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洋”之争 彭德怀为什么批判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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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
   
    1958年，军内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元帅受到错误批判。这场运动是在毛泽东的首肯下，由彭德怀亲自发动的。联系到战争时期，彭德怀与刘伯承之间的一系列纷争，有人认为彭德怀“挟私报复”。尤其是彭德怀被打倒之后，毛泽东一怒之下曾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还不满意?”更是强化了这种误解。
   
    其实，彭德怀与刘伯承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于党和人民。他们只有理念上的纷争，而从没有私人的恩怨，更没有把所谓私人情感带入军政决策中的行为。这种历史的误会，对于彭德怀又是一冤。
   
    历史的暗角始于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接替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林彪、彭德怀、朱德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指挥军事，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张毛泽东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针对毛泽东、彭德怀等关于“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林彪、彭德怀读到文章后，对刘伯承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深以为恼，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拿什么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
   
    此时，刘伯承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归来，是苏区唯一一个喝过洋墨水的“军事科班生”。由于资历老，经历丰富，指挥过南昌起义，因此，担任过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的刘伯承在上层一直有“党内孙武”之称。刚进苏区，鉴于“立三路线”的教训，刘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调，不愿出头。但洋派的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一窍不通，他们需要同样从苏联归来的刘伯承，并引为军事上的依靠，以图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相抗衡。可以说，刘伯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土洋”之争，并作为洋派军事上的“旗帜”被推在了前列。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书生决议”，命令红军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苏区的桥头堡——南丰。南丰地势开阔，便于集结部队，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军将此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不愿强攻南丰，但苏区中央局的作战命令已下，他们只得执行。
   
    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守卫南丰的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六个团。家底不大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两千人马，国民党军第八师则有近万人马。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他在电话中向朱德、周恩来道：“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朱德有苦难言，只得劝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达了，进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怀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丰并不顺利。2月12日黄昏，红三军团第三师向南丰发起了猛攻。激战一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清点战场，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损失却有三百余人。敌人封锁了城外那片开阔地，红军根本无法接近城墙。彭德怀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
   
    实际上，彭德怀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今见南丰不易攻取，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量，刘伯承断然提出佯攻南丰，围城打援。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德怀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
   
    彭德怀固执地将中央局包括南丰攻城在内的一系列军事战略的计划与实施，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因为在大家看来，中央局那些洋派们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刘伯承。事后，传话的人又传走了样，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道：“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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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两位老帅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经历：同是出自贫寒农家，同是起于行伍，早年分别投身川军和湘军，有过旧军人的军旅生涯。他们分别参加了党内武装割据斗争中颇具代表性的南昌起义与平江起义，共同投身到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营垒中。作为开国元帅、伟大的军事家，刘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儒雅，彭德怀大智大勇中多了几分孔武。但由于个性、文化素养、生活阅历的差异，他们在军事理念上又表现出了一定的歧见。刘伯承一贯主张部队要有正规的战略战术素养，要不断发展创新的军事理念。但彭德怀却不那么认为，他始终走不出当年刘伯承认识有误的那笔历史旧账。
   
    刘伯承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百团大战的缺点，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朝鲜战场上，彭德怀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道：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他的部队）怎么会打败仗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4月30日，在晋冀鲁豫区和相关军队系统的座谈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晋冀鲁豫地区抗战七年来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百团大战”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肯定了成绩，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了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提出这些问题，并非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历来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知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军的实力来看，打一个这样的大战未免太过冒险，同时，至关重要的也是毛泽东一直忧虑的一点，是过早暴露实力会引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忌惮。此外，他对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上的临机专断是有不同看法的。随即，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把刘伯承的这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有什么异议。谁知，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上，这成了清算彭德怀一贯反对毛泽东的一大罪状。
   
    事关百团大战的问题原本是一场普通平常的工作总结，可两位老帅经此风波，却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东西。有人就此以讹传讹，众说纷纭，党内一度盛传两人不和，实际上除了理念歧见，并无其他。在公共场合，两人谁也没有指责对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彭德怀从西北边地应召，临危受命，带领志愿军入朝，很快就稳住了阵脚，打破了美、韩席卷北方的美梦。
   
    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1951年5月，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一八零师，由于多种因素导致部队被美军分割包围，该师大部牺牲，被俘人数达六千余人。这支部队正是来自刘伯承的二野部队。打了败仗，谁也不好受，尤其是作为主帅的彭德怀。他在志愿军司令部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时，曾指责道：“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会打败仗？”
   
    刘伯承得知后，颇为自责地对部下说：“彭总批评得对，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
   
    在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南京军事学院个别学员对刘伯承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
   
    1956年1月，刘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军事学院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校庆。1月11日，毛泽东在陈毅、罗瑞卿、谭震林的陪同下还视察了该校，给予了高度评价。
   
    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这年2月，毛泽东刚回北京不久，苏共中央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报告一出，举世震惊。中共中央从感情上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这个报告。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著作，指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党中央再度发文通知全党，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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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我们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全盘苏化。军事学院也不例外，不但有苏联军事顾问，连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刘伯承敏感地预感到了什么。8月，他三次从北京致信学院党委，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学习五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外国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时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最后，他还特别指出，不要作过火的斗争，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说有错误，作为院长兼政委，他这个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更大。
   
    10月，刘伯承返校主持召开学员座谈会，听取意见。学员这时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6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三名中将衔的学员嘴都念歪了。对此，个别人不满意，越级上告，给北京写了告状信。除上述两条外，一些人嫌对学员要求太严，指名道姓指责刘伯承摧残这些战功卓著的年轻“老干部”，学校里甚至还有下级给上级擦皮鞋的现象。
   
    中央军委对此非常重视。彭德怀身为国防部长，他立刻赶到了中南海，与毛泽东长谈并征得同意后，于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陈赓、黄克诚大将为首的，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颇有声势地开进了军事学院。工作组采取两人一组，每天谈两三组的办法，分别找战役系的同学谈话。
   
    当时，老中将张震和贾若愚两人为一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访，虽不甚清楚调查背景，但他们综合情况后取得了共识。学习有压力很正常，这些学员还年轻，有压力才有动力，学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三个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态度也很明确，有人鼓励他告状，说他这么年轻嘴都念歪了，那还了得。但萧文玖说他的嘴歪和刘伯承没关系，刘院长希望学员成才，对他们很好。五十多个学员有三个人歪了嘴，不是领导方法的问题，而是学员学习不得法。
   
    可是，调查组给军委的报告却与张震等人的认识大相径庭。这份报告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尤其是报告的最后还特别提出：“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
   
    报告这样定调，明眼人一看，就认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难辞其咎。
   
    中央军委看过报告后，彭德怀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对彭德怀批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口号，时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本来就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工作的不恰当评价，萧克就写了一封信，与他交换意见。谁知这封信却成了向彭德怀进攻的“罪证”，被说成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这时，刘伯承的爱将、原二野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去北京开会。毛泽东批评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在贯彻“以我为主”的方针上有问题。对此，杨勇据理力争道，刘院长工作不容易，学院有那么多苏联专家，中央又一再强调要向苏联学习，尊重专家的意见。他还列举了1951年冬的演习，以此证明刘伯承坚持“以我为主”的教育方针。毛泽东点了点头，未再说什么。
   
    刘帅请辞，彭帅继续当年的误会。毛泽东明显对军队院校工作不满。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1957年8月，刘伯承身体已每况愈下，他致信毛泽东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呈请辞去军事学院的本兼各职，其情殷殷。
   
    刘伯承的请辞，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树欲静而风不止。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不点名地批评说：“有人一提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与会人员一听，心照不宣。这显然是指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萧克主持的训练总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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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毛泽东对军事工作中有无教条主义公开表态，他说：“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说有；一种是说不多，一种是说相当多。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军队院校工作，毛泽东明显不满：“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关于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最后，毛泽东意犹未尽，转而对刘伯承作了一些有欠公允的评价。刘伯承听到后有何感想，已不为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评价分量很重。
   
    彭德怀没有忘记当年的旧事，他板着面孔在军委的主要领导会上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指训练总监部）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他的教条主义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长征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草地后，四方面军主动提出送一些军、师一级的高级将领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以图接受较高较新的军事知识。
   
    李先念的军事搭档、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聪敏倔强，作战勇敢，刚刚20岁便当了军长，深受张国焘器重。他入校后，由于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加之性格刚烈，争强好胜惯了，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了争执。这类争执若是学术争鸣，倒也罢了，但他公然拔枪威胁、谩骂刘伯承等教官。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不服，何畏只得将他关了短期禁闭。
   
    然而，谁也没料到，心理素质不好的余天云事后想不开，认为他这个红四方面军的最年轻的军长、天之骄子，折损了面子。不久，在部队行至大金川激流时，他跳崖自尽了。
   
    对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认为，余天云如此脆弱的心理防线和轻率的举动是不足取的。余天云之死，是自食其果，并不是受了军事教条主义的侮辱才愤而自杀，相反，红军高级干部应自觉遵章守纪，更不可轻生。所幸，毛泽东对此并未过多去说什么。他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几十年后，彭德怀旧事重提，显然是有分量的。不久，在彭德怀的具体“指挥”下，这场批判教条主义的斗争被推向了高潮。
   
    北京的批斗会开得如火如荼，斗争完全偏离方向。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心情异常沉重。一年多以前，他对第十五军三十四师师长崔建功说过：“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是鬼谷子的弟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主席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有人曾对毛泽东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更有人故作高深，说：“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这些话，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这些话传到刘伯承的耳里，尽管他痛心疾首，但却决不敢再为自己辩诬答疑了。为了大局和军队建设需要，也为了已经划线站队的同志少受或不受委屈，他只能选择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唯如此，才会解脱大批同志。刘伯承抱定“退避三舍”的宗旨，实在是不愿和彭德怀在这件事上僵下去，更不想开罪最高层。深知党内斗争残酷的他委曲求全，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展。
   
    一年后，彭德怀以同样的方式被打倒，毛泽东曾说过：“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人生之旅，命运之舟，荣辱沉浮，谁可预见。
   
    1986年，刘伯承以94岁高龄逝世。中央在给刘伯承的悼词中，特地指明了他在历史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反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彻底否定，还了刘帅的清白之身。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纪”字1987第十五号令通报中，为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冤屈的同志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