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阁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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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应甲生平

乔应甲，世称乔阁老（1559—1627）字汝儁，号儆我，山西临猗张嵩村人。

乔应甲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举进士，初授湖北襄阳府（今湖北境内）推官。壬寅年（1602）擢升为四川道监察御史。甲辰年（1604）巡按淮阳。庚戌年（1610）该题浙江道监察御史。逾年转宁夏副使再改汝州御史。乙卯年（1615）起太常寺少卿。天启四年（1624）起任南京都察院副都御使协理院事。以御史大夫巡抚陕西。丙辰年（1626）提升为南京督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次年因年老病逝于家，终年六十九岁。

乔应甲是明末一位思想家、政治改革家。他为人耿正刚直，不阿权贵。敢于同邪恶势力相抗衡。初入政治舞台，看到京师要地骚乱不堪，积弊颇深。于是仿照唐十渐规为“巡城要务”条例上疏。万历皇帝看到奏疏，非常震惊，下令严肃治理，京师为之一靖。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乔公巡按淮杨，总漕淮抚李三才贪赃枉法。该以“五奸十贪”书于木板上传示各衙门，由此与李三才结下了仇，并为开衅东林党埋下了伏线。万历38年（1610年）乔公又连上两疏，列举五奸十贪的事实，驳倒大贪官李三才。于是李三才被正式罢免。

乔公应甲往返京城，路过平定州等处，见因饥饿卖子鬻妻者，慷慨解囊，捐资赈济，救活稚子一千四百余人。恩德感人，平定州为乔公建祠立碑，写匾额“奇行高义”。

1610年，乔应甲调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当时，朝廷上朋党之争日渐加剧，坚持正义的乔应甲几遭诬陷。因此在父母相继去世后，借丁忧之名，在家乡一住就是十三年。在此期间，他目睹国难民困，建议当地官吏调整田赋，消除积弊，又捐资疏浚涑水河，开挖蓄水池，为地方办了不少好事。

1624年，乔应甲起任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后，不顾自己六十六岁之高龄，上疏十三次，揭露官吏中党派门户偏见。因此，遭到敌对。于是寻有外改抚秦之命，以御史大夫巡抚陕西。到长安一下车，他接到冤民拦路告状，控告国舅曹应祥霸占民女，苟扣粮商。他便召集州府官员进行公审，当庭将这个恶棍杖死，平了冤狱，冤民称快，呼为青天。为此长安的百姓特意绘制了“行录图”以示感恩。在陕期间，严禁官吏以各种名义，借故搜刮民财，清理超支现象，惩戒官吏中不法分子，杜绝各种贿赂门道。此外，还解助工银十万余两。一时官吏大靖，政绩卓然。

乔应甲在长达三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政绩显著，多有建树，深受黎民百姓的爱戴。崇祯十七年（1641年），李自成打北京路经猗氏时，称他为“清白吏“，不啻为他的历史作了公正平定。至今，在民间还流传着乔阁老众多美丽的故事。

乔公一生著作颇丰，计有《便民实政》、《三实奏章》、《看山集》、正续、《难焚草集》、《咫园诗集》、《半九亭集》八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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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乔应甲作品集

乔应甲为《帝都仁声》写的序言

乔应甲奏章

乔应甲写的识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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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楹联界评谈

一部具有历史和学术双重价值的楹联典籍

——《半九亭集》楹联初步探讨

余 德 泉

　　乔应甲先生是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官做到二品大员右都御史，不仅是阁老级的人物，而且以“三实”即存实心，做实事，说实话为守。为官也律己以廉，忧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居家则立身贵诚，处乡贵静，与人贵信，凡事贵简。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半九亭集》的对联有四千副之多。但是“选编”只收了454副，不及十分之一。因为未见全貌，要作全面的评论，比较困难。但是从这454副对联管窥蠡测，对《半九亭集》楹联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

　　有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对联专著。在明代对联尚未全面发掘的情况下，暂时可以这么说。不管是否中国第一部对联专著，能达到四千副的数量，不仅前无古人，也是其时和后代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近二十年来不少人都说他的对联超过了昆明大观楼长联，仔细观察，大都只是在字数上超过了180个而已，内容东拼西凑，不规则重字比比皆是，平仄不合联律，语句也不连贯，文气全无，质量很差，形同一堆垃圾。而《半九亭集》不然，尽管有部分对联存在问题，但总体质量很高，值得我们学习。

　　《半九亭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

　　五夜独眠，三叟可来问寿；

　　南窗寄傲，北山不必移文。

　　这副对联，颇有特色。上联化用三国《三叟长寿经》“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之句。下联化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倚南窗以寄傲”之句和孔稚珪《北山移文》的篇名。用得天衣无缝，不露痕迹，不明出处的人，根本不知道用了典故。对仗方面，以
“五夜”对“三叟”，
“南窗”对“北山”，作者巧妙地用了隔字自对。以平仄而言，全联都是合标准的。尽管“夜”与“叟”都是仄声，“窗”与“山”都是平声，没有交替，但这些字的平仄只能以所在位置的平仄要求来安排，而就其所在位置来说，这些字的平仄都是合律的，没有任何问题。隔字自对，联例不多，这副对联可以作为一个范例。从这副对联，可以看出乔应甲丰厚的学养、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和高度的对联撰写水平。

　　至于联律，选编的《半九亭集》的对联可以说大多数是符合的。句中平仄除了少数为就内容而有所打破而外，违律的不多。这是因为联句基本上是七言或者四言与七言，都在骈文和律诗规则的范围，作为进士的乔应甲，对骈文和律诗规则当然了如指掌。

　　句脚平仄安排，每边因句数的多少，情形有所不同。

　　我对《半九亭集》的454副对联的句脚平仄安排作了一个初略的统计。在454副对联中，每边1句的对联共175副，合上仄下平标准格式的169副，上下都仄的4副。每边2句的对联共279副，合“平仄，仄平”标准格式的261副，为“仄仄，平平”的11副，无规律可寻者7副。每边3句的对联共14副，合“平平仄，仄仄平”标准格式的3副，为“平仄仄，仄平平”者2副，合“仄平仄，平仄平”者1副，上下都为“平仄平”者1副，无规律可寻者7副。每边4句的对联共6副，为“平仄平仄，仄平仄平”者1副，无规律可寻者5副。每边5句的对联只1副，合“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每边9句的对联共1副，为“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

　　以上统计可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这就是在明代：

　　一、对联以每边1至2句为主，2句以上数量很少。

　　二、每边1至2句的对联，基本合律，不合律的只是个别情形。

　　三、每边句数越多，对联不合律的数量就越多。

　　《半九亭集》每边1句的对联不合律的占2.2‰。每边2句的对联不合律的占2.5‰。每边3句的对联不合律的占589‰。每边4句的对联不合律的占833‰。这既展示了对联在明代的客观情况，也符合对联的一般规律。尤其在联律尚未完全形成或者说联律虽已形成而作者尚处于无知状态时是如此。明代联律尚未完全形成，马蹄韵在较长的对联中出现还是个别现象，朱氏规则也尚未提出，尤其对长联句脚的平仄安排方式人们尚处于摸索或者说认识模糊阶段，《半九亭集》楹联所反映的情况与此吻合。《半九亭集》中有的对联有不规则重字、上下联同位重实字、内容合掌等情形，如果排除作者偏重内容的因素，应当说与这个时期人们在对联艺术上的要求尚不如后来特别是清代那么高那么明确也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特点在明代其他人的对联中也时或得到印证，只是对联没有《半九亭集》这么大的量，也没有《半九亭集》这么集中罢了。

　　《半九亭集》楹联是乔应甲的一大贡献。其以大量的对联反映了明代这一历史阶段对联和联律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不可多得的。

　　句脚“仄平仄，平仄平”的对联，符合句脚单平单仄交替即“……平仄平仄平仄”这样一种格式，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尽管后来句脚平仄采用这一格式的仍然是少数，但是毕竟有一些人采用，清代就有个别人很偏爱这一格式。这样的对联在这454副对联中出现了3例，即每边3句一例（仄平仄，平仄平），4句一例（平仄平仄，仄平仄平），5句一例（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平）。每边3句作“仄平仄，平仄平”者，我在拙著《对联格律
对联谱》修订本中作马蹄韵的段合式处理，这是一个误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马蹄韵的理解，并引起一些人对马蹄韵的质疑。事实上这种对联只有归入“……平仄平仄平仄”这个范围，才顺理成章。读了这几副对联，更坚定了我这个认识。今借这个机会对《对联格律
对联谱》中的这个部分，作一个修正。在日后修订此书时，再将这一部分删去。

　　前面提到《半九亭集》中有一副每边9句的对联。这副对联连同乔应甲的另外一副对联被清代邓石如拿去综合成一副新的对联并用隶书书写，文字与安排仅与乔联小有不同。由于人们没有看到乔应甲这两副，便误认为只有邓石如的版本，殊不知最初的创作者并非邓石如而是乔应甲。现将两人的对联对比如下：

　　清晨端坐坐无营，取架上左传文、马迁史、相如赋、南华经、少陵诗、右军帖、屈子离骚，开卷广胸中识见；

　　亭午高眠眠且觉，想世间沧海日、赤城霞、巫峡云、洞庭月、峨嵋雪、广陵涛、庐山瀑布，何地非物外逍遥。（乔应甲）

　　闲翻迁史咏杜诗，芸窗内收古今绝艺；

　　坐对峨嵋环涑水，斗室中绘宇宙奇观。

　　　　　　　　　　　　　　　（乔应甲）

　　沧海日、赤城霞、峨嵋雪、巫峡云、洞庭月、彭蠡烟、潇湘雨、武夷峰、庐山瀑布，合宇宙奇观，绘吾斋壁；

　　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庄。（邓石如）

　　邓石如综合的这副对联，也并非全无创造。将句脚平仄改作“……平仄平仄平仄”安排，就是其与乔联不同的地方之一。乔应甲的两副对联能被邓石如所用，足见《半九亭集》对清人的影响。

　　乔应甲这副9句对联之句脚为“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已经符合马蹄韵之段合式，为马蹄韵段合式比较早期的例子。是否开马蹄韵段合式之先河，还须考证，但在明代出现这样标准的例子，也很难得了。孙髯翁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也是用的马蹄韵段合式。是否也受过《半九亭集》这副对联的影响，不能确定，只能说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半九亭集》中的上下联同位重字，分两种情形。一种是重虚字。例如：

　　山之巅九仞崇隆，树基平地；

　　河之浒万夫作苦，蚁穴滔天。

　　上下联同位重用“之”字。类似的对联，别的地方也有，山西河津薛文清公祠就有一副：

　　开绝学于胡叔心陈公甫王阳明之前，享祀方堪从庙庑；

　　集大成于西河氏太史公文仲子之后，诞灵应不愧河津。

　　在这副对联中，上下联不仅在第十四号位重用了“之”字，而且在第四号位重用了“于”字。对联重用虚字，乃骈文之遗风，是允许的。

另一种是重用实字，例如：

　　风出于窍而为籁，

　　风行于水而成文。

　　此联上下联相同位置上，既重用虚字“于”和“而”，也重用实字“风”。重用虚字“于”和“而”没有问题，重用实字“风”就值得探讨了。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近年来对湖南岳阳楼门联的争论。在岳阳楼的大门上挂了“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这样一副门联。这是从明代一首诗中摘出的两句。要严格地以联律来要求，当然是有问题的。不仅平仄不合（“洞庭”与“岳阳”都是仄平，没有对立），而且在上下联相同位置重用了实字“天下”。一部分人说，这仍然是一副对联，因为词语和结构都对上了。平仄有问题当然是一个毛病，但是对联是以对仗为基础的，只要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就不能将其从对联中排除出去，至于平仄有毛病，那是属于好不好的问题而非是不是的问题。另一部分人说，对联之上下联在相同位置上是不允许重用实字的，这里重用了“天下”二字，就不能算是对联。我在拙著《对联纵横谈》中说，就此联而言，重用“天下”二字，“充分显示了岳阳楼的非凡气势。这种情形应视为一种积极的修辞”。我想挂出这副对联的人恐怕也是这样看的。当然岳阳楼这副对联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其写法不可以随便仿效。我本人是一贯主张按律撰联的，我认为平时撰联，还是以尽量避免在上下联相同位置上重用实字为好，尽管对联的要求中没有这一条。人们平时可以根据自己的认识说这副对联好那副对联不好，但是在界定一副作品是不是对联的时候，就必须客观、必须慎重了。在界定一副作品是不是对联的时候，只能使用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标准。比如中国书法，其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标准就是必须写汉字，不写汉字就无书法可言，这就相当于对联要求应当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书法在写汉字的前提下，再来谈好不好的问题，这就相当于对联在已经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的前提下再来看是否讲求平仄等等。不管是书法还是对联，对好不好的评判，不同的的层次有不同的标准。王羲之的层次与而今一些所谓“书法家”的层次就有很大的落差，这同楹联高手与对对联略知一二的人一样。但是尽管落差很大，只要写汉字，其作品就可以纳入书法评审的范围。对联也是一样，只要它是独立使用的对仗句，其作品就可以纳入对联评审的范围。至于定个什么等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只看用什么标准去衡量了。承认一副作品是对联并不等于就肯定它是一副好对联。如果仅仅上下联在相同位置上重用了实字，就失去对联资格，那么不仅《半九亭集》中这副对联连同其“才忌太露，名忌太高”、“事可做，须从真精神做出方为实事；功求成，须自真力量做去方见实功”、“临事周章，病根在一率字而贪恋作之祟；逢人恭谨，享用在一谦字而真诚为之基”等若干对联，都应当从对联中排除出去，连“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这样的转品对联与许多符合对仗但出现同样毛病的民间对联也会遭到相同的命运。如果说岳阳楼的门联最初并不是作为对联来写的，只是后来才被人们作对联来用了，主张从对联中排除出去似乎还有些情有可原的话，《半九亭集》中的这些对联，作者本来就是作对联来写、作对联来用的，对仗也无大碍，排除出去恐怕就有点难了。我们可以任何时候都以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创作，也可以用最高标准去要求诸如名胜风景区以及其他重要场合使用的对联，却不能任何时候都以最高标准去要求人们已经创作出的所有对联，特别是民间临时使用的对联。

　　听说运城正在将《半九亭集》中的对联编出一个比“选编”内容更加丰富的“精选本”，但愿早日问世。

（作者为湖南省楹联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南大学教授）

直面社会人生的谠论诤言

——乔应甲联语内涵理义特征浅识

·王庆新·

知道乔应甲这个名子，是在明代一部典籍上；了解乔应甲其人是通过他的《半九亭集》；真正认识乔应甲是通过对他联语、哲言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

读了乔应甲《半九亭集》中的联语及其哲言，体会到与众不同的感受，那就是他直面社会人生，一腔正气，刚正不阿，敢于倾吐谠言曲衷，这在对联的内涵理义上体现出鲜明的典型性，为对联的正面表义、直抒胸襟显示出一家特色。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肤浅感受。

一、以忠贞不渝的赤诚肝胆，倾吐为官履任、忧国恤民的心声

乔应甲所处的年代，正是明王朝气数将尽、国家百孔千疮、民不聊生的衰落时期。但作为朝中一位重臣，自然对面临的处境心感身受，其中，表现在他笔下的作品自然带有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种种痕迹和情感，因而，其联语便在内涵理义上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这种特色其中之一，便是他作为朝臣的忧国恤民思想和对朝廷的忠肝赤胆。如对联：“欲行平易近民之政；当有慈祥爱物之心，”充分表现出乔应甲把体恤民情、慈祥爱物作为行政之本。“天地生才，非为锥刀末利；朝廷设职，岂图富贵本身！”“为百姓施恩，不在要名结好；为一身植节，何须标异见奇”。乔应甲这两副对联以白描的手法，直接表达出身为朝廷命官，天地使命为国家和民众献身，绝不能在乎那些微小的锥刀之利以及自身的名节，更不能考虑个人的富贵荣华。其中，有些对联，乔应甲写的非常沉痛，充分说明他心中装着家国天下，装着民瘼民情。如“解温阜财，当日庚歌在耳；民穷赋重，望门持钵难言”。这副对联深刻揭示了在国衰民穷的境况下，为官不能光看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要深刻切实地洞察社会现实，看到堂皇的庚歌之下掩盖的“望门持钵”的真实。正是乔应甲具备了这种忧国恤民的赤诚肝胆，才促使他处处体恤民间疾苦，并能身体力行其实。比如，他在返京路过平定等州途中，目睹饥民卖儿卖女的惨状，便慷慨解囊，捐资赈灾，救活幼儿一千四百余人，得平定州建祠立碑，被彰誉为“奇行高义”。上述这类与国与民同忧同乐的联语比比皆是，即使在他致仕还乡之后，虽身居条山涑水，但依然表达出不以在位时的政绩而自慰，终生保持名节，不负朝廷的紫袍玉带以及头顶的那片青天。即：“涑水映园，敢道名成薄豸绣；条山当户，不将心赏负云霞。”

二、以一腔浩然正气剌贪剌虐，表现出一介清官铮臣的廉明和顶天立地的铁血贞骨

纵览乔应甲的联语，正如他“诗文要单刀直入；政事忌枝蔓牵缠”的为文行世主张一样，感到没有多少绮丽的表性色彩，但副副却如劲竹青松，不媚不娇，表现的是一派气节昭彰的清正与坚劲，尤其是对贪官污吏、对不法行径更怀有不共戴天的忾愤。如他针对那种官场上多“口是心非”的现象，曾以“君子出言心是口；小人说话口非心”的联句以策己诫人。乔应甲当政的明万历年间，朝中权臣有擅政弄权者，而且为数还不少，他对此极为憎恶，正义之声凝结成这样一副对联：“枢部擅权，大将拊髀多妖冶；铨臣通赂，京卿满座半称人。”联语以匕首投枪之锐直剌奸佞，而且联中的“枢部”、“铨臣”、“大将”、“髀”似乎都有具体的指向，可谓铮铮铁骨。乔应甲针对有人卖官鬻爵，便毫不客气地警告，指出当被罢官注籍之后将会有可悲下场，写道：“卖官鬻爵坏封疆，恃今日推升自己；注籍杜门换岁月，任他年唾骂由人。”为了警策那些骗钱受赂的官场败类，乔应甲以直白的笔触奉警他们：“骗得钱，无灾无难拿将去；惹出祸，做鬼做神还要来。”联语朴实无华，虽带有旧社会信奉的迷信色彩，但却深刻告诫受赂骗钱者：惹出事即使这辈子无灾无难，恐怕下辈子也不会安宁。大概是在乔应甲的身边有为升迁而不择手段的投机钻营者，他直言不讳，对有些人是善言劝导：“官可阶升需渐次；人当品别莫钻营”。而对行为不端者则是直剌丑态：“阿谀进阶，莫若实心建树；空言逃祸，何如高枕衡门”。乔公正告其人：如此媚骨贱性，阿谀晋升，何如回家去教书，做学问！乔应甲秉性刚正，剌贪刺虐，并非全是风刀霜剑、烈火炸雷般的激烈，也有不少借彰扬古贤烈士的精神正面教育的联语，如：“屈左徒赴汨罗，悲风浩荡；鲁仲连蹈东海，肆志徜徉。”“壮志未酬，西巴空自怀张咏；忠言无补，南渡教人忆李纲。”这类正面联语借歌颂楚国屈原投江、齐国鲁连子避世蹈海、至死不屈的巴郡张咏、以及力主抗金不酬其志的南宋宰相李纲的忠贞，正面引导那些贪官污吏以古贤为鉴，在仕途上对不端行为悬崖勒马。

三、以江山社稷为立政之本，直宣颓政时弊，表现出无私无畏的忠烈情怀

乔应甲在政坛上的行政策略，正像他的对联那样：“力排公论良心死；坚护私人天理亡”，“宁任率真怨；莫存虚假心”，“宁他外貌千般假；守我心中一点真”等等。乔应甲由于率真秉直，故始终保持他严正坚韧的本性，从诸多联语中可以看出他活生生的刚烈作为。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旧王朝，对于朝廷弊政、天子过失等始终都是一种禁区，以致造成阿谀之风盛行，故“为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唇边留半句，理从是处让三分”等等。但在乔应甲身上，却看不出这些趋炎附势的媚态。联语：“世运将颠，朝端清议多淆乱；兵权无主，草泽奸雄敢横行”直指朝端混乱、兵权无主的时弊。直刺宰相的对联更是骂得淋漓痛快：“做宰相，被人弹射无完肤，辨科曰不敢，辨道曰不敢，无非固宠；结宦官，终日扫门持敝帚，这参也不去，那参也不去，只是爱钱。”朝廷对功业昭著的忠臣良将安排不公，他便以刘邦谋杀功臣韩信作比，写出这样的联语：“世路崎岖，几见途穷矜驽马；人情冷暖，多因鸟尽废良弓”，提醒朝廷，应在国家危难之时，选贤任能，勿择其劣种庸才，更不能像刘邦那样干对忠臣良士“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绝事。宦官外戚作祟，乔公正面提醒当朝应总结：“东都惟阉宦为祸；西汉以外戚遭殃”的教训。边关匮乏粮草、军饷，却有对其不切实际夸夸其谈者，乔应甲直叙现状：“纸上谈兵人有口；军中索饷灶无烟”；“奏凯何时，犄角三军多菜色；疮痍远徙，行间千里少人烟”。更有“见饥荒，说饥荒，捧漏沃焦时已晚；当战阵，议战阵，排山倒海势难支”的现状表述，这些直折当朝、直陈弊政的壮举对一位封建士大夫来讲，实在难能可贵。

乔公直谏、直剌、直叙事态的秉性，是他不知仕途险恶吗？不是！他也曾发过这样的感衷：“月旦可评，莫道黄金铄众口；风闻易动，宁知市虎成三人。”他也深知，社会的月旦评说并非全是“众口铄金”，更可因“三人成虎”而罹祸招灾的道理。乔应甲是位深通事故的贤达，能够直面社会人生，能够以大无畏的胆略参倒权臣李三才、杖弊国舅曹应祥，自然有他自身的精神支柱，这个支柱首先是“法理”二字。乔公坚信，只要法理在胸，为国为民申张正义，便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因而，他写下“阴功善事由心造；顺理直行即命长”的醒世箴言。其次是他自身清廉无私，不贪恋名利而达观社会。如联语“君子无私惠，何劳谄媚；小人有对头，不必仇敌”；“一念常惺，才避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开地网天罗”等等，皆是乔公达观世事的写照。他同历代贤达超人一样，总把名利、把地位看成朝露夕霜，一生恪守着始终不渝的信条：“胸次拓开，百年尘世同朝露；脚跟站定，万事浮云过太虚。”这种鉴世名言和旷达的处世观点，实际也是诸多哲贤的共同遵循，如清代鼎臣曾国藩曾一脉承袭了这种卓越的处世理念，写下这样一首绝句：“左列铭文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大凡看透世故的超人逸士都具有这种融古知今的见识，可见乔公不愧一代直面社会人生的铮臣哲人。

最后，为乔应甲联语感慨之至，故凝聚一联以颂乔公：

大度无私能扛海；

高怀有道敢玩魔。

以上发言，不当之处，敬请各位领导、专家、同仁斧斫舛误，以期不吝赐教为幸。

谢谢各位！

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于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

“两行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明乔应甲《半九亭集》文体归属与文学艺术贡献

山西临猗
张延华

笔者在《明乔应甲<半九亭集>中所反映的民本思想》（《河东楹联》2008.3）一文中开宗明义：“实事求是地讲，明乔应甲《半九亭集》中的对联，应当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完完全全的对联，不论从词语对偶的词性相同、结构相似、节奏一致方面分析，还是从声调和谐的平仄交替，平仄相对，上仄下平方面衡量，都是无可挑剔的；第二种是基本上合律，但为了意思上的准确表达，牺牲部分联律，即瑕不掩瑜的对联；第三种是欲吐胸中块垒而完全不受联律束缚的，只能算字句对等的联语。”

这里就牵扯出一个问题：乔应甲《半九亭集》中的四千余副作品，就整体而言，究竟属于什么样的文学体裁？

从对联、对语与联语说起

我们不妨用一个座标系表述一下：如右图所示：纵轴为对仗律，包括词语对偶与声调和谐；横轴为关联律，也即意思相关。左上方只对不联的称“对语”；右下方只联不对的称“联语”；只有右上方遵守联律规范又对又联的，才可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对联”。

“对语”，重对仗，忌关联，而且意思越远越有味道，所以又叫“无情对”。正如梁石先生所说：“有人把无情对称作无情联就错了，因为既联就不是无情，而是有情的。无情对只对不联，上下词语是孤立的，毫不搭界的。如白菜；青衣。文竹；武松。热土；冰心。酵母；济公。诗眼；画皮。”无情对是对仗律发展的另一个极端，作为文字游戏独特的文学艺术，也有她消遣娱乐怡情益智，特别是训练反向思维，多向思维方面的实用功能。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诗钟”之类。乔应甲作品中不涉及此类，故从略。

实际上，对联与联语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限，也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换句话说对联中就有不少失律犯忌的作品，而联语中也有讲求词语对偶声调部分和谐的，即半对半不对的。所以，从广义的概念上说来，对联也是联语，是联语遵循对仗律的升华。当然，这又不等于说，凡对联都高于联语，其实，对联中不乏平庸之作，而狭义的“联语”中也常常会有精萃传世之偶句。这全看作者构思立意谴词造句的水平了。

对联，对语与联语，虽然各自有不同之处，但她们之间又有许多相通之处，集中表现在三个共同的、且是突出的、独特的基本特点，这就是：一、都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二、都由字句对等的两行文字组成；三、都以独立存在为标志。所以，我们姑且把她们统称为“两行文学”，或曰“偶句文学”。这种两行文学，完全不同于小说、散文、戏剧，也不同于诗词歌赋之类，而是一种形式特别、用途之泛的独立的文学艺术形式。

两行文学的起源与渗透

两行文学的起源，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思维条件。人类的，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华民族的偶性思维，对称思维，或曰双向联想思维，哲学意义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由此及彼的思维。马克思曾经说过：“语言与思维同古。”因此，这种偶性思维应该与人类语言同步进化。没有这种偶性思维，就不会有两行文学。第二，汉语言文字条件。汉语是以音节为最小单位的，汉字是音节文字，一个音节就是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语言与文字完全同步，唯此，才能做到两行文学的语音文字双双对偶。这是外国拼音文字完全做不到的。第三，对偶修辞的形成。在以上两条件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对偶修辞手法。这样，一般的语言文字也就上升到两行文学的高度。

最早的两行文学，应当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劳动号子、祭祀、歌舞、占卜之类，可惜很难得到准确的资料。来自甲骨文中的“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中孚·六三》）应当算偶式排比的联语。来自远古时代神话传说而成为春联始祖的“神荼、郁垒”桃符，也当是独立的两行文学。

而足以让河东人民引以为自豪的是，最早的单独出现的真正意义的两行文学，大概非四千多年前舜帝的南风歌莫属了：“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尽管究竟是远古先民的口口相传，还是《孔子家语》的记载，甚或只是东汉末年王肃的伪造，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有文字记载作为独立的两行文学的联语滥觞对联雏形，却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当我们站在两行文学的高山之巅，俯瞰整个中华民族的汉语言文学时，一定会惊奇地发现：两行文学、广义的联语，竟然是无所不入无处不在地延伸与渗透于所有文学领域。在文中，她们是光闪闪，亮晶晶的珍珠精华；拈出来，她们就是活生生、响当当的名言警语。

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散文中，大多夹杂着许多优美的对偶句，诸如：

《论语》中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诗经》中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

《易经》中的“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礼记》中的“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老子》中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屈原的《离骚》中更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对偶句，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史记》中也多有对偶句，如“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两汉时期兴盛的半诗半文的“赋”与后来的“骈体文”，文中更多地出现大量整齐优美的对偶句。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划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最具代表性的赋当数唐初王勃的《滕王阁序》，除了极个别的字句外，全篇几乎都是由对仗极工整的偶句组成的，脍多人口的名句比比皆是。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由魏晋南北朝滋生而至唐代发展到高峰的律诗中中间两联，包括绝句，更是把对仗句发展到极致，所以人们常把对联称为“诗中之诗”。如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到了宋代，比律诗更自由的词发展到高峰，对偶文句也出现更为灵活多样的千姿百态。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及至元代，更加口语化的曲又取代了词的高峰，对偶文句也更多加进了复子、叠字、俚语、谐趣。如关汉卿的《黄钟煞》：“我却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谁叫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扳的是章台柳。”

到了明清时代，章回小说又兴盛起来，除了篇目标题几乎全是由对偶句组成外，文中也大量出现对仗句。如《红楼梦》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水浒传》的：“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儒林外史》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笔者还真不知道哪个文学艺术的领域，看不到两行文学的影子！

两行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两行文学，成为文学艺术独立文体的两行文学，应当是明代发展起来的，其标志有二：一是对联的普遍应用，对联名称的出现，对联专著的产生，如嘉靖年间李开先的《中麓山人拙对·续对》。二是用两行文学、联语、对联作为文学艺术进行全方位的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乔应甲的《半九亭集》。《半九亭集》共八卷，七、八两卷以律诗为主，间有部分联语，前六卷除少量记述文字外，全部是由两行文学、联语、对联组成的，广义的联语达到四千余副，合律的对联也有两千余副。乔应甲以联写史，以联论政，以联叙事，以联说理，以联警世，以联明志，以联绘景，以联抒情，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历史、为人、处事等包罗万象的七十多个篇目，几乎囊括了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

两行文学到清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联家专著的大量出现，如担当的《罔措斋对联》，李渔的《李渔全集·楹联卷》，俞越的《楹联录存》，王凯运的《湘绮楼联语》，钟耘舫的《振振堂联稿》，方尔谦的《大方联语辑存》等。另一方面表现在联话的盛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系列。

两行文学的真正繁荣时代是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楹联组织的蓬勃发展。随着山西省楹联艺术家协会的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全部建立了楹联组织。各市县、各乡镇、甚至各村的楹联组织也像雨后春笋般的诞生。中国的甚至世界的文学艺术界，恐怕再没有像楹联组织如此普及、如此庞大、如此具有凝聚力、战斗力。

二是楹联著作大量涌现。名家的楹联专者，一般爱好的个人联集，各楹联组织的楹联报刊，多如天上星星让人眼花缭乱。中国对联集成，各县卷、市卷、省卷也纷纷出版面世。

三是征联赛事如火如荼。各县的、各市的、各省的、全国的、企业的、单位的、各种各样的征联赛事活动此起彼伏，让人应接不暇。

四是网络楹联热火朝天。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网络楹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参与人数之多，兴趣之浓也是无与伦比的。

五是标语文章的联语铺天盖地。打开报纸、刊物，联语式的标题比比皆是。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号召发出后，联语潮更是席卷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机关学校、厂矿企业、大街小巷、各行各业、各乡各镇都在编撰适合自己的联语式行风业训、乡规民约。

六是联语式商业广告震耳眩目。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广义联语式广告在电视上、广播中、报刊杂志、大街小巷，大有铺天盖地之势，震耳眩目之情。

乔应甲《半九亭集》文体归属与文学艺术卓越贡献

当我们站在两行文学的高度上，回过头来再来审视乔应甲《半九亭集》作品的文体归属时，自然而然会水到渠成地得出准确的结论：《半九亭集》的作品，除律诗与极少数记述文字外，均属两行文学范畴，均属广义的联语，均属货真价实的对联与部分不合对联律的狭义的联语！

即使有些像似排比的句式，如“十问”“号呼”“四警”之类，其实也只是偶句的扩张，联语的集合，绝没有“清言小品”中的那些散文化的句子、单句式的排比。就连八卷中那些六言诗，也是由两副对仗联组成的。

《半九亭集》与所谓的清言小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散文与两行文学。小品从一开始就是散文，至今仍然是散文。至于所谓的“清言小品”，即使其中有大量的对偶文句，也改变不了它散文的本质特征。而《半九停集》则不同，她绝不是散文，而是千真万确的两行文学专著，货真价傎的广义联语专著，对联发展阶段与联语尚无严格界限的对联专著。也就是说，乔应甲的《半九亭集》在主观意识上是在创作对联，而不是在写“清言小品”。在联语与对联的区别上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

乔应甲《半九亭集》对文学艺术的卓越贡献，首先表现在打破了楹联“附庸”的地位，堂而皇之登上了文学艺术大舞台，而且以主角身份唱大戏，唱本戏。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育新先生在阁老故里考察时明确指出：“乔应甲《半九亭集》改写了中国楹联史。”曹克定先生在《读乔阁老“偶感”联》一文中指出：“乔应甲对联坛的贡献，就是第一个把对联摆在了文学的正位，是为数不多的用对联形式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如此全面内容借重对联表现出来，就已经在文坛上把对联艺术推上了很高的地位。”（《对联》2008.8）。

乔应甲《半九亭集》对文学艺术的卓越贡献，更表现在整个作品内容上的襟怀博大意境高远上。乔应甲利用对联（广义的联语）大胆抨击腐败时政，无情揭露丑恶现象，深刻反映民生疾苦，透彻剖析人生哲理，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已任的崇高志向，展现出作者深邃的思想境界与博大的志士情怀。朴素的民本思想贯穿着《半九亭集》的始终，也代表着乔应甲最基本的人生观、道德观。《半九亭集》对联内涵之丰富，思想之深刻，洞察之敏锐，说理之精辟，个性之鲜明，意境之高远，在古今对联著作中都是很少能看到的。

乔应甲《半九亭集》对文学艺术的卓越贡献，也表现在对联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发挥上。《半九亭集》中的对联，从五言到十五言，从单句联到多分多句联，自成一套协调的声律系统，堪为联界声律大师。特别是其中的78字长联，从句中声律到句脚平仄都成熟得无可挑剔，可以说正是长联马蹄格的滥觞鼻祖。《半九亭集》对联修辞手法之多样，艺术水平之高超，灵动自对之多姿多彩炉火纯青，艺术思维之高雅精美超凡脱俗，对联创作理论之灼见真知，在古今联坛上也都是无与伦比的。

鉴于乔应甲在两行文学、广义联语以及对联文学艺术上的卓越贡献，笔者认为，对于乔应甲在古今联坛上的历史地位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中华联圣”乔应甲是当之无愧的！

联坛泰斗乔应甲

蒋有泉

生活于我国明朝末期的乔应甲，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大政治家、当之无愧的大文学家、名副其实的联坛泰斗。

乔应甲在世的近七十年间，正是明王朝帝阙昏暗、阁党纷争、弊祸深沉、风雨飘摇的没落时代。而他身负高官大吏之命，依然努力整肃纲纪、反贪惩奸、革故鼎新、为民请命，不遗余力地尽到了扶国安民、力挽狂澜的政治责任，做下了诸如参倒大贪官李三才、当庭公审杖毙恶霸曹国舅、力杜贿赂门道、解助工银，揭抨党争、个人一次救济灾民幼子1400余人、捐资疏浚涑水河等一连串奇行高义之事，被百姓称颂为是“乔青天”。他的政治主张、为官之道，以及务实求真的作风，展示了他公勤仁爱、清廉刚正的风范，成为一位明末时期不可多得的名臣、政治家、改革家。

在此期间，乔应甲以文养志，以文述怀，始终笔耕不辍，成就了洋洋数百万言的等身宏著。其横溢的才华，当时无几人可匹，堪称一代文豪、斯文榜样。尤其是他的《半九亭集》，更充分地彰显了他在诗联方面的造诣、学养和文采，从而确立了一代联宗的地位。

初读乔应甲《半九亭集》中的对联，我不禁心动眼亮，既为其数量之多而惊叹，更为其质量之高而倾倒。再读、又读，反复品味之后，诸多感悟便油然而生。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他的对联，立意高远通达、光明正大。所以他所撰的对联，绝大多数合时、合国、合民之用。他的时政联、评史联、人生联、山河联，无不褒扬忠义仁爱真善美，贬抑贪奸卑鄙假恶丑。若以他对联的主题而论，乔应甲应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人民联家。

联品从人品，一副对联的立意是作者思想境界、人格素养的反映。乔应甲爱国亲民，刚正耿直，品德高尚，情趣超逸，且怀有莫大的抱负，所以他的对联，上符自然大道，下合万众之心，遂成为传世佳作，为人所传诵
。

其二，通过乔应甲的对联，我们可以认为，最迟在明朝，对联已成为中国文坛上一个完全独立的文学样式。而在明朝当时，它还应该是主流文学之一。要不然，象乔应甲这样一位庙堂重臣、文坛巨擘，不可能专著《半九亭集》，写出五、六千副高质量的对联来。

其三，乔应甲的对联，明白地告诉我们，对联有格律，并且早已形成。尽管历来无明确的文字记载，但起码在明朝，一些抱认真态度的文人，就已然是心中有数、笔下有谱，他们莫不遵循公认公为的联律来写对联。否则的话，乔应甲所撰的五、六千副对联，就决不会如此符合联律。尽管他也有一些不合当今联律标准的作品，但那毕竟是少数，而其大多数作品，即便以今天的联律通则加以衡量，也中规中矩，无可挑剔。通过他的联作，我们反过来也得以证明，中国楹联学会所颁布的《联律通则》，正是尊重历史、尊重前人、与早已实际存在着的联律相因相承的归纳性文件，是完全可行的。

其四，文艺作品要发挥社会功能，就必须用形象思维来创作，使作品美奂美仑，令人百读不厌，牢记于心，从而欣然接受作者所宣扬的道理和真善美情感。乔应甲的对联，立意高远，谋篇得法，布局合理，賦、比、兴等多种修辞方法并用，语言优美活泼自然，所以，他的对联能打动人心，能发挥社会教化作用，能流传于世。如果一副对联，主题虽然健康，但两行文字却如同政治口号，毫无联趣联味，使人一看便同嚼蜡，那还能起到什么作用，还有什么社会价值可言。

最后一点感悟是，对联以短为难、为贵。对联是截句之截、诗中之诗，素以短小精炼为特点，更以其易读、易记、实用性强而行于世，千年不衰。通观乔应甲的对联，皆是短联，几无长联。我认为他是深悟了对联真谛的，是真正的联坛圣手。他才是维护对联文学样式、实践对联创作、发扬对联社会教化传统的联圣。

当前，有一些同志热衷于作长联，动辄百言、千言甚至万言，欲与髯翁试比长。但总鲜见成功之作。更有甚者，为别人作嵌名联，竟也长达百余字，真令人哭笑不得。作嵌名联，有很多讲究，其中很重要的讲究就是必须是短联，且以七言以内的单句联为佳。

当然，长联也有精品，也有传世之作。但毕竟不如短联凝炼，贴近生活，能满足社会需要。且因其长，难为大众所记忆，难以发挥对联的社会功能。而乔应甲的对联，精短简约，情理至深。又因其短，便好领会、好记诵。品读乔联，令人既可饱一时之眼福，又能益一生之身心。乔应甲的短联，成就弥高，功莫大焉。