京统治最严酷的时期。物价飞涨，一日三跳，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据说一分钱的钢蹦儿因为根本用不上，所以都被扎两眼儿当纽扣使；而一元一张的伪币则被姑娘们折叠成纸花戴在头上。
　　
　　弘一法师于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写在一用过的字纸上，字迹仍旧有力。他另有致夏丐尊的遗书：“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月□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谨达不宣。音启。”遗书的月日，都空着，他圆寂后，由侍疾僧补填。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斯大林说：“我们已经等了40年。”他的意思是俄罗斯人要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失败复仇，而不是去帮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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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事件，且有不少中国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一面电告中央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要求苏军严肃纪律。苏军答覆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在德国时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卢冬生曾同刘亚楼等一起赴苏联学习，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在1945年12月14日夜，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苏兵顿时慌张。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士兵怕被告发，在后面朝卢开了枪。
　　
　　
　　1945年西南联大北上复员时，由西南联大学生编过一本《联大八年》的纪念册，里面有一个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
　　
　　
　　民国时，教授的流动性非常大，也非常自由。闻一多在1926～1930年间曾流动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岛的著名大学，最后于1931年在清华安定下来，朱自清在同一时间内也由杭州一师、扬州第11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中学、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最后固定在清华。
　　
　　杨振宁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时，手里拿着四易其稿的《天问疏证》，一句一句地讲，一个字也不含糊，旁征博引，一学期只讲了一篇《天问》。学期完了没考试，令学生就《离骚》作一篇报告。陈梦家讲《论语·言志篇》，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大家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生活自由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陈梦家答道：“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论语》都说了。”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记载，西南联大时，钱穆、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同处一室，这四人能凑在一起，皆因“平日皆孤僻寡交游，不在诸人择伴中，乃合居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闻一多读楚辞，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第二天一早，吴宓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钱穆感叹道：“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
　　
　　钱穆说，四人中惟沈有鼎清闲自在，还常常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就训斥他，“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沈有鼎只得默然。
　　
　　沈有鼎人虽聪明，却不修边幅，上课独来独往，终年身着一布满污渍的长衫，且勿勿走路，常常自言自语，钱穆说“其为人极可鄙”。沈的另一怪癖就是“惟事积钱”，“银行所储而外，小箱中存七八百元，一文不肯动用，而惟恐遗失。又或深夜扃户启箱，将银币一再清数，排列展览以为乐。”“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噫，此又聪明自私之另一格耳。”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殷海光平价钱穆：“……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对殷海光说：“无论如何，你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精神，在中国长期专制的历史中是非常宝贵的。仅仅这一点，就可使你不朽。”殷说：“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殷海光：“我这三十年来，像爬墙的蜗牛似的，付出体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进。”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任教务长。当时云南多鼠，潘深受其苦，只好张夹设笼进行捕捉。一日捕得硕鼠10多只，请夫人做成莱。随即邀来同事及学生数人，诡称偶获野味，欲与诸公分享。鼠肉端上桌来，潘带头大嚼，众宴客亦举著共食。然咀嚼再三，竟莫辨是何物。一客问道：“此肉细嫩，味道鲜美，但不知是何野味?”潘笑答：“鼠肉。”此言一出，众皆欲呕。
　　
　　李宗仁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呢？！”李闻此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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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博客只转6部    网上搜得第七部    不知是也不是   转自Lose Veking(失落的维京)新浪博客
特此说明

史间道（七）：大寨好是好，就是每天喝稀粥受不了



鲁迅先生说：“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1923年12月16日，胡适拜会王国维。王说，美国人拍一部电影，居然要“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他想不通。胡则认为，这正是美国人求全责备、认真负责的精神的体现，“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思想改造运动中，吴宓被迫承认自己制造和贩卖了“中西合璧、新旧兼营”的思想毒素，例证之一便是：“我在清华和联大任教近二十年，在外文系毕业，在我班中上课，或同我接近的那许多学生中，几乎找不出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或多年参加革命而光荣牺牲的人，这不是我罪过的铁证吗？”



1953年5月2日，西师俄语系为欢迎苏籍教师，特举办了一场教师舞会。吴宓被拉去与之共舞，心殊不爽，“思宓幼在宏道，尊事日较远；少入清华，尊事美教员；皆无如今日尊事苏俄教员之神者。昔来尚有讥弹，今则全国一致，上下争为媚悦，无不敢自觉其为中国人者。……按今日之中国语文，已为俄文所同化，改变殊多。……又如伟大、英明、争取、致敬、模范、水平等字，悉直译取苏俄习用之词汇。故今日者，其但社稷不存，中国之文字乃真亡矣。”



1969年重庆市中学试用课本《语文》（一年级用）第一单元介绍“工农兵常用的几种修辞方法”时，举例说：“1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的红太阳。2 舵手来了！救星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安源来了！工农兵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心中的红太阳，是大海航行的舵手，像这种写法叫比喻。”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文斗，坚决反对武斗，这是第一条。……但是还有第二条，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枪支、长矛、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你们要吃亏的……



1975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一位基层领导私下说：“大寨好是好，就是每天喝稀粥受不了。”随之便别揭发，遭受停职、检查、批判。



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理化试卷(物理部分)一.一个体积是6000(立方厘米)的钢球,重量是23.4公斤,它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二.民兵训练时,指挥部命令某民兵排,在2小时内到离他们15公里的某“阵地”,求民兵排的行军速度最小不能少于多少?



1967年，红卫兵冲进大儒马一浮家“扫四旧”，将其多年藏书和手稿尽行焚毁，又将值钱物件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马一浮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字，好不好？”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马一浮惶然壁立，摇头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



1976年10月10日，《吉林日报》第四版发表王小妮诗作：《向毛主席宣誓》。



1976年6月2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谢冕的评论文章：《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战歌──读小靳庄大队的两本新诗》。



蒋介石 1949年2月1日日记：“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林彪1964年5月7日秘密日记：“小册子（按：指《毛主席语录》）出版。毛审阅，对‘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的提法很赞赏，说：‘好！是唯物主义观，立竿见影可以不提。’毛说：‘我的小册子在书记处就通不过。那本《修养》，东西南北，遍地开花！’毛对刘、邓、彭很感冒了。”



林彪1967年3月18日日记：“‘B52’（指毛）问：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对新生事物的立场？我随即说：‘紧跟主席的’，有意留给‘B52’纠正的。‘B52’点点头说：‘能不能思考五分钟，下结论？’我还是有意等着装作思考。‘B52’抽了第二支烟一半，按捺不住道出：‘总理思想上和刘是合拍的，组织上是看我的。总理中庸哲学，你和我也要学一 点。’ 说着仰天大笑。”



中英鸦片战争中，清兵和英兵的伤亡比例是600：1。



1958年大炼钢铁，湖北一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砌炉子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10小时时间、8块砖、90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即可。



1958年，一位英国旅游者在云南一个村庄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他说：“在我看来，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经检验，1958年生产的1070万吨钢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余都是废品。



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生产队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报道称，食用了用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



1960年1月，河南省创造出“粮食食用增量法”，具体操作程序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河南同志兴奋地将这种馍命名为“跃进馍”，他们甚至创作了一首歌谣，表达对“跃进馍”的喜爱：“跃进馍真正好，既顶饥又顶饱，节约粮食营养多，利国利民好处多。”


1959年春节，在各地大力支持下，北京的食品供应仍比1958年减少。1959年端午节，马寅初因没买到鸡、肉，只吃了几个粽子。他说，活了78岁，第一次没过端午节。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干脆自己在家饲养了50只小鸡。



1960年1月26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宣布，1958、1959年粮食获得特大丰收。当前粮食形势好得很，库存持续增加，并继续出口粮食。东欧国家鉴于中国宣传粮食大丰收，要求中国在 1960年供应84.7万吨，比1959年提高50%。



宋任穷说，不管如何，几年特大经济困难，终于“尽力设法混过去了”，几年间，尽管“粮食少，死了一些人，可是没有出大问题，没有出‘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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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中旬，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决定回国任教。临行前，芝大同学李政道前来话别。照相留念之后，巫问李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李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 1975年1月，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作报告时，身边的秀才们要将他不认得的字用同音字注明，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通顺。



文革期间，16岁的杨小凯以一篇署名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风行全国，震动京华。康生看后，认为《中国向何处去》一文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并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1968年4月29日，林昭以“现行反革命”罪被秘密枪杀。5月1日，公安人员到林昭家，向其家属收取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之后，其母精神崩溃，几年后自杀。



1965年5月31日，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次日，林昭刺破手指，用鲜血写作《判决后的申明》，“……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应该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蔑视它！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佞——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垮坝，打捞到的尸体10万多具，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14万，共24万多人死亡，与次年的最大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死人数相仿。



文革初期，马思聪被派到音乐学院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马思聪对吴祖光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了啊！”不久，马思聪潜逃出国。



毛说：“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毛的自我评价：“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文革中，广西博白县一浪荡贫下中农子弟趁乱欲强奸一地富女儿，女不从，便将女杀死。又到公社革委领导处要求入党、表扬：我对阶级敌人斗争多坚决！领导说：光我们知道还不行，得让大家都了解你的事迹……该无赖遂将被害者头颅割下，到公社中学，趁放学之际在篮球场上以人头作球，蹦来跳去，“投篮”不休。



1966年8月3日，诗人、翻译家吴兴华被勒令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又昏倒。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半夜，他的妻子被叫来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作家白桦记述，饥荒期间，他一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说：“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



1958年8月间，湖北麻城县稻子亩产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消息见报，《人民日报》特别发布了一幅新闻照片，显示四个小孩站立在田间的稻穗上，照片下的说明是：“孩子们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一个月之后，又一幅照片问世，其说明为：“三个人站在上面也压不倒！”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跑到河北徐水县，问当地孩子吃些什么，孩子们咽着口水道：“吃饺子、烙饼。”当地官员告诉毛粮食已经吃不完时，他竟然相信了，大为兴奋地说：“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兴致勃勃地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1958年9月下旬，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说：“（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这样再过八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1958年中央号召“全民写诗”，时在北大荒劳改犯农场的聂绀弩记述了一件趣事：“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说是要使全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立刻每人炕头都点上一盏灯。这房里是两条几十人的长炕，一时百来盏灯点起来，满屋通明，甚于白昼……”



在“全民写诗”的热潮中，昆明办了个“万人赛诗会”，一连数天，满城都是张贴的诗画。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看了三天之后，对学生说：“同学们，我仔细琢磨了三天三宿，这里面确实没有一首可以称之为诗的东西。”



早在大跃进前讨论长江三峡应否筑坝修库的国务院会议上，与会者众口一词，主张立即上马开工，唯独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一人唱反调。周恩来即说：“有一人说困难，这很好。”此案即被搁置。



毛的家乡湘潭县要“大办”水泥厂，可惜没有生产水泥的设备，只有几座土炉子，于是就动员婆婆姥姥一齐上阵，用双手搓黄泥石灰团，供工厂烧制成水泥。湘潭市的街头上竖起了巨型宣传画，写上豪言壮语：“一个婆婆，十个团团；十个婆婆，百个团团。婆婆成堆，水泥成河。淹死美国佬，婆婆笑呵呵。”湘潭人彭德怀听说此事，长叹了一口气：“唉！这是劳民伤财瞎吹嘛！”



建国初期，每逢五一和十一就要开纪念大会，纪念大会就要有一系列口号。1950年五一节的口号汇报给毛泽东看的时候，毛在这个口号最后加了一条：毛主席万岁。



刘少奇获正式平反后，王光美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林间姝境

为什么你是向阳花？:naotou:

胡一刀

这得慢慢慢慢慢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