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王国维之孙王庆山谈父亲王仲闻之死

无花 · 发表于 2008-1-6 18:44:03

王国维几个子女中，最聪明、最用功、最调皮的是二子王仲闻。高中时，王仲闻进了上海的教会学校格致中学。每年圣诞学校放假庆祝，王仲闻和几个要好同学则要求孔子生日也放假庆祝，学校不予理睬。孔子生日这天，王仲闻和两位同学就没去上课，第二天学校张贴布告，把三人开除了。王国维没办法，只好让他去考邮局，寻个铁饭碗。王仲闻和王国维一样没上过大学，全靠自学成才。他在基层邮局工作出色，很快被调入邮政总局。他靠听广播，学会了俄语，竟能看原版书。    1949年底，王仲闻调入邮电部任秘书处副处长。1950年初将王国维的遗稿、遗物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中不少文物已成“镇馆之宝”。鉴于王仲闻以前参加过一个邮检部门的培训班，属中统管辖，1951年审干时被定为“特嫌”，遂调往地安门卖邮票。这场转折并没让他灰心，反使他走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他把业余时间全部投入做学问，很快在词学研究、考据方面小有名气。和唐圭璋、夏承焘、王利器等名家切磋书信不断；出版了《人间词话校释》、《南唐二主词校订》；《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几乎期期都有他的小文章。    1957年，王仲闻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朋友欲办同人刊物《艺文志》。就在这时，有人在《人民日报》的“不平则鸣”专栏上发文章称，王仲闻在词学考据方面很有成就，南京师范学院欲调他去教书，可北京邮局不放，这是践踏人才。正是火上加油，王仲闻就此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家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当时还在部队里的二子王庆同被划为右派，被下到广西林场改造；还在上大学的王庆山也成了右派，后被流放到新疆农场。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仲闻似乎忘了他是戴着两顶帽子的人，对国学研究依然痴心。在爱才若渴的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推荐下，得到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的支持，王仲闻悄悄来到了书局文学组。虽然此时他只能当一名没有名分的“临时工”，但他要的不是名分，而是学术工作。后来有人统计过，在中华版文学类图书中，不少帙部和难度很大的书都经过王仲闻的加工。至于《诗人玉屑》、《渚山堂词话·词品》、《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唐五代词新编》等更由他直接校勘整理。他的《李清照集校注》被学界誉为“古籍整理典范”。遗憾的是王仲闻的多数校注著作都没有得到署名或署了其他名，如王学初、王幼安、王全等，以至于王仲闻的名字几乎被世人忘却。    王仲闻在中华书局最有成就的作品是编辑修订唐圭璋先生的《全宋词》。他编辑态度极为认真，几乎踏破了北京图书馆的门槛。他倾其四年的全部心力，使原书增加约三分之一新内容。但在当时，一个临时工又有“特务”嫌疑的人，哪能在书上署名。学者陈鸿祥这次告诉王庆山说，当年唐圭璋先生亲口对他讲，王仲闻学问深厚，《全宋词》没有他的署名，他深深不安。所以文革后唐圭璋无论如何也要为他加上大名。后来再版时有了“唐圭璋编，王仲闻参订”的署名，并在后记中记下了他的劳绩。这成为中华书局史上由作者请求编辑连署名字的佳话。    1968年，7年未还家的王庆山终于有了一次探亲机会。当他回到北京时，王仲闻已经被清退回家。他没有单位，所以“文革”还没触动他，儿子暗自为父亲庆幸。王仲闻仍沉浸在国学的大海里，整日关在小屋里，每天仅睡四五小时，写他的文章。儿子看他如此痴迷，劝说他这些东西不会出版。王仲闻却回答，我不管出版不出版，将来会有用的。那天上火车站送儿子，临别还劝儿子要好好活下去，堂堂正正做人。王庆山说，他似乎对前程充满信心，谁知这次告别会成为他们的永别。    几年后，王庆山再次回北京经调查才知道，原来他走后不久，邮电部搞出了个“朱谷特务集团”。王仲闻与时任邮电部正副部长的朱学范和谷春帆曾是邮电总局的同事，说他们是一伙潜伏下来的特务，还称王仲闻家中那台电子管收音机可用来发报。于是批斗、抄家。当时母亲已经瘫痪床上。在这样内外交困下，王仲闻才有了死的念头。他曾两次来到颐和园鱼藻轩，当年王国维投湖处，面对一湖寒水，悲哀欲绝，只因游客太多，才回家服“敌敌畏”自尽。王仲闻历年所写文章的底稿、收集的笔记，王国维的遗墨、拓片、字画等，特别是那本被钱钟书称为“一部奇书”的20万字的词学考订专著《读词识小》，均已荡为烟云。

超级老生 · 发表于 2008-1-6 21:28:55

那个时代，实在不想多说真正的读书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