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硕士毕业论文：无法笑傲的江湖

天风振衣

无法笑傲的江湖
——从＜笑傲江湖》看金庸小说的文化批判
【论文题名】 无法笑傲的江湖——从《笑傲江湖》看金庸小说的文化批判
【论文作者】 刘广臻
【作者专业】 现当代文学　
【导师姓名】 张俊才　李惠敏　
【授予学位】 硕士
【授予单位】 河北师范大学　
【授予时间】 20020901
【 分类号 】 I206.7　I207.4　
【 关键词 】 金庸　武侠小说　文化批判　政治文化　归隐　
【 摘　要 】 金庸在其一系列作品中,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其间经历了从认同、依恋到质疑、批判的过程.该文试图以《笑傲江湖》为标本,从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归隐情结三个方面,对这种反思做一点阐释和剖析.作者认为,金庸在其小说创作中,通过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存困境的探讨,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终极关怀.
引子
金庸先生素所钦敬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当两种文明发生碰撞交融之时，知识分子便作为一种变压器而出现了。他们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是学习先进的文化并把其精华传播到全社会中去：另一方面，是慎重地用全新的眼光，‘重构’固有的文明，使之获得新生而延续下去。”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和一部分关注本民族文化命运的人，便承担着这双重的使命。金庸作为集传统文化气质和现代思想素质于一身的小说家，其主要的武侠小说创作中，始终包含着他对民族文化命运的认真思考。尽管武侠小说这一通俗文学形式至今仍遭到不少学者和作家激烈的批评和否定，但这并不妨碍金庸通过其作品对传统文化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也没有影响到其作品的思想容量。事实上，与“五四”新文学家以决绝的姿态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相比，对传统怀有深切同情的金庸，其真诚理性反思和不断自我否定的勇气，更应该赢得不带偏见的批评家的尊重。金庸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审视，在其一系列武侠小说创作中都有所表现，本文试图通过对其后期代表作品之一《笑傲江湖》的分析，从传统文化、政治文化和归隐情结三个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中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探讨稍做一点评述和阐发。
一、寻求支点
金庸小说的文化语境——文化依恋、质疑和批判——“英雄”的局限——独善其身与人格独立——无父现象——“弑父”之难
任何一个不满足于一般消费式阅读的读者，稍具一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思辨，在阅读金庸作品时，都会留下这样的一个印象：金庸先生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专制政治间水乳交融的错综关系，注意到政治对文化的戕害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而在《笑傲江湖》中，富于批判意识的金庸对传统政治文化做出形象性的剖析，试图探寻文化没落的主要根源。
二、政治文化
政治权谋与恐怖——制人者的异化——受制者的异化——岳不群的权术——自宫现泉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说：“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二千年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影射的小说并无多人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画人性才有较长的价值。”陈世骤先生在谈及金庸小说价值时说，金庸小说“可与元剧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谓“世运”，即政治稳定程度，这同政治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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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寓于他笔下恩怨情仇纠结不清的江湖武林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湖便不再是侠客们惩恶扬善、快意恩仇的舞台，而是以武侠面目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政客争权夺利的名利场。在《笑傲江湖》后记中，金庸先生曾毫不讳言地说，这是一部权力斗争的小说，“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既为政治人物，那么不论是正教豪杰对“五岳盟士”的争夺，还是魔教群雄对“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渴望，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争权夺利的烙印。
在金庸笔下，利、名、权是众多侠客与魔头勘不破的魔咒。《雪山飞狐》、《白马啸西风》、《连城诀》是讲夺宝的，在价值连城的宝藏面前，所有伦理道德的伪装都被剥去，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欲望；“名”，则是更深刻的追求目标，盖侠士重名，由来已久，所谓“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正像欧洲中古时期的骑士一样，真正的侠客，视金钱如粪土者并不稀有，而不重名的则是凤毛麟角。但“荣誉绝不是专制国家的原则”。因为专制政治只能将人的自尊、荣誉与权力结合而异变为唯我独尊的偏执，为名而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就成为一场场浩劫的导火索；权力之争是金庸后期作品表现的内容，其阅历日深，见解也愈真。试想，一旦“号令天卜，莫敢不从”的权力把握在手中，名和利的取得又岂在话下？在《大龙八部》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称赞萧峰的武功是天下第一，而阿紫却说，萧峰只能是天下第二，因为萧峰要听命于大辽皇帝，所以大辽皇帝才是天下第一！这在阿紫只是阿谀奉承，却在无意中触及到一个深刻的现实——权力是欲望追逐的根本所在。
在现代民主制度产生之前，权力的有序过渡只是儒家对远古时期政权更迭一厢情愿的想象，而阴谋与暴力则是现实可行的唯一法则。对此，所谓的正义之士往往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教，反倒是魔头们更为坦白。金毛狮王谢逊为夺取屠龙刀，不分善恶，以杀戮立威。张翠山责备他一味恃强凌弱，不辨是非，此时谢逊冷笑道：“难道世上当真有分辨是非之事？当今蒙古人做皇帝，爱杀多少汉人便杀多少，他跟你讲是非么？蒙古人要汉人的子女玉帛，伸手便拿，汉人若是不服，他提刀便杀，他跟你讲是非么？”
权力的非有序性让渡使权力结构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最高权力的觐觑者。为保住自己的权力，制人者尔虞我诈，神化自己的统治，杀戮曾经肝胆相照的同志，施行特务政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以东方不败与任我行的权力之争为例：在对日月神教教主位置的争夺中，东方不败培植党羽，伺机剪除忠于任我行的元老；任我行因“吸星大法”尚未练成，经脉混乱，自顾不暇，眼看着东方不败日渐坐大，却有苦难言，只得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将教中视为“圣物”的《葵花宝典》传给东方不败。一方面，借此显示自己对东方不败的“信任”，争取舆论的支持，同时也希望笼络住东方不败，希望他心存感激，犹疑之间延迟发难；另一方面，练《葵花宝典》的前提是“挥剑自宫”，一旦东方不败禁不住神功的诱惑，自宫练剑，那么教中兄弟谁会服从一个不男不女的阉人呢？这场“宫廷政治”较量的结果，出乎两个人的预料：东方不败政变成功，却变成了怪物；任我行计谋得惩，却身陷西湖湖底。可以说他们都成功了，但最终的结局却与其初衷相违。
制人者之所以能够生杀予夺为所欲为，皆因权力在握。因而，不顾道义与品德地维持权力，成为这类人的政治信念、情感和动机，并以此为基础构成他们的政治心理。
维持权力最常见的手段便是恐怖，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也是掌握政治资源的制人者最便于使用的手段。孟德斯坞说：“专制制度需要恐怖。”制人者“只是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里，把一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的知识置于人们精神里而己。在那里，知识招致危险，竞争足以惹祸。”“在《笑傲江湖》中，恐惧心理笼罩在每一个魔教中人的心头，酷爱艺术的“梅庄四友”、曲洋，位列元老的鲍大楚、童百熊无不在恐怖的阴影下苟且偷生。金庸将这种恐惧形象化地物化为令人闻之色变的毒药——三尸脑神丹。这种毒剂中伏有尸虫“平时并不发作，一无异状，但到了每年端午节的午时不服克制尸虫的药物，原来的药性一过，尸虫脱伏而出。一经入脑，其人行动如妖如鬼，再也不可以常理测度，理性一失，连父母妻子也会咬来吃了。
当世毒物，无逾于此”。在“三尸脑神丹”的威慑之下，众多豪气干云、快意恩仇的血性汉子，顷刻间就变成了不知廉耻、尊严丧尽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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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一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一旦卷入政治权力的角逐场，要保持健全的人格，恐怕是不可能的。最明显的是制人者自身的异化：一朝大权在握，将他人变为驯服的工具，私欲恣肆而无节制．就必然产生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心理，滋生歌功颂德、霸业千秋的渴望。久久浸染其中，连自己都会对那些浮夸不实的阿谀奉承信以为真。在《笑傲江湖》中，金庸以三个特写境头，描写了魔教教主任我行的心理畸变过程：
第一个镜头：任我行复出之后，收编了日月神教白虎堂长老上官云——
“上官云一见任我行，便即躬身行礼，说道：‘属下上官云，参见教主，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道：‘上官兄弟，向来听说你是个不爱说话的硬汉子，怎地今日初次见面，却说这等话？”，此时的任我行尚未复辟成功，还处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头脑也还清醒，所以他心里想：“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倒想得挺美！但又不是神仙，哪里有千秋万载之事？”可是上官云在异化的环境中浸染既久，生存的需要己经使他把阿谀奉承变成了一种本能，所以他仍是满口谀词，以至于“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人又极耿直，怎地说起话来满口谈词，陈腔滥调，直是个不知廉耻的小人？难道江湖上传闻多误，他只是浪得虚名？’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第二个镜头：任我行诛杀了东方不败，重掌日月神教教主之位，其心理状态立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上官云道：‘恭喜教主，今日诛却大逆。从此我教在教主庇荫之下，扬威四海。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任我行笑骂：‘胡说八道！什么千秋万载？’忽然觉得倘若真能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确是人生至乐，忍不住又哈哈大笑，这一次大笑，那才是真的称心杨怀，志得意满。”
第三个镜头：任我行率魔教教众大举进犯华山，意图威慑五岳剑派，将五岳派人众尽数压服。此时任我行已经有了自己的“封号”．叫做“日月神教文成武德、泽被苍生圣教主”．教众争先恐后献媚讨好，有人说“古往今来的大英雄、大豪杰、大圣贤中．没有一个及得上圣教主的。”此时：
“任我行听着属下教众谀词如潮，虽然有些言语未免荒诞不经，但听在耳中，着实受用，心想：‘这些话其实也没有错。诸葛亮武功固然非我敌手．他六出祁山，未建尺寸之功，说到智谋，难道又及得上我了？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固是神勇，可是若和我单打独斗，又怎能胜得过我的吸星大法？孔夫子弟子不过二千，我属下教众何止三万？他率领三千弟子，栖栖皇皇的东奔西走．绝粮在陈，束手无策。我率数万之众．横行天下，从心所欲，一无阻难。孔夫子的才智和我任我行相比，却又差得远了。”，
此时，“阳光照射在任我行脸上、身上，这日月神教教主威风凛凛，宛若大神”。
三个镜头，完成了任我行从一个才智通达之士，到丧心病狂的独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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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的政治环境，自然不能培养出健全人格的公民，在专制与恐怖之下，传统的政体“不能不先从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受制者因权力的高压而失去自我，只知道绝对的服从，制人者稍稍假以辞色，他们便感激涕零，甚至不惜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恩与忠诚。《笑傲江湖》中，群雄聚集五霸冈为令狐冲疗伤，之后，一些江湖帮众无意之中与令狐冲、盈盈相遇，得睹“圣姑”容颜，犯了魔教的忌讳。这时，“一名汉子提起割肉的匕首，对准自己双眼刺了两下，登时鲜血长流”。即便有令狐冲代为求恳，他们还是被放逐到远离大陆五百多里的荒岛。他们对盈盈这样敬重．据说是因为盈盈替他们求得了“三尸脑神丹”的解药，延续了他们作为被奴役者的命运。就盈盈的本性而言，她是一个未失纯真的少女，但长期居住于魔教的总坛黑木崖，耳濡目染，也变得心狠手辣。在她的眼里，除了自己的心上人，其他人的性命直如蝼蚁草芥。他们的自残自伤，她是毫不挂怀的。
江湖中人固然无法摆脱恐怖与奴役的铁律，而那些远离权力争夺场的人，为了生存，同样也不可能摆脱政治环境的辐射。这些小人物长期在异化环境中培养生成的生存经验与智慧，更令人感叹异化的根深蒂固。在《笑傲江湖》的开篇“灭门”一章，福威镖局的少镖头林平之，在一家小酒店中路见不平失手杀了青城派掌门余沧海之子。这时候，与林平之同行的史、郑两位镖头的应对言行，真可谓可圈可点：
本来，史镖头心里想的是“人命关大，非同小可，别说是镖局子的少镖头，就算是总督、巡按的公子杀了人，可也不能轻易了结”。而他的处置方式．却是先匆匆将尸体拖入酒店，接着拿出二十儿两碎银子，交给店主萨老头，说道：
“萨老头，这外路人调戏你家姑娘，我家少镖头仗义相助，迫于无奈，这才杀了他。大家都是亲眼瞧见的。这件事由你身上而起，倘若闹了出来，谁都脱不了干系。这些银子你先使着，大伙儿先将尸首埋了，再慢慢想法子遮掩。”
史镖头先拿银钱利诱小店主，再用言语把他拖到自己一面，之后晓以利害，再给小店主一点想头。简单的几句话，就显露出一套老于江湖的圆熟手腕。不过这些总还有事实依据，并未做太大夸张，而郑镖头就厉害多了。且看他的一番言语：
a.转化问题的性质——“咱们福威镖局在外走镖，杀儿个绿林盗贼，当真稀松平常气”；
b.给被害者栽赃——“这两只川耗子，鬼头鬼脑的，我瞧不是江洋大盗，便是采花大贼，多半是到福州来做案的”；
c.拔高己方的行为，以进为退——“咱们少镖头招子明亮，才把这大盗料理了，保得福州一方平安，本可到官府领赏，只是少镖头怕麻烦，不图这个虚名气”；
d.胁迫见证人——“你这张嘴可得紧些，漏了口风出来，我们便说这两个大盗是你勾引来的，你开酒店是假的，做眼线是真”；
e．为诬陷编造证据——“听你口音，半点也不像本地人。否则为什么这二人迟不来，早不来，你一开酒店便来，天下的事情哪有这门子巧法”；
f.赤裸裸的威逼利诱——“十天之内，我们要是没听到消息走漏，再送五十两银子来给你做棺材本。你倘若乱嚼舌根，哼哼，福威镖局刀下杀的贼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再杀一老一少，也不过是在你菜园子的土底再添两具死尸”。
一番言语，环环相扣，转变了杀人的实质，令见证人无话可说。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一个常年行走江湖的镖头身上，得到形象化的体现。《红楼梦》有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此，身为福威镖局总镖头的林震南有更深的体会，“咱们吃镖行饭的，第一须得人头熟，手面宽，这‘交情’二字，倒比真刀真枪的功夫还要紧些”。表面上看，林震南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但就其生存实质而言，他只是权力驱使下的奴性生物。专制政治用无嫩不至、无远弗届的政治文化．培养出形形色色的失去独立人格、心理畸变扭曲的奴隶。受制者固然只是受专制政治奴役的生命符号，而制人者也仅是这一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统治符号。作为个体，上至王朝君主，帮派枭首，下至贩夫走卒，平头百姓，都是异化的政治文化与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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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笑傲江湖》中，最激烈的权力之争，不是魔教元老对教主之位的凯靓，而是所谓的“正教”中人对《辟邪剑谱》和“五岳派掌门”的争夺。这无疑是对一向自居正统，实质上更为阴险下作的当政者政治道德的莫大嘲讽。
《笑傲江溯》一反金庸小说惯常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式的以优美情境开场的叙事方法，兜头便是福州福威镖局的灭门惨祸。造成祸患的表面原因是总镖头之子林平之误杀了余沧海之子，随着情节的展开，真止的原因显示出来：青城派倾巢出动，要夺取的是林家祖传的《辟邪剑谱》，余沧海之子的死不过是一个意外。
《辟邪剑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是一套高明的剑法，既是夺取权力的重要工具，又是权力本身的象征。围绕《辟邪剑谱》争夺，作者塑造了岳不群这样一个政客形象。
从任何角度讲，岳不群都称得上典型的中国式的政客．金庸先生在《倚天屠龙记》后记中说：“中国成功的政怡领袖，第一个条件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个条件是极强的权力欲。”这样的政治性格，岳不群无不具备。除此之外，他还有着道貌岸然的形象、极好的名声以及极高明的驾驭局面的权术：
一般而言，在权力的角逐中，有力者强夺，无力者智取。余抢海尽管也是一派宗师，但较左冷禅、岳不群而言，仍不过是一个小角色。他的自不量力，不仅无法达到目的，而且使权力斗争中的重要资本——声誉受到严重的损害。岳不群则不然，他先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确保局势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下林平之，将剑谱唯一合法的继承者收归旗下。这样，不仅保留了查找剑谱可能的线索，而且为以后夺取剑谱获取了合法的依据。与之相比，余沧海在政治上可谓十足的弱智。
在坐收渔人之利 将林平之收为自己的弟子之后，岳不群并没有如愿得到剑谱，于是他继续步步为营，施展计谋：找借口罚令狐冲在华山顶上“面壁思过”，将相互间已萌生爱恋之情的令狐冲与岳灵珊分开～让岳灵珊教林平之入门剑法，给他们提供亲近的机会——以避祸为名远赴福州，终于机缘巧合，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辟邪剑谱》。
剑谱到手，岳不群立刻便杀林平之，要把剑谱的合法继承者除掉。被自己的弟子英白罗撞到后，又毫不迟疑地将英杀死。其心地之“残忍”与手段之“决断明快”可见一斑。
在五岳并派的问题上，岳不群也是老谋深算。他早知劳德诺是左冷禅派到华山的卧底，却不揭破，而是给他机会让他盗去假的《辟邪剑谱》。在并派的关键时刻，引诱左冷禅以假的辟邪剑法与自己对敌，给他以致命一击。反间计使得从容而漂亮。
论智谋与武功，左冷禅也可谓一代枭雄。为谋求五岳并派，他十几年苦心孤诣：
暗中网罗邢派高手，壮大嵩山派势力——阻止衡山派刘正风金盆洗手，以维持衡山派掌门莫大先生与刘正风因性格不合而形成的对立局面——扶持华山派失意的剑宗弟子，挑起华山派的自相残杀——用黄金美女收买泰山派掌门天门道人的二位师叔，挑动泰山派的内讧——唆使恒山派掌门定闲师太的师姐谋夺掌门之位，利诱不成，便假扮魔教消灭恒山一派——但是幢螂捕蝉，黄雀在后，在权谋远为高明的岳不群面前，左冷禅又扮演了类似余沧海的角色，为他人做了嫁衣。在五岳并派争夺盟主的比武中，一直自认为胜券在握的左冷禅被岳不群刺瞎了双眼，此时的“左冷禅心中无数念头纷至沓来，……想到自己花了无数心血，筹划五派合并，料不到最后霸业成空，功败垂成，反中暗算，突然间心中一酸，热血上涌，‘哇’的一声，一口鲜血直喷出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12 16:37:22编辑过]

困哉

又是一玄

阿错

痛苦地编辑了一次,受不了......

天风振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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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笑傲江湖》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自宫”。在《笑》书后记里,所罗列的被金庸当作政治人物描写的人中，有三个自宫者，即东方不败、岳不群和林平之。左冷禅没有自宫，是因为“运气不好”.他偷去的《辟邪剑谱》是假的，否则他恐怕也抗拒不了自宫的命运。因为据林平之的说法．“任你如何英雄了得，定力如何高强，一见到这剑谱，决不可能不会依法试演一招。试了第一招之后，决不会不试第二招…不见剑谱则已，一见之下，定然着迷．再也难以自拔，非从头到尾修习不可。就算明知将有极大后患，那也是一切都置之脑后了”．岳不群没有在假剑谱中提到自宫修习，绝不是心存良善，依他的心计和个性，大概是怕左冷禅下不了自宫的决心，坏了自己的全盘计划吧．
    前文已经提及，《辟邪剑谱》象征着权力，那么修习则隐喻对至高无上权力的追逐。而修习《辟邪剑谱》的第一法诀即是：武林称雄，挥剑自宫。要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首先得进行最为彻底的自我异化。殊不知，对干权力的占有向来是雄性动物的本性，而“挥剑自宫”作为“武林称雄”的第一法诀．本身便暗示着手段（自宫）与目的（称雄）的乖离。于是，在修习了剑谱之后，身为魔教教主的东方不败便成了这样一副模样—---“房内花团锦簇，脂粉浓香扑鼻，东首一张梳妆台畔坐着一人（东方不败），身穿粉红衣衫，左手拿着一个绣花绷架．右手持着一枚绣花针．”这无疑是对不择手段攫取权力者的莫大讽刺。作为过来人，东方不败对自己的畸变经历深有感触—--“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说甚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当真不要脸的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与《辟邪剑谱》同出一源，自宫是修习的前提），才慢慢悟到人生妙谛。其后勤修内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他到底悟到了什么“人生妙谛”，旁人自然无从知晓，但是“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被这种不男不女的怪物悟出，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不过，那些尚未达到权力顶峰的人，如岳不群、左冷禅、林平之之流，却仍在踌躇满志孜孜以求。在《笑傲江湖》的权力角逐场中，林平之不过是一个小伟色，无论是智谋、武功，还是阅历、地位，都远不能同东方不败相比，但在他的身上，已然能够看到东方不败的影子。在五岳剑派并派后追杀青城派余沧海时，林平之才修习《辟邪剑法》不久，通过令狐冲的目光，我们看到—--“但见林平之的服色考究之极，显是衣衫上熏了香，帽子上缀着一块翠玉，手上戴了红宝戒指，每只鞋头上都缝着两枚珍珠”.尚未“功成名就”，就已经显现出妖异的轮廓。待到复仇之后，他已然双日失明，但兀自摆出一副利欲熏心的“政客”嘴脸—--“林平之剑术已成，什么也不怕。等眼睛好了之后，林平之雄霸天下，什么岳不群、令狐冲，什么方证大师、冲虚道士，都本不是我的对手”平心而论，即使林平之眼睛不瞎，也不一定是岳不群等人的对手，但他一旦修习《辟邪剑谱》，竟无视最基本的现实，“权力”为害之烈令人不可思议。在金庸笔下，大大小小的政治狂热者，连最基本的生
殖机能都己丧失，暗示作者对传统专制政治未来命运的判断，寓意颇深。
    客观地讲，对权力的迷恋并不总意味着阴谋和丧心病狂。那些醉心于权力的人,如果怀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未必不能在实现自身抱负的同时，也为人民谋取利益。现实的如罗斯福、丘吉尔，虚构的如金庸作品中的皇太极（《碧血剑》）、康熙〔《鹿鼎记》）就是这样的政治领袖．但在《笑傲江湖》的创作阶段〔1967年），文化失败主义笼罩在金庸的心头，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更加重了他的悲观看法，这使他在政治文化的审视中，看不到一点点的亮色。有论者指出：“一个圆满的政治制度，能造福千万人，使无数人放下手中的刀剑。”既然“使无数人放下手中的刀剑”成为了一种奢望，那退而求其次，保持个性的独立、拒绝政治文化的异化便成了不得己的选择。于是，“归隐”这一在金庸此前的作品中屡次出现的主题，再次出现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借助于令狐冲等隐士形象探讨了“归隐”现象．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三、归隐悄结
      "归隐的”前提—--归隐作为一种大化现象—--《笑》中几种不同类型的隐士—--令狐冲形象对隐士形象的突破
    "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源".在金庸的小说中，典型的侠客都存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具有一种归隐山林、退出江湖的心理向度。英雄在完成轰轰烈烈的功业，暂时恢复江湖的秩序之后，所面临的选择竟然只有两种：死亡或者归隐。较具进取精神的英雄宁愿选择前者，如金庸作品的“第一大侠”郭靖、“第一大英雄”萧峰；更多的英雄在功成名就或心灰意冷之后，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归隐，如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狄云，甚至还有“反英雄”韦小宝。令狐冲作为“天生的隐士”，自然更是无法可想，也只能携着盈盈远离世俗纷扰，琴箫相和，“千秋万载，永为夫妇’去了。这样的结局颇耐人寻味，英雄在归隐前的道德实戏，表现出作者在邪恶与正义的抗争中，高扬着的颇具浪漫色彩的理想与信念，但面对物欲横流的江湖世界，面对错综的爱恨情仇，英雄要保持独立不羁的人格，要追求心灵的宁静，归隐便成了无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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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侠小说中英雄的归隐独具一种文化审美意组，这同好莱坞电影的勇往直前、往而不复的西部英雄有着迥然的区别．秋风瑟瑟，夕阳晚服，曾经在血雨腥风中侠骨柔肠的英雄已悄然离去，使得独具中国特色的武侠世界，显示出令人叹惋的魅力。当然，这种审美意蕴的产生，是以英雄们曾经有过的壮丽人生为依托的。即使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首先也要以一种侠义的姿态，向我们展示其英雄本色。如此，才使得英雄们最后的归隐显示出真正的悲剧意境，令人惆怅唏嘘。“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前提，是花儿曾灿烂地盛开过，人曾鲜活靓丽地生活过。否则，一个凡夫俗子的潦倒，至多只能激起我们一份人道主义的怜悯和同情，而不具有真正的审美感。侠义英雄们在历尽沧桑、浮沉情海之后，一切的思怨情仇都得以浓缩、积淀和升华，此时的回眸远眺和肃穆静观，打动我们的不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虚无，而是对那些曾经壮怀激烈、赏心悦目的人生景观的珍惜。正如波普尔所说：“有些人认为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它会完结。他们没有看到也许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如果生命不会完结，生命就会没有价值。””
    表面看来，英雄的归隐大都显得很无奈。但由抗争而转入隐逸，由斗士化为隐士，至少在金庸那里绝不是一味地向先哲们理想价值模式的回归，其中也包含了对现实和历史的几多感慨，更有几分批判性反思的积极意味。“在这样一种归隐方式中，生与死的意义渐渐体现在个人的性情上．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兴亡上，男女主人公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他们最终选择的是个人的自由。留在杀身成仁与归隐山林的选择中“金庸并不讳言自己倾向飘然引退。他不认为这是更正确的选择，但他也不认为这是较差的，因为追寻个性自由，始终有它积极的、有意义的一面。
    武侠小说中真正意义上的英雄，都是些以天下为己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极强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过于认真，把自己的行为看得过于重要，甚至把自己看作是道德一系的中心。所谓“为大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这种英雄人物典型的道德宣言。这种深具自恋倾向的英雄信条，在武侠小说的英雄身上，也许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它是否具有普遍的文化价值，普通人是否也能够以之作为自己的人生观，恐怕很值得怀疑．
    构筑于现代民主理念基础之上的现代管理学认为，没有什么人是不可替代的。从这个角度分析，郭靖、萧峰的那种将天下安危系于一身的英雄主义便失去了现实的基础。到最后，杀身成仁已不再成为对社会的责任．而是一种极端个人的、对完善道德的追求。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从伦理学的观点看，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社会后果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令狐冲式的英雄存在，在现代社会仍不失其实践意义，而郭靖、萧峰式的英雄主义团其儿乎不可企及而难以效法. 其间的区别，表面看起来是“境界”高下的区分，实质上更在于英雄道德实践指向的不同。金庸也自承，“令狐冲与杨过式的‘侠’是自由自在的，这种个体自由与心理自由是他的理想，而萧峰、郭靖式的‘侠''，虽然伟大，却难以做到。”
    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写道：“人在江溯．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笑傲江湖》所展示的，就是这种归隐的不易，是一心要退出江湖纷争的隐士与准隐士们同利欲熏心的政治领袖与准政治领袖们之间两种人生态度的对照．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隐士与其说是一种现实存在，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存在。顾名思义，所谓“隐士”，应当是归老林泉或者混迹人间，无知无闻度过一生，人们不应当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所以，真正的隐士不应在任何文化史、政治史上留名，就像从来不存在一样，没有任何意义。而传统的隐士却大都有着不小的名声，他们粘连于世俗人生，为自己保留着一条通向世俗的“绿色通道”，在精神上不具有真正的宗教品格。即如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的陶渊明，既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犹自喋喋不休地告诉世人“此中有真意”，惟恐人们不知道自己有着高洁品质和独特的价值观.儒家理想的隐士范鑫和张良，之所以归隐，恐怕还是避祸的成份多一些。天下己定，功成名就，统治者该当“卸磨杀驴”了，曾经立下汗马功劳的股脆重臣，或者自污以苟且偷生，如萧何；或者成了专制君主的“眼中钉”而被杀掉，如文种、韩信。两者都不取的，就只有“归隐”了。范鑫、张良的归隐，在精神动机上同韦小宝的归隐属一同层面，并不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有一些先隐逸
而后出仕者，如谢安、诸葛亮之流，是把“隐”当作提高自家身价的手段，更远失对归隐的真正信仰。这类隐士中的下作者便如同《嘲隐士》诗中所说的“翩然一只云中鹤，吃来灼去宰相衙”了。较少做作的苏轼免去了“隐”的形式，将其内化为一种精神价值取向，失意时不妨发一点“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感慨，更多的时候仍念念不忘“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壮志豪情。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归隐从来就缺少一种信仰所应当具备的精神维度和超越性品格，从而一直是那些“既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者和意欲“熊掌与鱼兼得”者.从容自在地悠游于“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的立身手段和精神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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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之下，《笑傲江湖》中的隐士型人物则活泼、真诚得多。其不违背自己的真诚向往，也就具有更真实的价值。在《笑傲江湖》中，作者描写了一系列隐士型人物，并通过他们探讨了有关归隐的多个方面的问题。
    政治失意型隐士风清扬是《笑傲江湖》中唯一一个以隐士形象出现的人物。风是华山派剑宗的翘楚人物，是剑、气两宗“两条路线”斗争中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心灰意冷之后，退出江湖。在《笑傲江湖》中，风扮演了一个授业者的角色，类似于《西游记》中教授孙悟空诸般变化和武功的菩提老祖，其功能在于使作为英雄的令狐冲在走入江湖之际，能够拥有“笑傲”的资本．作为隐士形象，风清扬并无特异之处，尽管他关于“无招胜有招”的理念．似乎暗示了文化吸收和本体文化重塑的可能性．
    艺术追求型隐士这类隐士包括刘正风、曲洋和“梅庄四友”。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艺术的理想人生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在各自所喜爱的箫、琴、棋、书、画等方面，他们无不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和造诣。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宗教徒般的狂热和痴迷．“笑傲于艺术的“江湖,是他们最高的心愿，但政治的“江湖”却让这简单的心愿化为了泡影。究其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获得独立的人格，他们必须依附于君权．“参政”是发挥自身功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途径．但在专制制度的扭曲之下，他们在参政的过程中失去了参政前的初衷意向，适应时势者就要同流合污，不适应者只能处于边缘性的地位。其过程恰如“梅庄四友"中的老大黄钟公所说：“我四兄弟身入日月神教，本意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好好作一番事业。但任教主性子暴躁，威福自用，我四兄弟早萌退志．东方教主接任之后，宠信奸邪，锄除教中老兄弟。我四人更是心灰意懒．讨此差使（指看守被东方不败推翻的任我行）.一来得以远离黑木崖，不必与人勾心斗角，二来闲居西湖，琴书遣怀”.最终，艺术的痴迷使他们落入了别人的圈套，他们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黄钟公自杀，黑白子功力全失后被杀，秃笔翁和丹青生被迫服下“三尸脑神丹”，成为行尸走肉．黄钟公初见《广陵散》时大喜过望、神不守舍；中计后神色惨然，说‘这本琴谱害得我四兄弟身败名裂”，“人生于世，忧多乐少，本就如此”,然后不甘沦为任我行的走狗而自杀．其间心灵的惨痛恐非寻常人所能体味。
    艺术与人生境界更高的刘正风，其经历则更为凄惨。为了隐退，他不惜自污，花钱买来一个“参将”这样芝麻绿豆大的武官职位，而且做出种种卑躬屈膝的情状，但求安安静静退出江湖，琴箫自乐，可谓用心良苦。但即便如此，以名门正派自居的江湖政客仍不放过他。为了卑鄙的并派图谋，将刘正风一家十三口及其门下弟子悉数斩杀．行径之暴虐，手段之残忍，令人心惊胆寒．在自己心脉震断、命在须臾之时．刘正风所谈的仍是音乐的雅俗哀乐；临死前．刘与其唯一的知音曲洋合奏了两个人呕心沥血创作的《笑傲江湖曲》之后，说道：“你我今晚合奏，将这一曲《笑傲江湖》发挥得淋漓尽致．世上己经有了这一曲，你我已奏过了这曲，人生于世．夫复何恨？”艺术家理想人生与无奈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构成强大的心理扩张力，令读者产生了真正审美意义上的心灵震撼。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种艺术自由与政治生活错位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这些艺术家的命运所展现的是真正的文化悲剧。
    佛道出世型隐士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和定闲师太在小说中是被当作政治人物来描写的，但他们品行高洁．厌恶江湖的“政治斗争”，且较少进取精神。如果不是形势所迫，他们是更希望以“类隐士”的身份超脱于尔虞我诈的江湖之外的，因而不妨把他们称作是佛道出世型隐士。
    在金庸作品中，少林派总是以夭下第一大帮派出现的，少林高僧大都身负极高明的武功，而且具有超脱世俗、悲天悯人的情怀。但是，与其在道德武功上的崇高地位不相称的是，少林派在道德实践的层面上却处于绝对被动的位置，即使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或者统治者倒行逆施，武林中血雨腥风，少林派一般也不为所动。甚至挑战者杀上门来，少林派也总是忍让退避，仿佛抱定“独善其身”、不惹是生非的宗旨。佛家普渡众生的大悲悯因为少林派的消极出世而打了折扣。在这方面，号称天下第二大门派的武当派也好不了多少，即使是武当创派祖师张三半．虽然武功卓绝、胸襟开阔、正气凛然、视死如归，但在元、明之际，朝廷、武林一片乌烟瘴气的时代，也没有做出什么值得称道的业绩。
    与金庸在以往作品中塑造的得道高士有所不同，在《笑傲江湖》中，方证等人被赋予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意味。他们认识到，若非采取积极的行动，野心勃勃的武林政客们的屠刀迟早会落在自己的头上。于是，方证、冲虚和恒山三定〔定静、定闲、定逸）一改以往佛道高士危机迫在眉睫才想办法化解的一贯作风．而是防患于未然。比如，在左冷禅合并五岳剑派之前，方证和冲虚鼓动令狐冲凭借自己高明的剑法夺取五岳盟主之位；在任我行发誓要覆灭恒山派之后，二人主动赶赴恒山，施以援手。更为务实的冲虚道长，甚至耍用二万斤炸药炸死任我行和魔教教众。这在此前的佛道高士眼中绝对是惊世骇俗的想法，高僧大德们恐怕要忙不迭地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了。佛道出世型隐十们的积极性转变，同令狐冲从原初英雄的绝对主动姿态向人格独立的“消极性”转变，共同指向了作者立场的变化。现实精神和现代民上理念的文化审视，使武侠小说创作后期的金庸的浪漫的、基于正统观念的视角发生了位移，英雄身上的浪漫主义精神日渐黯淡，而以往超然世俗之外的高
士们因无法逃避现实而变得主动、务实起来。
    这种转变还表现在金庸对人性渐趋悲观的认识上．在《笑傲江湖》之前，真正 “上档次”的邪派高手尽管残忍好杀、好勇斗狠，但其个性中仍不乏可转化的因子，存在着向善的可能。在《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点化了裘千仞；《倚天屠龙记》中，三位少林高僧渡难、渡厄、渡劫诵经点化了金毛狮王谢逊．《天龙八部》中，鸠摩智历经人生起伏后自悟，少林无名扫地僧人点化了身负国恨家仇的萧远山、慕容博.....而在《笑傲江湖》中，即使是“正教”的宗师，如左冷禅、岳不群、余沧海，其个性却都往而不复，一恶到底。佛法点化的失灵，显示出金庸对人性渐趋悲观，同时也日益消醒、现实的认识。在上述佛法“点化”的情节中，尽管作者注重人性描写的创作理念和高超的叙事技巧有效地为“点化”平添了圣洁的光环，弱化了这种点化的可疑度，仍不能掩盖其内在的空虚和乏力。金庸曾屡次借高僧之口，传达慈悲教化为本，武功为末的观念，如在《神雕侠倡》中，觉远说“那‘九阳真经’只不过教人保养有色有相之身，这臭皮囊原来也没什么耍紧，经书虽是达摩祖师所著，终究是皮相小道之学．失去倒也罢了．但《楞伽经》却是佛家大典”；《天龙
八部》中无名扫地僧人认为慕容博“将我祖师的微言法语、历代高僧的语录心得，一概弃如敝展，挑到一本《拈花指法》，却便如获至宝”的行为是“买椟还珠，贻笑千古”。‘“而在《笑傲江湖》中，高僧的境界“退步”了：盈盈被少林寺软禁．江湖豪客前去营救，被少林寺抽住，方证大师“要向他们说十天法，盼望能消解他们的决气，然后尽数释放”，此时少林高僧对诵经超度己经没有多少信心，不过是在尽人事而已。待到任我行复出之后．方证认为江湖上又将掀起惊涛骇浪，不知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命，于是有意把任我行、盈盈和向问天留在少林寺，使江湖得以太平．此时，作者借令狐冲的想法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位佛门高僧不通世务，当真迁得厉害．这二人杀人不眨眼，你想说得他们自愿给拘禁在少室山上，可真异想天开之至了．”当悲悯精神无法感化任我行时，方证就只能武力解决了。在《侠客行》中，武林成名人物史小翠明白地道出了行走江湖的根本原则：“说不明白，那就打啊!"基于佛家对人性本善这一荃本认识的“点化’原则，在《笑傲江湖》中遭到了彻底的否定。
    政治型隐士莫大先生在《笑傲江湖》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小说中莫大先生总共出场七次，有关他的描写只不过区区几千字，却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反映出金庸日益老辣的叙事本领。莫大先生兼具艺术迫求型隐士和佛道出世型隐士的才能和地位：艺术方面，一把胡琴，奏一曲《潇湘夜雨》．催人泪下：身份方面．同方证、冲虚和定闲师太一样，是一派掌门，而且同他们一样正直、关注现实却又不肯同流合污。但很显然，莫大先生又有着同上述两类隐士型人物绝然不同的特色。依照作者的分类，莫大先生属于“政治人物”，他说的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莫大先生大体上就是这样的“隐士"，我们姑且称之为政治型隐士。
    在《笑傲江湖》的所有正面人物中，莫大先生头脑最为清明，行动也最切实用．莫大先生深信单凭一己之力．无法与老谋深算、热衷权力而且势力强大的左、岳、任、东方抗衡，便采取明哲保身的姿态，从不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他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行动者：刘正风对他误解颇深，他从不辩解；他不在大庭广众之中助刘正风抗暴，却在黑夜荒郊杀死了助封为虐的嵩山派高手费彬；江湖上盛传令狐冲品行不端．他不偏听偏信,而是亲自暗中察看；眼见令狐冲光明磊落，便直言自己的钦佩，却从不在公开的场合为其辩白;他不屑与江湖政客为伍，却也从无“金盆洗手”的举动。莫大先生老于世故而不失其本真，洞彻黑暗而不绝望，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人物。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政治现实，使得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从政过程中，大都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忠实于儒家道德理念的，往往与环境龌龋不合。其极端表现便像海瑞一样，为其他官僚树起了一座政治道德的高标，但在政治实践中却一事无成：而大张旗鼓倡导现实效用的，往往与古圣先贤的教条发生冲突，引发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其典型人物如王安石，尽管在政治实践中部分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但因为与传统道德理念的不相容，遭到激烈的批判，仍很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立足。在自身信念与客观现实的平衡上，莫大先生的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尊重现实但不放弃信念，力所能及维持江湖的正义，同时也小心翼翼地保存自己，因而在一众正邪高手最后死伤殆尽的时候，他却能安然无恙。在令狐冲与盈盈喜结良缘之夜，莫大先生在窗外破天荒地奏上一曲《凤求凰》（此前他只奏《潇湘夜雨》），之后飘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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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祖师孔子曾将隐士分为二类，其中最“纯粹”的一类是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的意志，不牺牲自己的尊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依此标准衡量，令狐冲无疑是最为标准、档次最高的一类隐士。与之对照，中国传统上的绝大多数“著名”的“隐士”，则不免有动机不纯的嫌疑。
    隐逸首先应当是一种精神存在，否认世俗的功利观念，卸除社会责任，使自我的存在获得一种有终极意义的价值。摆脱正统伦理架构和道德原则的隐逸之士，在获得人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之后，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道德参照系，从而使人们对既定的、一向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念产生批判性的审视，使其中的一些慎思明辨之士，拥有了反思的视角。受武侠小说体裁本身的局限，“归隐”成为金庸笔下的英雄们无奈的选择。但在这一传统价值取向的背后，金庸进行了一些现代性的反思。令狐冲的归隐，既不是人生遭遇重大挫折后的看破红尘，也不是对江湖现实的厌倦，更不是借归隐而沽名钓誉，自鸣高洁或自抬身价（事实上，如果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不选择归隐，而活得很不错），而是来自生命本真的冲动，这几乎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归隐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因而令狐冲的形象使得归隐这一传统主题获得了崭新的价值。
    此前，金庸在其一系列作品中也创作过不少同现有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的形象，如黄药师、杨过。但是在反正统上，令狐冲与黄药师、杨过有着明显的区别。黄和杨似乎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正统观念“较劲"，，如黄药师对儒家礼法的蔑视，“黄老邪生平最恨的是仁义礼法，最恶的是圣贤节烈，这些都是欺骗愚夫愚妇的东西，大下人世世代代入其毅中，还是僧然不觉，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黄药师偏不信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礼教……”；再如杨过对儒家“救民水火”观念的逆反．（杨过）“不由得把心横了：‘罢了，罢了，管他什么襄阳城的百姓什么大宋的江山，我受苦之时，除了姑姑之外，有谁真心怜我？世人从不爱我，我又何必去爱世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黄药师和杨过的价值，是通过其对立道德的存在而获得其意义的，因为有了封建礼教的存在，黄药师和杨过的存在才被赋予价值。
    而令狐冲则不同，他的道德价值是相对自足的，不用谁来赋予，因而无须借助与某种对立观念的比较才获得道德和心理的优势。我们看到，黄药师的愤世嫉俗，有裕康、阮籍的影子；杨过的执拗偏激，有李费的痕迹。但令狐冲式的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却并无先例可循。造成上述分别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因为令狐冲的人格独立是纯粹现代式的。他的价值观念是自成体系的，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道德体系不同，却又不去故意抗衡．他的离经叛道，是两种价值观念间自然而然的碰撞和磨擦，这同黄药师、杨过的叛逆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价值的自足，令狐冲无须证明自己，其所思所行都出乎自然，所以才能成为金庸笔下最洒脱的人物。黄药师和杨过的身上有着与世俗对立的叛逆精神和超越世俗的道德优越感，因而与世俗不能相容。在世俗的环境中，他们孤惯、狂做，令人仰视而不可亲近。只有隐居在桃花岛和终南山，他们的精神才能归于平静。令狐冲则不然，他不存在与现世的价值观念抗衡的心理，因而无论是高僧大德、采花大盗，还是江湖豪客、酒鬼赌徒，都不妨成为令狐冲的朋友，表现出其他英雄身上少见的随和与从容。令狐冲为了素不相识的小尼姑仪琳，与采花大盗田伯光以性命相搏，却从没想到自己是在“行侠仗义”，（所谓“行侠仗义”，其实也属于传统观念的范畴），而且与人们一贯的思维相反，他这样做时，不是正气凛然，而是东拉西扯，嬉皮笑脸：令狐冲不守礼法，却从不试图证明礼法的荒谬。其实侠义也罢，礼法也罢，正邪之分也罢，善恶之辨也罢，在他的道德体系中，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有其自身的逻辑和定义。令狐冲如同一个心灵一尘不染的孩子，只依照自己内心的道德律令而作为。无论是归隐，还是“入世”，在他都只有形式上的区别，身在江湖的令狐冲不妨被认作“天生的隐士”，归隐田园的令狐冲同样可以做行侠仗义的侠客．价值自足的令狐冲是金庸在人物形象上的创新，是他对传统文化批判性审视过程中“人为”创造出的一点亮色，不过这同时也表明，金庸在对传统文化移植与建构上无“原材料”可供取舍和发掘的尴尬处境。
    在《笑傲江湖》的末章，作者依照武侠小说一贯的大团圆结尾模式，装上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连贯的悲剧意识．任我行“适时”地死掉了，避免了他同令狐冲两人迫在眉睫的正面冲突。于是，任我行拟定的覆灭恒山、少林、武当的计划戛然中止，盈盈嫁给了令狐冲，令狐冲安然归隐．作者通过一个偶然因素的强行介入，保证了结局的美满，但是，这种人为的巧合．固然能够满足读者对团圆式结局的心理期盼，但它能够平息作者自身理性的现实批判精神吗？恐怕很难。
    四、总结
    随着令狐冲的归隐，金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告一段落。他重拾古典传统的文化愿望，在其理性批判精神的观照下，呈现出理想主义破灭．文化失败主义“一统江湖”的局面。英雄无意也无力完成与传统的绝裂，更无法承载作者对传统进行现代性转化，从而重塑传统的使命。而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悲观态度，以及对现代价值理念的借助，更加重了其在文化探索上的失败意味。金庸没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的答案，给自己依恋的文化、给笔下的英雄们找到一条真实可信的出路。这是英雄的悲剧，更是文化的悲剧。
    当然，文化探索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金庸本人创作的失败，恰恰相反，他在不懈的探寻过程中，成功地继承并改造了武侠小说这一最具民族特色的小说文体，极大地丰富了其表现手段和精神内涵，使得已经穷途末路的武侠小说，成功实现了现代性转化，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且，金庸先生不屈不挠的文化探索本身，正显示出典型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精神。他的探索恰当地为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超越提供了一个可供效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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