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从未负国”真相:曾两次举省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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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地震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川人从未负国，国人决不负川”。
   
    作为一个四川人，我在灾区采访时深深为此诗后半句感动，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印证了我们民族在危难时刻的众志成城。
   
    那么，“川人从未负国”说的又是什么呢？也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把MSN签名改为“永历祥兴举省殉，国难向来蜀难先”。上周我在报社的地震采访会上简略地解说了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在此把相关的史料转载于此。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历史上的侵略战争是当时游牧部落上层贵族为夺取土地、人口、金钱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使各族下层人民均经受了多年的死亡与痛苦，我们必须正视历史，予以谴责。抵抗一方在反对强大侵略者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精神，正是此次四川大地震中军民所体现出来的血脉传承之精魂，中华民族应该代代珍存。目前蒙、满、汉三兄弟民族已经融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我们应该分外珍惜通过流血、纷争、融合的历史而形成的新中国，而不应因为正视历史而曲解史实。
   
    南宋祥兴：举省殉国
   
    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扫荡欧亚大陆，中国未能幸免。南宋朝廷在联合蒙古灭掉世仇金国后，发现自己成为了蒙古贵族下一个征服的目标。当时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是一个武装抢劫集团，他们在欧亚大陆屠杀任何与之接壤的民族，从而获取大量奴隶人口和财富，花剌子模、黑衣大食等古国因为此次侵略战争而永远消失在地球表面。
   
    在经历了先秦至13世纪千余年的发展后，南宋时的四川省成为全中国最富庶、文明的省份之一。人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当时的四川出产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全球最早出现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过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失去四川，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收和兵员来源，南宋政府因此在四川组织了最激烈的抵抗。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在山城防御战中最著名的城市是合川钓鱼城，这座城市孤城独守36年，在南宋灭亡后还继续抵抗多年，并且击毙蒙古大汗蒙哥，扭转了欧亚战争格局。
   
    然而，蒙古贵族集团的策略是对任何抵抗的城市进行屠城，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
   
    我曾经发布《成都大屠杀：140万屠刀下的冤魂》一篇博文详细阐述当时发生在四川省会成都的大屠杀史实，那次屠杀的死亡人口是南京大屠杀的4.5倍。
   
    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四川军民通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彻底让蒙古贵族放弃了把耕地变为牧场这一可能让汉族亡国灭种的政策。蒙哥之后上台的忽必烈汗，是元代历史上的明君，他采取了许多在贵族集团强大压力下依然施行的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比如大批任用汉族官吏，按照前朝典章制度治理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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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四川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后，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会轻易在屠刀下屈服，夺取政权后，只有不分族群地善待人民才有可能坐稳皇位。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并未体察到他的用心，因此没有多长时间便在南方各族激烈的反抗中丢掉了江山并逐渐衰落。
   
    南明永历：举省殉国
   
    由于南宋末年经历的大屠杀，四川省在明初时依然只有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全省大部分国土已经恢复成为动物的乐园，其时有旅行者在从前的城池中看到虎豹成群结队出没。
   
    为了恢复人口，朱元璋大幅度提高湖广赋税，并用军队强迫百姓前往四川落户，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自此开始，我家的祖先便是在这次迁徙中进入四川的。
   
    经过明代200多年的恢复，四川人口有所恢复，但到崇祯时也不过区区310万而已，与南宋的1290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于清军在四川反复追剿张献忠、李自成义军余部，这310万人口至康熙初年已经损失了90％以上，再度沦为元代的千里无人烟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满族上层武装抢劫集团在四川遇到了人民最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杀光所有人后，把罪责全部归于张献忠，通过各类史料把张献忠打扮为青面獠牙杀人如魔的混世魔王，“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此前，中国历代史官都是独立编修历史，《宋史》中曾经记录过史官拒绝赵匡胤查看自己实录的要求。从周代开始，华夏族中央政权均设立独立的史料编修机构，根本不允许当政者干涉历史记录，为的是让后代能够看到前代最真实的历史，这一切都是在清朝改变的。
   
    直到现在，大部分四川人尚认为张献忠是在明末屠杀中最重要的角色。在四川，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张献忠在四川四处立碑，上书“天生万物用以养人，人无一物可以报天，杀！杀！杀！杀！”近来，考古学者在四川广汉发掘出了这块碑的原物，上面写的原来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在张献忠1646年战死后，清军在四川尚有长达13年的征战。如果是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真不知道清军在与何人作战了。
   
    不过，清代掩饰史实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明史》业已成为24史中最不可信之正史，《四库全书》删去一切关于夷乱的文字，并且事后焚烧前朝典章，毁尸灭迹不可谓不彻底。但为清廷效忠的文人们却私自抄录了《明实录》偷偷带出，朝鲜、日本人也保留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章，这些都让中国在清代以前的历史得以传承至今。
   
    保路运动：成就辛亥革命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将已经由民办的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随后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四川人民强烈反对。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相继建立分会，入会者达数十万人。至8月下旬发展为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封闭铁路公司，命军警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百人。次日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民众奋起反抗，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进而在四川全省发展为反清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一个事实是，清廷在镇压保路运动过程中将武汉守军悉数调往四川，这是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
   
    川军抗战：壮士一去不复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４０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年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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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８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１０万余人）提供了近３００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１４０５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多！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２６３９９１人，负伤３５６２６７人，失踪２６０２５人，共计６４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带病出征的四川军阀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在汉口去世。死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刘湘在全国各大军阀中，抗日做的是最决绝的一个。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川军就请缨抗日，当年9月1日，川军从安顺场出发，历时41天到达上海前线，防守“四行仓库”等一线阵地，拉开了川军抗日第一战；
   
    1937年11月22日，川军开赴太湖阻击日军，20多名战士深入敌后，身绑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台湾出版的《一寸山河一寸血》记录说：川军1937年初夏步行出川北上抗日（从秦岭出川）。很多军人只有两件单衣，一双草鞋。一路上无有任何补给，但经历了北方严寒的考验，不得以还抢了阎锡山的军库，以补充补给。当时国军主力都不愿意接纳军纪涣散，素有双枪将（土枪＋烟枪）之称的川军。最后李宗仁收留了川军。川军未及休整就投入了台儿庄战役,承担了正面阻击日寇的重大任务,其作战英勇另各部正规军刮目相看。川军也承受了巨大损失，有一个师几乎拼光。当时师长打电话给李宗仁，说给我们川军留一点种子吧。李宗仁当时知道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快合陇，因而不同意。师长也坚决服从命令，最后全体官兵阵亡。
   
    八年抗战，回川者寥寥。
   
    在成都，每年清明市民都群起祭祀抗战川军，祭品大多是一碗汤圆。这里有一个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静环等川剧艺人……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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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上百人
   
    在新中国建国后，我国经历了两次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即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
   
    作为与印度、越南接壤的西南地区中心城市，成都的军分区第一个承担了派兵作战的任务。小时候每到清明，我和同学都会在学校组织下去县里的烈士陵园扫墓，在碑文上，我看到了我们县大量在这两次作战中阵亡的烈士名单。据后来认识的一个越战老兵告诉我，在这两次战争中，四川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了上百人（当时重庆还未划出，四川约有220个县）。
   
    罗列少量殉国军人名单，以作纪念：
   
    麻栗坡英灵名单
   
    烈士姓名 生前所在部队 籍贯牺牲时间
   
    潘相安 35206部队59分队 四川安岳 84年4月28日 吾尔尔且 35215部队73分队 四川昭觉县 81年5月22日
   
    吴伯祥 35215部队73分队 四川西昌 81年5月22日
   
    黑哈旦 35207部队59分队 四川昭觉 84年4月28日
   
    李光文 35214部队 四川西昌 1982年2月
   
    谭孟年 35207部队 四川会理县 84年4月28日
   
    杨正科 35206部队 四川会理县 84年6月28日
   
    罗 平 35206部队40分队 四川成都 84年7月21日
   
    江绪强 35206部队 四川德阳 84年7月12日
   
    孙守华 35205部队 四川璜县 84年5月19日 ；
   
    ……
   
    对印自卫反击战
   
    相文浩 7971部队战士 四川乐至 62年11月牺牲
   
    鄢登勇 7972部队战士 四川简阳 62年11月牺牲
   
    晋朝福 7975部队战士 四川简阳 62年牺牲
   
    吴洪良 7971部队战士 四川乐至 62年11月牺牲
   
    鄢家发 7971部队战士四川简阳 62年10月牺牲
   
    倪邦海 7979部队副班长 四川乐至 62年11月牺牲
   
    刘祖积 7971部队战士 四川乐至 62年10月牺牲
   
    王云超 7979部队班长 四川乐至 62年10月牺牲
   
    张信华 7979部队副班长 四川乐至 62年10月牺牲
   
    王再清 7979部队战士 四川乐至 62年11月牺牲
   
    熊兴民 四川长县 82年因公牺牲
   
    杨相军 36923部队战士 四川宜宾 82年2月牺牲
   
    魏存良 36923部队战士 四川宜宾 82年2月牺牲
   
    阿加福 36923部队战士 四川什祁 82年2月牺牲……
   
    “川人从未负国”，此言确实凿凿！
   
    成都大屠杀：140万屠刀下的冤魂
   
    人们常常提起的南京大屠杀，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屠杀中并非最血腥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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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窝阔台汗八年，公元一二三六年，在四川省会成都发生的140万人大屠杀，恐怕史上出其右者不多。
   
    宋末《昭忠录。王翊传》（《守山阁丛书》）：“二十四日，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入自东门。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令卜者占，卜者曰：‘民心不归，成都是四绝死地，若往，不过二世，不若血洗而去。’二太子大书‘火杀’二字，城中百姓无得免者。火光照百里。”《昭忠录。王翊传》是蒙古军队屠成都的记载里最详细的现存文献，其所述“二太子”，即阔端，是他下令屠城，以至“城中百姓无得免者”。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这一段文字引已佚的可能是宋人笔记《三卯录》所述的三点值得注意：一，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是按五十人为单位，先刺杀一遍，到黄昏时再补刺一遍；二，提到了从咸淳二年至咸淳九年曾任四川制置使、重庆知府的朱异孙的死里逃生的经历；三、蒙古军队屠杀成都人民达140万。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战争爆发以前，繁荣使四川地区已经“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虽硗确之地，亦耕溽殆尽”，人口总数1,290万，超过清乾隆末（1787 AD）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其密度可能快要接近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所能承受的饱和状态，因此才有南宋官员议论向人烟稀少的荆襄移民。
   
    然而，在咸淳五年（1269 AD）时，四川却变成了“地旷人稀”。北宋崇宁时，眉州有户约7.3万，按每户为5人的最低比例计算，约合36万人，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以前应该不会明显减少，因为在这期间，眉州地区并未有大的变乱发生，然而到了南宋咸淳元年时，“眉州（苏东坡的故乡）荒废已久”。残酷的屠杀和战乱，使得“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上述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清楚地说明了战争造成的人口暴减。战争造成的生产技术的破坏和文化资源的损失与文化精英的摧残和流失，葬送了几乎花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而这些，在古代落后的交通设施和信息交流手段的条件下，对于一个山川闭塞的地区来说，是不可能在一百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恢复起来的。事实上，从战争刚结束后的至元二十七年的80万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0.014，增长到明初洪武二十六年（
   
    1393 AD）的147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3，再增长到明万历六年（1578
   
    AD）的31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6，花了296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仍然仅恢复到战争发生前，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的人口数值1,100万（扣除今陕西、甘肃部分）及其占全国人口比例的0.17强的三分之一。
   
    比起人口和生产力的恢复，文化的恢复远为缓慢和困难，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秦汉至南宋，传统四川亚文化所取得的成就，以此对比蒙宋战争结束以后到明末张献忠部队入侵四川以前的文化状态，从而得出蒙古侵蜀战争对四川文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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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包括汉中地区，自从秦建巴蜀郡以后，秦蜀郡郡守李冰在古蜀王朝开明相凿离堆的基础上，修建了迄今还在起作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川西平原出现了无水旱威胁的自然优越条件，为中原文化在四川的传播与发展成有鲜明特色的亚文化提供了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
   
    秦始皇迁六国贵族到四川地区，第一次带来了中原的先进生产文化，秦朝时的巴寡妇清，西汉初的卓氏、程郑、邓通，都是富甲天下的企业家和商人。
   
    汉初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全国第一所官办学校，以后，川汉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得到蓬勃发展，到武帝时，已经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由此，到东汉末，形成了巴蜀亚文化的第一次高潮期。西汉时期，四川在全国有影响的文人大约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两汉的文艺作品和学术思想。川汉地区在西汉，还出了当时对全国有影响的学者严遵（君平），中国最早的杰出探险家张骞，他为中原王朝第一次打通了与西域民族连系之路。
   
    东汉中期时，洛阳太学生张陵在四川鹄鸣山结合巴蜀源远流长的巫文化，创造了道教。东汉党锢时期，著名的清流领袖李固就生长在汉中的成固。东汉末年的川汉地区，由于刘焉父子在巴蜀割据政权的经营，与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地区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经营，基本上避免了东汉末战乱的影响。随后刘备集团对川汉和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进行了开发经营，由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知识分子集团的进入，他们能友好地
   
    和巴蜀地区的土著知识分子共处，使川汉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基本上未受到蜀汉末曹魏政权攻蜀的影响。蜀汉时期的谯周是同时代全国闻名的学者和历史学家。西晋时期的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以其严谨而被选作二十五史之一。
   
    早期巴蜀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另一贡献是，它创造了饮茶文化与丝绸文化。从《华阳国志。蜀志》里，我们读到两汉时期的黄润细布为当时全国最好的麻布产品。此外，蜀国的织锦，质量向为全国上乘，早在战国时期，即已经行销中原，也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出口产品，也因此，蜀汉政府才在成都设立锦官署，专门管理蜀汉地区向吴魏地区的丝绸出口。四川一直保持该项生产的优质，一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夕。除此之外，就是巴蜀地区精美的金银器具以及铁制品。其后，西晋末的战乱，使川汉文化第一次受到破坏，但时间持续不久，由于賨人是已经农耕化和汉化的少数民族，李氏成汉政权在清除了西晋残余力量以后，即开始执行重视文化事业和恢复生产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川汉地区的文化破坏并不算很严重。这一时期的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内容最丰富的古代地方志。
   
    唐朝时期，四川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其中包括了“一扫齐梁蘼风”，开盛唐诗风的陈子昂，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唐安史之乱后中原的动乱，使许多文学家羁留四川，他们也促进了四川文学的繁荣，例如杜甫和唐代最著名的女诗人薛涛，中唐以后客居四川的诗人刘禹锡、李商隐等。隋唐时期的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被称为“扬一益二”，成都也被称为“南京”。四川成了唐王朝的后院，唐朝两次大动乱
   
    中，唐帝都曾避难四川。唐天宝中，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紬、绫、绢10万多匹，由此可见四川在唐时的经济地位。由于唐代四川经济的繁荣，使其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区，和江淮地区一起，帮助唐王朝渡过安史之乱与后来藩镇割据的困难时期。
   
    五代割据巴蜀汉地区的前蜀和后蜀时期，为了逃避中原战乱，大批衣冠士人来到四川，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四川文化出现了第二次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花间派为代表的词人，花间派是以客居四川，以韦庄为首的一批词人，花间派是我国第一个词派。《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是我国第一部词集。花间派词人和同一时期在江
   
    南南唐的词人一起，开创了由唐诗到词转换的第一次高潮。
   
    后蜀儒林图画院是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它的第一任院长，画家黄荃的花鸟画，开创了我国传统水墨画里独立的花鸟画分支。四川是我国早期雕版印刷的基地之一，成都的雕版木刻印刷品以其精美而蜚声全国，1944年出土的唐印本梵文《陀罗尼经咒》，被认为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五代时，中国首次出现的私人印刷书籍是在四川，足见四川民间文化的繁荣，事实上，五代时，仅成都就有数百家印刷作坊，卞家、过家、樊赏家，仅是唐代后期四川及成都地区众多书坊中的几家。造纸业方面，成都产的花笺纸（著名的信笺纸薛涛笺即其一）和麻纸也享誉全国。在丝织工业方面，四川在五代时，继续保持它在纺织工业上的优势，前蜀亡国时，库存的纹、锦、绫、罗多达50万匹。北宋平蜀后，将府库财帛运至京师，百里不绝。两宋时期，这个优势继续保持。后蜀《孟子》石经（孟蜀石经）的镌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盛举，工程浩大，规模空前。它是我国历代刻石经中首次有注文的石经，并首次将《孟子》刻入，形成一套完整的“十三经”的石刻经书。 然而，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一般认为蜀石经毁于蒙宋战争的战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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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时期的四川，出现了文化的第三次繁荣的高潮，首先是继续保持印刷生产的繁荣。宋太祖开宝四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宋时，浙江、四川、福建是全国三处印刷出版中心，四川即占其中之一。私家刻本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南宋时期眉州官刻《宋蜀刻七史》。
   
    由于经济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先进，在北宋时期，在四川，出现了全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两宋时的四川是人文荟萃的地方，时称“人文之盛，莫盛于蜀”。南宋著名文臣里，张浚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虞允文，虞在采石矶战役里，以一个不重要的文官职位，受命于存亡危急之际，粉碎了金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后任宰相一职，参与创造了孝宗时候的清廉政治。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著名理学大师，其宇宙论具有心和理的双重特色。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给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规模。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穷古博今，自成一家，魏了翁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有很高的地位。
   
    南宋后期，四川还产生过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秦九韶在数学上有几项重要发现，包括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海伦公式，其中的“大衍求一术”，即“中国剩余定理”（Chinese Remainder Theorem）的意义最为重大，对于现代代数，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算法、密码理论仍然存在着广泛发展前景。
   
    北宋时期，四川的史学家里有参加《资治通鉴》编撰的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南宋时期，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另有总目5卷，举要68卷，详记北宋一代编年史，极富价值。李心传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多卷，详记高宗以来36年间事，记事精审，其所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为“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 ”王偁的《东都事略》，是一
   
    本记述北宋历史的记传体史书，为宋人私史中屈指可数者。北宋时期，三苏就出生在四川眉州，其中，苏轼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政治家。他的作品风格，同司马相如和李白对当时文学的影响一样，强烈地影响了两宋文学的风格。所有这些成就，都和四川在两宋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分不开。早在北宋时期，四川就出现了和中原地区“洛学”并称的“蜀学”，由于金人的入侵，洛学在中原衰落了，而蜀学却在四川得以保存，这是因为四川在两宋时期，拥有最大数量的官办郡县学校，这就是李心传所说的：“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的结果。除了府、州、军、县都设有官学，四川的私办书院占全国的第六位。除此以外，四川保留的两宋以前的古代文献书籍最多：“淳熙六年（1179 AD）五月……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换句话说，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
   
    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一切灿烂，都在蒙古军队的入侵过程里烟消云散了。
   
    元平定全国后，将四川四路里利州东路里的兴元府、洋州、金州，利州西路的天水军、西和州、成州、阶州划入陕西行省，将文州划入宣政院辖地，元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怕四川将来经济力量恢复起来以后，利用和上述地区的历史纽带关系与元中央作对。
   
    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
   
    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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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科举制度下，两宋和明清时期在四川选拔的人材数目。我们知道，宋代总登科人数是历朝最多的，据初步统计，其每年平均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元代的30倍，明清两代的3－4倍。这应当与宋代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普及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和宋王朝对选拔人材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两宋在315年间，共举行过118次考试。北宋与南宋情况不同。总的趋势是，南方登第人比例迅速增高，至南宋时，高度集中在福建路、两浙路、江南东西路以及成都府路。从唐武德五年（622 AD）起，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 AD）止，在近1300年中，全国共出了596个状元，其中四川共占25人，唐代5人，五代2人，宋代13人，元明清代各1人，由此可见，从元朝以后的829年时间里，四川仅仅产生了两个状元，和有宋一代315年里产生了13个状元相比，判若云泥。光是眉山地区，在两宋时期，就产生了880个进士。所以杨慎在谈到明朝四川人材凋零的原因时，说：“宋宣和中，成都杨景盛一家，同科登进士第十二人，经元师之惨，民縻孑遗，以百八十年犹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
   
    整个有明一代，四川在《明史》里入传人物共99人，占总入传人物3254人中的3%，不及陕西的4.8%和河北的5.6%，而同期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却占全国入传人物总数的28.5%。
   
    四川的书院数量在两宋时占全国的第六位，可是到了元、明时期，却降低到全国十位以下。
   
    虽然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清代四川书院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到晚清前夕，四川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的第二位，然而，这些书院质量是不高的，其目的纯粹是为了培养应付科举的生员，对于学术文化的提高罕有裨益，即使就算为了应付考试，其效能也是很差的，清朝前期四川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较其它省分偏少，或许能暴露清代四川书院的一些问题。整个有明一代，四川的精英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只有一个唯一的状元杨慎(升庵)，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文星辈出，同时，北方地区的文化事业也有所恢复和发展。明末的战乱，更使恢复中的四川人口数量再一次骤减，尽管有清初的大量移民，但其素质并不算高，几乎都是在当地没有恒产的底层人士，这和唐末、北宋末大批精英人才迁入四川是不能比拟的，因而晚清以前，四川除了清初思想家唐甄，清中叶的文史家李调元、文人张问陶、一品官员张鹏翔以外，几乎没有产生过更多在全国有影响的精英。
   
    综上所述，从宋末战争以后，到明后期，四川都没有恢复到她在两汉、唐、宋时期在全国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明末张献忠入川所带来的清初战乱与屠杀，更使缓慢恢复中的四川文化受到第二次严重摧残，一直到晚清以前，四川都处于全国文化水平较低的位置，换句话说，四川经过秦汉建立起来的古典亚文化最终在宋末动乱里消失了，这不仅是四川的损失，也是中华文明的损失。
   
    作为南宋军民的一部分，四川军民用生命的代价，对蒙古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抗争，这是西晋末、唐末、五代，北宋末的的汉族人民对异族入侵者的斗争里从未出现的历史现象，后来在明末汉族对女真族的入侵，也有类似的地方，但不及南宋军民抵抗得持久和激烈。这个抵抗，向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高级文明阻挡低级文明侵略的鲜明例子，同时也提供了一
   
    个由于长期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所带来的对文化破坏的生动例子。
   
    在四川保卫战中丧生的南宋官员：
   
    利州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元知府郭正孙、利州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兴州知州张资、成都制置使丁黼、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制置司参议王翊、简州知州李大全、嘉定知府张忆牧、四川总领财赋王朝、黎平通判何充，何充妻陈氏、沔州知府高稼，高斯得父子、高稼弟高定子、四川制置司参谋许彪孙、怀安军知军史显孙、汉州节制邵复、汉
   
    州通判罗由、汉州教授袁拱辰、雒县知县罗君文、遂宁管文学赵拱实、威州棋城主薄史季检，其子良宵，其婿杨城夫、汉州权通事刘当可、汉州司户参军赵崇启、邛州知州赵晨、阆中推官赵广、蓬州转运使施择善、顺庆府知府段元鉴、文州通判赵汝乡、重庆知府赵立、南平军知军曹琦、云安军主薄杨寿孙父子三人、绵州知州范辰孙、施州知州鲜于渭、文州知州刘锐、金州通判蹇彝，其子蹇永叙，弟蹇维之、西和州知州陈寅，妻杜氏，及子妇四人，其宾客二十八人、西和州推官贾子坤及其家十二人、泸州安抚使王世昌、丹棱县知县冯仲晔、成都府知府冯有硕、普州知州何叔丁、隆庆府教授郑柄孙、阆州分俭赵寅、德兴县丞王贵行、盘石令姚希得、资州知州刘永、隆州知州蒲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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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生的南宋将领：
   
    利州御前统制曹友闻与弟曹有万、重庆制置兼重庆知府张珏、马湖都统和州防御使张实、利州都统安抚王佐、金州都统安抚和彦威、苦竹隘都统杨立、苦竹隘都统徐昕、郢州都统赵文义、兄赵武义、中江县：守将何庚，安惟臣，田广泽，歹坤、成都都统秦广孝、泸州都统黄仲文、泸州都统张桂、泸州都统金文德、万州都统上官夔、泸州都统江彦清、涪州都统王明，其子王忠训，总辖韩广文，张遇春、成都马步兵总管张顺、洋州都统关贵、洋州都统白付才、彭州都统宇文景纳、利州都统吕达、叙州都统杨大全，开州守将：庞彦海，张德，韩明父子，忠州镇抚使马坤、嘉定都统侯兴、重庆都统程聪、金州都统杨福兴、
   
    邛崃部曲帅石戴、绵州都统张珍。
   
    名山部将王虎（代字）、张觉、杨招讨女将军。
   
    史学家对四川人口锐减情况的详细推断过程：
   
    南宋初绍兴三十二年（1162 AD）全国总户数为1,113万，如果按平均每户为5人估计，则该年南宋人口约为5,565万人，这个人口数字基本符合何炳棣在文里对南宋人口的估计。绍兴三十二年四川的户数为264万，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南宋初四川（包括利州东西路属于今陕西、甘肃部分）人口大约为1,320万人。这个数字大约为1162年南宋全国人口的24%。南宋中期的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的户口数为258万，略微比绍兴初期的人口减少，人口为1290万。
   
    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以四川民仅十二万户，所设官府二百五十余，令四川和省议减之。”，不过，我们应该验证一下至元十九年诏书里12万户数的准确性。
   
    按《元史。百官志七》：“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国初，其地总于陕西。至元十八年，以陕西行中书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统有九路、五府。”由这段记载可知，虽然四川行省是至元二十三年时才置的，但至元十八年时的四川已经事实上被元当局与同陕西分开考虑了。因此，至元十九年诏书所提到的“四川”的确是分省考虑。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至元）十三年，立巩昌路总管府。
   
    十四年，复行便宜都总帅府事，其年割隆庆府，利、巴、大安、褒、沔、龙等州隶广元路。”可知，在至元十九年时，原属南宋利州西路北部的天水军（这时已被元当局改为天水县，属成州）、成州、西和州、阶州已属巩昌路，不在四川所属，而此时的大安、褒、沔州属四川广元路，同时考虑到兴元府，包括凤、洋、金三州仍属四川，这样，在至元十九年的诏书里的“四川”行政区，已经不含属于巩昌路的三州，也不含属于宣徽院管辖的文州。
   
    这样，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总户数12万中，并未计算成州、西和州、阶州、文州，这四州的户数可以估计为0.9万。添上文州，估计为1万。为了和淳熙二年拥有上述四州的南宋四川四路户数作比较，我们把估计数为1万的这四州户数加在至元十九年时的四川户数上，这就得出了至元十九年时原四川四路的总户数修正值为13万。
   
    我们还要进一步验证修正数字13万户的准确性。按照郭声波《元明清时代四川盆地的农田垦殖》文中表一“元延祐间四川盆地耕地状况”，元四川行省的编户民共计253,724户，口807,727人，这就是说，元延祐间（1314-1320），四川有耕地农户25万余，这个所谓耕地户，是指自由耕地者，不包括政府的军屯和民屯户，也按上文，民屯户有7,324户，军屯人数为5,542人，注意到军屯基本上是单身汉。我们猜测，元至元十九年时候的12万户，也是指耕地户，而不包括民屯户与军屯户，除了这两项以外，尚有城市极少数无耕地的士与官吏，然后就应该是元将领在宋末战争里掠取的以及被元王朝赏赐的私户，按《元史·世祖本纪》，元世祖赐参知政事咎顺（即降元的咎万寿）农户180户于江津，但总量不会太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加上1万户民屯与军屯的估计户数到元初的13万上，得到完全总户数14万。
   
    按照《元史·地理志二》里在至元二十七年时的四川行省各路的户数统计，我们得到四川各路的总户数为152,810，约为15.3万。这个数值并不包括陕西所属的兴元府三州，加上至元二十七年此三州的户数2,149，约为15.5万，如果再把民屯和军屯估计进去，则原南宋四川四路的完全总户数在至元二十七年时应为16.5万。
   
    比较至元十九年的14万与至元二十七年16.5万这两个修正后的完全户数的差异，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距离至元十九年已经过去8年，估计在这8年的时间里，局势逐渐稳定，流离在山间的人差不多已经返回到可耕种地区。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至元十九年诏书里四川总户数12万基本正确，只是此户数不含今甘肃的部分，也不含流离在野林里的户数。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精确考虑四川人口在宋末战争中的减少状况，我们宁愿使用至元二十七年（1290 AD）人口变动已经稳定（亦即逃离在山林里的人民基本上返回农耕地区入户登记），修正了的完全户数16.5万。不难算得，它是南宋淳<熙二年（1175 AD）四川四路户数258万的1/15，或者有比率约为0.065。
   
    按平均每户为5人计算，则在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四路人口大约为82.5万，因此，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

鹤飞日月

中国历代史官都是独立编修历史，《宋史》中曾经记录过史官拒绝赵匡胤查看自己实录的要求。从周代开始，华夏族中央政权均设立独立的史料编修机构，根本不允许当政者干涉历史记录，为的是让后代能够看到前代最真实的历史，这一切都是在清朝改变的。

鹤飞日月

我也听说过一句：天下未乱蜀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