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 文革中红色大院里的女儿们

超级老生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戴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年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里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能使人终身受益。
   
    马：我是1958年上的学。我的小学在兵马司胡同，是个平民学校，就叫兵马司小学。一进大门有个影壁，上面是复制的毛泽东的手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可以概括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没上学前，我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上学，开学第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令我激动。我从小学习努力，功课很好。有一个学期考了七次数学，我一连得了七个五分，心里特得意。我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我怎么没得过四分呀？真想得个四分尝尝是什么滋味。”后来我又傻呵呵地把这话说给我爸爸听，爸爸很生气，绷起脸来说：“太狂妄！”努力向上是当时一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而且是在没有升学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
   
    叶：升中学还是有竞争的，但压力确实比现在小。
   
    马：当时争强好胜的学生不光我一个。有个同学一天到了学校，才发现是检查个人卫生日，可是她忘了剪指甲，于是就用牙把指甲该剪的部分一个一个地咬下来。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成绩单上有一个“2 ”字，以为是2 分，就大哭起来。后来老师告诉她是两次病假，她才止住泪。我就很像她，事事都争先。我不但学习上争强好胜，在集体和公益活动上也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行。教室的卫生都是我们每天分成几个小组，在早晨上课前轮流打扫的。同学们在值日那天都尽可能早来。有一次我想比大家来得都早。学校的大门六点钟开，我五点多就出了家门。那时是深秋，清晨的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一个小女孩走在空空荡荡的胡同里，也不知道害怕。到了学校，在大门口等到六点。那天我第一个冲进教室，等到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教室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每年春天都去郊游，同学们特别盼望这一天。为郊游作准备比郊游本身还令人兴奋，兴奋的中心是带什么吃的。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是想带什么就可以的。我记得我带的有面包，面包当时是高档食品。没有面包能有一个煮鸡蛋也不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暗中比谁带的饭好。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男生带了香肠，让我有点儿眼馋。穿什么衣服也是要花心思的，我在有限的衣服里挑来挑去。如果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把我“烧”得不行，一定要把衣服放在枕边，不知要摸多少遍才能睡着觉，春游那天就穿上。每次春游完了，老师都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暗中使劲，一定要写篇漂亮的文章。我平时就有收集词汇的习惯，什么“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婀娜多姿”，“流连忘返”等等，全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到写作文的时候，我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词堆砌上去。我最盼望的是老师讲评作文。我睁大眼睛看着老师走进教室，盼望老师讲评的第一篇就是我的。果然，老师夸奖了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念了其中的几段，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说要选一些人去西城区少年业余体校，我也被挑上了。我报名的是游泳，到了体校才知道那天游泳教练不在。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年轻的女教练走了过来。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我愿不愿意试试体操。我后来想起这事，觉得真是天助。体操不但比游泳更适合我，而且使我后来对肢体艺术有了相当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气质。我练了三年后得到了国家三级体操运动员证书。
   
    叶：我很羡慕你有机会发展一项爱好。我知道很多小孩下了课去业余体校或是少年宫参加各种活动，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都是下了课自己去的，不像现在每个周末由家长送来送去，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新华社为小孩办了个“少年之家”，学生下了课去那儿做作业，下象棋，打乒乓球什么的。那时候社会上给儿童的服务设施要多一些，不像现在全靠家庭。
   
    马：是这样。印象里我爸爸妈妈不怎么管我的学习。现在的父母操那么多心，晚上还得陪着孩子做功课，家庭都快成半个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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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一直为我练体操的事不高兴，他尤其不喜欢我的教练，可能是觉得她“洋气”，打扮得不“无产阶级化”。其实这个教练非常敬业，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如果训练结束时间晚了，她总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公共汽车站。她是一个既苗条又丰满的人。有一次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因为道路不平，我身体一歪，赶快去搂她的腰，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乳房。我当时的反应是：原来乳房这么柔软啊。
   
    后来我不练体操了。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海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滑冰。有个女孩技巧很高，很多男青年都停下来看她。我很羡慕，心想凭我的体操基础我也会滑得不错。我请求爸爸给我买一双冰鞋，求了几次都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滑冰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当时有些人滑冰时穿紧身毛衣毛裤，戴毛线织的帽子，大围脖，这是我爸爸看不惯的。还有一次我差点儿被舞蹈学校选中，据说我个子高是落选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使我真被选上了，我爸爸也绝不会同意我去。在他心中，只有劳动和工作才是正经事，像体操跳舞这种个人爱好是奢侈的东西，不属于劳动人民。
   
    叶：体校的那个女老师给你那么深的印象，那你对小学老师的印象深吗？还有你的班集体呢？
   
    马：说老实话，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记不住，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教书，没有哪个老师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给我特别深的影响。对班集体我只记得春游、作值日什么的，别的印象都不深了。
   
    叶：我的印象极深。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有名的好小学，有悠久的历史。你上的是“平民学校”，我上的就是“宝塔尖”了。实验二小离新华社很近，走路10分钟。我是1957年上的学，比你早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实验二小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批的一件事，就是招考新生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趣味。据说有一个问题，是让新生看两张画，一张是个漂亮女人，一张是个丑男人，问小孩哪个美哪个丑。正确的答案是那个女人美，我一定就是这么答的。“文革”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趣味。当时学校面向社会招生，考上了就能上，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很多是平民子弟。因为教学质量好，也吸引了一批高层子女，但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干部子弟办的。听说现在实验二小一入学就要交几万块钱“赞助费”，没钱的别想进去。比起来，当年普通老百姓孩子受到高
    质量教育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我们学校的正副校长是两位老太太，陶校长和汪校长。按年龄算，她们开始教书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后来读历史，知道她们可以算做中国早期的职业妇女。陶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小学教育界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我们这些学生都很为校长自豪。但我对陶校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她经常外出开会，不怎么在学校里，是汪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她瘦瘦小小的，很精明强干，校园里无处不见她的身影。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都有校会，一般都是在教室里听广播，经常是汪校长讲话。她的嗓门不高，说话和颜悦色，但语气里透着权威。用后来的标准看，两位校长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很尊重她们。我们的班主任遇到问题常去找汪校长讨教。
   
    实验二小有几位我忘不了的老师。第一位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严老师。她四十几岁，高高胖胖，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开学第一天她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们要永远尊重老师。“文革”中我们这一代人重重地伤害了老师，但当初我们也是受过尊师教育的啊。严老师名如其人，很严肃，老绷着脸，你可以说她有“师道尊严”。她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在方块格里一笔一画写字，有谁倒插笔，或是出格，她就用一把戒尺敲手背。我也挨过，敲得不重。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人人能写一笔工整的方块字，应该归功于严老师的戒尺。她以后，我不记得再有别的老师用戒尺了。严老师是个敬业的人，有一次她身体不好，咳嗽得红头涨脸，还是在课堂前站得笔直，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我很感激我的这位启蒙老师。
   
   
    “集体”在我少年时代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换老师不换同学。三年级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我们班是一个中队。逢年过节学校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什么的，很多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互相竞争，我们班就演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儿子圆圆在美国上小学每年都换班，同学都不一样，没有从小到大的一起成长的同班伙伴，我挺为他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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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你是不是班干部？
   
    叶：我当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副。
   
    马：我当过大队宣传委员。
   
    叶：一个学校是个大队，就那么几个大队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我不是很活跃的人，在班上不显眼，可是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纪律特别差，有几个男生特能捣乱，上着课能登上桌椅互相追逐，还满教室扔“飞镖”，把班主任老师气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级来了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的面貌才大改观，变得越来越有向心力。在毕业前，我们班同学还和老师一起，共同编了一首“班诗”，把班上很多同学的“事迹”都编了进去。有两个比较调皮的男生，他们的名字里一个有“龙”，一个有“虎”，这一龙一虎都被写进了诗里。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毕业的时候全都恋恋不舍，最后一次班集体活动是包饺子，猪肉豆角馅，煮的时候成了面片儿汤，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除了上课，班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总结起来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级，很多玩儿的花样都是由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吴老师做“参谋”，不包办，给孩子们足够的发挥空间。有一次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一个像“找箭头”的游戏，但颐和园的空间比新华社大多了，有同学提前去，在各处做了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标记。我们找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侦察兵似的，惊险有趣。在美国，我儿子参加过童子军。他们的一些活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少先队。我觉得，在培养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我们的少先队
    不让他们的童子军，在鼓励儿童自己管理自己方面比它要强。
   
    少先队员叶维丽。我们的小队长、中队长和其他班干部都是同学选的。小队长是实权人物，很多活动都是由小队组织的。我觉得在我们少先队的各级组织中，最有活力的就是小队。小队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像那个在颐和园玩的游戏就是小队之间比赛。到了高年级以后，我们班盛行出壁报，在教室的后墙上有每个小队的“园地”。各个小队都想出奇制胜，对墙报的内容事先保密，下学后悄悄地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一起找材料、画版面。当时有份给小学生看的报纸，叫《中国少年报》，里面科幻故事、自然常识什么都有，给我们好多启发。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我们小队就让我负责壁报版面的设计。有一次我想起颐和园长廊旁各式各样窗子的形状，有像寿桃的，有像扇面的，还有像一本打开的书，就把这些形状全都用在墙报的花边上。那时候即使是像实验二小这样的好小学，学习负担也不重，有很多课外活动时间，一直到六年级每天下课后我们还是有游戏的时间，在操场上玩啊跑啊，迟迟不回家。
   
    离开小学以后，我也在其他“集体”生活过：中学，大学，工作单位。我唯一留恋的，就是我们小学的班集体。前些年我们班在紫竹院聚会，来了很多同学。照相的时候，先照全班合影，接着每个小队分别照。30多年过去了，不需要提醒，人人都记得自己的小队。过路的人听着这帮人老大不小的，还大呼小叫地喊“第一小队集合”，“第二小队集合”，一定会觉得奇怪。我觉得又滑稽，又感动。我们班同学到现在还不时地聚会。一个集体能有这么持久的凝聚力，让我这个“海外游子”十分感慨。
   
    但实验二小也有一些在别的学校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有等级，是从实验二小开始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等级”这个词。其实新华社大院的生活也是分等级的，从住房上就能看出来。大概因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感觉不强烈。我对等级的感受主要是从学校里来的。在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从来不说这些，是同学之间在无形地比。
   
    实验二小集中了一些社会上层的子女。刘少奇的子女，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实验二小。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国家副主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和两个副总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很敏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爱谈论汽车。他们特清楚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我从他们那儿听来有吉斯车、吉姆车，还有华沙和伏尔加什么的。周围尽是大官儿的孩子，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使我很长时间里在心底有自卑感。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有点像开中央工作会议，很多家长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首长，见面彼此寒暄。有的家长还把警卫员带来了，前呼后拥的，校门外小汽车停了一长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从新华社来，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马：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些概念，没觉得我跟胡同里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但我对同学之间家庭情况的差别是有感觉的。那时我们家住三间屋子，按现在讲条件也不算好。但我到有的同学家一看，心里就想，哟，她们家屋子怎么那么黑，那么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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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学校高干的子弟那么多，他们有没有特殊化？
   
    叶：当时有一个副总理，他们家几个孩子都在实验二小，每天中午专门有一个阿姨提着一个大棉兜来给他们送饭，门房旁边专门有一间屋子让他们吃午饭。他们家的孩子算是比较特殊的。刘少奇家的孩子也在实验二小，可他们没这样。每天放学的时候有个儿童车来接中南海的孩子，刘家的三个孩子都坐儿童车。当时小孩坐儿童车上下学挺普遍。我们班有一个副总理的女儿，她中午自己带饭。困难时期我见她带过窝头。她妈妈有时会参加我们班的一些活动，吴老师也没把她当大官儿太太对待。有一次我们班在北海公园活动，副总理本人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公园散步，还在我们那儿停了一会儿，看了看，我们该干嘛干嘛。那时候高级官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谱儿”。
   
    非常幸运的是，在这样一个有些贵族化的学校里，我遇到了一位很平民的吴景田老师。吴老师教我们的时候才20出头。他出身农民，家在唐山一带，说话口音很重。冬天他常穿一件黑棉袄，显得很“土气”，他也不在乎。吴老师赢得我们尊重的办法就是平等地对待我们。小时候我父母很少跟我讲做人的大道理，他们身教，不怎么言传。到了我能听懂一些道理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位老师，他把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当“人”，像兄长一样跟我们说话，和我们交流思想。如果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或是注意到社会上一些现象，就跟我们讨论，谈他的想法。他不讲那些空洞的道理，讲的都是很朴素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他要继续升学他姐姐就只能辍学，他对姐姐非常愧疚。这个话题，他谈了不止一次。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是有意识地跟我们这些生活在优越环境里的城市孩子讲这些事，让我们知道农村孩子读书多不容易。
   
    北京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教员汤世雄在给五年级的孩子们讲故事。（新华社稿）有一次我们班到北海公园过队日，队日的主题是谈理想。那时候老爱谈长大了干什么，动不动就“谈理想”。在北海一处景色优美的角落我们席地而坐，大家轮流讲长大了做什么。有想当科学家的，工程师的，作家的。有一个同学要做园艺家，她要把西红柿和土豆嫁接在一起。这个想法我在一本翻译过来的苏联少年儿童读物中见过，但听到自己的同学这么讲，还是挺佩服的。我不知道自己长大了干什么，有人说你画画好，就当画家吧。那天风和日丽，一群小孩越说越来劲，好像真的都成什么“家”了。
   
    过完队日，我们坐电车一起回学校，一路上大家仍然很兴奋，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发现吴老师一直没开口，眉眼也不舒展。他的学生们一个个都这么有抱负，他应该为我们自豪啊，怎么好像不高兴？这时有个同学问他：“吴老师你干吗不说话？”吴老师语气缓慢地说：“你们没有一个人想当农民的。”大家一下子都安静了。老师这句话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记住了。当然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文革”中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插队，当了农民。
   
    吴老师教我们语文。他让我们在课外背一些古典诗词，由他来挑选，一般都
    属豪放派。我印象里背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
    剑”，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做法是把诗词抄写在墙报上，一个星期换一次，
    让班上一位画画好的同学配画。每次他画完，我们都在一边品头论足，议论他的
    画是否和我们所理解的诗词意境相吻合。每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大家议论纷纷。
    就这样评着品着，我们把诗词给记住了。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还搞过一次书法比赛，也是吴老师的主意。所谓比书法，
    是比写钢笔字，不是毛笔字，我们毛笔字的功底都不行。每个人抄写一遍小学课
    文里巴金的文章《繁星》，请教书法的贾老师作评判。贾老师是个温文尔雅的老
    先生，有60多岁了，典型的从“旧社会过来的人”。这样的老师“文革”中百分
    之百要吃苦头，可那时候他是很受尊重的。我到现在还记得《繁星》一开始是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说星天给你一种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感觉。整篇文
    章好像是深蓝色的，很宁静很辽阔。受这篇文章的影响，一时间我们班的同学都
    爱用“我爱……，但我也爱……”造句。有个男生仿照“繁星”的文体，写了一
    篇完整的文章，才情并茂。他过去在班上很不起眼，给我的印象总是拖着一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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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涕，但从此我对他刮目相看。
   
    “困难时期”
   
    马：咱们上小学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有几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拿
    着半个棒子面饼一边走一边吃，过路的几个人都盯着那块饼子看。他们的眼光让
    我害怕，我觉得别扭，好像做错了什么事。还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要饭的，是个
    二三十岁的男的。他走过来说，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吃的？我吓得心怦怦直跳，也
    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班有个同学
    叫范丽丽，我常去她住的大杂院玩。有一天她跟我说，她们家每次吃饭，都是把
    粥先盛到碗里晾着。粥晾凉了不就坨了吗，坨了后黏黏糊糊的一大碗，看起来很
    多，可吃完了很快就饿，她们家一天到晚就吃这个。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我特别
    同情她。
   
    大炼钢铁时期的宣传画：钢龙飞舞。（新华社稿）我那时也一天到晚盼着开
    饭，看见好吃的就馋得不得了，吃窝头也香喷喷的。我爸爸后来告诉我他记得的
    一件事。有一天他下班回家，看见我和小哥哥有气无力地歪在床上。那时候我和
    小哥哥中午和晚上都在大院里的食堂吃饭。爸爸问我们吃晚饭了吗，我说没吃，
    晚上的饭票中午都用了。爸爸又问，那你们晚上吃了点儿什么？我说，吃了姜。
    爸爸说姜不辣吗？我说不辣，甜。爸爸告诉我，他听到这儿眼圈一下就红了。
   
    另外一件小事也是爸爸记得的。一天我从院里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大声报告喜
    讯：“快，快拿本儿，一家一个桃儿！”原来是副食店推着货车来院里卖桃，每
    家凭副食本买一个。后来听我爸爸说，那些桃子是商业部专门调剂给大院家属的，
    我胡同里那些同学家还买不到。
   
    叶：一家就一个桃儿？
   
    马：就一个。我爸爸说他忘不了我为了一个桃儿的兴奋样儿。
   
    三年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家里有猪肉，我妈妈说
    做红烧肉吧。偏偏那天她把肉给烧煳了，懊悔得直哭，觉得自己不可原谅。我妈
    妈轻易不哭，她一哭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爸爸一直在安慰她。我父亲平时很
    有些家长作风，但这时候很能体谅人。
   
    其实当时一定级别的干部有特殊供给的糖、油、鸡蛋和肉。那几斤肉和蛋在
    今天看算不了什么，可是当年和普通老百姓比，就是特权了。我曾经帮家里去买
    过这些东西。到一个专门的食品商店，我出示一下手里的卡片，人家就客气地点
    点头让我进去。等我买了东西出来，看着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心想，我有的
    东西你们没有，挺得意的。这应该说就是优越感了。
   
    大跃进时期的宣传画“儿童俱乐部”。（新华社稿）叶：我专门问过我爸爸
    当时对干部的特殊供应。据他说，因为那时城市供应极度困难，几乎所有的食品
    都要凭票，像粮、油、肉、蛋、糖等等，而且量极少，机关干部患浮肿病的比比
    皆是。我确实记得我在新华社医务所不止一次看到浮肿病人，都是新华社职工，
    医生往他们腿上一摁一个坑儿，医生就给开证明买黄豆。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
    17级以上干部，每月保证供应一斤糖，两斤黄豆；13级以上干部，每月再加上两
    斤肉，两斤蛋。当时有人讽刺这些享受特殊供应的干部，叫他们“糖豆干部”、
    “肉蛋干部”。据一个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 两半（全年）。
    这么一比，这每个月的几斤肉、几斤蛋，真是大大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标准了。
   
    我听说那时候新华社有些人家，家里做饭也要称斤两，大人小孩按定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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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定量少，就不让多吃。我们家绝不会有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是爸爸妈妈和
    阿姨三个大人尽量保证我和弟弟吃。但即使这样，我也记得饿是什么滋味儿，还
    记得二面饼（玉米面和白面）香甜的口感。新华社食堂卖过“人造肉”，那东西
    看起来像肉，有红有白，像是有肥有瘦，可吃起来像嚼蜡一样。当时还有一种代
    食品叫“小球藻”，我也吃过，一股草腥味儿。那时候的人什么都敢吃。我们班
    有个同学说山楂丸可以吃，大家觉得是特重要的发现，就都跑到中药房去买。山
    楂丸又甜又酸，很好吃，可就是越吃越饿，因为它是开胃的。我还跟着班上同学
    吃过桂皮，弄得现在我一点儿都不能沾有桂皮味儿的东西，一定是当年吃伤了。
   
    马：我记得有一次我一口气吃了七个鸡蛋。那次我斗胆问妈妈：“我从来没
    有吃够过鸡蛋，你能让我吃一次吗？”我妈妈说好，我让你吃够。她问我是吃煮
    的还是炒的，我说要煮的，因为煮的一个是一个，看起来多一些。妈妈给我煮了
    七个蛋，我一个接着一个都吃了。吃完了，我说还没够，妈妈说，就这么多了。
    现在想起来，我真太不懂事了，可当时全家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么多年以后，我
    还是觉得那天的鸡蛋最好吃。
   
    叶：说起鸡蛋，我想起我们家在困难时期养的一只鸡。因为副食品奇缺，新
    华社允许大家在院里养鸡，我们住的楼后面摆了一长溜鸡笼子。我们家的是一只
    白色来亨鸡，春节过了不久就开始下蛋，每个月能下20几个蛋，特高产。那时我
    妹妹还是个婴孩，这只鸡下的蛋能保证她的营养。小时候我最亲近的动物就是这
    只鸡，还为它写过一篇作文。我最喜欢去鸡窝里掏刚下的蛋，握在手里暖呼呼的。
    后来我去插队，每次接到家信就像手里握着刚下的蛋。
   
    新华社差不多家家都养鸡，这些鸡的下场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它们满处乱
    跑，楼里楼外到处拉屎。据说有一天一位社长一脚踩在鸡屎上，滑了一大跤，气
    得他下令禁止养鸡，大家只好把鸡都处理掉。我们家舍不得吃自己养的鸡，就把
    它送给一位亲戚。从此新华社院里就没有鸡了。

    今天在离当年那一溜儿鸡笼子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宠物运动场”，供
    养狗的人放狗活动。这世界真是变化快啊！
   
    政治阴影对50年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反右派”运动，马笑冬没有什么记忆。
    儿童的世界毕竟和成人的不太一样，记忆也是有年龄特征的。正因为作为一代人，
    我们对反右没有多少印象，“文革”初期我们这一代人才能那么冲锋陷阵。因为
    亲友的缘故，反右对我的家庭有所触动。下面是我的零星记忆。
   
    叶：我小时候的记忆整体是明朗的，但是中间夹杂着阴影。那是1957年夏天，
    我不再去幼儿园了，准备上小学。有一天和我弟弟一起去新华社礼堂看电影，那
    时放正片前常放几集新闻简报。我在一集里看见我三伯伯叶笃义。他是民盟的一
    个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影片中他穿了一件黑色短袖上衣，摇着
    扇子，在一个会议上发言。看见我伯伯的镜头，我吓得站起来拉着我弟弟就往外
    走。我的一个堂姐说她也和我们在一起，说我一出礼堂的门就大哭。我不知为什
    么会知道我伯伯在电影上出现不是好事，也许我听到了什么？但我相信我父母绝
    对不会对我们小孩子说这些事。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伯伯在会上讲话时正在“大
    鸣大放”，可是到编这集新闻简报时已经是反击右派进攻了，我伯伯那次发言很
    可能成为他的右派证据。他后来被定性为“章罗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那时新华社院里偶尔会开来公安局的吉普车，把犯刑事案的新华社职工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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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批判。我记得有一次拉来一个“流氓”，是因为偷看女澡堂还是干什么别的
    被抓住的。从那儿以后，我一看见吉普车来新华社大院就害怕，以为又拉人来批
    判。看了那集新闻简报，新华社再来吉普车，我就怕拉来的人是我三伯伯。其实
    这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新华社的职工，可我就是怕。这大概是我最早感觉到的
    政治阴影。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说，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左右，他们班一个
    同学无意中推开了一间在角落里的教室，一看傻了眼，里面密密麻麻挂着一排排
    大字报，吓得他赶紧把门关上跑了。可见反右运动在我们小学也是如火如荼地开
    展。但当时是“关起门来”搞，不让孩子们知道。是为了保护孩子？不知道当时
    有没有这个政策。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允许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
   
    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出了右派。我父亲这边是我三伯伯叶笃义和五伯伯叶笃
    庄；我母亲那边是我的三舅白景扬。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作为共产党的干部，
    我的父母是怎么承受他们的手足受难这个事实的？他们在“组织”面前如何表态？
    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想一想这些问题都让我为他们难受。
   
    我不知道我父母在单位是怎么说的，在家里，他们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要跟哪
    位有政治问题的亲戚划清界限，我们和这些亲戚的家庭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同
    时他们非常有意识地不在我们面前谈论有关的事，但慢慢地我也多少知道了一些。
    我三伯伯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我记得一次他穿着件长袍来。那时人人都“短打
    扮”，穿中山装之类的，他的装束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出来的人。他说起话来，遣
    词用句也和我在外面听到的“革命话语”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见过他在一个
    小房间写字，桌上放着外文字典。后来我知道，他当了右派后，民盟的日常工作
    没有了，就从事翻译。他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文笔流畅之极，现在在书
    店还能买到。

    比起我五伯伯叶笃庄，我三伯算是幸运的。我五伯不但成了右派，而且新账
    老账一起算，还戴上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10年徒刑，关进了监狱。
    因为“文革”，刑满了也没释放，又在劳改农场待了很多年。我五伯伯年轻的时
    候是家里弟兄中政治上最激进的，在他的提议下，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兄弟们把他
    们分家后得到的钱用来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天津办书店，作秘密活动的掩护。
    我五伯伯后来虽然没参加共产党，但政治上一直左倾，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所谓
    “历史反革命”的事，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地下组织让他去做的。我五伯
    伯也是民盟成员，民盟在1957年是所有“民主党派”中受创最重的“灾区”。在
    我父亲的兄弟中，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就是我的这两位右派伯伯。我三伯伯精通英
    法两门语言，上学时文理俱佳，他的聪明过人在家人中是公认的。我五伯伯是中
    国翻译和研究达尔文的专家。我两个伯伯的例子让我很早就知道，右派往往是中
    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我很小就知道五伯伯“出事”了。每当我三姑来，大人们就关起门来说悄悄
    话，我就知道又有五伯伯的消息了。三姑是家庭妇女，五伯有信都寄到她那里，
    这样不会给其他亲友找麻烦。我十二三岁时，曾跟五伯的一个女儿一起去天津大
    伯伯家做客。“奶奶”——她是五伯的亲生母亲——就住在那儿。奶奶是我爷爷
    的“大姨太”，“丫头”出身，她那时70多岁，是个矮小瘦弱的老太太。她看见
    五伯伯的女儿来了，多少次站在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懦懦地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
    我当时就猜想，奶奶一定是想打听五伯伯的消息。这么多年，她不知道儿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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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胆怯哀怜的面孔。
   
    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吃云南气锅鸡的陶罐。我妈妈每次拿出来，都会念叨，这
    是五伯伯的，等他出来，要还给他。因为这只陶罐，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五伯伯的
    存在。五伯伯的几个女儿经常来我们家玩儿，五娘有事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后
    来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曾想帮助五伯伯“翻案”，
    后来形势一下子又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我爸爸只好放弃。“文革”
    中，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我妈妈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妈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战争中死在日本人手里，唯
    一幸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比我妈妈大10多岁，20年代
    曾到日本留学，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书法。比起我有些“西化”
    的伯伯们，他身上“孔孟之道”的东西更深一些，在他家里长幼尊卑的规矩也多
    一些。从年龄讲，他比我伯伯们都大，在“五四”时代就是个少年了。反右前他
    在北京一所中学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他失去了公职，被发配到北京远郊一家林
    场劳改。我三舅唯一的儿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个茶场劳改。
   
    我舅舅隔一段时间会从林场回家探亲，我妈妈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他剃
    了个光头，高高瘦瘦，背有些驼。有一个场面我总也忘不了，就是我妈妈和我舅
    舅老兄妹俩，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轻声说话。今天回想起这个情景，
    不知为什么我会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
    我舅妈只好变卖我舅舅心爱的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从那儿以后，我妈妈就每月
    给我舅舅家接济，有时是她瘸着腿，坐着电车亲自去送，有时是他家来人取，多
    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没间断。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接济我舅舅家，是要
    经过组织批准的。他家来取钱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儿媳妇，一个广西乡下的女人。
    丈夫成了右派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投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小时候我
    对她经常不够友善，就像一个富小姐对待一个穷亲戚。她似乎见怪不怪，照样大
    大咧咧地说着广西味儿普通话。对她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与轻视是生
    存中的家常便饭。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院，是我从幼时起就常去的。
    他是房东，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别住东西厢房和南房。邻居们之间客客气气，
    彼此称呼“您”，不像在新华社大院，对什么人都是“你”。在新华社我管大人
    们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儿我得叫“大爷，大娘”。大院和胡同的礼
    节和称呼是不一样的，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讲，大院生
    活也是对传统市民生活的一个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鱼缸，里面游着几条
    金鱼，这是北京人过日子的情趣。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每到秋
    天，我和弟弟就盼着舅舅家来人送枣。我看老舍、梁实秋写老北京生活，“天棚
    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什么的，多少还有点儿熟悉亲切的感觉，就因为
    我三舅家。
   
    叶维丽的母亲和舅舅20世纪90年代合影。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四合院，
    我眼看着它在几年之内迅速败落潦倒为“小杂院儿”。我舅舅成了右派后，他作
    为房东的身份不再被承认，房管部门塞进一家又一家住户，房间不够了就在院子
    中间搭棚建小屋，最后弄得连走路都无处下脚。原来后院是个园子，种些花草和
    蔬菜，读鲁迅写的“百草园”，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园子。园子里后来也密密
    麻麻盖了小房，搬进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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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败，成了他生活状况的缩影。“文革”后我两个伯伯的
    境况都大有改观，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贫败光景。看来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
    好，如果是无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终生别想真正翻身。因为家庭政治原因，
    舅舅的三个孙子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这是他心中最深的隐痛。
   
    咱们这一代和上一辈真是很隔膜。从感情上，精神上，到学问上，都隔了厚
    厚的一层。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们，但是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清楚是什
    么精神资源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无法言说的艰难时光。我舅舅后来家徒四壁，
    房子越搬越简陋，从原来的“中产者”变为“城市贫民”，本来属于他的房产再
    也没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贫乐道。还能走动时，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
    豆浆，吃一个油饼，顺便遛遛弯儿，打量打量周围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
    对清晨的“出游”津津乐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第三章：从“公主”到红卫兵
   
    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
    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
    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
    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
    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
    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
    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
    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
    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
    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
    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
    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
    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
    也格外重要。对60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诸方
    面的情况变化——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到此后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四清”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反
    修防修”、中苏论战和“九评”的发表，到美国在越南增兵、战争升级等等——
    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但它们的至关重要性请读者切记
    在心。
   
    毛主席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时，和在影片《红孩子》中扮演细妹的小演员谈
    话。（新华社稿）整体来讲，60年代中期的“革命化”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再教
    育”非常成功。到“文革”前夕，“人道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为革
    命青少年所不齿：“阶级斗争”观点成了我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武器；而“干部子
    弟”也具备了有强烈特殊感的群体意识，自视为革命事业当然的接班人。当年很
    有名的电影《红孩子》中有一首插曲，开始是一句问话：“准备好了吗？”我们
    这一代人对“文革”是有准备的，有没有准备大不一样。
   
    “两个世界”的交叉：叶维丽的经历
   
    当农民不用政审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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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妈妈都没去送。那天火车站的气氛有点儿凄
    凄惨惨戚戚。1968年夏天刚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我们班大队人马去北大荒，她
    们走时还有一股奔赴革命的味道。后来我再去火车站送人，就感到人们的情绪越
    来越低落。我们走的时候毛的“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刚刚发表，车站上
    敲锣打鼓很红火，实际上很多人内心是无奈的，大势所趋，去不去农村已经没有
    选择的余地了，不像你走时还有很多人是自愿报名的。
   
    1973年，天津市南开区第二十五中学十多名学生到宝坻县大钟庄公社司家庄
    大队安家落户。司家庄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在邢燕子（前左四）的带领下，
    热情迎接他们的到来。（新华社稿）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经想走了。因为没学可
    上，在北京待得无聊，朋友们陆陆续续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可是我不想去兵团，宁可插队。
   
    马：为什么你不愿意去兵团？
   
    叶：插队自由一些，我这个人不爱受纪律约束。1968年11月我因为失眠睡不
    好觉，去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散心。我表姐是50年代的支边青年，她们一家人都在
    那儿。我看到刚刚从天津来的知青，穿着黄不黄、绿不绿的假军装，俗话叫“狗
    屎黄”，干什么事都得排队，给我的印象实在不好。离开兴凯湖我去看望在黑龙
    江宁安县插队的两个中学同学，那几天我每天跟着她们去山里扛木头，累是累，
    但认识了不少老乡。干活休息的时候跟老乡们聊天，一个中年男人问人是从哪儿
    来的，又自问自答说是用泥土做的，要不为什么出汗时带出那么多的泥？我觉得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虽说他的答案不“科学”，但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
    这让我意识到，对“形而上”问题的关心，不是书斋里知识分子的专利。我的同
    学去的时间不长，却已经和屯子里的人相处得十分融洽，也参与一些当地的事务，
    我很羡慕她们这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来招人去插队。我知道去
    兵团挣工资经济上有保障，但当时这些考虑对我不那么重要，我立刻就报了名。
    当农民不用政审，报了名就走人。
   
    我们学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阴县，在雁北地区，
    离内蒙不远，是个穷地方。火车开到张家口，风一下子就变硬了。从大同到山阴
    改乘北同蒲线，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着白色，后来知道是盐碱滩。视野
    里几乎看不见一棵树，给人荒凉贫瘠的感觉。房屋是用土坯盖的，老乡穿着光板
    的羊皮大衣。雁北历史上就穷，“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儿的人去内蒙古谋生。你
    说到云南的青山绿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条件相对好的村子。我们村叫“上河西”，在当地是个大村，
    有300 多户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们村曾经很富，当年有个说法，叫“骑骡
    养马上河西”，我们去的时候村里的情况也比周围其他村子要强点儿。从县城到
    村里30多里地路，中间要经过一条河，就是丁玲写的那个桑干河，冬天结着厚厚
    的冰。我们有几个人从北京托运了自行车来，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村里，一路上
    颠得厉害。我们的车子不适合农村的土路，没过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见当时我们
    对农村情况的无知。
   
    刚去时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后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国家给每个知青200 多块钱安家费，安家落户盖房子，一年多后我们在村南盖起了一排10间屋子，是请老乡盖的，男生帮工。房子盖好后，我们决定不盘炕，从北京运来床板。老乡看我们睡床板，总问冷不冷。我们那儿产煤，冬天屋里生炉子，倒也不冷。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当年的床板，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馆，可以捐了去。

[ 本帖最后由 超级老生 于 2008-9-11 13: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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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乡争有限的资源，不受欢迎。我们那
    儿地广人稀，广种薄收，我没感觉老乡不欢迎我们，当然也说不上多欢迎。我想
    他们是有点儿新鲜，也感到奇怪：这些城里娃干嘛来了？没有什么人把对我们进
    行“再教育”当真，说老实话，没有几个老乡听说过什么“再教育”。
   
    我们村子算一个大队，下面有9 个生产队，知青分散到9 个队里，每队三四
    个人，我在7 队。虽然是大队编制，可是小队核算，7 队算中等收入的队，我是
    队里唯一的女知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唯一的女劳力。我们那儿已婚妇女不下
    地劳动，偶尔有几个小姑娘去地里也是连干活带耍。我和男人干一样的活，他们
    锄多少地我也锄多少地，我挣7 分半工分，一个整男劳力挣10分，女知青差不多
    都挣这么多，不管你干得有多好。我们当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可能也因为差不
    多人人都有家里的“后援”，不指望这点儿工分活。我一年干下来，年底分红的
    时候，除去粮食钱、菜钱，也就能分到30来块钱现金。在经济上我们不能算真正
    独立，这点比不上你们。
   
    但是我们比你们自由。到村里后我很快就发现，这儿的政治气氛比在北京宽
    松多了。后来我不断在心里想，选择插队是做对了。村里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
    是怎么搞的我不清楚，但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没有运动的气氛了。当时的报纸上老
    说农村要“抓生产促革命”，怕革命冲击了农业生产。农民不干活和工人停产不
    一样，农民要是不种地，大家都别吃饭了。
   
    我们村“吕”是大姓，老乡们说他们的祖上是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那儿
    集合来的山阴，还说他们的祖先是八仙里面的吕洞宾。村里曾经有个“吕祖庙”，
    我们去的时候这座小庙只剩下个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一
    些老习俗仍然很有势力，比如说辈分，辈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间
    的一个字相同，一听名字就知道谁是哪一辈的，在称呼上严格遵照辈分来，年龄
    倒在其次。村长是个辈分很高的人，没多少文化，开大会的时候打着官腔，连口
    音都变成他自认为的普通话，还爱搬弄报纸上的名词，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们
    听着暗暗发笑。开会常在晚上下工后，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个临时讲台，挂盏汽
    灯，村长一个人在上面讲，底下没几个人听，男人打瞌睡，女人说闲话，孩子们
    到处窜。城里的政治到了农村，就变了味儿。
   
    村子里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时，老乡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他们说，
    林彪和叶群两个人都是双职工，他们怎么还反毛主席？
   
    马：他们是什么意思？
   
    叶：在村里如果一家能有一个人上班挣工资，吃皇粮，别人家就羡慕得不得
    了。一家男女两个“双职工”，那过的是什么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还闹什么
    事？老乡们关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怎么能吃饱过好，他们看不出上
    层斗争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是那时候已经在农村生活了几年，我会觉得他
    们的说法愚昧无知、荒唐可笑。可几年下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如果一家
    有两个双职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城乡生
    活的距离之大，使一些农民完全没法想象“双职工们”也有他们的喜怒哀乐。
    “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农村的，又有多少农民觉得和他们有关系
    呢？
   
    有的老乡说话非常随便，对很多事情不满，说起来骂骂咧咧，要在城里肯定
    能打成反动言论，一抓能抓一把“现行反革命”。他们却不怕，说：“我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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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底了（在社会底层），把我送进监狱我还能不干活白吃饭呢。”老乡知道他们
    作为农民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因此他们比城里人有更多的
    “言论自由”。
   
    当然不是人人说话都口无遮拦。我们队有个大后生——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
    男青年叫后生——名叫贵山。他心灵手巧，样样活计都拿得起来，跟着他干活他
    处处照顾你。贵山是富农的儿子，快30了还没娶上媳妇。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
    长得很端正，他没结婚显然和“成分高”有关系。那几年我没听说村里开过批判
    “四类分子”的会，但对贵山这样的人压力显然是有的。贵山说话很谨慎，从来
    不“胡说八道”。我们那里并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体的气氛确实比
    在城里要宽松许多。
   
    作为城里人，咱们在内心深处往往有优越感。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后你就会
    发现，村里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而你自己并不高明，往往还很笨。有一次我和
    几个后生一起浇灌菜园，水很快很猛地冲进园子，我还傻傻地站着不动。一个后
    生看我没眼力价，就提醒我往干地上站，别把鞋给弄湿了。他接着又说，其实干
    什么都是一样，自己要先站在“干地”上才能顾及别的。后来我在生活中遇到一
    些情况，会问自己是不是站在“干地”上了。这就是从生活中学来的哲理吧？我
    们队有个熬盐的老汉，读过一点四书五经，有时愿意跟我讨论什么叫“仁”之类
    的问题。我知道多少孔孟？这种时候真让我汗颜。
   
    同时，我们在书本上、从各种宣传中得来的政治概念，也不断地在现实中受
    到检验。比如说关于“贫下中农”，总是说他们政治觉悟最高、品质最优秀。我
    们到村里不久，大队派了个老汉给我们做饭。他的形象朴实忠良，照一个女生的
    说法，“一看就是个贫下中农”。过了一阵，有个男生发现，我们的黄米还没怎
    么吃，米口袋已经下去了一大截。黄米是细粮，很金贵。再一“侦察”，知道都
    是老汉一次拿一点，慢慢偷走的。这下知青们炸了窝，对老汉不依不饶，数那个
    说“一看就是贫下中农”的女生反应最强烈，最后老汉只好走人了事。其实在村
    里，“偷”是家常便饭。粮食下来后堆在场上，不时听说少了。每个队都有专门
    “看青”的人，他们不下地干活，到各处地里转来转去防止人偷庄稼。其实这些
    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块地的玉茭子快熟了，掰下来烧把火烤了吃。刚去
    村里时，老乡们对待“集体”的态度让我很气愤。不但偷集体是常事，在地里干
    活时，好心的小后生还教我如何偷懒取巧。时间一长我明白了，老乡们并不“热
    爱集体”。
   
    我们那儿管下地干活叫“受苦”，管好劳力叫“好受苦人”，我们知青干起
    活来都还比较实在。到村里不久，我就学会了用扁担担水。有一次担水浇队里在
    远处的一块地，我一口气担了15趟，真把我累坏了。还有一次我们7 队和6 队在
    一起干活。6 队有个老汉是个大能人，不但干活是把好手，逢年过节还会耍狮子，
    在村里威望很高。那天我干活时他暗中在看。收工时他说了一句，“你会受苦了”，
    意思是我会干地里的活了。为他这个话，我心里得意了好多天，到现在仍然觉得
    它是对我5 年插队生活的最高肯定。
   
    “吃了吗？”
   
    叶：在队里，我交了几个老乡朋友，都是老实巴交的“老汉”。我跟其中的
    高典老汉特别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里的一个家。老汉有胃病，脸色发乌，他有
    一家子人要养活，最小的孩子还在炕上爬。老汉的妻子——当地的称呼是“高典
    老人”——老家在晋南，虽然嫁到上河西20来年了，可是仍然被村里人看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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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侉子”，笑话她说话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汉家在村里又穷又没地位。遇上节日
    我到他们家去“吃请”，比如中秋节，别人家还能吃顿羊肉萝卜馅饺子，他们家
    顶多就是素馅饺子，但因为是白面的，一家人都欢天喜地了。
   
    马：你在村里几年，农民的日子是越过越好呢，还是越来越不行？
   
    叶：从收入来讲，绝对没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面当做生活水平的一
    个指标，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们刚去的那年，我们7 队每人分20斤麦子；5
    年后我走的时候（1973年），每人才分7 斤麦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
    不上几顿白面。别的队也大同小异。吃顿白面是件大事，能乐上好些天。老乡在
    地里经常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吃。离中秋节还有好几个月，老乡就开始聊过节那天
    吃什么了，几乎天天说，一直说到过节那天吃上一顿。老乡见面打招呼说“吃了
    吗？”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了。我们队有个妇女去过北京。
    当时她儿子在北京当兵，她去探亲。她最爱跟人讲的北京见闻是去颐和园和吃油
    条，油条比颐和园还让她津津乐道，我就不止听她讲过10次8 次。
   
    你讲到在云南看到的贫穷对你的震撼，我对贫穷也有几个永远忘不了的镜头。
    有一年秋天我们队分山药（土豆），我们先把山药从地里收回来，堆放在村里当
    街一棵大树下，留一个人守着，别人先回家吃晚饭，饭后各人拿着麻袋箩筐什么
    的去领自家那份儿。除了粮食，我们从地里收下的东西都这么分。那天晚饭后我
    拿个箩筐去领我那份儿，这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秋风萧瑟。走出巷子，我看到
    在大树底下站着一群破衣烂衫的人，有的披着麻袋片，在冷风中哆嗦着等着分山
    药。我突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是一群乞丐吗！天天在一起干活，我视而不见，
    没有特别留意，但那一刻站在远处，我一下子“看见”了。我觉得心里作痛，这
    都是我朝夕相处的乡亲。在他们中间仿佛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陈旧，一件
    外衣穿了七八年，头上裹着老太太戴的黑头巾。但我又清楚其实我并不在里面。
   
    还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赶到地头，已经看不见人了。玉茭子长得又高又密，
    人们在里面锄田，地头散落着鞋。老乡们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脚锄田。我头一
    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针一线做的“老农民鞋”，一双双不是前头开
    了口，就是后面穿了帮，要是在城里，早都该扔了。后来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画，
    画的是一只破旧不堪的皮靴，让我想起我们地头的那些破布鞋。在村里几年，我
    学会了从一个人穿的鞋来判断他（她）的家境。
   
    还有一个镜头发生在另外一个村子里。1971年的冬天，我到临近朔县的一个
    公社参加了几个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经济账目，整顿村里领导班子。
    那时候知青们已经不爱干这种事了。我呢，别人爱干的时候我不干，到人们都不
    干的时候，我倒想干了。我觉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几年却并不了解农村，这次是个
    机会。我去的村子不大，我们每家吃派饭，没过多久，村里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
    记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们的工作最后不了了之，“运动”式
    的做法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结局。
   
    有一次我在一个老乡家坑头坐着和女主人聊天，她有个3 岁左右的小姑娘。
    那孩子隔一会儿就到窗边去一下，我们说话的工夫，她去了几次。我纳闷她在做
    什么，就扭头去看。原来窗台上放着一块水果糖，最廉价的那种，连糖纸都没有，
    大概是从村里代销点买的。她走过去，舔一舔那块糖，放回窗台，过一会儿再去
    舔一下。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自制力，知道这糖宝贵，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这个女孩轻轻舔糖的动作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这些贫穷的细节不断加深我负疚的感觉，让我觉得我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老
    乡，可是我什么都没做。离开村子回北京的时候，我就是怀着这种深深的歉疚。
    “女儿，女人，老人”
   
    叶：刚去村里的时候，我常在脑子里跟自己讨论是不是要一辈子当农民，一
    天到晚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一旦上山下乡，我们的城市户口就被注销了，大家都
    明白再回北京很难了，前途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时官方的号召是要知青扎根
    落户，中国的政治情况也让人看不到有别的前景，一辈子当农民似乎是唯一的出
    路。像你一样，我也留心农村妇女的生活，在心里问自己能不能也那么活。
   
    马：你都看到了些什么？
   
    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婚姻。我们那儿管嫁姑娘叫“聘女儿”，男方
    要给女方家彩礼钱和衣物。我们刚去的时候彩礼钱是600 块钱左右，5 年以后，
    涨到1000到1200块钱左右，几乎增加了一倍。知青们都认为，这不是明显把人当
    商品卖吗？怎么解放这么多年了，还存在买卖婚姻？让我们奇怪的是，女孩子们
    一点儿也不认为她们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们说父母养她们这么大，要彩礼是应
    该的。平常她们没有像样的衣服，借着出嫁可以要上几身新衣服和一块手表，穿
    戴上在村里街上走一走。每逢我看到一个聘出去的“女儿”，身穿婆家送的新
    “条绒”（灯芯绒）上衣和“华达尼”裤子，有些不好意思又有点儿得意地在人
    前来来回回地走，心里总忍不住有些怜悯。有的女孩在村里有“相好”，但也不
    得不远嫁他村。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女子心里绝不会真正欢喜，但也认命了。我
    在村里5 年没听说过有抗婚的。我们女知青的年龄在18、19到20出头之间，村里
    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们队有一个跟我不错的一个女孩儿，
    我去的那年她结的婚，两三年后，她两三个孩子都有了，拉一个抱一个，肚子里
    还怀着一个。原来挺秀气的女儿，现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就跟你说的那个傈
    僳族女子一样。
   
    我们那儿管没结婚的姑娘叫“女儿”，结了婚的叫“女人”，上了年纪的叫
    “老人”，女人一老就没有性别了。“女人”这个词和生育密切相关。
   
    我们在村里那几年，生产没有上去，收入没有增加，但“聘女儿”要价却越
    来越高。我们知青在一起老纳闷老乡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娶媳妇除了聘金，一般
    来讲还得盖新房子，那开销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债。我在村子的后几年，
    “换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马：什么叫“换亲”？
   
    叶：“换亲”就是如果一家有兄妹两个，就找别的村另外一家也是兄妹俩的，
    把妹妹嫁过去给那家儿子当媳妇，哥哥娶那家的姑娘。这样双方都不用出聘金，
    没有“资金的流动”，婚嫁的大宗开销就省了，这是穷人的办法。我们知青院子
    有一个常来串门的小伙子，我们叫他“老懂”。老懂对外面的事情特别感兴趣，
    老到我们那儿去看报纸，听半导体，和男生聊天。他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男生给了他个外号叫“老懂”。老懂非常聪明，人也长得端正。他家没钱，
    只有换亲，先把他妹妹嫁给外村一家人的儿子，他再娶那家的姑娘。他娶的媳妇
    从各方面看都和他不般配，老懂一天到晚不在家待着，娶了媳妇也不着家，老泡
    在我们那儿。他在村里有个相好，是个“好人材”——我们那里管长得漂亮的女
    子叫好人材。漂亮的女儿要价就高，老懂没钱娶她，她嫁给别人了，我们都知道老懂心里不痛快。
   
    “文革”中广西的业余演出队为社员表演。（新华社稿）换亲容易出现悲剧，
    男女双方都没有幸福，但往往女性受害更深。如果妹妹跟哥哥的年龄差不多、对
    方家庭各方面情况都般配还好，这样18岁的妹妹先嫁给年龄相当的男人，再给20
    岁的哥哥娶嫂子。可是常有的情况是哥哥都二十四五岁了还没结婚，所以妹妹一
    到十五六岁就给嫁出去了，老懂家就是这种情况。老懂的妹妹小小年纪，一个人
    嫁到个陌生的地方，她的婚姻是为她哥哥服务的，比起老懂，她更惨。
   
    这些都是现在的想法，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是用城里人的眼光看，觉得当地
    的风俗就是这样，是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结婚要聘金是因为贫困，没想到
    这样做还反映了妇女从属的地位，看待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一个女性的视角。你看
    到那个云南姑娘的变化那么震动，你是把自己当做和她一样的女人了，我缺乏你
    那样深的同为女性的认同。像你一样，我的结论也是不能像村里的女人那样生活，
    连想象一下过那样的生活都能让我浑身发冷。其实除了贫穷，女人从属于男人的
    低下地位也是我不能认同村里女人生活的重要原因。毕竟我们受过“男女平等”
    思想的教育，再回到男权社会是不可能了。
   
    有意思的是，老乡好像不把我们女知青当做有性别的人。有时当着我们的面，
    他们就议论女知青怎么就不像女人，“形体”（这不是老乡的原话，是我的较为
    含蓄的“翻译”）不像，举止言谈不像，穿着打扮也不像。老乡们在地里干活时
    经常讲些男女之间的事，照他们的说法，晚上那么长时间不干这个干什么，还常
    说些很“荤”的笑话。他们从来不避我。最初听到这些话我觉得特别扭，后来明
    白我在不在场他们都这么讲，也就充耳不闻了。这些笑话给枯燥的田间劳动带来
    乐趣，它的听众主要是十五六岁的小后生，你甚至可以说是对他们进行的“性教
    育”。相比之下，我这样在清教主义影响下长大的人在性的问题上要无知多了。
   
    我和男社员们一起干活从来都觉得很安全。我们刚去的头一两年，有个别老
    乡打听过女知青有没有要在当地结婚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要彩礼钱，结果
    被男生严词驳回了。事后男生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说起来俨然是我们的保护者。
    我心里觉得好笑，并没有请你们代表我们。后来老乡就不打女知青的主意了，可
    能他们明白我们早晚得走，留不住。
   
    村里人在性的问题上没有城里人那么多禁忌，有时会听说谁“偷人”了，谁
    和谁“相好”了。男女青年在一起打打闹闹，拉拉扯扯，有的女孩子在男人怀里
    乱滚，别人在旁边看着哈哈笑，大家都很开心。我想老乡们在男女关系上就是这
    样随便，慢慢也就见怪不怪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叙说。我们在的那几年，我们村有一对男女
    双双被枪毙，我亲眼目睹行刑的全过程。女方是个30几岁的女人，有丈夫、孩子。
    男方是个大后生，20大几了，还没结婚。两个人“相好”了，女方撺掇男方给她
    丈夫食物里下砒霜，不久她丈夫中毒身亡。我们到村里时，他们两人已被逮捕。
    当时正兴“群众专政”，有一天老乡们被召集起来开会，让大家议论该怎么判刑。
    压倒性的意见是给女方判死刑，放男方一马。据说女方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和不
    少男人睡过觉，有个很难听的外号。而男方是个“好受苦人”，因为穷，娶不起
    媳妇，是女方勾引他，教唆他犯罪。发表意见的都是男人，不知村里的女人们怎
    么看待这个案件。

超级老生

后来法院的判决下来，两个人都是死刑，公审大会在离我们8 里地的公社所
    在地召开。那天大队停工，全体社员都得去公社开会。公审的都是刑事犯，有六
    七个人，我看到了我们村那对男女，他们的罪名是“因奸杀人”。那个小伙子人
    高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绳子，不能发声，他用眼睛在人群中搜寻熟
    人，神情很镇定。那个女人看起来很普通，没给我特别的印象。法官宣读完判决，
    大会立即结束。各村来的人很多，一时非常混乱。我正要往上河西方向走，突然
    看见押着犯人的卡车在我面前一块空场停了下来，犯人们被推下车，几声枪响，
    他们在离我仅几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我一口
    气还没喘上来，就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一些人拥将上来，将死人的脑浆
    收集起来，包好带走。这群人里我看见了我们七队一个社员。
   
    在此之前我连死人都没见过，如今我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看到了似乎在
    蒙昧蛮荒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此后的若干天，我几乎天天夜里做噩梦，血腥
    恐怖的场面挥之不去。
   
    后来我听老乡说，用新鲜的人脑浆治疗毒疮是当地人相信的偏方，这个说法
    让我想起鲁迅小说里的“人血馒头”。咱们中国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
    用“现代”观点看十分野蛮残酷的治病办法。我们队那个社员长年累月长疮，让
    他不堪困扰，有时他会用很脏的布把长疮的部位包起来，让人看着就很难受。村
    里有两个半脱产的“赤脚医生”，他们会简单的针灸，备有一些常用的西药，还
    种着一块中草药地，但他们显然治不了那个社员的顽症。野蛮的办法不但和愚昧
    有关，也和无助有关。
   
    公审大会过了很久，老乡们还在惋惜那个被枪毙的大后生，念叨他是个多么
    好的“受苦人”。
   
    “七尺灰”
   
    叶：除了贫穷，我还感受到了干群矛盾，有时相当尖锐。我们村只要大小是
    个干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好
    处，比如分东西的时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们那么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
    一点儿就很不一样。哪怕一些为人不错的干部都这样做，好像这是当干部理所应
    得的。老乡们心里不满，常发些牢骚，但也无可奈何。
   
    我们7 队的干群关系格外不好，社员们背地里管我们的队长叫“七尺灰”。
    “灰”在当地是“坏”的意思，这个人个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个子
    的坏蛋”。他很少下地干活，平时所谓上工就是拿把镰刀，到地里各处转悠，看
    看哪块地该锄了，过两天让社员去锄。他转一转就回村了，不知在哪个炕头坐着
    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就挣了一天工分，还是最高分，老乡管这种工叫“遛弯工”。
   
    “七尺灰”偶尔下一次地，我们就要“受死”。
   
    马：受死？
   
    叶：我们那儿管干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让你拼命地干活。平常“七
    尺灰”不来的时候，是副队长领着干活。我们走到当天要干活的那块地，有时离
    村里好几里路远，副队长说“抽袋烟吧”，大伙就在地头坐下来，这一坐半天不
    起来，抽烟聊天磨时间。抽了几袋烟以后，副队长慢悠悠地站起来，大伙儿这才
    开始干活，中间还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这样一种劳动态度，让我很
    早就明白社员们没有积极性。成年劳力还好一些，十六七岁的小后生们尤其不好
    好干。他们锄田的时候，地头锄锄，中间划拉划拉，就到了另一头，在地上坐着
    等大伙过来。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
    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
    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
    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
    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
    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别的队
    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
    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 队
    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
    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
    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一定有靠山。他每次
    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
    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
    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
    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
    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
    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
    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
    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
    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
    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
    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
    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
    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
    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
    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
    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
    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
    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
    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
    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
    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无形的墙
   
    叶：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
    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
    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
    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
    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
    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
    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超级老生

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
    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
    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
    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
    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
    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
    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
    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
    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
    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
    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
    （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
    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
    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的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
    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
    ：“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
    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的
    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
    青，后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
    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
    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
    一阵我们家5 口人在3 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
    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
    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
    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
    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
    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
    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
    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
    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
    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
    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
    像候鸟一样。
   
    上河西女生在宿舍前合影。前排右一为玉诺儿，她是大队派来帮助知青做饭
    的“女儿”。后排右二为作者叶维丽。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
    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
    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
    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
    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
    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
    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
    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
    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得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
    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
    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
    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
    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 （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
    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
    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
    “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
    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
    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后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
    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
    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
    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
    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
    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
    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
    茭窝窝，稀的是玉茭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
    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卜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
    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一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
    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
    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
    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
    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后女生都红润了一
    些，男生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
    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
    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
    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烧饼夹油条。其实在家时早饭也不吃这个，可能这种最普通
    的北京早点代表着一种已经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队让我们知道了最基本的物
    质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义”教育，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咱们这代人
    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颐指气使，不知天高地厚。农村的生活，不管是在云
    南还是山西，让咱们实实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后来中国经济改革最初的动力，大
    概和我们每个人肚皮的感觉有关。

    两派“打平伙”的时候，我没地方去。在村里过第一个中秋节的时候，和我
    同住在一个老乡家的女生去“打平伙”了。我一个人在家，望着天上的一轮满月，
    想起李白的诗“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感到特别孤独。你提起在火车上过
    18岁的生日，我记得在村里过20岁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来，我没有去大伙房
    吃饭。那时候我们知青还分散住在老乡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里有个
    连着炕的大灶。我倒了几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风箱把水烧开，下了一把挂面打
    上两个鸡蛋，姐弟俩每人吃了碗鸡蛋挂面，算是给我过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机
    吃顿好的，心里没有什么感触，不伤感，也不想抒什么情，下午照常出工。
                      (OVER)

无花

一代人的青春。这篇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