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毛泽东与蒋介石的“炮弹语言”:造就共同心愿

革命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积极奉行“台湾独立”政策，并于1954年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一系列事件震动了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意图已非常明显，美国到底要介入到什么程度，《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多大？毛泽东决心对金门实施炮击，以便在实战中摸一措美国的“战略底牌”。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解放军以459门火炮开始轰击金门，在85分钟内发射炮弹3万余发，岛上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官兵共伤亡600余人，金门和澎湖防卫部的二名中将副司令当场身亡。

　　我炮击金门后，截断了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美台组成联合护航队。我福建前线指挥部请示是否炮击联合舰队。毛泽东命令：“照打不误，但不打美舰，只打蒋舰，如果美舰开火，我军也不还击”。战斗中，我军攻击台舰时，美舰竟丢下台舰，掉头向台湾方向遁去。我军意识到：美台联盟仍是有一定限度的，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是不会冒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的，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美国实行的是脱身政策。从而摸清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和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盘。于是，10月5日，毛泽东下令从次日起停止炮击。

　　然而，此时美国又抛出一项新政策，劝说台湾从金门、马祖撤军，然后搞台湾独立。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美蒋矛盾开尖锐。

　　毛泽东认识到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但金门岛上的守军甚至台湾岛上的政权，毕竟要依赖美国支援才能生存。解放军如果再施加封锁压力，势必导致压蒋介石向美国就范。那么，金门岛上守军除了崩溃之外，就只有再重演一次大陈岛撤退。如果只能夺取金门、马祖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十公里扩大到一百多公里，且隔着一道台湾海峡，接触更加不方便。而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让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而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毛泽东又作出了新决策。十月五日上午八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美国要求实现“永久性停火”，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分离，进而制造“台湾独立”。而台湾当局又拒绝和谈，毛泽东决定再次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力求挫败美国的阴谋；另一方面，打算把蒋介石强行拉到谈判桌边来。

　　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七天炮击，以便于金门守军补充给养。暂停炮击的七天期限刚过，福建前线广播站播送了彭德怀给福建前线解放军的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宣布再停止炮击两周。

　　美国一方面在华沙中美会谈中要求“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军队。十月十九日，美国第七舰队派出了四艘军舰，进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队护航，并派杜靳斯亲临台湾做蒋介石的工作。

　　十月二十日，毛泽东下令再次炮轰金门。炮击开始的时候，杜勒斯正从华盛顿飞经阿拉斯加的基地。共产党恢复的猛烈炮击，使杜勒斯难以完成去台北劝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的使命，不得不打电话叫醒已入睡了的艾森豪威尔，请示总统他还去不去台湾。艾森豪威尔考虑了一会儿，要他还是继续前往，与蒋介石商讨的内容可因炮轰而有所调整。台湾当局在背后说，这炮打得好！毛泽东是台湾最好的代言人。

　　10月21日，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时仍坚持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双方冲突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双方作出了让步达到妥协。美国不再要求蒋介石从金、马撤退，并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蒋介石则应允“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

　　毛泽东将美蒋矛盾看在眼里，觉得蒋介石受了杜靳斯的气。10月25日，毛泽东又以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以后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与对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四不打”的方针，还表示愿意向对手提供补给品。

　　1958年10月31日，中国宣布实行战争史上罕见的戏剧性安排：对金门单日打炮，双日停止。单日打，表示中国内战仍然存在；双日停，便于台湾军队补充给养，长期固守。其精致巧妙令世人赞不绝口。美国对此毫无办法，只得宣布停止护航。国民党也接受了这种象征性战争的安排，仅在单日偶尔发炮还击。

　　自1959年初，双方的炮击都只打到海边的无人地带。自1961年12月中旬起，大陆停止实弹射击，只在单日打宣传弹，随后，台湾军队也积极响应，照此办理。这种象征性的炮击持续到1979年1月1日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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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文告及做法，使蒋介石终有所领悟。“金马危机”刚结束，国民党中央在台北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识到对国共之战的宣传犯了一项重大错误，即跟着美国佬把共产党骂为“侵略者”，这等于是跟人家承认“两个中国”。何为侵略?两国之间越过国界打仗才成其为“侵略”。国共双方在金门交火，都是在中国领土打仗，只是国共内战的延续，谈不上什么“侵略”，更扯不上什么“武力扩张领土”。蒋介石指示台湾当局各方面在有关方面，“不能跟着美国乱说”。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讲话谈到台湾问题时说：“现在这个时候，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在这个中间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石。陈诚、胡适跟美国联系得比较多，还是要蒋介石好。……国际上，联合国假如通过要我们去，有他我们就不去，运动会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总统，那还是他好。……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去进行改革，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要做恰当的估计。”

　　炮击金门，始终是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下进行的。毛泽东既坚持政治原则，同时又采取非常谨慎的军事行动，达到了我们的根本目的。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艺术，在对我未来的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中极具借鉴意义。

　　曾有史论评述说，毛泽东这个思想，“在二十年后，被邓小平发展成为完整和系统的‘一国两制’构想。”

　　70年代上半期，对于毛泽东、蒋介石来说，是他们人生的最后岁月。历史把他们的希望与遗憾、成功与失败、喜悦与忧伤交织到生命的最后。

　　1972年3月，在台湾上空的浓重阴云中，蒋以86岁高龄出任第五届“总统”，悲壮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叛国同党一日尚存，我们革命的任务不会终止，纵使我们必须遭受千百挫折与打击，亦在所不惜，决不气馁。”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况愈下，多种疾病与车祸交相而至，最后三年，他只公开露面三次。毛泽东推动了乾坤的转移，但接连的胜利并未给这位巨人带来太多的喜悦，“文革”这场风暴已让他疲倦了，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这位奋战一生的伟人也处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中。

　　在毛、蒋个人间，毛泽东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蒋。国共争雄，蒋使毛泽东家破人亡，迷信的蒋曾数次去掘毛泽东的祖坟，而毛泽东面对落在自己手中的蒋的祖墓、祖坟却护之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文革”中，细心的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许冲击溪口蒋宅墓地，但1968年还是有人闯入，炸毁慈庵，所幸未移动遗骨。蒋介石在台得知，嘱其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袷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复并严加保护。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巧妙地把蒋“拉”入中美间的历史性对话中，他握着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语：“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轻松一语把中美蒋三方本来很敏感微妙的关系清晰地点化了。当尼克松问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他什么?毛泽东哈哈大笑，周恩来代答：“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主席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

　　在拧开美国大门一周年时，毛泽东又迫切地去拧国共间那扇僵锁了几年的门，他的思维向“和平解放台湾”的基点回落。国家体育机构仍作先锋：主动邀请台湾运动员、教练等到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选拔赛、全运会等；对应邀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热情接待，并召开座谈会、联欢会阐述中共的政策。有关部门恢复“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傅作义等著名人士纷纷走出，发表谈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机关连续特赦了全国在押的293名战争罪犯、95名美蒋特工和49名武装特务船员、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养起来，愿去台湾的给路费。病榻上的毛泽东在竭尽全力地向历史作着交代。

　　与毛泽东相比，蒋介石的思想是拘谨僵持的。毛给蒋的自尊压力太大，蒋至死未放弃“讨毛”的呼吁，毛泽东成为蒋一生无法原谅的“敌人”。对外他无法作到轻松地讨论毛泽东，更谈不上称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他反复强调绝不与苏共和中共接触。

　　但“国”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军舰闯入西沙。蒋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当即指示台“外交”部门“发表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声明。中国与南越的海上之战爆发后，西沙海军要求增兵，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同意，并特别强调“直接走!”以前为避免国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军军舰在东海南海间的往来调动都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峡。但此次4艘导弹护卫舰却鲜明地站在东引岛一侧，准备通过。午后正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听了这个报告，不由一顿，后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战事紧哪!”当晚，国民党军打开探照灯，中共舰只顺利通过。毛泽东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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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老情切，蒋介石的思乡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愈加炽烈。1975年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1975年4月5日是中国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早晨，久卧病榻的蒋介石坐在轮椅上，以久已不见的笑容迎接前来请安的儿子。夜幕降临，蒋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蒋介石死前曾留有这样的遗嘱： “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蒋介石带着一个遗憾走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他年复一年充满激情地发表着“反攻”的文告，宣布着“反攻”的时间表，作着“反攻”的计划，据说设计出了一千多种方案。人们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说梦。事实上，“复国”于他，与其说是可笑的“梦”，不如说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一个在美国(请来的“保护神”)赤裸裸祸心下，蒋给自己、给台湾贴的特殊护身符；一个在20多年漫长岁月中，蒋唯一赖以维系支撑这个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体在孤独彷徨中苦斗向前的精神法宝。他的固执、傲慢、自大造成了台岛飘移在母体之外的悲剧，而他未泯的中国心又让他全力用“反攻”梦想将台岛命脉拴在母体上。他要回去!他要让美国、让岛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国民党带台岛回家的坚定不懈的决心与信心。或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远兑现不了自己的诺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这一生信念、奋斗的意义留在遗嘱中，将其传给后代。

　　世间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蒋的政治包袱背得太重了，他至死也不肯平实地阐述自己的回家之路。恐惧使他严严地封闭了通向大陆的门窗，人为地堵住了通向大陆的通道。两岸一家，却天涯隔断，38年骨肉难聚、望穿秋水水化泪啊!40年，两岸写就了一首感天撼地泪迹斑斑的民族长恨歌。 多少人遥望故乡梦断肠，骨肉难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难聚、离恨黄泉。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死时遗嘱将其葬在金门附近海域以贴近大陆。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独无依，深念大陆的妻子儿女，无以释怀，抑郁苦闷，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写下三章哀歌堪为人间离情绝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在蒋介石离去的几个月后，毛泽东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周恩来逝世。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另一位紧密相依的战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个唐山化作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毛泽东再造了中国，但没有能实现两岸统一。这位创造了无数奇迹的巨人带着一种深深的惆怅无奈地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没有蒋那么重的政治包袱。“台湾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经参与到其中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邓小平与江泽民接过了毛泽东未完成的两个历史任务。

　　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称得上20世纪非常著名的风云人物，最后以各自的方式写下了“共同”的遗嘱而去了。统一，何止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遗嘱，这是历史的遗嘱，是所有为中国统一而奋斗终生的人们的临终嘱望，是民族血泪写就的心愿。

　　历史应该前进，后继者只有明识前人的血泪所得，才能真正把历史推向前进。只有进一步走出历史的阴影，才是真正继承前人的遗志。


　　摘自《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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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转帖]蒋介石对失败的反思:叹服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每天清晨六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六十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一日复任“总统”时，便在介寿馆三楼办公。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蒋介石怎么会研读起毛泽东的十四年前的旧著呢？在毛泽东此书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静不下心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他败在毛泽东手下，是因为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可不是吗？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毛泽东还说:“‘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想当年，井冈山上的毛泽东确实是个“乞丐”，而拥有数百万军队的蒋介石确实是“龙王”。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痛定思痛，蒋介石检讨着自己在大陆失败的原因。蒋介石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面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蒋介石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也曾这样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蒋介石在作了这些战略检讨之后，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蒋介石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反思了自己的军队，总结了高级将领们的八大缺点:

　　 （一）本位主义；

　　 （二）包办主义；

　　 （三）消极被动，推诿责任；

　　 （四）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五）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六）因循苟且，得过且过；

　　 （七）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八）主观自大，故步自封。

　　 由此，蒋介石认为，他的军队也就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

　　 由此，蒋介石认为，军人们也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由此，蒋介石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

　　 蒋介石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其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倒也调侃地说过这样类似的话:“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难怪，毛泽东常常笑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给他送来“无数优良的装备”。蒋介石又反思了国民党。他总结了国民党的散漫、腐朽:“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摩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为此，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一月，着手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为此，蒋介石在一九五○年三月，向二千名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发表了长篇演说。他的演说分三大部分:


　　 一、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

　　 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

　　 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的演说，使在座不少人涕泪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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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转帖]蒋介石积极谋划反攻大陆 遭肯尼迪反对致流产

　　岛内日前出版的一本新书中指出，蒋介石当年曾一直提出的“反攻大陆”的口号，事实上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已，而是曾经箭在弦上的一项具体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因得不到美国肯尼迪政府的支持而未能如其所愿。
　　
　　据台湾报道，台将军大使胡炘年前辞世，他较为外人所知的是“出使”的经历，但军旅生涯则少见公开，尤其担任蒋介石侍卫长5年中参与筹划“反攻大陆”，极度保密。最近出版以胡炘日记为经纬的传记，透露当时“反攻大陆”不是口号，是曾箭在弦上的具体计划。
　　
　　由资深记者所著的“漂移岁月—将军大使胡炘的战争纪事”一书主要根据胡炘日记第一手资料撰写。胡炘1960年底接任“总统府侍卫长”，他看到蒋介石最费神两件事：一是“规划反攻作战”、二是“处理联合国事务和中美关系”。那时台当局认为是反攻契机，1961年4月成立“国光作业室”，专责规划反攻。
　　
　　“国光”有很多分计划，保密之严，连“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和“国防部长”俞大维都没有参与。蒋介石要求胡炘参与各种机密会议，军事公文也由胡统筹处理，譬如层级极高、每周一次的“作战会谈”，使他得以与闻反攻大陆、大陆东南和西南滇缅游击战等重大计划。
　　
　　据悉，蒋介石当时认为大陆不论士气和战技都远不及己，以空军战力所及地区，详细计算海空运送能力，再拟作战方案，这项“辛丑”计划最可行。“凯旋”计划则是预备登陆广东东部海岸，蒋指示活用陆战队及船只以提升登陆能力，要截断鹰厦铁路，阻塞南行桥梁，使解放军不能增援。另分三线登陆，速占福州港尾半岛以巩固立足点。
　　
　　到了1962年中，发动“登陆战”的D日都已预定，随时准备发动；空军总司令陈嘉尚说，侦照显示，漳洲和路桥机场都加长到8000尺，大陆也正加强空优。但反攻作战因为未受美国支持，所以处处捉襟见肘。如船只不够，载送部队有限，所以只有一次主要作战，不能再支援旁支作战。蒋介石指示“一定要三日占一个机场、五日占个港口”，才能继续打下去；要重视奇袭，才能拉高成功胜算。作战会谈还讨论到对厦门攻略，一案正面进攻，另案先攻漳洲再从背后打厦门。
　　
　　1962年初，作战会谈开始听取战备现况，反攻箭在弦上，D日暂定某月29日，为了保密，胡炘在日记里连月份都不写。他身上带着潮汐表，以备蒋介石随时查询。3月底作战会谈，蒋介石指示制作反攻行动基准表，并宣传出兵大陆的正当性。
　　
　　“反攻”不能没有美国帮助，蒋介石要胡炘查美方会如何限制台方出动兵力，结果翻出1954年中美备忘录：“台军反攻大陆，必须事先知会美国”。中情局台北站长克莱恩因此曾专程将台军登陆华南计划带回华府；美国肯尼迪政府开始“踩煞车”。蒋介石曾致函肯尼迪，希望获得奥援，但肯尼迪回函明确指出，以目前世界局势，他无法同意这个反攻作战。
　　
　　据悉，反攻作战准备一度暂缓，后于1964年10月中国大陆成功试爆原子弹，给了蒋介石很大的“震撼”，于是重新积极策划反攻大陆。
　　
　　之后的1965年8月6日，台海军派出“剑门”及“章江”两舰准备把一支特战部队送进大陆侦察登陆地点时遭击沉，蒋介石体认到制海权已失，反攻大陆难以达成，当年因善战而被选为侍卫长的胡炘，也因此调离“官邸”到“国防部”任职。

无花

蒋老爹和毛爷爷比起来，我更喜欢蒋老爹多一点。蒋老爹要是统治和平中的中国，不知会是怎样的。怪可怜的，离乡背井的蒋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