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为何歪曲丑化历史彻底否定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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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历来是优越感、自信心最强烈的民族。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却上演了两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悲歌。虽然目的性质不同，强度裂度不一样，但作用和效果却是叠加共振的。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本来有着最光荣的历史。十月革命的旷世之举，二、三十年代的工业化成就，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航空航天的骄人成绩，唯一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全球地位，这些传世成就都是非常值得党和人民自豪的。但是，苏共不但没有很好的利用这些来凝聚人心，提升民族形象，反而对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摧毁了人们的精神支柱，摧毁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党的领导地位。
   
    苏共在自己历史上的虚无主义态度始于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2月25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凌晨，1340名会议代表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由赫鲁晓夫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报告题目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这篇报告从七个方面，对斯大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第一，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报告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反对个人迷信的语录，批判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颂扬个人，利用颁发斯大林奖金、建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以个人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等助长个人迷信。还宣读了列宁1922年12月给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评斯大林太粗暴，建议调整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公布了列宁1923年3月5日给斯大林的信，信中要斯大林为自己的粗暴行为对克鲁普斯卡娅赔礼道歉，否则将同斯大林断绝关系。
   
    第二，斯大林违反法制、进行大规模镇压的错误。报告揭露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首先从镇压党内反对派开始，当时采用“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把思想斗争变成了镇压和肉体消灭；同时列举联共 〔布〕十七大的代表和中央委员被清洗的材料以及其他许多案件，并联系批判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和批准使用肉刑的做法，把大规模镇压的责任归罪于斯大林；甚至暗示“基洛夫案件”是斯大林幕后策划制造的。报告还列举“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材料，说斯大林晚年“有一个消灭政治局内老同志的计划”。
   
    第三，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报告揭露斯大林对战争缺乏警惕，不相信许多预先说明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强防御，加上“大清洗”又无辜杀害了大批军队干部，削弱了苏联红军的战斗力，从而造成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报告说：初战失利后，斯大林又完全丧失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在后来的战争中，斯大林的指挥也犯了严重错误，只是“按地球仪制订作战计划”，使哈尔科夫战役损失几十万士兵，等等。
   
    第四，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报告说，在卫国战争时期，斯大林把车臣—印古什、卡尔梅克等几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徙，使整个民族从其故乡被集体驱逐到远方，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国建制也被取消。
   
    第五，斯大林在处理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方面的错误。报告说，战后苏南两国发生纠纷，最后导致决裂，斯大林在这方面“扮演了可耻的角色”。并说斯大林曾声称“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
   
    第六，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报告说，斯大林对农村情况根本不了解，几十年没到过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反对提高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主张增加农业税的数额，从而造成苏联农业的困难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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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斯大林违背集体领导原则，实行个人专断。报告说：斯大林没有按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相隔了15年”；党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召开，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没有开过一次中央全会；斯大林晚年不仅不开中央全会，连政治局会议“也只是偶尔开过几次”，等等。
   
    应该看到，在苏共二十大即将闭幕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抛出这个后果和影响都极为重大的秘密报告，也是有深刻的原因的。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斯大林后期，个人迷信已经成为苏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不突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斯大林模式，苏共新领导集体就难以有新的作为。所以在斯大林葬礼结束后于1953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就谈到：“我认为，个人迷信政策必须加以制止。”另一名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后来也说：“大约20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斥责过的个人迷信，这当然不能不对党内状况和党的工作发生极不良的影响。”
   
    还应该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确实披露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有些错误的确是骇人听闻和前所未有的。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对于吸取教训、纠正错误、改进今后的工作是有益的。同时，赫鲁晓夫在批判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时候，并没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历次党内斗争的评价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实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方面，甚至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方面，赫鲁晓夫同斯大林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对待这些基本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立场、观点同后来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立场、观点有着根本的区别。
   
    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拉开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浪潮的序幕。赫鲁晓夫从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入手，到全盘否定斯大林，把苏共历史的失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尽管此时的赫鲁晓夫并不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只是把斯大林作为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的极端典型来批判，但由于斯大林与社会主义和党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必然导致党和人民思想的严重混乱，导致党的领导地位的动摇。
   
    尤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还包含着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许多内容严重失实，比如，基洛夫事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基洛夫事件“是一件非常令人怀疑的事件”，其中“隐藏着许多无法说明、无法理解的地方”；凶手可能得到警卫的“协助”，基洛夫的保卫人员在被带去询问的途中突然“死于汽车事故”，而同车人无一伤亡，列宁格勒的内务干部随后又被“全部枪毙”，大概是为了“消灭人证”，等等。从这里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是暗示斯大林在幕后策划杀害了基洛夫。其实，若干年后的调查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怀疑斯大林，基洛夫的被害其实系情杀。虽然基洛夫的被害曾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坚定了斯大林开展“大清洗”的决心，但基洛夫本人并不是“大清洗”的受害者。苏共中央为搞清“基洛夫案件”，曾在1956年成立一个委员会进行专门调查，其中有莫洛托夫、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福尔采娃等12个人参加。他们看了许多文件，研究了“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全部材料”，但“没人找到任何对斯大林不利的材料”。“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与杀害基洛夫案件无关。但赫鲁晓夫不让公布这个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对他不利。”
   
    又如，哈尔科夫战役。这个战役发生在1942年。赫鲁晓夫当时作为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曾参与制订了这个战役的计划。由于计划和指挥的失误，苏联红军落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包围，损失了几十万人。据德方宣布，仅俘虏就有20万人。为此，赫鲁晓夫被从前线召回莫斯科进行审查。斯大林告诉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沙皇的军队在东普鲁士陷入包围，遭到失败，指挥军队的将军后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被处绞刑。赫鲁晓夫因此特别害怕，担心自己会受到严肃的处理。但不久斯大林又让赫鲁晓夫上了前线。这本来是赫鲁晓夫历史上的一大错误，斯大林也没有追究并且又给了他机会。但是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却说，他早就建议停止这次战役的作战行动，曾给斯大林打电话，斯大林不接，却让马林科夫在电话中告诉自己“一切按原计划执行”，结果使战役遭到失败。这样，赫鲁晓夫就推卸了自己的责任，把错误归于斯大林。而事情的真相却不是这样的。据朱可夫在回忆录中说：发动这次战役的确是斯大林的主意，朱可夫曾表示反对，赫鲁晓夫则竭力支持；赫鲁晓夫并未在灾难发生之前试图取消这场进攻；斯大林之所以没有取消哈尔科夫战役，是因为前线司令部低估了情况的危险性并认为可以继续进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也认为，由于当时的电话谈话没有留下记录，因此今天很难弄清真相。可见，赫鲁晓夫在哈尔科夫战役问题上的说法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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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卫国战争初期指挥判断失误问题。赫鲁晓夫说，过去斯大林把战争初期的悲剧归咎于德国人的突然袭击，“事实完全相反”。1941年5月间有多起情报和英国人的警告：德国人将进攻苏联，但“斯大林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苏联的防卫以免遭到突然袭击”，“斯大林对什么都置若罔闻”。“战争初期降临到我们祖国的可怕危险主要是斯大林错误的指挥我党和我国才造成的”。实际情况是，在1941年德军进犯苏联前夕，确有德军进攻的情报，但也确有另一方面的情报和分析认为有英国挑拨德苏关系转嫁战火的可能。斯大林判断错误，应负责任，但并非对一切都“置若罔闻”。关于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曾引起人们的震惊。对此，卫国战争的最高副统帅、斯大林的助手朱可夫元帅明确指出：“这与事实不符。”斯大林严格要求每天两次向他报告各方面军的战况和情况变化的地图。曾几百次去过斯大林办公室的高级参谋什捷缅科回忆说：“那种所谓根据地球仪指挥作战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朱可夫在回忆了历次重大战役后归纳说：“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
   
    还比如，说战争初期失利后斯大林丧失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这与事实和史料记载就更为不符。《大元帅斯大林》这部史学著作的作者，是一位曾因对斯大林出言不恭而被判刑、后因在惩戒连“用鲜血来赎罪”，同德寇“在几次肉搏中活了下来”的与斯大林同时代的人，从他通过10多年大浪淘沙淘出来的珍贵史实中，有两件事足以说明斯大林对战争的高度重视和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第一件事，是德国法西斯对苏发动侵略战争的当天——1941年6月22日，作为父亲的斯大林行使了一次特权，召唤两个儿子、一个养子立即入伍。他说：“孩子们，战争来临，你们应当成为军人。”随即，大儿子、养子到了作战最激烈的西部前线，二儿子加入了空军。不久，大儿子雅科夫在前线作战被俘，德军曾想用他交换德军被俘的元帅鲍利斯。
   
    斯大林坚决不同意，说：“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儿子。”后来雅科夫牺牲在纳粹的集中营。这中间的情节是曲折、动人而充满悲剧色彩的。
   
    雅科夫被俘期间，德国党卫军曾实施反间计，采取卑劣手法骗取雅科夫的声音，然后又对录音进行剪辑，把雅科夫制造成斯大林制度的揭露者和苏联红军的投敌变节分子，在报纸和广播中反复刊登、播放。
   
    斯大林得知这些情况后，即依照法律下令根据通常办法将雅科夫的妻子尤利娅作为叛徒的妻子予以流放。直到1943年，从俘虏的德党卫军情报人员中弄清德国人对雅科夫使的是卑鄙的反间计，雅科夫不是叛徒之后，尤利娅才被解除监禁回到家中。
   
    此时，被俘期间表现英勇的雅科夫也从新来的战俘口中得知了德国人的反间计。为了证明他没有参与法西斯分子的肮脏勾当，为了不让德军以后再利用他的名义，雅科夫含恨自杀了。
   
    在彻底弄清雅科夫在监狱和集中营的被俘生活和英勇行为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7年发布命令，追授雅科夫一级卫国战争勋章。
   
    此时斯大林逝世已经24年，他在生前没能看到儿子的昭雪。 虽然为此他曾饱受煎熬之苦，但他始终不曾对自己把儿子送到作战一线有过自责和后悔。他所考虑的是党、国家和红军战士的形象，是战争的胜利。
   
    第二件事，是德军入侵苏联四个月后，在希特勒军队围困莫斯科的情况下，为了鼓舞人民和军队，斯大林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屹立在红场检阅台上阅兵，红军战士从检阅场直接奔赴前线，喊着斯大林的名字冲向敌人。这一壮举，极大地鼓舞了人民，也使敌人心惊肉跳。
   
    《大元帅斯大林》这部书中记载：
   
    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捷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日加列夫将军，一个问题就把他们难住了：
   
    “过10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了，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
   
    两位将军不知所措。莫斯科正处在慌乱的撤退之中，各个机关都在焚烧文件，全城烟雾缭绕，没有人想过要举行阅兵式。
   
    “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
   
    阿尔捷米耶夫迟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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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形势……而且城里没有部队。炮兵和坦克都在前线，这合适吗？”
   
    斯大林朝坐在桌子后面的政治局委员们点了一下头说：“但是国防委员会认为必须举行阅兵式。这不仅会对莫斯科市民，而且还会对全军和全国起到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两位司令得到了指示，在绝对保密下筹备阅兵式。
   
    尽管这是传统的阅兵式，但是很不寻常。这一次阅兵不只是军事的，还是政治性的，挑战性的，是藐视敌人的，是给予他们一记耳光：你们叫嚣说攻下了莫斯科，可我们还在举行正常的节日阅兵式！
   
    在敌人距离城市不到几十公里远的时候，举行阅兵式是十分冒险的。德国人要是知道要阅兵，就会以几十倍的地面和空中优势兵力，像一支利剑在狭窄地段突破防御线、直插红场。这当然是个假设，但是距离真实情况并不远。毕竟德国人曾不止一次地以楔形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破了我们纵深的防线。
   
    但是这一回他们没有为突击做好准备。他们的情报部门没有打探到我们策划的这个意外行动。当阅兵式开始的时候，广播电台才开始向全世界转播。在柏林，在“狼穴”的人当然也都听到了，但是事出意外，难以置信，德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德国人都害怕向希特勒报告这件事。他自己很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听到军乐和士兵坚定的脚步声。元首起初以为是在转播德国的某个庆典，但是他听到了俄国话和俄语口令，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冲向电话机。他知道，现在不是骂情报人员和总参谋部的人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他直接打电话给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部。
   
    希特勒听到接线员的声音后努力保持平静，以免吓坏了人，他克制地说：
   
    “我是希特勒，请给我接最近的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官。”
   
    这时，希特勒听到话筒中的只言片语和交换机切换的声音。在这几秒的时间里，他怒火中烧，而且烧得越来越旺。
   
    一个不安的声音在听筒里喊起来：
   
    “元首在哪里，我听不见他说话。”
   
    “我在这里，”希特勒说，“你是谁？”
   
    “我是第12轰炸机联队的指挥员，将军……”
   
    “你是头笨驴，不是将军。俄国人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举行阅兵式，你还睡得像个死猪一样。”
   
    “但是，元首，天气……不适于飞行……有雪……”将军的声音断断续续。
   
    “好飞行员什么天气都能飞，将军，我给你一个小时来弥补这个罪过。你的所有编队立即出动，你亲自带领，亲自！我等你们回来后向我报告。好了。”
   
    几分钟后，这位将军已经飞在天上了。他看到，在他后面其他三架一组的轰炸机编队相继起飞。但是，将军没有能飞到莫斯科，他的飞机和其他25架轰炸机在远接近地被击落，其余的轰炸机掉头回去了。
   
    与传统的做法不同，今天讲话的不是检阅部队的人，而是斯大林。就是在这一天，他说出了让所有的人都永志不忘的话。
   
    “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斗争。让我们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兹涅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同和平时期的阅兵式不同，今天的步枪、机枪、大炮和坦克都是装着实弹的。这确实地标示：他们离开红场后不是回营房，而是开赴前线——参加阅兵的许多人都背着行囊。
   
    坦克、牵引车、装甲车和大炮长时间在莫斯科的大街上隆隆驶过，从城里向各郊区和周边市县……马蹄的嗒嗒声、步兵行进的脚步声、车队的轧轧声持续不断。上前线去！
   
    对全国来说，阅兵式都是想不到的、振奋人心的大喜事。
   
    这鲜明地证实了斯大林作为政治家和团结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领袖的优秀品质。
   
    从以上两件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战争初期苏军遭受的损失很大，当时的战局对苏联十分不利，但斯大林对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并不是认为“一切都完了”；不仅自己有信心，而且还冒着巨大危险，坚持红场阅兵，以鼓舞士气，鼓舞人民。可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存在着严重失实的，自然，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文章摘自《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前后：世纪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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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帖补充一篇<<赫鲁晓夫火化斯大林遗体对毛泽东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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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苏共20大曾经震撼了世界。苏共20大重要的内容是打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大门。斯大林1924年从列宁手中接过领导权，到1953年去世，近30年的时间里是苏联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人物。斯大林加速苏联工业化和抗击战胜德国法西斯是他一生不可磨灭的光彩；斯大林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消灭肉体、搞个人崇拜并镇压民主化进程，也是他犯下的罪行。他在世时党内积怨甚多，但没有人敢对他有任何抗争，都不得不昧着良心用肉麻的字眼歌颂他。但斯大林一旦离开人世，就由不得他了。斯大林去世3年后的苏共20大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而且把斯大林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翻了过来。到了1961年苏共22大，党内外已经对斯大林时代的残酷斗争深恶痛绝。赫鲁晓夫做为苏共领导人，是批判斯大林的核心人物，在22大上通过一个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瞠目结舌的决议：

“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宫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在弗.伊.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

很快，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被拉到火葬场焚烧。

其实，斯大林被火化，是苏共做出的决议，而非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意旨――斯大林也在生前为自己掘开坟墓。

这个举动引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最大反感。从此赫鲁晓夫成了毛泽东眼中最坏的人。早在20大后中苏关系就急剧下降，甚至造成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使因为极左路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难雪上加霜。22大之后，中苏两党全面论战，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写出的，激荡人心的文字直指赫鲁晓夫，而且揭了赫鲁晓夫的老底，翻出赫鲁晓夫曾经在斯大林健在时在红场大声歌颂“斯大林是我们生身的父亲”，而斯大林死后却鞭尸。《九评》中非常愤慨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对斯大林焚尸扬灰，但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把斯大林从苏联人民心目中抹去。

毛泽东对准赫鲁晓夫炮轰，并不是多么感念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早就厌恶之极，中共尚在艰苦斗争中，斯大林并未全力支持，甚至建议解放军打到长江就不要南下，让中国南北分界。这也是斯大林害怕有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他在诗词中表明“钟山风雨起苍皇，百万雄师过大江……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解放全中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到苏联，没想到傲慢的斯大林居然没有到车站迎接，也没有认真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在莫斯科深感寂寞和不满。

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却让毛泽东换个视角看待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毕竟领导苏联30年，在世时享尽全党全国的拥戴与由衷赞美，死后却遭到焚尸扬灰。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这样在领袖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人是十足的两面派、野心家，是必须引起他高度警惕的。

从此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就是要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以防后患。毛泽东亲自制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其中条条都把赫鲁晓夫当作反面教员，比如提倡“接班人”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同时“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再如提倡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从此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的同义词，也成了在中国挨骂最多的外国人。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隐藏在党内，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上下一起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直到后来曾与姚文元齐名的反动文痞戚本禹借批电影《清宫秘史》首创“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几年内成为频率最高的名词。

如果没有赫鲁晓夫从吹捧斯大林到焚烧斯大林，毛泽东会不会不发动文化大革命？会不会不在党内进行大规模“清洗”？会不会不把阶级斗争做为党的纲领？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作者:金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