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先生作品《笔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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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小令三首仿易安



　　叶嘉莹写了上述那两首词之后，还有“下集”。这个“下集”，她有说明：“近写《水龙吟》及《水调歌头》诸词，友人见之，或以为气类苏辛，不似闺阁之作，因仿稼轩之效李易安体，为小词数首。”其中三首，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距离她在该刊发表那两首“气类苏’辛”的长调，恰好相隔一年。词后附注。这个说明也是“注”的一部分。
　

　　她的说明需要略加解释。苏辛指苏东坡与辛弃疾。“气类苏辛”云云，即是说她那两首长调其风格与苏辛之词相似，不象出于女子手笔。于是她“因仿稼轩之效李易安体，为小词数首。”“易安”即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她自号易安居士），稼轩则是辛弃疾的号。稼轩词向以慷慨悲凉，沉郁顿挫见称，所谓“大声镗鎝，小声铿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是也。但这只是指辛词的主要方面，他也是可以作婉约词的。如《青玉案》中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祝英台近》的“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抒写儿女之态，其婉约处亦不输于易安。这些词一般认为是他的“效易安体”。
　

　　“闲话”表过，言归正传。叶嘉莹那三首“仿稼轩之效李易安体”，并录如下：

　　踏莎行
　　黄菊凋残，素霜飘降。他乡不尽凄凉况。丹枫落后远山寒，暮烟合处空惆怅。
　　雁作人书，云栽罗样。相思试把高楼上。只缘明月在东天，从今惟向天东望。

　　这是一首表现作者对祖国深沉思念的好词。“黄菊凋残，素霜飘降”点明时间，但这个秋天的景象也可能是“心理上的感觉”；同样，“他乡不尽凄凉况”固然是说明地点，但“凄凉”云云，也可能不是实指景况，而是作者的感觉，是因某种感触而起的凄凉情味。
　

　　“丹枫落后远山寒，暮烟合处空惆帐”是既写景，亦写情，说的也不单指异乡，“远山”云云，更具象征意义。简而言之，作者是为国事而担忧，不过这种担忧并非严重到对祖国失去希望，只是轻微的惆怅而已。至于令其担忧者为何，则在第二首《西江月》中有较清楚的表达，下面再谈。
　

　　后半阕“雁作人书，云裁罗样。相思试把高楼上。只缘明月在东天，从今惟向天东望”则是全写对祖国、远人的思朝了。中国是东方古国，“明月在东天”的明月象征中国，“从今惟向天东望”说明了作者对祖国深挚感情。作者这些复杂的情绪写得非常含蓄，词家所谓“意在言外”是也。以“风格”而论，也确是深得“易安体”婉约之妙。当瓶上面所论，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未必尽符作者原意。
　

　　再谈第二首。先录原词。

　　西江月
　　昨夜月轮又满，经时音信无凭。怪他青鸟误云程。日日心期难定。
　　已报故园春早，春衫次第将成。莫教风雨弄阴晴，珍重护花幡胜。

　　作者在这首词中写出了自己对祖国的心情（包括忧虑与期待）。
　

　　作者自言“惟是词体虽效古人，词情则为作者所自有。即如‘青鸟误云程’一句，盖用‘汉武帝故事’中青鸟为西王丹传信之故事，以喻言加拿大邮政之罢工与怠工也；‘风雨弄阴晴’一句，盖喻言白天安门有大字报活动以来，各刊物之报道纷纷也；‘春衫’一句，盖用《论语》中‘春服既成，之意以为游春做准备喻言今日国内为各项建设所做之准备也；‘护花幡胜’一句，盖用《博异志》所载唐代崔元徽以朱幡护花之故实，以喻言对今日百花齐放之情势当善自护持也。‘幡胜’即幡，谓旗幅之下垂者。唐宋人诗词中往往有之。亦或指妇女头上之饰物。”从作者的注解中，我们不但可以了解作者的“词情”，亦可以体会作者的“心情”了。她是以一个华裔学人、天涯游子的身分，对祖国的情势变化，表现了深切的关怀。这首词的警句（亦可说是包括了这三首小令的最重要的一句）是“莫教风雨弄阴晴”，这也是作者“护花”心事的所在？要知“百花齐放”之情势得来不易，若是被“无端风雨”弄得“阴晴不定”，那就未免令人担心。所以作者的万语千言，归结为一句盼望当政者“珍重护花幡胜”！至于因何令得作者有此忧虑，词中涉及的“时代背景”，我准备谈到第三首时再说。
　

　　懂得这首词是表现作者对祖国情势变化的关怀，我们也就可以更深一层的了解，何以作者会“怪他青鸟误云程”，以至令她“日日心期难定了。”加拿大邮政的延误，耽误私人邮件还是小事，国内的消息也阻隔了，她急切想知道国内局势究竟是阴是晴，这就未免心期难定了。
　

　　再谈第三首：

　　临江仙
　　惆怅当年风雨，花时横被摧残。平生幽怨几多般。后来天壤恨，不肯对人言。
　　叶落漫随流水，新词写付谁看。惟余香梦求全删，故国千里隔，休戚总相关！
　　（自注：“看字为韵字，读第一声。”第一声即平声。）

　　叶嘉莹这三首小令可以作“组词”来看，三首词表现同一主题——海外游子关怀祖国，希望祖国一天好过一天，“莫教风雨弄阴晴”。故以“故园千里隔，休戚总相关”作结束语。“惆怅当年风雨，花时横被摧残”当系指“四人帮”时代，摧残文艺之花的风雨。
　

　　作者写此三首小令时的“时代背最”为何？可以当年（一九七九年）北京某报在立春之日写的一篇文章来作说明，那篇文章引用辛弃疾《汉宫春》中的词句“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来比喻当时的“文艺气候”，堪称妙喻。那时百花齐放的政策，由于受到一些“左的势力”的干扰，是颇有“余寒未尽”的意味的。这种“左的干扰”不但令得海外学人担心，北京的《人民日报》亦曾多次发表文章批“左”。好在这种“干扰”也不过一时逆流而已，开放政策是变不了的。
　

　　“春幡”是宋代女子时兴的一种头上装饰，常剪彩燕戴在头上。叶嘉莹的《西江月》中有“珍重护花幡胜”句，此幡胜亦是一作妇女头上饰物解的。叶嘉莹选用“仿稼轩之效易安体”，其亦有感于此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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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闻一多论诗鄙胡适

　

　　“五四”以后，文坛上曾出现过新诗的热潮，郭沫若、徐志摩、康白情、朱自清、俞平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作者。当时闻一多在清华大学读书，尚未有诗集行世，但对于新诗的爱好则几近乎狂热的地步。据他的同学梁实秋说，当时流行的一些诗集，如《女神》（郭沫若作）、《冬夜》（俞平伯作）、《草儿》（康白情作）、《尝试集》（胡适作）等等，闻一多“几乎没有一部不加以详细的研究批判”。“喜欢文学的同学们每天络绎而来，每人有新的诗作都拿来给他看，他也毫不客气地批评。”
　

　　胡适在“五四”时期以提倡白话文而自命为“新文学的开山祖师”，（其实胡适的所谓“文学革命”是极不彻底的，中国新文学的真正开拓者是鲁迅）那时也在大写白话诗，编为《尝试集》，也俨然以白话诗的“先驱者”、“大宗师”自居。
　

　　尽管当时胡适“鼎鼎有名”，但对于他的新诗，闻一多却最看不起。闻一多最佩服的是郭沫若的《女神》。
　

　　闻一多认为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胡适那些“白话诗”根本就不能算是诗。他曾写了一篇《冬夜评论》，后来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出版。《冬夜评论》本是批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的，但其中有一段涉及胡适的《尝试集》：“胡适之先生自叙再版尝试集，因为他的诗由词曲的音节进而为纯粹的‘自由诗’的音节，很自呜得意，其实这是很可笑的事。旧词曲的音节并不全是词曲自身的音节，音节的可能性寓于一种方言，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其实闻一多不但在诗的见解上与胡适不同，最主要的还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与胡适完全相反。说起来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胡适是留美学生，闻一多也是留美学生，两人都写新诗。但在闻一多的诗中则常常表露出对美国的厌恶与对祖国的热爱，胡适却是把美国当作他的“祖国”。（胡适学成回国之时，曾有《舟中赏月》之作，自认美国才是他的“故乡”，回国反有回到异乡之感。）
　

　　闻一多在美国所写的新诗，其中最出名的一首是《洗衣歌》，前有小序云：“洗衣是美国华侨最普通的职业，因此留学生常常被人间道：‘你爸爸是洗衣裳的吗？’”
　

　　原诗相当长，今录前面几段：

　　（一件，两件，三件，）
　　洗衣要洗干净！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我洗得净悲衷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
　　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
　　交给我诜，交给我洗。
　　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
　　脏了的东西你不能不洗，
　　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
　　你忍耐的人们理它不理？
　　替他们洗！替他们洗！
　　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
　　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
　　邪稣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华侨在美国给人轻视，给人欺侮，诗人是满怀不平之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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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闻一多的旧体诗和方言诗

　

　　在近代作家中，闻一多是一个罕见的多才多艺的“多面手”。
　

　　他会画画——他留学美国，本来就是学西洋画的，曾参加过纽约一年一度的美展。“可惜”送去的十多幅画，只有一幅获得一颗金星。不过这“可惜”也许正是“可幸”，使他不成为第二流的画家，而成为第一流的诗人。他会治印。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作个穷教授，收入难以糊口，曾正式“挂牌”，鬻印以补家用。他的治印在战时后方很有名气，成就似乎比他的画大很多。当然在闻一多的各种才艺之中，　自是以他作为“诗人”的成就最大。
　

　　谈到诗才，他也是多方面的。最著名的当然是他的“新诗”，但他也会写旧诗，而且据说他的英文诗也写得很不错，曾吓倒美国大学的一班“小子”——有个和他同学的美国“小子”，在校刊上写了一首侮辱中国人的诗，闻一多立即写了一首诗还击他，令得他的美国同学大为惊服。
　

　　他的英文诗是写给美国“小子”看的，不必谈它。他的“旧体诗”似乎也写得很少，但我看到过他的三首旧体诗，倒觉得颇有意思，不妨介绍出来，以供同好欣赏。
　

　　第一首是说他何以重写旧诗的。小序云：“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口，纪以绝句。”

　　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缺舌总猜疑。
　　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

　　第二首题目为《释疑》，写出他对于诗（推广及其他艺术）的见解。诗云：

　　艺国前途正杳茫，新陈代谢费扶将。
　　城中戴髫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
　　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教亡羊。
　　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第三首题为《天涯》，写出了他对诗的热爱。诗云：

　　天涯闭户睹清贫，斗室孤灯万里身。
　　堪笑连年成底事？穷途舍命作诗人。

　　第三首自陈抱负的不说，从一、二两首看来，他虽然是个会写英文诗的留学生，但绝对不象胡适之流的唯洋是尚，而是重视祖国文化的。
　

　　正是从这点出发，所以他的新诗很少欧化的味道，而是带有泥土气息的道地的“中国诗”。
　

　　我以前谈过，他最看不起胡适的新诗，在批评《尝试集》的一段中，曾说过“音节之可能性自寓于一种方言”。方言中“自有一种天赋的音节”。他有一首用北京话写的新诗，并不求其叶韵，而自有“音节”之类，可能就是为了要证实他的这个见解吧。
　

　　诗题为《飞毛腿》，写的是北京的一个“黄包车夫”的生活。

　　我说飞毛腿那小子也真够蹩扭，
　　管包是拉了半天车得半天歇着，
　　一天少了说也得二三两白干儿，
　　醉醺醺的一死儿拉着人聊天儿。
　　他妈的谁能陪着那个小子混呢？
　　“天为啥是蓝的？”没事他该问你。
　　还吹他妈什么箫，你瞧那副神儿，
　　窝着件破棉袄，者婆的，也没准儿。
　　再瞧他擦着那车上的两大灯吧，
　　擦着擦着问你曹操有多少人马。
　　成天儿车灯车把且擦不完啦，
　　我说“飞毛腿你怎不擦擦脸喇啦”
　　可是飞毛腿的车擦得真够亮的。
　　许是得擦到和他那心地一样的！
　　瞎！那天河里飘着飞毛腿的尸首
　　……
　　飞毛腿那老婆死得太不是时候。

　　这首诗是有着“冷隽”的味道，可是“冷隽”之中又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与同情——尽管“诗人”与“飞毛腿”之间还有距离，他是站在一旁看“飞毛腿”的不幸的。但在他那个时代，一个留学生出身的诗人，面能为“黄包车夫”写诗，也是很难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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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挽聂绀弩联


　　聂绀弩是名作家，也是老报人，一九八六年三月在北京逝世，享寿八十三岁。同年四月八日，北京文化界的朋友给他开了个追悼会，许多作家送来挽联。现在选录几副。
　

　　钟敬文联云：

　　晚年竟以旧诗传，自问恐非初意。
　　老友渐同秋叶尽，竭忠敢惜余生。

　　绀弩本是以杂文著名的，据他在《散宜生诗》的自序中说，他是在一九五九年才开始写旧体诗的，当时他以“右派分子”的身分，被“下放”到北大荒的某一农场劳动，“一天夜晚，正准备睡觉了，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做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要做诗……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就交出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这真是“趣事”。但更“妙”的是，第二天“领导”却宣布他做了三十二首，因为他这首七言古体长诗共有一百二十八句，这位领导以为四句就是一首，于是就说成三十二首了。不过这个“妙事”却使得聂绀弩在旧体诗的领域中开辟了新境界。
　

　　钟敬文是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和聂绀弩是同一年（一九零三年）生的，四十年代后期，他和聂绀弩一样，也曾来香港“避难”，任香港达德学院文学系教授。绀弩的旧体诗集《三草》中有赠给他的诗多首。
　

　　聂绀弩在文学领域上的两大成就，一是杂文，一是旧体诗。他以杂文的笔法写诗，这也是他的旧体诗特色之一。钟敬文的挽联只提他的旧体诗，另一位作家何满子的挽联则兼及杂文。何联云：

　　从坎坷中来，旧诗洗宋唐陈套。
　　为战斗而作，杂文及鲁迅精神。

　　“坎坷”，不得志的意思。聂绀弩是在“下放”北大荒劳动的期间开始写旧体诗的，其“坎坷”可知。绀弩的旧体诗是最擅长运用旧瓶装新酒的；其杂文亦堪称可继承鲁迅。此联可作文艺评论看，其评聂绀弩的旧诗和杂文，亦堪称的评。
　

　　启功教授一联则于论诗之外，兼及他的遭遇。联云：

　　革命抱忠心，何意门中遭毒手。
　　吟诗惊绝调，每从强外发奇音。

　　聂绀弩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门中遭毒手”云云，则是无须详注的了。“奇音”二字可用胡乔木为《散宜生诗》所写的序文作注，在那篇序文中，胡乔木认为聂绀弩的旧体诗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枝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上联为死者的遭遇鸣不平，下联为死者留下的“奇绝”诗篇而赞叹，堪称写出了绀弩的“其人其诗”。此联悬于追悼会的礼堂门口，据说是最受注意的一联。
　

　　对聂绀弩的平生和成就都谈到的是陈凤兮女士的一联：

　　新闻记，古典编，杂文写，无冕南冠，白发生还，散木岂不材，瘦骨嶙峋，绝塞挑灯题野草。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盛世颓龄，青春焕发，故交伤永别，千蝶旷代，骚坛刮目看奇花。

　　知道陈凤兮名字的或者不很多，但知道他丈夫名字的一定不少。她的丈夫是著名的已故报人、作家金满城，中国的第一部《性史》就是由他编著的（其实金满城在文学事业上最大的成就是翻译，他是法国留学生，曾翻译法国作家法朗士、巴尔扎克、莫泊桑等许多名作）。解放后金满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和绀弩是同事，两家是经常来往的。
　

　　略加注释。上联写聂绀弩的生平，聂是新闻记者出身，曾在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任职（一九二八年），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此是“新闻记，古典编”的“本事”。聂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体诗集名《散宜生诗》，取《庄子》说的“散木不材”，因而可以避免斫伐之意。但聂绀弩虽然自比“散木”，实是大材，故联中说“散木岂不材”也。聂是在一九七六年以“国民党县级以上人员”的身分获特赦的，他有“穷途痛哭知何故，绝塞生还岂偶然”的诗句。在北大荒时，某年鲁迅忌日，他曾以鲁迅《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此是“白发生还”和“绝塞挑灯题野草”的本事。上联写聂的生平，下联则是说他的旧体诗。
　

　　“史诗作，狂热问，浩歌寒”取材自聂纶弩《题野草·墓碣文》一诗。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以心糊口情何恻，将齿咬唇意岂安？
　　我到成尘定微笑，君方入梦有初欢。
　　谁人墓碣刊斯语，瞥见其人少肺肝。

　　此诗本是隐括鲁迅的《墓碣文》一文的，陈凤兮用诗入联以挽绀弩，堪称“得体”。“我到成尘定微笑”一句，亦可移作聂的“自挽”。
　

　　“千蝶旷代”则取意自聂柑弩《题野草·秋夜》的诗句，原诗云：

　　梦中微细小红花，有瘦诗人泪灌他。
　　道是冬随秋去后，行看蜂与蝶争哗。
　　夜浓恶鸟刚飞过，睞眼鬼天快亮吗？【注】
　　火引青虫破窗入，刺天枣树尽枒杈。

　　联语以“蝶”象征聂绀弩的诗篇，“干蝶旷代”喻其诗之美之奇，实为当代罕见也。
　

　　还有一副挽联是聂的“倾盖八友”送的。联云：

　　松柏后凋，尽有严寒偏耐冷。
　　氛埃粗落，不须雪涕更招魂。

　　“八友”者，王以铸、吕剑、宋谋瑒、荒芜、孙玄常、陈冷园、陈迩冬、舒羌是也。他们和聂绀弩一起出了一本诗词合集，名为《倾盖集》。本是“九友”，绀弩谢世，就只剩下“八友”了。“八友”的诗词集是：王以铸的《城西诗草》、吕剑的《青萍结绿轩诗存》、宋谋瑒的《柳条春半楼诗稿》、荒芜的《纸壁斋诗选》、孙玄常的《瓠落斋诗钞》、陈迩冬的《十步廊韵语》、陈冷园的《影彻楼诗词稿》和舒芜的《天问楼诗》。

　　【注】“睞”，原字左为“目”，右为“埉”之右边，音“节”，输入法无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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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京华犹剩未残棋


　　聂绀弩逝世时，我在澳洲雪梨，从报上得知他的不幸消息，便即写了一副挽联，寄给北京《文艺报》（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刊出），悲怀难抑，下笔匆匆，工拙不复计矣。联云：

　　野草繁花，香岛难忘编后话。
　　微醺苦酒，京华犹剩未残棋。

　　聂绀弩的年纪比我大得多，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已是享有盛名的作家了。当时（一九四零年）他在桂林编《力报》副刊，我刚进桂林中学，给《力报》投稿，蒙他取录，但未见过面。“正式相识”是十年之后的事。他担任香港《文汇报》的总主笔，我编《大公报》的副刊，那时方始经常来往。经常来往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有共同的嗜好——围棋。围棋一下，往往不能自休，他每天要写一篇《编者的话》，也往往因为下棋耽误，要报馆打电话催他回去写。不过他这《编者的话》却是别具特色的，是杂文式的时论，后来辑成《海外奇谈》、《二鸦杂文》等等在香港出版。
　

　　他的杂文师承鲁迅，某年鲁迅忌日，他“以《野草》中数文意为诗八首”，其一的题词有句云：“野草浅根花不繁，朝遭践踏暮芟删。”上比的“野草繁花”云云，即反其意而用之，言其将野草式的杂文在香港发扬也。一九六二年我做客京华，他曾挟围棋来访，一局未终，即因临时有事作罢。“微醺苦酒”句出自他的《淡淡的血痕中》题诗，“苦酒微甘酌与人，非醒非醉但微醺。”

　　补记：聂绀弩这几首吊萧红诗，已于一九八二年编入他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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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章太炎挽孙中山联

　

　　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一副挽孙中山的对联，挽联是：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能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这副对联用词较僻；而且有“古典”也有“今典”，故须略加解释。
　

　　首先要说明一下历史背景。孙中山逝世前中国有三大势力，一是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一是东北张作霖“奉系”势力；一是南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孙郎使天下三分”说的就是这个历史背景。）但北洋军阀又分裂为“皖系（段祺瑞）与“直系”（曹锟、吴佩孚）两个大派别。
　

　　一九二四年奉直之战，直系以冯玉祥阵前倒戈而失败，段祺瑞就任北方政府的“临时执政”，邀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当时国内政局非常混乱，曹、吴虽败，仍思卷土重来，孙中山拟与奉皖结成“三角同盟”，遂接受了段的邀请。当时国民党内有许多人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章太炎也是其中之一。
　

　　段祺瑞是继承袁世凯的，上联将袁世凯至段祺瑞这一北洋军阀势力比作三国时的曹魏，将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比作孙吴。“江表岂能忘袭许”说的是魏吴之间的一段“仇怨”，亦是“借古喻今”的。“许”指许昌，在河南省中部。东汉末年，曹操劫持汉献帝迁都许昌，献帝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打败另一个军阀袁绍，史称“官渡之战”。当时南方的吴是孙策主政，他在官渡之战未分胜负前，拟偷袭许昌，迎汉帝回朝（洛阳）。陈寿的《三国志》是以魏为正统的，故《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记载这段史事说“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不过，孙策的计划未来得及实行，就被部下刺杀了。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因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一案，发动“二次革命”，起兵讨袁。由孙中山任命江西都督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但因势力悬殊，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章太炎将“古典”（孙策阴欲袭许）与“今典”（二次革命）合并来用，意即北洋军阀不会忘记“袭许”这段“粱子”的，亦即间接表示他对孙中山的北上联段不能同意。
　

　　下联则是用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谏，受秦昭襄王之骗，意欲与“虎狼之秦”修好，至秦地武关会盟，终于被秦劫持，终身不能回国，死于咸阳的典故。“灵修”句出《离骚》。同样是“借古喻今”，将孙中山的死于北京，比拟为楚怀王的死于咸阳。
　

　　章太炎是同盟会老会员，在日本与孙中山结识之后，即成为孙的信徒。但对于孙中山那次北上，他则始终不以为然。而事实上，段祺瑞亦是毫无诚意，只举一事就可说明。
　

　　孙中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但到了北京之后，段祺瑞一面隆重的招待孙中山，一面却向各国公使宣布，表示尊重一切条约。孙中山因而大发脾气，对段派来欢迎他的代表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章太炎这副挽联，只是表示不同意见，并非对孙中山“不敬”。事实上他是在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就到孙宅，并与唐绍仪担任“追悼会筹备处干事”。但结果他这副挽联却不能在大会悬挂。
　

　　一九二九年，国民党政府在定都南京之后，将孙中山灵榇迎回，举行“奉安大会”，章太炎又补了一副挽联：

　　洪以甲子灭，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
　　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洪”指洪秀全，太平天国灭亡那年是一八六四（甲子），距孙中山逝世是六十一年（六十取其约数）。“一匡天下古今同”，则是把孙中山比作明太祖。对孙中山是极其推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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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能成世界能成我
——杨度挽孙中山联


　　在许多致挽者中，杨度的“身分”是十分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二：一，他不是国民党，而和国民党的渊源极深；二、他曾是孙中山的朋友，又曾是孙中山的政敌，到了最后，又以孙中山的朋友出现。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和杨度同在日本东京，当时杨度是东京留学生会会长，他的住所经常有湖南同乡聚会，有“湖南会馆”之称，黄兴（湖南善化人）、宋教仁（湖南桃源人）就是经常出入他家的。孙中山曾劝杨度加入兴中会，杨因主张君主立宪，不答应；但却认为孙，黄的思想接近，可以合作，因而介绍黄兴和孙中山见面。孙黄合作果然成功，黄兴将自己领导的华兴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合并，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孙任经理。黄任协理。因此杨度虽不是国民党，却可说是同盟会的催生者。但到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杨度组织筹安会拥袁（世凯）称帝，则又变成孙中山的政敌了。不过他这副挽联却是以友人身分送的．而且对孙中山的评价甚为得当。联云：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孙中山“毕生革命”（邵力子挽联语），“坚忍一心”的称赞自是极为得当。但这副挽联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杨度这副挽联的上比：“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肯定孙中山是英雄，并说明他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原因。这个品评，深刻体会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出自曾是孙先生政敌的杨度之口，尤为难得。“能成世界能成我”的“世界”源出佛经，“世”指时间，“界”指方位。《楞严经》有云：“世为仙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仙流”即含有“历史长流”的意义。联中的“世界”似应根据佛经的解释，意义更为深刻。而不是如一般人理解的那个“全地球所有地方”的“世界”。“世界”包括时间与空间，“我”则是“世界”中的每一个“个体”。英雄“能成世界能成我”虽然是持“英雄创造历史”的“史观”，属于唯心主义；但“英雄”在历史的作用也是不能抹煞的（若把“创造”改为“影响”，影响有“促进”也有“促退”，那就对了），而就杨度而言，他能够肯定孙中山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总是表明他的思想有了与前所不同的进步。
　

　　下比“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是孙中山自言“革命尚未成功”的演绎，正因革命未成，民困未苏，致有作者之“哭”也。此联“格调”之高，足与章（太炎）联比美。我更欣赏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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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不教成败论英雄
——袁寒云挽孙中山联


　　在挽孙中山诸联中，有一副是兼有“才子”和“皇子”身分的袁寒云（袁世凯第二子，原名克文）写的。袁世凯背叛民国，孙中山曾领导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已见上述。袁寒云虽不赞同父亲称帝，但为人子者总不能直斥其父之非，这副挽联如何下笔呢？袁寒云不愧有才子之称，写得倒是颇为得体。联云：

　　埏遂近明帝故陵，自有江南供俎豆；
　　史迁作霸王本纪，不教成败论英雄。

　　这副挽联是在国民党政府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奉安大典”时写的。“埏遂”是墓道，此处指中山陵；“俎豆”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引申为崇奉之意。“明帝故陵”即明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中山陵在南京市东郊紫金山（钟山）中部第二峰茅山南麓，明孝陵在钟山南麓玩珠峰，二陵相去甚近。这是上联“本事”。项羽不是“正统”的皇帝，但司马迁的《史记》却将项羽传列入“本纪”，因而下联据此得出“不教成败论英雄”的结论。袁世凯称帝失败，孙中山也是未得及身而见革命成功的。下联说的那个“英雄”，可以解作袁世凯，也可以解作孙中山。袁寒云故意作为“泛论”的笔法出之，这也是他作为才子的“聪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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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一字推敲
　

　　袁寒云一联有不同版本，另一版本上联第一句作“墓门对明祖故宫”，“江南”作“江山”；下联“史迁”作“史公”，“霸王”作“项王”。“埏遂近明帝故陵”也好，“墓门对明祖故宫”也好，说的都是中山陵的位置，关系不大（以地理位置而言，原联似更切。因二陵同在钟山，对故宫则是“遥对”了）。“史迁”、“史公”都是指太史公司马迁，但一般习惯简称为“史迁”的似比简称为“史公”（把太史公的“头”锯掉）的多。“霸王”“项王”都是指项羽，以“霸王”对“明帝”较工，因“霸”与“明”均形容词也。
　

　　最关键的是“江南”与“江山”的推敲。“江南”偏于一隅，“江山”则是“大一统”的，不但气魄大得多，也更适合孙中山是全国领袖的身分。但袁寒云是著名才子，岂有不知二者差别？因而有个说法，说他是故意用“江南”的。主“江南”一说者谓，就因为该联作者是袁寒云，所以他才要故意把孙中山“略为贬低”，只承认他是南方的革命领袖，不承认他是“正统”的全国元首。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一九一二年元旦那天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到了二月十三日，就实践他对袁世凯的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继任临时总统。到了一九一三年十月六日，“国会”（当然是袁世凯势力控制下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就是“正式”的元首，而非“临时”的了。站在北洋政府的立场，同时也是根据中国传统的修史惯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就奉曹魏为正统，而不是去管曹操和刘备谁是谁非），自袁世凯至段祺瑞的北方政权才是合乎“法统”。孙中山在“珠江开帅府”只是在南方“割据”而已。袁寒云虽然不赞成帝制，但他还是不能让孙中山的身分盖过他的父亲袁世凯的（他还未能“进步”到那个程度）。若说“自有江山供俎豆”，那就是他也把孙中山尊奉为全国元首了。
　

　　但不论就历史评价或就对联艺术而言，“江山”确是比“江南”好得多。如果袁寒云的原联真是用“江南”的话，我们倒不能不为他惋惜，惋惜他因为是袁世凯的儿子，至以辞害意，既失掉正确的历史评价，也减弱了该联的艺术性。还是改为“江山”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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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谈挽张大千的对联


　　国画大师张大千病逝台北，各地友好纷纷致送挽联。选几副谈谈。
　

　　“治丧委员会同人”送的挽联是：

　　过葱岭，越身毒，真头陀苦行，作薄海浮居，百本梅花，一竿汉帜；
　　理佛窟，发枯泉，实慧果前修，为山河生色，满床退笔，千古宗风。

　　此联概括张大千生平，文笔朴厚，堪称佳作。联中所涉“本事”，仅就所知，略加注释。
　

　　抗战期间，张大千曾携门人子侄，亲往敦煌，调查石窟历时三载。在这三年中，他做了两件大事：一、将发现的石窟（共三百零九窟）标明号数，并就其壁画之时代与风格，编撰成《莫高山石窟记》；二、临摹敦煌壁画二百余帧。是为我国从事研究敦煌艺术的第一人。“理佛窟，发枯泉”即指此事。敦煌一带缺水，游方和尚遇到有泉水的地方才结庵，称为“坐泉”，和中土和尚称结庵坐禅为“坐庵”不同。但当年有泉水的那些地方，现在早已干枯了，所以张大千发掘的就只是“枯泉”了。
　

　　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长的台静农的挽联是：

　　宗派开新，名垂宇宙丹青手；
　　园亭依旧，恸绝平生兄弟交。

　　上联说张大千，“名垂宇宙丹青手”的评价，张大千也　是可以当之无愧的。下联则是说他自己和死者的交情。这　是典型的“传统”的挽联写法，从平稳中见功力。
　

　　刘太希的挽联是：

　　雄笔卷苍茫，丹青都带风云气，
　　双溪流日夜，猿鹤独闻呜咽声。

　　“双溪”，地名，在台北市郊，张大千筑“摩耶精舍”于　该地。刘太希，江西人，和张大千同年，今年也是八十五岁。他　曾历任辅仁大学，政治大学以及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工书善诗。这副挽联也是写得很有“诗味”的。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的胡健中的挽联是：

　　一室顿凄清，余笔犹浓，广陵散绝摩耶舍；
　　双溪共呜咽，高标永仰，合浦珠还御柳图。

　　胡家旧藏有张大千业师清道人所绘的《御柳图》，抗战　期间遗失，后来张大千在香港觅购得回。这是下联最后一句的本事。曹圣芬的挽联是：

　　五百年艺苑奇才，继往开来，着纸云烟新眼界；
　　几万里天涯行脚，探幽访胜，满怀忠悃系宗邦。

　　曹圣芬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时还未到四十岁，可谓少年得志（今年他大概也不过七十左右）。但这副挽联却不能算是佳作。一、上下联都是对张大千的颂赞，上联还过得去，虽然并无新意，用语尚算适当；下联的用语，就不怎么贴切张大千的身分了。须知张大千的“几万里天涯行脚”，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寻幽探胜”，而是作艺术活动的。这里我们可以拿“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同人”送的那副挽联和它作个对比，那副挽联中提及张大千的“过葱岭，越身毒”，“理佛窟、发枯泉”等等，都是把他的“天涯行脚”和“艺术活动”联结起来，这才是只能用之于张大千而不能用之于别人的联语。“曹联”的“几万里天涯行脚，探幽访胜”，把张大千写成大旅行家了。这样的联语用之于徐霞客（明代大旅行家）似乎还更恰当。二、“奇才”对“行脚”也欠工整。
　

　　曾获法国汉学奖的名学者饶宗颐教授送的挽联是：

　　廿五年前颂眉寿南山，附骥千言，三峡云屏僭题句；
　　十二州共悼画坛北斗，久要一面，重溟烟水永难忘！

　　二十五年前是一九五八年，那年是张大千的六十整寿。饶教授用韩昌黎《南山诗》的全部韵脚做了一首祝寿诗赠张大千。《南山诗》是一首长诗，共一百零二个韵，（昌黎诗的特色是以赋为诗，《南山》尤推奇作）要步南山诗全韵，难度极高；张大千读了非常欣赏，因此寄了一幅《蜀江图》长卷给他，请他在卷上题上这首诗；这是“坝眉寿南山”与“三峡云屏僭题句”的本事。下联“久要一面”的“要”字读平声，作邀约之意。张大千曾托门人向饶教授致意，约他见面，据我所知，他们是曾见过几次面的。
　

　　张大千在香港的老朋友陈荆鸿送的挽联是：

　　六十午故旧无多，海角天涯，还得几回重聚首；
　　千百世丹青不老，风流文采，定知八表永垂名。

　　陈荆鸿是香港著名书法家，今年八十一岁了，他和张大千有六十年交情。这副挽联写得情文俱茂，堪称宝刀未老。
　

　　还有一副写得很好的挽联是张大千的旅港门人王汉翘，费侯碧漪等人送的，联云：

　　积石导源，教泽长随江水黾；
　　梅丘在望，心丧空仰庐山高。

　　上联写老师的教导恩泽，下联写弟子对老师的悼念与崇敬，极为得体；也是传统的挽联写法；古时老师死后，弟子不穿丧服，只在心里悼念，叫“心丧”。见（札记·檀弓上》。所以心丧只能用之于弟子挽老师的。《庐山图》是张大千谢世前未竞的巨构，“心丧空仰庐山高，既有“仰之弥高”的意思在内，又有“实事”可指。上联的“积石导源，教泽长随江水远”亦非泛辞，面是和张大千的籍贯有关的。张大千是四川内江人，内江在沱江中游。沱江是长江支流，流经内江至沪州市入长江。长江在四川宜宾以上为上游。因此上联的十一个字，也是只有用在张大千身上才益觉其妙的。
　

　　在许多挽张大千的对联中，有一副挽联颇为引人注意。这副挽联是梅葆玖送的。

　　与先父最投契，重画梅兰见道义；
　　望北台而雪涕，春风抖峭暗摩耶！

　　单从对联艺术着眼，这副对联有欠工整。“重画梅兰”与“春风料峭”根本不能对，“道义”对“摩耶”也很牵强（“摩耶”是“摩耶精舍”的简称，属专有名词；“道义”是虚有名词）。
　

　　它之引起注意，不是由于对联本身，而是致挽者的身分。梅葆玖是梅兰芳的儿子，在梅兰芳的儿子中也只有他是继承了乃父的艺术流派，以男子而唱“青衣”，获得成就的。去年他曾来过香港演出，甚获好评。这副挽联是他从北京托人送到台北的。
　

　　对联虽然不算工整，但他是名演员，不是名作家，我　们是不能对他苛求的。这副挽联也有它的特色，它说出了梅兰芳和张大千这两位大师级人物的一段交谊（重画梅兰）。北京精于对联的高手很多。他如果要找人代笔的话，当然会写得更好，如今由他自己来写，纵然有欠工整，却正足以表示他对父执的诚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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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梁寒操挽胡适联
　

　　胡适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以心脏病猝发，在台北南港“中央　研究院”逝世的。他生于一八九一年，享寿七十一步（实龄）。三月二日大殓。台湾自蒋介石以下的“军政大员”、“社会名流”以及各诗社等等，纷纷致送挽联，对胡推崇备至。（例如蒋介石的挽联云：“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而推崇多有逾份者。那些用陈辞滥调来推崇胡适的“名人”所撰的挽联，我就不想多谈了。这里只想谈梁寒操写的一副挽联：

　　名既大，谤亦随焉，学术之争，犹有待千秋定论；
　　健则行，倦即睡耳，哲人遽萎，究难消一代沉哀！

　　所谓“谤亦随焉”当是指内地对胡适的批评而言。平心而论，过去，那些批评是有些“过左“之处，但台湾之捧胡适，亦曾有人发出“以适之为大圣，以绩溪为上京”之诮（按：胡适是安徽绩溪人）。此联归结为“学术之争”，“犹有待千秋定论”，立论可说比较公允。下联的“健则行，倦即睡耳”，写得亦甚潇洒。
　

　　梁寒操挽胡适联中的“名既大，谤亦随焉”，是有“蓝本”的。“蓝本”是曾国藩挽他的同乡先辈汤鹏一联：

　　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
　　得谤遍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汤鹏（一八〇一至一八四四年），湖南益阳人，字海秋，和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是“大同乡”，年纪比曾恰好大十岁，但寿命则比曾短得多，曾享寿六十一岁，他只有四十三岁，可说是“英年早逝”。但著作则甚多，他的生平详见梅曾亮给他写的墓志。他的著作在当时或者很有名，但今人知之者则恐怕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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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补谈挽胡适联
　

　　我曾谈过梁寒操挽胡适一联：“名既大，谤亦随焉，学术之争，犹有待千秋定论”“健则行，倦即睡耳，哲人遽萎，究难消一代沉哀！”认为是在台湾各界名人挽胡联中的较为得体的。但要说明的是我写该文时，看到的只是台湾官方报纸所刊的联语。最近有位读者抄来了在台湾其他刊物所见的若干挽胡适联，现选择几副值得介绍的补谈。

　　胡复何言，当年假设太大胆；
　　适可而止，求生求证要小心！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的“名言”。但这副嵌名挽联则似乎是对胡适颇有“微辞”的。

　　哲学史，卒未完成，一代宗师此遗憾；
　　语体文，力为倡导，万邦人事有隆评。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册，有人说是因他不懂佛教哲学之故。此联可说是“有赞有弹”。

　　想如何为人，便如何做；
　　要怎样收获，先怎样栽。

　　这副对联是用“胡适语录”写成的。作者是刘东岩。其他二联，抄寄者没说明作者是谁。
　

　　下面一联，亦似带有批评意味：

　　纵尽时间，横尽空间，几多道学家、政治家、宗教家，谁是完全人格？
　　客观内籕，主观外籕，一有文字想、经济想、功名想，已非真正自由！

　　胡适逝世之后，台湾曾有人称之为“一代完人”，上联问“谁是完全人格？”显然对此不表同意；下联的“有文字想、经济想，功名想”则不知是否针对胡适了。但说明有此“三想”“已非真正自由”，倒是颇有新意。
　

　　又一联云：

　　剧怜脆弱的人生，开始年龄遂撒手；
　　强调自由之真谛，临终演说博同情。

　　胡适终年七十二岁，“人生七十方开始”语出台湾政坛元老张群，流行一时。胡临终前作公开演说，针对“大陆”对他的批评，强调“自由思想”。“大陆”对他的批评容有失当之处，但亦非全无可取。下联用的一个“博”字，可说是“意在言外”。
　

　　又有人代拟“清废帝溥仪挽胡适联”云：

　　向朕称臣，倒孔废经，台湾知难发展；
　　当卿在日，公妻非孝，大陆已经实行。

　　下联是反共滥调，“大陆”是否“公妻非孝”，人所共知，得啖笑而已。上联则是“谛”胡适迟迟不肯返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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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七、《春明外史》的回目

　

　　在旧文学中有一类是可以当作对联的，那就是章回小说的回目。回目讲究对仗工整，和做对联是一样；回目等　于一篇长文章的总题，是隳括了“整回”的内容的。所以它　本身就具有“独立性”，不似律诗中的“联”只是整体中的一部分。
　

　　张恨水的小说就是用章回体的。他的小说虽以《啼笑因缘》最为流行，不过他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则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见张明明写的《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论回目也是这两部小说做得较好，尤其是《春明外史》的回目。例如第四十一回：

　　爽气溢西山，恰成美眷；
　　罡风变夜色，难返沉疴。

　　第六十四回：

　　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
　　莫夸白壁，夜静客何来。

　　第八十三回：

　　一榻禅心，天花休近我；
　　三更噩梦，风雨正欺人。

　　张恨水的回目和他的小说一样，写得都很通俗；通俗不同粗俗，他是“俗”而不伤其雅，是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不过由于回目是“切”那一回的，所以最好读过他的小说才能更加领会妙处。
　

　　《春明外史》写寄居北京的文人杨杏园的爱情悲剧。杨的第一个恋人是青楼雏妓梨云，因病夭亡；第二个恋人是他的红颜知己——才女李冬青。李亦因身有隐疾，佳期难定，离开了他。收场则是杨杏园因患肺病，吐血身亡。上面说的那几个回目就是配合这些情节的。
　

　　《春明外史》有男主角杨杏园病危时写的自挽联两副。其一云：

　　事业文章，几人得就，永别不须哀，大梦醒来原是客；
　　国家乡党，唯我皆违，此行终太急，高堂垂老已无儿。

　　另一云：

　　生不逢辰，空把文章依草木；
　　死何足惜，免留身子涉沧桑。

　　这两副对联虽然不是特别精彩（“高堂垂老”、“生不逢辰”、“死何足惜”等都是套语），但也甚切合男主角的身世和心境，说明了张恨水在写作时是很“投入”的。
　

　　张恨水喜欢在小说中穿插诗词、联语，《春明外史》就是用女主角李冬青写的一首悼亡诗作结的，诗云：“人亡花落两凄然，草草登场只二年。身弱料难清孽债，途穷方始悟枯禅。乾坤终有同休日，天海原无不了缘。话柄从今收拾尽，江湖隐去情谁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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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张恨水的咏史诗
　

　　有人认为张恨水的回目虽然做得不错，但究嫌浅露，意境不高，若与古今名联并列，难称上乘之作。此话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张恨水的回目是题通俗小说的，自然也只能以通俗为主，若以此而论其“联语之才”，则实是“才未尽也”！我觉得最能代表他这方面的功力的应是他在抗战前夕所作的律诗《咏史》四首。题为“咏史”，其实则是“借古喻今”，说的都是“时事”。不但在内容方面浑灏流转，寄托遥深；在对仗的技巧方面，也是极其工整自然的。律诗之“联”虽不同于对联之“联”，但在“对仗”所需的“基本功”方面，则是相同的。限于篇幅，录两首以见一斑。

　　山河脱幅三千里，兄弟阋墙二十年。
　　岂是藩篱原易撤，本来萁豆太相煎。
　　江东名士浑如醉，壁上诸侯笑不前。
　　犹叹药炉茶灶畔，有人高比赵屯田。

　　张恨水写此诗时，日寇已侵占了东三省，华北亦已成立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伪政权，但国难当头，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仍力主“先安内而后攘外”，大打内战。这是“山河脱幅”、“兄弟阋墙”、“藩篱易撤”、“萁豆相煎”等句的“本事”。
　

　　“江东名士浑如醉”，说的是东晋偏安江南的一段史实。
　

　　“五胡乱华”，晋室南迁，时人有“过江名士多如鲫，唯有王敦是可儿”的诗句。盖那些名士到了江南仍然只知享乐，认为不理“俗务”，才算“高雅”也。在抗战前夕，甚至在其后的抗战期间，这些类似东晋的“江东名士”也是不少的。
　

　　“壁上诸侯笑不前”，典出《汉书·项羽传》。项羽抗击秦兵于钜鹿，“诸侯皆作壁上观”。此句乃是借古喻今，喻军阀割据，不肯出兵抗日。
　

　　“赵屯田”指汉代名将赵充国，以屯田之策，寓兵于农，安定边疆。但诗中的“有人高比赵屯田”则是反讽浯，讽当局“安内攘外”的政策的。“药炉茶灶”意指国难深重，国家已像个不能离开药炉的病人了，而当局犹屯重兵于西北以监视延安，故诗人有“犹叹药炉茶灶畔，有人高比赵屯田”之叹。
　

　　张恨水另一首《咏史》诗是：

　　争道雄才一槊横，几时曾到岳家兵？
　　中原豪杰无头断，逊国君臣肯膝行。
　　盗寇可怜侵卧塌，管弦犹自遍春城。
　　书生漫作长沙哭，只有龙泉管不平。

　　首联用曹操“横槊赋诗”的典故，意指虽然有人像曹操那般以“雄才”自命，但我辈小民几时才盼得“岳家兵”的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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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花蕊宫词不宜借喻

　

　　前文《张恨水的咏史诗》发表后，接到一封读者来函，认为张恨水的《咏史》诗四首，最好的是第四首。“其中二联，不但对仗工整，且含意极深。”我只谈一二两首，“未免有取舍失当之嫌”。我只录两首，主要固然是由于篇幅所限，但评论诗之甲乙，也还是见仁见智的；我就说说我的意见吧。
　

　　张恨水《咏史》诗第四首如下：

　　花蕊宫词可汗颜？读来转觉泪潺潺。
　　全招尽日盈高阁，烽火连宵入汉关。
　　黄左尚争明系统，幽燕颠陷宋河山。
　　长江天堑何须遭，胡马南窥已等闲！

　　“花蕊宫词”指五代时蜀主孟昶的花蕊夫人在宋兵破蜀，兵临城下时所赋的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此诗首二句是借用“花蕊宫词”来讽刺当局要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放弃东北的。“可汗颇”云云，乃是对当局的“质问”。
　

　　“金貂尽日盈高阁，烽火连宵入汉关”，承接首联，仍是讽刺“不抵抗政策的”。“金貂”即“武冠”。见《后汉书·舆服志》，武官戴的帽子以貂尾为饰。“金貂尽日盈高阁”，意即谓把“金貂”（武冠）置之高阁，亦即讽当局之抑制抗日，而令武官投闲置散也。
　

　　颈联“黄左尚争明系统，幽燕频陷宋河山。”则是借古喻今，用南明的亡国史实来讽“内争”的。史实是：其时力主抗清的史可法虽然是南明小朝廷福王的兵部尚书，但却没有什么实力。兵权操在几个大军阀手里。其中主要的两个，一是黄得功，一是左良玉。左良玉本来是驻守武昌的，起兵东下，要杀权臣马士英。马就调黄得功去打他。南明小朝廷就因亡于内争，一到清兵南下，就全无阻挡，被清所灭了。
　

　　这首诗的含意其实和第一首一样，都是讽刺当局的重“内争”、轻“抗敌”的。不错，诗中二联所用的“金貂”、“黄左”等典故，是较第一首所用的“萁豆相煎”，“江东名士”较为深奥。但诗的好坏，不在于用典的是“熟”是“僻”。我倒觉得第一首的“岂是藩篙原易撤，本来萁豆太相煎。江东名士浑如醉，壁上诸侯笑不前。”用典更为自然。其次，第四首的讽刺也略嫌“过分”　——盖东北仍有抗敌将士，“更无一个是男”之讽不宜借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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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观音庙联

　

　　观世音（唐以后称观音）不是女人，我尝言之矣，《楹联丛话》记有清人张维屏撰千手千眼观音联云：

　　菩提今菩提，具大神通，忽现千般千眼；

　　自在观自在，是真佛力，总由一念慈悲。

　　根据佛经说，观世音为救苦难众生，但能念他名号，即寻声往救，并因各种根器不同而示现三十二种应化形像。因此是可作男身，亦可作女身的。“千手千眼”就是他的形像之—。
　

　　《楹联丛话》卷三又记有一副题燕子矶永济寺中的观音大士像楹联云：

　　音亦可观，方信聪明无二用；　　
　　佛何称士？方知儒释有同源。

　　梁章钜赞此联“殊有妙悟”，其实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下比显出作者对佛教经典的无知。他因观音被称为“大士”而觉得奇怪，　自作聪明，从“儒释同源”上来寻求解释。岂　知观音大士的“士”并不同于儒家的“士”，他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左胁士”（胁士亦有作胁侍者）。观音虽然可作许多不同形像的化身，可男身，亦可作女身，但其“本体”则是男身。
　

　　题观音庙联，亦有颇具佛学知识的。如下面一联：

　　了知自性元明，反闻自性；
　　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

　　自性即人的本性，或谓“真我”。佛理本就是要人发现真我，所谓“见性成佛”是也。“元”通原。
　

　　现在搬开佛学的观点不谈，谈几副比较有趣的观音庙联。
　

　　题倒坐观音联：

　　问大士缘何倒坐？
　　恨世人不肯回头！

　　题送子观音联：

　　我门中缔结佛缘，岂惟一炷清香，几声佛号；
　　你心里能全善果，自然秋生桂实，春茁兰芽。

　　又联云：

　　我费尽一片婆心，抱个孩儿付汝；　　
　　你须做百般好事，留些阴骘与他。

　　上二联是题西湖中天竺寺所供奉的白衣观音的。白衣观音即送子观音。
　

　　曾任“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的何键亦有题桂林月牙山观音寺联：

　　觉来事事皆非，功勋也，名望也，无在不是虚幻；看破了这关，军阀谁做？贪官谁做？
　　空处头头是道，喜怒也，好恶也，自然悉具中和；基原乎此理，人心以平，世界以平。

　　话说得很“透澈”，但何键是否做得到，却当另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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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香港风光入怪联

　

　　用一句旧诗来对一句俗语或者对一件毫无关联的事物，这种怪联似乎是广东何淡如所创。他写的一些怪联如：“有酒不妨邀月饮，无钱哪得食云吞。”“四面云山谁是主，一头雾水不知宗。”　“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时。”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这种“何淡如格”的怪联，现在也还相当流行。前几年台湾传出的一副怪联“今夜月明人尽望，老年风湿我能医。”以“月明”来对“风湿”，与何淡如的以“月饮”来对“云吞”，诙谐怪趣，正是同一风格。【注一】
　

　　香港也有人做这种怪联，我喜欢收集报刊上“古灵精怪”的诗文、联语一类作品，现将我认为颇有妙趣的一些“香港怪联”抄录如下，以供同好欣赏。
　

　　“水紧一声齐走鬼，风飘万点正愁人。”上联描写无牌小　贩避拉，大叫“水紧”而“走鬼”的情景，用这两个俚语来对“风飘”与“愁人”，妙极。【注二】
　

　　“白日放歌须纵酒，黑灯跳舞好揩油。”下联是写六十年代的黑灯舞院的，现在已“发展”到一楼一凤了。


　　“徒令上将挥神笔，惯见霸王搭电车。”大约二十年前。香港发生过一宗搭“霸王”电车被拉的事，当时电车楼下车资　只一毫子，居然也有霸王。下联就是写此事的。不过“惯见”二字，嫌夸张了。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国红眉七镬开。”五十年代中期，香港曾发生一宗强奸案，南国舞院舞女红眉被一个绰号“架仔”的流氓一晚强奸七次。黑社会称做爱为“开镬”，此即香港著名之“连开七镬”案。“开镬”一辞，就是从此在香港流行的。
　

　　“怕热最宜穿短裤，论功远欲请长缨。”夏天的本地风光。
　

　　“赤柱有食兼有住，汀洲无浪复无烟。”赤柱是香港监狱所在地。
　

　　“最啱白菜熙猪肉；忍见黄沙没马头。”香港人称赌马输了为“铺草皮”，铺了草皮的马迷，回家饮汤，“润”（滋补）番下吧。

　　【注一】此联据说是台湾一位老中医在中秋节那天书写，悬之医馆门前的。　内藏“隐喻”。“老年风湿”比喻台湾政治，“我能医”则是讽刺蒋经国提倡的“政治改革”。加上上联表达的乡思，切合“台湾大陆客”的心境，因传诵一时。

　　【注二】“水紧”，情况紧急；“走鬼”，躲避警察。均为香港小贩的日常用语。

决定

五十二、烟锁池塘柳寻根

　

　　在各式各样的对联中，一般人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所谓“绝对”了。绝对有两个特点：一、它是经过长时间在民间流传下来的，有的已经对得出，有的还未对得出。而“对得出”了也并不等于是“对得好”。二、它的难度很高，凡是可以称得为“绝对”的，总有一些特别的条件限制。
　

　　举一个许多人知道的例，“烟锁池塘柳”就是属于有特别限制的上联。这五个字的偏旁，包括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下联也应该有“五行”才对得上。这个上联，长期在民间流传，不知有多少人动过脑筋来想下联，但对得好的绝少。
　

　　有人对以“灰堆镇海楼”（镇梅楼在广州），在形式（都有五行）方面是可以对仗，但却毫无意义。而且“烟锁池塘柳”是一句清丽的五言诗句，“灰堆镇海楼”只是“解得通”而已。两者之间的雅俗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后来有人把“灰”字改成“炮”字，变成了“炮堆镇海楼”。
　

　　“炮堆”比“灰堆”好得多了，但仍然不够好。因为“堆”字的气势太弱，把许多炮“堆”在镇海楼中，作什么用？如说是用以轰击敌人，这个“堆”字是十分差劲的。
　

　　又有人对以“炮架镇江城”，镇江与古瓜州隔江相对，形势险要，冠以“炮架”二字，颇有气势。但仍有瑕疵。因“锁”字和“架”宇都是仄声，“塘”字和“江”字都是平声，在五个字中有两个字不合平仄，这也就不能算是合格的对句了。
　

　　其实，“烟锁池塘柳”乃是前人诗句，见晚明陈子升的《中洲草堂遗集》。陈子升用以作“烟锁池塘柳”的对句的且共有四个之多。
　

　　陈子升（一六一四至一六九二年，广东南海人）是明末著名忠臣陈子壮（其传记见《明史·二七八》）之弟，字乔生，在明代官礼科给事中，入清不仕。我最近在友人处得见此一诗集，始知这一所谓“绝对”，流传最少已达三百多年了。三百年来，不知曾有多少人为了想“对得通”它而苦思下联，却不知他的出处，亦奇事也。
　

　　《中洲草堂遗集》卷十六有《柳波曲》并序云“客有以烟锁池塘柳五字具五行以属余为对句，因成柳波曲二首，与好事者正之。”
　

　　其一云：

　　烟锁池塘柳，灯垂锦槛波。
　　回波初试舞，折柳即闻歌。

　　其二云：

　　灯垂锦槛波，烟锁池塘柳。
　　妄梦五湖湄，郎家大堤口。

　　“灯垂锦槛波”句下附注云“垂”一作“填”。想是作者因难以决定这两字孰优孰劣，故并列。
　

　　陈于升以“灯垂锦槛汾对“烟锁池塘柳”；甚具诗意，“灯垂”是“写实”；若易为“灯填”则是“虚写”。“灯”指灯光，灯光铺盖波光，用“填”字益见其“重”；这是类似现代文学所谓的象征手法。不过，若依“正路”，则仍以“垂”字为佳。
　

　　这一对句——灯垂锦槛波——虽然亦具“五行”，不过，　陈子升仍未满意，因为“灯”对“烟”，两个字都是从“火”，他觉得欠工。这是古人要求自己的严格处。于是又有《续作锁柳销鸿之曲》云：

　　烟锁池塘柳，烽销极塞鸿。
　　东枝罢春水，南翼怨秋风。

　　用“烽销极塞鸿”对“烟锁池塘柳”，意境甚高，不过因陈子升自我要求太严，“烽”“烟”也还都是“火”字旁，他不能满意，又作《烟锁沉灯引》云：

　　烟锁池塘柳，钟沉台榭灯。
　　心心红缕密，柳眼绿泼澄。

　　“钟沉台榭灯”与“烟锁池塘柳”，两边的“五行”无一相　重，可谓挖空心思。但论诗意则有点勉强，似不及“灯垂”、“烽销”二联之自然。
　

　　《清稗类钞》中也有一个前人对句，是在陈子升那四个对句（连“灯填”一句在内）之后的又一个对得较好的句子。对句是：

　　灯深村寺钟

　　“灯深”句意境甚佳，是“以虚带实”的写法。“深”（深远）既是形容村寺的所在处，也是对灯光的视觉感受。“钟”指钟声，“村寺钟”是听觉方面的描写。此句可解为“隐约可见灯光在深远的村寺钟声传来之处”。论意境似比陈于升的“灯垂锦槛波”更佳。但若依陈子升那样的严格要求，“灯”“烟”仍是重“火”字旁。不过我是觉得无须要求到字的“偏旁”也避免相重的。
　

　　对“烟锁池塘柳”的下联，解放后有新的发展，其中且有以新事物入联的，亦值一述。
　

　　六十年代中，我在《羊城晚报》上见过的一个对句是：

　　茶烹凿壁泉

　　此下联据说是北大一位姓阎的教授拟的，惜谈此联的作者忘其名。上联“烟锁池塘柳”的“五行”全在左旁，茶烹凿壁泉”的“五行”则全在字脚（烹字下面那四点象征火焰熊熊之貌，故在字典中此字属“火”部）。对仗可称铢两悉称。据说“凿壁泉”亦是实有其地，此一对句乃是用倒装句法，即以“凿壁泉”之水烹茶也。但若严格要求合乎对联艺术的话，“凿壁泉”是专有名词，用来对“池塘柳”（普通名词）还是有点勉强的。
　

　　去年香港有一位骆广彬先生仿“陈子升体”，也用诗联的形式来对“烟锁池塘柳”，颇具港穗风光特色，对句亦全合“规格”。其一题为《旋厅赏酌》，诗云：

　　烟锁池塘柳，港城铁板烧。
　　旋厅添缘蚁，风物觅逍遥。

　　“旋厅”为香港台和中心（楼高六十层的大厦）的旋转餐厅；“绿奴”是酒面上的绿色泡沫，也作为酒的代称；“铁板烧”为日式食制的烧牛柳。“港城铁板烧”大有竹枝词味道，于“俚俗”中见妙趣。与“烟锁池塘柳”作对，亦是铢两悉称的（五行均在偏旁）。
　

　　其二题为《白天鹅酒店夜宴》诗云：

　　烟锁池塘柳，汀培锦柱灯。
　　招邀珠海夜，觞角满高朋。

　　白天鹅酒店在广州沙面，“汀”，水边平地，沙面原是沙洲，填上始成今之沙面。作者有注云：“白天鹅酒店对鹅漳之右侧，园圃有人工开辟之小假山、石池塘，植有柳树。锦柱灯言灯柱装俯很美观，白天鹅酒店附近灯饰正是这样。”
　

　　骆广彬另外还有个对句是“港铺灯塔标”，亦具新意。
　

　　新意是有本地风光；盖香港海面船只如梭，而凡海港必设有灯塔标志，以防船只触礁也。

决定

五十三、论黄巢　怀高朗
——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落第进士
　

　　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也是充满传奇性的历史人物。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领袖，曾经几次应考进士，都名落孙山。他又曾经和王仙芝（也是后来的农民军领袖）一起做过私盐贩子。贩卖私盐是犯法的，也是被士大夫看不起的“下等人”。而黄巢却以“落第进士”的身分去做私盐贩子，这种行为在当时来说，确是惊世骇俗。但他正是因为看透了朝廷的腐败，说朝廷好像臭气薰天的马厩，立志要“洗濯朝廷”（《新唐书》），这才绝志仕途，决心和过去告别，投身到“下层社会”的。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中国也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就是罗亭这种类型的“秀才”。中外都有这种观念，知识分子“造反”总是不能成事。
　

　　但黄巢并不是罗亭型的知识分子，他这个秀才（论功名其实他已是比秀才高一级），却是坐言起行，说干就干。他的造反，最后虽然还是以失败告终，但却摇撼了李唐王朝，“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把皇帝都赶出了京城，逼得要到四川逃难。
　

　　他是名副其实的文武全材。论军事才能，唐朝的许多名将，如王铎、尚让、高骈、张承范、刘巨容等人，都曾经是他手下败将。公元八七四年，王仙芝起义，第二年，他率众数千参加，八七八年三月，王仙芝在湖北黄梅县战死，他取得起义军统一领导的地位。八八一年一月，就由潼关打进长安，唐僖宗李俨逃到四川成都，黄巢自己做了皇帝，建国号为“大齐”，不到三年时间。

　　黄巢的诗
　

　　论文学的才能，他留下的诗文虽然不多，但只要看他的两首《咏菊诗》，也可见到一斑。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金甲为菊花别名；唐代战士穿着铁和皮做成的甲以护身，此处双关。）

　　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以桃花一处开。
　　（青帝为传说中司春之神。）

　　何等之有气魄！吴法（即高朗）的《黄巢传》在谈到这两首诗的时候说：“这种冲天的战歌，没有雄伟的气魄，热烈的感情与崇高理想的人，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自属的论。
　

　　但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的农民领袖，在许多封建时代“史家”的笔下却写成了“大魔头”，好像是完全失了人性的“怪物”。这些“史家”对“黄巢起义”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来诬蔑的，最大的诬蔑是说他“残暴”，“杀人如麻”，甚至造出“黄巢杀人八百万”的传说。如果黄巢真是乱杀人的话，他又怎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其实从“正史”中也可找到一些有关黄巢义军纪律严明的记载，如《新唐书》纪载，黄巢攻下洛阳时，唐留守使刘允章领百官迎谒，巢入城“劳问而已，闾里宴然”（意思是：黄巢入城慰劳百姓，地方百姓安然无事）。当黄巢进入长安时，《新唐书》的纪载，也是长安人民“夹道聚观”，并不害怕义军，且是欢迎义军的。
　

　　但这些都是零星纪载，如果没有一部《黄巢传》的话，最少，对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对黄巢不够公平的。

　　高朗其人
　

　　幸好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他就是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编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的高朗。他是聂绀弩的同乡，湖北人。我和绀弩认识，就是他介绍的。他死的时候（一九七七年三月）是《新晚报》撰述员，这本《黄巢传》是他用“吴法”笔名写的最后一本书。
　

　　我该怎样说才好呢？谈到这本书，我是既为他庆幸，也为他惋惜的。庆幸的是他终于得偿所愿，在死前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较有分量的历史著作。可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了！
　

　　说他“终于得偿所愿”，需要一点解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差不多二十年时间，他长期担任《新晚报》副刊的领导工作。但他却实是不适宜做领导工作的。他曾经不只一次向我表示，他最大的兴趣是读书和写作，希望能够像我一样，做个“散人”。不过报馆方面找不到适当的人替代他，直到七五年方始让他得偿所愿。他也是在做了专职撰述员之后，开始写《黄巢传》的。

　　攻文史　撰影评
　

　　“攻文史，撰影评，方期更上层楼，遽惜英年早逝。”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上联。他“攻文史”是“晚年”（正确来说是死前大概十年左右）的事，在这以前，他对“文史”当然也是有所涉猎，但主要还是写影评和新诗。为了工作的关系，他写影评最多。但说老实话，他写的影评不算成功（在他生前我也是这样和他说，他亦同意的）。尤其五十年代初期，他在《大公报》写的影评，谈一部什么苏联片，往往一写就是一两万字，曾给人以“繁言不要”之讥。后来在《新晚报》用“蓝湖”笔名写的影评比较好了，但在同类的影评中也还不能算是“出类拔萃”的。
　

　　但他是一直在进步中的，尤其在“晚年”所写的一些文史小品，看得出他已是日渐趋于成熟，“收拾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写的东西，也比以前“踏实”得多了。“爱读书，勤写作，专业竟忘家室，最伤故里魂招！”这是我给他写的挽联下联。他一直都是“单身贵族”，未曾成家。他是心脏病突发死亡的，第二天才给发现。如果有妻子在旁，或可挽救。假如他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他死的时候，只有五十四岁），他可能成为一个文史学者，而写的作品也必将比《黄巢传》更有分量，更有价值。
　

　　但《黄巢传》纵然还不能说是很有创见的学术著作，未足与一流学者相比，却也是有足以传世的价值，最少可以作为大中学生读中国历史的课外参考书了。

决定

五十四、悼沙枫


　　一
　

　　赛酒赌棋犹有约，不道竟成永诀。青眼高歌俱未老，却那堪知己长辞别！
　

　　十五日深夜，忽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沙枫（容庆和）兄逝世的消息，我登时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前几天他还叫我找武则天的诗，并约大家抽半日的空闲喝酒下棋，怎的就死了呢？
　

　　才不过五十六岁的壮年，他热爱的工作正在做得起劲，我们也正期待他的《译林絮语》第三集、第四集、第五集……继续面世，他怎能就死了呢？
　

　　不错，人到最后是免不了会死的。但这世上多少坏人不死，为什么偏偏死掉像他这样的好人呢？能不令人倍感伤痛？

　　二
　

　　我和沙枫兄在一九四九年相识，到如今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友谊不算短，但我“认识”沙枫却还在和他正式相识之前。
　

　　我和他虽然是平辈论交，但说起来他可以算得是我的“师叔”。
　

　　我在大学时代有一位比较接近的老师，他是陈寅恪晚年的得意弟子，解放前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现在则是中山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应熙。金应熙和沙枫是从中学到大学二年级的同班同学，常常和我谈及沙枫。
　

　　那时金师正在致力于“四裔学”的研究，“四裔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兴革变迁的一门学问，要涉及“死去的文字”（Dead Language），人名地名都“拗口”得很，我一听就头痛。那时正是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一九四八年，有一天金师和我谈起沙枫，他说庆和是他朋友之中对解放战争的进展最为关心也最为熟悉的人，各个战场的变化，双方的兵力部署、番号等等他都有研究，比当时上海一家知名杂志的军事记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后微带感喟的笑道：“我熟悉的是古代的‘死去’的东西，他熟悉的是现代的活事物，有意思多了。”
　

　　这是我认识沙枫的开始，认识到他是热爱祖国，关心社会主义事业，脚踏实地，认真工作的新闻从业员。

　　三


　　正式认识了沙枫之后，他给我的印象是人如其名，庆和对人永远是那么“和气”。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人吵架，对朋友总是那么热心肠。而且这和气并非只是无原则的“老好人”，对朋友他是既有关心，也有互相勉励，劝善规过的。
　

　　第二个印象是他做人做事做学问功夫都是脚踏实地，他走的道路，借用李广田论朱自清的话来说，是“既非一步跨过，也非趦趄不前，而是虚心自省，一步一个脚印走上去的”。
　

　　最近几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的比较研究攻研甚勤，和我谈论诗词的时候也比较多。有一次他偶然在英文刊物中发现我的一首词英译，这首词是我写在武侠小说中的，他比较了译文，连带对我那个回目“何须拔剑寻仇去，依旧窥人有燕来”也发生了兴趣，问我：下联似乎是古人的诗句，是黄仲则的还是郁达夫的？我说你的眼力很不错，是黄仲则的。他叫我找原诗给他看，我手头没有黄仲则的《两当轩》，只能凭记忆抄给他。他因为要写成文章，必定要找原诗校对，我记得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中引过这首诗，既然没有《两当轩》，只好叫他去找那篇小说来看。后来他不但看了郁达夫那篇小说，而且为此在旧书店里买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全集》。买了回来，精心细读，这还不算，还研究出黄仲则最喜欢写燕子，以及郁达夫所受的黄仲则的影响，以及晏殊、苏曼殊等人有关燕子的有名诗词，以及各种对这些名诗词的英译等等，作一比较研究，才写成一篇不过一千多字的短文（见《中诗英译絮谈》的《似曾相识燕子诗》）。
　

　　这是何等认真的工作态度，何等踏实的做学问功夫。我是小时候就由外祖父教我诗词的，长大后虽然也还常读诗词，却只是遗兴，远没有他用功之勤。最近几年，他对诗词的知识，确实已经超我远甚。
　

　　这只是一个例子，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据我所知，他的遗稿由他的好友杜渐收集整理，编成《译林絮语》二集、《中诗英译絮谈》等四五部书，更由他的好友龚念年校阅，交大光出版社出版。
　

　　良师益友，遽尔云亡。我除了记得他对我的鼓励，除了拉拉杂杂写这篇文字之外，还能再有什么纪念他呢？
　

　　补记：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只写武侠小说和棋评，文史小品杂文等等均已停写。这篇《悼沙枫》是唯一的一篇例外。沙枫是因工作上的不如意，患上精神忧郁症，在医院石阶上滚下来致死的。有人怀疑他实是有意自杀。（九八年八月补记）

决定

五十五、达摩·禅宗·秘笈

　

　　由张鑫炎导演、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爆冷胜出，实收一千六百多万，打破香港武打片卖座纪录。该片有几个武术冠军领衔主演固是卖座主因，少林寺实景的搬上银幕也是吸引观众的一大因素。“天下功夫出少林”，这是流传已久的一句老话，谁都想看看这个武林胜地。


　　或许就因为少林寺在“武林”中的崇高威望，在民间传说中，少林寺的“名人”达摩大师就成为少林派武术的“鼻祖”了。其实达摩的本来面目和一般武侠小说中的达摩是两回事，真正的达摩是否懂得武功都是疑问呢。
　

　　史籍并无达摩懂得武功的记载，他是中国禅宗的鼻祖倒是真的。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大，其影响甚至远及亚洲诸国，尤以日本为最。禅宗鼻祖的地位是绝不逊于武术鼻祖的。
　

　　达摩是少林寺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但他并不是第一代。第一代是印度僧跋陀，少林寺就是北魏孝文帝为他建的（公元四九五年）。达摩大约迟跋陀五十年来华，他的佛教“辈份”若从印度的佛祖释迦算起是二十九代。但他在中国开创禅宗，却是禅宗初祖。
　

　　他来华时，正是崇信佛法的梁武帝在位之时。梁武帝礼聘他到宫中请教，问他：“朕建寺养僧，有何功德？”此一问也，当然是想达摩拍他马屁的，哪知达摩毫不识捞，直言答道：“并无功德！”这就失欢于梁武帝，只好回转少林寺面壁去了。
　

　　世俗流传少林寺有两部武功秘笈，一名《洗髓》，一名《易筋》，此两经据传说是达摩遗著云云。达摩之所以被捧为少林派武术鼻祖，和这个传说大有关系。其实这个传说非但无稽，而且简直可说是厚诬古人，达摩祖师倘若地下有知，恐怕也会给这个传说弄得啼笑皆非。原来这两部“经”乃是明代无聊文人杜撰，满纸淫词，不堪入目，经中教人所练的“内功”，是用来增强性能力的。“挂羊头，卖狗肉。”与其说是什么武功秘笈，毋宁说是更近乎“性经”一类。广州出版的《武林》杂志第二期，有一篇《少林寺与少林武术》的文章，在细说少林武术形成的由来之余，也为达摩祖师的受诬作了辩正。
　

　　据那篇文章的说法，少林寺的武术是在乱世中发展起来的。有的人为了避难，到少林寺出家，避难者中，不乏本来就懂得武艺的人，也有少林寺的僧人在外面学会了武功回来的。继承达摩衣钵的二祖慧可，晚年（公元五七四年）时就曾碰上北周武帝的“灭佛”之祸，寺院被占，佛像被毁，经典被焚，僧侣流散。在这种情况下，僧人是非学会防身的本领不可的。有信史可考的是：“五代十国时，高僧福居邀集十八家武术名手来少林寺演练三年，各取所长，汇集成少林拳谱。”到了宋代，少林寺才渐渐变成了出名的会武场。
　

　　说达摩有武学著作是假的，他对佛学有贡献则是真的。最大贡献是“禅宗四圣句”。四圣句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是说禅的本质不需文字解释。“教外别传”和“直指人心“是重在师徒之间的以心传心，无所谓特定的教学体系。“见性成佛”是在找回真我。总的精神在一个“悟”字。当然这只是简单的解释。一说这本是释迦佛祖的“语录”，由达摩加以解释。

决定

五十六、两偈·顿渐·陈寅恪

　

　　达摩是禅宗初祖，五传而至弘忍，是为五祖。弘忍挑选接班人的办法可有点特别，他要弟子作一佛偈，看谁的偈语最合禅的精义，就把衣钵传给谁。他的大弟子神秀作的偈语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偈成，同门同声赞美，但有个舂米的僧人慧能却说：“这偈语少了一点东西。”他亦作一偈，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慧能的偈说得更好，就把衣钵传了给他，是为六祖。
　

　　这是禅宗著名的两偈，代表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神秀的偈语重在按部就班，尘埃是扫不完的，所以必须不断去扫，才能保持清净。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为“渐悟”。渐悟的观点是把烦恼和领悟对立起来，再慢慢地把迷惑拂拭，以求达到原来所望的领悟。慧能却不作这种假设，“本来无一物”，把一切拘束完全祛除，和“佛”直接沟通，重在一个“悟”字。他这修行方法在佛学中称“顿悟”。他的偈语可说是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诠释。
　

　　对六祖的偈语从来都是只有赞美，没有批评。直到四十年代，才有陈寅恪写的一篇文章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他直率指出六祖偈语有两个毛病，一曰譬喻不适当，一曰意义未完备。何谓譬喻不适当？因印度禅学往往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剥之植物，而菩提树则为永久坚牢之宝树，不能用来比作变灭无常之肉身。何谓意义未完备？偈文是将身心对举的，心的方面偈语是将它的本体作用（明镜台的光明普照）说了，身的方面，则仅言及譬喻，故可谓只得文意一半（详见陈氏所作之《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一文）。陈寅恪精通梵文，对佛学也是很有研究的。我是外行，不敢置一辞。但对陈氏的敢于提出创见，则是衷心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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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敦煌学是伤心史
　

　　敦煌宝藏的发现，说来甚为有趣。敦煌县东南有座鸣沙山，山麓有三个界寺，寺旁有石室千余，旧名莫高窟，俗名千佛洞，以四壁皆佛像也。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有个姓王的道士扫除积沙，于复壁破处见一室，内藏书甚丰，都是唐及五代人手写本，珍贵无比（当然这个王道士是不知道的）。其后，陆续有所发现，至今的莫高窟，已发现有四百九十六个石窟，保存着二千四百多个彩塑佛像和无数五光十色的壁画。敦煌也早已成为举世知名的中国艺术宝库了。
　

　　发现，说来有趣；发现之后，却就不怎么有趣了。王道士不知是宝，叹为废物，随便送人。清政府知道此事，也不加重视，不派专人保管。识宝的反而是外国人，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日人橘瑞超，美国人华尔纳等等，先后跑到敦煌，大批大批的捆藏而去。敦煌文物，流落在外国的恐怕比保存在中国的更多。
　

　　最早研究敦煌学的当推陈垣，第一个创立这个名辞的则是陈寅恪。陈垣的《敦煌劫余录》出版于一九三〇年，陈寅恪替他写序，他感慨于当时国人治敦煌学者人数甚微，反不如国外，因有警句曰：“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广！”
　

　　敦煌学涉及的范围甚广，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民族关系等等，都可以从敦煌文物文献中吸取资料。敦煌学亦已成为国标性学科了。尤以日、法、英，美等国研究成就显著。但中国则至今尚未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说来也是大堪慨叹的事。或许有鉴于此吧，北京目前正在推行连串活动，准备在今年内召开敦煌学座谈会，成立敦煌文物文献委员会，展览从未公布过的敦煌文献文物，并举办国际敦煌学会议等等，力争要“夺回敦煌学中心”！但愿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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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饶宗颐与敦煌学

　

　　一九八二年三月，饶宗颐获得香港大学颁发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在颁发学位典礼中，校方所作的介绍是：“饶教授是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所出版的权威著作极丰，尤其在甲骨及楚辞方面的研究。港大颁发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予饶教授，用以表扬他显赫的学术成就，特别是他在古文字学方面的出色研究。”
　

　　这个介绍虽然表扬了饶氏显赫的学术成就，但却漏了最重要的一项，饶氏在敦煌学方面的贡献。饶氏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方面，甲骨、楚辞、敦煌学。国际学术界对他的敦煌学最为重视，他获得法国的汉学奖，主要就是由于他一部敦煌学的著作。饶氏本人的意见也认为他在上述这三方面研究中，是以敦煌学为第一的。港大对他的介绍，只是指甲骨和楚辞，未免有点“疏失”了。
　

　　饶氏获得法国汉学奖那部著作是《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想尔注》是道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尤其在唐代，几乎是道教徒必读的经典（道教讲“冥想”，这个“想”就是冥想，“尔”是语助辞），但说也奇怪，这部在唐代流传甚广的道教经典，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久已失传了。饶氏摄英国所藏敦煌卷子残本，加以考证、注释，确定为张道陵一家之学。饶氏的《校笺》是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现在，早已为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组定为必读的教材。饶氏即因此书和他在甲骨的研究（如同年发表的《巴黎所见甲骨录》），而获得法国学士院颁给的“儒莲汉学奖”。并于一九六四年受聘至巴黎研究敦煌卷子。饶氏对敦煌经卷的研究还有两大贡献，一是《敦煌曲》，一是《敦煌白画》。前者可补王重民、任二北的缺漏，后者利用唐五代画迹对于前代画稿作深入研究，更是为画史开一新页。这两部书都是在法国出版的，《敦煌白画》有中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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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饶宗颐初会钱钟书

　

　　饶宗颐和钱钟书都是以渊博著称的学者，一在香港，一在大陆。有人曾把钱氏的《管锥篇》与饶氏的《选堂集林》相提并论，誉之为南北的学林双璧。但这两位大师级的学人，虽然彼此闻名已久，却是直到去年八月，方始得到见面的机会。

　

　　一九八一年八月，饶宗颐应邀往北京作学术交流，在京期间，曾特地去拜访钱钟书。据饶宗颐说，钱钟书非常健谈，一见面就滔滔不绝的谈论当代治文史各家的得失。月旦同行，本是一种禁忌，对学术界的名人尤其如此。但钱钟书就是钱钟书，他是不讲这套“世故”的。从这方面可以见到钱氏的学者本色，也可见到他和饶氏是如何的惺惺相惜，一见如故了。
　

　　饶钱二氏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钱氏兼搞创作，是学者而兼作家。他的小说《围城》享誉中外，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它评价极高。学术研究方面，钱氏的特长是在中西文学和哲学的比较，饶氏的特长则在中国古文史的研究，方面甚广，尤以甲骨学，敦煌学和“楚文学及楚辞”之研究贡献最大。我觉得若就治学的范围和性质来说，将他和陈寅恪相比，似乎更为适当。但饶氏则谦虚地说：“这怎么敢当，陈老是我的前辈，我是不能和他相比的。”

　　饶氏获得的学术荣衔甚多，重要的有一九六二年的法国汉学奖，一九八〇年又获推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这是学术界一项极大殊荣，因为海外的华人学者入选该会会员的只他一人。今年三月港大颁给他以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另外他还受聘为北京的“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组员，这个小组是直属国务院的，组长是李一氓，组员有五十三人，香港的学者，担任组员的除了饶氏之外，还有中大退休教授牟润孙和郑德坤。大陆著名学者冯友兰和周一良也是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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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弄斧必到班门
——在伯明翰访问华罗庚教授

　
　　“班门弄斧”，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成语，是对不自量力的“拙匠”的讪笑。
　

　　但你可曾听过“弄斧必到班门”这句话？
　

　　这句话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说的。说话的地点是他在伯明翰（Birmingham）寓所客厅，只有主客二人，主人是他，客人是我。这句话是他的为学心得，我觉得他这句话比原来的成语更有意思。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来到英国北部的伯明翰旅行，意外地获得了一个和华教授见面的机会。整整一个下午，他谈了他的平生经历，也谈到了他目前的学术活动。
　

　　话题就是从他在伯明翰的学术活动开始的。
　

　　那年五月，世界解析数论大会在伯明翰召开，华罗庚应邀出席。
　

　　在单独访问华老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在一个宴会中听到一些有关华老出席这次大会的“趣闻”。这个宴会的主人是伯明翰侨胞的知名人士冯律潮，主客是华老，陪客有来自香港理工学院的张思伸教授以及华老的两个学生和秘书，有关华老的趣闻，就是他的秘书告诉我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位数学家，华老出席的消息传开，登时引起全场轰动，相识的与不相识的都争来问候。有一个印度数学家见了华老，竟然感极而泣，用印度传统的表示最大敬意的行礼方式，向华老致敬。他说他是从华老的著作学数学的，想不到有机会可以见到华老。原来有许多人因为消息隔膜，以为华老已经死了，或者虽然未死却尚在“牛棚”。华老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意外之喜，也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华老是这次解析数论大会中最受尊敬的数学家之一。”华老的秘书潘承烈这样告诉我。
　

　　但这样受到尊敬的数学家，却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谦虚。
　

　　大会闭幕之后，他接受伯明翰大学之请，在该大学讲学。
　

　　“讲学，我不敢当。”华老说：“不能好为人师，讲学以学为主，讲的目的是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改进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羽生附注：这几句话华老怕我听不清楚，他特地写在一张纸上给我，此处是照录原文）
　

　　当我问及他准备有些什么学术活动的时候，他微笑道：“我准备弄斧必到班门！”
　

　　原来他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到西德、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的许多间大学邀请前往讲学。
　

　　“我准备了十个数学问题，准备开讲。包括代数，多复变函数论，偏微分方程，矩阵几何，优选法等等。我准备这样选择讲题：Ａ大学是以函数论著名的，我就讲函数论；Ｂ大学是以偏微分方程著名的，我就在Ｂ大学讲偏微分方程……”
　

　　我正在心想：“啊，这可真是艺高人胆大！”他好像看破我的心思，说道：“这不是艺高人胆大，这是我一贯的主张，弄斧必到班门！”
　

　　接着他详细解释：“中国成语说：不要班门弄斧。我的看法是：弄斧必到班门。对不是这一行的人，炫耀自己的长处，于己于人都无好处。只有找上班门弄斧（献技），如果鲁班能够指点指点，那么我们进步能够快些。如果鲁班点头称许，那对我们攀登高峰，亦可增加信心。”（这一段话也是他写出来给我的）
　

　　武侠小说中有所谓“找高手过招”，练成绝技，是非和高手“印证”不可的。“弄斧必到班门”，如果把“过招”改为“请教”，恐怕就是这个意思了吧？这可要比害怕到“班门弄斧”，积极多了。
　

　　当然我们也不免谈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笑话”。
　

　　故事是有一次他被“招待”到人民大会堂看样板电影，座位是正中间的六排二号，他见左右无人，像是“虚席以待”什么“首长”的样子，心里就知不妙，赶快和后面几排一个相熟的京剧女演员换位。过不多久，果然就有一个“首长”进场了，在他原来位置旁边的六排一号坐下，这个“首长”就是江青。
　

　　“好险！”华老说：“我不知江青是否想笼络我，但我若不避开，麻烦可就大了。”
　

　　对江青他是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的，但可惜“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华老说。
　

　　笑话则是他在七三年间，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最多听众一次，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四人帮”竟然指责他讲统筹、优选是游山玩水。
　

　　不仅如此，在周总理关怀下，他讲的优选法拍成电影，张春桥看了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更“妙”，他竟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哈哈笑了起来。
　

　　好在这些荒唐的故事，荒唐的笑话，如今都是“俱往矣”了！但愿以后也不会再有。华罗庚教授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是引他的一首小诗作答吧。
　

　　他说：“‘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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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九连霸·天才·土壤



　　跃马驱车，投鞭处，几人失色！并世英雄谁抗手，粤东老将杨家帜。

　　在象棋史上，像胡荣华这样早熟而又成就辉煌的棋手是极之少见的。

　　少年十五二十时，干云豪气捋龙须。
　　一战群雄俱俯伏，顿教棋国换旌旗。

　　一九六〇年，他第一次从杨官磷手中夺得了全国象棋冠军的宝座，那一年不过十五岁。杨官磷则是三十五岁，年纪比他大了一倍有多。
　

　　从一九六〇年开始，至一九八〇年，他坐了二十年的冠军宝座。年纪之轻（十五岁即成为国手），与获得冠军次数之多（连续九届），在中国象棋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九七七年，他在中澳象棋友谊赛的最后一晚，曾作了个别开生面的个人表演赛，闭目同时下四盘棋，对方都是澳门棋坛高手。结果两胜两和，令人叹为观止。但据笔者所知，他曾经在公开的表演赛中有同时下十二盘闭目棋的纪录。
　

　　据说他最多可以同时下十五盘闭目棋，那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了。
　

　　“有没有天才？”曾经是引起许多人争论的题目。但如果把“天才”解释为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那么似乎是应该承认有的。
　

　　在象棋史上，象胡荣华这样的天才固然是罕见，但足以称为天才的棋手还是可以数出好些来的。如清代著《梅花谱》的王再越，著《反梅花谱》的巴吉人，及以《石杨遗局》传之后世的杨健庭与名字已失传的石某等等都是。近代有华南“棋仙”之称的钟珍也可以算得是个象棋天才。不过成就大小不同，未必比得上胡荣华就是了。
　

　　原因是胡荣华生在今日，比他们“幸运”得多。
　

　　他是在新中国培育之下成长的天才，所走的道路，和老一辈的棋手不同。
　

　　老一辈的棋手，比如说杨官磷吧，五十年代初期，就曾经在香港的修顿球场摆过“棋档”，当时在“棋档”下棋，一般是一盘棋“彩金”一元，甚至有少至五毫的，他就靠这点微薄的彩金维持生活。假如他不是回到内地，得以衣食无忧，专心棋艺，恐怕也未必有后来的成就。他是从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的老艺人。
　

　　胡荣华的道路就简单得多了，他在象棋方面的特殊才能一被发现，十一岁那年即被吸收进上海象棋代表队，有名手何顺安，徐大庆等人给他辅导。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天才”常有，但适合于“天才”发展的环境则不易求。有了天才，还得有培养天才的土壤。我们还可以举清代的象棋大师王再越为例。
　

　　中国象棋的棋谱有两部经典之作，一是《橘中秘》，一是《梅花谱》。《橘中秘》是明代象棋艺术的总结，由朱晋桢编成书，那些局法是经过许多人心血集成的，每一局法最初的创造者是谁，已是难以查考了。《梅花谱》则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象棋大师王再越著的。《梅花谱》的影响比《橘中秘》更为深远，直到今天，它的《屏风马破当头炮》的几个局法，还是有它的实用价值，可说是中国象棋宝贵的遗产。
　

　　这位给中国象棋提供了宝贵遗产的天才棋手王再越，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呢？《梅花谱》序言中说：“安蹇先生姓王，名再越，字正己，康熙年间人。性刚直，家贫力学，不求闻达，而世无知之者。一身坎坷，抑郁无聊，为象戏以消岁月，得意疾书，爰成方则，名之曰：梅花谱。”序言是谁写的，没有注明，很可能就是王再越的夫子自道。
　

　　从序言中可以看到，他生前的情况是怎样穷愁潦倒，以不世出的棋艺天才，竟“一身坎坷”，“世无知者”！何等可悲的“命运”！事实也是如此，他的《梅花谱》写成后，无钱刻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是靠抄本流传。这情形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情况一模一样。中国最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红楼梦》，最初也只是在好友中手抄传阅的。印之成书，那已是在他死后多年的事了。
　

　　中国象棋由于它在各个阶层普遍流行，精通虽难，学会却易，所以出身贫苦人家而有象棋天才的人，还可以有发展他们这方面天才的可能。虽然在旧社会中还是有种种限制，但比起其他学术艺术领域，天才所受的限制已是少得多了。
　

　　在旧社会，统治阶级垄断学术，一般贫苦百姓，根本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要想在学术方面取得成就，那真是难于登天。多少天才，就因为人为的不平，在旧社会给埋没了。
　

　　中国科学的落后，原因很多，姑且不谈。现在只谈文学方面。
　

　　打开文学史一看，著名的文学家几乎都是出身官宦人家，至少也是家有恒产。文学家本身也十之八九是有一官半职。陶渊明（县令），杜甫（工部）、苏东坡（翰林学士）、辛弃疾（浙东安抚史）……指不胜屈。李白号称笑傲公卿的“诗仙”，也曾做过皇帝的清客，写过谄媚杨贵妃的诗。
　

　　文学史又常见所谓“文学世家”，南北朝宋朝的谢灵运、谢惠莲兄弟，梁武帝萧衍、儿子萧统（昭明太子）、萧纲，萧绎一家，魏武帝曹操、儿子文帝曹丕、曹植一家，宋代“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一家都是。萧家、曹家是帝王之家，谢家是豪门大族（灵运，东晋谢玄之后）。正因为他们的子弟，有这种特殊环境，本身所具的文学才能，得到可以培植的土壤，才成名成家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哪有这许多“天才”集中在某一个家族的道理？不过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环境，容易培养罢了。别的人家也许有天才比他们更高的，但却没有他们的条件。
　

　　旧社会的老百姓难道没有天才？不，应该说天才更多。诗经三百篇所收的民歌，其中不乏天才闪耀的佳作；“刘三姐”所唱的山歌，也都是从无名歌手手中收集的，那些生气蓬勃的诗句，决非“庙堂诗人”所能写出。可惜的是，这些无名诗人，在旧社会中得不到培养，不能进而成为“文学家”，甚至连名字也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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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序《广州棋坛六十年》

　

　　三凤四王威已振，杨陈并起日中天；
　　羊城名将知多少，细说棋坛六十年。

　　“雕虫技，千古亦才难。”这是王国维论词的名句，移之论棋，似亦未尝不可。棋虽小道，易学难精，此所以宋代诗人刘克庄的《象奕》诗有云：“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也。
　

　　中国象棋源远流长（有史可考的唐代“宝应象棋”已具现代中国象棋雏型），上至公卿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喜欢下象棋的不计其数，可说是最普遍的民间娱乐。但时至今日，仍未见有一本完整的《中国象棋史》出现，思之能不令人兴叹。
　

　　往史难稽，近史易考，那就不如先写近代的中国象棋吧。甚至范围还可以缩小一些，分地区，有重点的来写。作为一个象棋爱好者，这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令我欣喜的是，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做了。这个工作的成果就是徐骥、褚石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
　

　　广州夙有“象棋城”之称，依我个人看法，从三十年代左右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论棋风之盛，棋人之多，都是广州首屈一指（直到现在，也只有上海能与广州抗衡。但我还是比较看高广州一线）。写中国近代的象棋史，用广州来作重点，我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五十年代中期，我曾在写《三剑楼随笔》专栏时，写过一篇《纵谈南北棋坛》的文字，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近代棋坛的兴替，似乎是由北而南。清末民初，北京执全国棋坛牛耳，当时耿四、叶仪并称国手，至盂文宣一出，更是声光灿然。其后扬州好手纷出，先有王浩然，张锦荣、周焕文（周德裕之父，一九二一年即以擅用当头炮雄视华东棋坛）；后有周德裕、窦国柱、朱剑秋，可称先后三雄。又稍后广州崛起，华南四大天王（黄松轩、冯敬如，卢辉、李庆全），声威显赫，各有专长，黄的炮夹马、冯的单提马，卢的五七炮、李的屏风马都是一时绝技。再加上“棋仙”钟珍（陈松顺之师）和曾展鸿（曾益谦之父）等人，棋风之盛，已有凌驾扬州之势了。（按：黄松轩、钟珍、曾展鸿又合称“粤东三凤”，本文开场诗的“三风”、“四王”即指他们。）到了五十年代，杨（官瞵）、陈（松顺）并起．广州在棋坛上的声威之盛，更是有如日在中天。五十年代以后，蔡福如、吕钦（今年全国赛曾打败胡荣华）等新秀辈出，象棋城的声誉，迄今未见稍衰！
　

　　但我说的只是一个梗概，欲知其详，那就非得阅读徐骥、褚石编著的《广州棋坛六十年》不可了。
　

　　本书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这个“详”字。说到史料的丰富，在我看过的象棋书籍中，这部书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但介绍了广州第一流棋手，如“四大天王”　“粤东三凤”等人的出身经历、成名佳话以及他们有名的对局等等，而且还介绍了“足以上榜”的次一等高手，让读者对广州棋坛全貌有更深认识。如“五虎将”赵坤，刘寿彭，陈镜堂、赵培、黄志。“苏家四将”：苏兆南、苏天雄，苏秀泉、苏钧林。“十八罗汉”：黄汉，龙庆云、保玉书、何鲁荫——等人，书中均有介绍。
　

　　不但如此，本书还旁及海外其他棋坛，如越南、新加坡、澳门等地棋坛的情况，重点叙述了国内棋手（以广州棋手为主）和海外棋手作棋艺交流的许多有趣故事。例如钟珍获得“安南棋仙”称号的由来，谢侠逊下南洋与新加坡粤籍棋手陈粤樵棋战“笔战”的趣事等等。这些资料，据我所知，他们是参考了旅居越南的华人棋手李文雄所撰的《越南棋坛沿革史》和新加坡棋会出版的《新加坡棋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的。由此也可见到他们搜集史料之勤。
　

　　中国的象棋刊物，谈及海外的棋坛的不多，这也应该算得是本书的又一特色吧。
　

　　第三个特色是文字生动，趣味性故事性都很强，对每一个大战役的来龙去脉，鏖兵经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例如他写“东南大战”，从一九三〇年周德裕、林奕仙南下香港开始，到李善卿广州请将，终于促成华东、华南的四大高手之战止（华南的两名代表为冯敬如、李庆全。黄松轩因病未能参加）。写得如火如荼，各人的神态，也跃然纸上，令读者好像看“演义”一般。试看他怎样写冯敬如登台的神态吧。
　

　　“开赛的晚上，四位选手都身穿长衫登台。广州选手李庆全、冯敬如的风度颇使人刮目相看，特别是这位泽叔，和从前蹲在广州城隍庙摆开棋档候教的局促神态迥然不同。尺蠖之屈也有挺然而伸的时候，江湖棋人泽叔在这个大赛中还成为众所瞩目的大将！”
　

　　冯敬如原名冯泽，一贯被人呼为“烟屎泽”。香港知道他的人很多，读之当忍俊不禁吧。
　

　　有来龙还有去脉，“东南大战”由于黄松轩因病未能参加，其后又引出黄周大战之事，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生动有趣的。
　

　　听作者说，他们准备一直写到一九八〇年的广州棋坛的，但为了便利于出版的关系，现在这部《广州棋坛六十年》大概只写了三分之一左右（从一九一五至一九三五年，两名华东象棋名手罗天阳，方绍钦南征广东止）。我以一个象棋爱好者的身分，希望他们能够完成“巨著”，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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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莫到琼楼最上层
——从袁寒云谈到吴健雄



　　袁克文（寒云）是吴健雄的家翁。现在来说，吴健雄是举世知名的女科学家，知道她的人当然比知道袁寒云的多。但在六七十年之前，袁寒云却是“提起此马来头大”的“二皇子”，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他的哥哥“洪宪太子”袁克定的。
　

　　袁寒云不但是贵公子，而且是民初出名的诗人。有人将他比作曹植，可以想见他的才华。他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诗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据说是讽谏他的父亲（袁世凯）不要做皇帝的。此诗后人传抄颇多记忆错误之处，现在此重抄一遍，以供同好欣赏：

　　乍着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寒云脾气很怪，按说北洋军阀时代，不知多少权贵是他父亲旧属，但他在父亲死后，却是生活潦倒，卖字卖文为生，并不依靠权贵。他喜欢唱戏，常以票友身份粉墨登场，据说有一次当时的总统冯国璋要阻止他登台，叫副官请他去总统府。他说：“我唱我的，他管得着吗？我不去！”结果唱了一出颇有讽刺意味的昆曲《状元钻狗洞》。

　　据说他死后无以为殓，靠朋友替他料理后事。陈诵洛挽以联云：

　　家国一凄然，谁使魏公子醇酒妇人以死？
　　文章余事耳，亦有李谪仙宝刀骏马之风！

　　时人推许为民初名联之一。我以为将他比作李白不太恰当，就他的气质来说，似乎更近于曹子建和纳兰容若。

　　袁寒云是个颇有浪漫气质的旧文人，他的儿子（袁家骝）和儿媳（吴健雄）却是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他劝父亲“莫到琼楼最上层”，但对他的佳儿佳媳来说，他们正在攀登科学的高峰，“莫”字似应改为“应”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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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
　

　　在全国一片提倡勤学好学的风气中，想起了邓拓的一篇文章，叫《颜苦孔之卓》。
　

　　这句话出于《杨子法言》的《学行篇》：
　

　　或曰，使我纡朱怀金，其乐不可量已。曰：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之乐。颜氏子之乐也，内；纡朱怀金者之乐也，外。或曰：请问屡空之内。曰：颜不孔，虽得天下不足曰以为乐；然亦有苦乎？曰：颜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兹苦也，只其所以为乐也与？！
　

　　这段文字，在不同的版本上略有出入。邓拓用的是晋代学者李轨的本子，在宋代学者吴秘的本子上则是“颜苦孔之卓也”，没有“之至”两字。不过，这两个字只是加强语气的，有没有差别不大。因此，邓拓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把“之至”二字减省的。
　

　　这段文字是文言文，没有读惯文言的入可能觉得不大好懂，简单介绍一下。
　

　　“纡朱”是“纡青拖紫，朱丹其毂”的“简缩”，指佩印绶，乘华贵的车，即当官也。（语出杨雄《解嘲》）“纡朱怀金”是既富且贵的意思。又有势，又有钱也。
　

　　“颜氏子”指颜回，“孔”即孔子。“屡空”则是贫乏意思。
　

　　这段文字是反复说明颜回的好学精神的。颜回以学习孔子为最大的快乐，但令他苦恼的是：孔子太卓越（包括学问和人格两方面）了，简直学不来。
　

　　译成简单的白话是：有人问杨子：若能令我既富且贵，其乐真是无限了。杨子答：这种“纡朱怀金”的快乐只是外在的豪华物质享受的快乐，比不上颜回那种好学不倦的，内在的精神世界的真正快乐的。那人再问：颜回那样贫困，内在快乐为何？答道：如果颜回学不到孔子那样，虽得天下也不足为乐的。反过来说，他在学习孔子的过程中，自然就有真正的快乐了。那么颜回有没有苦恼呢？有。他的苦恼就在于学不到孔子那样卓越。“或人”听了终于省悟了，于是说道：颜回这种苦恼，其实也是快乐的。（“与”与“欤”通，感叹词。）
　

　　孔子曾经这样称赞颜回：“一篑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扰，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出身贫穷人家，但他天资聪颖，贫而好学，是孔子最好的门生。故孔子赞他“贤哉，回也！”
　

　　“孔之卓”的卓是包括“学”与“行”两方面的。不过，邓拓写的这篇文章，对孔子的“行”保留批评，主要是强调“学”的方面。他在文章里一再说明：
　

　　“很明显，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外乎要强调好学不倦，这是做学问的根本态度。”
　

　　“对于他（杨雄）所推崇的颜回学习孔子的经验，如果能有批判地拿来运用，变成正确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和学习，那就很有用处了。”
　

　　提倡“好学不倦”有什么错呢？但后来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邓拓这篇文章就犯了“大罪”，给它加上的“按”语是：“此文吹捧地主阶级的老祖宗，坚持用地主资产阶级道德改造社会，妄图恢复剥削阶级统治。”提倡“好学不倦”居然得出“妄图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的结论，莫非只会空喊口号，不学无术，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标准”？这样的逻辑，也真是令人莫测“高深”，莫名其妙了！
　

　　其实孔子的说话，也并非全无可取之处的，“孔”当然可“批”，但批不等于全盘否定。比如说孔子说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将“女子”与“小人”并列，是应该大批特批。但他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即使放在现在，恐怕也应该承认是对的吧？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里有一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也是引用孔子的话，难道也是不对？毛主席引用孔子这句话，可并没有否定这句话的意思在内的。
　

　　邓拓在被免去《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时，曾赋诗道：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写此诗时是在“文革”方萌之际，他还想不到所谓“高潮”也者，实是林彪、江青一流野心家蓄意鼓动，并要利用这“高潮”来达到他们的政治阴谋。虽然，他亦自知是被“文章”所“累”了。不过，他虽有牢骚，并不气馁。因为他也知道“功与过”是彰彰在人耳目，“屈指当知”，不能颠倒的！果然，这个预见现在也证实了。
　

　　呜呼，“颜苦孔之卓”，苦了邓拓！但愿颜回之“苦”常有，而邓拓之苦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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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从查理·卓别林谈到孤独感

　


　　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他在看卓别林的《舞台春秋》时，流了四次眼泪，我相信这绝不是他夸大的说法。我自己是很久很久以来没有流过泪的了，但当我看到查理所演的卡华路在小酒吧里那一份佯狂，那一份狂歌带哭的神态；和在临终前拼命的拉着生命的提琴，想在“生”的颂赞中净化了他“死”的苦痛时，我也不自觉的感到难过，想“逃”出来，“逃避”查理对我情感的“压迫”。
　

　　事后我静静地思索，那位朋友的流泪和我的想“逃避”，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舞台春秋》所渲染的那种感情，还能够深深激动我们这些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
　

　　从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同一毛病，老是感觉自己孤独，感觉到没有人了解的悲哀，我那位朋友是写诗的，我记得，他似乎就写过“把斗室当做自己的牢狱，在牢狱里自己寂寞的数着自己的脚步！”的诗句。
　

　　旧知识分子“在心灵深处，总有一个个人的小王国”，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早期的何其芳就写过“每一个夜里我寂寞得与死临近”。“我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再推远一点，“诗人节”所纪念的诗人屈原，在他的《离骚》里也慨叹着：“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翻成白话诗就是：“没有人了解我也就由他去吧，只要我内心是真正的芬芳。”这种感情，与《舞台春秋》所传染的感情是合拍的。
　

　　查理创造了一个“孤芳自赏”的卡华路，又给他创造一个“红颜知己”的女艺人，我想，这正是他扩大了这种孤独感，同时创造了一个“知己”来填补他心灵的空虚，说来也有趣，历史上（不单是“历史上”，直到今天还有）许多文人都喜欢“创造”一个了解自己的异性知己。例如清朝的诗人黄仲则，就把一个本来是庸俗的盐商女儿，描写成为自己的知己，说她“湖海有心随颖土，风情近日迫方回。”这真是天晓得。许多文艺小说里，男主角（常常是作者的自拟）也总会有一个“慧质兰心”的女朋友，大概也是这种心理表现吧。
　

　　查理还是一个从“我”出发的人道主义者，他还没有跨过这一步。从“我”出发的，常常看不起群众，查理在《舞台春秋》里假卡华路的口说：一切个人都很好，但当他们成为一群时，就像无头的野兽一样。又说“只有当我饮醉了酒时，才可接近他们。”我想正是这样对群众的看法，阻止查理更跨前一步，阻止了他成为更伟大的艺术家。
　

　　然而查理还是伟大的，《舞台春秋》还是好的，虽然它也有这么多不健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舞台春秋》是在五十年代的美国摄制的，片子里所要求的“人的尊严”，“对生命的赞美”等等，这些东西，正是现代美国所缺少的。因此他纵然是个个人主义者吧，也还是一个进步的个人主义者。他借卡华路的口说：“这个世界的麻烦就在于我们轻视我们自己。只要不害怕生活，人生是可以很奇妙的。”我以为他说得很好。
　

　　从“我”出发的东西，要看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的，才可以很正确地估计它的价值。例如雨果的《欧那尼》，那也是纯粹歌颂“个人”的东西，但它是代表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向上的，所以也就是好的。然而假如今天的文艺青年，还从“我”出发，还有浓重的孤独感的话，那我就要摇头的了。虽然我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些阴影，但我是想努力向“我们”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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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看戏的和演戏的

　

　　卓别林的《舞台春秋》上演，在我的朋友中激起了一阵小波动，有趣的一点是：他们都依据自己的思想感情来解释这个“戏”。这里有不少精彩的谈话，一位朋友说这是查理的“抒情诗”，是对人生美丽的颂赞；我同意他的话。另一位有更深刻的分析，他说：“虽然作品中的主角不一定是作者的本身，例如查理演过《大独裁者》，而查理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却绝无相同之处。但是在这个片子中，却像是查理的自白，查理对人生的看法与内心的精神多少是借卡华路而表现出来了。”他用了一个文艺理论上的名词，说这是查理内心的“观照”。
　

　　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观照”，顺便要牵涉到文艺上所谓“看戏的和演戏的”理论。
　

　　“观照”本是西方哲学家与宗教家的用语Concemplation，后来移用到文艺理论上。它的起源是这样的：希腊神话里有一位日神叫做阿波罗，据说“他高踞奥林匹司山顶，一切事物借他的光辉而得形相。他凭高静观，世界投影于他的眼帘，如同投影于一面明镜。”用在文艺理论上说，就是劝作者像日神一样，明澈地“观照”这个世界。
　

　　到叔本华就把这种“观照”的态度，更为阐发了，他说人生本来是痛苦的，怎样“解除”这种痛苦呢？只有“由受苦的地位移到艺术观点的地位。”这意思就是说：把人生种种的遭遇，当成是一场戏，自己则当成看戏的人。甚至例如你失恋了，你也可以从痛苦的失恋者的地位，退成为旁观者，来欣赏这一场“恋爱的悲剧”，虽然在这场悲剧中，你自己也是一个主角。根据叔本华这种说法，一些美学家便主张文艺作者应是“看戏的人”，而一切芸芸众生，不论王侯卿相，贩夫走卒，都是“演戏的人”，在大千世界的舞台上演出种种悲欢离合，苦恼恩仇。
　

　　《舞台春秋》中，查理的佯狂，把世界当成一个大舞台，好像“超脱”于芸芸众生之上的态度，是有一点近于这种“内心观照”的艺术观的。（当然这只是《舞台春秋》的一面而不是全面，要不然我们就不能说查理基本上仍是热爱世界了。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这一面的。）
　

　　这一种所谓“观照”的情感，我相信年青的朋友们是不会有的，但旧知识分子却很容易受他的感染，这与中国的老庄思想，有若干是合拍的。庄子所谓的“心斋”，要人“毋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这就与“观照”的态度极接近了。中国的老庄思想演变下来，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更使得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扩大。《佛地经论》（一种佛教经典）说要到“禅定”的境界，才能“起智慧”。禅定的境界，就是像希腊神话中日神那样“明澈观照世界”的境界。中国的旧读书人，受老庄、佛家的思想影响极大，我记得于潮有一本很流行的书《方生未死之间》，其中的主文就是批判这种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的。
　

　　其实这样的写作态度是要不得的。假如这些作家去写工人的生活，他也可能像单纯的照相一样，把工人的苦痛描写出来，但由于他完全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这作品就无法深入，止于现像的罗列，而接触不到本质。正如查理的许多戏，提出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
　

　　一个作家要以爱去拥抱人类，拥抱世界，而不是站在看戏的地位来看这世界。事实上一个人也不可能纯粹站在看戏的地位的，假如你明天就没有米煮饭了，试问你还能自我“欣赏”没有饭吃这种悲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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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创造“更高的真实”　

　　一位有“历史癖”的朋友去看了“长城公司制作的电影《孽海花》，回来后和我大谈剧中的历史“考证”，据他说王魁与司马光不可能见面，在司马光做大臣时，王魁最少已死了二十多年；剧中的程戡应该是理学大师程颢之误，程颢和弟弟程颐并称洛阳二程，最初的政治主张是比较接近王安石而反对司马光的，但程颢最高的“官阶”也只是监察御史而并非宰相……等。我听了他一大串的“考据”后笑道：可爱的朋友，我算你的考据都对了，但有一个观念却错了，历史剧本和历史教科书不同，历史家和历史剧作家也不同，一个好的历史剧本，不是历史教科书的翻版，它还包括有“创作”的性质在内，它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试想，如果要求剧本一切都与历史事实吻合，主角的台词要考据他当时是否这样说过，所演的戏都要“有案可查”的话，这个剧本怎么能编得下去？
　

　　历史家的任务在力求把历史的真实发掘出来，不能自己去“创造”事实，但历史剧作家却可以在不歪曲历史的原则下，去“创造”一些事实。例如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一剧中的查理第一，是一名成年的武士，建立了许多功勋，可是事实上亨利四世在位时，查理第一不过是十多岁的小孩　子；同样，凯撒死后，安东尼和布鲁特的斗争酝酿了很久才爆发，而莎翁在《凯撒大将》一剧中，却将这段酝酿的时间大大缩短了。但说实在话，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本，我却感到比史家所写的更“真实”。
　

　　当然历史剧作家也绝不可能毫无根据的去“创造”的，像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注一】之类，就无论如何辩解也辩不通，因为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
　

　　写有关历史的文艺创作（包括历史剧本、历史小说等），作者可以根据当时历史发展的情形，“创造”一些在那个时代极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我们正不必斤斤计较郭沫若的《南冠草》（又名《金风剪玉衣》，不久前本港校际戏剧比赛曾演出）里，夏完淳是否真正的如剧中那样，把大汉奸洪承畴故意挖苦“恭维”一番之后，便把他骂得淋漓痛快，因为根据夏完淳在历史中的爱国表现，他是可能这样做的。又，谈京戏的人，很多人都知道周瑜年纪比孔明大，但为什么在戏台上周瑜却反是小生，比孔明还年轻？我想这个不真实应该被允许的，用这样来表现周瑜的少年气盛，恃才而骄，却又经不起折磨；衬托出孔明的“谨慎”、“老成”，那不是更增加了“真实”的气氛吗。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劝诗人在运用材料时，与其使用那显然不合理的事实或很偶然的事实，不如使用那显然合理但未必会发生的事实。举一个显浅的例子说：假如有一个暴发户，他很“乐意帮助”穷人，又懂得“欣赏”艺术，那么如果你写一部关于暴发户的小说，你应不应该把这个例子写进去呢？我以为不应该，因为纵许有这么一个暴发户，也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能作为一个典型的。又如鲁迅选择了阿Ｑ这个典型，（很显然阿Ｑ是许多同这类的人的表现。）阿Ｑ这个人，在真实的生活中，未必会在给别人打了后，就嚷“儿子打老子”，但根据这个人的性格，这样描写却反而是很真实的。亚里士多德那段话的意思，便是要作家不必严格受拘束于一些历史事实。而应该努力去接近“更高的真实”的（Hizher　Reality）。
　

　　《孽海花》里的司马光、韩琦等在历史的事实上，当然不会和《孽海花》完全符合，程戡（或程颢）也不曾有包庇贪官金垒的事实，但司马光是当时代表大地主阶级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领袖，程颢也是一个颇为伪道学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有什么稀奇？他们没有包庇过贪官金垒，难道就不可能包庇过其他的许多贪官？因此《孽海花》在刻画宋代官僚这一点上，我以为是接近“更高的真实”的。
　

　　【注一】“钱舜举替陈圆圆写照”是香港某历史小说家所闹的笑话。钱舜举是宋末元初画家，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名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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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除夕讲童话

　

　　昨晚帮妹妹温习英文，给她讲了一课安徒生的童话，这个童话是说—个卖火柴的女孩子，怎样在除夕之夜，“幸福”地进了“天国”。安徒生的童话写得美极了，但却是极凄凉的美。除夕夜：凄风、冷雨、幽暗的横街的角落……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火柴没人买，她冷得要发僵了，于是她燃起一根根火柴，在火柴光中，她看见插着刀叉的烧鹅向她走来，看见彩色的圣诞树，最后她看见了慈祥的祖母向她招引……明天，欢乐过新年的人发现街头有冻毙了的女孩。
　

　　讲完了，妹妹的眼睛，有晶莹的泪珠。
　

　　不知怎的，我到现在还喜欢读童话，我觉得有许多童话，成年人看了也许有更多的领悟。
　

　　丹麦的安徒生有童话王之称，他的许多童话，都含有发人深省的哲理，我记得香港放映过从他的童话脱胎出来的《红菱艳》，他这个童话写一个羡慕虚荣的女孩，怎样被罚穿上了红鞋，作永不休止的跳舞。
　

　　安徒生有一个以中国做背景的童话，叫做《夜莺》，安徒生没有到过中国，他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有一个皇帝得了一只最会唱歌的夜莺，其后日本皇帝又送给他另一只夜莺，日本送的夜莺不是活的，而是用机械来发音，只会唱固定的歌曲的夜莺，这个“机械夜莺”也唱得非常好昕，甚至使中国的皇帝忘记了那活的夜莺。但后来，那只“机械夜莺”发条坏了，一年只能唱一次。爱听夜莺歌声的皇帝，在病到快要进天国时，还是活的夜莺用歌声使他再苏醒过来。用人为的力量操纵的歌声，无论唱得怎么好听，都不及活的啊。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诃到北京时，（记不清是不是一九二〇年了。）曾为中国的孩子们写过一个童话叫做《红的花》，里面说一个哥儿知道只有寻到红的花，才能得到幸福，也才能使穷人得到幸福，他做了无数个噩梦，在梦中冒尽万苦千辛去寻找这朵红花，找到了又给别人说是假的，要将他推上断头台。最后一声鸡叫，天下大白，哥儿看见就在他窗前已经生长了一朵红的花。我读这个童话时，是在舅父的旧杂志《小说月报》中找到的，那时我还年少，但对里面的“哥儿”，直到现在，还未忘怀。
　

　　中国作家，也有一些人是兼写童话的。例如张天翼的童话，就得过许多人的喜爱，我最欢喜读他的《金鸭帝国》，那是在抗战时在桂林的一个文艺杂志连载的，好像一直到湘桂大撤退时还没有刊完。我最记得里面一段笑话，金鸭帝国有一位大资本家，他新建了一座别墅，非常美丽，在大厅内还有一尊稀世的艺术晶，爱神维纳斯的雕像，是他用了很高的价钱买回来的。别墅落成之日，他为了夸耀这尊雕像，招待了许多尊贵的客人去参观，郑重其事的揭开遮着雕像的幔幕，只见那个雕像美丽的胸部刻着一行大字：“本公司产品，亦有如此之优美！”这一个挖苦，真是入木三分。
　

　　聂绀弩也写过—些童话，有一篇叫做《兔先生的发言》，我觉得很好，里面说森林里的大亨（如狮子、老虎），制有一种法律叫做“吃掉法”，每条收尾的两字都是“吃掉！”森林里的小动物的命运就是被吃掉！有一次狮子召开一个大宴会，请兔先生出席，要它发言，它在战战兢兢中歌功颂德一番，结果虽然免于被吃掉，但回家一吓就病死了。据说那是破森林中小动物死法的记录。除夕拉拉杂杂讲了一堆童话，但希望明天不致于在街上看见冻毙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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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九、元旦谈美

　

　　昨晚和妹妹参加她同学的除夕舞会，妹妹老是欢喜指着她的女同学偷偷问我：你看这位穿着红WAI套的美不美？那位穿着白纱裙子的美不美？是的，新年来了，大家欢喜把自己打扮得美一点，尤其是小姐们。爱美是人类很自然的欲望，妹妹这样关心别人的美，也是很自然的。我写了几个月的《文谈》，也有许多人问过我：“你对文艺的鉴赏，究竟拿什么来做标准呢！”就是说我是怎样判断文艺作品的美丑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牵涉到美学上和文艺理论上的许多问题，要答这个问题；一来我自己懂得太少，二来也不是一两篇文章所可解释。我只能根据自己不成熟的意见，随便谈谈。
　

　　文艺上对美的见解的确太多了，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理论；前些时有一位读者向我提出“唯美派”的问题，文学上唯美主义最显著的代表者是英国十九世纪作家王尔（OscarWilde）。他以为美的“最高观念”是个性上“特殊的美”和新奇的浪漫的美，他在他的代表作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香港景星戏院曾上演过将这一小说改编的电影《孽魂镜》）。借一个享乐主义者Henry Warren的口来表达他的思想说：“我能同情于一切的东西，但只有对于苦恼的同情是一种病态，其实愈少注意于人生的黑暗面便愈是好的。”照他这种说法，假如他生在今天的香港，他会看到木屋区的灾民被火烧而毫不动心，对灾民的苦恼认为是“丑恶可怯”而只去追求他所认为“浪漫的美”了。我想对他的意见，许多读者会和我一样的不同意。
　

　　还有一种奇怪的说法，是从弗洛伊德（Freud）的性心理学引申的，说“艺术、文学是性的升华”。说人们因被压制的欲里禁闭于意识之中面成为“潜意识”，梦与艺术都是这被压抑的性的潜意识的升华作用。有“伟大的升华力”的人，才能使性的潜意识转化为艺术，创造艺术的完美。这派人分析莎土比亚的《哈姆雷特》，便完全是从“性心理”出发的。这种说法，忽略了社会的经济生活，其实两性的结合，也不是“无条件”的，也还是受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的。
　

　　我同意“美即是生活”的说法，这派美学可以俄国十九世纪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他说：“任何东西，凡是独自表现的生活或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
　

　　这样的说法，也许一些人还不能接受，因为“美”在一些人的想象里是虚无飘渺的东西，假如说“美是生活”，那么岂不是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哪还有什么美感！
　

　　我想举一些实例，拿一些人认为是“超脱绝俗”的好词，来尝试说明这个道理。宋代词人黄山谷的词：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我们读了觉得很美，尤其是下半阕更美，为什么，因为“黄鹂”和“蔷薇”都是生活中所习见的东西，而“春”呢？还是比较抽象的东西（不能用手去捉摸），现在词人把它们联系起来，虚拟黄鹂用歌声作答，而瞬息间又已被风吹过蔷薇，歌声既无人能解，而又很快的消逝，衬托之下，春天已经过了，春天已经没有踪迹了，这个印像就不由得不更鲜明，不由得不使人想起在一年生活之中，最好的季节又过去了，“岁华易暮”，因此也就引起一些人情感的共鸣（这种情感是不是健康的姑且不说，但最少是由生活的联想而引起的）。
　

　　又如有一首旧诗，描写出征军人的妻子忆念她的丈夫：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黄莺与她本无爱憎，但为了它惊醒了她的美梦，在梦中她会见到她的丈夫——而这是由于凄凉的生活迫使她忆念而成梦的，现在被惊破了，于是就要“打起黄莺儿”来了，这不是与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古代反战诗吗？
　

　　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有个女作家　克纳斯（MargarerHarkness）写了一部以伦敦贫民住宅区年轻劳动妇女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城市姑娘》（City girl）写得非常逼真。写后寄给恩格斯批评，恩格斯说她只写了工人群众的表面：消极，麻木、穷困，甚至不企图将自己从穷困中挽救出来，这个观察就不是深刻的。因为在那个时代，工人已经是有自觉的人群了。批评还指出：如果这本小说是在十九世纪初写的，那就是好小说；因为那个时候，工人还没有自觉，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这位女作家所以失败，因为她没有深入工人的生活，也就不了解工人的思想感情，因而就只能作表面的浮雕了。从这个故事，也许会使我们想到更多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