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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永军
内乡县衙,距今110年左右。县衙当年的主体建筑完整屹立,有些办公设施居然也保留下来,连知县大老爷睡觉的红木床都没有损坏,变成了受到保护的文物,名正言顺地博得了中国“唯一”县衙的美称。内乡县衙百多年的建筑完好无损是个奇迹,当时的牌匾楹联一并保存下来,使今天的人们能够浏览品味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简单地看,内乡县衙的牌匾楹联和著名的寺院庙宇里的文化设施没有太大差别,可认真琢磨,就画不上等号了。庙宇寺院宣示的多是神的境界,明喻人们的社会行为理念;内乡县衙展现的则是封建官场的节操,张扬的是做官人应当恪守的社会政治理念。历代知县们说了些什么我们无从考证,写在厅堂匾额上的对联条幅显然是他们要广而告之的,是他们千方百计要做足的脸面,他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一目了然。但是,能否完全按照对外公开、大事宣扬的思想和精神去做,就只有天知道了。
内乡县衙是清代县衙,清代以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为国家政权的基本标志。皇帝的权力一般都要通过六部得以体现和向下延伸,皇帝的主要信息和决策依据也多从这六部获得。从一定意义上说,六部是皇权的主要支撑点。内乡县衙以六房对应六部,工作性质没有多大差别,只是衙门口小了一些。六房设在大堂的两侧,右为吏、户、礼,左为兵、刑、工。每房一般两三人,头目称“经承”,或“吏书”、“户书”等,是没有品级的。这同北京的六部首脑差多了,那里的领导者一般要正三品以上,有时由王爷和亲王领衔。六房中吏房居首,掌管署内人事,并乡绅、丁忧,以及在外省做官诸事,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和人事局。吏房门上的对联很能说明它的工作准则:“选官擢吏贤而举,考政核绩廉以衡”。意思是说,选拔提升官员要看是否有德才,考察政事和绩业要看是否很廉洁,一个人有本事,手脚又干净,就可以当官提官。排在第二位的是户房,掌管赋税、财政、户口、农事等,门联写着:“编户方田勤并慎,征赋敛财公亦平”。接下来是礼房,管科举、学校、礼仪、祭祀节庆等;兵房,管兵事、民壮、考试武举、驿传等;刑房,管枷杀贼盗、刑狱诉讼等;工房,管城池、衙门、仓库、水利、道路交通等。这六房和大堂形成第一进院,通常叫大堂院,属于“外衙”。一般性的政事,一般性的案件,一般性的应酬,都在大堂院进行。老百姓打官司、办事情,基本止于大堂院,再往里边走,他们就没有资格了。穿过大堂的屏门,就是顶上高悬“天理国法人情”的屏门,是二堂。这第二进院落,东西各有一个跨院,叫做县丞衙、主簿衙,这两个位置的官吏定为八、九品,分管粮马、户籍、巡捕诸事,直接对着六房等办事机构。
县衙的大堂是可以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也是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最显眼的是公堂之上那块“明镜高悬”的匾额,下面绘有海水朝日图,象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四个字,一幅画,官场的理念和准则似乎说得很清楚,就是秉公执法,公道正派。能不能做到不去管它,姿态、样子一定要做足。老百姓如果还有疑虑,堂前醒目的对联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强化。就是: “欺人如期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话说到家了。欺负、欺辱、欺压老百姓如同欺骗苍天,而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伤天害理的结果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把自己搞臭。没有任何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愿意置自己于不仁不义不清不白之境地。老百姓看到这样的表白,按理应当放心了。不仅如此,下联进一步明确如果辜负了老百姓,遗怨遗恨遗恶于民,也就辜负了国家的期望。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就是辜负了皇帝的任命和信任,难道能够忍心这样做吗?还有一句潜台词,如果你胆敢这样做了,皇帝决不会等闲视之。他可任你为官,也可以摘掉你的乌纱帽,甚至可以连脑袋也一并摘掉。老百姓面对这副对联,似乎没有怀疑政府、不信官员的道理。老百姓有事上告,从大门进入大堂,特别急的事情可以击鼓升堂。需要留心的是,务必看清击鼓鸣冤之处的两块石碑。一块写着“越诉笞五十”,就是不能越级上告,否则棍棒侍候,重打五十;另一块写着“诬告加三等”,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诬陷良善,否则罪加三等。明确了警告的内容,就可以上大堂说事了。如果事属鸡毛蒜皮之类,情况简单明了,大堂即可定断;如果事情复杂,关乎重大,云里雾里的一下子看不透,则要走一个过程,先经二堂预审,拿捏准确后,再回到大堂上公布;如果事情透着机巧,悠悠然似有“天意”暗来,或者事涉重要机密,则移至三堂研究定夺。三堂定了的事情可以拿到大堂上去公布,也可以止于三堂,或压而了之,拖而了之,不了了之。
其实,封建社会的官场是没有多少道理可讲的,如同妓院里没有道理可讲一样。妓院在社会的底层,只认钱不认理,有钱就有理;官场在社会的上层,只认权不认理,有权就有理。不同在于官场的招牌鲜亮,还由于掌握着话语权,经常微言大义,造成了许许多多的假象。比如二堂的对联: “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是说为官执法要不分亲疏远近,不徇私情,公正公平;办理重大疑难案件对举报出证者可实行重奖,处理一时难以查明的疑难案件要留有余地。这道理放在今天仍不过时,具有普遍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再比如刑钱夫子院的对联:“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很明显,要求为官从政,不要夸夸其谈,乐于表白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经常反省自身,也就是常常手拍胸膛想一想,自己是否自警自律,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以实际行动做好本职工作;再就是做官的要有大局观念,干每一件事情都要坚持从整体需要出发,以大局为重,考虑每一个问题,都要想到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多么精彩的说教,多么高尚的境界。县丞衙大门对联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这一联的意识十分简明,就是要求为官者必须注意或努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少搞那些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使人民受到恩赐,享受恩泽,并把向老百姓索取或叫搜刮钱财,看成是最低贱、最不道德的行为,是分文不值的。如此鲜亮的招牌,我是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也能看着舒坦。充满了浓厚人情味的主簿衙大门对联 “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更是读来格外亲切。封建时代的官员也真能做秀,明明是千方百计、千辛万苦谋得一官半职,目的是光耀祖宗,快慰平生,至少是“千里来作官,为了吃和穿”,却偏偏抬高境界,说到这里做官是同这里的老百姓有缘分,并表示一定要尽心尽力做事,做到心中无愧,良心无悔,对得起衣食父母,真够虚伪的。
1995年6月8日,朱镕基来到这座县衙,目光在三堂的一副对联上停了很久,他对联中阐述的官与民的辩证关系、地方官与一地治理的辩证关系,给与高度评价。这副对联通俗易懂,意境深刻。联曰:“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南阳得知这副对联时,也很感兴趣,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查考此联出自何时何地何人之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还挥毫书录这副对联,以为县衙留念。
对联多不胜举,尽展高天之意。但翻开中国传统的官场史,不论大官还是小官,真正按照官场宣示的道理,提倡的思想和精神行事者为数不多。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角逐权力,为此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付出卿卿性命仍不悔;捞取钱财,为此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常常不择手段;贪恋美色,为此失政弃民,乃至天怒人怨也在所不惜。道理经常成了地地道道的幌子,但需要他迎风招展,需要他在光天化日下猎猎飞扬。有没有用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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