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刘伯承与彭德怀不为人知的是非恩怨

超级老生

作者：肖思和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一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的他，遥领南京，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自然无法回避。他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住在医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险写检讨，在别人挽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由此悄然淡出军界中枢。

　　今天，两位老帅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怀生命结局的变数，令后人洒泪感喟，他的高风亮节、正直品性早已盖棺论定。但是，在当年那场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是非纷争中，彭德怀是应负主要责任的。这并不有损和贬低他的光辉形象。识了庐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历史对当事人，都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判。

　　无可否认，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今天再来探究，他们间其实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这种是非曲直并非出于彼此间的私心杂念或者个人利益，最主要是缘于军事理念上的歧见。这种歧见在战争年代各据一方的情况下，互不搭界，也无大的冲突。一旦江山鼎定后，随着军队任务发生了霄壤之变，党内一些优良传统被破坏，最高决策人的个人专断作风渐生，历史上两位老帅的这种误会势必会带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产生激烈的冲突。同是“塞上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历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惟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的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育，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

　　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思想上却犯了不顾实际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中，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虽然攻守双方都是以师的建制相对，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请求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不要小看这三百人，这可是第三师经不住的损耗。敌人据城固守待援，构置了强大的火力网，封锁住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接到第三师的急报，急忙赶到前线。见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

　　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的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份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

　　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有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他在认识到自己早年对“游击战”的偏颇观点后，能反躬自省，认真讨教毛泽东，活学活用，变中求变，将胸中韬略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后，他不参不谋，认识到了自己过去对游击战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1934年5月10日，他发表《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主张用深入敌后的办法来打破“围剿”。9月10日，他又发表《到敌人后方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主张，并从理论认识上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和指导方针，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遗憾的是，彭德怀对此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以致于两人间杯葛渐起。

　　抗战爆发后，国共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并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蒋介石国民党名义上的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

　　这一次，他们二人在角色上同红军时期相比，恰好进行了一次置换。刘伯承领兵于外，彭德怀作为主帅统全局于内。期间，彭德怀多次到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传达部署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方针和对敌军事战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领导了打破日军“囚笼”政策的百团大战，一举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拔除据点千余个。这里面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他们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没有传出什么不和谐之音。

　　1943年9月，中央发来通知，令刘伯承与彭德怀双双返回延安参加第二期整风运动。刘伯承夫妇先期来到了山西太谷县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这里是太行根据地通往晋绥和延安的西线地下交通线。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赶来。他与刘伯承会合后，由西线的同蒲支队派出一个连护送。因要通过敌占区，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化了装。虽然换上了农民的衣服，头上包了条白毛巾，但两人的气质和举止让人看着不大像农民。护送连的连长为了安全起见，安排夜间行路，白天隐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东边的一个村子里，住下来做过路准备。忽然情报人员来报告，说附近炮楼的日军要到村里来，连长连忙安排两位领导人到村外青纱帐里躲避一下。彭德怀一听生了气，说：“我走我的路，老这么东躲西藏干什么!”连长无法，只好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带着连长来到彭德怀的住处，说：“彭总，在这里他们是指挥员，得听他们指挥。叫我们去躲一下，我们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怀笑了，对连长说：“你把刘师长搬来，我只好服从。”就这样，两位元帅一路夜行晓宿，来到了延安。

　　次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

　　这个报告犹为敏感的是，它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未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领导的共鸣。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这就有了百团大战以后纠缠不清的争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在两位老帅中间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掺杂其间。大家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二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至少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的不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很快就带领志愿军入朝稳住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超级老生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被歼，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 　　

       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含沙射影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该校由草创之初的四个系发展为十二个系(其中战史、防化二系正在拟建中)，学员由七百五十人增至三千余人，教员译员由两百九十名扩大为一千三百多名。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 　　

         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领导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彭德怀却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二十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这种争执发展为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的严重违纪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跳崖自杀了。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估计当时正作为“教条主义”的“罪证”)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这场斗争开了一个建国后无限上纲、无情打击，以莫须有罪名将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坏头。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萧克、刘伯承长达十四年的联手，原二野参谋长李达、四兵团副司令郭天民等人百口莫辩。 　　

         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显然，人们不难看出，刘伯承的这番精彩论述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可是，现在他还敢争辩吗?据传，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对于已渐生武断作风，行将迈上神坛的毛泽东而言，不能不在心中引起高度警觉。同样，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解疑了。现在，他不能不重新冷静下来，审慎理智地面对眼前的困境。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曲，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惟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以一个党员的党性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桩公案中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因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 　　

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七十三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代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不能不带病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得势，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台下的人依然能看出，每当说到委曲处、违心自责处，刘伯承语调哽咽，几不成句。大家明白，这里面既有真诚的反省，又有难以言说的满腹委屈。检讨作罢，台下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置之死地而后生，刘伯承的检讨总算过了关。 　　

        然而，刘伯承的检讨是想保护一批同志，但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越到后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越激烈，差点就是殊死以搏的敌我矛盾了。以萧克为例，他在会上声辩了几句，主持会议的黄克诚总长反问道：“你还不服气，再开几次会。”于时，批斗会又开了好几次。最后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他俩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大批同志受到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文革”期间，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变本加厉地加以批判。郭天民、吴伟被折磨致死。那位宁折不弯的蔡铁根大校，在一所下放的“五七干校”被触及灵魂时，仍坚持当年的观点，结果饱受凌辱摧残，居然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了。 　　

        故垒萧萧，芦荻瑟瑟。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携眷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自发到南京下关码头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立于船头，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浦口车站。一帆远去，刘伯承佝偻着腰，因分外感激大家相送而久久地挥舞着双手。大家几多不忍，望着寒风凛冽中倍显孤单的老帅，新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苍然叹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一纸谪书传石头。刘伯承就此举家进京。数十载兵戎生涯逐告结束，一代战神马放南山。 　　

         竹可焚不可毁其节，玉可碎不可抹其白。1980年秋，邓小平代表中央明确指出：1958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6年，刘伯承以九十四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