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化大革命与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无花 · 发表于 2008-2-9 11:29:32

<tabl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width="6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div class="subhead">（一）文化大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div></td></tr><tr><td valign="top" width="600"><div class="content">文化大革命与新中国的外交局面 梅俏 文章来源：毛泽东的珠峰乌有之乡：<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7" month="10" year="2007">2007-10-27</chsdate>   毛泽东以其丰富而又充满智慧的外交实践，不仅保证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下和平地进行，而且开创了新中国空前大好的外交局面；并且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光辉理论，为我国长远外交和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组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外交局面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深远影响分不开的。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7" month="6" year="1981">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chsdate>通过的《历史决议》，在全面批判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后，却形而上学地写了一句“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正确的对外政策。”难道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毫不相干吗？ 　　作为一个战略家的毛泽东，在对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论战取得胜利以后，即一九六四年年底，就适时地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这一战略是把美、苏的威胁和战争的可能性都估计在内的。而他把建构中的文化大革命则视为最大的备战，就是消除战争时期的内应势力。那种把文革视为“国家战略退却”，说什么毛泽东“采用了自己‘打烂’自己‘坛坛罐罐’由强变弱和以此‘示弱’的方式来进行退却”，好像只有这样“用‘下降削弱’路线使我国经济全面瘫痪下降”，才能“决定对美苏和越南是进还是退”。这就把毛泽东由弱变强的积极战略说成是由强变弱的消极战略，完全违背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　文化大革命所面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首先，以美国及其盟友在我国南面形成的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和战争威胁的所谓“新月型的包围圈”使我国家安全变得更加险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包围圈就由北起阿留申群岛，向南经由琉球群岛、我国的台湾直到菲律宾的弧形组成。侵略朝鲜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并不放弃对我国的威胁，一九六一年又发动了对越南的战争。其间，美国的右翼势力暗杀了想从越南撤军的肯尼迪总统，一九六四年约翰逊政府开始向越南增派军队，扩大战争；而且，曾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核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就此计划试探了苏联的意见。一九六五年，美国的好战分子明确说：“战后同苏联经过多次较量才使它受到遏制，现在的指挥中心正转移到北京。”美国在扩大越战的同时，又怂恿蒋介石反攻大陆，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和东南亚反共势力，血腥镇压和屠杀印尼共产党；并与苏联的背信弃义相呼应，掀起反华反共的恶浪，把控制亚洲和对付中国作为它的主要目标。<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7" year="1965">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一日</chsdate>开始，美国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领空，在越南的轰炸地区也不断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骤增，“擦边”进行武装挑衅事件也逐渐增多。一九六六年三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升级，此后又派美机偷袭中国训练中的飞机，炸沉炸伤中国货船，打死中国船员，而且对位于河内市区的中国大使馆发射了空对地导弹。显然，美国的这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充分说明美国这次战略转移，即从西欧转移到亚洲，其主要矛头就是对准中国。当年，美国《幸福》杂志发表题为《太平洋的战略》一文说：“若干月来，美国正在以变得几乎惊人的规模把它的军事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面对俄国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面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所以，这时我国已经面临着美国侵略的严重威胁。 　　其次，苏联背信弃义，联美反华，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不断挑衅，直至叫嚣要发动核战争。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在受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严正批判和坚决抵制后，就背信弃义地采取种种打击报复和高压手段，试图制服中国，并在世界范围内煽动和支持反华反共浪潮。另一方面，苏联又大肆宣扬“苏美合作”的“戴维营精神”和“三和一少”、“三无世界”，以取悦美国。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则把这种投降路线进一步发展成向外扩张的路线。苏联乘美国战略转移的机会，向西欧采取攻势战略；与此同时，在我国边境屯兵，制造事端。自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以后，到一九六九年三月这四年半时间，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４１８９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是，苏联从六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出动边防部队、直升机和装甲车辆侵入该岛。一九六九年一月和二月，苏联边防军８次入侵该岛，同时，苏国防部下令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 month="3" year="2005">三月二日</chsdate>，苏边防军又入侵该岛，突然袭击我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边防部队，首先开枪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巡逻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经一个小时的激战，入侵苏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4" month="3" year="2005">三月四日</chsdate>至十五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该岛。我守岛军民奋起反击给苏军以应有的惩罚。 　　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边境冲突愈演愈烈。从六月至八月，苏边防军又先后入侵我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我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人，直到制造了塔城“８•１３”流血事件，伏击打死我全部一个排边防军巡逻队官兵３８人。此时苏军总兵力已有１２０万人，比当年迅速击败日本百万关东军的军力不知要强大多少倍。 　　“８•１３”事件发生以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嚣张地说：“要消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8" month="8" year="2005">八月二十八日</chsdate>，勃列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基<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辛格">辛格</personname>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地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勃列日涅夫的“密令”撒了一个大谎。他那里是在“有限进攻”，他是要以核战为导向，全面向中国开战。他的手指头已经触按在核按钮上。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庞大的百万苏军机械化部队也早已沿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略进攻状态。而根据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讨论的，对中国所要进攻的地区大约是酒泉、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8" month="8" year="1969">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chsdate>，苏联要发动突然袭击的侵华核战争（据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回忆说，核密码箱就放在外祖母的床下！）和地面入侵战争正可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好像一切就在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一句话上了！ </div></td></tr></tbody></table>

无花 · 发表于 2008-2-9 11:30:14

<tabl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width="6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div class="subhead">二）毛泽东是如何化险为夷、转恶为利的1</div></td></tr><tr><td valign="top" width="600"><div class="content">（二）　毛泽东是如何化险为夷、转恶为利的  　　自从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以后，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就做了各种部署，如著名的三线建设。<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2" month="3" year="1966">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二日</chsdate>，毛泽东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信》里写道：“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贮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贮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阐述这一战略思想，就是为准备与美帝、苏修作战的。毛泽东有一个辩证的思想，即凡事要往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他办第二件事，不能不作这样的准备。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和林彪反党集团，就是从内部清除美帝、苏修的内应实力；因为刘少奇、林彪都是苏修派，都是迎合美帝的卖国投降派。这可以说是最大的备战。有了内部的团结巩固，且看毛泽东是如何开展外部斗争的。 　　１、坚决地、毫无保留地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使美帝深陷战争泥潭，内外交困。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5" month="8" year="1964">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chsdate>，当美帝把侵越战火扩大到北越，制造了“北部湾事件”，中国政府第二天就发表了严正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8" month="8" year="2005">八月八日</chsdate>，北京举行了百万人声援大游行。<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6" month="10" year="2005">十月十六日</chsdate>，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极大地鼓舞了中越两国人民的抗美斗争，也极大地震慑了正在扩大越战的美国。 　　一九六五年初，美国实施“滚雷行动”和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北京１５０万人集会示威，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与北京军民一道声讨美国的侵略罪行。中国政府进一步声明：“中国将给予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质援助，还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的时候，派遣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共同战斗。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可靠的后方。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五月，毛泽东在长沙会见胡志明时说：“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并且由中央军委组建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的第二天，秘密抵达越南北方，使北方能够抽出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奔赴抗美战场；大批中国解放牌汽车急运军火物资到南方，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解放战争。中国派人员参战，使美军闻风不敢轻易实施原定在越南北方沿海岛屿登陆的计划。 　　一九六六年夏，即文革前夕，当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来华要求增加援助时，周恩来总理向他重申了毛泽东主席的话：“凡是越南南方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虽然文革使国内经济一时停顿下降，但越南的援助要求仍是有增无减。我国人民节衣缩食给予支援，越南南方战士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中国提供的。毛泽东像对待自己的官兵那样特别关心越南战士，他专门嘱咐有关部门“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给他们制作的压缩干粮要分量轻，营养好。”周总理三次到越南进行正式访问，他还亲自过问运往越南南方战场武器装备的包装，要求有关部门“要便于运输、便于携带、便于使用、便于隐蔽”。针对越南人的身体和体力提出了弹药包装箱最大重量也不能超过<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0" unitname="公斤">５０公斤</chmetcnv>；考虑到越南多由妇女担负运输任务，指示每件物资重量不得超过<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0" unitname="公斤">３０公斤</chmetcnv>。他还派人冒着美国飞机轰炸的危险，行程数千里，实地察看了越南中部和“胡志明小道”，征求越方意见，改进援越工作。根据中越双方多次达成的协议，到一九七八年止，中国对越援助总值达２００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２００多万人的武器弹药，３．５万辆汽车，１６５架飞机，１１７艘舰船，８１０辆坦克和装甲车，３万余门火炮，还有４５０个成套设备项目，３．４６亿米棉布，５００多万吨粮食，２００多万吨汽油，６．３５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绝大部分是无偿的。无私援助到宁肯停下国内建设也要支援越南，如输油管线的钢管就是这样。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还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扫雷等部队３２万多人，到北越担负防空作战和工程建设等任务，最多时一年达１７万人；他们为越南修筑铁路公路几千公里、桥梁几百座，培训干部和技术人员约一万名，协助越南人民军组建了首批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这种无私援助得到越南领导人的极高评价，胡志明说是“恩深、义重、情长”，黎笋也多次感激地表示：“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 　　在中国源源不断的物质和人力援助下，掌握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越南人民，在越共领导下，把抗美救国战争打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美军被人民战争打得焦头烂额，伤亡人数与日俱增，到一九六七年底，美军阵亡人数已由一九六五年底的１５９４人猛增到１５９７９人。进入一九六八年后，美国的战争开支骤增，每周死亡人数达２００多人，飞机损失达５０００多架，还有数不清的“失踪人员”。战争的失败迫使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辞职，也使威斯特摩兰司令十分悲伤，他经常吟咏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诗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　　把新逝者的名字刻上，　　还有那阴沉的铭文：　　“这里躺着一个傻瓜，　　他曾想夺取东方。” 　　战争的失败还极大地激起美国人民的反战浪潮。越战从一开始就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曾有五万群众将白宫团团围住，吓得约翰逊仓忙出逃，躲藏起来。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短短一周时间里，美国黑人武力抗暴，反战浪潮席卷了一百几十个城市，使美国许多大城市陷于一片混乱。反战斗争导致约翰逊政府下台，使得口口声声讲和平以博得反战人心、捞取选票的共和党人尼克松上台。但是，到这年年底，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已高达３０５６８人，比一九六七年几乎多了一倍。所以在尼克松就职仪式上，华盛顿上万群众高举“尼克松是头号战犯”、“尼克松是亿万富翁的工具”等标语举行大示威，吓得他只好躲在防弹玻璃罩里发表就职演说。 　　以学生为先导、黑人为骨干、工人为后盾的人民反战浪潮，影响到被强征入伍的美国士兵中，反战情绪和拒绝打仗的人越来越多。在南越岘港附近有一连美军士兵曾两次拒绝执行作战命令，有些士兵还把军队中的自动武器偷运回国内，以便在他们回国时为他们的权利而斗争。这使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非常紧张，惊呼“这是一个（会引发国内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可怕的问题”。于是，对反战的士兵予以严厉打击和法西斯镇压，被关进监狱的士兵多达一万人。打击和镇压反而激发了反战士兵的觉悟，深受迫害的黑人士兵走在反战反迫害斗争最前列，南越岘港美军监狱中３００名士兵举行暴动，领导者全是黑人士兵。有的士兵组织表示：“我们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唯一途径是群众的全面革命。”这预示着美国因反战而会出现愈加激烈的社会大动乱、大斗争，有些地方发生了局部武装暴动，全国局势已经不可收拾，几乎达到了要发生内战和革命的边缘。对于这种征兆，基辛格后来描述说：“后代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越南战争在国内引起的动乱。”并且认为越战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意志无法集中，思想无法统一，以至社会陷于混乱，政府陷于瘫痪，无法有效运作。美国人民波澜壮阔、持久不断的反战运动生动地映照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愚蠢的苏联叛徒集团自以为他们降下反帝旗帜，把中国推向反帝斗争第一线，他们就可以乘美国战略转移之机向西欧扩张，把对欧美的战略守势转变为战略攻势而横扫欧洲，直逼美国。但是，这一动向恰恰加大了美国的外患，引起了美国高度的警觉和焦虑。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到了毛泽东的掌心中。毛泽东长期思虑的国际战略，就是如何突破美苏的围堵，两霸的包围，彻底打破这种不利于新中国生存发展的国际旧秩序、旧格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选好突破口。他选择了援越抗美战争。历史证明，他选对了。正是毛泽东对这一战争的有力支持，不仅把美国拖入战争的深渊，欲胜无望，欲罢不能；也使苏修叛徒集团在扩张中充分暴露了其社会帝国主义真面目。毛泽东作为运用辩证法的艺术大师，他在思考国际战略时，善于分析矛盾，认识矛盾，利用矛盾。在中、美、苏之间，美苏两霸之间的矛盾大于中美和中苏之间的矛盾。他巧妙地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在战略上以霸制霸，在苏联还没有完全暴露的时候，用苏联牵制美国，如苏对越战的一定援助。而当苏联真面目一旦暴露以后，则用美国牵制苏联，如下面将要叙述的苏对中的核战威胁的破产。这种纵横捭阖、游刃有余的战略实践，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晚年即使心力交瘁，也掩盖不了他一生中政治智能、战争艺术和胆识魄力的最高度发挥。如果说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新中国“一边倒”的战略思想，为新中国的生存创下了条件，那么，援越抗美战争则是奠定了在两霸相争时期新的战略思想，即毛泽东提出遏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战略思想，其主旨就是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中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作为突破口的援越抗美战争则是毛泽东晚年留下的一笔珍贵的遗产，它在我人民解放军战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 　　对于这场战争，d们深受其惠却一直抹煞和贬低。在他主持起草的所谓《决议》中对毛泽东晚年这一反帝事业只字未提，相比抗美援朝战争，还有一句“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是为什么？只要看看d后来发动的历时近三个月的惩越战争，就不难明白。他为了把毛泽东的联美（即利用）反苏政策偷梁换柱地改变为媚美、羡美、靠美，在美国盟友面前说什么“这个小兄弟（指越南）不听话，要教训教训”，发动了这样一场混淆国人视听的不义战争，替美国人在越南人身上出气。当解放军打进越南，发现很多粮食和其他战备物资都是当年中国援越抗美时期支援的以后，就借此挑起民族仇恨，这不是有意贬低是什么！但是，和所有自作聪明的蠢人一样，d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想用贬低毛泽东的抗美援越战争来抬高他发动的惩越战争，然而，历史对比的结果，依然是“昆鸡长笑老鹰非”的可耻一幕。 　　毛泽东的抗美援越战争只是他国际战略鸿文中的一个序！</div></td></tr></tbody></table>

无花 · 发表于 2008-2-9 11:31:15

２、坚持内修外修一起批，坚决顶住苏联的一切压力，并且准备与苏联的全面战争。 　　在赫鲁晓夫下台不久，毛泽东就估计到新的苏联领导集团有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领导的与苏修叛徒集团长达十年论战的继续，那时是批外修，文化大革命是批内修，但兼批外修即苏修。不仅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以肖霍洛夫为代表的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开展批判，而且在苏联出兵捷克以后，我有力地揭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这当然引起苏修的恐惧。　　如上所述，自从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三天中国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以后，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联叛徒集团就把中国视为他的头号敌人。从这时到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的四年半时间里，苏联挑起的边界事件达４１８９起，是赫鲁晓夫时期的一倍半。对于苏联的挑衅，毛泽东早有准备，仅东北战区就部署了２４０万人。珍宝岛事件我方是有准备的，先后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我人民解放军奋勇抵抗，苏军遭到重大创伤。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１７辆，苏军死５８人，伤９４人。显然，苏方“吃了亏”。毛泽东曾在“九大”全体会议上说：“<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 month="3" year="2005">三月二日</chsdate>、<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5" month="3" year="2005">三月五日</chsdate>，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九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敢牺牲精神，极大地震慑了苏军。正如后来几位老帅分析的那样，苏联对中国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苏联的总兵力只有３２０万人，而其战略的重点在欧洲，苏军大部集中在西部，用于进攻东方中国的军队只有１２０万人，而当时中国军队已达５００万人（另一说６００万人）。“珍宝岛事件”一发生，我国顺势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以防御和抵抗苏军侵略。苏军的常规兵力和武器用于同中国打进攻战远远不够，就算它万辆坦克突破我第一、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便会陷入中国军民的重重包围之中，其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所以，苏军选择了核武器。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8" year="1969">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日</chsdate>夜晚，当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辛格">辛格</personname>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后，基辛格一早就到白宫，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雷宁">雷宁</personname>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尼克松听后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他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这样做。”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２５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到那时，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三十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新闻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8" month="8" year="2005">八月二十八日</chsdate>，《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题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将这一重大消息透露出来。消息一出，全世界都震惊了！勃列日涅夫气得发疯，他原以为美国会同意，至少会中立，没有想到他会被美国人出卖了，被尼克松愚弄了。由于消息的曝光，美国的反对，他不但要从按钮上缩回手，还得准备中国的核报复。苏联人尴尬极了，紧张极了。 　　话说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并不像基辛格担心的那样：“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后扔掉。”周恩来心思重重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通报。毛泽东正在游泳，他披上浴袍，走进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你看过了吗？”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他看周恩来心如悬巨石，神色忧虑，继续说：“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紧锁的浓眉一展，陡然眼眸一亮，兴奋地说：“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说：“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可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曾和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的爆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只老虎……”“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赫鲁晓夫没有听懂，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哥穆尔卡也没有听懂，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５０００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奇怪的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他依然从战略上藐视核战争。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周恩来反复掂量警报后的五分钟，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说：“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选两个日子就可以了。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3" month="9" year="1969">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chsdate>和二十九日，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震动信号。他们马上作出判断：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苏、美两国，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国公布核试验的消息和有关资料。奇怪的是，同前六次试验连篇累牍、热烈庆贺的情形相左，一连几天，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对这两次核试验连一条简短的新闻都没有播发，好像这事根本没有发生过。外电对此议论纷纷，猜测颇多，其中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具有广泛的认同性，即“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10" year="2005">十月一日</chsdate>，毛泽东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检阅了游行队伍。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群众中间席地而坐，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 　　确如毛泽东所料，苏联醒悟过来以后，又向我施压。在此之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越南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时去吊唁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提出要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同中国总理会谈。经反复考虑，毛泽东同意了这一要求。<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9" year="2005">九月十一日</chsdate>，双方在机场进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会谈中，周恩来就最近苏方对中方进行核威胁一事向柯西金提出严词责问，柯西金无言以对。这次会谈，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谅解协议，表明中苏关系略有缓和。但柯西金一回国，苏联又改变了态度，趋于强硬。<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6" month="9" year="2005">九月十六日</chsdate>，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一个试探！尼克松召集紧急国防会议后认为：“对于眼前这场中苏一触即发的战争，我们当然应当阻止。如果他们执意要打，那是他们的事情。”为此，美国实行了三条措施：为恢复和中国交流的渠道，把延续了十五年、后又中断了两年的华沙会谈尽快恢复起来，因此，发生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尾追中国大使的喜剧性事件；要利用齐奥塞斯库和叶海亚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传递美国期望和解的诚意；美国亮出了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苏联已被破译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１３４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总统指令。”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5" month="10" year="1969">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晚七时</chsdate>许，心慌意乱的柯西金向勃列日涅夫报告：“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报来两个消息，一个是中国的导弹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的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这一点我们卫星收到的信号和拍摄的照片都已经证实。另一个是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中国的利益与他们有关，而且已经拟定了同我们进行核战的具体计划。因为情况十分火急，他们只是通报了消息，正式报告还要稍晚些送来。”勃列日涅夫不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请马上拨通驻美使馆电话。”几分钟后，大洋彼岸的多博雷宁大使向勃列日涅夫报告：“情况属实。两个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总统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１３０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听完后，勃列日涅夫愤怒地喊道：“美国出卖了我们！” 　　至于中国，根据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和他在审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所加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的号召，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向中央提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一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根据这一指示，<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10" year="2005">十月二十日</chsdate>，一些老同志大致都疏散在京广铁路线附近，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我东北最精锐的二百多万大军也已严阵以待；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等边境地区的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既提前离开大城市躲避核打击，又随时准备补充投入战斗，还动员了当地军民。同时，还在全民中广泛进行了防止光幅射、核污染和应急练习。这样，就形成了“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局面。难怪<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5" month="10" year="2005">十月十五日晚</chsdate>，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微平静后说：“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定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显然，中国全民备战的真实图景，不但助长了苏联领导集团的主和派，而且制服了主战派。就在中央领导疏散的那一天，即<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10" year="2005">十月二十日</chsdate>，标志着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对峙开始缓和的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后一次核危机随之灰飞烟灭。 　　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毛泽东是怎样以我为主、斗字当头、利用矛盾、以霸制霸、为我所用，避免了这场势在必发的核战争。那种认为“美国在关键时候，挽救了中国！”、“尼克松：不！救了中国！”的说法，都是与实际情况相去万里，不利于“长自己的志气”。３、“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中美关系改善的历史机遇，巧妙地频施各种充满智慧的计谋，终于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 　　苏联的核讹诈，不但“诈”明了美国的态度，而且“诈”出了毛泽东的智慧。既然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频送秋波，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历史机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早在一九五九年，在和几位美国友人谈话时，毛泽东就隐喻地说，我想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和苏联闹翻以后，毛泽东就思虑着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以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现在时机到了，他为此来了一个大手笔。 　　前文谈及美国驻波兰大使尾追中国大使的戏剧性情节，接着就是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会谈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七零年元月二十一日，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出现了。他急切地向基辛格打听中美会谈的情况，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多勃雷宁以笑声掩盖自己的尴尬，说：“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基辛格作了“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是针对苏联的”保证后，看着多勃雷宁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态，不无幸灾乐祸地想：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 　　但是，美国出兵侵略柬埔寨，激起了中国人民反美的新浪潮。天安门举行了百万人的示威游行活动，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著名的“五？二<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0" unitname="”">０”</chmetcnv>声明。尼克松暴跳如雷，他一方面怕因抗议而断送中美关系改善的机遇气急败坏，另一方面又放不下霸权主义者的架子要施淫威。他抓起电话颁布命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经过哈佛教授基辛格的一番分析，尼克松才豁然开朗，醒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他更加信赖这位哈佛教授，同他一起谋求中美关系改善之机。 　　尼克松稳定了，毛泽东活跃了。 　　毛泽东连施五招高棋：第一招，<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10" year="1970">一九七零年十月一日</chsdate>，邀请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夫妇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他这天心情显得格外激动，回到住处，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有人问他为什么对会见一位老朋友这么高兴？他笑了，回答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想一心一意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还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第二招，这年年底，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里，他向斯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还说：“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谈话后，他风趣地对身边人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又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可惜，毛泽东的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蕴含着智慧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当局的重视。基辛格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也谈到：“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第三招，一年以后，也就是<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5" month="3" year="1971">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chsdate>，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二十八日开幕当天，毛主席像着了魔似地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他叫身边人员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他讲。为此，他叫人打电话催送《参考》，在卧室抽着烟等。身边人员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他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这次派出的球队，是时隔六年以后第一次又在世界上露面。果然，如毛泽东所料，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招，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身边人员向他反映了我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在中国队的汽车上友好地接待了上错车的美国队员时，毛泽东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世乒赛就要结束了，一份由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到毛泽东处，文件上周恩来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也画了圈，并要身边的人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当天晚上，毛泽东吃完饭，又吃了安眠药，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突然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身边人听清后，怕他吃了安眠药说话不算数。毛泽东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第二天，毛泽东一醒来，身边的人就和他核对这件事，当他说出“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句话，身边人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毛泽东咯咯地笑出声，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当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点吸引力的。”毛泽东就是以这一人民外交思想为基础，从偶然事件中看出必然的结果，导演出被人们誉为“乒乓外交”的千古佳话。 　　第五招，选择了尼克松。自一九六八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后，毛泽东就给以特别的关注。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身边人读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又说：“从一九四九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身边人问他：“美国人高兴吧？”毛泽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身边人回答后说：“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泽东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又说：“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关注起来。有一次和身边人谈起选谁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解释说：“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三十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他肯定尼克松要当选，表示要请他到北京来。身边人想不通，怕和一个老反共分子交往影响他的形象。毛泽东说：“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他让身边人背诵杜甫的《前出塞》诗，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意义，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毛泽东说到这儿，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身边人说：“这么说，非尼克松不行？”毛泽东肯定地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毛泽东如此直抒胸臆，向他身边工作人员谈他充满智慧的五招棋，其心胸、其气魄是何等丰富、何等迷人。然而，在《毛泽东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里却有这样一段描写：“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房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孤独的。”我的天哪！为了不忘给毛泽东戴上“个人崇拜”的帽子，竟然如此歪曲、贬损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在接见斯诺的那一天，毛泽东的内心是“格外激动”，“脸上放着红光”，哪有“痛苦”和“孤独”的影子。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类似的作品里，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就这般不顾事实地瞎编。我们应当警惕！ 　　毛泽东的五招棋，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和同斯诺的谈话，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纷纷给以突出的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奉总统的旨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尼克松看了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这个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尼克松甚至考虑如何尽快访问中国的问题，他找基辛格商量。基辛格劝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尼克松点头同意，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基辛格安慰说：“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此后，中美两国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为尼克松访华铺路。中方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对美工作小组，就在乾隆皇帝的旧行宫──钓鱼台忙碌起来。一次，毛泽东听完小组汇报后，还饶有兴致地说：“你们住在这个行宫里，有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块石刻上刻的题钓鱼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随后用湖南腔吟哦起来，“‘众乐康衢物滋阜，由来诸事在人为。’连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为。我们现在所为的事，我们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许会不理解、想不通；我看是须后人才能明白了它的深远意义的。”当时有人反对和美国谈判，毛泽东说，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们请尼克松来不能光为自己。美方先后两次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非常意外、非常高兴地对尼克松说：“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哪？！”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听了这条消息，笑了，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他做出了两点出人意外的决定：第一，在会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有作具体安排，就在尼克松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叫身边人给周总理打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接见他。这在以往外交礼遇上是很少见的，表明毛泽东对尼克松的诚意和重视。第二，在会见的时间上，原来只定十五分钟，可一谈起来就是六十五分钟。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接见大厅尽可能靠近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连强心针都抽到了针管里准备着。毛泽东却以惊人的毅力从事着这一外交活动。而且，在整个会谈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戏谑与玩笑活跃着谈话气氛，诙谐随意地驾驭着整个会晤。 　　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晤，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几个地方。’” 　　送走尼克松，周恩来出了机场，当即驱车赶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不困，你说吧。”“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周恩来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毛泽东以他深邃的思想批判了尼克松的唯心史观，阐明了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原因，指明了中美关系改善的路还很长。但是，十几年后，《毛泽东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却对这件事作出相左的评论：“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的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五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什么“全球观念”、“现代意识”、“超世纪事件”，说穿了，就是用所谓“d理论”来彻底篡改毛泽东的阐述。中美关系到了d的手里，已经变成投降，接着就是受辱。当人们还记着截查我货轮、捉弄我申奥、轰炸我使馆、撞毁我军机这些民族耻辱的事件，谁还能相信所谓“全球观念”、“现代意识”这些鬼话，谁还能否认中美关系的列车已经开到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成功是十分喜悦的。他曾经和身边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只有十七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作。”和尼克松会晤以后，他高兴地对身边人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确，那一时期，中国一下子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美建交打开了大门，中国加入联合国，中日建交，中英关系从代办提升到大使级，一些国家纷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出现了繁花似锦的局面。当年四月，正值日本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廖承志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恰好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相应地，美国政府也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乔冠华和詹金斯谈得很顺利。乔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前三句：“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欢欢喜喜詹金斯，”要大家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大家七嘴八舌：“喜上眉梢乔老爷”、“洋洋得意乔老爷”，乔说都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中美会谈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起乔的那首打油诗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毛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原来乔冠华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押着到闹市中心王府井去卖他们的报纸。造反派不跟他时，他就把报纸往当街一放，钻到小酒馆喝啤酒去了；回去照数交钱，且每次都多交几角。造反派就讽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这个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用在诗里，堪称一绝。 　　中美会谈的成功，中国虽然帮助美国从越南拔出泥足，但换取的却是巨大的。第一、承认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第二、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围堵；第三、撤销美台防卫条约，美军撤出台湾；第四、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会籍；第五、共同防苏制苏。这些，可是一个战争的胜利者才能获得的丰硕战果啊！从此，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国际政治由两极变为三极，中国由此转危为安，脱出两霸围堵的困境。而且，继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英、法、德、日等大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几十个二三流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争相前往北京，拜会他们心目中的政治家──毛泽东。毛泽东由此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伟人，真是应了他在《沁园春》里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词句。这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外交胜利啊！ 　　苏联的核讹诈，不但“诈”明了美国的态度，而且“诈”出了毛泽东的智慧。既然美国为改善中美关系频送秋波，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历史机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早在一九五九年，在和几位美国友人谈话时，毛泽东就隐喻地说，我想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和苏联闹翻以后，毛泽东就思虑着如何改善中美关系，以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现在时机到了，他为此来了一个大手笔。 　　前文谈及美国驻波兰大使尾追中国大使的戏剧性情节，接着就是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第一次在中国大使馆举行。会谈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七零年元月二十一日，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出现了。他急切地向基辛格打听中美会谈的情况，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说：“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多勃雷宁以笑声掩盖自己的尴尬，说：“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基辛格作了“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并不是针对苏联的”保证后，看着多勃雷宁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态，不无幸灾乐祸地想：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 　　但是，美国出兵侵略柬埔寨，激起了中国人民反美的新浪潮。天安门举行了百万人的示威游行活动，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即著名的“五？二<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0" unitname="”">０”</chmetcnv>声明。尼克松暴跳如雷，他一方面怕因抗议而断送中美关系改善的机遇气急败坏，另一方面又放不下霸权主义者的架子要施淫威。他抓起电话颁布命令：“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经过哈佛教授基辛格的一番分析，尼克松才豁然开朗，醒悟到他要在台湾海峡重新部署力量并非良策，而只会把事情搞糟。他更加信赖这位哈佛教授，同他一起谋求中美关系改善之机。 　　尼克松稳定了，毛泽东活跃了。 　　毛泽东连施五招高棋：第一招，<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10" year="1970">一九七零年十月一日</chsdate>，邀请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夫妇并排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他这天心情显得格外激动，回到住处，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有人问他为什么对会见一位老朋友这么高兴？他笑了，回答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想一心一意搞建设吗？偏不让你搞。世界上的事有时是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去行事的。那好，要斗就斗，奉陪到底，边斗边搞建设。”还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第二招，这年年底，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里，他向斯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为什么要让右派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还说：“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谈话后，他风趣地对身边人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又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可惜，毛泽东的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蕴含着智慧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当局的重视。基辛格曾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后来也谈到：“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 　　第三招，一年以后，也就是<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5" month="3" year="1971">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chsdate>，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二十八日开幕当天，毛主席像着了魔似地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他叫身边人员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他讲。为此，他叫人打电话催送《参考》，在卧室抽着烟等。身边人员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他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这次派出的球队，是时隔六年以后第一次又在世界上露面。果然，如毛泽东所料，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招，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当身边人员向他反映了我国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在中国队的汽车上友好地接待了上错车的美国队员时，毛泽东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世乒赛就要结束了，一份由中国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到毛泽东处，文件上周恩来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泽东在自己的名字上也画了圈，并要身边的人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当天晚上，毛泽东吃完饭，又吃了安眠药，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入睡了；突然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身边人听清后，怕他吃了安眠药说话不算数。毛泽东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第二天，毛泽东一醒来，身边的人就和他核对这件事，当他说出“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句话，身边人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毛泽东咯咯地笑出声，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一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的话：“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当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点吸引力的。”毛泽东就是以这一人民外交思想为基础，从偶然事件中看出必然的结果，导演出被人们誉为“乒乓外交”的千古佳话。 　　第五招，选择了尼克松。自一九六八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以后，毛泽东就给以特别的关注。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届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身边人读给毛泽东，毛泽东说：“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又说：“从一九四九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珍宝岛事件之后，毛泽东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身边人问他：“美国人高兴吧？”毛泽东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身边人回答后说：“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泽东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又说：“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关注起来。有一次和身边人谈起选谁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解释说：“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三十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他肯定尼克松要当选，表示要请他到北京来。身边人想不通，怕和一个老反共分子交往影响他的形象。毛泽东说：“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他让身边人背诵杜甫的《前出塞》诗，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意义，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十五年，一百三十六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毛泽东说到这儿，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身边人说：“这么说，非尼克松不行？”毛泽东肯定地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毛泽东如此直抒胸臆，向他身边工作人员谈他充满智慧的五招棋，其心胸、其气魄是何等丰富、何等迷人。然而，在《毛泽东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里却有这样一段描写：“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房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才能披露一点儿。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孤独的。”我的天哪！为了不忘给毛泽东戴上“个人崇拜”的帽子，竟然如此歪曲、贬损毛泽东的形象。就是在接见斯诺的那一天，毛泽东的内心是“格外激动”，“脸上放着红光”，哪有“痛苦”和“孤独”的影子。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些类似的作品里，为了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就这般不顾事实地瞎编。我们应当警惕！ 　　毛泽东的五招棋，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毛泽东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和同斯诺的谈话，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是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事件，纷纷给以突出的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奉总统的旨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尼克松看了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这个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尼克松甚至考虑如何尽快访问中国的问题，他找基辛格商量。基辛格劝道：“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尼克松点头同意，说：“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基辛格安慰说：“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此后，中美两国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为尼克松访华铺路。中方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对美工作小组，就在乾隆皇帝的旧行宫──钓鱼台忙碌起来。一次，毛泽东听完小组汇报后，还饶有兴致地说：“你们住在这个行宫里，有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块石刻上刻的题钓鱼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随后用湖南腔吟哦起来，“‘众乐康衢物滋阜，由来诸事在人为。’连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为。我们现在所为的事，我们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许会不理解、想不通；我看是须后人才能明白了它的深远意义的。”当时有人反对和美国谈判，毛泽东说，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们请尼克松来不能光为自己。美方先后两次派基辛格秘密访华，基辛格非常意外、非常高兴地对尼克松说：“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哪？！”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毛泽东听了这条消息，笑了，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他做出了两点出人意外的决定：第一，在会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有作具体安排，就在尼克松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叫身边人给周总理打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接见他。这在以往外交礼遇上是很少见的，表明毛泽东对尼克松的诚意和重视。第二，在会见的时间上，原来只定十五分钟，可一谈起来就是六十五分钟。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接见大厅尽可能靠近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连强心针都抽到了针管里准备着。毛泽东却以惊人的毅力从事着这一外交活动。而且，在整个会谈中，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幽默、戏谑与玩笑活跃着谈话气氛，诙谐随意地驾驭着整个会晤。 　　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晤，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几个地方。’” 　　送走尼克松，周恩来出了机场，当即驱车赶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不困，你说吧。”“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周恩来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毛泽东以他深邃的思想批判了尼克松的唯心史观，阐明了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原因，指明了中美关系改善的路还很长。但是，十几年后，《毛泽东　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却对这件事作出相左的评论：“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生存的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十五年前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块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什么“全球观念”、“现代意识”、“超世纪事件”，说穿了，就是用所谓“d理论”来彻底篡改毛泽东的阐述。中美关系到了d的手里，已经变成投降，接着就是受辱。当人们还记着截查我货轮、捉弄我申奥、轰炸我使馆、撞毁我军机这些民族耻辱的事件，谁还能相信所谓“全球观念”、“现代意识”这些鬼话，谁还能否认中美关系的列车已经开到一条危险的道路上。 　　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成功是十分喜悦的。他曾经和身边的人说过这样的话：“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四年期间只有十七个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作。”和尼克松会晤以后，他高兴地对身边人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的确，那一时期，中国一下子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美建交打开了大门，中国加入联合国，中日建交，中英关系从代办提升到大使级，一些国家纷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出现了繁花似锦的局面。当年四月，正值日本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廖承志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恰好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相应地，美国政府也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乔冠华和詹金斯谈得很顺利。乔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前三句：“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欢欢喜喜詹金斯，”要大家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大家七嘴八舌：“喜上眉梢乔老爷”、“洋洋得意乔老爷”，乔说都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中美会谈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起乔的那首打油诗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毛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原来乔冠华在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押着到闹市中心王府井去卖他们的报纸。造反派不跟他时，他就把报纸往当街一放，钻到小酒馆喝啤酒去了；回去照数交钱，且每次都多交几角。造反派就讽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这个笑话在外交部流传甚广，连毛主席都知道了，用在诗里，堪称一绝。 　　中美会谈的成功，中国虽然帮助美国从越南拔出泥足，但换取的却是巨大的。第一、承认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第二、解除对中国的封锁围堵；第三、撤销美台防卫条约，美军撤出台湾；第四、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会籍；第五、共同防苏制苏。这些，可是一个战争的胜利者才能获得的丰硕战果啊！从此，世界不再是二分天下，而是三分天下，国际政治由两极变为三极，中国由此转危为安，脱出两霸围堵的困境。而且，继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英、法、德、日等大国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几十个二三流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要，争相前往北京，拜会他们心目中的政治家──毛泽东。毛泽东由此一跃而成为世界的伟人，真是应了他在《沁园春》里所说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词句。这可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外交胜利啊！

无花 · 发表于 2008-2-9 11:31:59

<table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4" width="600" border="0"><tbody><tr><td valign="top"><div class="subhead">（三）全力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div></td></tr><tr><td valign="top" width="600"><div class="content">（三）全力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  　　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人民外交思想。他在建构国际战略思想时，总是以人民外交思想为基础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时，就明确指出：“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在和斯诺的那次著名的谈话里，毛主席开宗明义说：“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个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正是出于这种外交思想，毛泽东一直关注着亚非拉广大地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并给予全力支持。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叙述。 　　１、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决不拿原则作交易。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抛弃革命，向美帝祈求和平，大搞什么“戴维营精神”；接着，又在古巴先是搞冒险主义、后又搞投降主义。这些背叛行径，都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和揭露。后来，在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苏共以给中共信件的方式提出了他们“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给苏共回信的方式全面批判了苏共的修正主义路线，提出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建议”的发表，当时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动。“建议”第八条明确指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革命口号，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第十三条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这就毫不妥协地批判了苏修背叛革命、背叛亚非拉人民的可耻行径。 　　就是在后来中美两国举行的震惊世界的会谈中，毛泽东依然坚持了这条原则。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基辛格辩解说：“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周恩来驳斥说：“和平是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的。”“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基辛格不想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周恩来严肃而又平静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在中方的坚持下，美方同意了修改中方提出的方案。周恩来看后说：“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基辛格故作惊讶：“哦、哦……是吗？”周恩来严肃地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有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等于要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周恩来也“哦？”了一下。基辛格又说：“是的。所以我们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在美国观点部分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不使中国方面吃亏。”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基辛格被说服了，且很激动，他明白了周恩来从来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正如他在回忆录里写的：“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尼克松来访时，公报中有关措辞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决，基辛格又提出将公报稿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为“人民要进步”。周恩来认为还是用原来的提法好，因为这一段讲的是中方立场。事后，周恩来解释说：我们本来也想让一步，因为我国宪法里也有人类进步的说法，但把公报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说：还是恢复“革命”这个词。尼克松也赞扬这个公报（即《上海公报》）是负责任的，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像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中美会谈，中方帮助美方从越战中拔出泥腿，也是坚持原则的，不但没有丝毫损害印支三国的利益，而且赢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一九七五年，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了金边，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过了一年，越南全国实现统一。印支三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向全世界宣告：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弱国能够打败强国。这对世界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２、像家人一样接待，似战友胸怀交心。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毛泽东接见了众多的亚非拉朋友，有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学者、知识青年。毛泽东自己就曾这样说过：“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这是<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9" month="7" year="1964">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chsdate>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谈话时说的。毛主席还亲切地说：“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亚非拉朋友来华访问，凡要求会见毛主席的，毛主席都热情地给以满足。一九七五年六月，加蓬总统邦戈访华，毛主席正在病中。二十七日，他给邦戈写了一封信：“加蓬共和国邦<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戈总统">戈总统</personname>先生阁下：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欢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　倚枕”字里行间洋溢着毛泽东对这位非洲朋友的尊重、厚谊和歉意。来访的亚非拉朋友对毛泽东的崇敬、虔诚和求教的心情也都溢于言表；有的和毛泽东握过手以后多日也不肯洗手，回去再和自己的同事一一握手，以这种方式表达对毛泽东的敬重。毛泽东最后接见的友人是巴基斯坦总理布托<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他的">和他的</personname>夫人，那是一九七六年的<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7" month="5" year="2005">五月二十七日</chsdate>，即他逝世前的三个月。 　　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１）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并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主席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主席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同尼雷尔谈话，进一步指出，他们（指美苏）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２）关于谁怕谁的问题。在“五？二<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0" unitname="”">０”</chmetcnv>声明里，毛主席在得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结论后，就提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毛主席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阐明这个规律。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在和毛主席会见时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毛主席听了很赞赏，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主席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３）关于“三个世界”问题。此点下文专讲，这里从略。 　　（４）关于第三世界团结问题。毛主席在谈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以后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在和尼雷尔谈话时，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主席说，也怕呢。尼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主席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５）关于中国援建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对亚非拉国家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援助问题，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六十年代他就对外宾讲：“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文革期间，他把这一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他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他还谆谆告诫外国朋友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马哈古卜部长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毛主席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毛主席对援外人员的要求是很严的。六十年代他就对几内亚朋友讲：“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中国专家是不是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有特殊化的情况？……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文革期间，总是征求外宾对我援外人员的意见。毛主席说，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当尼雷尔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毛主席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３、尽可能地给这些国家以物质援助。毛泽东深知这些穷朋友在遇到困难时是多么需要中国的帮助，他甚至站在被帮助者一方，细心地替他们着想。一九七零年六月，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毛主席看了，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同一时期，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后来，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这是在一年里毛主席对援外的几个批示。从这些批示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地慷慨解囊。 　　一九六七年六月间，周总理在谈援外问题时说到有几千个援外项目要处理。其中，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项目。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的出海口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0" unitname="公里">１８６０公里</chmetcnv>，是横跨非洲大陆的一条大动脉。坦赞两国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支持南部非洲地区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摆脱对受制于南非与南罗得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南部出海通道的依赖，迫切需要另辟一条新的运输线。这条铁路就是他们想建设的。开始他们寻求西方大国和苏联的帮助，但均遭拒绝。后来，美、英等西方国家插手，一想赚钱，二想控制坦赞两国，三想排挤中国。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识破西方国家的阴谋后曾愤怒地说：“这么说，你们的帮助是有条件的！但中国的帮助是无条件的。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将你们或是美国、西德赶走……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如此害怕中国？”他还说：“现在中国成了最吓人的东西，你只要同中国打一次交道，别人就指责你同魔鬼打交道了。这愚蠢至极！”坦桑尼亚首先邀请了中国，赞比亚还在犹豫。一九六七年六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访问中国，在周恩来积极、主动和无私的提议下，卡翁达极为乐意地接受了中国的援建。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卡翁达。卡翁达坐在毛泽东身边，敬重地说：“主<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席">席</personname>先生为全世界各国人民做工作，身体这么健康，我感到很吃惊。”又说：“我们赞比亚最尊敬的人有三种：长者、智者和勇者。这三种您都具备。中国人是最富于智慧和勇气的，中国的工作使整个世界变得有希望了。对于这一点，我十分欣赏。”话题一回到铁路，卡翁达不想加深中国领导人对他一度彷徨的印象，连忙解释说：“我只不过顺便提到铁路问题。<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和总理">和总理</personname>先生详谈了这个问题。我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马上通知你们。”毛泽东并不在意，手臂高扬了一下，气魄宏大地说了一句：“这条铁路不过１８００多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这种胸怀使卡翁达很是吃惊，他厚厚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这不是什么报答。”毛泽东摇摇头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卡翁达忙附和道：“是的，是的，我完全同意主<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席">席</personname>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毛泽东很体谅地说：“你们独立才两年，还有很多困难。我们独立已快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那些尚未独立的国家。”并总结性地说了句他最喜欢的哲学名言：“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能最后解放自己。”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8" month="6" year="1968">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chsdate>，尼雷尔总统第二次访华，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毛泽东先问大使：“你来了多久？”大使答：“不到两年。”尼雷尔插了一句：“他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很诧异，喃喃道：“比较了解？”又兀自摇摇头说：“有些外国记者宣传红卫兵坏得很。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嘛……他们想闹嘛！有些人就着急了……他们是不反对你们的。”尼雷尔没有完全听懂，脸上不悦：“我们也没说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从来不对红卫兵表示不满。”毛泽东重复了这句话的意思后，自我解释说：“中国派到外国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坏事的。”周恩来讲到中国在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有一个翻译背着使馆非法组织绿卫兵，被坦方保安部队发现后，由使馆押送回国处理的事。毛泽东显出怒意：“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不尊重驻在国领导；背着当地的领导，也背着我们干坏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来，我们就把他撤回来。”尼雷尔再三解释说：“这是一件小事，我说老实话，在中国专家中总的是好的，坏的只有一、两个。”“希望你们警惕这样的人。”毛泽东平静以后，饶有兴趣地问起坦桑尼亚的天文地理：“你们那里有很高的山吗？”尼答：“有。”“山上有雪吗？”“有。”周恩来插话说：“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毛泽东颇为惊讶：“赤道与雪山，就像火与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们却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议！”他又发出奇想：“山上有老虎吗？”尼雷尔笑了：“没有。非洲没有老虎。因为老虎是亚洲的动物，所以您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成本地语言。”翻译将此话一译出，会客厅里顿时响起轻轻的笑声。 　　一九七零年七月上旬，三国代表在北京举行有关坦赞铁路的第四次会谈。会上，赞比亚代表团团长提出机车制动停车装置问题。赞比亚采用的是真空制动，但这种方法已被新的方法代替，中国和坦桑尼亚都是采用这种新的方法。赞比亚怕自己的国家将来会有不测，坚持要用真空制动。有的同志不解：“他们和坦桑尼亚的关系不是很友好吗？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亲如姐妹的国家，根本用不着担心发生什么事情嘛。我看他们有些神经过敏……”周恩来轻轻摇摇头，讲了“事不当时固争，防祸于未然”的道理后，说：“不错，两国关系现在是极为友好的，是亲如姐妹的，可是即使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妹、亲兄弟，尚有不和之时，何况是亲如姐妹的两个国家！”这个技术问题一时难住许多专家，周恩来说：“你们把这个课题交给群众，讲明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援建的坦赞铁路遇到的难题，请他们帮助解决。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解决。”结果，交给二七机车车辆厂，没过几天，攻关小组就拿下了这个难题：这个装置，在坦桑尼亚境内用空气制动，到了赞比亚境内，只要把阀门一关，就可以改用真空制动。这种特殊的停车装置，直到现在还在坦赞铁路上使用。 　　圆满解决问题的坦赞代表团成员强烈地要求要见毛泽东主席，<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1" month="7" year="2005">七月十一日十七时三十五分</chsdate>，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当他们转达了尼雷尔和卡翁达对毛泽东的问候时，毛泽东表示谢意，又风趣地谈起他的哲学：“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他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来北京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两位团长当真：“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舒心地吸了一口烟，两手搭在椅把上，神采飞扬：“他们过去不肯修这条路，现在又很想修了，他们的早晚市价是不相同的。”看着人们频频点头，他又说道：“中国的确是被帝国主义一些大国看不起的，技术落后，穷得很。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些穷朋友。互相帮助嘛。其实这条铁路算什么数啊？统共才一亿英镑。”他又问周恩来：“这条铁路准备修几年啊？”周恩来答道：“计划六年，希望能够缩短。问题是他们的劳动力需要逐步学习技术。”毛泽东颔首又问道：“听说成昆铁路拍了个电影，放给他们看了没有？”李先念回答：“看过了。”毛泽东说了一句含有主观能动性的话：“要快也可以快，要慢也可以慢。”然后，转向非洲朋友：“这条铁路如果修起来，会带动你们国家许多工业。一定要修起来！”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地形复杂，河流纵横，丛林密布，热季又长，年降雨量在<chmetcnv wst="on" tcsc="0" numbertype="1" negative="False" hasspace="False" sourcevalue="0" unitname="毫米">１０００毫米</chmetcnv>以上，给施工造成很多困难。在施工高峰时，工人达到两三万。而且美国人正在修的那条公路，有一段几乎与坦赞铁路并行，不远处便有公路与铁路的交叉点，谁抢在前面，谁将占便宜，同时某种心理的东西也在起作用……在这个关键时候，周恩来与陈毅再次商量，要派一位得力的大使去加强对施工的领导。陈毅提议让仲曦东去。仲是一九五五年授予的少将军衔，解放前夕，在烟台和美国人谈判，把美国人“谈”得一筹莫展，前两年又在捷克当过大使。他一到非洲，一头扎在铁路上，起早贪黑地巡视铁路，热了，跳进河里洗个澡；饿了，在工地食堂抓根油条，边走边吃。一次，吃了根油条感到胸口堵，但他坚持行了６００多公里，才返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那时他已是心口发慌，呕吐不止，病情加重。使馆没有医生，只好找援建的纺织厂的医生来看。医生看病情严重，第二天早上用直升飞机送到医疗队做心电图，才确诊为是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心脏已到了危险边沿……陈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陈再嘉去抢救；无奈，不能直航非洲，只好在北京打电话就地抢救……仲曦东病情稳定后，知道中国铁路已赶在了美国公路前面，宽慰地笑了。 　　该项目于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进行勘测设计，一九七零年十月正式开工，<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4" month="7" year="1976">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chsdate>全部建成移交。为修建这条铁路，中国政府提供了高达９．８８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５万人次，发运各类建设使用物资近１００万吨。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确实是用“最好的技术员、最好的设计方案、最好的设备和物资、最好的施工方法、最快的施工速度”建成了坦赞铁路。尼雷尔高度评价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对非洲人民的伟大贡献”，“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卡翁达总统赞扬说：“患难知真友，当我们面临最困难的时刻，是中国援助了我们。”坦赞两国人民乃至整个非洲把坦赞铁路誉之为“自由之路”、“南南合作的典范”。可惜，当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去世，毛泽东主席危病在身，不久也久别人世了。但他们决策援建的铁路必将像一座纪念碑长久地留在坦赞两国人民的心中；并成为中非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让那些背叛毛泽东、实行民族利己主义者在这座纪念碑前唠叨去吧，毛泽东演绎的国际主义真谛像撼天动地的故事将世世代代鼓舞着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div></td></tr></tbody></table>

无花 · 发表于 2008-2-9 11:33:18

四）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赐惠勿念，受恩莫忘。”毛泽东这样支持和援助亚非拉人民，亚非拉人民也深深地记挂着中国人民的情谊。就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时，这些穷朋友却意外地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抬进了联合国，使中国隔绝了二十二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那是<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6" month="10" year="1971">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chsdate>，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谈判成功以后，周恩来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第一次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谈判的愉快。”就在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抽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七十六票赞成，三十五票反对，十七票弃权。周恩来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受，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可是，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用轻松的语气问基辛格：“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基辛格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自信：“我看不见得吧？” 　　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的意料之外的。我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我们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4" month="10" year="2005">十月二十四日</chsdate>，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在送基辛格一行的机场上，我方人员都在为联大的事而喜悦，美方人员还以为是公报采纳了我方的意见而高兴。基辛格在“空军一号”专机上从传来的电讯稿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惊讶。他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送走基辛格，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和有关人员讨论要不要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党组的意见是不去。毛泽东听到后，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他还点名让乔冠华任团长，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代表团组成后，毛泽东又在外交部关于为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批道：“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8" month="11" year="2005">十一月八日</chsdate>，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兴奋地笑着说：“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九日，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的书面讲话和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都是经过毛泽东审批。可见毛泽东对这次活动是多么重视。 　　<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5" month="11" year="1971">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时三十分</chsdate>，在联合国大会第一九八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大会主席马里克（印度尼西亚人）说：“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作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地欢迎中国代表团。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开始参加当今世界上这个主要的政府间组织的工作。毫无疑问，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作，联合国的工作成效将得到加强。”接着，５７个国家的代表致了欢迎词，指出这是“终于决定纠正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错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使新时代人类的前途变得灿烂起来”。他们盛赞通过的那一天（即<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5" month="10" year="2005">十月二十五日</chsdate>）是“令人难忘的夜晚”（据报道，那天支持中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长时间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许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拥抱祝贺，热情的黑人兄弟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美国合众社报道：“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自那天以来“联合国大会一直耐心的等待着今天同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个杰出的代表团的到达，等待它最终来占有曾经被无故剥夺了二十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尼泊尔代表说：“从我在联合国的经历中，在这个组织的历史上，我还想不起有什么别的时机使人们有理由感到这么喜悦和高兴。”阿尔巴尼亚代表指出，这“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不可争议的威望和声誉及其在国际事态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的影响的又一生动证明”。坦桑尼亚代表说：“我们认为，他们来到联合国不仅对联合国，而且对国际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因为他们不仅会给这个组织带来古老文明和伟大智慧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会带来伟大的、革命的、智慧的和有才能的人民的朝气和献身精神。” 　　这些生动的发言，不仅胜利地宣告了美国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政策的彻底破产，而且是对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的热烈赞颂。毛泽东以非常感激的心情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大会的发言。正是由于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以摧枯拉朽的气势，不但巧妙地调整了国际关系的格局，由两霸相争变成了三足鼎立；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把红色中国看成是自己的希望。中美会谈的成功和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间，这在历史上几乎是仅有的。这足以说明毛泽东的外交路线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光芒万丈吗！ 　　此后，又出现了日本、德国等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一九七六年底，和中国建交的国家由一九六五年底的４９个增加到１１１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 　　伟大的实践孕育着伟大的理论。如此丰富的外交实践是毛泽东又一重大理论产生的母腹。（五）“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它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晚年根据他以上这些外交实践，深深地思索着新的国际战略构想，提出了“三个世界”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是中国革命外交路线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国际反帝、反霸、反殖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它是世界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１、“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2" month="2" year="1974">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chsdate>，毛泽东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有如下一段对话：　　毛泽东：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卡翁达：对。　　毛：谁是第一世界？　　卡：我想应该是那些剥削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世界。　　毛：第二世界呢？　　卡：是那些已经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人。　　毛：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我同意主<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席">席</personname>先生的分析。　　毛：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主<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席">席</personname>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研究一下吧。　　卡：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第三世界人口多。　　卡：确实如此。　　毛：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把他的重大思考首先向非洲朋友倾吐出来，这是意味深长的。穷则思变，是毛泽东一生一个重要的革命思想。在他看来，非洲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压迫最深重的地区，因而也是最具革命性的地区。他说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就是这个意思。他决策援建坦赞铁路就是从这个战略思考出发的。他对非洲朋友总是那么坦率、诚恳和循循善诱，就是出于这种“改造世界”的革命胸怀。 　　从毛主席这个谈话里可以看出：（１）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以经济上的贫富为首要条件；（２）第三世界人口多，考虑问题就要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３）第三世界的团结是关键。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的。 　　此后不久，即<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0" month="4" year="2005">四月十日</chsdate>，毛主席派了d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这个会议上，d发言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发言稿讲到，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其中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这个发言稿是经毛主席审阅并批示：“好，赞同。”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在d主持制定的所谓“历史决议”里，在全面否定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时，对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作了一句肯定；并在“文稿”里做了如上的详细介绍。但是，由于d彻底背叛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包括背叛了毛泽东的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他就必然要背叛“三个世界”的理论，投靠帝国主义，做它们的附庸，搞民族利己主义。只要看看在d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中国执行的外交路线和它在联合国逆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愿望的种种丑恶表现，就不难看出他是如何背叛这个理论的。 　　２、“三个世界”理论的由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曾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即一九六三年九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讲：“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在作了这样的形势分析以后，毛主席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相信那一套。”接着，又向日本朋友谈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从毛主席的谈话里可以看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是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一脉相承的，这里的第一个中间地带就是后来的第三世界，第二个中间地带就是第二世界，把美、苏两霸划为第一世界，就是明确反霸的斗争目标。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反映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即从两霸相争到三足鼎立。这就使第三世界有条件团结起来，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霸。而在反霸斗争中，又提出“一条线”的策略。这就是一九七三年基辛格第四次访华，毛泽东向他提出：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希望美国跟欧洲和日本加强合作，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显然，“一条线”策略是“三个世界”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属于“三个世界”理论的。促成毛泽东这一理论的形成，是和毛泽东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外交活动取得巨大胜利分不开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出人意料的恢复，对毛泽东这一理论的形成无疑起了催化作用。毛泽东这个理论的形成是完全符合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他国际国内革命路线的有机统一，是他继续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阶级分析的方法。 　　可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三个世界”的提出，“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原来注重意识形态（保持中阿、中越、中朝紧密的特殊关系）逐步调整到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根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和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国家的正常关系，并为八十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三个世界”理论是淡化意识形态吗？否！ 　　就是在震惊世界的中美会谈中，毛泽东也十分注重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对于美国在谈判中想打中国牌的企图坚决给以抵制。<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4" month="1" year="1972">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chsdate>，美国代表黑格来访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他向周恩来总理转达美国总统的口信说，苏联决定改变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这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他狂妄地宣称：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毛泽东得知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２２年不来了，再等２２年。尼克松不来，土克松、砖克松也会来。”<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6" month="1" year="2005">一月六日中午１２点１０分</chsdate>至下午２点１０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商谈《答复稿》。毛泽东看了《答复稿》后说：政治局再讨论。《答复》经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答复》中说：“……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中方把《答复》念给黑格后，黑格只得说：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总统的意思。接着，周恩来对黑格予以严厉批驳：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他还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个词（英文‘生存能力’一词Viability）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一九七三年二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针对美以苏联威胁恐吓中国的企图，毛泽东也指出：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美国总有些人想把祸水东引。毛泽东这样警惕美国，是淡化意识形态吗？ 　　就是在对其他国家的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毛泽东也丝毫没有淡化意识形态的意思。一九七四年五月，即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后的两个多月，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拉扎克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共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拉扎克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泽东回答：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拉扎克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毛泽东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有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是高兴的。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主义义务区别开来，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在他和斯诺谈话中也是这么做的。他说：“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 　　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里，能够看出任何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吗？没有。相反，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在原则问题上是毫不妥协的。至于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路线，早在和苏联赫鲁晓夫大辩论时就指出，这是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企图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同“和平共处”等同起来，说它“为八十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那实在是一种误导。 　　“三个世界”理论确实为中国的外交路线奠定了新的基础。但是，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修正主义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这个“基础”上执行的是一条背叛国际无产阶级、投靠帝国主义的卖国路线。因而，已经离“三个世界”理论相去十万八千里。 　　３、“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意义。同毛泽东的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命运一样，“三个世界”理论同样被d彻底背叛了。但是，经过二十多年资本主义复辟惨变的风吹雨打，这个理论同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样，放射着它的光芒。 　　首先，关于时代问题。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一再重复列宁的著名论断：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个世纪过去了，列宁的论断过时了吗？没有。因为世界的基本矛盾没有变，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剥削依然存在；变的只是剥削方式，变得更加残酷、更加野蛮，也更加带有欺骗性。由于后者的引诱，在革命阵营内部产生了现代修正主义，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二十世纪由十月革命兴起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时陷于低潮。毛泽东的中国本可以作中流砥柱，“三个世界”理论本可以武装全世界革命人民，建成广泛的反帝、反霸、反殖统一战线，在苏联解体后，担当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由于d的叛变，中国发生了易帜的惨剧。应该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向低潮的开始，而真正走向低谷的则是中国的易帜。d首先在时代问题上否定列宁的论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的论断；并且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绝不打头”的所谓十六字方针，作为他的外交路线。显然，这都是对着“三个世界”理论所唱的反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就有那么一位颇有名气的翻译家，向他提“建议”，说什么“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是‘文革’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的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他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的金额。这些人对毛泽东的中国外援方针极尽其讽刺挖苦之能事，原来是要中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援助的“吝啬”劲。投桃报李，d当然接受了。于是，到了党的十四大，“名正言顺”地把国际主义从党章里勾掉了。于是，在后来的“世贸”谈判时，堂堂的大国总理面对美国的压力，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步（说白了，就是让利），还低三下四地当着美国新闻记者的面，要为生气的美国老爷们“消消气”。这是何等的“慷慨”！而谈判大将龙永图最近在学生问他在新一轮多哈会谈中“中国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时，这位大将毫不隐讳地说：“中国不能死心塌地地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因为这种观念过时了。”他还宣称：“中国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经历了１５年谈判的发展中国家，一些观念要改变。”在他看来，“中国应该改变不搞集团化的观念，建立区域贸易集团，从而更好地推动亚洲一体化进程。”看看龙永图的这些话，再想想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外交实践，有谁能说这不是对当年亚非拉“穷朋友”把我国抬进联合国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彻底背叛？打着为“国家利益”的幌子，搞民族利己主义，实际上是依附于帝国主义，为本民族一小撮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谋利益的。 　　其次，关于如何对待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毫无疑问，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外交路线上一个重大的胜利。但是，在中美谈判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了革命的原则，这就是如实地把美国作为第一世界的一员来看待，是反对的对象；只有在反对第一世界的另一个成员苏联时才可以利用美国。这是第三世界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毛泽东在中美谈判中非常注意来自右的干扰。所谓“对周恩来的批评”就是这么发生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基辛格同年第二次访华。十三日晚上，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基辛格突然提出两国建立一条防止突发事件快速传递信息的热线的建议，周恩来以“我们必须研究一下”相应。他是要向毛主席汇报后由毛主席来决定。可是，毛主席睡了，他没有汇报成。第三次单独会见，基辛格又提出来。周恩来先是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然后答复说：如果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设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基辛格说：总理先生，要秘密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用途应该是可以保密的。周恩来最后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送走基辛格，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意见。但是，毛泽东已经睡了。第二天，毛泽东听取了王海容、唐闻生的汇报：周总理有的问题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周恩来、叶剑英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毛泽东根据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于是，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是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他就不投降。”“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就这样，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的错误，会议气氛十分紧张。江青、姚文元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事后，毛主席发现情况有误，就在一次接见外宾后，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总理啊！”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有关情况的几个人说：“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对于批周的会，毛泽东先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接着，他就批评江青一伙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指周）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批周”会议有关内容；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可见，这次批评扩大到了相当的范围。 　　为什么情况有误、毛泽东作了含蓄的自我批评和对会议的矫正以后，却对会议的批评主旨仍然坚持？毛泽东所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说错了吗？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里则是题中应有之义。试想，如果因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就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三个世界”的战略构想不就自行瓦解了吗？联系到中美会谈以后，毛泽东就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所以，在和基辛格谈话后的一个多月，毛泽东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他认为要警惕美国利用和控制中国，打“中国牌”的阴谋，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毛泽东甚至讲过这样的话：敌人“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吗？不！是防患于未然。当d篡权后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蜕变为“一边倒”即倒向美国以后，这些担心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 　　且看d是怎样蜕变的？ 　　“批周会”d是参加了的，在会上也做了表态性的发言，并且受到毛泽东的赞许。后来，又受毛泽东的委托，出席联大，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但是，毛泽东逝世以后，他伺机篡权，一开始就往美国靠。 　　他靠美国时，正是美国最弱、最需要朋友的时刻。一九七八年美国在冷战中被苏联逼入守势，卡特在国内支持率日低，内政外交，没有一丝亮点。美国人感到自己正在失去世界，对自己的国家开始失去信心，甚至连挥舞国旗的情绪也没有了。这时d异常主动，要求大家绕开台湾问题，迅速成交。<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1" month="1" year="1979">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chsdate>中美建交。<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9" month="1" year="2005">一月二十九日</chsdate>至<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4" month="2" year="2005">二月四日</chsdate>，d就率代表团访美。在访美期间，他接受《时代》周刊的采访时竟然说：“苏联是战争温床，美国不是。”卡特政府极度担心他在美国国土上发出太强的反苏言论，引发美苏军备控制谈判的危机。而正忙着利用大选把卡特赶下台的里根和他的选民们，却从d的访美言论中看出了玄机：“哈哈，这正是我们要的合作伙伴！”d这一靠，恰恰是给美国人打了气。d前脚走，卡特总统就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显然，这是对中美联合公报的挑衅。三月，中国就发动了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按照d的说法是：“这个小兄弟不听话，要教训教训。”实际上，当时国际上都看得出，这是替美国人在越南人身上出气，是d讨好美国人的一步棋。这是何等赤裸裸的敌友颠倒啊！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d投靠美国也是他内政的需求。就在他访美的飞机上，陪他访美的一位右派帽子尚未摘掉的人向他请教说：“小平同志，为什么中国的开放只向着西方？”他回答说：“你看，周围的国家凡跟随美国的都富起来了。”同年二月，我国宣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特区，学习“四小龙经验”，首先吸引海外华人的资本，把美国作为主要的出口销售市场，直至实现投入和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美国人既看清了d在国内这场改革的潜在目的，也看清了他投靠美国的真实用心。今年（二零零四），美国官方纪念d诞辰百年活动中的一篇文章《美国的“d之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d公开讲，自己的脸长得不好看，想装得很好看也白搭，还不如自己承认为好。他甚至对美国记者说，中国在国际上不重要。因为中国还非常穷，能量有限。对抗苏联，要靠美国。但中国不是毫无影响。中国愿意通过和美国合作，要来技术和资金。结果，西方人开始向中国提供技术和资金。”“美国人对周恩来很尊重、小心，但对d却不仅尊重，而且喜欢，甚至着迷，因为d更能够清楚地展示中美合作的潜力。在美国人看来，他干练、执著、厉害，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想要什么，并准备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而且他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担心美国的威胁，他担心的是苏联。这足以让充满焦虑的美国人感到一块石头落地。”美国人（其实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如此爱恋d，难怪从一九七六年一月到一九九七年去世为止，d至少七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d两次被评为该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这只有邱吉尔、艾森豪威尔、戈尔巴乔夫等少数人能与他媲美，享受此荣。 　　d投靠美国，不仅帮助美国结束了自越战惨败以来战略收缩的调整，又一次出现了美攻苏守的格局，而且也使中国日益失去了毛泽东晚年在美、中、苏“大三角”格局中的战略自主地位。一九八九年出现的“政治风波”，实质上就是美国操纵一小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利用我国人民反腐败的革命浪潮，颠覆我国人民政权的一次露骨的尝试。d一面出兵开枪镇压示威的群众，一面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放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军人物，用人民群众的鲜血祭奠他一心投靠美国的可耻路线。风波过后不久，鉴于美国国内民众和国会的双重压力，老布什行政当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于<ch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20" month="6" year="2005">六月二十日</chsdate>宣布对中国一系列的制裁：冻结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财政机构对中国的贷款；冻结美中双方高层官员的会面；冻结双方的军事交流。一时中国成为西方集体经济制裁的对象。但就在同一天，老布什却立刻向老邓发了一封语重心长的绝密信件，希望继续维护美中关系。密信发出２４小时，中国方面就立刻表示接受美国派遣秘密特使的建议，迫切希望能与美国沟通。由于行动甚为秘密，以致飞机进入中国领空差一点被击落。美国特使只在北京呆了一天，见到了d，然后匆匆回国。中国依附于美国的路线就这样在一场风波之后，通过私下交往又延续下来。怕死后改变这条路线，d甚至以“政治遗嘱”的方式，向他选定的接班人交待说：“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对中美关系。我想了想，一百年来，对中国欺侮最少的大概就是美国了。……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我们只能是韬光养晦，决不冒头，没办法，我们能力不够，手段有限嘛。到了你们那一代，办法可能会多一些。”为了投靠美国，竟然不顾历史事实，在狼身上披羊皮，美化美国，长美国势力，灭自己威风。这就是毛泽东晚年一再担心的投降派淋漓尽致的表演。 　　d的继任者把这条投降路线推到极致。这时，美国因苏联解体而成为独霸，先后发动了入侵伊拉克的海湾战争、肢解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和推翻萨达姆占领伊拉克的战争。与此同时，对中国时不时给脸子看，直到炸我使馆、撞我军机这样辱国事件的发生。可是，这位继任者仍然以讨好美国为能事，不但压制群众的爱国情绪，低调处理这些事件，而且和美国几届政要眉来眼去，在人家面前又歌又舞，生怕人家不给脸子。难怪老百姓说他是“江水不泽百姓田，能歌善舞爱富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国内，形成一种败坏民族精神的亲美、崇美、媚美、恐美的腐朽思潮，并且培植了一些民族败类和准卖国贼，实际上就是美国入侵中国的内应势力。在国际上，丢了亚非拉“穷朋友”的广泛支持，以唯利是图的形象参与第二世界的竞争，助长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一句话，投靠美国，必然要彻底背叛“三个世界”理论；而且，这是最大的背叛。如果说毛泽东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中国的国势是强弩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的国势已是强弩之末了。美国操纵台独势力把海峡形势搞得乌烟瘴气，就是今日中国内忧外患的缩影。 　　再次，关于革命到底依靠谁的问题。毛泽东积一生革命的实践，反复向人们说明，他是把人民群众的觉悟看得高于一切。既然要革命，那就有一个到底依靠谁的问题。他是把依靠人民作为革命历程中始终居于首要问题来解决的。所以，在每一个革命历程中，他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上来。他是那样专注此事，又是那样循循善诱。他讨嫌其他头衔，只恋导师一称，这是和他一生热爱群众工作分不开的。他把是否会做群众工作视为革命者第一本领或基本功，道理也在于此。毛泽东在思考“三个世界”理论构想时，很自然地向人们说明，当今世界革命要依靠的就是世界人民，特别是要依靠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的人民。这是一个反世俗、反潮流的伟大思想。世俗思想是嫌贫爱富，千百年如此。自从有了帝国主义以后，就有了少数富国和绝大多数的穷国。这些穷国又都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帝国主义在掠夺这些穷国时，又把世俗的嫌贫爱富的思想培植为殖民主义思想，即把穷国的命运托付给富国、大国。这是百年来帝国主义培植的最为腐朽的思想，也是亚非拉地区人民受穷的重要思想根源。毛泽东把它翻转过来，“嫌富爱贫”，“打富济贫”，战略上藐视当今那些富国、大国，即帝国主义国家，一心一意帮助那些穷国、小国，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义不容辞、神圣无比的国际主义义务。毛泽东为什么对我国援外人员中的任何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是那么警惕和深恶痛绝？就是因为大国沙文主义是这种世俗思想的歪曲表现。毛泽东不但用他的援外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用“三个世界”理论升华了这一思想。 　　与此相应的是，“三个世界”理论还包含着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的革命思想，这就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受苦受穷的人民是最具革命性的人民，他们最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受苦受穷的地方往往是统治阶级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是发动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深含着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亚非拉地区就是今日世界的农村，第一、第二世界就是今日世界的城市。“三个世界”理论就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放大。因此，一九六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林彪根据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构想，写了纪念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首次提出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战略构想。文章有如下的话： 　　“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那里的农民问题，同中国一样具有极端重要性。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帝国主义在侵略这些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侵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广大农村却是它所无法完全控制的。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向最后胜利进军的基地。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 　　据说此文是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通过的，虽然林彪署名，但代表了毛泽东思想。陈毅外交部长，在北京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激昂陈辞，以此文为据，讲解了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使与会者十分振奋。他激奋地说：我等世界革命的胜利头发都等白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用历史的、唯物的观点看，林彪这篇文章确实对理解“三个世界”理论很有帮助。 　　不错，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世界革命也陷入低潮。但是，挫折教育了人民。通过这二十多年复辟惨变的对比，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会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至今仍然怀念毛泽东，恰恰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和“三个世界”理论深入人心的结果。毫无疑义，当世界人民不分种族、不分地域闹起革命时，必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彻底埋葬帝修反的火红局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是继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之后，接力棒似地开辟了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通途。这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再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有阶级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步骤，亦即第二次过渡的步骤。这是人类从幼年走向壮年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践行了这个通途的又一步骤，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凡是经历这一伟大革命运动并做出贡献的人们，不管他们后来变化如何，都将被历史纪念着；毛泽东的旗手作用将和马克思、列宁一样，在这个历史时期延续着。毛泽东以他生命最后的十年，完成的这件以苏为鉴、以我为的、深含历史内容的反修防修大演练，以及他建构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复辟、反倒退斗争受用不尽的精神宝库。我们总结这一革命的历程，就是重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一革命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领略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继续践行这一通途而奋斗。d的翻案复辟只不过是从反面印证了这一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的真理性。“马过板桥蹄击鼓，鸡食铜盆嘴敲锣。”毛泽东既然如此信赖他的人民，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人民，人民决不会让他失望。因为他的希望系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一定会渡过这个复辟倒退的曲折，朝着毛泽东的理想世界前进。 　　毛泽东的肩膀是巨人的肩膀，他一肩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肩挑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的重要标志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毛泽东肩上挑的两个理论和实践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标志。这两个理论和实践是那样博大精深，如磁石般地吸引着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他的第二个理论和实践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全世界的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了反复辟、反倒退的可贵经验。它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的里程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丧失了政权的党，都开始用毛泽东的第二个理论和实践武装自己的党，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我们作为毛泽东思想故乡的人，有责任学习好、宣传好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和实践，并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最好的、也是最大的贡献。  　　与此相应的是，“三个世界”理论还包含着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的革命思想，这就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受苦受穷的人民是最具革命性的人民，他们最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最容易接受革命的思想。受苦受穷的地方往往是统治阶级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是发动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深含着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亚非拉地区就是今日世界的农村，第一、第二世界就是今日世界的城市。“三个世界”理论就是中国革命道路的放大。因此，一九六五年，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林彪根据毛泽东的“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构想，写了纪念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首次提出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战略构想。文章有如下的话： 　　“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那里的农民问题，同中国一样具有极端重要性。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帝国主义在侵略这些国家的时候，总是首先侵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广大农村却是它所无法完全控制的。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农村，只有农村，才是革命者向最后胜利进军的基地。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在这些地区的人民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 　　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 　　据说此文是当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通过的，虽然林彪署名，但代表了毛泽东思想。陈毅外交部长，在北京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激昂陈辞，以此文为据，讲解了中国的革命外交路线，使与会者十分振奋。他激奋地说：我等世界革命的胜利头发都等白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用历史的、唯物的观点看，林彪这篇文章确实对理解“三个世界”理论很有帮助。 　　不错，随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世界革命也陷入低潮。但是，挫折教育了人民。通过这二十多年复辟惨变的对比，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会重新沦为资本的奴隶。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至今仍然怀念毛泽东，恰恰是毛泽东革命外交路线和“三个世界”理论深入人心的结果。毫无疑义，当世界人民不分种族、不分地域闹起革命时，必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彻底埋葬帝修反的火红局面。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乃至整个人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它是继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之后，接力棒似地开辟了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的通途。这是人类自有历史以来，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再从阶级社会过渡到有阶级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步骤，亦即第二次过渡的步骤。这是人类从幼年走向壮年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践行了这个通途的又一步骤，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凡是经历这一伟大革命运动并做出贡献的人们，不管他们后来变化如何，都将被历史纪念着；毛泽东的旗手作用将和马克思、列宁一样，在这个历史时期延续着。毛泽东以他生命最后的十年，完成的这件以苏为鉴、以我为的、深含历史内容的反修防修大演练，以及他建构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复辟、反倒退斗争受用不尽的精神宝库。我们总结这一革命的历程，就是重温毛泽东发动和领导这一革命的艰难而伟大的历程，领略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继续践行这一通途而奋斗。d的翻案复辟只不过是从反面印证了这一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的真理性。“马过板桥蹄击鼓，鸡食铜盆嘴敲锣。”毛泽东既然如此信赖他的人民，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人民，人民决不会让他失望。因为他的希望系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一定会渡过这个复辟倒退的曲折，朝着毛泽东的理想世界前进。 　　毛泽东的肩膀是巨人的肩膀，他一肩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肩挑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它的重要标志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里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毛泽东肩上挑的两个理论和实践是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标志。这两个理论和实践是那样博大精深，如磁石般地吸引着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他的第二个理论和实践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全世界的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了反复辟、反倒退的可贵经验。它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主义发展到第三阶段的里程碑。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丧失了政权的党，都开始用毛泽东的第二个理论和实践武装自己的党，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我们作为毛泽东思想故乡的人，有责任学习好、宣传好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和实践，并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最好的、也是最大的贡献。

超级老生 · 发表于 2008-2-12 21:43:01

偶看过些关于文革的笑话，说有几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跑别人街上去刷语录写大字报，被严重警告和抗议，还有张照片，估计在中国，一黑人提桶红油漆，正往墙上刷“毛主席万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