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注册     

槐花公社123

搜索
查看: 2637|回复: 2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转帖]茶叶和中国的衰落

[复制链接]
跳转到指定楼层
1#
发表于 2006-6-9 22:17:2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茶叶和中国的衰落


作者:同道新文李正华 提交日期:2006-6-5 9:35:00  

选自《改变世界的种子》一书。节译。
  
   1770年代一个名叫Twining的茶叶进口商号的领头人——今天此商号仍然存在,写了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宣称“伦敦附近有一个小村庄,其主要产品就是假茶叶。这个村庄每年生产20吨这种假茶,并以目前茶叶价格的半价卖出去。这种假货是岑树叶子,它由孩子们采集,和羊粪一起在铜锅里煮。然后将混合物中的水踩出来,晾干,仔细地烘烤,直到它看起来像茶叶一样。孩子们被派去收集接骨木的花朵,因为经过晾干和烘烤后假茶就有了上好天然茶叶的香气,它的售价要增加一倍”。这些情形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假货存在如此巨大的市场,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从茶叶进入英国,在多年时间里,它已经变成了英国人必不可少的日用品。
  茶叶、咖啡和可可饮料,在1652年同年抵达伦敦,TEA这一单词第一次出现,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cha”这个发音,是广东-澳门话,大概在1550年左右在里斯本出现。“cha”近年仍然在英国海港使用,到内陆地区,就逐渐变异为“char”。上层社会发音是“tay”,按照法语拼写为“the”,直到维多利亚时代,这都是绅士阶层的标准发音。这个单词,有时候被写作“te”“thia”“kia”,就好像它在中国也有很多说法一样。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英国人把茶叶引进到印度之前,印度人不知道这个词。
  
  葡萄牙人可能是欧洲最早饮用茶的人,他们大概在1580年之前把茶叶带到了里斯本。他们也许还是阿拉伯薄荷茶的热情消费者,在真正的茶叶到欧洲之前,这种阿拉伯茶非常有名。今天,市场上有混合了黄春菊的茶叶,有菩提茶,有紫草茶,有很多草药茶,包括薄荷茶,但都不流行。薄荷只是在穆斯林国家流行,那些受阿拉伯饮食文化影响的人也饮用它。在阿拉伯地区,酒精饮料是受到禁止的。那么,为什么茶叶在欧洲这么流行?
  原因一定是社会接受了刺激性非酒精饮料。它们比单纯的开水要好。19世纪,化学家已经发现,茶叶中含有茶碱,跟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一样。公平地说,茶碱劲道不如咖啡因。
  在这几种饮料进入欧洲的时候,在绝大多数的城乡,水都不适合饮用,即使你知道水是从哪里由什么人打上来的。为了避免疾病传播,人们要喝煮沸的开水,或者在水里加入酒精,以杀死微生物。一个类似的例子可以帮助现代人理解当时的情况:你设想一下,人离开水就不能活。非酒精饮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精彩的例子,当时的欧洲人离开了它就不能活。替代的东西,像酒精,对生产生活诸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诸如从事商业,年轻人上学,骑马,航海等。茶叶来到欧洲,恰恰迎合了这种需求。
  1820年左右,欧洲每年要进口数百万磅茶叶,然后,这些茶叶又被带到世界各地,一多半进入英国。英国每年消耗的茶叶大概3千万磅。即使价格很高,英伦三岛之上,只要有钱,人们都买茶来喝。
  所有的茶叶都来自广州——中国南方的一个口岸,这个贸易并没有渗透到内地。在工业化之前,中国向西方传播了很多技术,但茶叶的栽种和制作则从来没有向西方传播,这技术向东和南,传到日本、台湾、爪哇。印度没有人知道茶叶,只知道它是一种进口的消费品,只有欧洲人和欧化的印度人喜欢它。
  欧洲历史的一个笑话是,在长达2个世纪的时间里,跨越几乎半个地球的贸易,进口一种日用品,当时英格兰的GDP增长率达到5%,但居然没有人知道茶是如何种植的,也不知道茶叶是如何制作的。
  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商业活动大大发展起来,扩展到全球,发现了我们今日所知道的世界。但是,欧洲人当时很多的信条,我们今天知道是错误的。白种人认为自己是高贵的种族,是最先进的。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不知道中国人当时的技术成就。当时的中国人、日本人还有印度人,有很多领先于欧洲的技术。波斯以及阿拉伯帝国统治的地区,至少跟欧洲多数地区一样发达。一个例外是火药,火药是中国人最早发明的。中国人憎恨把火药用于战争。
  中国人拒绝把火药用于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烟花,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枪炮会打破他们的封建社会秩序。这个观念也被日本人接受了。不论原因是什么,因为东方人拒绝把火药用于战争,导致他们被西方野蛮人打败了。有了火炮,欧洲的船可以穿越大洋,欧洲兵可以登陆作战,打败土著,虽然土著民族有更多的兵力。远东的珍宝是贸易的惟一标的。不像美洲或者非洲,远东不是落后地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的文明很发达,统治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人民实行一种很聪明的统治。对那些长途跋涉的欧洲船主来说,跟东方的贸易,与西方那些大城市的大人物比起来,一样神奇,一样复杂。
  欧洲人的第二个错误观点是:除了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人,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没有理性的思想。直到20世纪初期,欧洲还有人认为东方人是复杂的、神秘的,跟西方人绝然不同。当然,中国人在16世纪已经知道利用耶稣会士,达成特殊的外交目标。中国人和日本人发展出很多精巧的机械设计,能够利用当地的资源。1700年之前,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比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先进,这证明了他们在理性思维方面有很高的水平。
  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错误:认为葡萄牙人能得到的航海信息,荷兰人也知道;或者法国和英国有共同的智慧储存。航线、海图、暗礁与漩涡的位置,这些今天大家共享的信息,那时候还是秘密。
  从葡萄牙人第一次开始在非洲海岸的探险到澳大利亚的发现,大约是250年;早期的航海者从这个欧洲的小小半岛出发的时候,头脑中还有一些成见,后来者就不同了。他们出发的时候没有成见。跟哥伦布不同,他们没有把加勒比当做印度。他们跟那些迷信黄金国的西班牙水手不同。这些精明的人做事谨慎、实际,目的是为了获得航海知识,从贸易获利,从海盗般的劫掠中获利。在大海上航行,在陌生的大陆上岸,他们发现了新的民族,接踵而来的行为服从的是利己法则。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人海外冒险行为的发现,日益表明东方、南方、甚至西方的人的传统智慧都与欧洲不同。这跟宗教改革时期的情况类似吗?
  
  对宗教信条怀疑的增长,启蒙运动的主要荣光首先始自航海业吗?对大西洋水手而言,它是一种限制?对今天而言,在许多方面,大西洋发展的很多部分已持续成为大西洋国家的典型特征吗?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任何时候从这些衰落国家的技术中,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成功的地中海国家总是能理解整个海洋的情况,而大西洋国家则恰恰相反。几乎没有一个大西洋国家的成功是主动获得的,除非让它们处理自己的事务。 事实很简单,当时的暴政导致平等很遥远,而这一状况在1830-50年前的航海业上没有重大改善,它所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在这种压力下,从事这一行的人必须有资质,否则就会失败,国内当权者,需要的是那种不需智力、钱财、人力支援的有能力的人。没有政治体系能给出正确的回答。但在东西贸易中,英国最终居首位,是由于它遵循了这些“大西洋规则”,英国比它的对手都成功。而英国的失败,比如它丢失了美洲殖民地,可归结于“大西洋规则”的被破坏。它们于大约1763年,被一帮试图组建一个国家的不理解这种专制本性的逻辑的野心家们所破坏,而也正是这一逻辑,使得殖民地距离自己的母国更遥远。即使是封建制度下的西班牙人也很清楚为什么人们要移居美洲。西班牙征服者说,他们自愿为他们的国王、他们的上帝以及发财服务。他们为金银所吸引,把巨大的西班牙帝国看成是国王的采邑。荷兰人和英国人起初并没把自己看成帝国主义者,而只认为自己是商人,葡萄牙人也是如此。所有这三个国家的人都将占领这些外国领土作为贸易的附属品,否则就像英国所常言,是缺乏头脑。法国的立场处于西班牙和英格兰之间。它同西班牙一样,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它的收效更多,同时法国人也比西班牙人拥有更多的机会。
  文艺复兴之后的探险情况和西欧的宗教战争运动很相似,但是与之达到的有限影响不同的是,西欧的海洋影响改变了世界。引起分歧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范围太广,部分是由于时代的改变,部分是由于大西洋国家的人们而非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人们处于事件的核心,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个人,即使是在西班牙这样严厉的国家,已能获得足够的财富在国内购买属于自己的庄园,和获得封号、迎娶贵族新娘、组建一个贵族化的家庭。对于全社会而言,这种力争上游的机会相当重要。一个卑贱、粗俗的水手通过这种近似海盗的行为在稳固的上流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形象,这还是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这种海盗行为在国外演练着,当幸存者回国后,他们宁愿要么对此保持沉默,要么将发生过的事情染上玫瑰色,要么选择遗忘。少数那些在西班牙主岛上经受过Hawkins进攻或是Drake的环游世界的人,要么在几天或几个月之内失去了财产,要么就定居国内,而此时他们的地位要比离开时高几个等级。
  一些新的社会精英分子,就选择了这种手段。希腊打败所有的竞争对手控制了地中海东部,直到1572年Lepanto战争后,这一地区为奥斯曼土耳其控制,这就是导致西部开发的直接原因。1453年Constantinople君士坦丁堡陷落时,贸易还很比较内向,到了1480年代,情况明显不同了。
   早期,所有大西洋彼岸向西的航行,目的都是为了找到通往东印度的路线。1498年达伽马率领200名船员,绕过好望角。只有一半船只返航。
  当葡萄牙,随后是荷兰人,获得香料的来源后,它们在欧洲变得很便宜。当时,每一个国家都想垄断此贸易,于是东印度公司应运而生,大批商人结成团队,能规避风险,减少相互间的竞争。这个方法很成功,这些运输船队都配有武器,记录表明,这种方式比商人单个做买卖效果更好。东印度公司由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丹麦人,西班牙人,瑞典人,苏格兰人组成,有一小段时间,奥地利人也参加进来。由英国人组建,成立于1600年,俗称约翰公司的一家公司,后来证实是最重要的。传统上一直是荷兰人将运抵里斯本的世界热带产品销往西欧,葡萄牙人一直把来自东方的香料运抵里斯本港,在马德里失去控制价值后,15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联合掌控了里斯本。荷兰人发现,香料涨价于己不利。对西班牙人而言,传教的热情取代了贸易,企业内部贪污和无能泛滥。在荷兰本土和公海上,一场持续不断的战争进行着。唯一解决方法是直接和东印度群岛做买卖。到16世纪末,荷兰各地已经派出过不止12支商船组成的船队前往印度、马来群岛和东印度群岛。他们和葡萄牙、英国以及别的敌人作战,最终组建了荷属东印度公司, 成为欧洲外贸的领头者。贸易得到规范,来自此公司的货物无须交纳进口税,它有权签订条约,海上和路上都受军队保护,它建造工厂,大发其财。
   它的总部设在Batavia巴达维亚,它是在被毁掉的当地首府雅加达的地点上建造的,荷兰人把葡萄牙人从锡兰和马六甲海峡赶了出去,在非洲南部建立了第一块白人殖民地。最终他们在安汶、班达、特尔纳特、Macassar、马六甲、锡兰、好望角和爪哇建立了八个外国政府。在孟加拉、Coromandel、苏拉特、泰国和波斯湾,建起工厂。直到167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企业,它支撑起高度发达的荷兰文明, 产生了一批如Rembrandt伦勃朗, Vermeer佛美尔, Frans Hals哈尔斯, Vondel, Grotius, Spinoza斯宾诺莎, 闻名世界的17世纪画家,它还创造了无数未被歌颂的作家、诗人、画家、建筑师,以及赞助人。在衰落之前,荷属东印度公司拥有150艘商船,40艘战船,2万名水手,1万名士兵,为5万名公务员发薪水,掌管40%的股息。每个竞争对手都妒忌它。
   荷兰在日本、中国、印度、波斯湾、非洲和欧洲之间做贸易,在所有这些地方和阿姆斯特丹之间做贸易。用香料换波斯湾的盐、用盐换桑几巴尔的丁香、用丁香换印度的金子,用金子换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用丝绸换日本的铜,用铜换东印度群岛的香料。随后他们形成垄断,整跨了当地的竞争对手。这一从印度群岛到印度群岛的和从东方到欧洲的大贸易一样有利可图。尽管由海盗、南中国海的恶劣气候、欧洲的竞争对手、贪污、无能、偷窃、疾病等带来巨大的损失,但公司依然昌隆。
  东印度公司不断扩张。荷兰人毫不犹豫地将重要香料的价格提高到原来的180%。它们形成垄断,毁掉了地方竞争者。
   1588年,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上为盟友的荷兰和英国人曾经联合起来对抗西班牙无敌舰队,但数年后,两国成为竞争对手。1618-48年的三十年战争,给欧洲广大地区造成了破坏,这场战争名义上是因为信仰而非政治和国家利益,英国和荷兰试图避开这场邪恶的、互相残杀的、看似无休无止的基督徒间的战争,英荷对抗并非仅限于欧洲,而是扩散到公海上。
   1613年一家东印度公司首次提议英荷联合,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方面几乎已经同意这一提案,但是主要负责人拒绝批准合并。1619年签署了一项庄严的防护条约,可当此消息传至东方时,一场闹剧随即上演了,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荷兰人和英国人都给自己的船挂满旗帜,来来回回地行驶,向空旷的海滩敬礼。一个小时后,他们降下这些旗子,开始打仗,加农炮声再次响起。1623年的不宣而战达到顶峰,安汶的屠杀使东印度公司近100名男子、妇女、儿童被拷打和被杀害。这些暴行有利地说明了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霸行,英国的范围局限在印度大陆上。这些事件造成的影响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英国人把怒气一直积聚到克伦威尔和查尔斯二世时代后期的反荷兰人的战争中。温和的新教徒Monk将军,并不喜欢西班牙的东西,但他高兴地引用了一句安达卢克(西班牙南部地区)人的谚语:“复仇是一盘菜,凉了更可口。”直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时期,英荷在东方竞争才宣告结束,从此荷兰就衰落了。受东印度群岛和欧洲间贸易战的影响,由于官僚作风、腐败和管理支出,以及由于垄断带来的衰弱,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日益下滑,陷入困境。荷兰几乎被逐出印度洋,它只剩下几个在东印度群岛上的殖民地,二战时期,日本向印度尼西亚炫耀武力,白人的统治就此永远结束。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成功要归功于三个意外因素。像历史上其他愉快的事件一样,这些发现后来被一些人变成指导他们行事的规则。最早,也许是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于1609年。詹姆斯一世时期,为了振兴日益萎缩的造船业,主要是英国东南部的一家公司决定在泰晤士河的下游,建立自己的造船所。这样英属东印度公司就发展起来,它造出的商船是世界最好的,这一状况维持到19世纪美洲快帆船的出现。
  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人不得不对付印度、中国和安南的海盗,要区分清欧洲武装民船和海盗船并不容易, 有时一艘似乎是海盗船的外国船,其实却是另一国家的海军舰艇;有时一条船看似海军舰艇,其实却是一艘中国海盗船或日本舢板。有时荷兰、葡萄牙或法国人鼓励一些群岛上的土匪假装友好地登上一条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大商船,然后试图查封它。这种做法较盛行。
  基于这些原因,东印度公司的船装备最好,船员也是最棒的。由于要运送大批货物,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些船圆鼓鼓,很笨拙。这些船装备及构造精良,尤其是它的船员,据说个个都是有丰富经验的好水手。英属大商船没有海盗船和别的敌人的船行驶得快,因此它们配备了至少够两场战斗的弹药。虽然它们经常在有护航的情况下航行,但是也有不少单船航行成功的记录。
  它们要圣赫勒拿岛St. Helena这个英国基地补充淡水、食物以及别的必需品,此地从1674年直至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是东印度公司的领地,但好望角则控制在并不总是友善的荷兰人手中,马达加斯加是一个凶恶、不友好。少为人知的群岛,那里盘踞着一群欧洲海盗。船只经常要在加那利群岛装上用以补充维生素C的柑橘类水果,但然后,它们航行在辽阔的大西洋上,绕过好望角,向印度或中国驶去,其间可能碰不上任一艘别的船。这25000英里的航行也许要花上六个月的时间。假如为风、天气或别的原因所阻,一些船不仅不能在St. Helena和加那利群岛增加补给,而且不能在巴西、布宜诺斯艾利斯、或安哥拉增加补给,那么它们要航行更长的时间。假如能够自给自足,对这些船来说是最好的。
  “有货物才有薪水”,在1854年前这一直是英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假如船只失事,这些船上的水手根本得不到报酬。同时,只有在从英国起航再回到英国的往返旅程结束之后,水手才可拿到酬劳。水手都是经过挑选的能干的人。他们工作努力,并为保卫船只而战斗,这一小船水手的任务,比一艘皇家海军舰艇上的士兵的任务还繁重。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他们的生产力很高,相应的他们的能力很强。东印度公司吸引了比皇家海军还优秀的船长。探险、博览世界的愿望、对海洋的热爱之类的原因,吸引这些年轻人去当水手,但参加东印度公司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可以免服被皇家海军叫做“劫持、征召、抢劫”之类的海军军役。结果,东印度公司汇集了最棒的人,他们绝对不是全国没用男人的集合,绝对不是世界航海界的渣滓,而海军则面临这样的难题。
  偶然,公司会通过给船长等官员一定量的免费吨位作为他们的利润。这种特权时不时得会有改变,但船长大概可获得10吨,其余官员则按比利分成。最普遍的做法是,逃税和把茶叶卖给走私者,那样一吨茶叶获利就会相当于多年的薪水。由于这种“私下交易”的特权受空间而非重量限制,这些官员倾向于购买或运输最好的茶叶。走私茶因此比由东印度公司拍卖的合法进口的茶叶品质更高。通过向多数船员行贿,走私贸易仍然能获取相当的贸易。1784年,由于茶税减少,这种勾当有所减轻,但别的货物取代了茶的地位,在东印度公司的传奇历史中,“私下交易”总重要的一部分。
  15世纪时,中国开始采取闭关锁国政策。国都由南京移往更靠北部的北京。由国家进行的海外贸易几乎废弃,1521年,明文公告进行海外贸易违法。这一荒诞的条例出炉的缘由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什么也不缺。从大概1500年起,中国那种有创造力、追求发展、探究哲理的天赋被静态防御所取代,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文明,拒绝接受外国的任何价值观。这种防护心理使中国人觉得,外贸应该由外国人管理,尽管当时已经存在被叫作商行的谈判代表、银行家、和商人。外国人被看做外国恶魔,由于国家的原因,贸易在日本、朝鲜、台湾、和欧洲进行。
  1840年前,中国没有通商口岸,欧洲人被限定在广州一个狭窄的地区,规定他们只准和商行进行贸易。中国茶的贸易大都掌握在英属东印度公司手中,它几乎垄断了成品茶买卖,但荷兰人、葡萄牙人、法国人常用不断变化的成功方式来挑战它。从1686年到1834年,形势都是如此。此后,自由主义的观念让英国对所有新来者敞开了茶叶贸易的大门。
  东印度公司所属的中国船拥有特权,可以直接驶向广州,在一些历史时期,它们被禁止在航行时经过印度,以阻止船员从事有利可图的当地贸易,或别的舞弊行为。从中国出发到好望角这一段路途上,东印度公司的大商船经常借助南纬40度西风带,经过新几内亚北部,取道澳大利亚南部 。在18世纪结束前,它们都要从中国的广州出发,穿越台湾和新加坡之间的水道,然后向南经过卡罗林群岛,抵达新几内亚北端的丹皮尔海峡。这条线路,偏离澳大利亚北部,比经由新加坡长了4000英里,在常有的顺风情况下,花费的时间反而少了,它还避免了在狭窄的马六甲海峡碰上不友好船只的情况。
  
  1680年后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几乎没有人了解茶:它是什么植物,它是如何生长,加工、分类和混合的。在广州码头,行家礼节性地尝一尝,就确定了茶的质量,价格合理,欧洲买主也满意。在种茶的中国农民和饮茶的欧洲人之间,存在一条精心编织的中介锁链。一个茶商从各个村庄不同的农民手中购买一些茶叶,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茶叶中心,把茶叶拣选和混合后,就可出卖。这些茶叶经水路、马驮或苦力运抵广州。周而复始。
  茶叶是一种单一植物、山茶花的叶子、芽、花苞经过干燥混合后的制品。它们运抵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后,又被分拣、混合、掺入次等品。然后它们会被拍卖,商人掺假后把它包成小包,卖给店主,店主再包装和掺假后,把它卖给喝茶的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茶中都混有小嫩枝、山茶和别的茶科植物。人们还会将茶叶中掺入木料、松树皮、别的树叶、锯屑、烟灰和铁蓝以及别的合法添加剂诸如香柠檬、橘子、柠檬、马鞭草,别的灌木的叶子来给茶叶增添特别的香味。
  博览会认为假茶的出现的早期原因之一是,中国提供的茶叶不能满足欧洲市场的需求,它举例说明了欧洲买主的无辜。商人不介意是否有假茶,只要他们能把产品卖出去,且没有消费者投诉他们。当欧洲人开始考虑茶叶生产问题时,他们发现精明的中国人,不仅仅在茶叶这方面,已经能够迎合市场的需要。这是贸易上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讽刺事件,香柠檬味的Earl Grey被看成了极品茶,它是由茉莉、栀子等以及橘子和柠檬叶混合而成,它成了假茶的标准,一度还短缺过。
  如果茶树种植在适宜生长的地方,且肥料适当,每年每株茶树可产茶5磅(湿重),中国农民把茶树作为一种园林作物,可能从不施肥,即使是粪肥也没施过。他每天摘取的茶叶只是今天印度种植园中工人摘取的十分之一,18世纪早期,他从一磅湿茶中获利不超过一便士,干茶则在3-6便士之间,二者获利相当。这些茶运抵伦敦、阿姆斯特丹或是巴黎后,每磅从1700年的3英镑降至100年后的大约3先令。这其中包含了进口税,每个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对茶叶征税。茶叶从中国农民之手,传递到欧洲消费者之口,要经中间商,他们会提价在8到12倍之间,政府要增加50%-100%的关税。难怪走私和造假大行其道了。东印度公司又将五分之一的进口茶输入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殖民地。1700年英国进口的茶是50吨,1800年则至少为15000吨……所有这些茶均来自中国,并且只可经过广州这个小小的欢迎外国人的地方运出,为了规避风险,每艘船一次只能运送数吨茶叶,运送15000吨因而有相当的风险,但是它的收益也是可观的。
   有证据表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至少将价格提高了三分之一,东印度公司买卖做得大,消费者和走私者都憎恨它,把它看成腐败和满足于垄断的象征。这也许是令人惊讶的一种联系,但茶叶贸易对欧洲人的影响在瓷器之上,它深刻而复杂。在货运、贸易需求、船的装饰方面有很多事情要做,它们对茶叶销量的影响远比杯子、茶壶多。瓷器精美透明,起初叫“chian”, 任何人都能看出它和18世纪前世界别的地区生产的粗糙的土器、陶器、缸器的显著区别。瓷器procelain这个单词来自意大利语,字面意思是“一头小猪”,它是用来描述地中海地区出产的玛瑙贝的外形的一个词,这种玛瑙贝有着精美、光滑、半透明的表面。而瓷器和它很相象。在欧洲人发现中国和瓷器之前很久,瓷器就已经输入波斯、阿拉伯半岛、土耳其。有事例清楚地表明,1500年前,中国瓷器已经散播于亚洲的许多地方。100年前,一个英国旅行家在波斯搜集了大约5吨明代瓷器碎片,1905年此人死去那年,他的部分藏品被卖出,价格相当于今天的150万美元。约公元800年前,中国舢板和阿拉伯独桅船将瓷器带到了整个印度洋地区,人们甚至在许多遥远的地方,西达摩洛哥,南达桑几巴尔和巴厘岛,东达夏威夷群岛发现了瓷器的残片。中国人、阿拉伯人、波里尼西亚人,东印度群岛人运输瓷器,和欧洲人的第一笔交易发生于中世纪的开罗和别的北非贸易中心。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有人首次仿做这种瓷器,结果生产出来的不是瓷器,而是精巧彩色陶器,或花饰陶器,因为它只包含硅土、氧化铝、石灰、氧化铁、碳。18世纪前的欧洲制陶业中,从未使用过高岭土(中国粘土),它是制造真正瓷器的秘密。
   与中国的贸易,16世纪为葡萄牙人所垄断,17世纪为荷兰人所垄断,18世纪是英国人的天下。为了保持以前的辉煌,法国、丹麦、瑞典作为较小的贸易国家,开始贩运茶叶和丝绸这两种怕水而价值高的日用品。为了让船保持平衡正常行驶,需要把一些体积小重量大的不怕水的货物或沙囊放置在船底部,人们通常使用沙囊,可是沙囊是不能带来收入的固定负荷。最好能发现一种较重的、可用来交易的日用品。由于茶叶和丝绸只能放置在船的中部,以防止水淹雨淋,所以沙囊是促成瓷器贸易的最重要的因素。
   中国缺乏一种重要的原料,铜矿石,因此铜块、金块、银块成为和天国上朝(中国)做贸易的媒介。日本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为中国提供铜,当各种各样的东印度公司来到后,它们取代了日本的优势地位。这些船载着茶叶返回,压仓物是水银、别的矿物、以及18世纪前欧洲一直无法生产的瓷器。每输入100吨茶叶,就有相当于其重量6%的瓷器跟着运进欧洲。整个18世纪,大概每年有4000吨茶叶进入英国,大概有240吨瓷器也随之输入。估计输入美洲殖民地的和输入欧洲的一样多。
   这些占巨大排水量的瓷器掌控于押运员之手,每个东印度公司的不受管束的商人都可以运输它们,瓷器交易并不受重视。大瓷器要,小的、易于运输的盘子、茶杯、碟子也要。押运员的工作就是看吨位是否已满。高度复杂的排列此时是普通事,贪污、令人费解的事到处都是:订单来自英国,样品来自法国,说明书来自荷兰。在广州的中国商行被迫把价格降得极低:1712年,5£10先令可买216套餐具,1730年7£7先令可买够200人使用的茶具。即使今天把这些瓷器的价格增值100倍,以它们的质量而言,价格也仍低的不可思议。
   一件瓷茶杯重不足2盎司,一件餐具重不到8盎司,假如平均每件瓷器重4盎司的话,每年就有240吨超过5百万件瓷器进入欧洲。
   带把茶杯和细颈茶壶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当时的中国人,像下文出现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一样,不用细颈茶壶,他们用圆水壶来沏茶。早期英国的银茶壶或别的金属茶壶也都是这种圆水壶,人们把茶叶和别的香料放在圆水壶里一起煮。这一习惯在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仍保持着。1720年前,欧洲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出耐烧甚至耐很烫热水的陶罐,而中国的瓷器则不存在这些问题。一些企业主看见中国饮酒用的酒壶有着细长美丽的颈,建议做这种样式的茶壶销往欧洲,于是细颈茶壶也是外国人的发明,中国人并不使用它。
  带把的茶杯也是欧洲人的发明。中国人的茶杯上没有把,因为他们喝不加牛奶的凉茶,因而不需把手。没把茶杯比有把茶杯容易摆放齐整,但设计出有把茶杯不是为了喝茶的方便而是因为它易于堆装。一些早期的茶壶产生的理念就是如此,根本谈不上美观和功效合理。此类茶杯在英国设计中国制造。无把茶杯是仿效中国样式在英国制造的。1750年后中国制造的茶杯加上了把,把手贸易在欧洲大城市出现。1770年欧洲人使用的茶杯一半都装有把手。为什么欧洲人要给杯子加把手呢?
   18世纪的欧洲人不像日本人、中国人、俄国人,将喝茶看成一种礼节。欧洲人用热水把茶泡一阵然后倒出,加入牛奶和糖,糖一定要在茶倒入杯中前放入茶杯,否则它不会融化,然后呷着趁热喝,因而需要把手。而俄国和中国人的圆茶壶总是放在铁架子上,中国人用小碗喝冷茶,俄国上流社会用玻璃杯喝茶。当然,喝高品质的中国茶要趁热喝,这没人否认,但应该说,茶的温度还没有达到要在茶杯上装把手的程度。
  18世纪末期,为欧洲人制造的瓷器的贸易结束,商人们不得不去找别的东西来压仓。一流的中国瓷器是用坚固的泥土在14000度的高温下一次烧制而成的,它比欧洲早期的瓷器物美价廉。欧洲瓷器要经低温12500度的低温,两次烧制而成,成品经常奇形怪状、或是不合格。中国瓷器坚固而且几乎呈玻璃状,而欧洲瓷器则常常会渗水、有颗粒、不耐用。但1760年后欧洲尤其是英国发明了缸磁,虽然它笨重粗糙寿命短,但它比中国瓷器便宜。中国的商行里有大量库存的上好中国瓷器,179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终止官方瓷器进口贸易时,一位广州商人仓库中有1200万件瓷器。其实,1780年代,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已经抱怨仓库中存有太多未售出的中国瓷器。那时中国瓷器的价格低得令人震惊,可今天它们的身价可非同小可。是一种好的投资品。以上数段牵涉日用器皿发展历史——译注
  从1684年到1791年共有107年时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期,假如它们进口了40万吨茶叶的话,那么2.4万吨瓷器同时输入。假如一件瓷器平均是4盎司,那么就是215百万件,听起来数字很大,可是其实对那一时期十岁以上的英国人而言,每人只有5件。 在一段较短的历史时期中,对英国中产阶级而言,茶叶代表着最高品质的生活。当然茶叶贸易的意义远不止此。
  1770年代开始,茶叶贸易危机出现的原因在于所有的进口茶都来自中国。每年都有超过200艘大船进出广州港,它们中的三分之二驶往欧洲,三分之一驶往东方。茶叶党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英国进口关税一多半是茶叶的费用。可能非法贸易增加了6000吨。答案很明显,要减少这一进口关税。
  这一答案表明伦敦的封建领主诺思政府考虑问题多么简单多么激进。诺思政府想获得一石三鸟的效果。他们想把茶卖到美洲殖民地,这样,茶叶就摆脱了原材料的名义,他们只需交纳一磅3便士的关税,只是正常情况下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生意就好做多了,还能把走私者挤出市场。最后,由于茶叶不可抗拒的诱惑,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必定会接受母国英国征收这一小部分茶叶税的要求。
  然而殖民地的人民提出“没有代表就不纳税”。其实早在1765年当英国政府不合理地要求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为英法战争缴税时,这一口号就提出来了。那场战争费用和英国在美洲获得利益一样多。
  殖民地当时有3百万人口,远多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是英国本土人口的一半。他们不穷,他们甚至可能比英国平均水平更富裕。但美洲人和英国人一样不喜欢缴税,1766年,印花税取消。当玻璃、铅、纸张的税收被削减后,英王乔治三世仍然建议国会保留对茶叶一磅3便士的税收。英国的动机真是太古怪了。1769年5月政府宣布它不会给殖民地的人民增税来还自己的账单,所以,征收殖民地的茶叶税是政府的权利。
  英国人闹起分裂。新英格兰压倒多数的人赞同反抗。多数新英格兰人并不曾为伦敦政府所重视。一些美洲人当他们的兄弟、朋友、邻居在与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打仗时,仍然和他们做买卖。在无情的新英格兰人看来,在这块土地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发财致富,贸易必须继续,不管是否打仗。
  当茶叶税进来时,马萨诸塞州只需一颗火星就能点燃反抗的怒火。1773年12月6日,一队白人化装成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爬上停在波士顿港口的三艘船,将整船的货物都扔进了水里。查尔斯河岸被茶叶盖满了。在纽约、费城、安那波力斯查尔斯顿都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妇女平日所举行的正常茶会被禁止。
  美国的反抗者很有谋略,他们选择东印度公司作为目标,东印度公司是合法茶叶垄断者,它把茶叶卖给某个由它选定的商人,这些人又形成地方性的垄断,而别的日用品也跟着被垄断。许多人都对茶不满起来,茶会也索然无味,反对者们开始举行咖啡派对,它意味着年轻、向前看、精神独立。茶这种饮料,竟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因素,的确非常独特。
  但自从独立战争起到现在,人们都觉得茶有点非美国味,忠实的加拿大人每人饮茶比美国人多四倍。除了美洲,所有地方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把茶看成一种不含酒精的饮料。这也是诺斯政府采取此种危险政策的原因吗?有人宣称波士顿茶会是独立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茶会原本只是个笑话,可是英国政府却关闭了波士顿港,这直接导致了《独立宣言》的发表。
  战争让越来越多的美州人感到独立的重要。1783年这场令人精疲力竭的战争结束了,第二年,威廉·皮特上台担任英国首相,他采取了比诺斯政府更谨慎更明智的政策。受友人支持,皮特把注意力转移到茶叶上。茶叶税大幅增加,高税收导致的结果是,英国一半的茶叶是从荷兰走私或是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自己走私后在海边卖掉的。这个税收变得荒谬可笑,国家分裂人们不满,法律蒙羞。皮特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把茶叶税下调,走私茶商和荷兰茶商很愤怒,但是合法进口的茶增加了一倍,皮特的政策得到多数人的赞扬。
  1801年,每个英国人平均消费2又1/2磅茶叶,同时消耗的(大多伴随茶叶)还有17磅糖。制糖需要奴隶。茶叶的价格是什么?每年有大量的钱流入广州(相当于现在每年有十亿$流入广州),那时还不存在能够吸引中国的新技术,中国在食品、纺织品、多数原材料、以及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上都自给自足。在两个多世纪同欧洲的贸易中,中国这个最伟大的工业化前的商人仅要铜、金子、银子作为交换品。茶叶在英国的消费量急剧增长,而荷兰、德国、瑞典和英国殖民地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也只能拿金块换茶叶。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让所有交战国的经济都颇感困顿。法国军队离开本国,到处抢劫,法国政府则承认它合法;英国政府抛弃了金本位,世界都像发疯似的在打仗,金钱已经失去了价值。
  外面的世界变化如此大,而中国则什么也没有发生。当地的商人不用纸币,他们把金子当做储备资产,而他们首选的不是金子而是银子。而欧洲的人工、原材料、制成品等都在涨价,茶叶也不例外但涨得不多,东印度公司及其股东发现自己成了通货膨胀的牺牲品。什么都涨价了,可茶叶涨的很少,真是痛苦。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答案就是鸦片。自1758年起,东印度公司就在印度垄断了鸦片。1773年,英国人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贸易。1729年,中国就禁止鸦片,规定种植、提供、吸食鸦片都是非法的,会被判死罪。然而,英国1776年输入了60吨,1790年则是此数的5倍。它们都被卖给那些走私犯和腐败的中国人。1800年之后,这种交易变得有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极大的产业。在印度鸦片的种植和生产都由东印度公司垄断和仔细控制着。政府也参与其中。英国在孟加拉选择了最适宜种罂粟的区域,白花罂粟种植在印度北部的巴特那,红花罂粟种在许多丘陵上。罂粟液的收集始自2月25日,然后将这些汁液烘干、挤压、发酵制成鸦片。它已形成产业,在高峰期,雇员接近100万(男人、妇女、儿童都有)。
   那时种植一英亩鸦片的利润不仅是种小麦和水稻的1.5到3倍,而且对东印度公司来说,利润更大,简直就是给它“印钞票的权利”。自然,东印度公司要向印度农民收税。越来越多的鸦片输入广州,为了掩人耳目,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想了一些办法,比如他们把鸦片运到广州湾附近伶仃岛上,储存在废弃的破船上。假如被发现,他们就声称对中国的禁令不知情。东印度公司获得大批银子,然后这些银子以各种方式流向伦敦。
   东印度公司又用这些来自中国的银子在广州买茶叶,同时公司又宣称他们不知道这些钱是脏钱,是从鸦片中获得的。无论中国对英国多么嫌恶和蔑视,收到来自中国的抗议,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只是耸耸肩膀,对公司无力控制或政府的干涉无力表示道歉。中国采取措施阻止这种贸易,然而他们并不比今日的意大利或美国阻止吗啡更成功。
   鸦片在这块土地上畅行。
   美国的茶叶商人并没有像东印度公司的官员那样直接卷入鸦片交易,他们在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士麦那等几乎土耳其帝国的所有地方购买鸦片。土耳其垄断政府比印度政府更不正直,他们给罂粟汁中掺入葡萄汁然后加入面粉、甘草、半干的杏、胶,有时甚至是破坏神经的铅,使它增厚。
   然后是吗啡,1870年代出现了海洛因,药剂师用鸦片是传统用法,而最大多数的鸦片用来吸食。美国商人买了鸦片后就把它运到广州或是美国东海岸。这些商人都把他们的生意隐藏起来,但鸦片在美国的茶叶贸易中占的地位和英国的一样重要。在纽约、波士顿、塞伦许多好家庭因此商业致富。在19世纪晚期,鸦片成了中国的重要问题,如同今日海洛因对美国的影响一样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最纯的鸦片也比海洛因对神经的破坏作用小的多。
   鸦片-银子-茶叶是一条个人发财致富的完美途径。鸦片比所有的日用品都要昂贵。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罂粟适合在几乎所有的中国省份中种植,但是所有的鸦片都是进口的(起初一年仅仅3000磅),通常都是中国商人从葡萄牙人手中购置买的。英国人将它增至3百万磅,即增加了1000倍。需求不断扩大,鸦片供应也在增大,而金银却是有限的。人口素质下降,中国官员对此很愤怒。鸦片是公元11世纪阿拉伯人作为止痛剂带入中国的,在18世纪之前一直是供医疗之用的。中国政府在1783年和1830年间想结束这种贸易,但是失败了。因为有太多的人上瘾,有太多的推动者,有太多地位高的商人挣了太多的钱。1838年,道光皇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去广州制止鸦片交易。林则徐下了禁烟令,可是没人当回事。于是林则徐烧毁了码头储存鸦片和英国人做仓库的破船。
   英国没有反对这次行动,但是继续向广州走私鸦片,然而他们对林钦差的判断错了,他逮捕了英国人,烧了鸦片,抓了英国水手,拷问中国商人。英国人向广州派兵,林则徐拒绝磕头,于是战争开始了。
   在1840年,中国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兵力、性格普遍没有认识。葡萄牙人自16世纪起占领了澳门,1690年代,其余国家的欧洲人也都来到广州,英国和中国做了200多年的贸易,被局限在800码长,40码宽的码头上,中国有时会在海上遭遇欧洲船只,并打败它,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战败。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可能没听说过这些失败。他们仍把欧洲人看做外国魔鬼、野蛮人、只对金钱感兴趣、酒鬼、喜欢做买卖和女人。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和英国茶叶贸易的垄断结束,新来者、自由贸易商、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比这个安逸而腐败的公司的雇员们做得更加成功。对各国政府而言,打开中国市场的压力增加了。英国悲叹“广州罪行”,并把它当做1840-42年的鸦片战争的理由。中国做出了回应,中国人认为,如果赶走了外国恶魔,就能够让那些固执的人的性情、体力缺点恢复正常,而不必实行所谓的“市场经济”这种长期的竞赛游戏。中国人熟悉那些会讲广东话的欧洲熟人,但是他们不懂得那些新来者,这些新来者已经下定决心打开中国的门户,英国人在皇家海军的护卫下主动出击,中国没有任何机会。林则徐的继任琦善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赔偿白银6百万两(今天的2千万美元),消息传到北京,琦善被谴责为无能和卖国,遭降级和流放。此战,中国不可避免地输了。随后,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成为开放港口。而中国政府的赔款增加到2100万两白银。
   在接下来的60年中,中国内地茶的交易量超过了它的向国外的出口量。事实上,1840年,印度和爪哇就开始出口少量的茶叶,它们向伦敦输入了不足1吨的茶叶。而中国的产品出口量比从前显著减少。19世纪下半叶,随着1856年、1861年、1871年、1894年一连串的战争,中国的的门户逐渐被打开了。此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北京的中央政府被逐步削弱。北方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国家是俄国,它时而公开,时而隐藏。英国和美国最感兴趣的是贸易和赚钱,他们已经扔掉了每个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基督徒的幻想,法国人则幻想每个中国人都是天生的天主教徒,它对贸易同样贪婪。彼此竞争的商人和这两派宗教竞争同样激烈。
   鸦片贸易在加速。中国的原材料价格没有得到提高,中国这个大国在精神上已经衰退了。中国的原料财富被破坏或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西方利用中国人天赋的技能和设计毁坏了这个有着两千年辉煌文明的富饶国家。中国成为西方的抄写员、苦力、伐木工。
   中国在4到17世纪一直走在所有欧洲国家的前列,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多数人仅仅知道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瓷器和火药。在这个客观的列表中我们还应列上中国人在天文、生物、医药以及别的纯智力领域的崇高地位。
   中国这个有高超艺术、技术、设计、独创性、哲学的国家在没有多少年的日子被劫掠,增加了白人国家的财物。可以说:中国文明因为一罐茶叶而被破坏了。1950年后它是否得到恢复是另一回事,那和茶叶无关。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后,中国渐渐赶了上来。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结束了,因为公司知道他们没法和快船竞争。但它们根基雄厚,它的有些公司甚至经营到1897年,另外一些,因破产而被卖掉。“自由”的茶贸易,在利物浦、都柏林。和别的港口首次开始。茶叶进口量大增。
   快帆船不是世界上最快的船,很多船比如小型三帆舰、缉私船、走私单桅帆船,都比它快。但是快帆船是最快的大船。快帆船大大提高了茶叶的运输速度,新茶很快来到市场上,快帆船在世界七大洋上行驶,但它的声望首先始自茶叶竞赛。很难对这场竞赛进行公正的经济评估。包装完好的茶叶不会变质,过去,有时为了聚集一船货,货船要在广州花费一年时间,并且又要经一年才能抵达伦敦,接着又要存储一年,用手摸摸,再尝尝,这批三年的陈茶和三个月的新茶没什么区别。1955年,一个茶商发现一桶密封的茶叶,这属于他祖父,他的祖父死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115年后,这茶依然完好精致,与现代的茶没有丝毫差别。
   公众有时想要上好的新茶,对于追逐利益的商人而言,这很简单。快帆船赛于是就变得和其他比赛一样令人激动了。1869年,当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快帆船赛结束了。
  人们在印度发现了野生茶树,那时印度还没有茶树种植园。印度的茶工业开始12年后,有人将中国的茶树割下移植到印度茶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它们不是死了,就是长得不够茁壮,不能产茶。
   虽然向印度移植中国茶树始终没有成功,后来西方人还是发现茶的新品种,开发出种茶技术,这使得茶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种植了。
   茶叶的加工过程很复杂。把茶树的叶子摘下后经过短暂的干燥,就成为绿茶。把摘下的茶树叶发酵后可制成红茶。绿茶和红茶都可以加入点心中,在西藏人们把茶和牦牛油脂一起做成浓汤,用勺子舀着吃,并且吃得津津有味。
   砖茶出口至俄国和蒙古。经过由骆驼和马匹组成的沙漠商队的运送,在六个月里,砖茶能很方便地从中国经陆路运送到欧洲的俄国。这种茶的质量很高,经过严格的除尘、过滤、蒸汽熏、压缩后成为砖型。很大的砖茶工业在300年前就开始了。到1860年代,在中国的劳动力、俄国的管理、英法的资金的结合下,已很成熟。
   假货很稀少了,不是由于人们的品质提高了,而是因为这种技术无利可图了。
   茶叶传播到许多国家,不仅它的原产地中国,而且在日本、台湾、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伊朗、土耳其、菲律宾和昆士兰都有种植,同时在非洲、印度洋岛屿、拉丁美洲、南卡来罗那州、阿根廷、苏联的乔治亚等离原产地很遥远的地方都可以种植。
  种茶需要:温暖而湿润的气候;土层深、土质疏松、腐殖质高、PH值在5.0到5.5的土壤;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欧洲在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非洲发展茶产业。
  茶叶的移植是一个既有成功又有失败的事件。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门户被打开,苏格兰植物学家Robert Fortune 1842-43年通过独自在中国的观察修正了林奈的错误分类。这件事很重要,不是因为它毁损了林奈的名誉,而是因为它改变欧洲尤其是英中的茶产业的关系,同时使东印度公司变成今日的IBM和通用汽车公司。自1840年起,茶树的田间管理已经不再是秘密,经过多次的实验和失败,1860年,一个工业化的欧洲茶产业基地在印度的阿萨姆邦建立,1890年,在斯里兰卡和爪哇也建了同样的基地。
  阿萨姆邦茶经过剪枝等田间管理,高度在3英尺左右,这样它很容易采摘。品种选择、管理方法如果不得当,茶叶的产量就会非常少。
  我们不了解中国19世纪前茶叶的田间管理,但是我们知道,自1890年后,茶叶的数量第一,质量变成了第二位,很长一段时期,至少是一战结束时,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都落得个第二流的名称。这名声可能是冤屈的,但是假如中国没有被西方干涉与破坏,那么印度和斯里兰卡可能不会成为茶叶生产者。
  1840年,除了欧化的印度人,印度本地人从不饮茶,今天印度产品的三分之二是国内消耗掉的。中国文明几乎被茶和鸦片破坏殆尽,因此它在考虑仿效日本,日本和它的经历比较相似。
  今天,处于农业生物学时期的日本茶产业,可能是世界最高效的。日本人守纪律、有组织天赋,这可能在17世纪就真实存在。但是在茶叶贸易急剧发展的1640年代,到19世纪中期,日本没有参加进来,而且几乎与欧洲人、欧洲完全没有来往。从11世纪起,这个国家就骄傲地与世隔绝了。1541年-1641年这一百年间,日本或多或少地和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做贸易。它们需要丝绸和银子,它们出口金子和铜。欧洲充当了日本和中国、日本和欧洲的贸易地东印度群岛、印度、非洲的媒介。自1550年到1661年,日本的大阪、长崎、横滨在和欧州做生意。日本人在菲律宾和西班牙做生意,在印度和葡萄牙做生意,在台湾和荷兰人做生意。16世纪中期,日本已经为海洋国家所知道,日本派了20万人和500艘船侵入朝鲜。
  16世纪中期,日本本土还是松散的联盟,有名无实地在京都的统治下。三个大封建领主联合起来,使它从一个混乱、战争不断的地方变成了一个由皇帝统治的国家。1641年,日本赶走了欧洲商人,只留下了荷兰人。在其后的两个世纪里,日本活在自我欺骗的状态里。
  占星术很出名,但它不是天文学,没有荷兰或中国的帮助,日本不可能建立历法。在印刷术的起源上它和中国存在争议,它的艺术比欧洲先进,它能进行全彩印刷。日本人喜爱诗歌、音乐、绘画,它的纺织和制陶业比不上在这方面最好的中国,但比欧洲的水平高,它深信自己天生优越,不需要和外国交流。这也是造成今日日本三个典型特征的原因,
  第一,在19世纪白人武装到来之前,日本是相似的完整的文明。日本吸收了侵略思想但并没有像中国、美国、非洲一样分裂。它们采取的行动都是在不损坏它们文明统一的前提下进行的。
   第二,数世纪来,日本都是自给自足。它们不得不自己养活自己,决不沉湎于某种嗜好和依赖外国的进口。它们的主要食品是:米饭、鱼和长萝卜。它们不渴求羊羔和小牛肉,它们喝茶和米酒,它们不渴求啤酒,无论做什么,它们都能做好。在人造化肥出现之前,它们的土地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每一片农地都被收拾得像花园一样。他们的工业也相当有效。
  第三,日本在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由于生活的局限性,它们的技术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它们尊重技术,擅长将别人的思想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它们不擅长创造,它们成为20世纪的模仿者,今天日本是世界技术最好的国家,它们考虑问题从实际和技术出发,而不按照科学方法。他们不问为什么,而只回答怎么样解决问题。
   日本在1641年-1853的与世隔绝是因为仇外,还是因为它们不希望使用黑色火药?结果真是令人深思。1641年采取的决定,使得日本成为唯一个不受白人干扰的国家。而中国和印度则与之完全不同。与欧洲的隔绝,使日本没有受到茶叶贸易的影响,对日本历史来说,是一件礼物。
  
  
  




作者:同道新文李正华 回复日期:2006-6-5 09:39:31    
  《改变世界的种子》——改变人类的六种植物
  一本经典的历史传记——新的一章增添了有关古柯的内容
  
  作者: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
  ××××××
  
  书评:
  
  本书巧妙地改变了人们关于过去 400年的整个历史观。——Christopher Booker 《星期日电信报》
  在《改变世界的种子》这本书里,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通过例举六种经济作物——糖、茶叶、棉花、土豆、奎宁和古柯,展示出由于这些产品,人类的需求或是贪欲是如何改变历史的面貌和已形成的天命的。本书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做出迷人而高度新颖的阐释,它认为这些经济类作物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比多数的战争和革命更为深远。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还在本版中加入了古柯这种植物,追溯了它对这个世界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此章不仅是对本书的重要补充,而且对我们理解现代文明有重大补益。
   任何人都能学到新东西。——Christopher Parsons 《时代周刊》
  
   亨利·霍布豪斯(Henry Hobhouse)诙谐的、具有研究性质而又文笔优美地描述了五种植物改变世界的过程……充分显示了作者头脑的敏捷和训练有素。——《经济学家》
  
  目录
  
  
  奎宁
  奎宁和白人的负担
  
  糖
  糖和奴隶贸易
  
  茶叶
  茶叶和中国的衰落
  
  棉花
  棉花和美国南方
  
  土豆
  土豆,爱尔兰和美国
  
  古柯
  一种安第斯山人的福利是如何变成全世界街头灾难的
  
  
  
  
  这样的一本书,有多少人会感兴趣?
2#
发表于 2006-6-9 22:42:15 | 只看该作者
阿正有兴趣~~~
3#
发表于 2006-6-11 03:53:53 | 只看该作者
偶希望用低价位买高品质
最头疼被广告和炒作抬升价格的垃圾

Archiver|槐花公社 ( 备案许可证号:苏ICP备11031522号 )

GMT+8, 2024-12-1 05:50 , Processed in 0.038821 second(s), 13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3

© 2001-2022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