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昌平给总理的一封信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6 22:42:11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多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碰"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 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 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三、债台如"珠峰"  　　1995年，约有85%的村有积累，现在有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 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债款利息，收支两品，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干部如"蝗虫"  　　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五、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  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六、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且能如此玩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将是可怕的  七、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来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会说假话，并且通过媒体把假话变成"真理"的人，被视为"成熟"的人，有培养"前途"的人。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危机太大了！  　　九十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拔开云雾，指明航向。  　　站在一个基层干部的角度，我建议中央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三农"问题。  一、1 坚决刹住浮夸风。  　　请您给全国发一封信，再一次告诫全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重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浮夸与跑官买官是同胞兄弟，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跑官买官的人，多半都是喜欢搞浮夸的人。浮夸风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思想根源。  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积极性不仅仅是农业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一靠中央，二靠地方。  从中央而言。  　　要减免农业税。中央要带头减农民负担，中央政府完全有这个实力。中央要加大农业计划和政策保护的范围。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保护的力度。制订区域种植计划，减少大宗农产品种植面积。制订农业生态保护计划，增加西部北部植被面积。制订粮食对口援调计划，保证产粮区粮食有市场，退耕还林、还牧、还渔的地方有定价粮供应。强化粮棉保护价政策。制订支农贴息小额贷款政策。制订土地金融政策促进土地有序、有偿流转，加快集镇建设步伐，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制订小集镇建设、居民建房专项贷款政策。制订商品粮基地大型水利设施国建、国有、国管政策。发行国债帮助各乡村放下高利贷包袱，后由县乡村逐年还国债。适度通货膨胀，提高农产价格。  　　从地方而言。要下大力减少吃税费人员。至少要减到90年的人数，至少减1/2；要合村、合区、合乡。就湖北荆州而言1000人以下的村要合并。20000人以下的管理区要合并，60000人以下的乡要合并；要加快政府"退"的步伐。政府不能包揽一切。鼓励社会办学、社会办小农水，社会办试验场等等；④要实行负担改革，把众多的收费税机构合并，实行"一票制"。凡只收费，以收费代管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门人员要进行清理，其职能由政府的农办等内设办组室代替；干部离任实行"两审制"，即"审编制"，任职时人员编制是多少，离任时不能增加。"审赤字"，任职时财政和村级集体"赤字"是多少，离任时不能增加，只能减少；吃税费干部实行未位淘汰制，确保干部能上能下得到执行。基层干部千万不能终生制，铁椅子。要坚决杜绝干部家庭化。有不少乡镇干部的亲化严重，就那么大一点地方，老子是领导，儿子、姑娘、女婿、侄子都在一起当干部。群众称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家只能留一人当干部，原从哪里来，现在到哪里去。    三、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农村政策很难执行。农民讲："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近些年来，有些干部因贪占挪等问题被依法判刑，可仍就还保留工作籍，照发工资，照常享受干部待遇，这些情况还比较普遍，群众称为："官官相护，无法无天。"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够，腐败惩治不严。96年中央发布13号文件以来，全国通报了很多加重农民负担致死人命恶性案件，处罚了一些乡镇干部。乡干部是"羊官"，替罪羊而矣！其实问题出在下面，责任本在上面。乡镇干部的违纪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羊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任何形式的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现在农村要加强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农会）建设，代表农民讲话，行使监督权力，确保中央农村政策严肃执行。授权于民，取信于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县乡不合格领导的职务的权力。  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现在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完善，农村负担办法要完善，县乡机构要改革，农村基层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创新……。"稳定压倒一切"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以为稳定应该压倒发展，稳定应该压倒改革。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民最有创新精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讲台和改革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着"白条"回家过年。如果县以上领导干部都能象王任重同志那样，每年能在乡镇工作两个月，和他们一起研讨问题，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不定正确，请您批评指正。  　　　　　　　李昌平

超级老生 · 发表于 2008-2-12 21:53:33

官员素质，责任制等等，影响很大的

无花 · 发表于 2008-1-28 13:17:59

接着关心这贴.不说话。只看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8 09:23:21

世界上实施农业税的国家不多 ,而且与我国的农业税不同 ,是真正的所得税 ,起征点很高 ,如印度是 570 0多元。尽管印度的农业税种比我国多,但其征收面很窄,主要对约占农民总数10%的上层富农征税,税收征管难度较小,农民的负担也较轻。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8 09:21:16

至2006年，中国已全部取消农业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早已取消了农业税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8 09:16:25

2005年4月7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中国捐赠的价值720万美元的43450吨加拿大小麦运抵深圳，而这个用于甘肃、广西、宁夏和山西等4个内陆省份的扶贫项目，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的最后一批粮食援助，对中国长达26年之久的粮食援助也就此结束。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8 09:10:32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无花在2008-1-26 23:30:03的发言： 多几个李昌平就好了</div>中国不缺乏讲真话的人，只是他们运气没李昌平好，南方都市报讲了真话，其领导一个被撤职，一个被判刑。郭光允自1995年起，开始给中纪委写举报信，反映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等违法违纪问题，有关部门以郭光允“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名义将其劳教两年，开除党籍。万幸的是程维高后来倒台了，郭才得以平反

放单飞 · 发表于 2008-1-27 23:46:31

我是农民的孩子我深知道农民的苦但是现在的乡镇干部,还有李昌平这样的人么?肯定没有了,因为他政治不合格,是不会列为后选人的.但是"记忆过去，藏在心里，面向未来，重新开始"希望未来会有希望.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7 22:20:30

官方网站关于李昌平后续报道李昌平：3年前我向总理说实话今我向百姓说实话 --------------------------------------------------------------------------------   <a href="http://www.sina.com.cn">http://www.sina.com.cn</a> 2003年06月13日14:19 新华网   　　编者按：三年前，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斗胆上书给朱镕基总理，倾吐自己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苦恼与思索，从基层干部的独特一角撩开了一个庞大群体某些长期被遮蔽的实况。朱总理在李昌平的长篇书信上作了肯定性批示。一时间，李昌平被大众媒体推为年度风云人物，他向总理反映的原版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经典表述。不久，《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问世，更使他在海内外博得了更多的知音和声誉。  　　这位创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一部传奇的李昌平，尽管离乡进京已快两年，但仍不断有基层干部和农民兄弟打听他的萍踪和心迹。应编辑部之约，寓居京城的李昌平抽出5月10日、11日双休日，百感交集笔走龙蛇，洋洋万言一气呵成。从他专门挥写的长篇自述里，我们笃信不疑，这颗昨夜的星辰依然闪烁，进京仍为“三农”谋，位卑未敢忘忧国。相信关注“三农”的读者会从中感动着他的感动，沉思着他的沉思。　　编辑部的同志告诉我，很多基层干部很关心我的近况，我听说后真的好高兴，因为我们曾经是同事，正所谓“和尚不亲帽儿亲嘛”！我也一样，虽然离开了乡镇，但一直关注着农村改革，关注着千千万万基层干部的命运。半月谈杂志社的朋友们要我和千千万万的乡村干部说点什么，我想了很久，就把我的近况向朋友们作一个汇报吧！我到北京快两年了，很多朋友担心我会“变质”，这篇自述就算我对朋友们的一个“交代”。　　《我向总理说实话》在改变了他人的同时，也改变了我的生活　　2000年3月给朱总理的一封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年9月，我遗憾地辞职南下广东打工，翌年9月又北上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打工。2002年6月，中国改革杂志社办了《中国改革农村版》，这是为农民办、农民自己办的杂志。　　不当干部了，开始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了四平八稳的感觉，没有了优越感。现在习惯了，觉得打工还真不错，没有了“明知故犯”的侥幸，没有了“一票否决”的压力，没有了“左右逢源”的无奈，没有了“装腔作势”的跋扈……离开乡镇工作岗位后，特别是到北京后，我发现很多搞“三农”问题研究的人其实不是很了解“三农”，我想我应该写一些东西给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人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01年1月问世了。　　《我向总理说实话》打动了很多人。不仅是那些生活在农村的人或农村进城打工的农民工，那些进了城成为城市人甚至几代城市人的人，他们的感动丝毫也不亚于农民。《我向总理说实话》同样改变了很多人的观念。很多生活在城里的人，原来因城里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想当然地认为，农村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他们从《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感悟到了城市繁荣背后的东西，他们开始关注他们视线以外的农村，开始将自己的研究与现实中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我向总理说实话》出版后，我的信件多了起来，现在每天30多封；电话多了起来，每天50多个；来访的人多了起来，每天20多人。中国改革杂志社不得不给我安排两名助手，专门帮我处理信件和电话，但还是处理不过来。我每天都要用3个多小时的时间接待来访的人，杂志社请了一名律师代我全天候接待。　　那些千里迢迢来北京上访的人，他们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但更多的人只是说给我听听，只是想见到我。我仔细地倾听每一个上访者的诉说，劝慰他们受屈的身心，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他们中间90%的人我是无能为力给予帮助的，当我告诉他们我无能为力，并希望他们不要上访，希望他们“记忆过去，藏在心里，面向未来，重新开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尽管很失望，但他们临走时都流着泪握着我的手，感激地对我说：李编辑，你是惟一的一位认真倾听完我们诉说的干部，你多保重啊！每当上访者失望地离开我的办公室时，我的心里就特别地无奈和难过。　　我曾晚上误入荒郊野林踩着了几个上访露宿者，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　　北京的一处火车站，是进北京上访者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上访的人自己称之为“上访村”。我的心常常连着这处火车站。那里有三五元住一晚的“旅馆”，夏天，住不起“旅馆”的人就栖身在树林里，不少人为了躲避蚊虫的叮咬，不得不在身上盖上厚厚的一层沙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访村”看望一个人，误入他们的“掩体区”，踩着了几个上访者，把我吓了个半死。　　在上访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老上访户，他们靠“打工”或乞讨来维持他们的上访，最长的上访户上访了42年。很多上访户想回去，但他们回不去了：他们担心回去后受到打击报复，我所知道的因为上访而坐牢的农民不下百人，至于被驻北京的地方便衣警察抓回家拘留的就更多了，很多人因此走上终身上访之路。　　在我认识的上访人中，想回家而怕受到打击报复的，我都给当地的乡长书记写信和打电话，希望他们看在我的“面子”上善待那些可怜的上访者，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不少乡村干部都能给我“面子”，我很感激那些给我“面子”的乡村干部，我们由此成为好朋友了。河北的一位乡党委书记给了我“面子”后，来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老李啊！现在的刁民这么多，动不动就到北京来告状，有些问题我们乡干部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乡干部难当啊！这苦水只有跟你吐啊！”是啊！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来到了北京还得靠下面解决，下面又说解决不了，长此下去该如何啊！？上访的人虽然无助，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都能很快融入“上访村”，很快能团结起来。2002年北戴河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很晚了，我突然接到“上访村”打来的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去他指定的地点，那语气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和我见面的有三个人，都是“上访村”的人。他们急切地告诉我，将在后天采取行动，以抗议信访部门的不作为。我大惊失色，转而伤心落泪起来，我对他们说：来北京上访的人，都是一些无助的可怜人，都是一些有冤在身的穷苦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当家人，你们不能带这些人走上绝路啊！　　“上访村”常常引发我很多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2000多部法律，农村乡一级有了法庭，但上访的人却越来越多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上访本来是合法的，但很多地方动不动就对上访者采取拘留、关押的非常手段，这会不会造成上访者走极端呢？无数的上访者捍卫100元的权利，却要付出10000元的代价，逼得很多的受害者成为肇事者，维权者成为犯法者。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尊重弱者的权利，让我们来一次和解运动吧！”　　法律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　　去年的夏天，我收到福建南平一个农村学生的信，信中说他的父亲开着农用车在上坡时与迎面而来的公安车相撞，明明是公安酒后开车并违章驾驶，可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他父亲违章还要承担赔偿。这名学生全家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公道可言，有理无处说。他在信的最后说，当我收到他的信时，他的全家可能都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世界。接到这样的信，是很难受和很难处理的。好在我曾经报道过“南平经验”，和南平市的主要领导比较熟悉，情况迅速反馈到南平，南平的领导高度重视，立即与校方取得联系，在多方努力下，及时阻止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南平的这一起事件得到了比较好的处理，但更多的事无法得到处理。在我每天见到的弱者中，遭受掌握公权者欺负的事情还是比较多见的，甚至有不少法官也公权私用。面对公权的私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靠“人”来纠正。假如普通的老百姓有能力纠正公权的私用，问题是比较好解决的，但大量的公权私用要靠很少的有更大权力的领导来纠正，这种机会太少了，弱者付出的成本也太高了。　　在河南的一个乡中学，有一个农民的孩子失手把一个乡长的孩子打成轻微伤，乡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个不满16岁的农民孩子送进了拘留所，在拘留所里这个孩子的生殖器被人割了。孩子全家开始了抗争。可是，这个农民的孩子在讨回公道的路上已经耗费了全家人3年的时间和家里所有的家当，这个农民孩子的姐姐在为弟弟讨公道的过程中遭人暗算也付出了无价的代价。可是，3年过去了，官司一审打到二审，二审再到重审，维权之路是那样的漫长，希望是那样的渺茫。好多的时候我都劝那些有理无力再打官司的人们放弃，所谓“君子维权，十年不晚”。我知道我的话是屁话，让那些贫困的人特失望，但我知道如果我鼓励他们抗争下去，那些人的一生将就为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所耗尽。　　我常常想，法律是个好东西，但如果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比较容易利用法律和司法机制去剥夺和阻止穷人平等使用或不得不放弃使用法律的权力，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欺负穷人的工具。怎样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法啊！就像降妖除魔的宝剑，有权的和有钱的人都可以佩带，惟独穷人无权无钱佩带。假如有权的和有钱的人成为妖魔，穷人就只能千里迢迢去上访，农民上访说明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高度信任，千万不能让农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呀！　　农民工创造了城市的繁荣，他们只感受到卑贱，天下的农民工何时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啊　　在北京有300多万农民工，他们中不少人看过《我向总理说实话》。后来，我认识了民工中的很多人，他们都拿我当兄弟、亲人，我有机会更彻底地了解他们。农民工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月工资在500元左右，500元要吃饭、穿衣、住房、看病、办各种证明，还要支付通讯交通费用，能有多少钱带回家呢？特别是那些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工，他们必须把每天的开支控制在5元以内，每天吃饭只花二三元钱，很多人生病了只能扛着。　　有一天，我呼叫一个做保洁工作的河南农民工兄弟给我“搬家”，他叫李虎，我叫他老虎。在搬一箱子书上四楼的时候，我发现老虎有些摇摇晃晃，赶紧要他停下来，一问才知道他感冒发烧好几天了。我要送老虎去医院挂点滴，他坚决反对。我问老虎一年可以给家里寄多少钱，他说每月先给家里寄400元，自己手里留100多元。我问那怎么够用呀？老虎说，在城里没钱也能活，一个人在外肯使力气、脸皮厚一点绝对饿不死，但家里上有老的下有小的，光两个孩子读书每年就要2000多元，家里人没有钱用，过年回家那脸往哪里放？我问老虎想没想过把老婆孩子接到城里来，老虎说想过，也到民工子弟学校打听过，老虎说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尽管比政府的学校收费低，但比家乡的学校收费要高，而且还不长久，经常有被取缔的危险。老虎说，想也是白想。　　《我向总理说实话》是讲述农民在农村的生存状况的。我在同农民工的交往中，常常思考一些问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30年后，75%的人口要生活在城市。但是现在的城市人越来越封闭了，将城市看成是他们的，放开了户口，却将教育、医疗、社保、就业、失业保障等公共品守得死死的，不让农民工分享，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们的城市化目标能实现吗？劳动是生存的需要，劳动是辛苦的，劳动也是快乐的。但是，农民工的劳动除了辛苦，快乐在哪里呢？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光荣，农民工创造了城市的繁荣，可他们只感受到卑贱啊！我经常告诫自己，应该为农民工做些什么。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认识了另一个河南打工仔孙恒，他演唱的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打工光荣》特别让我感动。他的歌声对我而言就像夏日的清风，我紧接着的反应是孙恒代表了先进文化及其前进的方向。农民工需要孙恒，劳动者需要孙恒，我应该为孙恒们做点什么。我和孙恒成了好朋友。没有多久，孙恒有了自己的农民工演出团，有了歌曲《天下打工是一家》、《团结起来讨工钱》，有了相声《京漂族》，有了小品《月英的故事》，有了他们的舞蹈队和乐队。农民工演出团的成员都是全国各地在北京的打工仔、打工妹和农民工的孩子。我多次观看农民工演出团为农民工义务演出，农民工观看演出时的笑声、哭声、叫声、歌声，让我感受到了劳动者被压抑而渴望伸张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天下的农民工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那该多好啊！　　只有大学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农民和工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脱离工农，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我多次应邀到北京和天津的高校作演讲，北京许多高校我都去过了，中国人民大学我去了5次。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关心“三农”问题。我很感谢中国改革杂志社的领导支持我和我的同事刘老石、邱建生同全国73所大学的“三农”社团建立了联系，我们每年动员数以千计的学生参与“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活动，并为那些无钱回家的学生提供回家支农调查的路费。我在高校中的朋友数以万计，源源不断地接到全国高校学生社团请我演讲的信函，如果能成行，演讲可以安排大半年。过去的大学生，对“三农”问题是不屑一顾的，如今，“三农”问题在大学里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不仅如此，学生关心“三农”问题还落实到了行动上，北师大的“农民之子”社团组织大学生为北京郊区的几十所民工子弟学校提供义务支教，几年如一日；中国人民大学的“陶行知研究会”的同学，在全国几百所农村小学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全国的100个村庄提供长期的服务；中国政法大学的社团，坚持周六和周日接待上访的农民，为上访农民提供法律服务；南开大学“三农学社”每年组织数百名学生深入农村和城市农民工居住区，宣传法律知识，为农民和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受到农民和农民工的喜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开始将视线转向农民，参加大学生支农调查的清华、北大学生一年比一年多了，每年都有好几篇优秀调查报告出自清华、北大学生之手。　　这么多的大学生关注“三农”问题，让我看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希望。我去印度克拉拉邦时，印度很多高校的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1/3的时间同农民工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对我说，农村是一所大学校，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大有可为。这不是毛主席语录吗？是的，克拉拉的大学老师说，毛的思想符合印度的实际。我常想，难道毛主席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了吗？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生来自农民和工人家庭，只有大学生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农民和工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脱离工农，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半月谈杂志编辑：王新亚周清印）（来源：半月谈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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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7 19:19:51

李昌平得罪人了，被迫辞官南下打工

无花 · 发表于 2008-1-26 23:30:03

多几个李昌平就好了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6 23:01:21

鹤注:监利农民负担历史悠久,从它的县名就知道,三国时期吴王见这里是鱼米之乡，设官“监收渔稻之利”。两年前的时候我到监利,虽然这时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我对这里印象仍然不好，监利长年吹东北风和东南季风，厂房应建在西边，可他们却建在城东,弄得县城乌烟瘴气，而乡下的村民告诉我，这里血吸虫蔓延得厉害，农民虽然已经种得起田了，依然是看不起病，读不起书……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6 23:01:18

鹤注:监利农民负担历史悠久,从它的县名就知道,三国时期吴王见这里是鱼米之乡，设官“监收渔稻之利”。两年前的时候我到监利,虽然这时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但我对这里印象仍然不好，监利长年吹东北风和东南季风，厂房应建在西边，可他们却建在城东,弄得县城乌烟瘴气，而乡下的村民告诉我，这里血吸虫蔓延得厉害，农民虽然已经种得起田了，依然是看不起病，读不起书……

鹤飞日月 · 发表于 2008-1-26 22:43:03

李昌平含泪写这封信时，是2000年2月10日，龙年正月初六。 　　李昌平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国务院领导。他因此而犹豫良久。一个多月后，他稍作修改，终于将信寄出。 　　他为这封平信设想了三种命运，其中只有一种是好的，那就是它能辗转送至国务院领导的案头。 　　国务院领导两次批示 　　3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对李昌平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批示。 　　4月2日至6日，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棋盘乡、汪桥镇，写出长达17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李昌平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问题。 　　5月4日，国务院领导第二次批示，要求重视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下达湖北省，引起高度重视。 　　6月6日至7日，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一行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之，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长江中游一个多年的“全国产粮冠军县”拉开序幕。 　　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两个人的工作安排表明了湖北省解决问题的决心：一是由一位省委副书记亲任驻棋盘乡工作队队长；二是一位本来已于年初升任荆州市副市长的原监利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重新回到监利工作。 　　6月17日，监利县召开贯彻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动员大会，确定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七项工作重点：釜底抽薪，减轻农民负担；多种途径消化村级不良债务；动真格精减机构和人员，撤销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机构；切实抓好粮食流通工作，坚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卧薪尝胆，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使用小车；加大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加强财源建设。 　　此前的6月12日，监利“县四大家领导研究出台了釜底抽薪、厉行节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0条重大措施”：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2000万元；取消向村组平摊的屠宰税征收款1200万，改为向收购者和宰杀者据实征收；停止除血防、水改以外的一切集资项目……据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干部周天佑介绍，经县委县政府重新核定后的全县农民负担总额，比去年共减少5228万元，人平减少55·28元，亩平减少32·5元。 　　80年代在全国普遍设立乡镇管理区机构，曾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存在之弊已远大于利。据监利县有关部门统计，该县103个管理区（办事处）机构去年总开支达4950万元，区平开支48万，少数高达100多万；由于管理区干部素质参差不齐，违法乱纪案件也频频发生；同时，管理区职能的政府化，还助长了乡镇机关干部的官僚作风。 　　6月23日，监利县委发文宣布：撤销全县管理区和办事处机构，全县在镇区工作的850多名编外人员一律清退。 　　7月12日，全县并校减员动员大会召开，决定将现有800多所乡村中小学合并调整为600所左右，现有6400多名民师精减近半数。同时，合并乡镇教育组、教育辅导站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实行三个机构一套班子，临时聘请人员一律辞退。 　　7月13日，全县化解村级不良债务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同日，监利县超编小车拍卖会开槌，当日成交11辆，金额达66万多元，至今，已收缴超编小车近40辆，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乡镇还债或交县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