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政治风波后的中美外交:“解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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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外交案例》
   
    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两次访华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中国外交跌入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低谷。但是，我们依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不仅在短期内走出了低谷，而且迎来了中国外交的黄金时期！我们这里集中了一些案例，研究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我们的外交是如何走出逆境的。了解这些案例，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今天的外交。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1989年7月和12月作为总统特使两次访华对后来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对外关系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说是“政治风波”后初期中国外交上的大事。中国方面对斯考克罗夫特的两次访华的接待是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小平同志所展现出的大智大勇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背景
   
   
    （一）国际形势剧变
   
   
    二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体制在保持了长时间的稳定之后到1989年开始发生剧变。这一剧变首先是由苏联的变化引起的，苏联的变化导致了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两极格局走向结束。
   
   
    （二）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
   
   
    由于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国内的小气候相结合，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中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
   
   
    在中国政府平息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制裁措施。主要包括：停止高层交往，实行武器禁运，经济上加紧了对中国的制约。中国外交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四）美国总统拟派特使访华
   
   
    “政治风波”以后，布什总统几次私下向中国传递口信，表明他重视中美关系，并解释说，目前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谅解。
   
    1989年6月21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邓小平同志，要求派特使秘密访华，与小平同志进行完全坦诚的谈话。第二天，小平同志复信布什总统，指出中美关系目前面临危险和挑战，他对此感到担心，因为这种关系是双方多年共同培养起来的。为了避免中美关系继续下滑，小平同志表示同意布什总统派特使访华的提议，在双方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欢迎美国特使访华并愿亲自与他进行坦诚交谈。
   
   
    二、中国面临的选择
   
   
    对于如何与美国特使进行谈判，中国面临着三种选择：
   
   
    1.采取强硬态度。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插手“政治风波”，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因而中国应采取强硬态度，将美国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要求顶回去。
   
   
    2.全盘接受美方的要求。
   
   
    由于中国外交上处境极为困难，美国特使即将进行的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未来，因而应避免对抗，对美方可能提出的要求全盘接受。
   
   
    3.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
   
   
    尽管美国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中美之间依然有合作的基础，这也是美国总统派特使访华的根本原因，否则就没有必要派特使访华。另一方面，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美国和西方国家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在对华态度上咄咄逼人，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是要使中美关系回到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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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同志能够在极端严峻的形势下沉着应对，这来自他对全球形势的全面分析和观察。小平同志指出：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4页。
   
    正是由于对于全球形势进行了客观和深刻的分析，相信我们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暂时的，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就迎来了光明。由此可见，处变不惊并非盲目的自信，而是有科学根据的。
   
   
    （二）把握时机
   
   
    邓小平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考虑方案，不是在7月2日一见斯考克罗夫特时就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提没有用，因为那个时候美方对形势尚在观察之中。在时机不好的时候，再好的建议提出来也白搭，一定要注意掌握时机。经过了几个月，中国国内政局走向稳定日益明显，国际上的对华态度也开始出现部分松动，邓小平在10月10日见基辛格的时候，提出了包含四条建议、改善中美关系的“一揽子方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六四”已过去了几个月，它对中国的形势也看得比较清楚了，中国的政府是稳定的，美方也开始想解决这个问题。接触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就要提出方案，而方案提出的时机很重要。
   
   
    此外，选择合适的对象提出方案也很重要。解决中美关系需要战略眼光，而基辛格是有战略眼光的人。从他本人来讲，他对于自己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那段经历是很自豪的，也不希望现在中美关系恶化。所以，我们对他讲的话他能理解，而且也能准确地反馈到美国的最高层。
   
   
    邓小平提出的四条建议，就其内容来说，既考虑到了中国的利益，也照顾到了美方的利益，对美国人来说，是比较公平的，所以美国人能全盘接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正是因为时机好，人选得好，内容好，所以最后美方还是接受了，证明了小平同志的判断。
   
   
    （三）分清主次
   
   
    外交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国家的利益要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
   
   
    搞外交的人，脑子一定要清楚。怎样才能做到收放自如？就是要懂得自己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抓住大的不放。中美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对双方有利，这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小平同志是有“大智慧”的人，“大智慧”就在于对大利益、核心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并且牢牢抓住。
   
   
    （四）指明方向
   
   
    1989年12月10日，小平同志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指出：“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50页。这一番话寓意深刻，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处理国际关系看准方向是至关重要的，方向是奋斗的目标，方向是事物发展的大趋势，方向也是信心的来源。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美关系今后发展的方向，指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这是双方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指明方向对于中美关系后来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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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政府绝不会在压力下让步。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
   
   
    第二，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中国没有做出伤害美国的事。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侵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要解决问题，美国要采取主动，解铃还需系铃人。
   
   
    第三，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要好起来才行，因为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占的分量不轻。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
   
    江泽民主席会见斯考克罗夫特
   
   
    第四，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在着眼自身长远战略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双方都让点儿步，总能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较好办法。恢复中美关系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邓小平同志讲了这番话后，当时在场的美大司司长张毅君马上就感到，邓小平这一番话句句在理，字字真实，有一种来源于事实和逻辑的不可抗拒的说服力，使任何遁词都黯然失色。美国总统特使无法反驳这些道理，只能反复强调布什总统虽有意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不能自由施展，希望中方帮忙。应该说，他的这种说法是相当被动的。
   
   
    为了落实原则，打破僵局，使濒于破裂的中美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在会见中再次提出了解决中美纠葛的“一揽子方案”。主要内容是美国取消对华制裁，中美达成几个大的经贸合作项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访美。
   
   
    在这个方案中，要求美国取消制裁是核心。中美关系之不正常是由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制裁中国而来。取消制裁，两国关系就能够恢复正常。而中美达成大的经贸合作项目和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访问则意味着新的发展和前进。
   
   
    两次访华时的会谈，中方在解决中美关系问题上是掌握主动的。最后采纳的解决方案是中方提出来而不是美方提出来的。1989年底，美方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正式答复表示同意“一揽子解决方案”。这些行动使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为美国政府宣布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和逐步放宽对华制裁创造了有利气氛。
   
    但后来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称霸野心膨胀，错误地估计形势，放慢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直到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一揽子方案”才终于全部实现。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时似乎已经预感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会见的最后，他告诉美方他已不再担任军委主席，并语重心长地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这句话既表现出他对中美关系前景怀有信心，也表现出他估计到搞好中美关系的长期性。以后的实践表明，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基本上是沿着他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话的轮廓前进的。
   
   
   
    四、启示
   
   
    中国对斯考克罗夫特两次访华的应对对中国外交走出低谷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整个过程，邓小平对此问题的处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一）处变不惊
   
   
    小平同志是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老一代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们这批人是在中国革命极为艰巨、复杂的特殊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经过大风大浪和无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无论出现何种险恶的形势，他们都能够处变不惊，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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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方领导人就“解铃”、“系铃”的争论，不是一般的词义之争，而是反映出当时两国关系问题的症结所在。在中国看来，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给中美关系打上了难解的结。只有美国采取主动，解开这个结，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而美方对此却不愿承认，反而将责任推给中方。在打破美国对华制裁的过程中，双方围绕这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较量。
   
   
    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是美国宣布制裁中国后双方高层之间的首次接触。这次秘密访问对防止两国关系继续恶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继续制裁中国，双方关系仍然处于僵持状态。中美关系的“结”并没有因此解开。
   
    （二）斯考克罗夫特第二次访华
   
   
    1.背景
   
   
    在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倒是有所改善。两国首脑同意12月初在马耳他会晤，中、美、苏之间的三角关系出现了调整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担心中国会重新与苏联接近，于是决定派特使再次访华。
   
   
    11月6日，布什总统给小平同志来信，表示美国与苏联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不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当初尼克松访华的地缘政治原因依然存在，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领域仍然有相似的利益。为此，布什总统建议，在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见后，美国将派特使访华，向小平同志通报会晤情况，并探讨如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
   
   
    收到布什总统来信时，小平同志也在考虑如何解决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此前的10月10日，基辛格博士来访，小平同志在接见他时，提出了一揽子解决中美关系纠葛的建议，并请他回到美国后向布什总统转达。这些建议包括：
   
   
    第一，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
   
   
    第二，双方共同努力，争取在较近时期内落实几项较大的中美经济合作项目；
   
   
    第三，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
   
   
    这些建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中美关系的棘手问题，使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基辛格博士回到美国后，很快向布什总统做了汇报。
   
   
    同时，小平同志于11月15日回复了布什总统11月6日的来信。邓小平同志在信中说：“我一直把你看作中国的朋友，并非常希望在你任期内中美关系得到发展，而不是倒退。在我退休的时候，改变中美关系目前恶化的局面是我的心愿。读了你的信后，我对中美关系如何共同采取步骤恢复和发展友好关系问题，产生了一些想法。我已委托基辛格博士向你当面转达。我希望并相信将能得到你的积极响应。我本人和中国政府欢迎你派私人特使访华。”
   
   
    美方很快做出反应。12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给小平同志写信，提出在马耳他美苏首脑会晤后一周内，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特使公开访华，向中方领导人通报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情况。信中还要求中方对小平同志提出的结束中美关系纠葛的一揽子建议，做出进一步的澄清，表示希望并相信可以找到恢复两国关系的途径。布什总统还在信中表示，他正在为“解铃”而做出努力，请中方也予以协助，共同做出努力。
   
   
    2.会见的过程
   
   
    1989年12月9日，斯考克罗夫特开始第二次访华，主要陪同人员依然是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但与半年前秘密访华不同，这次访问是公开
   
   
    的，一共进行了两天。其间，小平同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都分别会见了他，钱其琛外长与他进行了会谈。
   
   
    针对美国以压促变而又留有余地不愿破裂的心理，邓小平在这次谈话和此前同美国前政要尼克松、基辛格的谈话中，都一再申明了中国的基本立场。大致说来，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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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斯考克罗夫特这番“解释”后，小平同志比较严肃地讲了这么一段话：他希望美国政治家和人民了解一个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了22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则是打了25年仗，牺牲了2000多万人，才赢得了胜利。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对外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中国不会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中国都能顶得住。小平同志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是空话，这是经过几十年考验证明的。任何国家同中国打交道，都应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妥善处理各种问题。否则，关系变化到什么地步，责任不在中国。
   
   
    小平同志最后强调：“阁下刚才讲的话，有些我们同意，相当一部分我们看法不一样，但这没关系。结束这场不愉快的事，要看美国的言行。”小平同志的这番话，最后的落脚，还是要美国方面采取主动。
   
   
    讲完这席话后，邓小平同志就向客人告退，并请斯考克罗夫特继续与李鹏总理谈。斯考克罗夫特在小平同志离开前，客气地说：“邓主席身体很好。”小平同志反应非常敏捷，马上幽默地回答道：“老了，85岁了。美国之音放出谣言，说我病重，死了，可见谣言不可信。”“谣言不可信”是话里有话的，是要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根据满世界飞的谣言来判断中国的形势，美国政府在谣言基础上制定对华制裁政策，是极不明智的。
   
   
    在接下来与李鹏总理和钱其琛的会谈中，斯考克罗夫特一方面说，中国政府的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事务会在美国国内产生影响，变成美国内部的政治问题，这是事情的核心。
   
   
    李鹏总理向他强调，不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在制定政策时，都要以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依据不确切的情报和社会上的谣言来确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和行动。中国还有一句话：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的决策者，包括国会和领导人，并没有把中国最近发生的事情完全搞得很清楚、很准确，其情绪是由一些不确切的情报和社会上的谣言煽动起来的。
   
    这次斯考克罗夫特的访华，主要是双方接触一下。当时美国人对中国的事情搞不太清楚，斯考克罗夫特来，就是到实地来看一看。
   
   
   
    3.中美领导人的“解铃”、“系铃”之争
   
   
    斯考克罗夫特回国后，向布什总统汇报了访华尤其是与小平同志会见的情况。7月28日，布什总统秘密致函小平同志，一方面感谢小平同志接见斯考克罗夫特，同时通报了在不久前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和日本曾把一些反华的措辞从会议的公报中删去；另一方面又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护，并试图把中美关系发生困难的责任推给中方。
   
   
    布什在信中说：“您在接见斯考克罗夫特时提到一个中国的成语‘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正是我们的难题。您认为我们的行动是‘系铃’。而我们认为，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才是‘系铃’。当我建议现在可能采取何种行动时，我在冒损害我们友谊的风险。但是，我们双方曾竭力加强的美中友谊要求一种只有朋友才能表达的坦率。目前，美国国会继续试图压我断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我将尽力防止这条船摇摆过度。”
   
   
    布什总统在信中还说：“请理解这是一封亲笔信，它来自一个希望看到我们共同前进的人。如果我跨越了建设性的建议与‘干涉内政’之间无形的门槛，请不要对我生气。在我们上次会面时，您告诉我，您已将更多的日常事务交给其他人。但我出于尊敬，出于一种亲密和友谊的感情向您求教。您几经起伏，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件。现在我请求您同我一起展望未来。这是一个具有戏剧性变化的未来。美国和中国对这个令人激动的未来都能作出很大贡献。如果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友谊重新回到正轨，那么，我们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和我们两国人民的幸福做更多的事。”
   
    8月11日，小平同志给布什总统复信，首先赞赏他对保持和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视以及为此做出的努力（在布什的信里表达了维护中美关系的愿望，这是好的，是双方的一致之处），然后，就“解铃”、“系铃”的含义，特别做了解释。小平同志指出：“我说过‘解铃’、‘系铃’的话，意思是：美国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内政，其后又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在很大范围内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由此引起的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完全在美国方面，应由美国来解决。美国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还在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我希望这种情况早日改变，相信布什总统在这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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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克罗夫特是在7月1日下午抵达北京的，专机停在首都机场。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很严格，所有的会见、会谈和宴请场所及斯考克罗夫特乘坐的汽车、下榻的宾馆，均不悬挂国旗，美方代表团抵京和离京均不发消息。有关活动的摄影也事先征得了斯考克罗夫特的同意，所拍资料一律封存。
   
    2.中国领导人与斯考克罗夫特会见的过程
   
   
    由于斯考克罗夫特在华只停留20多个小时，因此日程安排得很紧。先由小平同志会见，然后，再由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同他会谈。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关系到当时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邓小平同志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参与并定下了会谈的基调。
   
   
    7月2日上午，小平同志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对陪同的李鹏总理和钱其琛外长讲：“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小平同志还语气坚定地表示：“不要说7国制裁我们，70国也没有用！”又指出，中美关系要搞好，但不能怕，怕是没有用的。中国人应该有中国人的气概和志气。我们什么时候怕过人？解放后，我们同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那时我们处于绝对劣势，制空权一点儿没有，但我们没有怕过。中国人的气概就是不怕鬼，不信邪。接着，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做外事工作的人要注意这个问题。
   
   
    随后，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根据参与会谈的同志回忆，小平同志首先对他说：“我知道你一直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1972年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动，你是参与的，像你这样的美国朋友还有很多。”接着，小平同志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境地。对于导致中美关系向着危险的、甚至破裂方向发展的行动，在美国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停止的迹象，反而还在加紧步伐。三天前，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一个进一步制裁中国的修正案。这种行动还在继续。小平同志又说，好在双方领导层中，都还有比较冷静的人（这句话是很有分量的）。在美国方面，有布什总统；在我们方面，有我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从两个朋友的角度能解决的。布什总统要站在美国的利益上讲话，我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只能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讲话和作出决定。
   
   
    随后，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问题出在美国。中国没有触犯美国的利益，而美国在很大范围内，介入了中国的内部事务，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中国有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美国今后能采取实际行动，取信于中国人民，而不要火上浇油了。
   
    小平同志讲的这些话，意思就是，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是美国引起的，解铃还需系铃人，美方应该采取主动。关键就是这一点。
   
   
    小平同志还特别抨击了美国对中国司法事务的干预，明确告诉斯考克罗夫特，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或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是，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中国的立场是坚定的。
   
   
    听了小平同志的话后，斯考克罗夫特强调，布什总统是小平同志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同伟大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有直接和密切接触的经历，这在多年来历届美国总统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时小平同志笑着接过这句话说：“布什总统还在北京骑着自行车逛过街呢。”这就是有张有弛的外交艺术，大家都笑了起来，气氛才有所缓和。
   
   
    斯考克罗夫特看到气氛缓和，就说：“是的，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布什总统最近亲笔写信给您，并派我来华转达他的口信。”而后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斯考克罗夫特做了辩解。他说他这次来华，不是谈判解决目前中美关系中困难的具体方案，而是解释布什总统所面临的困境和他要努力维护、恢复和加强中美关系的立场。由于两国内部情况的原因，中美关系出现了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访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风波。布什总统对此深感不安，派他作为特使，直飞上万公里秘密访华，没有其他含义，就是要同中国领导人取得联系，维护中美关系。斯考克罗夫特又说，目前，美国国会要求布什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布什总统反对这种议案，今后还将继续反对；但在国会一致通过制裁中国的情况下，布什总统如使用否决权，将遇到极大困难。总统在控制事态发展方面，并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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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择了第三种。
   
    三、具体操作过程
   
   
    （一）斯考克罗夫特首次访华
   
   
    1.访华前的准备
   
   
    布什总统接到邓小平同意美国特使访华的回信后十分高兴，决定派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7月1日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
   
   
    斯考克罗夫特这个人我见过。1985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我在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其间曾去过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当时斯考克罗夫特就在这个公司工作。他1925年出生，在1989年时64岁。
   
   
    关于这次特使的人选，美方内部进行了反复研究。据美方私下透露，曾考虑过派前总统尼克松或者基辛格访华，但担心他们目标太大，树大招风，对于这样一个秘密使命来说不太有利，所以最后选择了斯考克罗夫特。这个人的特点是处事稳健，又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派他来华，既不容易引起外界注意，又可向中方表示美方重视中美关系。
   
   
    至于陪同官员的人选，美方意见不一。据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他所著的《外交政治》一书中透露，最初布什总统决定只派斯考克罗夫特一人访华，不带陪同人员。贝克国务卿认为这样不妥。他说，如果只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前去访问，而没有国务院官员随行，美国外交体制
   
   
    难以运行。实际上，贝克提出这一问题的真实目的，是他本人想承担这项秘密访华的使命（在美国，承担的使命越机密，越重要，对个人的职业前途越有好处）。对此他在书中倒也毫不隐讳，他说，他自己很想来，但考虑到作为国务卿，外事活动频繁，很难保密，因此建议布什总统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陪同斯考克罗夫特访问。总统考虑了贝克的意见，就决定派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陪同斯考克罗夫特访华。
   
    为了避免泄露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的消息，美方煞费苦心，斯考克罗夫特在华的各项活动均不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美国国内，除布什总统外，只有国务卿贝克知道这件事。至于选择7月1日抵达北京，美方也有考虑。这一天，临近美国国庆日，斯考克罗夫特此时离开华盛顿不会引人注意。同时，美国在通信和专机问题上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斯考克罗夫特不使用美国驻华使馆通信设备，而是自带两名报务人员，直接和白宫联系；他所乘坐的是C—141型美军运输机，外部经过伪装，涂掉了标记，使其看起来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运输飞机。在宽大的机舱内，临时吊装了一个载人的客舱，里面设备齐全，舒适方便。飞机可以连续飞行22个小时，还有空中加油设备，中途不在任何地方着陆，以免引起地勤人员注意。美国方面对这次访问所采取的保密措施程度之高，超过了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的秘密访华。当时基辛格博士从巴基斯坦乘飞机来华，保密措施也很严格，但并未达到对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也要瞒着的地步。80年代末，中美关系的复杂与敏感，从中可窥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一书中，斯考克罗夫特描述了这段历史的某些情节。他在书中是这样描述的：他当时所乘坐的C—141型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时，由于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以至于没有人想到要通知空防部门，因此中国军方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报告发现一架不明国籍的飞机，进入了上海附近的中国领空，请示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斯考克罗夫特说，算自己走运，这个电话直接通到了杨主席的办公室。杨主席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故事听起来十分“惊险”。不过，据我所知，中美两国就斯考克罗夫特专机进入中国领空的路线和时间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当时，美方曾要求美机不必飞经上海空中走廊，以节省时间。我国有关部门考虑到如不经上海空中走廊，则手续复杂，且省时不多，没有同意美方的这一要求。出于保密的考虑，中方同意美国专机涂掉标记，成为“不明国籍”的飞机。后来，美国专机正是在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在这种情况下，斯考克罗夫特所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