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试图纠正大跃进问题为何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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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两月，种种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闻媒介的推波助澜，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全国人民，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间，毛泽东就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泽东又先后视察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他对记者们发表观感和意见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然而，如痴如醉的狂热之中，向来主张独立思考，不愿为人左右的毛泽东，难道没有从中看出点儿什么来吗?
   
    看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车站对当地有关负责人的接见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怀疑的心情吗：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毛泽东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实，无论是在8月还是9月的巡视中，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怀疑的权利。在被人民的热情、人民的干劲、人民的理想所激动、感动的时候，他会陶醉地闭上眼睛，让多灾多难的人民过上好日子，何尝不是他为之一生奋斗的理想?但几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深刻怀疑精神，又使他时不时地会睁开眼睛。他不会怀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但他的确通过对基层的视察，看到了运动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和虚假情况。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也是这样。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连给陈伯达四封信，布置对遂平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他要陈伯达带上张春桥、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调查7至10天，研究全县各项问题，并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调查边读书，学会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在28日的信中，毛泽东还要求他们在遂平调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邻县做调查，以资比较。又让吴冷西与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最后大家在郑州碰头。
   
    毛泽东这是为郑州会议的召开做准备。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澄清一些混乱思想，以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发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人民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同时又指出要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界限，总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的观点和做法。
   
    看起来，毛泽东有决心纠正一些错误倾向。郑州会议刚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在武昌召开，会议围绕人民公社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11月25日，毛泽东看了《宣教动态》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写的关于一部分地方发生浮肿病问题的材料，写了《一个教训》一文，指出这种几乎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我们把工作任务提得太重有密切关系。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儿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同时抓。
   
    紧接着，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做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它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更长得多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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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更要求解决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穷富拉平、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共”各种“产”的“共产风”问题，他要纠正这种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庐山风云突变，彭德怀被批，整个形势急转而下。
   
    奇怪吗?一切都是那么难以预测，难以把握，然而又是那么寓于情理之中。
   
    且不论在这个小生产如一片汪洋大海的国家，人们对世界大同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会引发多么大的自发力量；也不说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仅是毛泽东本人，他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处在矛盾之中。对人民公社的一切，他何尝不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但最终他在自己的理想中迷失了。
   
    就在1958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布置对遂平及其邻县、修武、七里营等处人民公社情况调查的同一日，山东范县县委正在全县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大会上描绘范县三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其中对共产主义的生活情景，是这样描画的：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11月6日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对此规划的批语中没做明确的肯定。但如果说有批评，也是温情脉脉，耐人寻味：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要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久三人在会后专程去那里看一下。他似乎小心翼翼地在保护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这一年他同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又热又冷，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毛泽东身上，这种“对立统一”的现象何尝不是随处可见。
   
    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确定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大方向，他承认存在一些问题，但他认为，这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怎么能因为一个指头的问题就否认九个指头的成就呢?
   
    许多年后，有人撩开了遂平县人民公社这一段历史的面纱：1958年嵖岈山公社小麦的实际产量不是3821斤，而是140斤。而它的后果是，1959年冬天，嵖岈山公社因缺粮而饿死了许多人。其实，这样的情形，又何止嵖岈山一个公社。
   
    人民共和国走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毛泽东没有停止他的思考，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他总结教训：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到会人员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在对中央、各部和省一级提出批评意见的同时，也纷纷做自我批评。
   
    毛泽东就是这样向他所挚爱的、付出巨大代价的人民表白的，他沉痛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
   
    孝感，专列上开起调查会。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毛泽东想了又想：能相信万斤的亩产吗?总挑灯夜战行吗
   
    1958年11月14日下午2点钟，几乎是同时，湖北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和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全国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方清官接到来自县委的紧急电话通知，要他们立即赶到县城，有重要领导同志接见。
   
    3点多钟，几人风尘仆仆赶到县委，办公室同志告诉他们，一辆吉普车已经把县委王书记和地委吉书记送往孝感火车站了，要等这辆吉普返回才能送他们过去，并安排他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他们谁也无法静下心来。是哪位首长要找他们?又要谈些什么?
   
    那辆吉普返回了。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三人上了车。不多久，就到了孝感火车站。
   
    站内一片寂静，只有一列专车静静地停在东段岔道上。在保卫人员的引导下，三人来到车上。马上就有工作人员迎过来，询问他们的姓名、职务等。由于已入深秋，三人都穿了不少衣服。车厢内有暖气，加上赶路和心情激动，他们的脸上沁出汗来。工作人员示意他们可以脱了外套，朱朝启就把大衣脱了挂在衣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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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引至第四节车厢内。
   
    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的朱朝启第一眼就看见了。陪同毛泽东在一起的还有湖北省、地、县的几位负责人，看见他们三人进来，便都站起来。看上去，大家等他们已经有一会儿了。
   
    毛泽东也从一张铺着白布的大会议桌后站起来，从靠窗口的东边绕过王任重坐的椅子向这边走来，用浓重的湖南话向他们打招呼。
   
    官木生和晏桃香是毛泽东以前就认识的，这次见了自然不生分。问过好后，毛泽东看见晏桃香还捂着棉袄，便道：“晏桃香，有暖气，热，快点儿把袄子脱下来。”腼腆的晏桃香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不要紧！不要紧!”
   
    毛泽东坐桌子的东边，左边是王任重，右边是地委书记王家吉；桌北是县委书记王振明和朱朝启；西边是官木生、晏桃香和省委副秘书长梅白；南边坐的是省委副书记王延春。大家坐定后，毛泽东一边请大家吸烟，吃苹果，一边问感觉眼生的朱朝启：“你叫什么名字?是本地人吗?担任什么职务?”朱朝启做了回答，毛泽东顺手记在一个笔记本上。
   
    在朱朝启、官木生、晏桃香到来之前，王任重、地委书记王家吉已经分别向毛泽东谈了湖北农村“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情况。大家重新坐定后，王家吉接着讲到大办钢铁时有的人为了放“卫星”，几天几夜没睡觉砌平炉，后来实在忍不住倒在平台上睡着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我也想睡下觉哩!”大家跟着笑。
   
    其实，毛泽东这一夜真的没睡，通宵工作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就在14日这一天凌晨4时，专列在广水时，他还亲自批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思考着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个文件是1958年1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630期刊载的一则电讯，题为《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其中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到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工作做得不好，群众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电讯稿还说，这些情况已引起邯郸地委的注意，正在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现存病疫，控制蔓延，杜绝传染。
   
    毛泽东看了这个情况介绍，心情很沉重。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这实在不是一个小事情。他立即提笔批示将此件印发到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并进一步写道：“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放下笔，望着外边的夜空，好久好久，他才入睡。
   
    这时在座谈会上，听王家吉汇报到有人困得在平台上睡觉的事，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合理安排人民生活问题。不过，下面接着是梅白的汇报，他没有打断他。
   
    当梅白汇报到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孝感县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插了话，他望着王任重说：
   
    “我不相信。”
   
    一句话，说得朱朝启和王振明两人有些紧张。身为县委书记与长风人民公社的负责人，自然对这件事摸点底细。“万斤田”出在长风大队殷罗湾一个偏僻不起眼儿的角落。青年突击队的一个复员军人和一个小青年在那里改造落后畈时，想了一个主意，用铁锹把几块快黄了的稻谷连根起成方泥块，掇到了一块田里去。验收时，人们只在禾场看谷堆，加上天色已近黄昏，过秤时，花星也没仔细看，就这样有了一个亩产1.5万斤的“万斤田”典型。说起这事，谁的心里也都会有点嘀咕，但这个“典型”既然已经上了1958年8月1日报纸的头版头条，轰动影响了全国，到这时，谁敢说出其中的真实情况呢?即便是毛泽东在此时表态不相信，他们又如何能一五一十地从实道来?
   
    于是朱朝启沉默着没有开口，心中只盼这个话题快快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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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一面用手指慢慢掐，一边终于换了话题，问起晏桃香对“挑灯夜战”的看法。看来，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连续苦干群众疲劳过度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事。

    晏桃香已近40岁。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自丈夫死后，独立挑起了生活重担，早出晚归，勤扒苦做，辛勤地抚养几个孩子。她的事迹见报后，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见毛泽东这时问她，便实实在在地说：妇女干劲儿不小，能和男人一个样，但是夜里加班加点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儿了。
   
    毛泽东听了，说：“妇女和男人还是不能一个样啊!要关心她们，要执行‘三期照顾’(三期，指月经期、怀孕期、哺乳期)，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劳逸结合嘛!”
   
    毛泽东吸了口烟，又转而询问官木生。官木生说：“社员的干劲儿都起来了。比如我们长风大队官胡家湾有一个12岁的小社员胡春林，他挖坟开荒扩大面积，日夜干……”
   
    也许是觉得官木生没说清楚，县委王振明书记接过话茬继续汇报此事。
   
    毛泽东听后说道：“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他深深吸完最后一口，才把只剩一丁点儿的烟头掐灭放到烟灰缸中。
   
    接着，他向大家问起农业“八字宪法”的贯彻情况。朱朝启讲到孝感县旱田改水田、山坡改梯田、单季作物改双季作物、籼稻改粳稻、高岗改平地的“五改”情况。毛泽东听了，情绪才高涨起来，会上气氛也随之活跃许多。
   
    最后，毛泽东又问大家，增加水稻产量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大家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朱朝启说：“要增产必须增肥，但肥施重了，水稻又要倒伏，没有办法。”
   
    毛泽东打着手势道：“据专家们说，水稻根系很长，如果把土层深耕一点儿行不行呢?”
   
    大家听了，都说有道理，表示回去马上照这个法子去办。
   
    座谈会已经开了一个多小时了，天已黑。省委负责人向毛泽东建议，是不是下去看一看?
   
    站台上还是静悄悄的。毛泽东乘坐的轿车和随行人员的吉普车鱼贯开出孝感车站。也许是事先有布置，街道两旁欢迎的人群秩序井然，只听见热烈的掌声，但没有往常雷鸣般的口号声。
   
    在城区三里棚地段的驻军大院礼堂里，毛泽东在驻军首长廖冠贤陪同下，晚7点左右同群众一起观看京剧《打焦赞》的演出，这是由地区京剧团名演员刘占奎和刘丽娟主演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在演出前径直走到前排桌子前同大家见面。不过，他没有发表什么讲话。戏一完，他便和陪同的军、地两方面负责人退场了。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压缩国民经济的诸项高指标。认识不尽一致，意见仍有分歧。毛泽东的发言在肯定“大跃进”的前提下进一步务实。他说，看来，资产阶级法权的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他说，“两个过渡”还是时间长一点好。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虚作假，不要虚报成绩，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要压缩空气，要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降下来，要有清醒的头脑。并说，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
   
    在谈到1959年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在不久前郑州会议上通过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草案)》被搁置起来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此时，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一些了，有了不小的调整幅度。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紧接着这个扩大会议之后，在武昌举行的。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那个决议草案的基础上改写的，意在纠正急于由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急于过早取消商品生产的商品交换的倾向，它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些重大政策界限做出明确规定，认为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会议做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提出，要注意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发展的客观法则，一方面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则要压缩空气，反对浮夸。会议对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高指标做了较大幅度压缩。尽管压缩后的指标仍然吓人，但毕竟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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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做出了一项特别引人注目的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决定稿是经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的。他增加的内容不多，有三点：这个建议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应向党内外干部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而不致有所误解。
   
    他在南宁会议上曾经提出的这个设想，今天终于获得结果。12月18日，《人民日报》将这项决议公诸于众。
   
    尽管一篇《张鲁传》再次引发了毛泽东对人民公社运动和共产主义的诸多感慨和不尽向往，但“纠左”的许多迹象，确使党内许多曾为高指标和浮夸风焦虑不安的人轻舒了一口气。
   
    八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往广州小憩，借此一洗这一年马不停蹄的疲倦。难得有这份闲心，他通览了自己几十年的诗词作品，并对评论界一直争议未决的地方一一注解说明，意在以“谢注家，兼谢读者”。
   
    几十年征战，往事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再起硝烟。
   
    曾经沧海，哪一片是可耕的桑田?
   
    毛泽东在思索。
   
    12月30日，毛泽东从广州返回北京。1959年的元旦即将到来。
   
    谁也不会料到，1959年，中国的历史将再一次极富戏剧性地拐个大弯。
   
    文章摘自《毛泽东在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