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社会的故事

叛爷888

香港，是受黑社会组织侵染最久，影响最深的中国城市。


香港黑社会组织在一百多年历史中，搅动过香港风云，干涉过历史走向，期间有酒，有歌，有刀枪，有血泪，发生过很多故事。

1：我们不一样


按照我国《刑法》，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被定义为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的较稳定的犯罪组织，通过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什么我们只称“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而不直接说“黑社会组织”呢？难道是出于某种原因不敢承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国内地所谓“黑社会性质”的团团伙伙，跟香港黑社会组织比起来，就像小乞丐遇上丐帮帮主，连颗葱都算不上，实在没好意思给他们戴上“黑社会组织”的高帽！


即使与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组织相比，香港黑社会组织也是不一样的：


他们都以“洪门”道统自居。香港黑社会组织与“洪门”渊源甚深，也往往自称“三合会”，在堂口名称、职司等级、入门程序、手势暗语等方面也大多沿袭“洪门”旧俗。


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香港黑社会组织与香港历史相伴相生，也随着香港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少老牌社团至今已有过百年历史。


他们与政治纠缠不清。香港黑社会组织以香港为平台，深刻参与了中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史，与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纠缠牵扯，沦陷其中。


他们被官方专门针对。执法方面，香港警务处内设机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通常称“O记”），专门应对香港黑社会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立法方面，香港现行《社团条例》明文规定：任何人如属“三合会”成员，或以“三合会”成员的身份行事，或自称或声称是“三合会”成员，或参加“三合会”的集会，或向“三合会”社团付款或给予援助、保管、控制或被发现管有属于“三合会”社会或“三合会”社会社团任何分支机构的薄册、账目、字据、成员名单、印旗、旗帜或徽章者即属三合会犯罪，可谓世界上针对黑社会组织的最严法律。


在时间维度上，香港黑社会组织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也不一样。通常认为，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香港开埠至中国内地解放前；中国内地解放至香港廉政公署成立；香港廉政公署成立至香港回归前以及香港回归以后。


2018年11月7日，香港尖沙咀大街小巷一夜之间贴满这样的白纸：






你以为是警方的通缉令或者是“港独”分子的大字报？错，这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内讧！于是又问，按照固有的印象，黑社会开战不应该是大队人马、刀枪相对吗？错，他们只是不一样了。


2：洪门传说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具有鲜明的政治标签和民族外衣，自然不会被满清统治者写入正史。实际上，洪门的故事多见于野史以及洪门内部的口口相传，真实性难以考证，但是这并不能掩盖洪门的传奇色彩。


洪门起源的确切时间众说纷纭，据有识之士考证，其势力最庞大、活动范围最广泛的年代应该是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洪门建立者是一班明朝遗老，矢志恢复汉族江山。依靠洪门支持发起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很难说没有受此影响。


五祖


满清立国后，反清人士为免受蓄辫的羞辱，不少投身空门，一方面藏匿行踪，另一方面借机吸纳志同道合之辈。雍正十一年，清军围攻密谋造反的福建少林寺，屠戮僧众后纵火焚烧寺院，仅有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等五人逃脱，后来被洪门奉为“前五祖”。


“前五祖”突围过程中，得到吴天成、方惠成、张敬之、杨仗佑、林大江等五人掩护、协助，才得以成功逃往广东，因此该五人被洪门奉为“中五祖”。


“前五祖”辗转抵达位于广东惠州的宝珠寺，得到该寺僧人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等五人的接应和安置，后来该五人被洪门奉为“后五祖”。


姑嫂坟


“前五祖”等人入宝珠寺不久，就被追踪而至的清军包围，一番血战后再度突围，逃往江西，随后又转往湖北，一路联络各反清势力。


在湖北襄阳，“前五祖”等人联络上因反清被杀的郑君达之妻郭秀英和妹妹郑玉兰，并相约前往位于襄阳城东丁山的郑君达墓前拜祭，不料为清军获悉，再遭围困。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郭秀英、郑玉兰姑嫂二人主动承担起吸引敌人主力、掩护众人突围的重任，最终双双投河自尽，壮烈牺牲。


郭、郑二人遗体后被船户收殓，葬于附近村落，并立“姑嫂庙”以为纪念。二人事迹在洪门内广为流传，洪门入门仪式中“过五关”之一的“姑嫂坟”即源于此典故。


红花亭


“前五祖”等人逃亡途中，被万云山万云寺主持万云龙收留，在此结识著名反清人士“白鹤真人”陈近南。洪门传说中的陈近南与明郑政权的陈近南是否同一人，已无法考证，但是其文武双全、运筹帷幄受到公认，所谓“平生不识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绝对不是空话。


在一次次失败后，陈近南等人深感反清力量分散，难以扭转乾坤，决心推举共主，一统各方反清势力，并派人赴全国各省府县，广发告帖，约期共议。


于是，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来自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各方反清头目两千余人，齐聚万云山附近“红花亭”，成立反清组织。众人以聚义地为“红花亭”、聚义时刻为丑时且天现红光，而“红”与“洪”同音，遂将组织称为“洪门”，推举陈近南为香主；而且由于“洪”字拆开后为“三八二十一”，遂将这五个数字作为“洪门”暗记。洪门史称“红花亭聚义”。


至此，至今已有三百年历史的“洪门”正式出现！




3：洪门演变


洪门成立之初，兵强马壮，实力大增，于是高举义旗，攻城略地，成功控制襄阳周边府县，并威胁中原腹地。但是其后屡战屡败，退无可退，以致星散，不得不转趋地下，逐渐发展成各地江湖势力，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形形色色黑社会组织的源头。


襄阳败


“红花亭聚义”后，陈近南等人谋划武装起义，散尽家财招兵买马，一时形成声势。清雍正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洪门以陈近南为主帅、苏洪光为先锋，挥军直指武昌，可惜被清朝名将于成龙所败，不得已退守襄阳。


洪门军在襄阳坚守长达三个月，直至兵穷粮尽，才考虑突围。然而，怎么突围？从哪里突围？突围之后去往何处？突围后洪门如何联络？今后洪门发展方向是什么？诸多困难、问题待解。


值此危机关头，洪门众人并未丧失斗志，经商议后决定分五路突围，并由陈近南赋诗一首，以作今后联络之用，诗云：

五人分开一首诗  身上洪英无人知
此事传与众兄弟  后来相会团圆时


备注：事件不一定是史实，但是这首诗在洪门影响深远，洪门早期文件中基本都会出现。


高溪兴


洪门军突围后，相继集中到位于广东惠州的高溪庙蛰伏，多年后老一辈先后凋零，继任香主的苏洪光也忽然病逝。


但是，停尸两日、即将发丧的苏洪光却突然苏醒，被洪门众人奉为神迹，随之在洪门组织内广泛传播，被喻为洪门中兴之兆。于是苏洪光改名为“天佑洪”，并另称洪门为“三合会”，即以天为父、日为兄弟、月为姊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合”之意。


清乾隆初年，“天佑洪”率洪门军北伐，一路奏凯，直逼四川，兵势极盛。为此，清军派出符四、田七二人赴洪门军卧底，使其引导洪门军进入埋伏圈，伺机全歼。“天佑洪”赏识二人才干，封二人为“副军师”，协助领军，不幸中计入伏。此役洪门军大败，“天佑洪”重伤不治，余部退守白虎山。从此，洪门再无力组织起大军，武装起义之路就此断绝。


因此次失利，洪门对朝廷卧底深恶痛绝，并因而禁用四、七两个数字。


江湖散


洪门余部在清军围攻之下，四处转战不力，不得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虽然组织及成员星散，但是洪门“反清复明”之志始终未改，反而口口相嘱，代代相传。在此过程中，洪门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职司等级、仪式礼节、诗歌暗语等，传承至今。


清朝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极大打击了南方各省基层政权，深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为洪门的再次发展创造了条件。“太平天国”后至清光绪年间，洪门势力已遍及广东、广西、福建、云南、湖南、湖北、贵州、四川、江西、浙江、江苏、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份，山头堂口达三十多个。


随着清朝统治日薄西山，洪门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反而蜕变为黑社会组织，称霸一方。民国时期，洪门组织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天然盟友，多行为虎作伥之事，致解放后在内地被扫荡一空。


在洪门传说中，前期的洪门历史与史实有诸多矛盾之处，多处人物、事件存疑，但是洪门这一组织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洪门传说为洪门后人所编，既缺乏文字记载，又非官方组织，无需为历史负责，纵有拼接、杜撰之事也无可厚非。总之，一个能存在三百年的组织，肯定是有生命力的。


4：洪门架构


洪门传说虽有演义成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固定的职司等级、仪式礼节等，其组织架构也得以成型，从而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执行力，这也是洪门一再兴盛和传承不断的根本原因。


洪门供奉人物


始祖：殷洪盛、傅山、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五祖：“文宗”史可法、“武宗”郑成功、“宣宗”陈近南、“达宗”万云龙、“威宗”苏洪光


前五祖：蔡德忠、方大洪、胡德帝、马超兴、李式开


中五祖：杨仗佑、方惠威、吴天成、林大江、张敬之


后五祖：李式地、洪太岁、吴天佑、林永超、姚必达


五义：郑君达、谢邦恒、黄昌成、吴廷贵、周洪英


五杰：郑道德、郑道芳、韩龙、韩虎、李昌国


三英：郭秀英、郑玉兰、钟文君


军师：“男军师”史鉴明、“女军师”关玉英


洪门组织体系


领导层：


山主，又称“龙头大爷”或者“香主”；


副山主，又称“副龙头”或者“副香主”；


护印，又称“护印大爷”；


护剑，又称“护剑大爷”。


内八堂：


香长，又称“军师”；


坐堂，又称“左相”；


盟证，又称“中堂”；


陪堂，又称“右相”；


管堂，又称“总阁”；


执堂，又称“尚书”；


礼堂，又称“东阁”；


刑堂，又称“西阁”。


外八堂：


心腹，又称“京内军师”或者“心腹大爷”；


圣贤，又称“京外军师”或者“圣贤二爷”；


当家，又称“当家三爷”或者“桓侯”；


管家，又称“红旗五爷”；


花官，又称“巡风”；


贤牌，又称“守山”；


江口，又称“检口”；


公满，又称“老幺”。


进入民国时期，洪门组织大半已沦为江湖势力，成员多为社会底层，于是将文气十足而又层级繁多的职司等级进行简化，只分为“香主”、“二哥”、“三哥”、“四姐”、“五哥”、“六哥”、“七妹”、“八哥”、“九哥”和“老幺”十个等级，其中“四姐”又称“金凤”，“七妹”又称“银凤”，均为女性。


5：第一个黑社会组织诞生


香港黑社会组织与洪门有着极深的渊源，甫一诞生即打上了洪门烙印，其早期、中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洪门的影响，甚至是参与。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香港是一片未开发之地，基本没有商业活动，只有少量前往广州的商船在此临时停泊。被割让给英国后，香港正式开埠，大大小小的进出口商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并带动了运输业、制造业等行业的发展，商业活动逐渐兴盛起来。


英国政府对香港十分重视，但是对治安问题关注不够、投入不足，仅让英军担任兼职警察，而且偏重于保护英国政府和英国人的利益，对中国人中间发生的纠纷和治安案件基本不闻不问，导致香港治安状况极为混乱。


十九世纪末期，随着香港的发展及繁荣，不少周边居民远涉香港谋生，大多数从事码头搬运工、市场摊贩等底层职业。升斗小民生存不易，又聚集在上环和湾仔这等狭窄之地群居，各种争地盘、抢生意的争斗不断，经常酿成流血冲突。而英国官方又不出面制止，于是私争乱斗愈演愈烈。


一个原籍广东东莞的市场摊贩，绰号叫“卖鱼祥”，从广州来到香港，好不容易才在市场站稳脚跟，但是仍然要面对无休止的竞争和拼斗，受伤之余也深感疲惫和无奈。


“卖鱼祥”在广州时就参加过当地的洪门组织，曾经历过与众兄弟一起打江山的激情岁月，也没少干守护地盘、收保护费的勾当。“卖鱼祥”在绝望之中灵机之闪，何不把广州的经验在香港复制？


“卖鱼祥”迅速行动起来，逐一拜访市场里的摊贩，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居然大获成功，被众人推举为头领，共商大计。于是“卖鱼祥”顺势成立“洪胜会”，订立章程，凝聚力量，众人约定内禁私斗、外抗入侵、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香港第一个黑社会组织就此诞生！


“洪胜会”成立后，市场面貌焕然一新，秩序井然有序，既排除了内部的恶性竞争，又顶住了外来者的插足，摊贩们个个有工开、人人有钱赚，惹得外人眼红不已。于是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纷纷效仿，以行业或者地区为界，短时间内成立了大大小小十多个黑社会组织。香港历史由此增添了不一样的颜色。


从香港黑社会组织的诞生过程不难看出，黑社会组织形成发展离不开以下条件：


根植于基层市井。有人的地方才有江湖，而江湖势力往往起于底层、压迫底层。


源起于逐利本能。团结就是力量，组织化的逐利行为更加有力和有效。


成长于治安管控薄弱地带。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才会滋长黑暗，官方的不作为甚至乱作为为地下势力提供了生存空间。


6：第一次洪门大会


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原有的中国式社会管理体系被打破，而港英当局又未及时建立起有效的管控机制和专门力量，导致香港治安空前混乱。


港英当局最初利用英军来维持香港治安，本来就面临力量过于集中、处事不够专业等问题，还需应对英军随时被抽调参与对清战争的窘境，为此，香港首任最高治安官“维多利亚裁判司”威廉坚于1842年招募了28名警察，但是其中25人是印度籍，没有一名中国人，而且都是不值夜班的“日班警察”。


显然这点治安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港英当局遂于1843年6月27日成立治安委员会，选任香港本地名流为委员，即为所谓的“太平绅士”。其后又划定四环九约，设立更练制度，引入民防力量，但是维持治安的效果仍然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出现正好顺应了居民联防自保的需求，偶然中也有必然。但是黑社会组织维护的只是自身的利益，当向外争夺利益时则将个人争斗演变为团伙冲突，规模扩大而且更加血腥。据说，香港黑社会组织成立之后，彼此之间曾发生近十次大械斗，血流成河，命案频出。


黑社会组织的出现非但没有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反而使争斗之势更加恶化，明显不符合大家的利益，因此建立解决纠纷的机制显得必要和迫切。这时，一个传奇人物，发起了一场深刻影响香港黑社会组织发展的大事件―—第一次洪门大会。


“黑骨仁”，当时为香港黑社会组织“义勇堂”（后称“和勇义”）主事人，原为广东洪门组织“天宝山”“碧血堂”的“红旗五哥”。“黑骨仁”与第一个成立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卖鱼祥”一样，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只留下绰号，与香港黑社会组织的传统是相符的。有传说一个名为赖忠的人组织召开洪门大会，根据其经历判断，应非“黑骨仁”。“黑骨仁”的故事系香港黑社会组织内部流传下来，且有“开山文件”记载，应更为可信。


“黑骨仁”有感于初期的香港黑社会组织既无帮规戒律，又无职位等级，组织性差，凝聚力弱，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于1909年召集所有黑社会组织，召开第一次洪门大会。


会上，“黑骨仁”向与会人众介绍了洪门的组织体系和行事规则，提倡以和为贵，提出三大准则：一是和平共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二是和平谈判解决纠纷摩擦，非不得已不得诉诸武力；三是不论何事，不管何人，不得惊动官府；提议所有组织名称冠以“和”字，如“洪胜会”改称“和洪胜”；建议设立内部规矩和仪式。上述意见均得到一致认同和实施。


第一次洪门大会为香港黑社会组织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道路，奠立了基础，大大促进了其发展壮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是此次大会由此与洪门建立起联系，为解放后内地洪门残余势力进驻香港埋下了伏笔。


备注：1、四环九约：1857年港英当局中央警署成立后，将管治内的香港岛划分为五个区，即上环、中环、下环、西环（统称为“四环”）及山顶区，四环内又分为九个小段，称为“九约”。


2、更练制度：更练原为清政府时期的地方地主武装，港英当局为维持治安，并未取缔，但是因其在管理上存在不少问题，为此设立团防局，统筹华人治安力量。团防局下设四环更练，人员分七个等级，自备武器，自筹经费。英国租借新界后，港英当局管理地域和人口都大幅增加，治安管控难度更大，更练制度已不合时宜。随着警察学堂设立，警察队伍日益专业化，更练制度旋即被废止。

7：职司等级


没有组织力，就没有战斗力。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打杀、竞争的血泪史，战斗力不强注定被淘汰，悠远长存的字头屈指可数，绝大多数则要么被取代、要么被覆灭。


职司等级是组织体系的核心内容。香港黑社会组织职司等级参照洪门，等级分明，有文有武，整体分为“香主”、“二路元帅”、“红棍”、“白纸扇”、“草鞋”、“四九”六级，另有为数不少的“挂蓝灯笼”。


“香主”，又名“四八九”，或称二十一底份。四、八、九相加等于二十一，与“洪”字右上部分相应，代表最高等级，也称“大路元帅”。“香主”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同一字头所有堂口（“字头”和“堂口”将在后文讲到）的领导者，地位崇高。


“二路元帅”，又名“四三八”，或称十五底份。三、八分别为“洪”字的左边和右下部分，四、三、八相加等于十五。“二路元帅”为先锋之意，多数为各个堂口的“坐馆”，也有资历深的元老，因此每个堂口至少有一名以上的“二路元帅”。


“红棍”，又名“四二六”，或称十二底份。四、二、六相加等于十二；四乘以二十六，再加四，等于一百零八，暗合宋朝时梁山好汉之数。“红棍”也称“流投哥”，负责主持对外打斗行动，是堂口的“打手领带”，属于武将。


“白纸扇”，又名“四一五”，或称十底份。四、一、五相加等于十；四乘以十五，再加四等于六十四，暗合“六十四卦”，有天地变幻、预测无穷之意。“白纸扇”也称“披二哥”，专门负责谋略策划，是堂口的军师，属于文职。


“草鞋”，又名“四三二”，或称九底份。四乘以三十二，等于一百三十二，暗合少林寺一百二十八僧众加上郑君达等四人。“草鞋”又称“汪枝”，专门负责联络通信，属于武将。


“四九”，又“四九仔”。四乘以九等于三十六，暗合三十六天罡之意。“四九”是经过洪门仪式、办理正式手续加入黑社会组织的普通成员，除非有十年以上资历，并获得“坐馆”或者“揸数”许可，不得参与“会务”。


“挂蓝灯笼”，是没有经过洪门传统仪式加入黑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成员，多为被正式成员收为“门生”的“临时会员”。


与洪门相比，香港黑社会组织职司等级明显减少，那么问题来了：以洪门自居的香港黑社会组织为什么改变洪门传统呢？其实不难理解。相对来说，层级越少，指挥的效率越高，减少层级后，当黑社会组织面临与其他派系的争斗时将占据优势。还有，爬到黑社会的高层就是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而社团成员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第二天就能当老大，谁愿意一层一层的熬资历呢？

8：黑社会也讲民主


在香港黑社会组织内部，职司越高，能掌握的资源、可调动的人马就越多，自然赚的钱也更多，而这才是关键。加入黑社会，最初一半求财，混口饭吃，另一半则求名，以获得江湖地位为荣，最终目的则为求财，赚钱越多越好。这是香港黑社会的现实，也是香港社会扭曲价值观的写照。


香港黑社会组织司等级共分六级，实际上是针对字头而言，具体到字头所属的各个堂口，领导层则分别为坐馆、揸数和执事。坐馆统领堂口大小事务，相当于部门或者分公司的“一把手”；揸数负责管理堂口经费支出和保管会员名册，位高权重，是个“肥缺”；执事则负责执行具体事务，权力也不小。


“香主”、“红棍”、“白纸扇”等职司等级与坐馆、揸数等称谓，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如果类比行政机关的话，职司等级相关于级别，坐馆等属于职务。要成为坐馆必须具有“红棍”身份，而揸数则非“白纸扇”不能担任。


担任香港黑社会组织的“香主”、“坐馆”、“揸数”等领导职务有很多好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与外界的设想相反，并非人多、钱多就能当老大，他们都是民主产生的，而且还有任期限制，一般为三年！


“香主”由字头内所有堂口的坐馆，以及往届“香主”共同选举产生。选举程序与民主集中制较为类似，先由与会一人提名某人，其他人若无异议则某人当选；如有其他人提出异议，则提名另一人，直到所有人通过为止。


坐馆与揸数的选举程序稍有不同。人选均由现任坐馆提出，如无异议则通过，如有异议则继续提名，直至通过为止。现任坐馆如获帮众充分认可，也可留任，甚至连任数届。


在特殊情况下，选举不能正常进行，可能出现领导者空缺。如某义字派大堂口坐馆突然病逝，其继任人选因竞争激烈而一度难产。


香港黑社会组织的职司等级一旦上去，就成为“终身职务”。此规定虽然可以稳定社团，但是也会堵塞能力突出者的上位通道。为此，又设置了所谓“平地一声雷”的规例，破格提拔有特殊贡献的帮众。


上世纪二十年代，原本籍籍无名的“和安乐”出现一名天才人物，在其组织指挥下数年之间一跃成为香港最大的黑社会堂口，这个人名叫温贵。温贵本来只是一名“四九仔”，一次“和安乐”与“和胜堂”发生流血冲突时，在当时的大观酒楼设下埋伏，又虚张声势瓦解了对方斗志，从而一举击溃对方主力，使“和安乐”整个占领当时九龙最繁华的油麻地。温贵因此大功，被时任“香主”大开香堂，施行“平地一身雷”仪式，从“四九仔”直接升为“白纸扇”，并进而担任堂口“揸数”，后来为堂口的发展壮大又立下无数奇功。

9：九大字派


香港黑社会组织规模庞大，成员众多，这是世所共知的事实。但是规模到底有多大，成员到底有多少，则莫衷一是。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外界对香港黑社会组织内部情况知之甚少，甚至连社团高级成员也难以了解全部；另一方面，香港黑社会组织在不同阶段，社团数量和成员都是不断变动的。


一般而言，警方和香港黑社会组织内部都是以字派进行划分的。所谓字派，就是香港黑社会组织按照渊源，参照洪门规矩建立的“山头”。字派下面的分支就是堂口。


早期的香港黑社会组织竞争激烈，利益争夺凶狠而又血腥，一些黑社会组织为增强实力、一致对外进行结盟，从而联合产生了字派，当然也有黑社会组织出于生存发展需要，主动加入字派。成立字派后，各堂口在其名称上冠以字头，以显示其归属。如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和安乐”，在未入和字派之前，称为“安乐堂”。


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早期的字派“香主”为下属各堂口共主，地位崇高，权力极大，但是随着各堂口实力膨胀，特别是个别堂口在竞争中胜出，拥有超群实力后，字派对堂口的约束也趋于弱化。


关于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字派，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字派有十七个，堂口仅四十多个；另一种说法是有九大字派，堂口达两百多个。从香港黑社会组织的对外称谓来看，九大字派的说法应当更为准确。


香港黑社会九大字派分别是和字派、义字派、全字派、同字派、东字派、联字派、广字派、粤东派、14K派。九大字派成立时间有先有后，堂口数量有多有寡，其中成立时间最早、堂口数量最多的是全字派，但是成立时间和堂口数量仅次于全字派的和字派，成员数量却最多。


香港黑社会组织成员数量具体有多少，没人说得清。一来各堂口花名册由“揸数”保管，概不对外展示，外界无从得知；二来属于外围成员的“挂蓝灯笼”不入名册，而数量又更为庞大，难以计数；再者不同阶段黑社会组织成员数量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如香港回归后，随着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以及政府加大管控力度，黑社会组织再难以招收年轻人，使其成员数量相对减少。


据估计，在香港黑社会组织最活跃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黑社会组织成员超过二十万人，占香港人口的比重超过百分之五，相当于香港每二十个人之中就有一个黑社会分子。这个人口占比在全世界成熟政体中应该无出其右，实在叹为观止。


10：和字派


和字派是香港最大的黑社会字派，创立于1908年，早期有36个分支，现已发展到40多个，控制的势力范围遍及全港，共有成员约8万人。


和字派早期36个分支分别为和合桃、和共和、和利和、和兴祥、和全胜、和群乐、和记新公司、和义堂、和勇义、和胜堂、和英群、和利群、和胜乐、和顺乐、和安祥、和义祥、和英、和义平、和胜和、和友和、和一乐、和鸿胜、和安乐、和义胜、和利庐、和义庆、和鸿胜、十八子、和正乐、和义和、和平乐、和义乐、和中央党、和冈胜、和立胜、和群胜。


和字派堂口众多，其中不少是从其他堂口分立出来的。如和利和原为和共和支系，和冈胜是由和记新公司分出来，十八子是由和群乐分出来，和群胜是由和合桃分出来。


和字派不少堂口与其他黑社会组织一样，由同一职业、同一籍贯或者同一团体结合演变而来。如和胜堂由正街一带赌档员工联合而成，和义祥成员多为红磡船坞工人，和义平成员多为油麻地鸡鸭档工人，和兴祥成员多为广东潮州人，和利庐则由原利庐国术社演化。


和字派各堂口之间实力相差极大，大的堂口如和胜和、和安乐，成员超过万人，而小的堂口甚至只有数十名成员；少数堂口还有支系，如和勇义有8个支系。


和合桃，又有称“和合图”，系和字派历史最悠久的堂口，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相传组织召开第一次洪门大会、绰号“盲忠”的赖忠，最早的地盘在西营盘，后来逐步扩展到九龙、荃湾等地。


和胜和，目前和字派实力最庞大的堂口，有十六友、二十六友等支系，成员总数超过3万人。和胜和成立于1924年至1926年，最早的地盘在深水埗，后来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九龙仔、旺角、油麻地、元朗、荃湾等地。


和安乐，一度是全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因领导和积极参与日军占领香港前夕烧杀抢掠事件以及五六大暴动而臭名昭著。目前，外界对“和安乐”可能已没有多少记忆，反而对其别称“水房”则熟悉得多。和安乐成立时以香港土瓜湾木厂街安乐汽水房为总部，初名“汽水”，后又名“水房”，随着其实力扩张而广为人知。和安乐是由二十四名和字派各分支成员联合创立，最早在旺角地区活动，近年来已经深入到油麻地、深水埗、元朗、柴湾、铜锣湾等地。

11：义字派


义字派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又一个人数较多、实力庞大的字派，堂口虽然不多，但是人数比和字派也差不了多少。由于成员多以广东潮汕人为主，义字派又被归为“潮帮”。


义字派溯及历史渊源，则时间极久。早于1886年，义字派母体“义安工商总会”即已成立，但是其以经商为主，并不算作黑社会组织，至和字派成立时仍未进行黑社会活动，因此在和字派面前仍属后辈。


义字派最早的堂口名为福义兴，其间经历新义安出现以及内部分分合合，堂口数量约有十五个，分别是福义兴、侨港海陆丰工人工会、新福义、新义兴、义群、新义安、高胜堂、忠信堂、敬义、忠义、潮光社、潮联义、中秋月等。目前，义字派最大的两个堂口是福义兴和新义安。


福义兴，由“福义工商总会”分出，传说其专为福建洪门组织“万宝山”在香港筹集经费，后逐渐变成黑社会组织。福义兴在主字派历史最为悠久，一度在义字派中势力最大，占据香港土瓜湾至九龙城地区的广大地盘，成员达到两万人。最初成员并无明显的地域特征，后由潮州籍成员逐渐主导，但是解放后部分潮州籍成员转往新义安，而大量逃港的惠州籍客家成员加入其中，使其“潮帮”色彩淡化。


新义安，原名“义安”，后由1947年国民党少将向前将其改组，称为新义安。新义安传统地盘是香港铜锣湾至筲箕湾地区，随着实力增强，势力范围遍及全港，甚至在欧洲、北美、澳州、东南亚等地都有其分支，成员达10万人，成为与和胜和、14K并列的香港三个最大的黑社会组织之一。新义安在香港属于外来社团，以组织严密、能征善战打出名声和地盘，鼎盛时有“五虎十杰”，威震香港黑道圈。虽然向前于1953年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但是新义安奉向家人为主的世袭制被延续下来。


12：14K派


14K派能够成为香港黑社会组织中独立的字派，是因为其是作为一个洪门山头整体搬迁到香港的。14K原为内地洪门组织“洪发山忠义堂”，于1937年由国民党陆军少将葛肇煌在广州成立。因其总部在广州市宝华路十四号，因此又名14K，此后也因此名而名震香港及海外华人圈。


1948年9月，14K在广州召开华南地区联合大会，扩编为十八个组。广州解放前夕，葛肇煌带领14K各堂主等骨干逃至香港，不久后葛肇煌又率部分人员逃往台湾，留港的14K成员则开始在香港抢占地盘。


14K公开宣称国民党是其靠山，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是也因此与香港本土黑社会组织格格不入，加上其作风极其强势，双方势同水火、冲突不断、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势下，14K分裂成两派：一派以国民党旧军人为主，主张政治为先，将香港视为暂时的落脚点；另一派以逃港的实力派人物为主，主张就地发展，立足香港扩充势力。


1952年，为弥合分歧，葛肇煌专程从台湾返回香港，授意在港人物李国兴、钟发川等，广收门徒，扩大组织，确立了扎根香港的方针。从此，14K在香港日益壮大，逐渐成为香港最大的外来黑社会组织。


14K势力发展迅速，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有包括“挂蓝灯笼”在内的正式及外围成员达八万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14K又逐步将势力扩展到欧美各国的唐人街及东南亚各地。有传说称，14K现有成员已超过二十万人。14K成员中不乏广为人知的人物，如香港武打明星陈惠敏、高调接受媒体采访的“胡须勇”潘志勇、炸毁澳门葡督专车的“崩牙驹”尹国驹。


14K内部分支众多，但是最具实力的仍是十八组，分别是第一组德字头、第二组践字头、第三组践字头、第四组孝字头、第五组仁字头、第六组爱字头、第七组信字头、第八组义字头、第九组和字头、第十组平字头、第十一组礼字头、第十二组廉字头、第十三组坚字头、第十四组毅字头、第十五组勇字头、第十六组俊字头、第十七组洁字头、第十八组诚字头。


14K能快速在香港站稳脚跟，并以强龙力压地头蛇之势崛起为香港三大黑社会组织之一，与国民党在其成长期提供强大的人力、财力、武器等支持分不开，也因此一度在国民党授意下从事扰乱香港、破坏秩序的不法活动。如1956年香港黑社会大暴动，14K是主要参与者之一，在港英政府事后发表的“九龙及荃湾报告书”中，将14K定性为“亲国民党半官方的地下组织”。在自身羽翼渐丰及国民党在台湾失势后，14K才逐步淡化政治背景，成为彻底的黑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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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一次膨胀


黑社会的“黑”是相对于合法政府的“白”而言的，它们是社会的一体两面，当一方弱势时必然迎来另一方的兴起，因此黑社会的大发展往往离不开合法政府的管控薄弱。


香港从被割让开始，就一直是一个政治上特殊的地区。英国政府管治时期，中国内地政权，不管是大清，民国还是解放后，都没有放弃对香港的介入，这在客观上削弱了英国政府对香港的统治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黑社会组织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以致成为一个巨型“毒瘤”，严重影响了香港乃至华人地区的社会治安。


一般认为，香港黑社会组织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势力膨胀，肇起于“五卅运动”中的省港大罢工。1925年5月，英国政府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引发全国人民一致声讨。在香港，邓中夏、苏兆征等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决议总罢工。各界学生也随之响应举行罢课，商人纷纷罢市。这是香港自开埠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增强了香港人的民族意识，显示了中国人团结的力量，正面意义极为重大。但是任何事情有利有弊，省港大罢工其中一个负资产就是香港黑社会组织乘势而起，获得空前发展。


省港大罢工一起，香港迅速陷入混乱，百业凋敝，一片萧条。港英政府焦头乱额，疲于应对，也甚感惶恐，极力镇压，根本无力也无意顾及民生。但是人总是要生活的，当港英政府退出的时候，已经积攒一定实力的香港各黑社会组织纷纷粉墨登场，担起送水送米、看场护院的职司。


看起来，香港黑社会组织是在做好事，值得大唱赞歌，但是他们本质上是无利不起早的，黑社会组织从来不是锄强扶弱的英雄，更不可能是一心为民的善人。送水送米是要收费的，除了货款，还得另收“服务费”。有不法之徒见有利可图，干脆干起了强买强卖的勾当，甚至劫掠偷盗也是常有之事。市民自己去提水买米？不行，乖乖滚回家等着接受“恩赐”吧。送上门的柴米油盐可以不要吗？不行，怎么能让大爷白跑一趟呢。看场护院的费用先欠着？不行，以物抵数总是天理吧。至于是自己取来双手奉上还是大爷自行取之，有差别吗？而人去楼空的所在，那不就是大爷自家？住一下房子还不是为人增添人气？用一下、拿一下东西还不是为人物尽其用？


港英政府彻底缺位，让香港黑社会组织在普遍百姓面前尽显实力和威风，使普遍百姓深感无力和无奈。于是有一些人，出于或者羡慕黑社会的威风，或者使家人获得庇护，或者看作是赚钱的门路，等等情由，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黑社会组织。而与此同时，香港各社会组织也靠“罢工财”，纷纷招兵买马、抢地购枪，实力较之前壮大得多。


早期的香港黑社会组织，深深扎根于底层，用欺凌、压迫榨取底层群众的血汗来发展自身，这是他们的原罪，也是无法抹除的“恶”的标签。


14：五六大暴动


香港在一百五十年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国际大都市，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要知道，这一百五十年，是中国风云迭荡的近代史，社会动乱、政治变迁层出不穷，与之命运相牵的香港难免祸福相依；而香港自身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乱到治的涅槃，社会的构建重塑、文化的整合传承、经济的腾飞发展，都可以编写成丰富而生动的史诗。


香港黑社会组织在香港传奇中绝对能留下鲜明的印记，他们的神秘、暴力、强大，让容易被历史忽视的市井不再单调和黯淡；他们在历史上参与或者制造的社会事件，不易遗忘，也不应遗忘，其中包括五六大暴动。


1956年10月10日至16日，香港九龙发生一起严重的社会暴乱，暴徒到处抢劫、杀人、强奸、纵火，让香港市民仿佛回到日军攻陷香港的那个恐怖之夜。这次暴动造成“杀伤之多、焚掠之惨、波及之广、为害之大，为香港开埠以来所仅见”。事后查明，这是一起由港英政府包庇纵容、台湾国民党政府幕后策划指挥、香港黑社会组织具体实施的严重暴力事件。


在被大财阀控制前，香港有着悠久的左派传统，市民一向同情、支持革命。解放前，一大批左派政客、文人聚集香港，他们的政治态度影响了不少市民。反观国民党，在香港则毫无群众基础，这种状况直到解放后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逃港才有所改变。尤为重要的是，部分国民党要员凭强大的财力、物力和组织力，短时间内建立了14K、新义安等实力强大的黑社会组织。1956年的香港，国共两党在此呈对峙局面，共产党有支持者，而国民党有钱有枪，还有实施暴力的经验，它露出獠牙只需要一点火星。此为事件的背景。


五六大暴动的起因，只是一件撕除“双十”标语的小事。1956年10月10日上午九时许，香港九龙李郑屋村徙置区官员办事处一名职员，见该区G座徙置大厦五楼及五楼中间的厕所外墙，均有违规张贴的“双十”标语，遂要求居民自行除去，但是无人理会。于是，这名负责任的职员自己上前将标语撕除。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一群存心闹事之徒迅速包围办事处，提出恢复标语，增加蒋介石像、青天白日旗等布置，当众鞠躬道歉及登报道歉等非分要求。该职员迫于无奈，答应了闹事者贴回标语和购置爆竹燃放的要求，但是闹事者仍不满足，对其进行追打，继而以汽水瓶、石块等攻击护送其离开的警察。办事处其他职员见此情形，极为恐怖，纷纷要求警察护送离去，现场一时警力空虚。一众闹事者将办事处及警方的软弱瞧在眼里，士气大振，趁此机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纵火将办事处烧毁。至此，事件暴力程度升级。


然而，港英当局的息事宁人并没有让事件降温，反而给了暴力分子错误的暗示，随后更大的暴力将随着黑夜的来临而逐渐拉开黑幕。


五六大暴动期间，普遍市民看到的是暴徒横扫九龙，四处打砸、纵火、抢劫、强奸、伤人，无法无天，而警察四处围追堵截、救人救火，无日无息，疲于应付。九龙仿佛又回到了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之夜，再次经历“黑色圣诞日”的黑社会大劫掠。他们看不到的是，五六大暴动只不过是经验丰富的国民党“军统”指挥香港黑社会组织进行的一场小小的战术行动。


台湾国民党特务从一开始就鼓动香港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极参与。事后查明，1956年10月10日白天发生的李郑屋村徙置区“双十”标语事件中，带头闹事和攻击警察的有10名“十四K”成员和5名“和胜和”成员，暴动平息后其中“十四K”的“肥佬林”、“大鼻登”和“和胜和”的“大傻球”3人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而负责现场指挥的则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隶属于“中统”）驻港特务头目。


事件在官方力量妥协后，本应趋于平息，但是为什么在当天入夜及其后几天内演变成席卷全九龙的一场大暴动呢？这当然离不开台湾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策划、指挥、推动。实际上，在港发动大事件打击香港左派力量、进而敲打与新中国走近的英国政府，是台湾国民党的既定部署，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李郑屋村事件发生后，台湾国民党“军统”特务迅速从“中统”手中接管了主导权，立即召集黑社会人马，研究计划，发出号令，扩大事态。


为迷惑和疲弊香港警方，台湾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人员于10月10日晚7时许，开始在李郑屋村附近各街道再次聚集。聚集人员摇旗呐喊、堵塞道路、打砸商店，在被警察施放催泪弹予以驱散时，则毫不客气地扔石块进行还击。在警方不得不迅速调集警力严阵以待后，聚集人员却并未有更大的动作，在与警方对峙至次日凌晨4时方始散去。“军统”特务实施的此次行动，成功使香港警方对事态走向的预判出现根本偏差，以为关注重心仍然还是李郑屋村区域，而且事件仍然相对可控，因此在从第二天白天正式开始的大暴动中措手不及、进退失据，全面陷入被动。


与时同时，台湾国民党“军统”特务连夜召集“十四K”各堂香主，部署暴动计划。会议确定：联络方面，“十四K”负责串联全香港各黑社会组织，广泛征召积极分子；目标方面，重点攻击香港左派商店、学校、社团、工会、报馆等；人员编成方面，参与暴动人员由“十四K”5名香主领衔成立5个大队，分别以“孙”、“逸”、“仙”、“先”、“生”5个字命名，各大队根据人数和归属设立小队；指挥策应方面，各大队均编入“军统”特务，负责接受上级指令，指挥现场行动，分别称为“孙君”、“逸君”、“仙君”、“先君”、“生君”，并将指令传达到臂缠白布的各小队联络人；宣传方面，尽量动员学生参与，并赶印青天白日旗、“通行证”等。随后，与会人员领命而去，依计而行。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料想不到，会有那么多黑社会组织成员响应这次做大事，或者说发大财的机会。据悉，参与暴动的除了少量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外，绝大部分都是香港黑社会组织成员，人数竟达三万之众！


从暴动的组织过程以及“成果”来看，五六大暴动无疑是一次成功的战术行动，狠狠扇了港英政府和香港警方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给了香港市民一次血的教训和永远无法抹去的恐怖记忆。但是在战略上，事后台湾国民党势力被驱逐，开始了在香港的退却；香港黑社会组织惨遭法律和行动上的双重反击，逐渐被香港警方压制；香港左派力量得到香港市民的同情和港英政府的补偿，反而实现了长足发展，因此五六大暴动的始作俑们仍然是失败的。


1956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参加五六大暴动的香港黑社会暴徒集结完毕，随后根据台湾国民党“军统”位于长沙湾球场的“临时指挥部”统一指示，按计划开始实施打砸抢烧行动。行动之前，“军统”向各行动大队指定了攻击目标，要求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它们要么是有中共背景或者以出售内地出产物品为主的商店，要么是隶属于左派的工厂、工会、学校、报馆。


暴动最先从青山道开始。暴徒集中攻击了中建百货公司、龙门冰室、南华五金出口厂、益群食品公司等，用暴力破开铁门，然后将货物及钱款抢劫一空，最后纵火焚烧。至下午3时，暴动已蔓延至整个九龙北区及荃湾。位于荔枝角道的明华百货店、位于长沙湾道的广源餐室、位于花园街的香岛中学、位于荃湾的宝星纱厂等均遭到数百暴徒的围攻。


暴动从一开始就充满血腥。暴徒在攻击遇有阻挡时，便强行破门、乱棍相加，全然不顾他人生命。他们还在马路上设置关卡、路障，强制要求过往车辆悬挂青天白日旗或者购买“军统”特务签发的“通行证”，遇有不从，轻则打砸，重则焚车。当日下午4时许，瑞士驻港领事馆副领事恩斯特与夫人乘出租车从九龙前往新界，当行至大埔道时被暴徒要求出示“通行证”，当司机表示未曾购买后，暴徒便将出租车推翻，并淋上汽油焚烧，致司机当场死亡、副领事重伤、副领事夫人重伤不治身亡。据事后统计，截止当日下午5时，暴动中被攻击的单位对象超过300家，造成的人员死伤已超过300人，其中死亡60多人。然而，暴动到晚上仍在持续，暴力程度丝毫未减。


1956年10月11日被称为香港史上最暴力、最血腥的一天。前文已述，香港警方因判断失误，在警力部署上存在严重偏差，从一开始即陷入被动局面，即使调集其他地区警力进入九龙，也只能在局部对暴徒进行驱散，根本无法压制暴动。当日下午3时，港英政府终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召开高层紧急会议，决定发布紧急戒严令，规定从10月11日晚上7时30分至12日上午10时实行宵禁，禁止九龙地区一切交通，并调动英军弹压。


在戒严令颁布20分钟后，台湾国民党“军统”的“临时指挥部”举行了隆重的撤离仪式，然而暴动并未因此停止，只不过从“阵地战”变成了“游击战”，“军统”特务继续指挥暴徒在军警重点布防的深水埗以外地区实施攻击，其中尤以荃湾最为惨烈。位于荃湾的“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当日晚11时许开始遭到“孙君”率领的五百多名暴徒袭击。当时医疗所内包括5名女性在内的16名职员奋勇抵抗，成功阻止了暴动们七波攻击，但是在暴徒经天台从屋顶进入后，终惨遭噩运，所有女性职员均被当场轮奸，男性职员当场死亡3人、重伤8人。


从10月12日开始，由于军警不断巡逻、严加戒备，再加上台湾国民党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事态得到控制，但是在旺角、油麻地、荃湾等仍有零星暴乱事件。12日晚上，数百暴徒企图趁夜洗劫荃湾老围村，却被早有准备的村民自卫队迎头痛击，在被鸟铳击伤数人及英军及时驰援后，仓皇逃窜。为此，港英政府不得不在紧急戒严令到期后，宣布无限期延长宵禁。直至10月16日上午10时，港英政府才宣布解除戒严、恢复常态，至此震惊世界的香港五六大暴动正式宣告结束。


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地区唯一的一块殖民地。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将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初具规模的工商业中心，并建立起西方式社会管治体系，英国政府投入资源不可谓不大，重视程度不可谓不高。可是，一场五六大暴动却让大英帝国声誉扫地，威望仆街。


出于惯常思维下的政治考虑，英国政府并不愿意针对台湾国民党政府，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而是满腔怒火对准了直接实施暴力的香港黑社会组织。


1956年10月13日，混乱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缓过神来的香港警方开始反击。当晚，香港警方根据刑事侦缉处及所属各级侦缉人员提供的黑社会成员名单，实施全港大搜捕。


香港警方在英军跟随保护下，派出十多个搜捕小组，在李郑屋村等涉置区以及九龙城、油麻地、旺角、深水埗、荃湾等地，到处扫荡黑社会成员。当然，负责指挥暴动的台湾国民党“军统”特务并不在抓捕名单内。


截至10月14日清晨，被抓捕的黑社会成员达3000多人。此后的14日、15日、16日，香港组织的抓捕行动并未停止，截至10月16日港英政府宣布解除戒严时，被抓捕的黑社会成员已达5300余人，他们均被关押在位于尖沙咀的“漆咸营”。


10月16日下午，港督葛量洪会同行政局制订了《一九五六年紧急（羁留）条例》，将香港警方的羁留权由四十八小时延长至14天，而且在必要时可以作每次十四天的无限次伸延，为打击黑社会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


1957年1月1日，港英政府发表《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虽然承认暴动是有预谋发动的，但是责任主要在14K和“和安乐”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头上，从而淡化台湾国民党的罪责。报告书还将14K定义为“亲国民党半官方政治的地下组织”。


至此，港英政府完成了对香港黑社会组织在司法、立法、政治三个方面的精准打击。从此以后，香港黑社会组织不得不置身于政府和警方的管控之下，再也不能挑起危害普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规模犯罪事件。


然而，港英政府对香港黑社会组织的清算远不止于此。经羁押和“甄审”后，关押在“漆咸营”的黑社会成员部分人被释放，部分人被法庭判刑，而近千名黑社会组织头目和暴动活跃分子则被递解出境，再也不能踏足香港。


递解的目的地分别是台湾和澳门。其中与台湾国民党“军统”建立联系的黑社会组织头目被台湾接收，受到庇护，并享受“英雄”待遇。而大部分中下层黑社会成员则被递解到澳门，他们绝大部分隶属于14K、和安乐和和胜义三个堂口。


被递解到澳门的香港14K、和安乐和和胜义三个堂口的黑社会组织骨干，迅速落地生根、开坛设舵，很快取代澳门本地黑社会组织，称霸澳门，至今仍然掌控澳门地下世界。这应该是香港五六大暴动的余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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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逃港潮与大圈仔


香港虽然被英国殖民了150年，但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祖国大家庭，其中一个重要的指征就是中国人始终占据香港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150年间，香港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内地特别是广东居民，因经济因素、政治运动、战乱等向香港移民。



香港开埠之初，港英政府于1841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当时香港岛原居民仅约3650人。当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华南时，大量广东居民为躲避战乱，逃往香港，至1865年香港人口已超过12万人。


随着香港工商业的发展，大量内地居民前往香港务工或者经商，使香港人口得以成倍增长，至1931年已达86万人。随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爆发，香港人口在解放前已达近200万人。



华南解放后，广东边防部队第一时间进驻粤港边界一线，实施边境管制，未经许可前往香港成为非法活动，也即是偷渡。但是，边境管制并没有完全阻止偷渡活动，大规模、群体性偷渡活动时有发生，被称为逃港潮。


在广东边防部队存在的70年间，曾经先后处置过七次逃港潮，其中规模较大、影响较深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解放初期的三年间，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商人、地主等逃往香港，号称有上百万人，迫使港英政府在1951年根据《公安条例》在粤港边界设立禁区，开始限制内地人员赴港。




第二次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又有十几万人因生活所迫逃往香港“揾食”。最严重的时期是1962年5月，有3万多人逃往香港，史称“五月大逃亡”。此次逃港潮迫使港英政府实行“即捕即遣”政策，将大部分逃港者遣回内地才告结束。




第三次是文革结束后至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至1980年，因港英政府实施“抵垒”政策而引发，有数十万人逃往香港，迫使港英政府出动几乎全部警力以及军舰、直升机等应对。此次逃港潮是中央决定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考虑因素之一。




在历次逃港潮中前往香港的不乏社会精英，更多的则是勤奋、务实的普通劳动者，推动了香港经济、文化、科技等事业发展。他们中不少人获得成功，如“领带大王”曾宪梓、“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等。但是泥沙俱下，不少黑社会人物逃往香港后迅速站稳脚跟，成就了14K、新义安等香港黑社会组织中的执牛耳者；也有很多普遍人选择走上黑道的不归路，他们以凶悍、狠辣著称，令香港社会闻风丧胆，被称为“大圈仔”。




“大圈仔”的说法在解放前即以有之，但是此处的“大圈仔”特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内地偷渡赴港，并在香港专门从事暴力犯罪者。“大圈仔”初到香港之时，本身并非黑道人物，只是后来因选择了大异于香港本土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手段、暴力等级，从而成为香港黑社会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16：“大圈仔”搅起腥风血雨


“大圈”是香港黑社会组织内部对省城广州的称呼，而“大圈仔”最开始指称从广州到香港活动的“粤东”、“洪胜”等黑社会组织成员，后来则泛指从内地到香港后混迹黑道的人物。


最早的“大圈仔”大部分在内地参加过红卫兵，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初到香港，他们人地两生，学历低，缺乏专门技能，就算勉强找到刚够糊口的低端工作还被香港本地人歧视和侮辱，生存极为不易，走上犯罪道路很大程度上是被生活所迫。




“大圈仔”最开始的犯罪活动只是小偷小摸等暴力程度低的轻微犯罪，但是他们很快发现了香港表面平静下的治安管理松懈和香港小市民欺软怕硬的本质，毅然选择来钱容易的行当——抢劫。


“大圈仔”习惯用枪，颠覆了香港本土黑社会组织用刀的传统，暴力程度明显升级。香港本土黑社会绝大多数情况下用刀，尽可能不用枪，一则近身肉搏更能体现勇气，二则当面杀伤更利于宣示，三则相对不会造成社会恐慌，从而招来警方全力打击。香港黑社会至今都没有改变这一传统，这也是其有别于其他国家黑社会组织的显著特征。2009年8月4日，新义安“双花红棍”、“尖沙咀霸王”李泰龙在香港香格里拉酒店门口被围砍致死，轰动一时。




“大圈仔”对枪却情有独钟。他们最喜欢的枪有五四式手枪、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AK47自动步枪。五四手枪因手柄处刻有一颗黑色五角星而被香港黑社会称为“黑星”，它火力强大，精度极高，能轻易击穿当时香港警察配备的任何一种防弹衣，也能轻松压制香港警察当时标配的左轮手枪，传说当时香港一些老“差骨”一见“黑星”，掉头便跑。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本来是部队和民兵制式枪支，在文革期间大量流入红卫兵手中，随后被“大圈仔”带入香港。AK47自动步枪则来自越南。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曾收容数以万计的越南难民，在越战中大出风头的AK47自动步枪也经由越南人走私到香港。著名香港电影《省港旗兵》真实反映了“大圈仔”的犯罪活动，也再现了“大圈仔”常用的枪支配备。这部电影反响强烈，以致于香港社会一度将“省港旗兵”作为“大圈仔”的代称。




最具名气的“大圈仔”当属香港贼王叶继欢，其传奇人生正是“大圈仔”生涯的映射。叶继欢是汕尾海丰人，1978年偷渡到香港，初到香港也按照惯例到工厂打工，由于生性好赌而又收入微薄，生活十分艰辛。其第一次作案应为1984年10月持枪抢劫一间珠宝行和表行，因缺少经验，在试图销赃时被警察设局抓获，被判入狱18年，但是5年后他利用到医院就医的机会成功越狱，并逃回内地。




2年后，叶继欢再次出现在香港公众视野时，已经蜕变成成熟老练又凶狠果决的职业抢劫团伙老大。1991年6月，叶继欢率人在观塘物业街十分钟内连续抢劫了五间金铺，继而在警方重重围捕中从容逃去，震动香港黑白两道。真正奠定叶继欢香港贼五地位的是1993年1月旺角弥敦道谢瑞麟金行劫案。叶继欢在得手后，持AK47自动步枪率众与警方交火时，被香港媒体拍到影像，并在电视台播出，因此被香港警方列为头号通缉犯，悬赏100万港元缉捕。叶继欢的落网充满戏剧性。1996年5月，叶继欢再次偷渡香港，欲与张子强共同实施绑架，碰巧遇到警察盘查，中枪就逮，再次入狱，从此再未走出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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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有“大圈仔”，没有“大圈帮”

“大圈仔”在香港的名声是打打杀杀出来的。除了习惯用枪外，相比香港本土黑社会，他们犯罪意志更加坚决，犯罪手法更加凶狠，活动区域更加灵活，这才是他们令香港社会闻风丧胆的根本原因。


“大圈仔”在犯案时极少单独行动。他们一般以同乡或者有类似社会经历为纽带，结成相对固定的小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容易给外界造成自成帮派的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香港只有“大圈仔”，没有“大圈帮”。


香港法律没有关于黑社会组织的定义，一般将黑社会组织称为三合会，突显其洪门传统和身份认同。“大圈仔”即使形成相对固定的犯罪团伙，也不会对外宣称统一的团伙名称，不会建立类似三合会的组织架构，更不会沿用三合会的仪式、手势、暗语等。不难看出，“大圈仔”们哪怕连帮派都很难算得上，更不用说称其为三合会了。


实际上，“大圈帮”作为组织，既不被香港本土黑社会组织承认，也没有得到香港官方的认可。香港有专门针对三合会的刑事法律，但是香港警方从未以“大圈帮”的名义实施拘捕或者落案起诉，港英政府也从未有专门针对“大圈帮”的政策性宣示。香港人口中的“大圈帮”，只是指称“大圈仔”那帮人，是一种群体指向，而非组织名称。


“大圈仔”虽然没有自立山头，但是与香港本土黑社会合作犯案却很常见。“大圈仔”除了敢打敢冲，还在内地接受过红色教育，耻于与香港警察为伍，极少充当警方线人，在失手被抓后也一般不会为求减刑供出同伙，即所谓有“勇”、有“义”。为此，香港本土黑社会分子极乐意与“大圈仔”合作。


香港作家章盛先生所著的《香港黑社会活动真相》一书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1978年11月，两名“和胜和”黑社会分子打听到一名肉铺老板，每晚收市回家必经过马头围道，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极为眼热，预谋打劫。二人有贼心却无贼胆，于是找到绰号“沙胆成”的“大圈仔”合作，约定三七分成。“沙胆成”等人打劫非常成功，将肉铺老板随身财物抢劫一空。但是问题来了。根据“胜和仔”原先的情报，赃款应只有一万五千元，然而他们没想到当日肉铺老板为准备集日，携带了四万元。如果按当初约定的金额，他们只能分得四千五百元，而按约定的分成比例，他们可得一万两千元。“大圈仔”当然不同意对其不利的方案，坚持按约定金额分赃。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结果可想而知，“胜和仔”落得个落荒而逃的下场，即使他们随后搬出老大出面，也没能挽回局面。


随着合作的增多，香港黑社会组织看到了“大圈仔”的“优点”，有意将其吸收进来；而“大圈仔”也乐于找到靠山。两者一拍即合，不少“大圈仔”加入香港本土黑社会组织，只不过他们眼界较高，大多数只愿意进入和字头、潮帮、14K等大帮派，他们更疯狂的犯罪活动难说没有这些大帮派的支持和帮助。

18：生意经之陀地

“陀地”是香港黑社会专有名词，意即特定区域的掌控者，通俗的说法就是地盘的“话事人”。前文已述，香港黑社会的源起，来自于区域内同业者的自治联合，一方面形成区域垄断，提高利润，另一方面形成区域保护，对抗官方或者其他势力的骚扰。从这个意义上说，陀地是香港黑社会最早的生意门路了。




陀地最重要的营生就是收取保护费，而收费的对象包括所有地头里做合法或者非法生意的人。合法的生意，包括商铺东主、市场摊贩，甚至连最卑微的流动摊贩都不放过。针对合法生意，收费基本上有标准，按月固定收取。而非法的生意，包括黄赌毒、偷拐骗等，有些是固定收费，有些则是按照一定比例抽头。


陀地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港英政府维持秩序的警力不足，正所谓没有光明的地方才有黑暗滋生。陀地收取保护费，将使合法商户增加经营成本，相应地也将减少收入，因此必然遭到商户的拒绝和反抗。为此，陀地有一整套应对措施。初时，陀地将给敢于拒绝和反抗的人一个下马威，采取在经营场所无端生事、毁坏小额财物等方式进行滋扰和警告；其后则派出能言善道之徒向商户阐明利害，保证其后续经营不受干扰等；若仍不从，则将滋扰升级为破坏，使商户无法经营，严重时甚至殴打经营人、纵火焚烧商铺等。至此，商户要么低头屈服，要么只能黯然离开。




陀地本质上是一种暴力逐利、不劳而获的非法行为，成本极低、收益极高，无乎算得上一条无本万利的发财捷径，自然引得各黑社会组织竞相争夺。香港黑社会组织之间的争斗和仇杀，大部分都与争夺陀地有关，在香港治安史上最黑暗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规模的黑社会集体厮杀基本上每天都会上演。大的黑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人多、钱多的优势，到处争抢地盘，而小的黑社会组织只能集中人力物力困守一地。


香港黑社会组织对陀地的争夺从未停止，陀地版图总是在不断变化中。由于往往工商业越发达的地方，陀地涉及利益越大，因此发达的港九地区基本上被老牌且实力雄厚的黑社会组织瓜分，如“和安乐”控制旺角地区，“和胜和”控制深水埗北河街以北地区，“福义兴”控制土瓜湾至九龙城地区，“和合图”控制中环地区，“新义安”控制铜锣湾至筲箕湾地区，“单义”控制湾仔地区等。后来居上的“14K”只能占据尚在开发中的新界地区，在港九地区只有零星的地盘。




随着不断发展演变，陀地由最初的小业者自发的自治联合以保护自身利益，变成香港黑社会组织剥削、压迫底层民众的工具。受盘剥的不止是小业者。小业者被收取保护费后，不得不将成本转嫁到所售商品上，人为造成物价上涨，就连光顾小业者的普遍民众也深受其害。


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黑社会组织陀地收取保护费的做法最早被珠三角地区外来好逸恶劳之辈学到手，对外号称什么“河南帮”、“安徽帮”、“东北帮”等，随后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但是在党的万丈光芒照耀下，岂容这班宵小之徒横行，一场扫黑除恶就打得他们作鸟兽散，实在大快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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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生意经之走私


走私，其法律定义是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非法进出口货物的违法犯罪行为。本质上而言，走私是一种违法贸易行为，随着国家和边界的产生而出现，随着商贸活动的兴盛发达而发展。

走私活动的利润来源于边界内外商品价格的差异，由此越是价格差异大的商品，越容易成为走私的对象，大到武器、毒品等黑市商品，小到烟酒、奶粉等生活日用品，莫不是走私分子贩运的目标。


香港是国际自由贸易港，政府对进出口商品要么实行零关税、要么征收的关税极低，论理应该走私活动不会严重，然而事实上香港是世界走私违法犯罪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因为掌控走私的是组织严密、人力物力充裕、经验丰富的香港黑社会组织。


走私活动利润丰厚，想做这一偏门“生意”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会被香港黑社会组织垄断呢？其秘诀之一就是走私活动需要高度的组织性。从事走私首先要保证有稳定的货源，一方面非资金相对雄厚不能做，另一方面一些只能走黑市的货物黑社会组织更容易搞到。其次要保证可靠的水陆通道，香港黑社会组织身为“陀地”，具有排他性。再次，要保证高效的货物流转，香港黑社会组织内部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和深入基层的全面覆盖使其更具优势。


香港自身人口不多，市场不大，其体量决定了香港主要是走私物品的中转地，而非消费地。依托香港发达的航运体系和自由港地位，香港黑社会组织目前已经建立辐射周边、面向全球的走私网络，但凡有利可图，必能找到空间进行腾挪辗转，从中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


香港黑社会组织进行走私物品的类别，视市场需求而定。如解放初期，国内各类物质奇缺，来自香港的走私物品种类就极为丰富。有传言称，朝鲜战争时期某香港黑社会大佬敢于突破英军封锁，向内地走私大量武器装备和战备物质，由此发家，后来逐渐成为香港屈指可数的大家族。


改革开放后内地经济持续发展，国民消费规模日益，为此香港黑社会组织将内地作为其走私活动主要的目的地。从内地执法部门查获案件情况看，香港黑社会组织向内地走私的物品主要有：一是毒品，既包括将产自金三角的毒品经陆路走私入境后转运出境，也包括将产自银三角、金新月的可卡因经海路走私入境后转运出境。如2017年7月，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多地公安机关，成功侦破“705”特大走私毒品案，抓获包括9名香港人在内的19名犯罪嫌疑人，一举缴获可卡因1.3吨，为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涉可卡因毒品案。二是柴油。香港专供渔船使用的柴油因添加红色染料而被称为“红油”，大部分经走私进入内地。三是冻品，包括冻牛肉、动物内脏、鸡鸭脚等，货源地主要是北美。冻牛肉多为被国家禁止进口的美国牛肉，部分甚至是被处理的战备牛肉，又称为“僵尸肉”。动物内脏、鸡鸭脚则是被弃置不用后收集起来的，成本极为低廉。四是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脑、数码相机等。五是洋烟洋酒、化妆品、奶粉等生活日用品。六是豪华汽车及汽车配件。相信内地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后，走私物品种类也将随之有所改变。


除了以香港为基地的走私活动外，香港黑社会组织近年来还开辟了中越边境路线，成为新的走私通道。广西南宁海关一度在非设关地查获的走私案件，占全国海关查获类似案件的60%左右，走私疯狂程度可见一斑。


20：生意经之毒品犯罪


再现汕尾陆丰博社村制贩毒活动的电视剧《破冰行动》正在央视热播。虽然该剧主要场景设定在汕尾，但是反映涉及香港的毒品中转走私也占有大量戏份。正如大家在剧中所看到的，当年陆丰制造的毒品除供应内地市场外，通往境外的主要出口是香港（少量运往台湾），而香港黑社会组织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


有研究指出，在香港参与制贩及走私毒品的一定黑社会组织成员。毒品犯罪的利润极为惊人。如陆丰制出的冰毒卖给香港黑社会组织价格是每公斤约4万元，而到了香港其市面价立马涨到了40万元，足足翻了10倍。大的黑社会组织掌握着毒品的来源，处于毒品庞大利益链的上端，而小的黑社会组织只能充当向吸毒仔卖货的“拆家”，勉强喝一点残羹冷炙。


早期毒品种类比较单一，来源也比较有限，毒品生意并不好做，直到盘踞上海的青帮逃往香港。由于掌握了从鸦片中提炼吗啡的独门技艺，青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肆在香港进行制贩毒活动，后来因水土不服及受到港英政府刻意打压，青帮头目被陆续递解出境，帮会在香港趋于没落并最终消失。然而，青帮的制毒技术并未失传，而是转到善于学习的潮帮人马手上。


随着经济发展及市民收入提高，以及新型毒品不断出现，香港毒情形势日益严峻，吸毒人员增加，毒品消费量增大，本地毒品市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迎来井喷式发展。各大黑社会组织竞相涉足其中，形成了所谓“百花齐放”时代。


当时毒品的来源只有走私入境和本地制毒两种。在毒品走私方面，和字派黑社会组织通过与泰国黑社会组织联合，掌控了这一毒品来源渠道，在最疯狂的时候整船整船地运往香港，被警方打击后改为货船夹带和人体携带。本地制毒方面，潮帮，主要是福义兴和新义安操纵了这一行当，制毒地点先在郊区，后又转到市区，在内地等成本更低的毒品大量进入香港后才逐渐停止。


但是进入新世纪后，小小的香港市场已经不能满足香港黑社会组织的胃口。随着逐渐将触角延伸到世界各地，通过与世界著名黑社会组织合作，香港黑社会组织由此建立起覆盖全球的毒品犯罪网络，做起了跨国毒品生意。目前，香港已经成为远东地区最重要的毒品中转地和集散地之一。


香港黑社会组织走私毒品犯罪的主要对象包括冰毒、海洛因和可卡因。走私路线图是：将产自内地和“金三角”的冰毒以及产自“金三角”和“金新月”的海洛因，运往欧洲、北美、日本、澳洲、菲律宾等世界主要毒品消费市场；将产自“银三角”的可卡因，运往日韩、台湾等亚太地区。


香港黑社会组织很早就开始在内地进行毒品犯罪活动。起初只是通过内地陆路将“金三角”的海洛因运往香港，其后则利用广东沿海港口中转产自境外的毒品。数年前，广东省公安机关曾连续破获数起利用广东籍渔船走私朝鲜冰毒的特大案件，最大的一起曾一案缴获冰毒1.2吨，上述案件幕后操控者均为香港黑社会组织头目。


十余年前，广东陆丰和惠东同时成为制毒犯罪重灾区，陆丰制造的冰毒和惠东制造的K粉一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这背后离不开香港黑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甚至亲身参与。上述两地相继被彻底整治后，香港黑社会组织将制造冰毒的基地转往“金三角”地区，导致中缅边境走私毒品和走私制毒物品犯罪直线上升。2018年，原云南公安边防总队共缴获毒品10.4吨、制毒物品22.67吨，均创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