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四人帮要重点铲除两个老干部

超级老生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举国悲痛。
   
    但是，江青一伙却得意忘形，发出狞笑，极力贬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压制人民悼念领袖的活动。他们传令，不准设灵堂，不准戴黑纱，不准发表怀念周恩来的诗文!人们感到巨大的压抑。但人心是压不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不理会他们的那一套“禁令”，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几乎所有的人都佩戴了黑纱!
   
    此时此刻，79高龄的叶剑英在北京后海小翔凤住地，也为周恩来总理佩戴了黑纱。
   
    1月10日，叶剑英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11日，首都百万群众给周恩来送葬。这一天，天阴沉沉的。京城处处飞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十里长街，万人伫立，自发形成规模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送葬队伍。灵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被泪水淹没。人们的抽泣和恸号组成了一支绝响的哀乐。这是对人民好总理的怀念，也是对万恶“四人帮”的控诉!
   
    “四人帮”在粗暴干预和压制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的同时，变本加厉地打击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之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面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握有兵权的叶剑英。对于这两个“眼中钉”，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紧锣密鼓，异口同声，在中央政治局攻击邓小平。这时，病中的毛泽东正在为国务院总理人选犯难。他既不满意曾为他器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更不放心被他多次批评有野心的“四人帮”，最后选中了另外一个人。1976年1月21日，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谈到华国锋、纪登奎等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做具体工作。毛泽东回答说：“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发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就在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时，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还附上另外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2月6日，在江青一伙策划下，中央军委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提出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并且要求全军积极参加“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2月16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达“三号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在叶剑英处境困难时，许多老战友、老部下来探望，给以宽慰。余秋里从广州回来，劝他到南方去休养一段，叶剑英回答说，不，这个时候，我哪也不能去，要坚持斗下去!
   
    “四人帮”在全国全军掀起了更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诬蔑邓小平、叶剑英等“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是“至今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他们气势汹汹地叫嚷“跟邓小平性质一样的有一层人，要揪各种各样的走资派”，妄图整垮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老干部。与此同时，他们动用窃取的权力和舆论工具，继续破坏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是可忍孰不可忍!人民对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岂容任意亵渎!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长期蕴藏心底的怒火喷发了!
   
    连日来，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的上百万群众走上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和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4月4日，丙辰清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围栏上面，苍松翠柏枝头，摆满了花圈，挂满了悼念总理的洁白花朵。“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万众传抄的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直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要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心声。但是，这个活动在4月5日却遭到“四人帮”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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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举行悼念活动的同时，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据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回忆，当时在边远的太原城，广大群众不理“四人帮”那一套，纷纷设灵堂，送花圈，自发地悼念周恩来。一位农村的小脚老太婆走了很远的路，颤颤巍巍，来到灵堂，哭着说：“我要进去，给总理磕个头!”她的举动代表了广大群众的心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场运动，反映了人民群众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呼声，成为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顺应民意、铲除妖孽的坚强后盾和力量源泉。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1976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①(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738页。)
   
    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叶剑英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不断派人去了解情况，抄录诗词。他还曾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观看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了解事态的发展。②(②访问马西金和周美华等谈话记录，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悲壮场面、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这位老革命家。他坚信：党心、军心、民心是向着光明的，一切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终究是要失败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在阴霾笼罩的神州大地上，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底的愤怒火焰，化为巨大的震慑力量，使“四人帮”胆战心惊，惶恐万状。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和反扑，追查运动的“根源”，妄图迅速扑灭这场熊熊大火。
   
    江青一伙颠倒黑白，无中生有，造谣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这是多么奇妙的“天方夜谭”!出人意料的是，在重病中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竟作出了错误决定，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四人帮”在疯狂地迫害邓小平的同时，把打击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叶剑英。他们制造事端，追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头上，诬蔑他“保护邓小平”，“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逼他“靠边站”，妄图完全剥夺他对军队的领导权。
   
    “风雨如磐暗故园”。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四人帮”的罪行极端愤慨。叶剑英的一位老部下李新在一首七绝《感时呈叶帅》诗中写道：“当年抗日打红旗，八路威名天下知。今日雄兵三百万，岂无一个是男儿?”
   
    在“四人帮”肆虐，邓、叶遭难的日子里，叶剑英还悄悄地去看望邓小平，以后不能亲自去了，就通过孩子们沟通联系，并竭尽全力保护邓小平。
   
    文章摘自《叶剑英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