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彭德怀的晚年岁月:被红卫兵毒打导致肋骨骨折

革命

　　1967年，“四人帮”中的文痞姚文元自对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批判之后，又对以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为首的“三家村”进行讨伐，接着又挥动棍子，除对主管全国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之外，又对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陶铸进行批判，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洋洋洒洒地登在党的报纸上。

　　被囚禁的彭德怀被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兵团王大宾一伙人叫去，扔给他两份有着这两篇文章的《人民日报》，让他好好学习，然后写出读后的心得来交给他们。

　　彭德怀看了之后，觉得这完全是两篇颠倒黑白的文章，就一直不愿写“读后感”。这一下可激怒了王大宾一伙人，他们将彭德怀叫来，站在地上，指着鼻子说：“你为什么不写心得，是不是你与他们是同伙，也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

　　彭德怀说：“我是拿枪杆子出身，那些都是你们秀才之间的争论，我不明白，不明白的事就不能写。”

　　对方训斥道：“彭德怀，你不要顽固不化，带着你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彭德怀说：“姚文元发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写不写也是我的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你们怎么能强迫，这不是不顾宪法了吗？”

　　后来，王大宾一伙人在江青、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又多次来逼迫彭德怀写心得。彭德怀被他们实在是逼烦了，于是说：“那你们就等一等，我马上给你们写就是了。”

　　这伙人一听，认为一向铁骨铮铮的彭德怀终于“屈服”了，满以为可以拿着去向江青、陈伯达请功，就高兴地坐在那里等着。

　　彭德怀却不让他们坐，吩咐他们拿来纸笔，喝了一杯水，才坐下来提笔写“读后感”，写好之后就将稿子交给了王大宾。

　　王大宾一伙看后大怒，劈头向彭德怀的头上一拳，打得老人一下子倒了下去，头撞在桌子的角上，顿时流出了鲜血。

　　1967年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头头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人，再次向他们发出了折磨彭德怀的信号。戚本禹唾沫横飞地鼓动说：“彭德怀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你们不要轻易放过他，一定要他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向红卫兵低头认罪。他这个人很不老实，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你们对他一定得厉害点，对他不能讲客气。”

　　事隔一周，也就是7月18日，戚本禹再次对彭德怀专案组进行训话，让他们继续迫害彭德怀，他说：“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不要看他装可怜像，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在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的支持下，1967年7月30日，韩爱晶有恃无恐，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

　　问：“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

　　答：“我在那封信上只是讲国民经济发展中比例失调的问题。”

　　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只是无话不谈。”

　　这群人见彭德怀不肯“认罪”，就大声吼道：“你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真是罪大恶极，还不肯低头认罪，我们红卫兵小将绝不轻饶！”

　　说着，有的就开始解身上的皮带。

　　彭德怀根本不怕，挺起胸膛，愤怒地喊道：“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我怕什么，你们枪毙了我吧，我什么都不怕。”

　　那伙人举起了皮带，朝彭德怀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修正主义分子，再不老实就要叫你尝尝‘革命小将’的厉害！今天不把你斗倒，就不让你回去吃饭！”

　　彭德怀轻蔑地说：“打吧，打死了更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嘛，还吃什么饭，留着你们多吃一点吧。国民党、蒋介石、日本鬼子、美帝国主义，他们都没有把我打倒，反而是他们自己失败了，想不到你们这些得到了幸福生活的孩子们却要将我打倒了，我到死也想不通，你们怎么要来打倒我！”

　　一阵皮带抽打的声音，彭德怀的衣服上立刻被抽破了几个洞。

　　彭德怀怒目圆睁，对抽打的人说：“好啊，以后有你们的好下场！”

　　那伙人一边打，一边说：“我看你才没有好下场。”

　　彭德怀反驳道：“为什么说我没有好下场？这几十年了，还说我没有好下场。我又没有打人骂人害人，对人民搞法西斯专政。”

　　那伙人打累了也没有让彭德怀屈服，就生气地说：“彭德怀，我们对你这样的反党分子就是要实行专政，只准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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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说：“你们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列宁主义。人家要发言，你们不让人家发言，就把人家关起来，还用鞭子抽，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主义吗？革命成功了，我们的后代却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党内出了坏人，把我们的后代教育坏了！”

　　那伙人见无法制服彭德怀，就大骂：“你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上的反骨还挺硬的，今天不把你斗倒，就不放你回去！”

　　彭德怀将头一昂，大声地说：“我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那有什么好的，还放我回去干什么？要枪毙就枪毙，要怎么就怎么，为什么不处理！”

　　韩爱晶一伙恼羞成怒，再次对彭德怀实行拳打脚踢。

　　彭德怀被他们的打人行为激怒了，向后退了一步，成马裆步，双拳紧握，如同在战场上拼刺刀一样，大声叫着：“真要打，那就一个对一个，我不看你们是革命小将，早就打倒你们几个人跑了。要是你们的后台出来，我就真要让他尝尝这拳头，尝尝被人打的痛苦，一拳打他个鼻子出血。”

　　那伙人一看，面前这位见过血与火的元帅，真要同他们“拼刺刀”，吓得连连后退，一边喊道：“你这个反革命，你这个反革命……”

　　彭德怀收起拳头，对这伙人说道：“还是那句话，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彭德怀不怕你们那一套，我手下杀死过多少日本鬼子，还怕你们那些人吗？我光明正大，不怕你们审问，不过审问也得讲道理，谁对谁错都得有个真理，你们年纪还轻，不了解历史，不能怪你们，但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什么反党集团！？我是反错误路线。我又没跑，又没自杀，是什么反革命？撤了我国防部长，等于杀了我的头。什么社会主义，拿我彭德怀当帝国主义。”

　　彭德怀没有想到，那伙人再一次向他扑过来，仗着人多，他们将彭德怀按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顿毒打。

　　就这样，在这场批判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周）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是最新指示。

　　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

　　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

　　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于是，王大宾等人不顾事实，继续追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带毛岸英去朝鲜前线，你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彭德怀说：“不是我要他去的，而是他自己要去的，毛主席还为此专门找了我，我能不同意吗？目的是什么，毛主席当时说了，让毛岸英到朝鲜前线去经受战火的考验。”

　　不久，林彪、江青一伙认为彭德怀在北京西郊五棵松附近部队驻地关押是“太享福了”，是严重的“脱离群众”。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他独自转移到了另一个秘密关押地。

　　这里与五棵松时不一样了，原来那里是以部队监护为主，而这里却是以另一种特别的部队——首都红卫兵对其批斗为主。外界完全地隔绝了。听不到广播，没有了外面的一切消息，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放在他的桌前。彭德怀在没有接受批斗的时候，就躺在床上读这本书，读累了就躺在床上闭目休息。

　　可是这里却极不安静，因为林彪、“四人帮”经常会派他们的“特使”前来将他押上卡车带走，到一些院校或机关去接受“教育”。经常有人杀气腾腾地冲进来对他进行审讯，逼迫他写所谓的“交代材料”。

　　此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对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的批判。年轻的红卫兵在林彪、“四人帮”的操纵下，将彭德怀作为一颗“很大的定时炸弹”来挖，妄图以此来达到打倒刘少奇的目的。

　　有一天，王大宾等人以中央文革代表的身份来到秘密关押的地方，对彭德怀进行审讯。这次他们是根据林彪、“四人帮”的指示，主要追问彭德怀三个方面的问题。

　　王大宾用手指着彭德怀的鼻子，恶狠狠地说：“彭德怀，我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全权代表，现在来审问你的问题，你必须要老实向我们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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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怒目而视，然后说：“我已经被你们这个文革小组派来的人审讯过多少次了，还有什么没有搞清楚的呢？你们尽管问，我都照实回答，决不推脱责任。”

　　说完，彭德怀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并向王大宾逼进一步。

　　王大宾不知道这位行伍出身的元帅要做什么，吓得连连后退。

　　问：“好，那我们问你，你发动‘百团大战’，是不是有个人目的？”

　　答：“没有。”

　　问：“为什么要牺牲那么多战士？”

　　答：“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不勇敢杀敌，就会被敌人消灭，这是很基本的道理，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凶残的日本鬼子，没有流血牺牲怎么能将他们赶出中国去，怎么能让你们今天上大学读书，过太平日子？”

　　王大宾大声吼道：“不准你翻案，我问你，这‘百团大战’是不是你的错误？”

　　答：“不是错误，应该是功劳，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建立的功劳。”

　　王大宾一伙年轻人对于这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战，了解得毕竟太少，他们没有想到彭德怀会这样回答，一时没有了话语。

　　据相关史料记载：

　　“百团大战”发起时间是1940年8月20日，又名“大破袭战役”，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所指挥的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最大一次主动攻击，也是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反围攻战役。当时参加战役的主要有正太路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至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段4个团，邯郸至济南公路线3个团，代县至蔚县公路段4个团，北平至大同线6个团，辽县至平定公路线7个团，宁武、岢岚、静乐公路线4个团……共计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

　　发动“百团大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当时国民党在全国散布“八路军潜而不击”、“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等言论，挑拨人民群众和八路军的关系。二是国民党军队中出现投降主义倾向。他们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部队降日。三是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大扫荡，使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

　　彭德怀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以唤回人心，澄清是非，挽救抗日根据地。同时他也主张，为了适应未来的战争，八路军必须学会正面作战，学会啃“硬骨头”，以此锻炼部队。

　　“百团大战”进行了105天，总计进行了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步马枪5400余枝，轻重机枪200余挺，以及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 948里，公路3000余里，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煤矿5所。是抗日战争以来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

　　“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给彭德怀打来电报，称赞“‘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9月18日，延安2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还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慰问信。

　　由此看来，至少在“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全国上下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其看法是一致的，都充分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和意义。

　　虽然以后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在军队内有了分歧，这主要是指“百团大战”过多地暴露了八路军实力，伤亡过多。但这也是以肯定成绩为主。应该说，这一看法是比较公正的。然而，在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毛泽东在1959年7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一次把这一问题提了出来，林彪则在一边煽风点火。之后，毛泽东又在1966年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汇报会上将彭德怀和高岗、饶漱石扯在一起，认为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是搞“独立王国”。

　　由于毛泽东钦定了这件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大事，林彪、“四人帮”便以此为由，将此作为“最高指示”，加紧了对彭德怀的迫害。

　　王大宾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委以“代表”之责，前来对彭德怀进行秘密审讯的。可是他们审去审来审不出个结果来，就冲过去，将彭德怀从椅子上拉起来，让他站到桌子上去，向“红卫兵小将低头认罪”。

　　彭德怀站在桌子上，头却不肯低下去，他说：“我没有罪，我凭什么要认罪？”

　　王大宾生气地问：“我再问你，为什么要打‘百团大战’？”

　　彭德怀平静地答：“打敌人嘛！”

　　问：“‘百团大战’是不是你欠下人民的一笔血债？”

　　答：“小同志，你这历史是从哪里学来的，是你们历史书上写的，还是你们老师教的？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八路军在这场大战中一共消灭了三万多日本鬼子，同时我们也牺牲了不少的战士，这是日本侵略者应该还给我们中国人民的血债！！”

　　说到这里，彭德怀发怒了，他大声地吼着：“我彭德怀个人的荣辱是小事，但我绝不准你们任意歪曲历史，否认中国人民的对日作战，否认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你们太年轻了，太不了解历史了，让派你们来的人来跟我谈，我倒要问一问他们，任意歪曲历史事实是不是罪行！他们凭什么派你们来审问我，凭什么？总有一天，历史将宣布我无罪！”


　　王大宾一伙没有想到，到了此时此地，彭德怀仍不屈服，他们恼羞成怒，冲上去，把彭德怀拉下来，推到墙角，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打累了，王大宾等人又将彭德怀推上桌子，继续进行审问。

　　问：“彭德怀，我们问你，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是怎么死的？”

　　这一问，彭德怀不再像前面审问一样与王大宾等人争辩了，他面容痛苦地说：“岸英啊，那是一个好孩子……我，我没有很好地保护好他，他是被敌人的飞机扔炸弹炸死的呀！”

　　王大宾等人一看彭德怀没有了刚才的锐气，就追问：“毛岸英是不是你害死的？”

　　答：“不是，他的确是被敌人飞机扔炸弹炸死的。”

　　王大宾一拍桌子，大声吼道：“彭德怀，老实告诉你，你必须老实交待谋害毛岸英的罪行！”

　　彭德怀瞪大了眼睛，问道：“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去问一问毛主席，我彭德怀是这样的人吗？你们得有证据，不能随意诬陷。”

　　彭德怀做梦也没有想到，毛岸英之死本来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一道无法弥合的创伤，他总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对不起同乡毛泽东，如今又被一些人作为一条罪责提出来了。彭德怀的心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连载: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 作者：沈国凡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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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个相关的==日本人眼中的彭德怀:高度评价了“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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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975年出版的十二卷本《中国共产党史料集》中，有50余处提到彭德怀的名字。在第五、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卷中，还收入了大量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署名的文告、通电、指示及彭德怀个人署名的《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和《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日本的平松茂雄、吉田实等都在其著作中，向日本报导了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消息。1984年，田岛淳先生全文翻译出版了《彭德怀自述》一书。上述彭德怀著作、文电、报告在日本的出版和发行，为日本学者研究彭德怀的生平和业绩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本文拟就笔者所能接触到的日文资料，介绍一些日本学者研究彭德怀的情况，一是为研究彭德怀生平的同志参考，二是以此文表达笔者的怀念之情。

　　一、户宽在《中国红军史》一书中，高度评价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户宽先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军事史研究者之一，曾出版过《人民战争论》等著作，1979年，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他的力作《中国红军史》。在这部574页的长篇著作中，户先生提到彭德怀的地方多达近百处。在第二章“井冈山的斗争”中，先生专题论述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说平江地处湖南省的东北部，是湖南农民运动发达的地区之一。1928年5月，湖南省的反动派为了镇压罗纳川领导的“湖南工农革命军平浏游击总队”的革命活动，命湖南省独立第三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率部来到平江。其时，彭德怀早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部队中还隐蔽着黄公略、贺国中、黄纯一等地下党员，这些革命者早就在彭德怀的部队中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对该部队进行着“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革命教育。因此，这支奉命镇压农民运动的军队，却和当地革命农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后来，中共湖南省委又派膝代远来到部队，协助彭德怀进行工作。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彭德怀于1928年7月22日举行了著名的平江起义，于23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24日发布了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宣言。8月，起义军在彭德怀等的带领下艰苦转战，引兵井冈，终于在12月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师的宏愿。户先生说，平江起义与南昌起义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起义，但这两次起义具有不同的性质，平江起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工农兵联合的大起义，并建立了属于工农兵自己的政权组织。这对当时特别强调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具有异乎寻常意义的大起义，彭德怀则是这次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彭德怀的这一历史功绩是不能埋没的。

　　二、日文版《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一书全面评价了“百团大战”史。日文版《中国八路军、新四军史》一书，出版于1989年，是户宽、内田知行、马场毅、三好章、佐藤宏等日本学者共同编著的一部中国军事专史，是《中国红军史》的姊妹篇。在这部军事专史中，著者们提到彭德怀的地方有60余处，并以整个第四章的篇幅，论述了彭德怀组织指挥的“百团大战”问题。著者指出，“百团大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期，即1940年8～12月，由彭德怀指挥的、除山东之外几乎在整个华北地区展开的一次对日军的大攻击作战。这次大攻击战，在长达数百公里的战线上给了日本侵略军一次巨大的打击。由于此次“百团大战”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占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半个世纪以来，它成了中国、日本，乃至全世界战争史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著者说，围绕如何评价“百团大战”问题，在中国经历了完全肯定（1940～1942年）、基本肯定（1943～1959年）、完全否定（1959～1976年以后）等不同的评价阶段。著者认为，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上，它都和彭德怀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此，著者在“百团大战”专题中，对“百团大战”的背景、成因、经过、结果，以及“百团大战”在中共党史和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独到的阐述。著者认为，“百团大战”是根据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即毛泽东“十六字诀”中的“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一原则而发动和进行的，彭德怀成功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打了一次“有准备、有计划”的人民战争的大攻击战，“给了敌人一次很大的打击”。著者说，这次“百团大战”达到了三个目的，一是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二是打击了国内投降派，三是鼓舞了士气，巩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至于“百团大战”的不足，著者很同意彭德怀本人的明确阐述：“百团大战”发动的时间早了一些，如果再迟半年或一年，等到日军进行了粤汉、湘桂战役之后再发动，那将更加有效。

　　三、平松茂雄评彭德怀与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指导上的分歧。平松茂雄是日本杏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著名中国现代军事评论家。八十年代以来，他出版了多部很有见地的中国现代国防与军队建设方面的著作，如《中国的国防与现代化》（1984年）、《邓小平的军事改革》（1989年）等等。在彭德怀研究方面，平松茂雄先生也有较深的造诣，他在《围绕朝鲜战争指导问题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政治榷执》（见日本《军事史学》第23卷，第一号1987年）一文中，对彭德怀的看法就颇有独到之处。平松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攻击彭德怀对抗毛泽东的指示，没有在第二次战役之后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借口“部队疲劳，需要休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即“冬季整训”，只是在毛泽东的多次催促下才不得已进行了第三次战役。（见香港明报月刊社1969年版《中共文化大革命资料（第三卷）彭德怀问题专辑》，第338页。）平松茂雄说，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后没有立即组织第三次战役是有他的理由的，彭德怀从战场实际出发，认为第二次战役打的很吃力，中朝军队在火力、攻击力、特别是在空军支援方面显得明显缺乏，持续作战能力较差，最大续战能力在15～20天之间。由于作战物资供应不上，战士背着武器、弹药、干粮连续作战，极为疲劳，一个战役结束之后，必须进行适当休整、补充，才能进入下一个战役。如果第二次战役后不休整、不补充，就仓促发动第三次战役，就没有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的把握。彭德怀在其自述中对此亦有明确说明。志愿军入朝后，连续经过三次大战役，又值严冬，历时三个月，既无空军，又缺高射炮掩护，敌人利用飞机轰炸，长射程大炮日夜轰击，我在白天根本不能行动，也未曾休息一天，疲劳之苦可想见。运输线延长，供应非常困难。战斗和非战斗的减员，已接近部队的半数，急需休整补充。平松说，从第三次战役的结果来看，也充分证明了彭德怀的预测是不错的。平松的论文还指出，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实战经验和教训是很多的，在第四次战役的作战中，美军使用了空军、装甲运兵车、远射程火炮等现代化兵器进行作战，虽然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作战，但还是使美军于3月15日夺回了已被中朝军队占领的汉城，中朝军队重新退回了三八线以北。到3月18日，中国军队在前线上兵力已明显减少，中国军队受到了不小损失。从这时彭德怀就深深感到，要想适应现代化的战争，必须建设自己具有现代化水平的军队，必须用现代化标准来改进自己的军队。毛泽东强调的是第三次战役的政治意义，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彭德怀看到的是第二次战役后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彭德怀提出要对部队进行冬季整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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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宫本信生论彭德怀苏联、东欧之行与庐山会议。宫本信生是日本综合研究机构的国际交流部长，1986年第10号《外务省调查月报》发表了他的长篇研究报告――《中苏对立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的构造》，文中对彭德怀1957年11月2日～28日的访苏和1959年4月2日～6月13日东欧七国之行及庐山会议受到批判等问题进行了述评，试图从彭德怀访苏与东欧之行等活动中寻求他和毛泽东矛盾激化的根源。

　　宫本的文章说，1957年11月2日，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助手，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11月3日，《人民日报》为毛泽东访苏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的心在莫斯科》，4日发表了彭德怀的署名文章《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节，向英雄的苏联军队学习》。11月11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晤，就莫斯科宣言、对美战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20日，毛泽东先期回国。彭德怀继续留在苏联访问，并增派叶剑英（军委常委）、粟裕（总参谋长）、谭政（总政治部主任）、肖劲光（海军司令员）、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刘亚楼（空军司令员）、洪学智（总后勤部长）、陈锡联（炮兵司令员）、刘震（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刘志坚（总政宣传部长）、肖向荣（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等组成中国军事代表团，就有关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与苏联领导人进行谈判。彭德怀一行先后参加了莫斯科红场阅兵式，参观了喀良施塔得海军演习，以后又参观了苏军导弹基地、防空指挥系统和有关军事院校。彭德怀等还拜访了赫鲁晓夫、伏洛希罗夫、布尔加宁等苏联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利诺夫斯基、苏斯洛夫等出席了彭德怀于11月27日举行的告别宴会。2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彭德怀一行举行了送别仪式，赫鲁晓夫、伏洛希罗夫、布尔加宁、苏斯洛夫、米高扬、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拜尔金等苏方高级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了告别宴会，并到机场送别。彭德怀在机场致词中说，在苏访问期间，英雄的苏联军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军是用最新尖端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苏联军队是由优良的军事装备、指挥体制与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的军队，苏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好榜样，我们回国后，要用特殊的、适合中国军队的形式加以利用和实施。

　　宫本指出，彭德怀作为副总理级的人物，他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层异乎寻常的礼遇。这一方面表明，彭德怀将沿着“向苏军学习”的道路前进，另一方面，也许意味着苏联领导人在接近彭德怀的背后藏着“潜在的意图”。

　　宫本说，一年以后，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怀为出席华沙条约国家军事会议，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和地拉那，彭德怀与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进行了会晤，并与科尼夫、苏阔洛夫斯基、格勒索科、帕里希宁、戈尔希科夫等苏军和华沙条约的军事将领进行了“诚挚友好”的谈话，并先后到波兰、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了逗留访问，回国途中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了短暂停留，6月13日回到北京。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月20日却发生了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送来了事实上是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件。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回国不久就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向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极为不快，认为这是彭德怀的“反党纲领”，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作为“反党集团首领”被批判。9月11豆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再次被批判，并被无端攻击为“里通外国”分子。

　　宫本的文章认为，彭德怀庐山的受挫不是偶然的，毛泽东还在莫斯科访问时，就明显感到中苏对美战略、战术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乖离”，对赫鲁晓夫对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诚意也心存疑虑；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战争观与“人民战争”的想法也深感不安和“嫌恶”，而彭德怀却反复强调“向苏军学习”，并受到苏方较高的礼遇，这就为彭德怀的未来埋下了阴影。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信，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毛泽东对苏联更加不满，毛泽东决心要从政治上、心理上消灭亲苏的土壤，他认为彭德怀就是“亲苏”的土壤，是与苏联“内通”的“接点”性人物。加之彭德怀在1958年就对“大跃进”政策表示过怀疑，在武昌会议后不久，彭德怀曾亲到乌石、平江调查“大跃进”的情况，并打电报给毛泽东，认为年产一千二百亿斤粮食是不可能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表示了相当大的怀疑。庐山会议期间又写了批评“大跃进”的“意见书”，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大跃进”是狂热性，是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等等，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有意在向自己挑战，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内通苏联”的危险人物。必须加以批判、罢黜。这样，彭德怀在庐山的受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对彭德怀的研究是非常重视的，虽然彭德怀从1959年就被迫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日本学者还是把彭德怀放在研究的视野之内，继续追踪和关注着彭德怀的命运，并在彭德怀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彭德怀研究资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不管是对日本学者还是对中国同行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彭德怀君之日本研究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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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当初在电视上看了，记录片的形式，愚昧的国家和人民，是一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